生活与艺术的交集在哪里？对格斯·富兰克林来说，坐标可以用精度GPS绘制出来，艺术与生活在长岛的一个飞机棚里碰撞。12幅超大的画作现在挂在这里，透过乳白色窗户射入的光线投下阴影。为了阻止摄像机窥探的眼睛，飞机棚的大门一直紧闭。12幅逼真的人祸图像被铁丝悬挂起来。在格斯的敦促下，画作得到悉心照顾，以确保不会对作品造成损害。前有奥布莱恩政治迫害式的武断行为，格斯深信，他们除了骚扰受害人，其他什么也没做。他可不愿意担上破坏艺术家宝贵财产的罪名，或者失去一次辛苦得来的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现在和一个跨司法管辖区的小组站在一起，包括探员、航空公司和飞机厂商的代表，在一起研究这些画—不是为了鉴赏它们的艺术门第，而是作为证据来研究。他们自问，这些画里有没有可能存在线索，能消灭九条人命和一架百万美元造价的飞机？这是个超现实的练习，由于他们所站的位置而更加人心惶惶。空间的中央架起了几张折叠桌，技术人员在桌上陈列空难的残骸。加上这些画，现在空间里有种张力—残骸与艺术之间的推拉感，让在场男女的心里都有种始料未及的心理斗争。不知怎么的，证据也变成了艺术，而不是相反。
格斯站在最大的一幅作品前面，铺展了三面画幅。最右端是一个农舍，最左端，龙卷风已经成形。中央，一个女人站在玉米地的边缘。他研究着参天的玉米秸秆，眯眼看着女人的脸。作为工程师，他发现自己不懂艺术—艺术的理念是，对象本身（画布、木头和油画颜料）不是重点，反而是某些通过暗示、材料、颜色和内容叠加引起的无形体验。艺术不存在于画作本身，而存在于观看者的头脑里。
但连格斯都不得不承认，房间里现在有种心绪不宁的力量，大规模死难的魔影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来自图像的数量、规模与性质。
正是对这一想法的承认，让他对一件事恍然大悟。
每幅画里都有一个女人。
所有女人都有同一张脸。
“你怎么看？”外资办的海克斯探员问他。
格斯摇摇头。人心的本性就是寻找关联，他想。然后玛茜过来告诉他们，潜水员们找到一些东西，他们相信就是失踪的残骸。
房间里爆发出话语声，但格斯仍盯着一幅溺水画作，在摆满晾干残骸的飞机棚里。一个是真的，另一个是虚构的。他多么希望发生死亡的是绘画，现实是虚构的。但之后他点点头，穿过飞机棚，走向安全电话。他想着，每项搜索工作中都有一个时刻，你感觉搜寻永远不会结束，然后它就结束了。
梅伯里探员配合海岸护卫艇的工作，使他们找到了残骸。他告诉格斯，潜水员已经头戴头盔式摄像头，部署完毕。反馈信号会通过安全通道传输给他们，通道已经就位。一小时后，格斯坐在飞机棚内的一张塑料便桌旁。过去的两周，他几乎都在这里吃饭。小组的其他成员站在他的身后，用泡沫塑料杯喝着“邓肯甜甜圈”家的咖啡。梅伯里通过卫星电话线直接与海岸护卫艇对话。
“反馈信号应该正在连接。”他说。
格斯调整显示器的角度，尽管他从理性上知道，这对加速连接没有任何帮助，这是找点事做的紧张心态。显示画面一度只有一个没有连接的视频窗口—反馈信号缺失。然后突然跳出了一个蓝色信号，不是海洋的蓝，而是某种像素的电子蓝，然后蓝色调被水下镜头无声的绿色替代。潜水员们（格斯听说共有三名）都在用头戴装置投射光线，视频有种奇异的手持画质。过了片刻，格斯才适应方向，因为潜水员们已经非常接近类似于机身的东西—一块划损的白色壳体，被貌似红色粗线的东西一分为二。
“那是航空公司的标志。”罗伊斯说，他给他们展示一张飞机的照片—“鸥翼”标志用红色斜体字印在飞机的侧面。
“我们有过通讯吗？”格斯问房间里的人，“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识别号码。”
接着是一阵混乱，他们在尝试联络海岸护卫艇上的人。但等话传到潜水员那里时，他们已经移开了。他们继续漂浮，在想办法—格斯凭直觉就能知道—进入飞机的后部。他们经过左翼时，格斯能看到它已经因为受到猛力而折断了，裂口周围的金属扭曲呈弧角。他望向放在飞机库地上的部分机翼，挨着卷尺网格。
“机尾不见了。”罗伊斯说。格斯回头看屏幕。白光正扫过飞机的机身，缓慢地一顿一顿地进入，因为潜水员在踢脚蹼。喷气飞机的后部不见了，飞机斜插在泥沙里，所以锯齿状的裂口被掩埋了一半—被自然吞噬的机器。
“不，”航空公司派来的女人说，“在那儿，不是吗？远处那里？”
格斯眯起眼看屏幕，相信自己可以辨认出光线边缘处的一丝闪光，倾斜的人造形状，在洋流里缓慢摇摆。但之后潜水员的摄像头转向，他们现在看到飞机后部的窟窿，随着摄像头俯仰向上，整个机身首次完全显露出来。突然间，他们有了全景。
“我看到一个撞击缓冲区。”一名工程师说。
“我看到了。”格斯说，他想阻断推测。飞机需要被吊起来，运回这里做全面检查。幸运的是，陷得不算太深。但预计下周又将有一场飓风，大海已经变得变幻莫测，所以他们的行动要快。
一名潜水员出现在摄像头前，在踢腿。他指向飞机后部的黑暗之处，然后指指自己。摄像机点点头，跟随潜水员转身。
格斯坐到椅子前部，知道这一刻的力量。
他们在进入坟场。
如何形容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呢？那些不是我们自己的经历。在看了这么多小时的电视之后（几天，几周）—晨间脱口秀，日间肥皂剧，晚间新闻，然后进入黄金时段（《单身汉》《权力的游戏》《美国之声》）—在钻研了十年的深夜主播秀的病毒视频和朋友发来的幽默搞笑视频网站的短片之后，如果观看它们的体验是一样的，我们要如何分辨二者的区别？在同一个房间的同一个设备上看着双子塔倒塌，然后又用它来看马拉松式连续剧《人人都爱雷蒙德》。
你会陪你的孩子看一集视频《爱心熊》，然后在夜里晚些时候（孩子们睡觉之后），再用它来搜索业余夫妇爱好者触犯好几个州的法律的自拍视频。用你的办公电脑与阿克伦办公室的贾恩和迈克尔开视频会议（关于新的工作时间表协议），然后再（违背你的直觉）点开一个内嵌链接，进入视频。当观看体验是一样的时候，在屏幕前或站或坐，或许在吃着一碗麦片，或许一个人，或许和别人一起。但是，无论如何，总有一部分的自己仍扎根在日常的苦役中（为截止日期而惆怅，试图决定之后的约会中要穿什么），我们在大脑里如何区分这些东西？
按照定义，看与做是不一样的。
一个身处海平面45米以下的潜水员，他的氧氮水平由调节器控制，他被修长的湿衣紧紧包裹，脸上戴着面镜，双脚以稳定的节奏踢水，只能看到头灯照到的东西。他能感受深水的压力，需要尽量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先前机械而无意识的生理机能，现在需要慎重与努力才能做到。他要配重—真的是佩戴铅块—来维持身体的中性浮力，否则身体会浮上水面，这样会让肌肉紧张，感觉胸膛里的气不够呼吸用的。这一刻没有客厅，没有工作上的截止日期，没有必须盛装打扮去参加的约会。这一刻只与正在体验的现实相连。这才是，现实。
而格斯只不过是另一个坐在显示器前的人。即便如此，随着潜水员潜入载有死者的机械黑窟时，他还是发自肺腑地感觉到什么东西超出了他限定空间的现实，只能被形容为“惧怕”。
飞机的禁闭空间内更暗。连同机尾一道，在坠毁过程中丢失的还有后部的盥洗室和厨房，机身上有一段被挤压，是受到了冲击力的扭曲。在镜头的正前方，头灯的忽明忽暗中，前方潜水员的脚蹼在富有节奏地拍水移动。那名潜水员也戴着头盔，正是在那名潜水员模糊的光线中，开始出现第一个头盔，在它周围像光晕一样漂动的，是一团海藻般的头发。
头发只出现了一分钟，前方的潜水员就用身体挡住了它。在那一刻，每个观看屏幕的人都往右边侧身，想避开他。这是一个本能动作，理性的大脑知道是不可能的，但想看到被挡住的东西的愿望过于强烈，每个人都在统一侧身。
“走开。”梅伯里小声说。
“安静。”格斯打断他。
屏幕上，摄像头随着操作员的转头在摇摄。格斯看到机舱的木隔板已经碎裂，几处地方都有翘曲。一只鞋漂过去，一只孩子的球鞋。一个女人在格斯身后飞快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它们出现了，剩下五名乘客中的四具尸体，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女儿瑞秋以及本·吉卜林，在徒然地浮动，想挣开加强的尼龙安全带，尸体都已肿胀。
保镖吉尔·巴鲁克的尸体不见踪影。
格斯闭上眼睛。
等他睁开眼时，摄像机已经经过乘客的尸体，在面对变暗的厨房。前方的潜水员转过身来，指着什么。摄像机操作员得往前游才能看到。
“那些是—那些小孔是什么？”梅伯里问，格斯也探身往前。摄像头靠得更近，放大门锁周围的一组小孔。
“看起来像—”一名工程师说，然后话音停住了。
弹孔。
摄像头拉得更近，借着水里的光线，格斯能辨认出六个弹孔，其中一个打飞了门锁。
有人朝驾驶舱门胡乱开枪，试图进入。
这些子弹打中飞行员了吗？所以飞机才会坠毁？
摄像头离开驾驶室门，移向右上方。
但格斯仍保持专注。有人打花了驾驶室门？是谁呢？他们闯进去了吗？
然后摄像头发现了什么，让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倒吸一口冷气。格斯往上看，见到詹姆斯·梅洛迪机长，他的尸体被压缩空气抵在前部厨房圆形天花板的袋状空间里，在反锁的驾驶舱门外。
1965年3月6日—2015年8月23日
他见过一次“20世纪杀人狂魔”查理·曼森，那是詹姆斯·梅洛迪的母亲讲的故事。“你才两岁，查理把你抱在腿上。”那是在1967年的加州威尼斯，詹姆斯的母亲达拉持过期旅行签证，从英格兰的康沃尔过来，她从1964年起就在这个国家了。“我和披头士一起来的，”她以前常说，“尽管他们是从利物浦来的，搭的是另一班飞机。”她现在住在西木区的一套公寓里。每次詹姆斯在大洛杉矶地区的任何一个机场做短暂停留时，像伯班克、安大略、长滩、圣塔莫尼卡等，都争取去看望她。
深更半夜，几杯雪莉酒下肚后，达拉有时会暗示查理·曼森是詹姆斯的生父。但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4年的10月来到洛杉矶，我们在大使酒店的大堂相遇。”
詹姆斯已经学会不去理睬，到了50岁，他已经听天由命。不知道自己生父的真实身份也无妨，那只不过是生活中又一个伟大的奥秘。詹姆斯是神秘的信徒，但他不像他的母亲，她但凡遇见一个幻影般的意识形态，都会瞬间完全皈依。他是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方式去相信，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站不住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
作为一名飞行员，詹姆斯见识过天空的广阔。他在狂暴的天气中翱翔过，他与灾难之间没有别人，只有上帝。
爱因斯坦还说过这么一句话：“人类的精神越是进化，我就越是确定，通往真实虔诚的道路不在于对生活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以及盲目的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争取。”
詹姆斯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忠实粉丝；一个前专利审查员，悟出了相对论。詹姆斯的母亲在乌烟瘴气的灵性学说中寻找生命奥秘的答案，詹姆斯则更倾向于认为，每个问题最终都可以用科学解答。举个例子，“为什么会有东西，而不是一无所有”这个问题，对唯心论者来说，答案就是上帝。但詹姆斯更感兴趣的是宇宙的理性蓝图，小至亚原子的层面。成为一名飞行员需要高等数学知识与科学理解，成为一名宇航员（詹姆斯以前幻想的职业）更是需要这些。
在中途停留期间，詹姆斯·梅洛迪总是在读书。他会坐在亚利桑那州酒店的泳池旁，翻阅着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书；或者在柏林夜店的吧台吃饭，一边读着社科文献，比如《魔鬼经济学》。他收集事实与细节。事实上，这就是此时他正在西木区的餐厅里做的事情，一边读《经济学人》，一边等他的母亲。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8月清晨，室外28摄氏度，东南风时速16千米。詹姆斯正坐着喝加冰含羞草鸡尾酒，读着一篇文章，关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的一座农场诞生出的一头红色母牛。这头母牛的诞生让犹太教徒和原教旨主义基督徒都哗然了，因为《旧约》和《新约》都告诉我们，只有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建成第三圣殿，新的救世主才会出现。而且众所周知，只有用红色母牛的骨灰净化土地之后，才能开始建第三圣殿。
文章解释说（但詹姆斯早就知道），《旧约》第四卷《民数记》十九章第二节里教导我们，“你晓谕以色列的孩子，让他们给你带来一头没有斑点的红色母牛，没有瑕疵，从未上过牛轭”。这只动物必须未曾用作劳作。在犹太教的传统里，一头红色母牛的必要性在圣经律法里被援引为典型的例子，没有明显的逻辑。因此这项要求被视为绝对的神圣起源。
记者写道，《经济学人》刊登这个故事不是因为它的宗教意义，而是因为它重新激起了圣殿山所有权这个敏感问题。他们援引了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意义，但没有对原教旨主义主张的宗教效力做出评论。
詹姆斯读完文章后，把它从杂志上撕了下来，仔细地叠了三次。他打手势叫住一位路过的侍者，请他把它扔进垃圾桶里。把这篇文章留在杂志里有危险，因为她的母亲会顺便拿起来，看到文章，然后开始扯一堆题外话。上一次离题让她掉进山达基教1的兔子洞里九年之久，这期间她谴责詹姆斯是个自我压抑的人，并切断了所有联系。他对此倒是无所谓，只不过他会担心。几年后，达拉重新冒出来，健谈又热情，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詹姆斯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时，她只是说：“噢，那些傻瓜，他们表现得好像无所不知一样。但《道德经》告诉我们，了解别人是智慧，了解自己是觉悟。”
詹姆斯看着侍者消失在厨房里。他有种想跟上他的冲动，确保文章真的被扔掉了—事实上，他真希望自己告诉侍者，去把它埋到其他垃圾的下面，或者他自己应该把它撕成无法阅读的小碎片—但他还是忍住了。最好别去理会这些强迫症患者的冲动，他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明白这个道理。文章没了，眼不见为净，摸不着了，这才重要。
时间刚好，因为他的母亲这时骑着她的文图拉四代电动代步车过来了，四代可以调整角度，有三角洲车头手柄（当然是大红色的）。她顺着残疾人坡道下来，看到了他，然后招手。她驶近时詹姆斯站起来，她操纵车子经过用餐的人（他们不得不移动座椅让她通过）。他的母亲既不肥胖（其实恰恰相反，她的体重还不到80斤），也没有残疾（她走路没问题），她只是喜欢消防车当代步车的张扬，因为它带来重要感。这从她刚才的入场方式就能看出来，餐厅里的每个人都得起立，调整座椅，就好像恭迎女王入场。
“嗨，怎么样啊？”詹姆斯为达拉拉出一张座椅时，她说。她不费力地站起来，接过椅子。然后她看到他的含羞草鸡尾酒时，问：“这是什么？”
“是含羞草。你想要吗？”
“好，来一杯。”她说。
他示意侍者再拿一杯来，她的母亲把餐巾纸放在膝上。
“怎么样？告诉我，我看起来棒极了。”
詹姆斯笑了。
“确实。你看起来很棒。”
有一种语气，他只用在她身上。一种缓慢耐心的说明语气，就好像在跟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孩子说话。她喜欢这样，只要他表现得不要太明显，达到高人一等的程度。
“你看起来很结实，”她说，“我喜欢这个小胡子。”
他摸摸它，意识到她从没见过他留胡子。
“有点儿像演员埃罗尔·弗林，嗬？”他说。
“不过太灰白了，”她带着一丝坏笑提出，“或许该擦点黑鞋油。”
“我想这让我看起来与众不同。”他轻松地说，这时侍者给她拿来喝的。
“你是个万人迷，”她告诉他，“再喝一杯吧，我都渴死了。”
“是，夫人。”他出神地说。
几十年来，詹姆斯开始将他母亲的英国口音称为“纯粹的矫揉造作”。就像美国名厨茱莉亚·查尔德一样，她身上也有一种庄严感，能让口音变得贵族化，比如：我们就是这么说话的，亲爱的。
“我研究过特色菜了，”他说，“听说这里的意式烘蛋无与伦比。”
“哦，好。”她说。她最喜欢的就是吃顿美食。我是个感官主义者，她告诉别人。这话如果是25岁的她说出来，听起来会性感有趣，但现在—70岁了—听起来就有些不对劲。
“你听说红母牛的事了吗？”他们点菜后，她问他。他有一瞬间的恐慌，觉得她不知怎么看到文章了，但之后他记起，她每天24小时收看CNN频道，他们一定对此做了报道。
“我看到了，”他告诉她，“我很激动，想听听你的看法，但我们先聊点别的吧。”
这似乎安抚了她，也说明她还没有完全与这个故事连通一气，就像插头连到插座上一样，汲取电力。
“我开始吹口琴了，”他说，“想挖掘下我的音乐基因。尽管我不确定根基这个词对不对—”
她把她的空杯子递给侍者，他刚好及时拿来第二杯。
“你的继父吹口琴。”她告诉他。
“哪一个？”
她要么没有听出他的讥讽，要么就是故意置之不理。
“他很有音乐天赋。或许你是从他那儿遗传来的。”
“好像不能那么遗传吧。”
“好吧，”她说，抿了一口她的鸡尾酒，“我一直觉得那个有点傻气。”
“口琴吗？”
“不是，是音乐。老天知道，我与不少音乐人交往过，我为滚石乐队主唱米克·贾格尔做的事情，连妓女都会脸红。”
“母亲。”他说，一边环顾四周，但他们与其他用餐者的距离足够远，没人扭头侧目。
“哦拜托，别这么假正经。”
“好吧，我是喜欢的。喏，口琴。”
他从夹克口袋里拿出来，递给她看。
“它很轻便，对吧？所以我可以走到哪儿都带着。有时我打开自动驾驶仪，在驾驶舱里悄悄地吹。”
“那样安全吗？”
“当然安全。为什么不—”
“我只知道，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不能开机。”
“那个—他们已经改规矩了。还有，你的意思是，口琴的声波会冲击制导系统吗？还是—”
“好吧，现在—那是你的领域，我不太理解技术上的事情，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他点点头。三个小时后，他被安排驾驶一架OSPRY飞机去泰特波罗，接上一位新的机组成员。然后短程飞行到玛莎文雅岛，再飞回来。他已经在市中心的苏荷馆订了一个房间，停留一夜，然后明天飞去台湾地区。
他的母亲已经喝完了第二杯。“他们给的酒也太少了，亲爱的。”然后她要了第三杯。詹姆斯注意到她的右手腕上有一条红绳—所以她又回归卡巴拉教了。他不需要看表都知道，从她抵达到现在，只过去了15分钟。
当他告诉人们，他在“世界末日教派”的环境里长大时，他只是在半开玩笑。他们—他和达拉—在那里住了五年时间，从1970年到1975年，那里就是北加州一个六英亩大的围屋区。那个“世界末日教派”就是上帝诫命复兴教（后来被简称为“复兴教”），由杰·L﹒贝克大师运作。杰·L以前常说，他是面包师，他们是他的面包。当然，上帝是做出他们所有人的面包师。
杰·L确信世界会在1974年8月9日灭绝。他在一次漂流中有过幻视—家养宠物都朝天堂漂去。回家以后，他查阅经文—《旧约》《启示录》《诺斯底福音书》，他开始确信《圣经》里存在一个密码，一条隐藏信息。他越挖越深，在宗教典籍的页边空白处做的笔记越多，在他的台式旧计算器上敲出的数字越多，他就越是确定，那是一个日期—灭绝日期。
世界灭绝。
达拉在嬉皮街遇上杰·L，他有一把旧吉他和一辆校车。他的追随者刚好是11个人（很快就要增长到近100人），多数是女的。杰·L是个英俊的男人（在他浓密的毛发下），而且他天生有一副演说家的嗓音，深沉而悦耳。他喜欢让追随者以交织圆圈的方式集合，就像奥运会的标志那样。于是一些人就会面对面坐着，他在他们中间踱步，一边阐述他的教义。他说当灾难开始时，只有最纯洁的灵魂才会上升。他眼中的纯洁有很多种意思。它意味着，一个人每天至少祈祷八个小时，一个人要投身于辛勤劳动中并照顾他人。它意味着，一个人不能吃鸡肉制品和与鸡相关的产品（比如鸡蛋），只能用手工肥皂洗澡（有时用桦木灰洗脸）。追随者必须让自己被纯音环绕—直接来自声源的声音，录音材料、电视机、收音机和电影都不行。
达拉有一阵子喜欢这样，喜欢这些规矩。她本质上是个探寻者，她自称寻找的是开悟，但实际上她想要的是命令。她是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迷失的女孩，有个酗酒的父亲，她想让人告诉她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做。她想在夜里上床睡觉时知道，一切都有意义；世界之所以这样，有它的原因。尽管当时还小，詹姆斯记得他的母亲激情四溢地采取这种新的公社生活方式，她不顾一切地投身进去。当杰·L决定孩子们要被集体抚养，并建造出一座托儿所时，他的母亲毫不犹豫地就让詹姆斯加入了。
“所以你现在是在这里定居了，还是怎么着？”他的母亲说。
“我在这里定居了？”
“我根本记不清，你来来去去的。你有家庭住址吗？”
“我当然有，在特拉华州啊，你知道的。”
“特拉华州？”
“因为税收的原因。”
她做了一个怪相，就好像那样考虑问题低人一等似的。
“上海是什么样的？”她问，“我一直觉得上海很神奇。”
“人头攒动，每个人都抽烟。”
她带着某种无聊的怜悯眼光看他。
“你从来都没有惊奇感。”
“那又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只不过—我们被放在这个地球上，是为了陶醉在威严的创造中，而不是为了税收原因住在特拉华州。”
“只是名义上住在那里，我住在云层里。”
他这么说是为了让她高兴，但此言不虚。他大多数美好的记忆都在驾驶舱里，见到颜色的本质，光线在地平线附近折射，克服一场暴风雨云幕时飙升的肾上腺素。然而那有什么意义？他的母亲一直会问这个问题。那都有什么意义？但詹姆斯不操心那个问题。他从内心深处知道，什么意义都没有。
一次日出，一场冬季暴风，鸟以完美的V形飞翔，这些都是本来如此的事物。宇宙内在崇高的真相就是，不管我们是否见证，它都存在着。雄伟与美丽，这些是我们投射的特质。风暴只是一种天气，日出只是简单的天体运行。不是说他不欣赏它们，只是他不向宇宙要求更多的东西，存在已经足够，始终如一地运转已经足够—重力就按重力的规则作用，升力和拉力都是常量。
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所说：“我在自然中看到的是一个杰出的构造，我们对它的理解并不完美，一个习惯思考的人还必须怀有谦卑的感觉。这才是一种由衷的虔诚意识，与神秘主义无关。”
他步行送母亲回公寓。她在他的身旁骑车，一边向她认识的人招手，像一条乘坐假期游行花车的美人鱼。在门口的时候，她问詹姆斯什么时候再回来。他告诉她，下个月他在洛杉矶有个中途停留时间。她告诉他要留意天兆，红母牛已经在圣地诞下。这件事本身还不是天意的证据，但如果征兆增多，那他们就要做好准备。
他在大堂里与她告别。她可以把车开进电梯，然后直接开进公寓。她说，稍后她要参加读书会，然后和几个祈祷会的朋友吃晚餐。他离开前，她亲了亲他的脸颊（他弯腰下去接受，就像对待教皇或主教那样）并告诉他，她会为他祈祷。她说她很高兴，他是一个这么好的儿子，一个带母亲去吃大餐而且永远不忘记打电话的儿子。她说她最近总是想起公社来，他还记得吗，杰·L﹒贝克大师。他以前常说什么来着？我是面包师，你们都是我的面包。她告诉他，我就是你的面包师。我在我的烤箱里把你做出来，你可别忘了。
他也亲吻她的脸颊，唇上感觉到老年人桃子般的汗毛。在旋转门旁，他转过身来，最后一次挥手，但她已经走了，徐徐合上的电梯门内只剩一抹红色。他戴上墨镜，转身走进晨曦。
十个小时后，他就死了。
转向风—中等风力到大风—从云幕落向泰特波罗。他正驾驶着一架OSPRY 700SL飞机，机上载有索尼公司的四名高管。他们平安无事地降落，滑行着去迎豪华轿车。与往常一样，詹姆斯站在驾驶舱门口，祝下飞机的乘客们一路顺风。以前他有时会说，上帝保佑你（童年时不经意养成的习惯）。但他后来注意到，这句话让打领带的人不适，于是他换成更中性的说法。詹姆斯对自己身为机长的职责非常上心。
那是下午的晚些时候。他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消磨，然后是下一段航程，要快速地飞个短程到玛莎文雅岛接六个人。这一趟飞行，他驾驶的是OSPRY 700SL。他以前没有驾驶过这个型号的飞机，但他不担心，因为OSPRY是很得力的飞机。不过，他坐在机组成员休息室里等待时，还是研读了一下说明书。飞机全长还不到21米，翼展19.4米，它的速度能推进到0.83马赫，它能在满油状态下以最高时速891千米横跨美国。不过有付费乘客在飞机上，他绝对不会开得那么猛。说明书上说，它在13716米的高度达到极限，但他根据经验知道，那是个谨慎的数字。他能平安无事地把它拉高到15000米，尽管他想象不到有什么必要飞这么高。
1974年8月9日，那本该是世界灭绝的日子。他们“复兴教”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为此做准备。上帝告诉诺亚，下一次是大火，所以他们防备的就是火灾。他们学习了“倒地滚动”的消防安全技能，以防“被提”2漏掉了他们。杰·L在柴棚里与天使加百利通灵的时间越来越多。团体里的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暴食了十天，之后就只吃无酵面饼。外面的温度在显著地上升和下降。
在机组成员休息室里，詹姆斯查看主要的天气状况。就天气而言，他们在文雅岛附近的能见度很低，云底太低（60–120米），而且沿海地区有浓雾。风向是东北风，每小时24–32千米。詹姆斯根据气象学的基本知识知道，雾也只是一片云，它贴近地球表面或者与地球表面接触—不是陆地就是大海。简而言之，雾就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小水滴，但水滴太小，所以重力几乎不起作用，只能任由它们悬浮。最轻的雾或许只是一小缕；最浓的雾，或许有30米的垂直深度。
海雾向来浓重而持久，它会随着时间升起下落，却不完全消散。到达一定高度后，它就成了低矮的层状云台。在中高纬度地区（比如新英格兰），海雾主要在夏天出现。低能见度并不是飞行员面对的最糟糕的问题—舱内的平视指引系统可以让飞机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降落，只需知道跑道的GPS定位，平视指引系统把信号从机场的仪表着陆系统转换成跑道的虚拟图像，显示在监控器上。糟糕的情况是，如果在手动操作时风突然转向，飞行员会措手不及。
“你们勿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离。”这是《圣经》里说的话，这些话让杰·L﹒贝克深信，要集结他的信众，逃到加州尤里卡以外的森林里。那里有个废弃的老夏令营，没有供暖也没有电。他们在湖里洗澡，吃树上的浆果。杰·L开始冗长的演说，连续布道几个小时，有时一连布道好几天。他告诉他们，征兆无处不在，这一切都是启示。为了得到救赎，他们必须弃绝所有的罪，从心中驱除堕落的邪念，有时这包括折磨他们的生殖部位以及他人的生殖部位。有时要求他们拜访“告解室”—一栋木头外屋，炎炎夏日下的室内温度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他的母亲有一次在那里待了三天，咆哮着说魔鬼来索取她的灵魂。她是个通奸者，（可能）也是个女巫，和盖尔·西吉在一起时被人抓了现行。盖尔是奥海镇来的，以前是个牙医。夜里，詹姆斯会尝试偷偷给她递水进去，暗中穿过一丛丛灌木，把他的水壶从帐篷布上的一个小洞里塞进去。可他的母亲总是拒绝，她自己招惹是非，她就要耐住整个净化过程。
詹姆斯做了笔记，提醒自己在起飞前检查平视指引系统。如果可以的话，他会与进港航班上下来的机组成员聊一聊，口耳相传间对空中状况有个概念。尽管高空的变化太快，而且湍流旋涡到处乱跑。
等待的过程中，他小口抿着，喝完一杯爱尔兰早餐茶—他在随身行李中携带了锡纸包装的茶包。当他把茶杯举到唇边时，看到一滴血打破了茶的表面，形成涟漪，然后又是一滴。他的嘴唇感觉到湿润。
“糟了。”
詹姆斯匆忙走进男厕，用纸巾捂着脸，头歪向一侧。他最近总是流鼻血，一周大概两次。给他看诊的医生告诉他，是海拔的原因，毛细血管干燥加上压力。过去的几个月，他已经弄脏了不止一套制服。一开始他还会担心，但因为没有其他并发症状，梅洛迪就把它归咎于年龄了。明年3月，他就51岁了。他想，生命过半了。
他在卫生间里按压鼻子，直到止血为止，然后清理身上。这一次算他好运，衬衫和夹克上都没有血迹。于是詹姆斯回到休息室，又喝了一杯新茶，坐下时座位还有余温。
下午5点30分，他收拾好东西，走出去迎接飞机。
事实是，1974年8月9号，一切都没有结束，只有理查德·M﹒尼克松下台了。
他在驾驶舱内开始飞前检查，逐个检查每套系统。他首先检查文书工作—他一直是个坚持细节精准的人。他检查操作杆的运作，闭着眼睛聆听是否有不寻常的声音，感受是否有拉钩状况或叮当响动。右舷动起来感觉有点黏滞，于是他联系维修人员来看一下。然后他打开主导装置，在襟翼全开的状态下检查燃料水平。
“嗯，那个，给我一分钟就好。”他说，然后又出去了。
仪器检查完毕，詹姆斯爬下舷梯，绕着飞机走上一周，做目视检查。尽管这是个温暖的夏夜，他还是检查了外部有没有可能结冰。他寻找是否有天线不见，是否有凹痕、螺栓松开、铆钉缺失，确保飞机所有的灯都运转正常。他发现机翼上有几滴鸟粪，用手抹掉，然后评估飞机轮子着陆的情况—向左侧倾意味着后接口太低—检查机翼后缘，并且目测引擎。他既使用理性的左脑，在心里快速过一遍检查清单；又使用他直觉的右脑，开放所有感知力，去觉察飞机是否不对劲，但是没有。
回到驾驶舱内，他与机修工交换意见，机修工告诉他，已经给高程系统做过系统性检查。他与空乘艾玛·莱特纳聊了几句，他以前没有与她共事过。私人航线似乎都是这样，对于这么一份基础的低贱工作，她漂亮得超乎常理，但他知道这份工作报酬丰厚，而且女孩子能满世界地跑。他帮她放了几个稍重的包。她对他微笑，他能意识到那是友好的微笑，而不是在调情。然而她自身的美丽让人感觉就像地心引力—就好像自然设计出这个女人，就是为了将男人都拉向她，而且她也确实如此，不管她是否有意。
“今晚会很快的，”他告诉她，“应该在11点前能送你回城。你的本部在哪里？”
“纽约，”她说，“我在西村和另外两个女孩有个落脚的地方。不过我想她们现在已经飞走了—飞南非吧，也许。”
“好吧，我今晚要直接上床睡觉了，”詹姆斯说，“早上我在洛杉矶，昨天在亚洲。”
“他们就是把我们移来移去的，不是吗？”
他笑了。她不可能超过25岁。他一度在想，她会跟哪种男人约会，橄榄球四分卫和摇滚乐手—还在流行吧？摇滚乐？他自己基本上是独身一人，倒不是他不喜欢女人的陪伴，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无法忍受附带的复杂情况—一旦两个人在一起，马上就有了义务感，和对完全融合的期待感。他是一个50岁仍拉着手提箱生活的男人，他喜欢事物依照他的要求。他喜欢他的茶，他的书。他喜欢在异乡的土地上去电影院，在巴洛克式的旧世界剧院里看带字幕的美国现代电影。他喜欢走在鹅卵石的街道上，听着人们用方言吵架。他喜欢走下舷梯，踩在穆斯林的土壤上，感受热浪滚滚的沙漠空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他曾在日落时分飞过阿尔卑斯山，曾在巴尔干半岛的上空与雷暴奋力搏斗。在詹姆斯的脑海里，他是一颗人造卫星，优雅而自足，绕着地球的轨道运行，不去怀疑地实现它命定的意义。
“我们的副驾驶员应该是加斯腾，”詹姆斯说，“你认识彼得吧？”
“认识，他很可爱。”
“真遗憾。”
她笑了，露出牙齿。这就够了，能让一个美丽的女人微笑，能感受到她的注意，已经足够。他走进驾驶舱，再次检查系统，一边校验维修人员的工作。
“十分钟。”他高喊。
他在复查系统的时候，感觉飞机一偏。一定是那小子上来了，他心想。根据执勤人员花名册，他今天的副驾驶是彼得·加斯腾，一个天赋异禀的比利时人，喜欢在长途飞行中大谈哲学。詹姆斯一直喜欢和他聊天，尤其当他们深入到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领域时。他等待他重新走进驾驶舱。詹姆斯听到主舱内有低语声，然后像是一记耳光的声音。他闻声站起来，皱起眉头，几乎就要走到驾驶舱门口时，一个与预期中不同的人捂着左脸进来了。
“对不起，”他说，“我在办公室里被耽误了。”
梅洛迪认出他来—一个目光呆滞的小子，20来岁，领带歪斜，叫查理什么的。他以前和他飞过一次，尽管这孩子的技术表现不错，詹姆斯还是皱起了眉头。
“加斯腾怎么了？”他说。
“我来帮你，”查理说，“他也许胃疼吧。反正我接到一个电话，就来了。”
詹姆斯很恼火，但他不打算表现出来，于是他耸耸肩。这是管理部门的问题。
“好吧，你迟到了。我已经打给维修人员，驾驶杆有点黏滞。”
那小子耸耸肩，揉了揉脸颊。
詹姆斯能看到他身后的艾玛。她已经退回主舱，正在整理头靠上的亚麻织物。
“这里没什么问题吧？”詹姆斯问，更多的是问她，而不是问那个小子。
她用非常疏离的方式对他微笑，没有抬起眼睛。他看看查理。
“一切都好，机长，”查理说，“我只是唱了一首不该唱的歌。”
“好吧，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在我的飞机上，我不会容忍任何胡闹的行为。我需要打给管理部门，换个人来吗？”
“不用，先生。我没有胡闹，我只是过来做我的本分工作，没有别的。”
詹姆斯端详着他，这小子目光没有闪躲。虽然他有点痞气，但是他断定，还不算危险，他只是习惯用这种方式。他的帅气有点狡诈，有得州人的痕迹，很散漫。他应该不是个有计划的人，更多是随波逐流的那种。詹姆斯原则上并不介意，他对职员可以变通，只要他们听话做事。这孩子只是需要管教，其他没什么，詹姆斯可以管教他。
“那好吧，坐到你的座位上，继续保持控制。我想在五分钟内收起落架，我们要遵守时间。”
“是的，先生。”查理带着难以理解的嬉笑说，然后开始工作了。
然后第一批乘客登机，是客户和他的家人—他们踏上舷梯时，飞机在偏动—詹姆斯出面参与交谈。他向来喜欢与他运送的人们见面，握握手，把脸和名字对上号。这让工作更有意义，尤其是有孩子的时候。毕竟他是这架飞机的机长，要对所有生命负责。这感觉不像是一份苦差，更像一项特权。只有现代世界里的人相信，自己总是应该接受，但詹姆斯是给予者。人们试图对他过分关心时，他反而不知所措。如果他坐一次民航飞机，他也总是起身去帮空乘放行李，或者为孕妇乘客拿毯子。有人曾经对他说过，当你有益于人时，很难顾影自怜。他喜欢这个想法，他觉得为他人服务会带来幸福。正是自我的涉入才导致抑郁，才导致对事物意义不断增多的怀疑。这一直都是他母亲的问题症结。她为自己考虑得太多，为他人考虑得不够。
詹姆斯把自己塑造成她的反面。在任何情况下，他通常都会考虑他的母亲会怎么做—错误的决定是什么—这就让他看清自己应该怎么做。如此一来，他就把她当作一趟南行旅程中的北极星。这样校准自己的方向很有用，让他有依据的标准可做调整，就像小提琴根据钢琴调音一样。
五分钟后他们升空，向西起飞，然后倾斜掉头回到海岸线上。他向右移动驾驶杆时，感觉还是有点黏滞，但他把这个归因于飞机的特质。
第一夜，斯科特睡在缝纫室的一张沙发床上。他没有计划留宿，但当天新闻的余波让他感觉，埃莉诺或许需要支持，尤其是她的丈夫似乎失踪了。
“他工作的时候会关机。”埃莉诺说，尽管她的说话方式似乎表明，工作这个词实际上意味着喝酒。
现在是深夜一点左右，斯科特在半梦半醒间听到道格回来了，轮胎碾压在车道上的声音像是给他打了一剂肾上腺素。那就是原始的动物本能，在不熟悉的房间里睁开眼睛，很长时间不能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一架缝纫机放在窗户下面，机器在阴影里像个若隐若现的奇怪捕食者。楼下，传来前门关上的声音，接着他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脚步声慢慢靠近，然后在他的门外停下。又安静了，像屏住了呼吸。斯科特蜷缩躺着，很紧张，他是另一个男人家里的不速之客。他开始意识到在门外呼吸的道格，一个身穿工装裤的胡须男，喝了手酿的波本威士忌和微酿啤酒，醉醺醺的。窗外，蝉在院子里发出难听的喧闹声。斯科特想到海洋，那里满是看不见的捕食者。你可以屏住呼吸，潜入正在闭合的黑暗中，就像滑下巨人的喉咙；在你的脑中你甚至不再是人类，而是猎物。
道格转换重心时，过道里的一块木地板发出爆裂声。斯科特坐起来，盯着门把手，就像它是黑暗中一个铜球。如果它转动了，他要怎么办？如果道格醉醺醺地进来，准备打架的话，他怎么办？
呼吸，再一次呼吸。
不知在什么地方，空调的压缩机突然开始启动，一股低速通风的加压气流打破了魔咒，房子又是正常的房子了。斯科特听着道格走下过道，走向卧室。
他慢慢地吐气，才意识到自己在屏气。
早上，他带男孩出门去找石头打水漂。他们找遍河堤的地面，寻找光滑的扁平石头—斯科特穿着他的休闲鞋，男孩穿着小短裤和小衬衫，每只鞋都比斯科特的手还小。他给男孩示范该怎么站，要斜视看水，然后侧肩把石子抛向水面。男孩很长时间都做不到，他皱着眉头，试了一次又一次，明显很泄气，但他拒绝放弃。他闭着嘴巴咬住舌头，发出用力的声音，一半像歌声，一半像嗡嗡的哼声，他仔细地挑出自己的石头。第一次抛出两连跳时，他雀跃着拍手跳起来。
“不错啊，伙计。”斯科特对他说。
男孩受到激励，跑去收集更多的石头。他们在森林边缘一条荆棘丛生的河堤上，在哈得孙河的大转弯处。朝阳在他们身后，被树木挡住，正在升起，第一缕光线照亮了远方的海滨。斯科特踮脚蹲坐着，把手放在流水里。水凉爽清澈，他一度怀疑自己是否还会再去游泳，或者再次登上飞机。他现在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就是身体，肌肉紧张，血液在流动。他的四周，鸟儿不紧不慢地在隐蔽处彼此呼唤，只是在稳定地相互哄闹与尖叫。
男孩又大笑着扔出一块石头。
疗愈就是这样开始的吗？
昨晚埃莉诺进客厅来告诉他，有人打电话找他。斯科特当时跪在地上，正在和男孩玩卡车。
谁会打到这里来找我？
“她说她叫蕾拉。”埃莉诺说。
斯科特爬起来，走进厨房。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他问。
“宝贝儿，”她说，“不然钱有什么用？”
她的声音一沉，降到更亲密的调子上。
“告诉我你很快就会回来，”她说，“我现在啊，几乎所有时间都待在三楼，坐在你的画中间，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去过那个农贸市场？小的时候，我爸爸在文雅岛上有个院子，我在那个院子里吃着雪糕长大。好神奇啊，我第一次用现金就是去柯塞利先生那里买桃子，我当时6岁。”
“我在陪那个男孩，”斯科特告诉她，“我想他需要我。不过我也不确定，从儿童心理学上来说，又或许我在妨碍他。”
透过电话，斯科特听到蕾拉喝了一口什么。
“好吧，”她说，“买家在我这里已经排成队，要买下你在未来十年里画出的每一幅画。稍后我会和泰特现代美术馆谈谈今年冬天准备筹备一场个展的事。你的代理人给我送来幻灯片了，简直摄人心魄。”
这些曾经让他梦寐以求的话语，现在听起来就像天书。
“我得挂了。”他告诉她。
“等等，”她像猫一样说，“别跑啊，我想你了。”
“怎么回事？”他问，“你是怎么想的？我们两个的事。”
“我们去希腊吧，”她告诉他，“我在一处峭壁上有栋小房子，隔了六层空壳公司的关系，谁也不知情，绝对神秘。我们可以躺在太阳底下吃生蚝，天黑以后跳舞，一直等到尘埃落定再回来。我知道我应该对你腼腆一点，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人，这么难吸引他的注意。即使我们在一起时，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却相隔好多年。”
斯科特挂上电话后，发现JJ已经去了客厅的书桌旁。他在用埃莉诺的电脑，玩一款移动字母砖块的教育游戏。
“嘿，哥们儿。”
男孩没有抬头。斯科特拉来一张椅子，挨着他坐下。他看着男孩把字母B拖到匹配的方格上。上方有一只卡通虫子坐在一片叶子上。男孩拖动字母U，然后是G。
“你介意我—”斯科特说，“我能—”
他伸手去拿鼠标，移动光标。他自己没有电脑，但他在咖啡馆里看多了人们用笔记本，所以知道要做什么。
“我要怎么—”他过了一会儿问，更多是在自问自答，而不是在问男孩，“—搜索东西？”
男孩拿过鼠标，他专心地咬着舌头，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进入谷歌页面，然后把鼠标还给斯科特。
“很好，”斯科特说，“谢了。”
他打出“德沃”两个字—然后停下，不知道怎么拼。他清除这个单词，然后打出“红袜，视频，最长上场”，按下回车，页面正在加载。斯科特点开一条视频链接，男孩给他示范如何把窗口最大化，他感觉自己像个凝视太阳的洞穴人。
“你可以—我想你可以看。”他告诉男孩，然后点击“播放”。屏幕上，视频开始了。画质粗糙，颜色饱和度高，就好像—比赛不是用正常方式录制的—发布视频的人拍的是自家的电视屏幕。斯科特想象了一下，一个人坐在自己的客厅里拍摄电视上的一场棒球比赛，造成一种游戏中的游戏，画中画的感觉。
“德沃金—一记挥棒，打出一垒安打到中场。”广播员说。他的身后，人群的咆哮声经过电视扬声器的过滤，又被观看者的摄影机进一步压缩后，变得很吵。击球手走进击球区，他是个高大的印第安纳州人，留着门诺派教徒的大胡子。他做了几次挥拍练习。控制室里，他们把镜头切换给投手韦克菲尔德，他正在晃动松香袋。在他的身后，探照灯塔在屏幕的各个角落闪耀。这是一场夏季夜间比赛，30摄氏度，有西南风。
斯科特从格斯那里知道，德沃金从他们的飞机轮子离开跑道时开始上场。他现在想了想，飞机的速度，坐在折叠式座位上的空乘，以及私人喷气式飞机离开地面的速度比民航班机快多了。他看着德沃金击中一个低空偏外球。第一球。
摄影机移向人群，穿着运动衫的男人，戴着球帽和手套的孩子，在对着镜头挥手。投手铆足了劲。德沃金做好准备，球拍举在右肩上方。球被投出来了。斯科特点击鼠标，暂停画面。投球手定住，后腿抬起，左臂伸展。18米外，德沃金蓄势待发。斯科特从新闻里获悉，后面还有22记击球。18分钟的时间内投出22记球，投出一记又一记的界外球，投到看台上，或者被击回网里。缓慢拉长的棒球比赛，周日的一场比赛，球员在休息区里喋喋不休。投球手铆足了劲再次投球。
但现在，比赛被按下暂停键，定住了，球飘浮在半空中。22个投球，这场比赛已经是三周前的事了。但对第一次看的观众来说，屏幕上的事件就好像是头一次发生。就好像整个地球都被倒带了，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德沃金可能三振出局，也可能击出本垒打，打进左外野内场，大大高出“绿色怪兽”3。斯科特和男孩一起坐在那里，忍不住去想，要是一切都和比赛一起清零，会怎么样？如果整个世界都倒转回2015年8月23日晚上10点，然后停下。他想象这个星球上的各个城市凝固在那一刻，一切都配合默契地按下红灯。他想象灰烟纹丝不动地徘徊在郊区的烟囱上空；草原上的猎豹正在大步行走，半道突然定住；屏幕上的球只是一个白点，被困在起点和终点之间的一处。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如果这个世界真能倒带。然后他在某处的飞机上，他们都在一架飞机上：一家四口，银行家和他的妻子，一个美丽的空乘，还有孩子们，他们活蹦乱跳。暂停。女孩在听音乐，男人在唠唠叨叨地看比赛，美琪坐在座位上，对着儿子熟睡的脸微笑。
只要他不重启比赛，他们就仍活着。只要他再也不点下鼠标，半空中的球就是半空中的飞机，永远不会达成使命。他盯着它看，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眼睛湿润了，屏幕上的图像变得模糊，本垒板前的人只剩一团污迹，球是一片随意的雪花，不合时令。
在河边，斯科特把手放进水里，任由水流拉扯他的手腕。他记得早晨眺望窗外时，看到道格把他的包都装上了皮卡车。他在叫嚷着斯科特无法辨认的话，然后他砰地摔上驾驶室的门，碎石四溅地开出车道。
发生什么事了？他永远离开了吗？
周边响起噪声。开始是工业的嗡鸣声—或许是远处的链锯，要不就是州际公路上的卡车（只不过附近没有州际公路）—斯科特没去注意，他在看着男孩挖泥滩，男孩掏出板岩和石英的圆片。他从远处开始，边找边往回走，先是用眼睛观察泥泞，然后再用手指去掏。
链锯声越来越响，开始变成低音贝斯的隆隆声。有东西过来了。斯科特站起来，开始觉察到有风，树木都在向西倾倒，叶片在闪烁，好像掌声。远处，男孩停下手上的事，也抬起头来。在那一刻，一声侏罗纪恐龙似的咆哮震慑住他们，直升机压低，在他们身后的树木上空。斯科特条件反射性地缩头，男孩开始跑。
直升机在艳阳里向下俯冲，像只猛禽，触到远处的河堤，回旋时开始慢下来。它是亮黑色的，像一只螯甲虫。JJ全速冲回来，脸上是恐惧的表情。斯科特不假思索地抱起他，钻进树林。他穿着休闲鞋跑起来，穿过低矮的灌木，在白杨和榆树间曲折行进，毒葛擦碰着他的袖口。他又一次是个求生的大力士，一台救援机器。男孩的手臂环抱他的脖子，腿缠在他的腰上。他的脸朝后看，眼睛圆睁，下巴抵在斯科特的肩膀上。他的膝盖磕碰着斯科特的侧身。
他们回到家后，斯科特见到直升机停在后院里。埃莉诺已经来到外面的前廊上，一只手抚在头上，试图不让头发吹到脸上。
飞行员关闭引擎，旋翼渐渐慢下来。
斯科特把男孩交给埃莉诺。
“发生什么事了？”她说。
“你该把他带进去，”斯科特告诉她，然后转身看到格斯·富兰克林和探员奥布莱恩钻出直升机。他们朝他走来。奥布莱恩匆忙弯腰，手放在头上。格斯笔直地走着—确信自己比螺旋桨矮。
引擎的转速变慢，安静下来。格斯伸出手。
“不好意思，场面搞得这么大，”他说，“但鉴于消息泄露得太多，我想我们应该赶在新闻被爆料前联系上你。”
斯科特和他握手。
“你记得奥布莱恩探员吧。”格斯说。
奥布莱恩往草地里吐了口唾沫。
“是啊，”他说，“他肯定记得。”
“他不是被调离了吗？”斯科特说。
格斯眯起眼看着太阳。
“我们这么说吧，有些新情况把FBI引到了调查的第一线。”
斯科特看起来很困惑。奥布莱恩拍拍他的手臂。
“我们进去吧。”
他们坐在厨房里。埃莉诺在电视上放一集《帽子里的猫》，转移男孩的注意力（看太多电视了，她心想，我给他看太多电视了），然后坐在座椅的边沿，他一有动静就跳起来。
“好吧，”奥布莱恩说，“我来唱黑脸吧。”
斯科特看着格斯，耸了耸肩，表示什么也做不了。潜水员今天早上找回了驾驶舱门，用激光切断铰链，让它漂浮到水面。测试显示，那些小孔的确是弹孔。这触发了调查权威在程序上的变动，政府办公室打来电话，言辞十分明确地通知格斯，他应该尽可能配合FBI，为他们提供操作便利。哦，顺便提一句，他得让奥布莱恩归队。显然，高官们深信，奥布莱恩不是泄露机密的人。还有，原来他正在受训，是要做大事的—格斯的联络人解释说—所以他们要把他放回案件调查组。
十分钟后，奥布莱恩走进飞机库，带着一个12人的小组，要求开一次“战情报告会”。格斯觉得抗拒也没有意义—他天生是个实用主义者，尽管在个人情感上，他不喜欢这个人。他告诉奥布莱恩，他们找回了所有剩余的尸体，除了吉尔·巴鲁克，也就是贝特曼的保镖。就好像他要么被远远地抛离其他人，要么就在坠机后的几天时间里漂出了机身。如果幸运的话，他的尸体会被冲到某个地方，就像艾玛和莎拉的尸体一样。或者，很有可能就这么不见了。
格斯看到的问题如下：
1.谁开的枪？明显的嫌疑人就是安保人员吉尔·巴鲁克，已知持械的唯一乘客。但鉴于所有乘客和机组成员在登机前都没有经过安检，他们都是潜在的开枪者。
2.为什么会开枪？是开枪者为了劫机，企图强行进入驾驶舱内吗？还是只想让飞机坠毁？还是开枪者是为了避免坠机，才企图进入驾驶舱？是反派，还是英雄？这是个问题。
3.机长为什么在主舱里，而不是在驾驶舱里？如果劫机情节成立，他是人质吗？他出来是为了平息事态吗？但如果是那种情况……
4.为什么副驾驶员没有发出求救信号？
说到副驾驶员，潜水员发现查理·布施被牢牢地绑在驾驶舱的副驾驶座位上，手仍紧握驾驶杆。其中一颗子弹打进了他身后的地板，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在飞机入水之前进入驾驶舱。格斯告诉探员，布施的尸检报告会在那天下午出来。他们谁也不知道自己期待的是什么。在格斯的心里，最好的结局就是，这个年轻人突发了中风或者心脏病。最糟的情况，好吧，最糟的情况就是这是一起蓄意的集体屠杀行为。
所有零散碎片都被做了标记，封入袋子，现在都在这里了，正在分门别类。好消息是黑匣子和数据记录仪都找回来了。坏消息是，其中的一样或者两样东西都在坠毁的过程中损坏。技术人员会夜以继日地修复数据的蛛丝马迹。一天下来，格斯告诉他—不包括天气的意外转变—机身应该已经浮上来，正在运往飞机库的路上。
奥布莱恩听着格斯说的每一句话，然后召集来直升机。
现在，在厨房里，奥布莱恩探员像煞有介事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他拿出一支钢笔，拧开笔盖，把它放在便笺本的旁边。格斯能感觉到斯科特的目光落在他身上，在询问着什么，但他一直在关注奥布莱恩，就好像在示意斯科特—你现在应该看他。
他们已经同意不在电话上讨论案件，不把任何事写在纸面上，直到他们找出奥布莱恩的备忘录是如何泄露的。从现在起，所有的谈话都会当面进行。这就是现代科技的悖论，其人之道可以还治其人之身。
“你也知道，”奥布莱恩说，“我们找到了飞机，太太。我恐怕要告诉你，是的，我们已经正式找回你姐姐、姐夫和你侄女的尸体。”
埃莉诺点点头。她感觉自己像一具被留在太阳下暴晒的骨架。她想到男孩，他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她的男孩，她要对他说什么，或者应该对他说什么。她想到今天早上道格的最后一句话：这事儿没完。
“伯勒斯先生，”奥布莱恩转向斯科特说，“你需要告诉我你对这趟航班所记得的一切。”
“为什么？”
“因为我命令你。”
“斯科特。”格斯说。
“不，”奥布莱恩打断他，“我们对这家伙已经仁至义尽了。”
他转向斯科特。
“为什么飞行的过程中，飞行员会在驾驶舱的外面？”
斯科特摇摇头。
“我不记得了。”
“你说过，你在飞机坠毁前听到撞击声。我们问你觉得是不是机械声。你说你觉得不是，你现在觉得是什么？”
斯科特看着他，一边在思考。
“我不知道。飞机倾斜了，我撞到头。那个—那其实不是记忆。”
奥布莱恩审视他。
“驾驶舱门上有六个弹孔。”
“什么？”埃莉诺说，她的脸失去了血色。
这句话让斯科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弹孔？他们在说什么？
“你见过枪吗？”奥布莱恩问斯科特。
“没有。”
“你记得贝特曼的保镖吗？吉尔·巴鲁克？”
“是门口的那个大块头。他没有—我不—”
斯科特失语了，头脑飞转。
“你一直没见过他掏枪？”奥布莱恩问。
斯科特拷问自己的大脑。有人打穿了驾驶舱门。他试图去理解那句话。飞机倾斜，人们尖叫，有人打穿了门，飞机就要掉下来。机长在驾驶舱外，有人打穿了门试图进去。
还是先有人掏枪，然后飞行员—不对，是副驾驶员—让飞机俯冲。为了什么呢？让他失去平衡？不管怎样，他们是在说这不是机械故障，也不是人为过失，这是更糟的情况。
斯科特的五脏六腑里一阵恶心，就好像现在他才恍然大悟，自己曾离死亡那么近。然后下一个想法来袭时，他又是一波头晕目眩。如果这不是意外，那就意味着，有人试图杀他。那么这件事就不是宿命了，他和男孩是一场袭击的受害者。
“我上了飞机，”他说，“找到座位坐下。她给我拿来红酒，是艾玛。我没有—我说，不用，谢谢，然后要了水。莎拉—银行家的妻子—在我耳边聊她带着女儿去惠特尼双年展的事。电视上在播比赛，是棒球赛。两个男人—戴维和银行家—他们一边看电视，一边欢呼。我的包在我的腿上，她想拿走—就是那个空乘—但我坚持抱着。我们滑行时，我开始—我开始翻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找点事做，我神经有些紧张。”
“什么东西让你紧张？”奥布莱恩问。
斯科特想了想。
“这趟旅行对我意义重大。而且飞机—我得跑步去赶飞机—我觉得有一点混乱。那些曾经那么重要的事，现在看起来全都没有意义了，与艺术代理人见面，拜访画廊。全部的幻灯片都在我的包里，在跑完步以后，我只想确认一下它们还在，没什么理由。”
他看着自己的手。
“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眺望机翼。每样东西都雾蒙蒙的，然后突然间明朗了，或者是我们升到了迷雾的上空。当时刚刚入夜，我望向美琪，她笑了一下。瑞秋在她身后的座位上，正在听音乐，男孩盖着毯子熟睡。不知道为什么，但我觉得她或许喜欢有一幅女儿的素描，我说的是美琪，于是我拿出便笺簿，开始给女孩画素描。9岁的女孩，戴着耳机，在眺望窗外。”
他记得女孩脸上的表情，一个陷入沉思的孩子，但她眼中有样东西—一种悲伤—暗示着她某天会变成的女人模样。那天她跟着母亲来到谷仓，来看他的作品时，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长腿长发。
“我们上升时遇到几次颠簸，”他说，“足以晃动杯子，但飞机其实相当平稳，似乎没有人担心。起飞时，保全人员和空乘坐在前面，坐在你们所谓的折叠座椅上，但安全指示灯一灭后，他马上就站起来了。”
“做什么？”
“不做什么，就站着。”
“没有猫腻？”
“没有猫腻。”
“而你在画画。”
“对。”
“然后呢？”
斯科特摇摇头。他记得铅笔滚下地板，他追过去，但不记得之前发生的事。飞机上的障眼法就是，地板永远是平的，飞机的平角欺骗了你的头脑，让你以为自己或坐或站，与世界呈90度直角。但之后你望向窗外，发现自己在盯着地面。
飞机倾斜，铅笔掉下去。他解开安全带去追铅笔，它滚过地板，像一个下坡的球。然后他也滑动起来，他的头撞上了什么东西。
斯科特看着格斯。
“我不知道。”
格斯看着奥布莱恩。
“我有一个问题，”格斯说，“不是关于坠机的，是关于你的作品。”
“好。”
“那个女人是谁？”
斯科特看着他。
“女人？”
“我注意到所有的画里都有一个女人，而且依我看都是同一个女人。她是谁？”
斯科特呼了口气。他看看埃莉诺，她也在看着他。她会怎么想？几天前，她的人生还是一条直线，而现在她一身的负担。
“我有一个妹妹，”斯科特说，“她淹死了。她当时16岁。我和几个孩子在密歇根湖里夜游，就是—愚蠢的孩子。”
“对不起。”
“嗯。”
斯科特真希望自己能说几句深刻的话，可是没有。
后来，男孩睡着后，斯科特从厨房里叫格斯。
“今天那样可以吗？”他问。
“帮了大忙，谢谢你。”
“帮上什么忙了？”斯科特想知道。
“细节啊。谁坐在哪里，人们都在做什么。”
斯科特坐在桌旁。有一刻，在直升机离开后，埃莉诺与斯科特留下独处时，两个人似乎都明白，他们是陌生人。过去24小时的幻觉—以为这栋房子是他们可以藏身的气泡—破灭了。她是个已婚女人，而他是个—什么？是救起她外甥的人。他们其实对彼此了解多少？他要留多久？她希望他留下来吗？他希望吗？
然后他们之间生起一种尴尬。埃莉诺开始做饭时，斯科特告诉她，他不饿，他需要散个步来清理头脑。
他在外面一直待到天黑，漫无目的地回到河边，看着河水随着日落从蓝色变成黑色，然后月亮出来了。
他曾经以为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男人，现在却离得更远了。
“嗯，”格斯在电话里告诉他，“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这件事，飞行记录仪损坏了，但没有损毁，需要想办法取得数据。我现在有一支六人小组在工作，两个州的州长每隔五分钟就打电话来要我更新进度。”
“那个我帮不了你，我打开一管颜料都困难。”
“不。我只是—我告诉你，是因为你有权利知道。让别人见鬼去吧。”
“我会告诉埃莉诺的。”
“男孩怎么样？”
“他—不讲话。其实，他似乎喜欢我在这里，或许有治疗作用。埃莉诺真的很坚强。”
“她丈夫呢？”
“他今天早上带着行李离开了。”
长时间的停顿。
“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不需要我告诉你。”格斯说。
斯科特点点头。
“什么时候开始，看起来怎么样比实际上怎么样更重要了？”他问。
“从2012年开始，我想，”格斯说，“尤其是你在城里的藏身处曝光之后，变成了多大的新闻啊—那个女继承人。我说的是找个地方躲几天，不是让你跟人同居上小报。”
斯科特揉揉眼睛。
“什么也没发生。我是说，没错，她脱了衣服爬上我的床，但我没有—”
“我们现在不是在聊有没有发生，”格斯说，“我们在聊的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早上，斯科特听到埃莉诺在楼下的厨房里。他发现她在炉灶旁做早餐。男孩在地板上爬，到各个房间串门。斯科特默默无言地挨着他坐在地板上，拿起一辆水泥车。他们玩了一会儿，把橡胶轮胎放在木地板上滚。然后，男孩从袋子里拿了一颗小熊软糖给斯科特，他接过来。
屋外，世界在继续运转。屋里，他们经历日常生活的动态，假装一切如常。
1990年7月11日—2015年8月23日
这是划定界限，坚持原则的问题。你对客户微笑，给他们端茶倒水。你因他们的笑话发笑，与他们闲聊。你也同他们调情，你是他们的幻想对象，就像飞机一样。男人们坐上豪华飞机，同时用三个手机打电话时，挂着百万美元微笑的美丽女孩让他们感觉像个国王。无论如何你都不能给出你的电话号码。你绝对不能在厨房里吻一个互联网界的百万富翁，也不能与篮球明星在私人卧室里上床；你绝不能和亿万富翁去别的地方，即使那个地方是摩纳哥的城堡。你是一名空乘，一个服务行业的专业人员，不是妓女。你必须有规矩，有界限，因为在富人的土地上，你很容易迷路。
25岁的艾玛已经去过七大洲。她为鸥翼公司工作，见过电影明星和酋长。她与米克·贾格尔和科比·布莱恩特飞过。有一晚，在一趟横跨全国的飞行之后—洛杉矶国际机场到纽约肯尼迪机场—坎耶·维斯特追她追到停机坪上，试图给她一条钻石手链。当然，她没有接受。艾玛早就对这种追求宠辱不惊。老得可以做她祖父的男人向她暗示老一套，只要她与他们在尼斯，或者瑞士的格斯塔德，或者罗马共进晚餐，她想要什么都可以。她有时在想，是高度的关系，是坠机的死亡可能。但实际上是有钱人的嚣张，以及富人需要拥有他们见到的一切。真相是，艾玛对她的客户来说，和一部宾利、一套公寓大楼或者一包口香糖无异。
对于女性乘客，即客户的妻子或者客户本身而言，艾玛既是一种威胁，也是一个警示。她代表着一种古老范式：穿锥形文胸的美丽女人在烟雾缭绕的俱乐部里满足权势男人的秘密需要。一名艺妓，一个花花公子兔女郎。她可以是偷你丈夫的人，或者，更糟的是，她是镜子里的映象，提醒她们自己是如何通往阔太之路的。艾玛感觉自己穿过客舱时，她们的眼神落在她的身上。她承受着戴超大墨镜的女人的毒舌攻击，她们退回饮品，告诉她下次要更仔细一点儿。她可以把一张餐巾纸折成天鹅的形状，能调出一杯完美的螺丝锥子鸡尾酒。她知道哪种酒配牛尾浓汤，哪种酒配鹿肉菜饭，她能做心肺复苏术，受过紧急气管切开术的训练。她不只有外表，还有技能，但对这些女人来说根本不重要。
在大一点儿的喷气飞机上，会有三到五个女孩工作。在小飞机上，只有艾玛。她穿着蓝色短裙套装，分发饮品，演示塞斯纳奖状Bravo飞机或者霍克喷射机900XP的安全设备。
出口在这里；安全带是这样用的；这是氧气面罩，你的座椅可以用作漂浮装置。
她自己的人生在停航时间中度过，即飞行航段之间的几个小时、几天。旅行公司在多数主要国际大都市留有公寓，这比为机组人员订酒店房间要便宜。缺乏特色的现代公寓，有镶花地板和瑞士橱柜，每栋公寓都设计得彼此相似—同样的家具，同样的装置—用公司手册上的话来说，是“为了缓解时差的影响”。但对艾玛来说，空间的一致性具有反作用，增强了她的错置感。她经常深更半夜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公司任何一栋安全屋的占用率通常徘徊在十个人左右。这意味着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个德国飞行员和六个南非人，两两睡在一间房里。就像模特经纪公司的公寓，全是漂亮姑娘，只不过她们的一个房间里可能有两个46岁的飞行员在睡梦中放屁。
艾玛开始工作时21岁，她是空军飞行员和家庭主妇的女儿。她在大学里学的是金融，但为纽约一家大投行工作六个月后，她决定自己去旅行。当时奢侈品经济正在爆发，航空公司、游艇公司和私人度假村都非常渴求有吸引力、能干、言行谨慎的双语人才，能马上上班最好。
事实上，她喜爱飞机。她最早的记忆之一（也是最好的）就是和爸爸一起，坐在塞斯纳飞机的驾驶舱里。艾玛当时最多6岁，她记得透过椭圆小窗看到云朵，高耸的白色形状被她的头脑转换成小狗和大熊。甚至等他们回家后，艾玛还告诉母亲说，爸爸带她去看天上的动物园了。
她记得那一天的父亲，从仰角看去，有方下巴的他像神一样，理着平头，戴着飞行墨镜。迈克尔·亚伦·莱特纳，26岁，一名战斗机飞行员，胳膊像打结的绳子。她的生命中不会有哪个男人，会像她的父亲一样男人味十足，牙齿锋利，目光如铁，有种中西部人的机智。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可以在10分钟内砍出一捆柴火，而且从来不系安全带。她有一次见过他一拳打倒一个男人，雷击般的动作，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那个男人瘫倒在地上时，她的父亲已经扬长而去。
那是在圣地亚哥城外的加油站。后来，艾玛得知那个人在她母亲去卫生间时，对她说了一些下流的话。她的父亲当时正在加油，看到他们有言语往来，就朝那个男人走去，讲了几句话。艾玛不记得父亲是否提高了音调，似乎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男子气概的撞胸和警告性的推搡。她的父亲说了句什么，男人接着回了句什么。然后就是一记拳头，从臀部发力，飞快地一拳击中对方下巴，然后她的父亲已经走回汽车，男人向后倾斜，颓然倒地，就像一棵树。她爸爸从油箱里拎出喷嘴，把它放回支架上，把油箱盖拧回原位。
艾玛的脸贴在窗户上，她看着母亲从卫生间出来，看到她瞥见丧失意识的陌生人后放慢脚步，脸上的表情很困惑。她的父亲喊她，然后为妻子拉开车门，之后才坐进驾驶座。
艾玛跪在后座上，盯着后窗，一直在等警察出现。他的父亲现在是别的什么了，不只是一个爸爸。他是她的骑士，她的保护者，当他们在私人跑道上滑行时，艾玛会闭上眼睛想象那一刻，一言不合，那个男人就倒下了。她会高高地飞进对流层，飞进太空的幽暗深处，失去重力地滑入一个完美的回忆中。
然后机长就会关闭“扣紧安全带”的标识，艾玛会迅速回到现实。她是个有工作在身的25岁女人。她站起来，整平裙子上的皱褶，挤出职业性的笑容，准备好在持续的财富诱惑游戏中扮演她的角色。这项工作不难。准备起飞时有一张检查表，开始最后降落时，有另一张检查表。她在飞行中分发救生衣，补充鸡尾酒。有时如果航程很短，而膳食由四道以上的菜组成时，飞机会在跑道上停留一小时，留出时间上甜点和咖啡。就高档私人旅行而言，旅程本身就是终点。然后，等你的客人全部下机后，还有餐具要清理存放。但真正的脏活儿都留给本地人做，艾玛和其他人从舷梯下机，溜进他们自己的时髦轿车里。
艾玛·莱特纳在停航时间里生活，但正是停航让她觉得最沉闷。不只因为奢侈的工作环境让她难以回到日常生活，不只因为有城市轿车送她上下班，或者飞机如瑞士手表般精确和贵气。不是简单地因为夜以继日地被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围绕，虽然那些男男女女会提醒你是他们的仆人。但即便如此，你还是会感觉自己像俱乐部中的一分子（如果你像艾玛那么美丽的话）。因为在今日，美貌是了不起的平衡器，是一张后台通行证。
对艾玛来说，现在难以回到西村那套与其他两个女孩合租的小公寓，因为她突然间意识到，所有那些旅行的时间里，她一直是别人生活里的偷渡客，一个在舞台上扮演角色的演员。她是皇家卫队，是贞洁的小妾，一次专心地劳役几个星期。最终，她制定指引职业生活的规矩和界限也变成了她私人生活的支柱。她发现自己变得越发寂寞：一个受人观看的对象，但永远不会被触摸。
8月21日，周五，她搭乘利尔喷气60XR飞机从法兰克福飞往伦敦。主舱里是她和切尔西·诺基斯特，一个大牙缝的芬兰金发女郎。客人是德国石油公司的高管，穿着一丝不苟，礼貌得无以复加。他们在格林尼治时间下午六点降落在伦敦范堡罗机场，回避了希斯罗机场和盖特维克机场所有的拖沓和官僚程序。身着大衣的高管们手机不离耳朵，走下外部阶梯，坐进一部等在停机坪上的加长轿车。轿车后面停的是一辆黑色SUV，在等待接机组人员进城。公司的伦敦公寓在南肯辛顿区，离海德公园只有几步路。艾玛在那里住过十几次了，她知道她想要哪张床，知道自己能躲进附近的哪些酒吧和餐厅，叫上一杯红酒或者点一杯咖啡，打开一本书，开始充电。
法兰克福航程上的飞行员斯坦福·史密斯是个前英国空军中尉，现在50出头。副驾驶员彼得·加斯腾是个36岁的比利时老烟枪，不屈不挠地以良好的幽默感与所有女孩搭讪；很讽刺，这反而让他看起来没有威信。他在鸥翼的机组成员中名声在外，如果你需要“销魂丸”或者可卡因的话，就该去找他。如果你在紧急关头需要找到没问题的尿液应付公司的药物检测，你就给他打电话。
A4公路上一直拥堵。切尔西挨着艾玛坐在凯迪拉克的中排，她在玩iPhone，安排并修改晚上的社交议程。她27岁，是个派对女孩，音乐人。
“不，你住嘴。”她咯咯笑着说。
“我是在告诉你，”斯坦福在后排发表言论，“你要把裤子卷起来，不能折起来。”
“呸，”彼得说，“堆叠衣服时表面应该平整。”
和所有以旅游为生的人一样，斯坦福和彼得都相信自己是打包艺术的专家。这个话题是全世界机组成员中不变的分歧来源。有时差异是文化上的—德国人相信，鞋子必须存放在袖子里；荷兰人异常地喜欢西装袋。老手经常在几杯酒下肚之后，随机测试新丁，审问他们如何为可能的出行制定合适的打包策略—隆冬从百慕大飞到莫斯科过一夜。8月在香港短暂停留两天。用多大的行李箱？什么牌子的？一件厚外套还是叠穿？物品放进行李箱的顺序才是关键。艾玛对这个话题意兴阑珊。她觉得自己往行李箱里放什么东西是私事。为了脱离这个话题，她会故作端庄地微笑，宣布说她裸睡，从来不穿内裤—这是谎话。这个姑娘穿法兰绒睡衣睡觉，旅行时，她把它单独卷好，用可重复使用的塑料袋封装起来—但这一策略通常很有用，会把话题从打包转移到裸体上来。这时艾玛就会借口走开，由其他人顺着话头聊到自然的结论上—也就是讨论性。
但今晚艾玛累了。她刚结束两趟连续飞行—带着一个鼎鼎大名的导演和著名女影星从洛杉矶到柏林参加电影首映式，之后机组成员马上加油，又飞去法兰克福接石油公司的高官。她在第一段旅程中睡了几个小时，但现在加上时区变化，并且她知道自己需要至少再保持清醒四个小时，艾玛发现自己忍住一个哈欠。
“哦不，”切尔西抓住她了，说，“我们今晚要出去，法哈德都安排好了。”
法哈德是切尔西在伦敦的男人，一个时尚设计师，穿高帮鞋不系鞋带，配紧身西服。艾玛不讨厌他，除了上次她在伦敦时，他试图撮合她和曼彻斯特一个衣衫褴褛的艺术家，那个人的手不老实。
艾玛点点头，用她的水瓶喝水。明天这个时候，她会在一架去纽约的包机上，然后迅速飞一趟玛莎文雅岛，之后就回到珍街的家中放一周长假。在城里，她计划睡上48小时，然后坐下来好好想想，她到底在怎么糟蹋自己的人生。她的母亲计划来城里住上三晚，马上要见到母亲，艾玛很兴奋。太久没见了，艾玛感觉需要妈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和一大锅芝士通心粉。她原本计划上一个生日在圣地亚哥度过，但一趟包机的工作提供给她两倍的工资，她就接受了，在圣彼得堡度过了25岁生日，屁股都冻掉了。
她想，从现在开始，她要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第一位，家人，爱。她无法承受最后变成一个终生献身于这项事业的寡妇，化太浓的妆，做隆胸手术。她的年纪已经够大了，时间不等人。
7点刚过，他们在公司的洋房门口停下，薄暮的伦敦天空是浓郁的午夜蓝色。预报明天有雨，但现在是完美的夏日天气。
“看来今晚只有另外一个机组的成员，”斯坦福说，他们下车时他把行程表装进口袋里，“芝加哥分部的。”
艾玛感觉有种阵痛—是担心，还是惧怕？—但切尔西掐了一下她的胳膊，阵痛几乎马上就消失了。
“快点儿洗个澡，然后喝杯伏特加，我们就出门。”她说。
他们发现芝加哥航班的副驾驶员卡弗·埃利斯在屋里，还有两个空乘在跟着六十年代的法国流行歌曲跳舞。卡弗是个30来岁的黑人，肌肉发达，他穿卡其裤和白色无袖背心，见到她时微微一笑。艾玛和卡弗飞过几次，她喜欢他。他无忧无虑的，一直用专业的态度待她。见到他，切尔西发出猫一样的咕噜声，她对黑人情有独钟。艾玛不熟悉那两个空乘，一个金发的美国姑娘和一个漂亮的西班牙姑娘，西班牙姑娘裹着一条毛巾。
“现在能开派对了。”法兰克福的机组蜂拥而入时，卡弗说。
大家彼此拥抱和握手。厨房的餐台上有一瓶肖邦伏特加，还有一箱鲜榨橙汁。你能从客厅的窗户看到海德公园的树顶。立体音响中播放的歌是鼓与贝斯的低音循环，风骚而富有感染力。
卡弗拉起艾玛的手，她让自己被他旋转。切尔西踢掉高跟鞋，撅起屁股，她的手举向天花板。她们跳了一会儿，任由音乐的能量和本能欲望的搏动控制她们。她们感觉曼妙，腰部的凹陷位置达到最佳状态。在欧洲现代城市里快乐地活着是多么美妙啊！
艾玛第一个洗澡，她闭起眼睛站在滚烫的水流下面。像往常一样，她的骨头里有那种感觉，觉得自己还在移动，还在以每小时600千米的速度疾驰太空。她无意识地开始在充满水汽的玻璃隔间里哼起歌来。
地球上的人们，你们听得到吗？
那个神奇的夜晚，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她用毛巾擦干身体，她的盥洗袋挂在水池边的钩子上。这是空军空运司令部效率的实证，按区域编排—头发、牙齿、皮肤、指甲。她赤裸地站着，用拉长而平稳的手法梳头，然后涂上香体剂。她做保湿工作，先是脚，然后是腿和手臂。这是她让自己踏实的方法，提醒自己她是真的，不只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物体。
有人在急速敲门，切尔西手里拿着大玻璃杯钻进浴室。
她对艾玛说：“我真恨你这么瘦。”
她把杯子递给艾玛，用两只手捏自己想象中腰上的肥肉。杯子半满，是加冰伏特加，漂着一片青柠。艾玛抿了一口，然后又一口。她感觉伏特加穿过她的身体，由内向外让她暖和起来。
切尔西从她的短裙口袋里拿出一个玻璃纸薄膜，在大理石台面上剪下一条可卡因，以专业高效的手法忙活起来。
“女士优先。”她说，递给艾玛一条卷起的美钞。
艾玛不太热衷于可卡因—她更喜欢药丸—但如果她今晚想走出门口的话，她需要来点提神剂。她弯下腰，把纸钞卷凑近鼻子。
“不能吸完，你这个没礼貌的小荡妇。”切尔西说，打了艾玛裸露的屁股一巴掌。
艾玛直起身来，擦擦她的鼻子。和往常一样，毒品进入她的血流时，她的脑袋里确实会有“咔嗒”一声，大脑里的某种感官被开启了。
切尔西拿过艾玛的发梳，开始梳起头来。
“今晚会很疯狂的，”她说，“相信我。”
艾玛用毛巾裹住自己，感受着皮肤上的每根棉线。
“我不能保证会留到很晚。”她说。
“你要是敢先回家，我就趁你睡觉时把你闷死。”切尔西说，“或者更狠。”
艾玛拉起她的盥洗袋。她一口喝完剩下的伏特加。她想象她的父亲穿着肮脏的白T恤，永远凝固在26岁。他以慢动作朝她走来，他的身后是一个更壮硕的男人，倒地。
“尽管试试，”她告诉切尔西，“我睡觉时带刀片的。”
切尔西笑了。
“那才是我的姑娘，”她说，“现在我们出去，被人好好地干一场。”
走出浴室时，艾玛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后来她会记起，她如何反胃，时间似乎都慢了下来。
“我从他那里拿走了刀，”那个男人说，“你以为我会怎么做？我还拧断了他胳膊的三个地方。该死的牙买加人。”
艾玛慌了，转身想躲回浴室，但切尔西在她身后，她们撞到了头。
“哎哟！”切尔西大声地说。
客厅里，每个人都抬起头来。他们看到切尔西和艾玛（裹着白毛巾）在跳奇怪的舞，艾玛在做最后的挣扎，企图消失。然后查理·布施站起来，张开双臂朝她走去。
“嘿，小美人儿，”他说，“惊喜吧。”
艾玛走投无路，转过身来。可卡因在她体内起作用了，世界变得战战兢兢，高低不平。
“查理，查理。”她说，试图让声音愉快起来。
他亲了她的脸颊，他的手扶在她的肩膀上。
“重了几磅，是吧？”他说，“吃太多甜品了。”
她一阵反胃。他咧嘴一笑。
“开玩笑的，”他说，“你看起来美极了。她看起来很棒没错吧？”
“她裹着毛巾，”卡弗察觉到艾玛的不适，说，“看起来当然很棒。”
“你说呢，宝贝儿？”查理说，“想跑回房里穿上性感的衣服吗？我听说我们今晚有大计划，是大计划。”
艾玛强颜欢笑，跌跌撞撞地回房。伏特加让她的双腿感觉像是纸做的。她关上门，用背抵住，心跳到嗓子眼儿里，站了很久。
她已经有六个月没见过查理。六个月没有他的电话和信息。他就像一只追踪气味的大猎犬。艾玛已经更换电话号码，封锁他的邮件，在脸书上对他取消了关注。她无视信息，无视同事的闲言碎语，无视他如何背着她说她的坏话，他怎么和其他女孩在床上，并叫出她的名字。她的朋友劝她去向公司提出投诉，但艾玛害怕。她依稀记得，查理是某个大人物的外甥。况且她知道，爱哭的孩子会被赶走。
她一直做得很好，她想。她立下了规矩，并且坚守规矩，她是挺胸抬头做人的女孩。查理是她的一次错误，其实这不是她的错。谁都觉得他有吸引力，她也无法控制。他又高又帅，有种流氓的痞气，是一个有绿色眸子的情种，让艾玛想起她的父亲。当然，仅此而已。查理与她父亲在同样的空间工作，是同样类型男人的化身，强壮、沉默的独行侠，是个好男人。但这是个妄想。真相是，查理与她的父亲完全两样。在他身上，好男人的那一套只是装模作样。她父亲是自信，查理则是自大。她父亲是侠义正直，查理则是高高在上，自命不凡。他追求她，用情感共鸣和温暖来引诱她，然后莫名其妙的，他就变成了化身博士，当众贬损她，说她很蠢，很胖，说她是个荡妇。
一开始她把这一变化当成是自己的错。显然，他在对什么做出反应。或许因为她胖了几磅，或许因为她和那位沙特王子调情了。但之后，当他的举止愈演愈烈后—以一场骇人的卧室窒息达到顶点—她意识到，查理是个疯子。他所有的猜忌与恶意都是他双向情感障碍坏的一面。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一场天灾，于是艾玛做了任何理智的人面对天灾时都会做的事情，她跑了。
现在她迅速穿衣，套上她最不讨喜的衣服。她用毛巾抹掉脸上的妆容，摘下隐形眼镜，戴上在布鲁克林区买的猫眼眼镜。她的第一本能说，她不舒服要留在家里，但她知道查理会怎么做。他会提出留下照顾她，艾玛最无法应付的就是与他独处。
有人在砸卧室的门，艾玛一跃而起。
“快点儿，小淫妇，”切尔西在叫嚷，“法哈德在等着呢。”
艾玛抓起外套。她会紧紧贴着其他人，黏着切尔西和卡弗，和漂亮的西班牙女孩套近乎。她会如胶似漆地黏着他们，然后找准时机，她就溜号。她会回到公寓，快速抓起东西，用假名入住酒店。如果他有任何举措，她明天就给公司打电话，提出正式投诉。
“来了。”她嚷嚷着，一边在仓促打包。她会把行李箱放在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十秒钟，进来出去，她能做到的。反正她也想改变人生。这就是她的机会。打开门时，她发现自己的脉搏几乎已经回归正常。然后她看到查理站在大门旁边，X光射线般的眼睛透着笑意。
“好了，”艾玛说，“我能出门了。”
早晨熙熙攘攘，人流和车辆以不断改变的模式在第六大道上移动。每一个身体、每一辆汽车、每一辆单车都是一个水分子，如果不是因为其他所有的分子一直在持续收缩的通道里抢占空间的话，大家本来都能以最快的速度走直线。结果现在就像整个大海要勉强穿过一根消防水喉。这是一片耳机的海洋，身体都跟着自己的节奏移动。穿跑鞋的上班女郎忙忙碌碌地发消息，她们的思绪飘到千里之外。出租车司机一半的心思在看路，一半的心思在翻看从遥远国土发来的信息。
道格站在ALC大楼的入口外面，在抽最后一根烟。他在过去两天里睡了三个小时。如果对他的胡须做个气味检测，你能得出波本威士忌、“免下车”芝士汉堡以及布鲁克林陈贮啤酒缭绕泥煤味的蛛丝马迹。他的嘴唇已经开裂，神经突触向四周发散的反应速度太快。他是一部复仇机器，他已经说服自己真相是主观的，一个被冤枉的男人有权利而不是道义，来拨乱反正。
比尔·康宁汉的制作人克里斯塔·布鲁尔在大堂里迎接他，几乎朝他跑来。她其实还推开了一个拿邮差包的黑人，她的眼睛锁定在道格脚步拖拉的身姿上。
“嗨，道格，”她说，微笑的样子像个人质谈判专家，受训不能中断目光交流，“我是克里斯塔·布鲁尔，我们通过电话。”
“比尔呢？”道格紧张地问，在另做他想。他的脑海里有一幅事情发展的画面，但现在出乎他的意料。
她笑了。
“在楼上，他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道格皱起眉头，但她拉住他的手臂，领他通过安检，踏上一部正在等待的电梯。当时正值早上的高峰时刻，他们和另外十来个人挤作一团，全部去往不同的楼层，要过不同的人生。
十分钟后，道格发现自己坐在一张椅子上，正对着边框都是亮灯的三面镜子。一个戴着很多手链的女人在给他梳头，往他的额头上抹粉底，给他拍定妆粉。
“你这周末有安排吗？”她问他。
道格摇摇头。他的妻子刚把他赶出家门。头12个小时，他喝个烂醉；之后的6个小时，他睡在自己的皮卡车里。他感觉自己就像《浴血金沙》4里的亨弗莱·鲍嘉，有同样疯狂的失落感（如此贴切）。不是关于钱，这是原则问题。埃莉诺是他的妻子，男孩是他们的小孩。还有，1.03亿美元（加上房地产的4000万）是很多钱。没错，他的世界观已经转变，沉溺在自己现在是个有钱人的想法中。但是，不，他不认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但绝对会让他们的生活容易一些。他可以完成餐厅的装修，没有问题，而且总归能写完那本小说。他们可以为小孩提供托儿所，或许还能修好克罗顿村的房子，供周末度假使用，而他们搬到上东区的洋房去住。单是贝特曼家的卡布奇诺咖啡机就值得搬家了。是的，他知道这样很肤浅—但整个回归简单的手工潮流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就是要确保我们做的每一样事情都要深思熟虑，完美无瑕？每一餐饭的每一口，每一天的每一步，从我们的麻制靠枕到手工单车都要深奥得像一则心印5。
我们是工业化的敌人，是大众市场的终结者，不再提倡“服务100亿人”。现在提倡做饭一次只做一人份，鸡蛋是自家母鸡孵出来的，苏打水是自家二氧化碳水箱炮制的，这才是革命。回归土壤、织布机，归园田居。然而奋斗太过艰难，每个人都得撕咬着杀进某种未来，要克服年轻的障碍，还要证明自我而不能半途迷失。钱会有帮助，钱能消除担忧，消除风险。尤其是现在有个孩子，那多艰难啊—比如说，你其实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承担那么大的责任，现在却要撇开自己的需要，去满足小屁孩的一些微小而荒谬的需要，他甚至不会自己擦屁股。
他坐在椅子里，开始流汗。化妆师女士用吸油纸擦他的额头。
“要不就脱掉外套吧。”她提议说。
但道格在想着斯科特，想着他家里的那条毒蛇。那个该死的家伙如何开车过来，就好像那个地方是他家一样，就好像因为他和孩子有某种联结，他就莫名其妙地接到邀请，可以搬进来一样。道格到底做错了什么，要被赶出自己的家门？是，没错，他喝到下半夜才回家，或许他有一点生气，又大喊大叫，但那毕竟是他的家，而且她是他的女人。我们活在什么样的颠倒世界啊，某个过气画家竟然可以比男主人更有权利待在那个家里？所以他把这一切都讲给埃莉诺听，命令她一出太阳就让那个家伙打包走人。他告诉她，她是他的妻子，他爱她，他们有美好的关系，这段关系值得被保护、被珍惜，尤其现在他们为人父母了，对吧？他是一位父亲了。
埃莉诺听着，只是听着，坐着一动不动，没有发脾气。她看起来没有害怕，也没有愤怒—什么表情都没有。她只是听着他咆哮，在卧室里跺脚，然后—等他撒完气后—她告诉他，她想离婚，他应该去睡沙发了。
克里斯塔笑眯眯地回来。他们准备好迎接他了，她说。比尔已经准备就绪，道格能过来上节目实在太勇敢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很感激像道格这样的人，愿意讲出事情的真相，即使真相难以启齿。道格点点头，简而言之，这就是他。他就是普通人，有尊严，勤勤恳恳，一个不抱怨、不要求的人，但期待世界不要亏待他。他期待做一天的工作，就能赚一天的钱。期待自己打造的人生、自己建立的家庭，就是自己的人生，自己的家庭。是他自己拼来的，谁都不该把它们从他手上夺走。
赢来的彩票就是我的。
于是他脱掉纸围兜，去迎接他的命运。
“道格，”比尔说，“感谢你今天来到这里。”
道格点点头，努力不去直视摄像头。关注我就行了，比尔告诉过他。于是他就照做，只关注对面这个人的眉毛，他的鼻尖。他不帅，比尔·康宁汉，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但他有那种头号人物的声势—一套难以定义的联系，有权力、人格魅力、自信、不眨眼的凝视和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男人胯部向前的举止。这是生理上的吗？是费洛蒙吗？还是一种光环？不知为何，道格想起一条大白鲨出现时，礁鲨就会四散的样子。一些林地小鹿会直接屈服在狼的大口之下，中止挣扎，躺着不动，被在所难免的不可抗力慑服。
然后他想：我是鹿吗？
“这段时间很受困扰，”比尔说，“你不会否认吧？”
道格眨眨眼。
“我同不同意这段时间很受困扰？”
“对你来说，对我来说，对美国来说，我说的是损失与不公正。”
道格点点头，这就是他想控诉的故事。
“这是一场悲剧，”他说，“我们都知道。空难，现在又—”
比尔向前倾身。他们的信息将由卫星发射到全世界大概九亿个屏幕上。
“为那些不像我一样了解故事的人，”他说，“讲点背景故事吧。”
道格非常紧张，然后开始意识到自己坐立不安，于是古怪地耸耸肩。
“好吧，嗯，你们知道空难的事。飞机坠毁了，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我的外甥JJ，呃，是我妻子的外甥。还有这个画家斯科特，呃，不知道姓什么，据说他游到了岸上。”
“据说？”
“不是，”道格说，他变卦了，“我只是在按照你—我是说，是很英勇—绝对是，但那并不—”
比尔摇摇头。
“所以你收留他了，”他说，“你的外甥。”
“当然。他才4岁，他的父母都—死了。”
“对，”比尔说，“你收留他是因为你是个好人，一个在意要做正确事情的人。”
道格点点头。
“我们没有太多，你知道，”道格说，“我们是—我是个作家；埃莉诺，我的妻子，她是个—类似于理疗师。”
“一个护理者。”
“对，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都是他的—亲人，对吧？JJ？你看—”
道格深吸一口气，试图集中精力在他想讲述的故事上。
“—喏，我并不完美。”
“有谁完美呢？”比尔问，“另外，你—你现在到底多少岁？”
“我34岁。”
“还是个孩子。”
“不—我是说—我辛勤工作，对吧？我在努力开一家餐厅，重建一家餐厅，同时—好吧，有时我会喝几瓶啤酒。”
“谁不是呢？”比尔说，“忙碌一天下来，让自己放松。在我的字典里，那样的男人才叫捍卫者。”
“对—你看啊，这个家伙是个英雄—斯科特。显然，但—好吧，他有点想搬进来的意思—”
“斯科特·伯勒斯？他搬进你家？”
“好吧，他—他几天前出现，来看孩子。话说回来，他毕竟救了他，对吧？所以那也—没有人说他不能来看JJ。但是一个男人的家应该是他的，而且我的妻子，你知道，有好多事情要办，男孩的事，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所以或许她就—糊涂了，但是—”
比尔咬着嘴唇。尽管他没有表现给坐在家中的电视观众看，但他已经对道格失去耐心。他显然是个废物，由他自行其是的话，他会内向崩溃，无法传达出比尔把他带到这里来想让他讲的故事。
“让我看看啊，”他打断道格，“不是要打断你，但让我看看，我能不能在这里澄清几件事？因为，嗯，你显然很心烦。”
道格停下来，点点头。比尔略微转身，于是他在对着摄像头讲话。
“你妻子的姐姐和她丈夫，连同他们的女儿一起，在非常可疑的情形下于一起私人飞机空难中被杀害了，留下他们的儿子JJ，一个4岁的孤儿。于是你和你的妻子出于你们的善心收留了他，一直在试图给他某种家庭的感觉，帮他度过这个可怕的时期。然后另一个人—斯科特·伯勒斯—一个传闻与你的妻姐有染的男人，一个最后一次露面时，被人看到从一个声名狼藉的单身放荡女继承人家里离开的男人，搬进了你家，而你—与此同时—被你妻子命令离开。”
他转向道格。
“你被赶出家门了，”他说，“我们实话实说，你昨晚睡在哪里？”
“在我的卡车里。”道格喃喃自语。
“什么？”
“在我的卡车里，我睡在我的卡车里。”
比尔摇摇头。
“你睡在卡车里，而斯科特·伯勒斯睡在你的房子里，和你的妻子。”
“不。我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有浪漫关系？我不—”
“孩子，拜托。还会是什么关系？这个男人救了男孩—据说—你的妻子收留了他，他们两个人，现在的样子好像要组建一个新家庭？谁关心她真正的丈夫现在无家可归，悲痛欲绝？”
道格点点头，想哭的冲动突然无法抑制，但他还是振作了起来。
“别忘了钱的事。”他说。
比尔点点头，这就对了。
“什么钱？”他故作无知地问。
道格擦拭眼睛，意识到自己瘫倒在椅子上。他直起腰背，试图恢复自我控制。
“是这样，戴维和美琪，就是JJ的父母，他们—好吧，你知道的—他经营这个频道。那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但是—我是说，他们是非常富有的人。”
“价值多少，大概？”
“呃，我不知道应不应该—”
“1000万？5000万？”
道格犹豫了。
“更多？”比尔问。
“或许翻倍吧。”道格不情愿地说。
“哇。好吧。一亿美元。这笔钱—”
道格飞快地用手搓了几次胡子，就像一个试图清醒过来的人。
“大部分捐给慈善团体，”他说，“但是之后，当然，剩下的是JJ的，放在信托里。那些钱—你知道，他才4岁，所以—”
“你是说，”比尔说，“我想你是在说，得男孩者，得钱。”
“那是，我是说，很粗俗的说法—”
比尔轻视地瞪着他。
“我偏好用直率这个词。我的意思是—或许我有点迟钝啊—但这可是利益攸关的10亿美元，就看谁来教养这个孩子—我的教子，我应该补充一句。所以，我并不是本着完全透明的精神，我并不是绝对客观的。他经历了这么多，亲人的死亡—他爱的每一个人—这个孩子会变成一个人质—”
“好吧，我是说，埃莉诺可不是—她是个好人，本意是好的。我只是—我的想法是，她一定被—有点操纵的意思。”
“被那个画家。”
“或者—我也不知道—或许是钱让她改变了钱的概念，莫名其妙地改变了她。”
“因为你以为你的婚姻幸福。”
“好吧，我是说，是有一点别扭，对吧？我们也不是一天到晚—但那也—20来岁，30来岁—生活是很艰难的。要做出成绩吧？而且你应该—忠于彼此，而不是—”
比尔点点头，往后靠坐。右裤兜里，他的手机在振动。他把它掏出来，看看短信信息，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与此同时，另一条信息进来了，然后是第三条。纳摩一直在窃听道格妻子家的座机，现在发信息说，他听到一些东西。
游泳男和女继承人昨晚的通话，敏感内容。
然后……
游泳男和运安委也通话了。飞行记录仪受损。
接着是……
游泳男承认睡了女继承人。
比尔把手机放进兜里，笔直地挺起来到正常坐姿。
“道格，”他说，“要是我告诉你，我们已经证实斯科特·伯勒斯睡了蕾拉·穆勒，那个女继承人，就在开车到你家前的几个小时—”
“嗯，你的意思是？”
“他还在跟她通话，从你家打给她呢？”
道格感觉口干舌燥。
“好吧。但是—那意味着—你觉得他现在和我妻子一起吗？还是—”
“你怎么想？”
道格闭上眼睛，他没有准备好应对他现在这种感觉，不知怎么回事。他感觉过去两周里他从赢家变成了废柴，就好像他的人生就是世界在他身上玩弄的恶作剧。
演播室里，比尔伸手过来拍道格的手。
“我们马上回来。”他说。
我们当中有谁真正理解录音是什么原理？以前，一部艾迪森录音机在一个聚乙烯圆柱体上刻下细槽，用针头回放的时候，那些细槽里就会传出与录音完全相同的复制的声音—话音或者音乐。但那怎么可能呢？一根针头，一圈细槽就能重新创造出声音？一圈塑料轮子上的刮痕怎能捕捉生命的真正音色？然后转变到数码时代，人声如何通过麦克风，进入硬盘，不知怎么的被编码成1和0的语言，转译成数据，然后通过电线和扬声器重组，精准重现人类语言的音高和音调、雷鬼音乐的声音、鸟儿在夏日的彼此呼唤。
这只是我们数个世纪以来掌握的百万种魔术和科技发明之一，从解剖学用的支架到战争机器，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穴居人的恶劣岁月和火的创造，生存与征服的工具。
一万年以后，身穿紧身牛仔裤、戴奥利弗·皮帕斯牌眼镜的男人可以在一个无菌箱里拆卸黑匣子，用五叶草牌螺丝刀和笔灯探测它。他们可以替换掉损坏的端口，运行诊断软件，软件本身就是二进制代码生成的。每一条线都是一个版本的开或关。
格斯·富兰克林坐在他的椅背上，脚踩在座椅上。他已经保持清醒36个小时，穿着昨天的衣服，没刮胡子。他们很接近了。他们是那样告诉他的，几乎所有的数据都已经恢复。他随时都会拿到一份打印资料，飞行记录仪的数据会详述飞机做出的每个动作、输入的每条命令。声响录音机或许用时要久些，它们追溯时间的能力—把1和0转译成声音—牵制了它们在那个鬼魅驾驶舱里漂浮，并且见证了航班最后时刻的状态。
弹道测试显示，弹孔与吉尔·巴鲁克用的武器一致。奥布莱恩探员厌倦了逼近运安委的技术人员，问他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出关于贝特曼保镖的更多信息。因为他的尸体没找到。奥布莱恩探员已经散布出一种新假说：或许吉尔背叛了他的雇主，把他的服务内容卖给了另一个买家（基地组织？朝鲜人？），然后在飞行进行时掏出他的武器，不知怎么的使飞机坠毁，然后逃走。
就像詹姆士·邦德电影里的反派那样？格斯的问题没人响应。他向奥布莱恩提出更有可能的一种假说，他们都知道巴鲁克没有绑安全带，在空难中死了，他的尸体被抛得无影无踪，被深海吞没，或者被鲨鱼吃掉了。这一切都有可能。但奥布莱恩摇头，说他们需要彻底调查。
在平行调查工作上，查理·布施的尸检结果在一小时前出来了，他体内的酒精和可卡因的毒理学检测呈阳性。现在有一个FBI小组在深入挖掘副驾驶员的历史，和他的朋友、家人进行面谈，回顾他的工作履历和学籍档案。他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有心理健康问题，但是他有阶段性精神病吗？就像德国之翼的副驾驶员一样？布施一直是一枚定时炸弹，还是他一直成功地保守了秘密？
格斯盯着飞机库远端的画廊。火车脱轨。龙卷风来袭。他曾经是个已婚男人，药品柜里是有两把牙刷的。现在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哈得孙河畔一套毫无生气的公寓里，被密封在一个玻璃体中。他有一把牙刷，每餐饭用同一个水杯喝水，饭后冲一冲，把它放回架子上晾干。
一个技术人员抱着一沓文件过来，是打印资料。他把它递给格斯，格斯开始浏览。他的组员聚在他的身边，等待着。在某个地方，同样的信息被投放到银幕上，另一组人员聚集在周围。每个人都在寻找一段叙事，寻找一个有纬度有海拔的立体故事，613号航班在纸面上的大起大落。
“科迪。”格斯说。
“我看到了。”科迪说。
数据是纯数字形式，推力和升力的矢量数据，一目了然。它们绘出一张图形，因为如果想用数学方式描绘出一段行程，你需要的只是坐标。格斯阅读数据的同时，再现了飞机航程的最后几分钟—数据和乘客与机组成员的生命和个性剥离开来。这是一架飞机的故事，不是机上的人的故事。引擎性能的记录，襟翼的详情。
周围的灾难场景都被遗忘了，画廊和它的主顾。
数据显示，航班平安无事地起飞，向左倾斜，然后走直线。飞机根据航空交通管制的通例，在6分13秒内上升到7925米的高度。在第6分钟，自动驾驶仪开启，飞机沿着计划路径向西南方向行驶。9分钟后，飞机的控制权从飞行员手中转移到副驾驶员手里，即由梅洛迪切换到布施，数据无法反映其中的理由。航线和高度保持不变。之后，飞行进入第16分钟时，自动驾驶仪关闭。飞机急剧倾斜并向下俯冲，开始只是缓慢地运行，接着变成急剧的螺旋下降，就像一只追逐尾巴的疯狗。
所有的系统都正常，没有机械故障。副驾驶员关闭自动驾驶仪，采用手动控制。是他让飞机俯冲，最终坠入大海。那些就是事实。现在他们知道根本原因了。他们不知道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他们知道布施醉了酒，嗑了药。他的感知能力和判断力被毒品改变了吗？他以为自己在正常地开飞机吗？还是他知道自己开启了死亡螺旋？
更重要的是，副驾驶员是等着飞行员走开，然后故意坠毁飞机的吗？但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这种行为背后会有什么可能的理由？
格斯坐了一会儿。他的周围突然活跃起来，数字生成演算，又被再三复核。但格斯一动不动，他现在已经确凿地知道，这起空难不是意外。它的源头不在抗拉强度或接合点磨损的技术原因上，不是电脑故障或水力学错误造成的，而是在心理学的朦胧领域里，在人类灵魂的折磨与悲剧中。一个英俊、健康的年轻人为什么要让一架客机不可挽回地急剧俯冲，同时忽略驾驶舱外机长的拍门声，还要无视自己尖声叫喊的求生本能？是哪种不稳定的根基在他的头脑灰质中扎根—他先前没有确诊的精神疾病吗？还是近期对世界不公甚嚣尘上地发牢骚？—能激发一名议员的外甥把一架豪华飞机变成一枚导弹，杀死九个人，包括他自己？
那么他们可以断定，开枪射击是试图重新进入驾驶舱，取得对飞机的控制吗？
换句话说，这个谜团的解答超出了工程师的职权范围，而在巫毒教的猜测领域里。
格斯·富兰克林能做的只有咬紧牙关，踏入这场风暴。
他伸手去拿电话，然后改变了主意。在多次机密泄露后，这种消息最好还是当面传达。于是他抓起外套，朝汽车走去。
“我往那儿赶，”他告诉他的小组，“技工们破解录音机时打给我。”
电话打来时，他们正在客厅里玩梯子和滑道的游戏。“道格上电视了。”埃莉诺从厨房回来，电话在手里抖。她和斯科特四目相对，打手势示意需要让男孩有事可做，这样他们才能讲话。
“嘿，小伙伴儿，”斯科特告诉他，“上楼把我的包拿下来，嗯？我有一份礼物给你。”
男孩跑上楼去，头发在身后飘扬，脚步声像楼梯上的小瀑布。埃莉诺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身，脸色苍白。
“出什么事了？”斯科特问。
“我的母亲。”她一边找电视遥控器，一边说。
“怎么了—”
她正在翻找电视机下方的杂物抽屉。“遥控器哪儿去了？”
他发现它在咖啡桌上，一把抓过来。她拿过去，打开电视，按下按钮。黑色屏幕开始闪光，中央的星星生动起来，变得完整，生成一只在草原上找水的大象。埃莉诺不停地换频道，在寻找什么。
“我不明白。”斯科特说。他朝楼梯瞟了一眼，他能听到男孩的脚踩在他头上的天花板上，客房的壁橱门被打开。
然后埃莉诺发出刺耳的吸气声，斯科特转过身来。屏幕上是穿法兰绒衣服的大胡子道格，坐在打红色背带的比尔·康宁汉对面。他们在新闻编辑室的布景里，坐在主播台的后面。这是一幅超现实景象，就好像两个不同的节目被叠接在一起。一个节目关于钱，一个节目关于树。道格的声音充斥整个房间，话正说到一半。他在谈论斯科特，以及埃莉诺如何把自己的老公赶出家门，或许斯科特是图钱而来。比尔·康宁汉则在点头插话，一边重述道格的观点—甚至一度介入进来，自己讲述故事。
一个洗白的画家和已婚女人上床，还美化灾难场景。
斯科特看向埃莉诺，她正把遥控器抓在胸前，她的关节发白。不知为何，他想到自己的妹妹躺在棺材里，一个16岁的女孩在9月末的一天溺水，被阴暗的深湖吞没，气泡涌起。一具处女的尸体，不得不被一个46岁的殡葬人干燥、清理，用力塞进最好的裙子里，陌生人给她的皮肤涂上腮红，刷洗她浸水的发丝，直到泛出光泽。她的手放在胸口上，一把扎着缎带的金光菊放在她没有知觉的指间。
他的妹妹对雏菊过敏，这件事让斯科特心烦不已，直到他意识到那已经不再重要。
“我不明白。”埃莉诺说，然后又说一遍—这一次更加沉默，像自言自语的一条咒语。
斯科特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然后转身。男孩拿着斯科特的包三步并作两步地从楼梯上下来，斯科特拦截住他，他的脸上是困惑的表情（潜在的受伤表情），就好像在说，我找不到礼物啊。斯科特从前角靠近他，揉乱他的头发，顺利地让他绕道进了厨房。
“找不到吗？”他说。男孩摇摇头。
“好吧，”斯科特说，“让我看看。”
他把男孩按在餐桌旁坐下。外面，一辆邮车停在车道上。邮递员戴着一顶老式的遮阳帽。越过他，斯科特能看到竖起卫星接收天线的新闻采访车，停在死巷尽头，在等待，在观察。邮差打开信箱，放进一份超市传单和几张账单，对屋里上演的戏码毫无察觉。
斯科特听到道格在客厅里说：“他出现之前我们很好的，很幸福。”
斯科特翻遍他的包，寻找一件他能称之为“礼物”的东西。他找到他离家去上大学时，他父亲给他的钢笔—一支黑色的万宝龙牌钢笔。尽管命运浮沉，斯科特多年来一直留着这样东西。他苦苦摸索着熬过饮酒的魔咒，度过他的伟大画家阶段，自杀式地进入恐怖的时期，用豪饮来麻痹自己，继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失败上。然后从一地的灰烬中复活，进入一具新的工作之躯，有了新的开始。
他熬过他的最低点，当时他把所有的家具扔出窗外，每个碗碟，他拥有的一切。
除了这支钢笔。他用这支钢笔给画作签名。
“喏。”他从包里掏出笔来，对男孩说。男孩笑了。斯科特拧开笔盖，给男孩演示怎么使用，用它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一只狗。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把它给了我。”他说，然后意识到话里的含义，即他现在是把钢笔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已经以某种方式收养了男孩。
他有了这个想法，就继续把它想通。如果我们考虑事情太久的话，生活就会麻痹我们，让我们僵化成雕像。
他把钢笔递给男孩，那大概是他曾经模样的最后印记，是他的脊梁骨，他身上唯一保持正直与真实的东西，经久不衰，值得信赖。当年小男孩的细胞现在荡然无存了，斯科特的身体在基因层面已经发生改变，每个电子和中子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被新的细胞、新的理念替代。
一个崭新的人。
男孩接过钢笔，在餐巾纸上试用，但画不出线来。
“它是—”斯科特说，“它是一支钢笔，所以你得这么握—”
他拿起男孩的手，给他示范如何握笔。他从厨房里听到比尔·康宁汉在说：“—所以首先他和姐姐交上了朋友—一个富有的女人。现在她死了，钱传给她的儿子—突然间他就住进了你家，而你睡在旧卡车里。”
男孩用钢笔画出一条黑线，接着又画了一条，他发出快乐的声音。看着他，斯科特心里有个东西猛然到位。他突然有了一种目标感，或者一个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下的决定。他走向电话，就像一个踩在烫煤上的人，决意不往下看。他打给信息台，要到ALC频道的号码，然后要求转接比尔·康宁汉的办公室。在几次误转之后，他终于联系上克里斯塔·布鲁尔，比尔的制作人。
“是伯勒斯先生吗？”她说，听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就好像她刚跑完很长的距离来接电话。
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一刻既冗长不堪又瞬时即发。
“告诉他我接受。”斯科特说。
“你说什么？”
“访谈。我做。”
“哇。太棒了！我们应该—我知道我们在你那儿附近有辆新闻车。你想……”
“不。离家里远点儿，离男孩远点儿。这是我和那个丑八怪之间的事。我们来聊聊隔空欺凌和贬低他人是懦夫的行径。”
下一刻，她声音中充满了欢快和兴奋。
“我可以引用你的原话吗？”
斯科特想起他的妹妹，她的两手交叉，眼睛闭上。他想到滔天的海浪，一只手臂脱臼，拼了命才能浮在水面上。
“不能，”他说，“今天下午见。”
我们很遗憾你失去了亲人！6
电话打来时，格斯在第二大道上，正要返回飞机库。
“你一直在追吗？”梅伯里问。
“追什么？”他说。他刚才陷入了沉思，在反复思考他与州检察长、FBI和外资办的领导会面的事。副驾驶员嗑药了，他故意使飞机坠毁。
“已经演变成一出真正的肥皂剧，”梅伯里说，“孩子的姨夫道格上电视说，自己被赶出家门，伯勒斯搬了进去。现在他们在说伯勒斯正要进入演播厅接受采访。”
“老天爷。”格斯说。他想到打电话给斯科特告诫他，但之后想起这个画家没有手机。格斯在红灯前面减速，一辆出租车不打信号灯就在他前方并道，迫使他踩下急刹车。
“飞行记录仪那边怎么样了？”他问。
“很接近了，”梅伯里说，“或许还要十分钟。”
格斯加入一条前往59街大桥的车流。
“你们一拿到就打给我，”他说，“我在回来的路上。”
96千米以北，一辆租来的白色汽车穿过威切斯特，驶向城市。这里更有绿意，公园道路被树木环绕。与格斯的路线不同，这条大路几乎没车。斯科特没打信号灯就变道了。
他试图纯粹地存在于所处的这个时刻，一个男人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夏日开着车。三个星期前，他是狂暴大海中的一颗尘埃。一年前，他是个不可救药的酒鬼，在著名画家的客厅地毯上醒来，摇摇晃晃地走进刺眼的阳光，发现一个宝蓝色的泳池。生命就是由这些片刻组成—一个人的物理实体在时空中的穿梭。我们把那些时刻串成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变成我们的人生。
所以他坐在租来的凯美瑞车里，行驶在亨利·哈得孙公园大道上。一个小时后，他不知不觉地坐进ALC大楼3号演播厅的一张椅子里，看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把有线麦克风藏在比尔·康宁汉的翻领下面。同时，他还是一个放假回家的青少年，夜晚坐在乡间小路旁的一辆施文牌单车上，等着妹妹从密歇根湖游泳回来。万一生命不是一个以顺叙方式讲述的故事，而是我们从来不曾脱身的纷纭片刻，那该怎么办？万一我们拥有过的创伤或者最美丽的经验已经把我们困在某种反馈回路里，即使我们的身体已经前行，头脑却至少还有某个部分一直念念不忘，那该怎么办？
一个男人，坐在车里，坐在单车上，坐在电视演播厅里。但30分钟前，他也在埃莉诺家的前院里，走向汽车。埃莉诺叫他不要去，告诉他这是个错误。
“如果你想讲你的故事，”她说，“可以打给CNN，打给《纽约时报》，但是不是他。”
不是康宁汉。
在海洋里，斯科特抓住男孩，潜入不可思议的巨浪下方。
同时，他在一辆有凹损的休旅车后面减速，然后打开他的转向灯变道。
在化妆室里，斯科特看着比尔·康宁汉一脸怪相，听着他卷着舌头念r音，做一系列快速的声音练习。斯科特试图判断自己胃里的感觉是害怕，还是畏惧，还是拳击手在一场认为自己必胜的战斗前的兴奋感。
“你会回来吗？”埃莉诺在车道上问他。
斯科特看着她，男孩在她身后的门廊上，眼神迷惑。他说：“这附近有泳池吗？我想我应该教这孩子游泳。”
埃莉诺微笑着说：“有。”
在化妆间里，斯科特等着比尔。说他紧张是不对的。
对一个降服整片海洋的人来说，有什么算得上是威胁？于是斯科特只是闭上眼睛，等待被叫到。
“首先，”当他们坐在彼此对面，摄像机开始运转时，比尔说，“我想感谢你今天和我坐在一起。”
话说得好听，但比尔的眼神充满敌意，于是斯科特没有回答。
“这是漫长的三周，”比尔说，“我不—我不确定你我都睡了几个小时。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一直在直播—超过100小时了，在寻找答案，寻找真相。”
“我应该看你还是看镜头？”斯科特打断他。
“看我。这就像其他谈话一样。”
“好吧—”斯科特说，“我这辈子有过很多场谈话，没有一场像这样。”
“我说的不是内容，”比尔说，“我说的是两个男人的对谈。”
“只不过这是一场访谈，访谈根本就不是谈话。”
比尔在椅子里向前倾身。
“你似乎很紧张。”
“是吗？我没感觉紧张，我只想弄清规则。”
“如果不是紧张的话，那你是什么感觉？我想让全国的观众来解读你的面部表情。”
斯科特想了想。
“很奇怪，”他说，“有时你听到梦游这个词。一些人过着梦游般的人生，然后一件事把他们惊醒。我不是—那不是我的感觉。或许截然相反。”
他盯着比尔的眼睛。比尔显然还不知道该怎么把握斯科特，怎么给他下套。
“整件事感觉就像某种—梦境。”斯科特说。他也在谋求真相，又或许只有他在谋求真相。
“好比我在飞机上睡着了，我还在等着醒来。”
“很虚幻，你是在说。”比尔说。
斯科特思考了一下。
“不，是非常真实，或许太真实了。看看人们如今对待彼此的方式，我不认为我们住在互相拥抱的星球上，可是—”
比尔向前坐坐，对关于礼仪的谈话不感兴趣。
“我想聊聊你是怎么登上那架飞机的。”
“我被邀请了。”
“被谁？”
“美琪。”
“贝特曼夫人。”
“是。她说叫她美琪，所以我就叫她美琪。我们去年夏天在文雅岛上相识，或许在6月。我们去同一间咖啡馆，我会在农贸市场上见到她带着JJ和她的女儿。”
“她来过你的工作室。”
“来过一次。我在我家后面一个老谷仓里工作。她家厨房里有工人做工，她说，她下午需要找点儿事情做，孩子们和她一起。”
“你是说，你在市场和咖啡馆以外见到她的唯一一次，孩子们和她在一起。”
“对。”
比尔做了个怪相，表示或许他认为那是扯淡。
“你的一些作品可以被认为是相当令人不安的，你不那么认为吗？”他说。
“你的意思是，对孩子们来说吗？”斯科特说，“我猜是的。但男孩当时在午睡，瑞秋自己想看。”
“所以你就让她看了。”
“不，她母亲同意了，轮不到我—又不是—郑重声明一下—那些图片还没有形成绘画，只是一次尝试。”
“那是什么意思？”
斯科特想了想，他想说什么。
“这个世界是什么？”他说，“为什么事情会发生？有任何意义吗？那就是我在做的事情，试图去理解这一切。所以我向周围的人展示—美琪和瑞秋—我们可以聊一聊。”
比尔冷笑一声。斯科特能看出，他最不想谈论的就是艺术。在这段时间中，他坐在一个电视演播厅里，但一部分的他仍在车里，在开车进城，湿润的路面映照着红色的尾灯光迹。在某种意义上，他也坐在飞机上，试图找到头绪，他是一个几分钟前刚从巴士站跑来的男人。
“不过你对她有感觉，”比尔说，“贝特曼夫人。”
“那是什么意思，有感觉？她是一个好人，她爱她的孩子。”
“但不爱她的丈夫。”
“那我不知道，似乎是那样。我自己没结过婚，所以我懂什么呢？这不是我们—她似乎非常安逸，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们玩得很开心，她和孩子们。他们总是大笑，他似乎工作很忙，我说的是戴维，但他们经常谈论他，等爸爸到了以后他们要做什么。”
他思考了一会儿。
“她似乎很幸福。”
电话打来时，格斯在长岛快速路上。飞行记录仪修好了，性能有点降低，他们告诉他，下降的是声音的质量，不是录音的内容。他的组员准备回放，格斯想让他们等他吗？
“不，”他说，“我们需要知道，把电话调到免提就好。”
他们匆忙应允。他坐在棕色的政府部门配车里，车流走走停停。他在岛屿中部，过了拉瓜迪亚机场，还没到肯尼迪机场。通过车载扬声器，他能听到急促的活动的声音，是他们在准备回放录音带。这是另一段时间的录音，就像一个封存垂死之人最后一口气的罐子。录音带里的行动和声音仍是秘密，但片刻之内秘密就会公开。最后一件未知的事将会变得已知。然后，能够弄清的一切都会清晰，其他疑团自会留给时间。
格斯呼吸车内的循环空气。雨滴落在他的挡风玻璃上。
录音带开始播放。
从驾驶舱内的两个人声开始。机长詹姆斯·梅洛迪有英国口音，副驾驶员查理·布施有得州尾音。
“检查清单，制动。”梅洛迪说。
“检查完毕。”布施过了片刻说。
“襟翼。”
“10度，10度，通过。”
“偏航阻尼器。”
“检查完毕。”
“有点儿小横风，”梅洛迪说，“我们得记住这一点。飞行仪表和信号器面板？”
“是。没有警示信息。”
“那就可以了。检查清单完成。”
格斯前方的交通有所舒缓。他把福特车开到时速42千米，然后当前方的车流收紧时，再次减速。他本来想停到路边听录音带的，只不过他在中间车道上，视野以内没有出口。
下一个声音是梅洛迪的。
“文雅岛飞行指挥台，这里是鸥翼613号航班。准备起飞。”
停顿，然后一个过滤的声音从收音机传来。
“鸥翼613，准许起飞。”
“推动速度基准系统，上跑道。”梅洛迪告诉布施。
他从录音带里听到机械声。电话继电器让声音难以分辨，但他知道实验室里的技术人员已经在猜测哪个是操作杆的动作，哪个是增大的引擎转速。
“每小时80海里。”是布施。
飞机离地时，更多声音从录音带里传来。
“正速率，”梅洛迪说，“请换到快挡。”
无线电里传来航空交通管制中心的声音。
“鸥翼613，我看到你们了。左转，飞越大桥，爬升，联系泰特波罗机场出港。晚安。”
“鸥翼613，多谢。”梅洛迪说。
“已换到快挡。”布施说。
现在飞机在空中了，向新泽西飞去。在正常情况下，是29分钟的飞行，比短途飞行还短。离他们进入泰特波罗交通管制中心的范围还有6分钟的间歇时间。
敲门声。
“机长。”一个女声传来，是空乘艾玛·莱特纳，“你有什么需要吗？”
“没有。”梅洛迪说。
“怎么不问我？”副驾驶员问。
停顿。发生什么事了？有什么表情交流？
“他没事的，”梅洛迪说，“就是一趟短途飞行，我们都专心一点儿。”
比尔·康宁汉在座位上向前探身。他们所处的布景设计只有一个方向的可视度。这意味着，他身后的墙壁背面是没有上漆的，就像1983年的电影《阴阳迷界》中一段搭建的场景，一个受伤的人慢慢意识到，他以为的真实世界实际上是个剧场。
“在飞机上，”比尔说，“你描述一下发生了什么。”
斯科特点点头。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很惊讶访谈以这种方式展开，这像一场真正关于空难、关于事情始末的访谈。如果这是一场拳击赛，他估计他们目前应该互相击打对方的身体了。
“嗯，”他说，“我迟到了。出租车一直没来，于是我得搭乘巴士。等我们赶到跑道时，我以为自己已经错过航班，我会恰好赶到那里，看到机尾灯升上天空。但没有，他们在等我，或者其实没有特地等我—他们已经收起门了，但他们还没离开。于是我登机，每个人都已经—有的人坐在座位上，美琪和孩子们，吉卜林夫人。戴维和吉卜林先生仍站着。空乘给我一杯红酒。我以前从没坐过私人飞机。然后机长说，请就座，于是我们都坐下来。”
他的眼睛此刻已经不再看着比尔的眼睛，他发现自己在直接凝望其中一盏灯，在回忆。
“当时在放一场棒球比赛，波士顿队的。那是第七局，我想。棒球的声音，解说员的话音，一直都在响。我记得吉卜林夫人挨着我坐，我们聊了一下。男孩JJ在睡觉。瑞秋在玩iPhone，或许在选歌，她戴着耳机。然后我们起飞。”
格斯缓慢地驶经拉瓜迪亚机场，进港和离港的飞机在头顶上空呼啸而过。他拉上车窗，关掉空调，这样他能听得更清楚些，尽管外面有32摄氏度。他一边听一边流汗，汗水顺着他的肋部和后背流下，但他没去注意。他听到詹姆斯·梅洛迪的声音。
“我这里有个黄灯亮了。”
一阵停顿，格斯能听到类似轻叩的声音。然后又是梅洛迪在说话。
“你听到了吗？我这里有个黄灯亮了。”
“哦，”布施说，“我来—明白了。我想是灯泡的问题。”
“记下来要做维修。”梅洛迪说。然后是一连串无法辨别的声音，接着梅洛迪大声说：“等等。我又—”
“机长？”
“你来接手。该死的我又流鼻血了，我要—让我去清理一下。”
格斯假定驾驶舱里是机长起身出门的声音。与此同时，布施说：
“收到。现在接管。”
门开了又关上，现在布施独自一人在驾驶舱里。
斯科特听着自己说话时的声音，既在当下又置身事外。
“我当时在远望窗外，想着整件事感觉多么虚幻—有时你发现自己在经验界限以外时，感觉会像个局外人，做的事情感觉像是另一个人的动作，就好像你被瞬间传输到别人的生活里。”
“第一个出问题的迹象是什么？”比尔说，“在你的脑海里。”
斯科特深吸一口气，试图对整件事情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很难说，因为当时有欢呼声，然后又有尖叫声。”
“欢呼声？”
“为了比赛。是戴维和吉卜林，他们—屏幕上发生了一些事让他们—德沃金，还有最长击球时间—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解开安全带，我记得他们两人都起立了。然后—我也不知道—飞机就—猛地一降—他们不得不仓促地回到座位上。”
“在你和调查员的面谈中，你以前说过你的安全带是解开的。”
“是啊。那—其实很蠢的。我有一个笔记本，是一本素描簿。飞机俯冲时，我的铅笔脱手了，我就—解开安全带，去追它。”
“这救了你的命。”
“是啊。我猜是这样。但是当时—人们都在尖叫，我又—撞头了。然后—”
斯科特耸了一下肩，就好像在说，我只记得这么多了。
比尔在他对面点点头。
“所以，那就是你的故事。”他说。
“我的故事？”
“你的事件版本。”
“那是我的记忆。”
“你的铅笔掉了，你解开安全带去抓笔，所以你活下来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活下来了，即使真有—如果有原因，而且不只是，你知道，不只是物理定律的话。”
“物理。”
“是的。你知道，就是托起我把我扔出飞机，莫名其妙让男孩活下来的物理力，而不是—你知道—别人。”
比尔停顿一下，就好像在说，我可以继续深入追究，但我选择不追究。
“我们来聊聊你的画吧。”
每部恐怖片里都有一个片刻，寂静的片刻。一个角色离开房间，摄像机没有跟着他走，而是留在原位，聚焦在无关紧要的东西上—或许是无关痛痒的门口，或者是一张儿童床。观众坐着观看留白空间，倾听寂静，房间是空的，寂静这件事传达了一种渐露端倪的恐惧感。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等？要发生什么事？我们会看到什么？于是，带着一种毛骨悚然的恐惧，我们开始搜寻房间里不寻常的东西，搜寻平常事物下面有什么在低语，以此来对抗寂静。正是房间的平凡无奇增添了它的惊悚潜能，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称为“离奇”的东西。你看，真正的惊悚不是来自意料之外的破坏行动，而是来自日常物件、日常空间的腐坏。一件我们日常所见、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我们默认它是正常的—一间儿童的卧室—把它转变成某种险恶的、不可信赖的东西，这就是破坏生活的结构。
于是我们盯着常规事物，摄影机静止不动，坚定不移，在不眨眼的凝视张力中，我们的想象力产生了一种没有合理解释的恐惧感。
当格斯·富兰克林坐在行驶在长岛快速道路的车里，被前往东边各处的通勤者、下班开车回家的男人、从学校回家或者傍晚去海滩探险的人所包围时，产生的正是这种感觉。车里的寂静有一丝裂纹，吱吱声填充了车内的循环空气。那是机器的噪声，令人费解，但不容忽视。
格斯伸手过去调高音量，吱吱声变得震耳欲聋。
然后他听到有人在低语，一个单字，一再低语重复。
“我们不聊我的画。”斯科特说。
“为什么？你在掩藏什么？”
“我没有—它们就是画。按照定义，有关它们的一切都交给眼睛来看。”
“不过你一直让它们不见天日。”
“我没有展出它们不等于我让它们不见天日。现在画在FBI的手上。我家里有幻灯片。有几个人已经见过，是我信任的人。但事实是，我的画实在不相干。”
“让我把话说清楚—一个画灾难现场的人，实实在在地画空难现场的人，出现在一起空难中，这让我们应该怎么想？只是巧合吗？”
“我不知道。宇宙充满不合情理的事情，随机巧合。好像有个统计模型可以算出我遭遇空难、渡轮事故、火车脱轨的概率。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我们无人能幸免。该轮到我了，仅此而已。”
“我跟一个艺术经纪人聊过，”比尔说，“他说，你的作品现在价值几十万美元。”
“有价无市。那是理论上的价值。我上一次查余额时，银行里有600美元。”
“所以你才搬去与埃莉诺和她的外甥同住吗？”
“因为什么我搬去与埃莉诺和她的外甥同住？”
“钱啊。因为男孩现在身价接近一亿美元？”
斯科特看着他。
“那真的是个问题吗？”他说。
“如假包换。”
“首先，我没有搬进去。”
“那个女人的丈夫可不是这么告诉我的。事实上，她把他赶出家门了。”
“只是两件事依次发生，并不代表里面有因果关系。”
“我没上过常春藤名校，所以你得给我解释一下。”
“我是说，埃莉诺与道格分居的事—如果真有那么回事的话—与我过来拜访没有一点儿关系。”
比尔完全坐直了。
“让我告诉你我看到了什么，”他说，“我看到一个失败的画家，一个酒鬼，在鼎盛期过后的十年里一直随波逐流，然后生活给了他一次机会。”
“一架飞机坠毁，有人死了。”
“他发现自己万众瞩目，成了英雄，突然间每个人都想跟他沾上关系—他开始和一个20来岁的女继承人发生关系。他的画忽然变得值钱—”
“没有人在干—”
“之后，我也不知道，或许他变得贪婪了，开始想，嘿，我和这个小孩关系不错。他突然间身价不菲，而且他有个美丽而且很有魅力的姨妈和废柴姨夫—我可以牛皮烘烘地介入，然后鹊巢鸠占，分一杯羹。”
斯科特惊讶地点点头。
“哇，”他说，“你活在一个多么丑陋的世界里。”
“这叫真实世界。”
“好吧。嗯，你刚才说的话里或许有12个错误。你想让我按顺序纠正一遍吗，还是—”
“所以你否认你和蕾拉·穆勒上床了。”
“我有没有和她发生关系？没有。她让我住在一套没人使用的公寓里。”
“然后她脱掉衣服，爬到你的床上。”
斯科特瞪着比尔。他怎么知道的？只是猜测吗？
“过去五年里，我没有和任何人发生关系。”他说。
“我没问那个。我问的是，她有没有裸体和你睡觉。”
斯科特叹了口气。他处于这种境地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
“我只是不理解这有什么关系。”
“回答问题。”
“不，”他说，“你告诉我，为什么一个成年女人对我有兴趣与这件事有关系。告诉我有什么必要当众暴露她在自家屋檐下做的事情，她很可能想保密。”
“所以你承认了？”
“不。我是在说，这可能造成什么不同？这会告诉我们飞机为什么坠毁吗？它能帮助我们处理我们的悲痛吗？还是它只是你个人想知道的东西，就因为你想知道？”
“我只是在尝试判断你是多大的一个骗子。”
“大概平均水平吧，我会说，”斯科特说，“但我对重要的事情不说谎。那是我戒酒疗程的一部分，是我发过的誓，要尽可能尝试诚实地生活。”
“那就回答问题。”
“不，因为那不关你的事。我不是在这里惹人讨厌。我是真心在问，那可能造成什么不同？如果你能让我信服，我在空难后的私人生活与空难之前的事件有任何关联，而不是像这样凶神恶煞地逼问，那么我就会告诉你关于我的一切，我很乐意。”
比尔端详了斯科特好一会儿，脸上是茫然的表情。
然后他开始播放录音带。
格斯意识到自己在屏住呼吸。那个副驾驶员查理·布施独自一人在驾驶舱里，他在小声地咕哝这些话。
然后，他更大声地说：“不！”
他关掉了自动驾驶仪。
1984年12月31日—2015年8月23日
他是某个大人物的外甥，那就是人们在他背后的议论。就好像他永远不会有别的方式得到这份工作，就好像他很差劲，是某个冒牌货。查理·布施出生在1984年新年前夜的最后几分钟，他从来没能逃脱这种感觉，他总是与某个至关重要的东西失之交臂。在出生这件事上，他错失的是未来。他作为旧年新闻开启人生，生活从来就没有过起色。
孩提时代的他很贪玩，不是个好学生。他喜欢数学，但对阅读和科学毫无热情。查理在得克萨斯州的敖德萨长大，和所有其他男孩有着同样的梦想。他想成为达拉斯牛仔队的橄榄球明星四分卫罗杰·斯陶巴，但最后只能止步于得州游骑兵的投手诺兰·莱恩。中学时代的运动有一种单纯，会深入你的灵魂：弹指滑球，后场跳蚤进攻球，短距离全速冲刺和鳄鱼演习训练，深入挡人机器重重阻碍的肩下特别攻击法。在橄榄球场上，男孩们被模式与重复训练锤炼成男人。史蒂夫·哈蒙德和流氓比利，疤面达纳韦和那个手有肋眼牛排那么大的墨西哥大个子。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一个晴朗无云的春日，乱打出一个高飞球。他们在运动员更衣室里扭动着戴上护具和头盔，散发出一阵阵热气与青少年激情的“战或干”麝香味荷尔蒙。褥子与弹簧床垫间涂了油的棒球手套，硬式棒球裹在一网兜的皮质手套里，有它在下面，你睡得更香。男孩们蠢蠢欲动，在灰土里扭打，用他们的脑袋杀出一条球路。他们永远在奔跑，从不知疲倦，站在灰尘漫天的休息区里说着替补投手的垃圾话，你的哥们儿克里斯·哈德维克像头母牛一样哞哞叫。场上死角与盲边阻挡，用一根旧棍子从你的防滑鞋里挑出污垢时的原始猿猴的快乐。一伙男孩坐在板凳上吐着瓜子壳，然后继续在赛场上拼命奋战，享受用钉子一般的鞋深挖橡胶地板的感觉。中点弹跳球与左撇子切换。希望，永远都有希望。你年轻的时候，打的每场比赛都像是世界存在的理由。牵制球与强迫取分。还有热，永远都热，它好像抵在你背上的膝盖，踩在你颈上的皮靴。于是他们一桶一桶地喝佳得乐，像精神病人一样猛嚼冰片，膝盖打弯，在正午的太阳下大口吸风，享受完美的螺旋球触到手上的感觉。淋浴间里的男孩们嘲笑彼此，描绘啦啦队员的身体曲线，在隔壁家伙的脚上撒尿。头球与头侧飞球，绕完一垒后继续飞跑，眼睛盯着中场手，一路猛冲地滑行，在头脑里已经有安全的感觉。对身陷困境的恐慌，白粉笔新画的线在草地的映衬下，如何像闪电般耀眼，草地本身就是不真实的深绿。天堂就是那个颜色。还有周五夜晚的灯火灿烂，那些完美的雪花石膏灯，以及人群的咆哮。比赛的朴素真理：一直向前，永不后退。你扔球，你击球，你接球。毕业以后，再也不会有那样的单纯。
他是某个大人物的外甥。罗根舅舅，即他母亲的哥哥。罗根·布施，一个连任六期的美国议员，来自伟大的得克萨斯州，是石油和牧牛的支持者，长期担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查理对他的主要了解是，他是一个头发经过造型的人，喝黑麦酒。罗根舅舅就是查理的母亲摆出昂贵餐盘的原因。每年圣诞节，他们开车前往他在达拉斯的宅邸。查理记得全家人都身穿风格一致的圣诞毛衣。罗根舅舅会叫查理挤出一块肌肉，然后使劲地捏捏他的手臂。
“得让这个男孩强硬起来。”他告诉查理的母亲。查理的父亲几年前去世了，当时查理6岁。他在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被一辆拖车擦边撞倒。他的车翻滚了6圈。他们举办了一场闭棺的葬礼，把查理的父亲葬在漂亮的墓地。罗根舅舅支付了所有费用。
即使在中学，罗根·布施外甥的身份也帮了他不少的忙。他为校队打右外场，即使他无法像其他男孩打得一样好，无法偷垒来救自己一命。这种特殊待遇是心照不宣的。事实上，在查理人生中的头13年里，他都不知道自己被人提携了，他以为教练喜欢他的推挤。但进入高中后一切都改变了，在更衣室里，他对这种裙带关系的阴谋如梦初醒，有狼群心态的男孩们身着护体绷带，在淋浴间里围攻他。运动毕竟也是论功行赏的。你开始打比赛是因为你能击球，因为你会跑能投擅接。在敖德萨，橄榄球队以速度与精准闻名。每年，棒球队的老队员都能免考去读好大学。西得克萨斯州的体育竞争十分激烈。企业在比赛日会提前关门，立起草坪标志。人们对这种破事非常严肃。所以像查理这样的球员，在各个方面都很平庸，碍眼而突兀。
他们第一次找碴儿时，他15岁，还是一个皮包骨头的九年级新生，在打出一个36码的得分球后赢得开场位置。六个笨重的牧场坏小子脱光衣服，一身臭汗，强行把他推进淋浴间。
“拉屎也要看地方。”他们告诉他。
查理畏缩在墙角里，能闻到他们的汗味，6个青少年后卫的麝香臭气，没有一个低于110公斤的，刚刚在8月的艳阳下蒸了3个小时。他弯腰下去吐在他们的脚上。他们为此狠狠揍了他一顿。
最后，他在地上缩成一团，赖翁·戴维斯弯下腰来在他耳边用气音说话时，他畏缩了。
“敢告诉任何一个人，你就死定了。”
是罗根舅舅动用关系，才让查理参与国民警卫队的飞行训练项目。原来他不是一个糟糕的飞行员，尽管在突发事件中他容易僵住。离开国民警卫队之后，查理在得州四处流浪，无法保住一份工作，是罗根对鸥翼航空的一个朋友发话，给查理弄到一次面试。查理·布施还没在人生中找到任何真正擅长的事情。他的眼里确实有种活力，还有一种牛仔的招摇，这对女士们很奏效。他可以迷倒一房间的人，而且他穿西装很好看，所以当他与航空公司的人事总监坐在一起时，他看上去年轻、迷人，就像对鸥翼航空迅速扩张的机组人员队伍的完美补充。
他们让他先做副驾驶员，那是2013年9月。他喜爱豪华飞机，喜爱他服务的客户—亿万富翁和国家元首，这让他感觉重要。但他真正热爱的是在主舱里工作的优等顶级的妞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自己即将共事的机组成员时，心里的念头。来自世界各地的四位美女，每个都比下一个更让人起劲。
“女士们。”他摘下他的飞行墨镜说，向她们展露他的最佳得州嬉笑。女孩们连眼睛都没眨。原来她们不和副驾驶员上床。当然，公司是有政策，但不只因为那个。这些女人的世故是国际级别的。很多人会说五门语言，她们是凡人可以观望的天使，但永远不可亵玩。
一趟又一趟的飞行，查理百般勾引她们。一趟又一趟的飞行，他屡屡碰壁。原来，连他的叔叔都没办法让他睡到一个鸥翼的空乘。
他遇到艾玛时，已经在公司里待了八个月。他马上就能看出，她与别人不同，她更加脚踏实地。而且她的门牙之间有一道小缝。有时在飞行中，他会撞见她在厨房里哼歌。当她意识到他站在那里时，她会脸红。她不是机组最火辣的女孩，但她似乎更容易得手。他是跟踪一群羚羊的狮子，在等待最弱的一只离群走散。
艾玛告诉他，他的父亲担任过空军飞行员，于是查理夸大自己在国民警卫队的经历，告诉她他曾经在伊拉克开过一年的F-16战斗机。他能看出她是个乖乖女。查理29岁，他自己的父亲在他6岁时去世。关于如何当个男人，他唯一真实的行为榜样就是一个喝黑麦酒、发型花哨的人，每次和他见面，他都叫查理挤出一块肌肉来。他知道自己不如其他家伙聪明，技术也不够精湛。但作为一个没什么才华的人，他必须发展出一套自己的过关方法。早年他就意识到，你并非必须有自信，你只需看起来有自信。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很棒的快速击球手，于是他就学习用走路的方式占垒。他没法打出怪兽悬空球，于是他掌握到位开球技术。在教室里，他学会用讲笑话的方法来转移难题。他学会如何在棒球场上讲垃圾话，如何在国民警卫队里虚张声势。他的理论是，穿上制服你就是一个运动员，就像拿起武器你就是士兵一样。让他混进来的或许是裙带关系，但现在无法否认，他的履历是真的。
然而，谁曾真正爱过查理·纳撒尼尔·布施真正的面目呢？他是某人的外甥，一个冒牌货，一个成为飞行员的大学校队运动员。总而言之，这看起来就像一个美国的成名故事，于是他也这么看待自己。但在内心深处，他知道真相，他是一个骗子。知道这个让他愤世嫉俗，让他刻薄。
他从希思罗机场搭了一程鸥翼的包机，于8月23日，周日下午3点降落在纽约。艾玛与他分手已经六个月，她告诉他别再打电话给她，别再顺便来她家，或者试图登上她工作的航班。她被安排了一次飞行勤务，去玛莎文雅岛飞个来回。查理暗自思忖，如果他能与她独处上几分钟，他就能让她明白：他有多爱她，他有多需要她，以及他对发生的事情有多抱歉。基本上，就是一切事情。他待她的方式，他说过的话，只要让他解释就好。只要她能看到，他实际上不是个坏人，不完全是。他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人，装得太久，被人拆穿的恐惧已经将他耗尽。所有这些：趾高气扬，嫉妒吃醋，小肚鸡肠，都是副产品。你试试假装一个不是自己的人，装上20年，看看那会如何改变你。但是我的天啊，他不想再害怕下去了，不想在艾玛面前继续下去。他想让她看到他，真正的他，让她了解他。难道他这辈子都不值得被人了解一次吗？被人爱上他原本的样子，而不是他假装的那个人？
他想到伦敦，想到再次见到艾玛，就像被毒蛇咬伤一样，毒液在他的血管里漫延。他无法理解的本能是发起攻击，拉近彼此的距离，他与他的—是什么呢？敌手？猎物？他不知道。只是一种感觉，某种恐慌的推进手段，让他摆起架子，拉高裤子，装出他最好的牛仔招摇风范。他很早以前就已决定，当你太过在乎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表现得好像你一点儿都不在乎—学校是这样，工作是这样，爱情也是这样。
这一招足够奏效，于是这种行为模式在他身上已经顽固成疾。所以当他见到艾玛，当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感觉不堪一击地暴露于人前时，这就是他的做法—不屑一顾，侮辱她的体重，然后整晚剩下的时间都像小狗一样围着她转。
彼得·加斯腾很乐意把文雅岛的飞行让给查理，留在伦敦休养恢复几天。周五晚上他们黏在一起，在苏荷区一直喝到天亮，从酒吧换到夜店—伏特加，朗姆酒，销魂丸，一点儿可卡因。他们的下一次药检在两周以后，而且彼得认识一个人，能给他们搞到没问题的尿液，于是他们把警告抛到了九霄云外。查理试图鼓起勇气去面对艾玛。他每次看到艾玛，都感觉自己的心裂成两半。她那么漂亮，那么甜美，而他彻头彻尾地搞砸了一切。他之前为什么要那么说她，说她重了几磅？他为什么总是这么混蛋？她裹着毛巾走出浴室时，他只想抱住她，亲吻她的眼皮，像她以前亲吻他那样，感觉她贴着他的脉搏，吸进她的香气，但他却胡说了几句俏皮话。
他想起那晚他把手放在她的喉咙上掐她时，她脸上的表情。性爱实验最初的刺激怎么先是变成震惊，然后变成惊悚。他真的以为她会喜欢吗？以为她是那种女孩？他以前遇到过她们，有自杀倾向的文身姑娘，喜欢被人惩罚，喜欢鲁莽的动物碰撞造成的擦伤和青肿，但艾玛不像那样。你能从她的眼睛、她的举手投足看出来，她很正常，是个平民，身上洁白无瑕，没有一塌糊涂的童年筑成的战壕。所以她对他来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此健康的一举。她是圣母马利亚，不是娼妓，而是一个他可以娶的女人，一个能拯救他的女人。所以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为什么要掐住她的脖子？只可能为了把她拉低到他的档次。让她知道，她生活的世界并不像她以为的镀金主题公园那么安全。
那一夜之后，她离开了他，不再接他的电话。他有过一个黑暗时期，连续几天，他在床上从日出躺到日落，脑子里满是恐惧和厌恶。他打起精神去工作，在起飞和降落时做副驾驶员。不管内心是什么感受，多年来掩盖自己的软弱已经教会他如何过关。但在那些飞行途中，他内心有种动物性的意欲，心里有条通电电线在迸发火花，想让他推下驾驶杆，机头向下，让飞机滚入湮没之境。有时这种意欲过于强烈，他不得不假装去拉屎，躲在厕所里靠黑暗呼吸。
艾玛。她就像一只独角兽，是通往幸福的神秘钥匙。
他坐在伦敦的那间酒吧里，盯着她的眼睛、她的嘴角。他能感觉到她故意不看他，能感觉到他的音量在酒吧里提得太高，与加斯腾互讲笑话时，她的背部肌肉都会收紧。她恨他，他想，但当痛苦变得难以忍受时，我们不就会由爱生恨吗？
他想，他能解决的，他能扭转局面，用合适的话语与合适的感情解释清楚，把恨意消除。他会再喝一杯，然后他就走过去。他会温柔地拉起她的手，请她出来抽支烟，这样他们就能聊一聊。他会在头脑里看到每一个字，每一个举动。他会全部摊牌，关于查理的历史。起初她会双手抱在胸前，表现出防御性，但他会继续深入，他要告诉她自己父亲的去世，他由单亲妈妈抚养长大，以及他如何变成他舅舅的被监护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舅舅如何为查理铺路，让他平顺地度过人生，但那从来不是他想要的人生。查理只想靠自己的实力被人评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害怕自己的最好还不够好。于是他屈服了，任其发生，但现在那些都结束了。因为查理·布施准备好要做自己，而且他想要艾玛做他的女人。他说话时，她会放下她的胳膊，她会靠近一些。最后她会紧紧抱住他，他们会接吻。
他又喝下一杯77高杯酒，一杯啤酒。然后，某个时刻他与彼得在厕所里再吸一条时，艾玛消失了。他抹着鼻子从厕所出来时，她已经走了。查理径直走向其他女孩，感觉神经过敏又受到了惊吓。
“嘿，”他说，“所以艾玛，她闪人了吗？”
女孩们嘲笑他，她们用高傲的模特眼神看着他，厉声喊出她们的鄙夷。
“小傻瓜，”切尔西说，“你真的以为你们是一种人吗？”
“只要告诉我，她走了吗？”
“好吧。她说她累了，她回公寓了。”
查理往吧台上扔了一些现金，跑到外面的大街上。烈酒和毒品让他感觉翻天覆地，所以他往错误的方向走了十个街区才反应过来。等他回到公寓时，她已经走了，她的东西都没了。
她人间蒸发了。
第二天，当彼得抱怨着说他还得去纽约工作，艾玛也在同一班飞机上时，查理主动提出帮他出任务。他跟彼得撒谎说，他会上报公司批准，但直到他出现在新泽西的泰特波罗机场时，才有人知道查理要代替彼得，但那个时候做什么都为时已晚。
查理坐在跨大西洋的一架波音737飞机的驾驶舱折叠椅上时，一杯接一杯地喝咖啡，试图清醒过来，把自己收拾得像样一点。他在伦敦时那样突然出现，已经吓到艾玛。他现在明白了，他想道歉，但她已经换掉她的电话号码，已经不再回复他的邮件。所以他还有什么选择呢？除了再一次跟踪她，为自己的案子辩护，请求她慈悲发落，他还能怎么弥补这件事呢？
泰特波罗是曼哈顿以外32公里处的一个私人机场。鸥翼在那里有个飞机库，它的公司标志—两只手的拇指相扣，手指像翅膀般展开—用灰色油漆纹饰在黄褐色的平整壁板上。机库办公室周日不开门，只有一个骨干工作人员。查理从JFK机场打了一辆出租车，绕过城市向北，驶上乔治·华盛顿大桥。他试图不去看秒表，车费一直在飙升。他有一张美国运通的白金卡，另外，他告诉自己花多少钱无所谓，这是为了爱。彼得已经交给他航班的日程表。预定从新泽西出发的时间是晚上6︰55。飞机是一架OSPRY 700SL。他们会不带乘客地飞个短程到文雅岛，让他们的包机人登机，然后马上回来。他们甚至不需要加油。查理设想那至少给了他五个小时的时间，找机会与艾玛私下交流，把她拉到一边，抚摸她的脸蛋，像他们以前那样讲话，拉着她的手说对不起，说我爱你，我现在知道了，我是个白痴，请原谅我。
她会原谅他的，为什么她不原谅呢？他们的过去很特别。他们第一次做爱时她还哭了，我的老天爷，因为美妙喜极而泣。他搞砸了，但还不算太晚。查理看过所有让这些小妞晕厥的浪漫爱情片，他知道坚持不懈就是关键。艾玛在考验他，仅此而已。这是女性心理的基础课。她爱他，但他需要证明自己。他需要表现给她看他可以坚定可靠，表现给她看这一次就是小说情节。她是童话里的公主，他是骑马的骑士。他会的。他是她的，从现在到永远，他永远不会放弃。当她看到时，她就会投入他的怀抱，他们会再次和好。
他在泰特波罗保安闸口亮出他的飞行员执照。守卫挥手让他们进去。查理感觉到胃里的神经紧张，用手搓了一把脸。他真希望自己记得刮胡子，担心自己看起来面如灰土，一脸疲倦。
“是白色的飞机库。”他告诉出租车司机。
“266块。”他们停下后，那个家伙告诉他。
查理刷卡，钻出车外，取出他的银色拖轮箱。OSPRY已经停在飞机库外面的停机坪上。建筑上的强光灯让飞机机身泛着光晕。他永远看不厌这幅景象，一架精密的飞机，就像一匹毛色发亮的纯血马，引擎盖下面全是推力和提升力，但机舱内部像黄油一般光滑。三人一组的地勤人员正在给它加油，一辆加油车停在机首附近。104年前，两兄弟造出第一架飞机，开着它飞过北卡罗来纳州海滩的上空。现在有了战斗机机群，几百家商务航空公司，还有货机和私人飞机。飞行变得常规，但对查理来说不是。他依旧热爱飞机冲入平流层时，轮子离地的感觉。但那不会让他惊讶，他毕竟是个浪漫主义者。
查理扫视一圈寻找艾玛，但没看到她。他在JFK的卫生间里换上了飞行员制服，见到自己穿着一身清爽的白色，他镇定下来。他可不就是电影《冲上云霄》里的李察·基尔吗？现在他穿着制服，把拖轮箱拉进机库，鞋跟踩在沥青地面上咯噔作响。他的心悬在嗓子眼儿，他一身大汗，就像回到了高中，正斜向走过去邀请辛迪·贝克参加毕业舞会。
老天爷，他想。这个妞儿对你做了什么？振作起来，布施。
他感到一瞬间的愤怒，是困兽的狂怒，但他不去理会。
压下你的念头，布施，他告诉自己，继续执行任务。
然后他瞥见二楼办公室里的艾玛，他的心跳成倍加速。
他放下箱包，匆忙上楼。办公室是建在飞机库里的一条狭小通道，可以眺望四周景色，非公莫入。客户从来不会进入飞机库，他们直接被豪华轿车送到机场。公司有严格的书面政策，员工必须保持鸥翼航空的幕后操作过程不可见，不能让任何东西戳破旅客奢华体验的气泡。
要到达办公室，你得登上一段外置金属楼梯。查理把一只手放在扶手栏杆上，感觉自己口干舌燥。一时心血来潮，他抬起手来调整自己的帽子，让它有一点歪斜。他应该戴上飞行墨镜吗？不。这事关连接，事关眼神交流。他的手感觉就像野兽一样，手指抽搐，于是他把手塞进口袋里，专注于每一级阶梯，专注于抬脚和放下。过去的16个小时，他一直在想着这一刻，要见到艾玛了，他会如何亲切地微笑，让她看到他能够平静、文雅。然而他一点儿都不平静。他已经连续三天睡觉超过两个小时。是可卡因和伏特加让他保持平稳，保持前进。他在头脑里重温，他会踏上楼梯平台，开门。艾玛会转身看到他，他会停下来，站着不动。他会向她敞开自己，用自己的身体和眼睛展示给她看，他人在这里，他已经理解她的信息。他就在这里，他哪儿也不去。
只不过事情不是那样发展的。等他踏上楼梯平台时，他发现艾玛已经看向他的方向。当她看到他时，她整个人都没了血色。她的脸。她的眼睛很大，像茶碟一样。更糟的是，当他看到她看到他时，他僵住了，毫不夸张，他的右脚悬在半空中，微微……招了一下手。招手？什么样的白痴会对他的梦中情人娘娘腔地招手？就在那一刻，她转身逃到办公室的内部。
见鬼，他想，真是见鬼。
他吐气，不再上楼。斯坦霍普在办公室里，她是今天的协调员。她是个嘴唇紧闭的老女人，鼻子下面只有一条愤怒的斜线。
“我，是来613号航班工作的，”他说，“前来报到。”
“你不是加斯腾。”她看着自己的航空日志说。
“观察水平一流啊。”他告诉她，同时眼睛在搜索办公室里间的艾玛，透过玻璃墙可以看见里面。
“你说什么？”
“没有，对不起。我只是—加斯腾病了，他打给我说换班。”
“好吧，他应该打给我。我们不能这么做人事对调，这会弄乱整个……”
“当然。我只是帮那个家伙一个……你看到艾玛去哪儿……”
他透过玻璃向里瞥视，寻找他的梦中女孩，感觉有一点儿狂乱。他的头脑在急转，试演各种情境，加倍运转来想办法纠正这整场灾难。
她跑了，他想。她掉头就跑……那该死的是怎么回事？
查理看着办公桌边的巨魔，给她最好的笑容。
“你叫什么名字？詹妮吗？”他说，“对不起，但我们—快到起飞时间了。我们能不能回来以后再解决文书工作？”
那个女人点点头。
“好吧，我们等飞行结束后再处理这件事。”
查理转身要走，她在他身后叫住他。
“不过你们降落后要到我这里报到，我们定这些规章是有原因的。”
“好的，”查理说，“当然。真抱歉—我不知道加斯腾为什么没打电话。”
他脚步蹒跚地走回飞机，四处寻找艾玛的身影。他爬上阶梯，惊讶地发现她在厨房里，正在砸开冰块。
“嘿，”他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她对他充满敌意：“你为什么要—我不要你在这里。我不—”
他伸手去抱她，去搂她，想告诉她爱可以解决一切。但她向后一躲，眼里都是憎恨，狠狠地扇了他一耳光。
他的面颊刺痛，他瞪着她，就好像太阳在本来正常的一天突然在空中爆炸，一样。她大胆对视他的目光，然后别过脸去，突然害怕起来。
查理看着她走开，然后迟钝地转身—他的头脑一片空白—进入驾驶舱，差点撞上这趟航班的机长詹姆斯·梅洛迪，他是个老家伙，不太有趣，但很有能力，极其能干。这个英国老油条，以为自己是所有人的老大。但查理知道怎么卑躬屈膝，这是过关艺术的一部分。
“下午好，机长。”他说。
梅洛迪认出他，皱起眉头。
“加斯腾怎么了？”他问。
“你问倒我了，”查理说，“胃不舒服吧，我想。我只知道我接到一个电话。”
机长耸耸肩。这是管理部门的问题。
他们又闲谈了一会儿，但查理其实并不专心。他在想着艾玛，想她说过的话。他本来可以有别的做法。
激情，那就是他们之间的东西，他突然告诉自己。是烈焰。这种想法让他振奋，他脸颊上的麻痛渐渐退去。
查理一边给系统加电，一边运行着诊断，他告诉自己，他处理得不错，或许不算完美，但……她只是在欲擒故纵。接下来的六个小时会像发条装置一样运转。教科书式的起飞，教科书式的降落。五个小时的往返之后，他才是那个更换电话号码的人。等她回过神来，意识到她失去什么的时候，好吧，她会来乞求他的原谅。
引擎循环时，他听到驾驶舱门打开。艾玛非常气愤地冲进主舱。
“让他离我远点儿。”她指着查理告诉梅洛迪，然后昂首阔步地走回厨房。
机长望向他的副驾驶员。
“别来难为我，”查理说，“一定是她的生理期来了。”
他们完成飞行前检查，关上舱口。6点59分，他们滑向跑道，平安无事地起飞，开始背朝落日飞去。几分钟后，梅洛迪机长向右舷方向倾斜，朝向海岸的方向。
前往玛莎文雅岛剩下的飞行中，查理一直在盯着窗外的海洋，明显瘫倒在座位里。等狂怒—那根危急的闪电神经一直在给他煽风点火—离他而去，他感觉筋疲力尽，像只泄气的皮球。事实是，或许36个小时以来他一直没有睡觉。从伦敦飞来的路上睡了几分钟，但他主要处于过度兴奋的状态。可能是可卡因或者是他喝的伏特加兑红牛的后续作用。不管是什么，现在他的任务失败，一场壮丽的内爆，他感觉自己毁了。
距离文雅岛还有15分钟时，机长站起来，一只手放在查理的肩膀上。查理吓了一跳，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飞机归你了，”梅洛迪说。“我去喝杯咖啡。”
查理坐直，点点头。飞机现在启动了自动驾驶仪，轻松地掠过广阔的蓝色海面。机长离开驾驶舱时，他关上了身后的门（之前是开着的）。查理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去消化那件事。机长关上了舱门。为什么？他为什么要那么做？起飞时都是开着的。现在为什么要关上？
只可能是出于隐私。
查理感觉通体一阵潮热。就是那样。梅洛迪想要一点儿隐私，这样他就能跟艾玛谈谈。
关于我。
一股新的肾上腺素进入查理的血流。他需要集中精力。他打了自己几巴掌。
我应该怎么做？
他匆匆考虑他的选项。他的第一反应是夺门而出，与他们对峙，去告诉飞行员这一摊烂事跟他没有关系，回到你的座位上，老家伙，但那太不理性。他很可能会因为那么做被解雇。
不。他应该什么都不做。他是个专业人士。她才是喜欢小题大做的人，把私事带到工作上的人。他会继续开飞机（好吧，看着自动驾驶仪开飞机），做一个踏实的成年人。
然而他不得不承认，那会要了他的命。关上的舱门。不知道那边会发生什么事。她在说什么。他明知不该，还是站起身来，然后坐下，然后再次起身。就在他伸手去拉门时，门开了，机长拿着咖啡回来。
“一切还好吗？”他关上身后的门，问他。
查理扭扭腰，做了类似拉伸上身的动作。
“当然，”他说，“只是，我的肋部有点儿抽筋。在想办法拉伸缓解一下。”
他们终于进入玛莎文雅岛时，太阳已经开始西沉。落地后，梅洛迪滑行经过地面控制台，然后停下。引擎一熄，查理就站了起来。
“你上哪儿去？”机长问。
“抽烟。”查理说。
机长站起来。
“一会儿再去，”他说，“我想让你对飞行控制系统做一次全面诊断测试。降落时感觉驾驶杆很紧。”
“我就抽几口。”查理说，“起飞前我们有，大概，一个小时。”
机长打开驾驶舱门。在他身后，查理能看到艾玛在厨房里。她意识到驾驶舱门开着时，望过来，看到查理，然后飞快地看向别处。机长挪动位置挡住查理的视线。
“去做诊断测试。”他说，关上身后的门出去了。
真是废话连篇，查理心想，开始开电脑。他叹气，一次，两次。他站起来，他坐下。他揉搓两手直到感觉发热，然后按在眼睛上。降落之前，他开了15分钟飞机。感觉驾驶杆正常。但查理是个专业人士，人称“专业先生”，于是他遵照要求做事。那一向是他的策略。当你一辈子都在扮演一个角色，你就学会让它像模像样。准时提交文书工作。草地冲刺训练时第一个到场。保持制服熨平干净，头发整洁，胡子刮掉，站得笔直，成为你的角色。
为了平静下来，他掏出他的耳机，放了几首民谣歌手杰克·约翰逊的歌。梅洛迪想让他做诊断测试？行。他不只会做他要求的事。他还会用唾沫把它擦亮。他开始做诊断测试，舒缓的吉他声在他耳朵里漫不经心地演奏。外面，太阳的最后一道亮光沉到树后，天空换上午夜深蓝。
30分钟后，机长发现查理在座位上，睡得正香。他摇摇头，一屁股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查理猛地蹦起来，心脏像风钻一样突突直跳，不知身在何处。
“干吗？”他说。
“你做诊断测试没有？”梅洛迪问。
“做了，”查理说，移动开关，“一切看起来都正常。”
机长看了看时间，然后点头。
“好吧。第一位客人已经到了。我想在22点做好起飞准备。”
“当然，”查理打手势说，“我能不能……我得去尿尿。”
机长点点头。
“马上回来。”
查理点点头。
“是的，长官。”他说，话音中尽量不带讽刺。
他走出驾驶舱。工作人员洗手间就在驾驶舱隔壁。他能看到艾玛站在打开的机舱门口，准备在第一批客人抵达时迎接他们。查理能看到停机坪上似乎是一家五口人，被一辆路虎的前灯照亮。他端详艾玛的后颈。她的头发盘起高高的发髻，有一缕松散的赤褐色头发在她的下巴旁弯出弧线。这一幕让他眩晕，想跪到地上把脸贴到她膝上的冲动难以抑制，这是忏悔和奉献的举动，是爱人的姿势，但也是儿子对母亲的姿态，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她赤裸肉体的感官享受，而是她的手抚在他头上的母性情感，无条件的接纳，她的手指伸进他发间的感觉，母亲般的爱抚。太久没有人这样爱抚过他的头发，揉着他的背直到他睡着。他太累了，刻骨铭心的累。
在卫生间里，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他的眼睛充血，面颊上是黑色的胡茬。这不是他想成为的人，一个废物。他怎么会如此落魄？他怎么会让这个女孩毁掉他？他们约会时，他觉得她的爱意让人窒息，她会当众拉他的手，她把头抵在他的肩膀上。就好像她在标示他是她的。她太喜欢他了，他觉得一定是装出来的。身为一个毕生都在演戏的人，他很肯定自己能从1000米以外发现另一个大话精。于是他开始对她冷淡，他把她推开，看她还会不会回来。她会，这让他发疯。我盯上你了，他心想，我知道你在假装，诡计暴露了，你别演戏了。但她似乎很受伤，很困惑。终于，一天夜里，他在和她亲热的时候，她伸手过来抚摸他的脸颊，说我爱你，他内心的一根弦突然断裂。他掐住她的喉咙，一开始只是让她闭嘴。但之后，看到她眼里的害怕，她的脸变红时，他发现自己握得更用力。
现在，他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告诉自己他一直都是对的。她是在假装，她一直在耍他，玩完以后她就把他扔了。
他洗了把脸，在毛巾上擦干手。乘客们踏上舷梯时，飞机在振动。他能听到人声，大笑的声音。他用手捋头发，拉直他的领带。
要专业，他心想。然后，他打开驾驶舱门，重新进入驾驶舱。
格斯听到录音带上的机械语音。
“自动驾驶解除。”
就是这里了，他心想。结局的开始。
他听到引擎声，每分钟转速都在提高。他根据数据记录器知道，是副驾驶员在旋转飞机，同时加大动力。
“你喜欢了吧？”他听到布施在咕哝，“那样你就高兴了吧？”
现在只是时间问题。飞机会在两分钟内撞击水面。
此时他听到门上有重击声，听到梅洛迪的声音。
“老天爷，让我进去，让我进去。发生什么事了？让我进去。”
但此时，副驾驶员沉默无声。他在生命最后时刻的任何思想无人能知。在飞行员绝望的声音之下，唯一残留的，就是一架飞机以螺旋式进入死亡的声音。
格斯伸手过去调高音量，竭尽全力去听声音，任何覆盖低沉的机械噪声和喷气机单调声响的声音。然后—枪声。他一跃而起，突然把车开进了左边的车道。他的周围，汽车喇叭齐鸣。他一边咒骂着，一边纠正回到自己的车道，没有数清这个过程中到底开了几枪。至少六声，每一声都像大炮打在原本寂静的录音带上。枪声覆盖下，是低声重复的咒语。
砰，砰，砰，砰。
此时布施靠在油门杆上，每分钟转速都在飙升。飞机打着转，像一片旋入下水道的叶子。
尽管格斯知道后果，他发现自己仍在祈祷机长和以色列安保人员能把门打开，他们可以制伏布施。机长会坐下，找出某种奇迹般的解决办法。就好像赞同他自己屏住的呼吸一样，枪声被身体撞进驾驶舱金属门的声音替代。后来，技术人员会再现这些声响，决定哪个是肩撞，哪个是脚踢，但目前它们只是迫切的求生声音。
拜托，拜托，拜托，格斯想，即使大脑的理性部分知道他们在劫难逃。
然后，在坠机前的刹那，出现了一个单音节：
“哦。”
然后—撞击—规模与定局的刺耳杂音如此嘈杂，格斯闭上了眼睛。原发撞击与次发撞击延续了四秒，机翼断裂、机身解体的声音。布施应该是立刻死亡。其他人可能多活了一两秒钟，不是死于撞击，而是被飞舞的碎屑砸死。谢天谢地，没有人活的时间足够长，随着飞机沉入海底而被淹死。他们从尸检报告中已经知道。
然而，在混乱之中，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活下来了。听着录音带上的空难把这一事实变成充分的奇迹。
“头儿？”梅伯里的声音传来。
“啊。我在—”
“是他干的。他—是为了那个女孩，那名空乘。”
格斯没有回答。他在尝试理解这场悲剧：一个孩子，要杀死所有的人，为了什么？因为一个疯子的心碎？
“我要一份关于所有机械的全面分析，”他说，“每个声音。”
“是的，长官。”
“我20分钟内到。”
格斯挂断电话。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再做这份工作几年，还能再忍受多少悲剧。他是一名开始相信世界从本质上已经破碎的工程师。
他看到自己的出口临近，移到右侧车道。生命就是一系列的决定与反应，是你的所作所为，与对你的所作所为。
然后就结束了。
斯科特最先听到录音带上的声音是自己的。
“怎么回事？”他问，“你是怎么想的？我们两个的事。”
录音质量很不好，上面覆盖了一层机械的吱吱声。这听起来像是电话通话，斯科特马上意识到的就是电话通话，他一听就认出来了自己的声音。
“我们去希腊吧，”他听到蕾拉说。“我在一处峭壁上有栋小房子，隔了六层空壳公司的关系。谁也不知情，绝对神秘。我们可以躺在太阳底下吃生蚝。天黑以后跳舞。一直等到尘埃落定再回来。我知道我应该对你腼腆一点儿，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哪个人，这么难博得他的注意。即使我们在一起时，也好像我们虽然在同一个地方，却相隔好多年。”
“你从哪儿—”斯科特问。
比尔看着他，带着一种胜利的神情挑起眉毛。
“你还以为，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事都没发生？”
斯科特瞪着他。
“你是不是—你怎么—”
比尔竖起一根指头—先等等。
录音带再次播放起来。
“男孩怎么样？”是格斯的声音。
斯科特不需要听到下一个人声，就知道会是他自己的。
“他—不讲话，其实，但他似乎喜欢我在这里。所以或许有治疗作用。埃莉诺真的—很坚强。”
“她丈夫呢？”
“他今天早上带着行李离开了。”
长时间的停顿。
“那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不需要我来告诉你。”格斯说。
斯科特发现自己在跟着录音带做口型，说出下面的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起来怎么样比实际上怎么样更重要了？”
“从2012年开始的，我想。”格斯说。“尤其在—你在城里的藏身处曝光之后，变成了多大的新闻。那个女继承人—我说的是找个地方躲几天，不是让你跟人同居上小报。”
“什么也没发生。我是说，没错，她脱了衣服爬上我的床，但我没有—”
“我们现在不是在聊有没有发生，”格斯说，“我们在聊的是，看起来是什么样子。”
录音结束，比尔向前坐了坐。
“你看，”他说，“都是谎话。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说谎。”
斯科特点点头，他的头脑在拼凑碎片。
“你做了电话录音，”他说，“是埃莉诺的电话。所以你才知道—当我从蕾拉家打给她—所以你才知道我在哪里。你追踪了电话。然后—你也对格斯的电话做了电话录音吗？FBI的呢？所以你才—所有那些泄密—你就是那样拿到备忘录的？”
斯科特能看到比尔的制作人在镜头外面火急火燎地摆手，她看起来十分恐慌。斯科特往前探身。
“你窃听了他们的电话。一架飞机坠毁，有人死了，而你窃听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的电话。”
“人们有知情权，”比尔说，“这是一位伟人。戴维·贝特曼，一个巨人。我们应该得到真相。”
“没错，但是—你知道这违法吗？你做的事情？更别提—这不道德。我们坐在这里，你在担心的是什么—我和一个女人有两相情愿的关系？”
斯科特往前探身。
“与此同时，你根本不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副驾驶员如何把机长锁在驾驶舱外，他如何关闭自动驾驶仪，让飞机俯冲。六发子弹打进门里—是枪打的—很可能是贝特曼的保安人员开的枪，试图把门打开，重新控制飞机。但他们没有做到，所以他们全死了。”
他看着比尔，比尔人生中头一次瞠目结舌。
“人们死了，有家庭、有孩子的人被谋杀了，而你坐在这里询问我的性生活。你太无耻了。”
比尔站起来，他的身影笼罩着斯科特。斯科特也站了起来，与他对峙，毫不退让。
“你太无耻了。”他又说了一遍，这一次是默默地，只说给比尔听。
有一瞬间，比尔看似要打他。他的拳头已经攥紧。然后两个摄影师拉住他，克里斯塔也在。
“比尔，”她喊叫着，“比尔，平静下来。”
“放开我。”比尔一边挣扎，一边嚷嚷着，但他们抓得很牢。
斯科特站起来。他转向克里斯塔。
“好了，”他说，“我说完了。”
他一走了之，由得他身后的愤怒与挣扎平息下去。他发现了一条走廊，顺着走廊来到一部电梯前。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如梦初醒的人，按下按钮，然后等待电梯门开。他想起浮动的机翼，它着火的样子，想起男孩在暗处喊叫。他想起自己的妹妹，她在越来越深的暗处坐在单车上等待。他想起自己喝下的每一杯酒，以及听到发令枪响，一头扎入含氯的蓝池中的感觉。
有一个地方，男孩在等待，在车道上玩着卡车，把颜色涂到线条外面。旁边有一条慵懒的河，有叶片在风中飘荡的声音。
他会拿回他的画。他会重新安排画廊见面会，以及与其他不请自来的人碰面。他会找到一个泳池，教男孩游泳。他已经等待足够久了。是时候按下播放键，让游戏结束，看看会发生什么。如果将是一场灾难，那么就让灾难来吧。他曾从更糟糕的境地逃出生天。他是一个幸存者。是时候开始表现出幸存者的样子了。
然后电梯门开了，他走了进去。
1 山达基教，又称科学教（Scientology），美国科幻小说家L.罗恩·贺伯特在1952年创立的信仰系统。
2 被提，基督教用语，指当基督复临地球时，所有已死的信徒会被唤起复生，活着的信徒会与他们一起在云中和基督相遇。
3 绿色怪兽：波士顿红袜队的主场芬威公园左外野高墙，高度为11.33米。
4 《浴血金沙》，约翰·休斯顿指导的剧情片，亨弗莱·鲍嘉在片中饰演的角色以牺牲兄弟情谊为代价抢走黄金，黄金最后却被强盗劫走。
5 心印，佛教禅宗语，指不用语言文字，而直接以心相印证，以期顿悟。
6 黑色帆布上的白字。—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