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康宁汉跟权威过不去，这从来都不是秘密。在某种程度上，那就是他的商标，一个喷火的反抗者，而且他把这个商标转化成了ALC每年1000万美元的合约。但是，就像一个人的鼻子、耳朵会随着年龄增长变得肥大一样，定义这个人的心理问题也是。如果活得足够久的话，我们都会变成自己的讽刺漫画。于是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比尔的权力变大，“去你的”这种态度也日渐恶劣。时至今日，他已经像古罗马恺撒大帝一样，内心深处相信自己可能是个神。
究其根本，这也是为什么当整间公司都在为他声称的“电话窃听”叽叽歪歪时，他仍能上节目。不过，如果他能坦承的话（他不能），他不得不承认，戴维的死与这件事关系很大。危机时刻产生了忧伤反应和权力真空，比尔对此加以利用，借机传达他所谓的“领导力”，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欺凌。
“你们是要—”他说，“让我搞清楚，你们是要在全面开战的时刻开除我。”
“比尔，”唐·里柏林说，“不要走这一步。”
“不，我要—你需要正式说出来—这样等我告诉你，要你赔10亿美元的时候，我就能言之有物。”
唐瞪着他。
“老天爷。戴维死了。他的妻子死了。他的—”
他沉默片刻，受不了这么巨大的冲击。
“他倒霉的女儿。而你却—我甚至不能大声说出来。”
“完全正确，”比尔说，“你不能，但我能，我就是干那个的，有话就大声说出来。没有人愿意问的问题，我来问—几百万人就是因为这一点才看这个频道。人们打开电视看我们自己老板的死亡报道，却看到某个补位机器人戴着费雪牌假发在读提词器上的观点，你说他们会不会跑去看CNN。戴维和他的妻子、女儿—在该死的洗礼上我还抱过她—正和本·吉卜林一起躺在大西洋底的某个地方，我听说本正面临指控。每个人都在用‘意外’这个词，就好像这个地球上没有人有理由想让这些人死。那为什么一个坐防弹豪华轿车、有防弹玻璃办公室的人会被一枚该死的火箭炮打中。”
唐望向富兰克林，他是比尔的律师。唐已经知道，在常识和营销天才的对战中，营销就要胜出。富兰克林微微一笑。
于是就这么通过了。周一早晨，比尔·康宁汉回来上节目，即坠机发生后的三个小时。
他坐在摄像机前，头发没梳，衬衫袖口卷起，领带歪斜，以求达到所有的意图和目的，让他看起来像个被悲恸击垮的人。然而，他一开口，态度却很强硬。
“让我把话说清楚，”他说，“这个组织、这个星球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朋友和一个领袖。没有他，我现在不会坐在你们的面前—”
他停顿一下，整理心情。
“—如果不是戴维·贝特曼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潜力，我今天还在俄克拉荷马州报天气，我们一起打造出这个频道。他娶美琪的时候，我是他的伴郎。我曾经是他女儿瑞秋的教父。所以我感觉，我有责任见证他的谋杀案得到解决，那些凶手被绳之以法。”
他向前探身，定定地凝视镜头。
“对，我说的是谋杀，不然还能是什么？一个权力人士的城市里最有权力的两个男人，他们的飞机消失在黑暗的大西洋上空，一架前一天刚刚做过保养的飞机，由顶尖的飞行员驾驶，他们没有向飞行控制站汇报机械问题，却莫名其妙地在起飞18分钟后从雷达上消失了。看着我的脸，地球上没有人能说服我，让我相信这里面不牵涉任何的违规行为。”
那天早上的收视率是频道史上最高的，而且仍在继续攀升。随着第一块残骸被找到，第一具尸体被冲刷上岸—艾玛·莱特纳的尸体，于周二被渔人岛上一个遛狗的人发现，莎拉·吉卜林的尸体在周三早晨被一名捕虾的渔夫捞上来。比尔似乎就超越自我了，像一场胜负难分的第七场比赛下局的替补投手。
那一天，比尔把发现人体残骸这件恐怖的事引向更深的阴谋。本·吉卜林呢？戴维·贝特曼呢？飞机上的乘客加机组成员共有11个人，还有7具尸体仍未找到，包括最有可能被尚且未知的势力作为目标的两个人，这看起来还不够明显吗？如果如报道所说，本·吉卜林和妻子坐在一起，为什么她的尸体被找回了，他的却没有？
还有，斯科特·伯勒斯这个角色去哪儿了？为什么他还坚持躲着全世界？他有没有可能与坠机事件有关？
“显然他没把知道的全说出来。”比尔告诉在家看电视的人。
自从第一只靴子落地后，调查组内部的线人就一直在往ALC汇集信息。由此，他们可以先于所有人曝出座位表。他们也是第一家曝出新闻，说吉卜林的公诉即将开始的。
比尔爆出消息，说男孩JJ抵达机场时一直在睡觉，是被父亲抱上飞机的。他与事件的私人关系，他在主播台后的马拉松式直播，不时还要暂停振作一下，这一切都让观众很难换台。他会彻底崩溃吗？他接下来会说什么？一小时又一小时，比尔把自己塑造成了某个烈士，像是站在参议院里的吉米·斯图尔特1，拒绝屈服和投降。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连非正式渠道泄露的消息看起来都很假。失事地点真的没有新线索了吗？所有其他的团队都有吉卜林的新闻了，《时代》周刊周日刊出了一篇6000字的文章，详尽地显示他的公司如何帮朝鲜、伊朗和利比亚洗了几十亿美元。比尔没什么兴趣继续挖坑，他沦为一名评论员，重新去翻旧账，对时间线指手画脚，朝地图大吼大叫。
然后他有了一个主意。
比尔在果园街的一间潜水酒吧与纳摩见面，这里的灯箱是黑的，没有招牌。他选择这里是因为，他估计那些颓废的新贵自由主义精英不会认得他的脸。那些胡子拉碴的莎拉·劳伦斯学院2毕业生喝着手工啤酒，以为每个保守的评论家都不过是他们老爸的一个朋友。
作为准备，比尔把他标志性的背带裤换成了T恤和飞行皮衣。
那间酒吧“泳吧”的风格就是低亮度和有发光鱼缸，有种九十年代中期科幻动作片中的氛围。他点了一杯百威，在海水大鱼缸后面找到一张桌子，然后盯着大门等他要等的人。坐在鱼缸后面让他有种在水底的幻觉，透过玻璃，房间开始具有哈哈镜的质感，就像海洋升高吞没大地后，一间潮人酒吧的样子。才刚过晚上九点，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人了，都是兄弟帮和第一次约会的潮人。比尔啜饮着啤酒之王，打量起当地的人来。一个金发女孩，胸部还行，有一点儿小胖。某个戴鼻环的东亚人，看起来像是菲律宾人。他想起之前和他上床的女孩，一个从乔治·华盛顿大学毕业的22岁实习生，被他压在办公桌上，在六分钟辉煌的风钻后入式的撞击后，伴着“盯着门”的说话声，他在她的棕色头发里咳嗽，一口气达到高潮。
那个人穿着雨衣进来，耳后别着一根没抽的香烟。他四处随意看看，见到比尔被鱼缸放大的可笑的大头，走向他。
“我估计你以为自己很隐秘，”他说，溜到卡座坐下，“选了这么个破地方。”
“我的核心受众是55岁的男性白人，每天早晨需要两大勺纤维素才能拉出一条稍微像样的屎来。我想我们在这里很安全。”
“只不过你是坐城里的车来的，此时此刻车就在路边瞎转，引人注目。”
比尔掏出手机告诉司机去兜圈。
比尔是在去德国的一次公费旅游中认识纳摩的，当时是小布什的第一个任期。当地一个NGO把纳摩介绍给他，说他是个该认识的人，这孩子转眼就给他提供了黄金信息。因此比尔开始培养他，请他吃饭，给他买话剧门票，任何东西；而且只要纳摩想找人聊天，比尔随时奉陪，这种事通常发生在深夜一点半以后。
“你发现什么了？”他把手机放回口袋后，问纳摩。
纳摩四下看看，同时测定音量和距离。
“窃听平民太简单了，”他说，“我们已经盯上空乘的父亲、飞行员的母亲以及贝特曼家的姨妈和姨夫。”
“埃莉诺和—叫什么来着？道格。”
“没错。”
“他们一定昏头了，”比尔说，“赢了该死的孤儿乐透奖。那孩子应该会继承大约三亿美元。”
“但是，”纳摩说，“他毕竟还是一个孤儿。”
“呜呜呜，我希望我也是个孤儿。我母亲在包吃包住的宿舍里把我养大，她用漂白剂避孕。”
“好吧，所有三部电话都被窃听了，她的手机、他的手机和家里的座机。我们会先于他们看到他们所有的电子信息。”
“这些信息传送到哪里？”
“我开设一个虚拟账户。我们今晚出门时，你会收到密文形式的信息。我也破解了她的语音信箱，所以你深更半夜时可以听到。”
“相信我，我的妞太多—我夜里回家后，只会把我的大鸟放进冰里。”
“提醒我下次到你家不要点玛格丽特。”
比尔喝完了他的啤酒，朝调酒师挥手又要了一杯。
“‘海神’怎么样了？”他说，“那个长途游泳健将。”
纳摩小口抿着他的啤酒。
“没消息。”
“你说‘没消息’是什么意思？这是2015年。”
“我能说什么呢？他是个返祖的人。没有手机，不发短信，用邮寄的方式付所有账单。”
“接下来你就要告诉我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
“再也没有人是托洛茨基分子了，连托洛茨基自己都不是。”
“很可能因为他50年前就死了。”
一个女招待给比尔拿来一杯新啤酒，纳摩示意他也想要一杯。
“至少，”比尔说，“告诉我这个童子军在哪里，在哪个星球上。”
纳摩想了想。
“你为什么对这个家伙这么不爽？”他问。
“你在说什么？”
“我只是在说—这个游泳健将—其他人都觉得他是个英雄。”
比尔做了个怪相，就像这句话让他身体不适。
“那就像在说，正是这个国家出现的所有问题让我们伟大。”
“对，可是……”
“某个失败的酒鬼跟真正有成就的人套近乎，想搭上高攀的快车。”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是个骗子，我是在说，一个无名小卒。他靠肌肉挤到聚光灯下面，是一个假装谦虚的骑士。而真正的英雄，那些伟大的人，死在狗屁蓝色深海的海底。如果那就是2015年我们对英雄的定义，那么，哥们儿，我们死定了。”
纳摩在剔牙，他对这些一点也不感兴趣。但这是个很高的要求，要违反很多法律，所以很可能有必要确定一下。
“他救了那个孩子。”他说。
“那又怎么样？他们也训练狗背上威士忌桶去雪崩里寻找温暖的人体，但你怎么没看到我教育我家孩子长大了去当雪橇犬。”
纳摩琢磨了一下那句话，说：“好吧，他没有回家。”
比尔盯着他看。纳摩笑不露齿。
“我在筛选一些闲谈的话，说不定他会出现在谈话里。”
“但是你不知道—你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就这么一次，我不知道。”
比尔的腿一晃，他突然对第二杯啤酒失去了兴趣。
“我是说，我们现在聊的是什么人？一个酗酒的败类？一个黑色行动中的潜伏特工？某个罗密欧？”
“也有可能他只是个上了不该上的飞机，救了一个孩子的家伙。”
比尔又做出怪相。
“那是个英雄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个英雄故事，这是屁人情味。你不能告诉我，这条过气咸鱼在飞机上搞到一个座位就因为他是个好人。三个星期前，连我都没办法搭那架飞机一程，得去搭该死的渡轮。”
“而且你绝对不是个好人。”
“我是个伟大的美国人，那不比那什么更重要吗—当个好人？”
女招待给纳摩拿来第二杯啤酒，他抿了一口。
“是这样的，”他说，“没有人能永远隐姓埋名。迟早，这个家伙要去熟食店买个百吉饼，然后有人拍张手机照片，或者他会打给某个我们已经在窃听的人。”
“比如运安委的富兰克林。”
“我告诉过你了，那个人很棘手。”
“你说任何人都行的，你说从电话簿里挑个名字的。”
“喏，我可以搞到他的私人专线，但卫星电话不行。”
“邮件呢？”
“或许需要时间，但我们得小心为上。自从爱国者法案3通过以后，他们现在什么都监控。”
“那你说的都是业余把戏。赶紧的，给我干成一件事。”
纳摩叹了口气。他盯上了金发女郎，她趁约会对象上厕所时在给某人发短信。一旦问出她的名字，他就能在15分钟内捞出她的裸体自拍照。
“我记得你说过，我们要低调一段时间。”他说，“电话里不是那么说的吗？销毁一切，等你的信号。”
比尔不屑一顾地挥挥手说：“那是在ISIS杀死我朋友之前。”
“或者是别人干的。”
比尔站起来，拉上飞行夹克的拉链。
“你看，”他说，“就是个简单的等式，秘密加上科技等于没有秘密。这件事需要一个智囊团，一个站在极高处的人，能接入所有处理器，得到政府的、个人的、天气资料的数据。而他，这个崇高的神体，利用那些信息来描绘出真实画面，揭露谁在撒谎，谁在说真话。”
“而那个人就是你。”
“太对了。”比尔说，出门上车。
那天晚上，斯科特独自坐着看电视上的自己。与其说这是自恋行为，不如说更像一种眩晕的症状。他看到自己的脸在银幕上，五官翻转，他童年的照片也被挖出来—他们是怎么搞到的？并在公众论坛里展示（夹在成人纸尿裤和休旅车的广告中间），他自己的人生故事被别人讲述，就好像在玩一个电话游戏。这是一个类似于他本人故事的故事，但又不是。他出生的医院搞错了，上的小学搞错了，在克利夫兰学习绘画而不是在芝加哥。这就像走在街上，低头看到别人的影子在跟着你。这些天来，他很难认清自己是谁，只剩一个有知觉的分身在那儿。这个第三人称的他现在是传闻和炒作的对象。他在那架飞机上干什么？上周他还是个普通人，籍籍无名。今天他是侦探小说里的一个角色：“遇难者最后的在世见证者”或者“小孩救星”。每天他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一幕幕的场景，坐在沙发上，坐在硬背椅上，回答FBI和运安委的问题，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细节，他记得什么，不记得什么。然后看报纸上的头条，听广播里空洞的声音。
一个英雄，他们叫他英雄。这个词他现在无法招架，他对自我，那个他创造出来让自己运转的叙述者，感觉如此遥远。一个野心不大的潦倒的人，一个曾经丧失意识的酒鬼，如今活在当下，勉强糊口。于是他低头做人，躲着摄像机。
他偶尔坐地铁，或者走在街上时会被人认出来。对这些人来说，他不仅仅是个名人。“嘿，你救了那个孩子。”“我听说你跟鲨鱼打了一架，老兄。你是不是跟鲨鱼打了一架？”他不是被人像皇族那样对待，就好像他的名声建立在某种稀有的东西上，更像是小区里一个撞大运的人。他做了什么？只不过是游泳。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一个做了好事的小人物。所以当人们认出他时，都是微笑着过来的。他们想跟他握手，跟他合影。他从空难里逃生，还救了个孩子。碰他一下都能沾点魔力，跟你摸幸运钱币或兔子脚有同样的功效。他通过做到不可能之事—和杰克一样—他证明了不可能皆为可能。谁不想蹭一点福气？
斯科特微笑，尽力保持友好，这些对话与他假设和新闻媒体的谈话不一样，这些是人性层面上的接触。尽管他觉得不好意思，但还是确保自己不要态度粗鲁。他能理解，他们希望他很特别。他应该特别，这件事对人们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中需要特别的东西。我们想去相信，魔法仍然有可能。所以斯科特与人握手，接受随便一个女人的拥抱。他请求他们不要拍他的照片，大多数人都能尊重这个要求。
“我们私密一点儿比较好，”他说，“如果只留存在你我之间，会更有意义。”
人们喜欢这个想法，即在一个真正的大众媒体时代，他们还能有一次独特的经历。但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有些人明目张胆地拍照，就好像这是他们的权利。当他拒绝一些人摆拍的要求后，那些人会恼羞成怒。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外面叫他浑蛋，他点点头告诉她，她是对的。他就是个浑蛋，他希望她有美好的一天。
“去你的。”她告诉他。
一旦被你的同胞神化为英雄后，你就失去了隐私权。你被物化，被剥夺一些无法量化的人性权利，就好像你赢了宇宙级的乐透大奖，一天醒来发现自己成了个小神，幸运守护神。你自己想要什么不再重要，只有你在别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才重要。你是一只被直角放在太阳底下观察的珍稀蝴蝶。
从第三天开始，他停止外出。
他住在蕾拉家三楼的客房公寓里，这是一个纯白的空间，白色墙壁，白色地板，白色天花板，白色家具，就好像他已经死了，搬进某个天国般的冷宫。在艰难的日常工作中，他曾经深受时间的困扰，现在时间却变得可以替代。他在陌生的床上醒来，用不熟悉的咖啡豆煮咖啡，从自动关闭的橱柜里拎起厚重的浴巾，感受它们接触皮肤的高级酒店质地。客厅里有个摆满苏格兰麦芽威士忌和清澈伏特加的酒吧，有中世纪的樱桃木酒箱和精美的折叠盖子。第一晚，斯科特盯着它看了很久，是处于特定精神状态的人注视枪支柜的样子。他可能有太多种死法了。然后他用一张毯子盖住吧台，搬了一把椅子堵在前面，再也不去看它一眼。
在某个地方，吉卜林的妻子和那个美丽的空乘正仰面躺在一块钢料板材上。莎拉，她的名字叫莎拉；穿短裙的空乘叫艾玛·莱特纳。他每天回忆这些名字好几次，像在参悟禅宗的心印。戴维·贝特曼，美琪·贝特曼，瑞秋·贝特曼……
他以为自己已经与这件事和解，对它已有充分的认识了，但找到尸体的新闻还是让他心神不宁。他们都死了，所有人。他知道他们死了，他当时在场，在海洋里，他潜到海浪下方才躲过死亡，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有生还者。但听到新闻，看到那些镜头，找回此次空难中的第一具尸体让整件事情真实起来。只有等危机彻底结束后，他才发现他的腿不受身体控制。
那个母亲还在海里，父亲和姐姐也是。还有飞行员查理·布施和詹姆斯·梅洛迪。卖国贼吉卜林和贝特曼家的保镖都葬身海洋深处，在永久的黑暗中摇摆。
他心里知道，他应该回家，回到岛上，可是他无法回去。出于某种原因，他发现自己无法面对他曾经的生活（这里的曾经就是九天以前，好像线性时间对像他这样一个大难不死的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事前和事后），无法走向安静的白沙路上的那道白色小门，套上那双心不在焉地脱在门边的旧便鞋，一只在前，一只在后，后面那只鞋的鞋尖还搭在前面那只鞋的后跟上。他觉得无法回去面对冰箱里变酸的牛奶和他家狗悲伤的眼睛。那是他的家，电视上那个男人的，他穿着斯科特的衬衫，眯眼看向旧照片的镜头—我的牙有那么歪吗？他无法面对摄像机的长臂，没完没了的攻击问题。跟地铁上的人讲话是一回事，但是向大众发表讲话—那是他无法应对的事。一句陈述传达给群众后，就成了一项声明。随意的言论变成公开记录的一部分，会被永远拿来重播、自动调校和配上题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感觉无法折回原来的路了，无法退回他“以前”住的地方。于是他坐在现在这张借来的沙发上，盯着外面的树顶和银行街的褐色沙石。
此刻那个男孩在哪儿？在纽约州北部的某处农场？在餐桌旁吃早餐？被草莓的绿色带刺顶叶和钙化般的斑点燕麦片包围？每晚睡前，斯科特都有同样的想法。睡着后，他会梦到男孩迷失在无尽的黑色海洋里，梦到他多普勒式的哭声—不知在哪儿又无处不在。斯科特在四处扑打，快要淹死了，他一直搜寻却永远找不到。但这个梦没有出现过，只剩下睡眠的深沉空白。现在他抿着冷咖啡，突然想到，或许这些是男孩的梦，是男孩忧虑的投射，飘浮在喷射气流上，就像一声只有斯科特才能听到的狗哨。
他们两人之间的纽带是真的吗。还是一种隐含的想法，是愧疚感的产物，像病毒一样被他感染上？为了救这个孩子，他让他趴在他的身上八个小时，筋疲力尽；他把他抱在怀里送去医院—那会在大脑里创造新的通路吗？救到这一步还不够吗？他现在回家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孩子名叫JJ，但斯科特总是想起那个男孩。他安全了，被新的家庭关爱，被姨妈和—好吧，我们说老实话—她诡诈的丈夫照顾着。他转眼间成了百万富翁，比那些别无所求的人还要富几百倍，而他还不到五岁。斯科特救了他的命，给了他一个未来，给了他幸福的机会。那还不够吗？
他打给信息台，询问男孩的姨妈在纽约州北部的电话号码。这时是晚上九点，他已经连续两天独自坐在公寓里。接线员给他连上线，在听着电话铃响时，他想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铃响到第六声时，她接起电话，是埃莉诺。他想象着她的面容，红润的脸颊和悲伤的眼睛。
“你好？”她听起来很警觉，就好像天黑以后只会传来坏消息。
“嘿，我是斯科特。”
但她已经在说话了：“我们已经发表过声明，能不能请你尊重一下我们的隐私？”
“不，我是斯科特，那个画家，医院里见过的。”
她的声音变温和了：“噢，对不起。他们就是—他们不肯放过我们。而他只是个孩子，你明白吧？他的妈妈和爸爸都—”
“我明白，你觉得我为什么要躲起来？”
她本来以为是别人打来的电话，现在切换到现实，一阵沉默—回到与外甥的救命恩人的现实时刻。
“我真希望我们能，”她说，“我是说，完全靠自己经历这些实在太难了，没有—”
“确实是。他—”
停顿一下。斯科特感觉自己能听到她的思考—她对他能有几分信任？她能说多少？
“JJ吗？他，你知道，他不怎么讲话。我们带他去看了精神科医生，我是说，我把他带去的。医生只是说给他一些时间，所以我也没有给他压力。”
“那听起来—我无法想象那是什么样的—”
“他也不哭，倒不是说他……我的意思是，他虽然才四岁，但他其实应该能理解，所以我以为他会哭的。”
斯科特想了想，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也许他只是在消化，我猜。那么让人受创伤的一件事。我的意思是，对孩子来说，经历任何事都是正常的，对吧？我是说，在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在学习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所以那就是他现在思考的东西。飞机会坠毁，人会死，你最后掉进海里。如果地球上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或许他会重新考虑整件事—”
“我知道。”她说。他们沉默了一分钟，既不尴尬，也没有不适，只有两个人思索的声音。
“道格也不怎么说话，除了谈钱。我前几天撞见他在下载表格软件。但是—从感情上来讲，我想他是被整件事吓坏了。”
“还在惊吓中？”
“是啊，他呢—你知道，他不擅长跟人打交道，他的童年也很艰难。”
“你是说，25年前的童年？”
他能感受到她隔着电话的微笑：“友好一点儿。”
斯科特喜欢她说话的语气和节奏，有种亲密的味道，就好像他们已经认识对方很久很久了。
“鉴于我在女人方面的历史记录，”他告诉她，“我也没什么资格讲话。”
“我不会上钩的。”她说。
他们聊了一会儿每天的日常。道格睡觉的时候，她和男孩就起床了—似乎他睡觉很晚。JJ早餐喜欢吃吐司，而且能一口气吃完一整盒蓝莓。他们一直做手工艺，直到午睡时间。下午他喜欢在院子里找虫子。收垃圾的日子里，他们会坐在门廊上对运输工招手。
“基本上是个正常的孩子。”她说。
“你觉得他真的理解发生什么事了吗？”
接着是长时间的停顿，然后她说：“你理解吗？”
星期三，葬礼开始了。莎拉·吉卜林是第一个，她的遗体被葬在皇后区的锡安山公墓，公墓在若隐若现的战前烟囱的阴影里，就好像隔壁是个制造尸体的工厂。警方把新闻车辆控制在南墙的警戒区域内。葬礼那天是阴天，空气凝滞，有些许热带气息，天气预报说下午有雷阵雨，你已经能感觉到大气里的不稳定电子。黑色的车队一路延伸到皇后区的快速路，有家人、朋友和一些政治人物。这一场葬礼办完后，还有八场—假设所有尸体都能找回的话。
头顶上空，直升机在盘旋。斯科特乘坐一辆黄色出租车抵达，他穿着一套黑西服，是从蕾拉的客房衣柜里找到的。衣服的尺码大了一号，袖子长了。然后，他又从一个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到一件偏小的白色衬衫，脖子那里太紧，领带下方显而易见地空出一段。他的胡子刮得很糟糕，割破两个地方。他在浴室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血，剧烈的疼痛切口把他拉回某种现实。
坦诚地说，他其实还能尝到喉头的咸涩海水，甚至睡觉时都能。
为什么他活着，他们却死了？
斯科特告诉司机不要停表，踏进了车外的迷雾。他一时想知道男孩会不会在这儿—他忘了问—然后他又一想，什么人会带一个幼童参加陌生人的葬礼？
事实是，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来，他既不是他们的亲属也不是朋友。
斯科特走上前时，能感觉到别人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有二十来个穿黑衣的宾客围在坟墓四周，他看到他们在看他。就好像他在同一个地方发出两次闪电，像一个异类。他出于尊重垂下眼睛。
他看到六个穿西装的男人对葬礼现场敬而远之，一个是格斯·富兰克林。他还认出了其他两个人，FBI的奥布莱恩探员和另一个—哪个机构来着？财政部的什么探员？他们对他点头示意。
牧师讲话的时候，斯科特看着阴云在天际飘移。他们在银河系中心一个叫“地球”的行星上旋转，一直在旋转。宇宙中的万物似乎都在以圆环模式运动，天体在轨道上自转，推力和拉力让人或野兽的勤勉相形见绌。即使在行星领域，我们也是个小星球—一个人漂浮在整片海洋上，一个颗粒落在海浪里。我们相信思维能力让我们超越自身，相信我们有能力理解天体的浩瀚无穷。但真相是，这一比例感只会让我们缩得更小。
起风了。斯科特努力不去考虑其他尸体，它们仍和飞机埋在一起—梅洛迪机长，本·吉卜林，美琪·贝特曼和她的女儿瑞秋。他想象它们躺在那里，像一封封丢失在无光深海里的信件，静静地随着听不到的音乐摇摆，而螃蟹在吃它们的鼻子和脚趾。
葬礼结束后，一个男人朝斯科特走来。他看起来像军人，有一张英俊、坚毅的脸，就好像他在亚利桑那州炎热的太阳下生活了很多年。
“斯科特吗？我是迈克尔·莱特纳。我的女儿是—”
“我知道，”斯科特轻声地说，“我记得她。”
他们站在墓碑中间，周围是白色的圣母塑像。远处有一座半球形陵墓，顶上是一个修士的雕像，握着手杖和十字架。他在城市的天际线下显得矮小，在傍晚的日光里闪烁，所以只要你的眼睛不聚焦，就能让自己信服，所有的建筑不过是另一种墓碑，是纪念与遗憾的高耸大厦。
“我从哪里读到，你是一名画家。”迈克尔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一盒香烟，敲出一根来。
“嗯，我画画，”斯科特说，“如果画画的人就是画家的话，我想我是个画家。”
“我开飞机，”迈克尔说，“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一名飞行员。”
他抽了一会儿烟。
“我想感谢你的所作所为。”他说。
“活下来这件事？”斯科特说。
“不。那个男孩。我有一次迫降在白令海峡，趴在一艘救生艇上，而我当时有供应物资。”
“你记得杰克·拉兰内吗？”斯科特问，“嗯，我小的时候去过旧金山，当时他正拖着一艘船游过海湾。我以为他是个超人，我想像他一样，于是我加入了游泳队。”
迈克尔想了想。他就是那种你想成为的人，镇定自信，但仍然老辣，仿佛他处事认真，又不会认真过头。
“以前每次发射火箭，他们都在电视上播放，”他说，“尼尔·阿姆斯特朗第一次登月，约翰·格伦第一次环绕地球。我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几乎都能感觉到火焰。”
“你踏上过火箭吗？”
“没有。我开过很长时间的战斗机，然后就训练飞行员，没法走商业那条路。”
“他们跟你说什么了吗？”斯科特问，“关于飞机？”
迈克尔解开他的夹克。
“机械上似乎很可靠。在那天早上的跨大西洋飞行中，飞行员没有汇报任何问题，而且前一天才做过全面保养。另外，我查看过你们的飞行员—梅洛迪的记录，他无可挑剔，尽管没法排除人为失误的可能性。我们还没有拿到飞行记录仪，但他们让我看了航空交通管制中心的报告，没有任何求救信号和警报。”
“那天有雾。”
迈克尔眉头一皱：“那是视觉上的问题。或许飞机会因为温差而颠簸，但像那样一架喷气式飞机，是靠仪器飞行的，雾不是影响因素。”
斯科特看着一架直升机从北方飞来，沿河滑翔，离得太远而听不到螺旋桨声。
“跟我说说她。”斯科特说。
“艾玛吗？她—曾经的她—你有了小孩，你会想，你是我生的，所以我们是一样的，但不是那样的。你只是暂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或许帮助他们弄明白一些事情。”
他把烟头丢在潮湿的地面上，脚踩上去。
“你能—”他说，“关于那次飞行，关于她的任何事，你能跟我说说吗？”
她的最后时刻，他说的是。
斯科特思考他能说些什么—她给他端来一杯水？当时在播放比赛，两个巨富在喋喋不休，其中一个巨富的妻子在聊逛街？
“她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他说，“我是说，飞行只持续了多久？18分钟？我在舱门关闭前才赶到。”
“不，我理解的。”那位父亲说，低下头掩饰他的失望。想再多要她的一个片段，一个画面，再一次感觉他还能多了解她一点儿，这是让她活在脑海里的唯一一种方法。
“她很亲切。”斯科特告诉他。
他们站了一会儿，尽在不言中。然后迈克尔点点头，伸出他的手。斯科特与他握手，努力想说点什么来抚平对方此刻的悲痛之情。但是迈克尔感受到了斯科特的内心动荡，他转身离去，后背挺直。
斯科特回到出租车的路上，探员们朝他走来。奥布莱恩领头，格斯·富兰克林紧跟其后—一只手搭在探员的肩上，就好像要说，别去烦人家。
“伯勒斯先生。”
斯科特停下，他的手扶在出租车的车门上。
“我们真的不想在今天打扰你。”格斯说。
“这不叫打扰，”奥布莱恩说，“这是我们的工作。”
斯科特耸耸肩，躲不过去了。
“上车，”斯科特说，“我不想当着摄像机的面。”
出租车是一辆小型休旅车。斯科特把门往后拉开，钻了进去，靠在后座靠背上。探员们面面相觑，然后也钻了进去。格斯坐在前面，奥布莱恩和海克斯坐在中间的折叠座椅上。
“谢谢，”斯科特说，“我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被直升摄像机拍到过—”
“是啊，我们注意到了，”奥布莱恩说，“你不热衷于社交媒体。”
“任何媒体。”海克斯说。
“搜救进行得怎么样了？”斯科特问格斯。
格斯转向司机，一个塞内加尔男人，说：“你能让我们单独谈谈吗？”
“这是我的车。”
格斯掏出皮夹，给了男人20块钱。见20块钱不管用，他又给了20块。司机拿着钱，钻出了出租车。
“玛格丽特飓风正在从开曼群岛向北移动，”格斯告诉斯科特，“我们目前得叫停搜救行动。”
斯科特闭上眼睛。美琪，玛格丽特。
“是啊，”格斯说，“是个烂笑话，但他们在季节开始时就定好名字了。”
“你看起来很心烦。”奥布莱恩说。
斯科特斜眼看探员。
“一个女人在空难中死去，现在却有一场飓风以她的名字命名，”他说，“我不知道我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和贝特曼夫人是什么关系？”海克斯问。
“什么话到你们的嘴里都变得非常有批判性。”
“是吗？”奥布莱恩说，“很可能是出于一种深层的哲学信仰，那就是人人都会撒谎。”
“如果我那么想的话，我完全可以放弃这场谈话。”斯科特说。
“别呀，就是开个玩笑。”奥布莱恩说。
“有人死了，”格斯打断他，“这不是游戏。”
“恕我冒昧，”奥布莱恩说，“你就专注思考是什么让飞机掉下来的，我们会集中在人为因素这一块。”
“除非，”海克斯说，“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
斯科特往后一靠，闭上眼睛。他们现在似乎是自说自话，他感觉很疲倦。他肩膀里的痛感已经减弱，但大脑边缘开始疼，是深层组织对外界气压增高的回应。
“我想他睡着了。”海克斯一边端详他，一边说。
“你知道什么人在警察局里睡觉？”奥布莱恩说。
“犯事的人。”海克斯说。
“你们两个小伙子应该开自己的电台节目，”格斯说，“早间体育新闻，早八点晚八点同时播报交通和天气。”
奥布莱恩敲敲斯科特的胸膛。
“我们在考虑申请一张搜查令，看看你的画。”
斯科特睁开眼睛。
“一张看艺术品的搜查令？”他问，“那是什么样子的？”他想象一份文件的素描，是艺术家的理解。
“就是一张有法官签名的纸，让我们可以缴走你的垃圾。”奥布莱恩说。
“或者你们可以周四晚上过来，”斯科特说，“我会提供纸杯装的白葡萄酒，摆出一盘黄金之星4面包条。你们以前参加过画廊开幕式没有？”
“我去过罗浮宫。”奥布莱恩打断他。
“那是在常规罗浮宫的附近吗？”
“这是我的调查，”格斯说，“没有人可以不跟我说就缴走任何东西。”
斯科特望向窗外。所有送葬的人现在都走了，墓地只是地上的一个洞穴，被雨水填满，两个穿工作服的男人站在榆树树冠下抽着骆驼牌香烟。
“在你们的思维里，我的画能有什么实用价值？”他问。
他是真心想知道，作为一个花费25年时间在画布上涂抹颜料的人，被世界忽略，像堂吉诃德一般追逐风车。他是一个退隐的人，做的事情既不实用，也跟不上时代。
“它们是什么不重要，”奥布莱恩说，“重要的是它们关于什么。”
“灾难绘画，”海克斯说，“是你的代理人说的，比如车祸和火车相撞的图画。”
“所以，”奥布莱恩说，“抛开那种东西作为一种艺术形式本身的性质，从程序上来说，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也就是说，或许你厌倦了画灾难，决定自己制造一场灾难。”
斯科特饶有兴味地看着他们，这些人的头脑真奇妙啊，可以凭空捏造出阴谋和骗局。他的眼睛移向格斯，格斯正在捏他的鼻梁，好像非常痛苦的样子。
“那要怎么做呢？”斯科特问，“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说，靠追逐无法定义的东西过日子的一个人，这是一个没有动词的故事。这个人是怎么—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措辞—转变的呢？”
“都是这样发生的啊，”奥布莱恩说，“小人物在小房间里琢磨大事件。他们开始胡思乱想，去参加枪展，在网上找化肥炸弹。”
“我不上网。”
“那就是实体图书馆。请注意，这才是重点—要报复。”
“报复谁？为了什么？”
“任何人！每个人！他们的母亲，上帝。”
“我就是觉得很有趣，”斯科特说，“你们的头脑都是怎么运作的？我说过，我在沙滩上走路；我坐在咖啡馆里，盯着自己的杯子；我想着图像，想着颜色和多媒体。这东西对我来说很新鲜，这种电视投影。”
“你为什么要画这个主题？”格斯静静地问。
“好吧，”斯科特说，“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以前画风景，然后我开始往里面放东西，我猜我是在试图理解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你期待生活会变好，或者至少你接受变好是有可能的说法。也就是说，生活是可操控的，只要你选定一条路，或者可能根本不是你选的。但是你知道有几个人是偶然登上顶峰的呢？他们可能只是偶然落入某个领域。但我落入的是波本威士忌的世界，还有我自己的浑蛋世界。”
“我要睡着了。”奥布莱恩说。
斯科特继续说，因为是格斯问起的，因为他问了，斯科特假定他是真想知道。
“人们早上起床，他们觉得又是新的一天。他们制订计划，他们走向选定的方向。但那不是新的一天，那是他们的火车脱轨或者飓风登陆或者沉船的一天。”
“或者飞机坠毁。”
“是的，这是真实的。而且—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隐喻，或者说它曾经是个隐喻—在十天以前。当时我以为画空难只是一种巧妙的方式，来掩饰我毁掉自己人生的事实。”
“所以你确实画了一张空难的画。”海克斯说。
“我们想看看。”奥布莱恩说。
透过车窗，斯科特看着男人把烟头丢进泥里，抓起他们的铁锹。他想起莎拉·吉卜林，她在8月的一个艳阳天里还迎合过他，无力地握手，敷衍地微笑。为什么埋在地下的是她，而不是他？他想起美琪，想起她的女儿，才9岁。她们两人都在大洋底下的某处，而他在这里，在呼吸，在讨论艺术，实际上讨论的是死亡。
“随时过来吧，”他告诉他们，“画都在那儿，你们只需要打开灯。”
他让出租车司机把他放在宾州火车站，琢磨着葬礼上有那么多的媒体，总会有人跟踪出租车。他推门进入车站时，看到一辆绿色的SUV停靠在路边，一个穿牛仔外套的男人冲出车外。斯科特快速走进地铁，下到市区3号车站的站台。然后他原路折回，挤向北线的站台。同时，他看到穿牛仔外套的跟踪者出现在市区站台的那一侧。那个跟踪者拿出一部相机，随着北线的列车呼啸而入，他看到了斯科特，举起相机想拍照片。列车刺耳地驶过斯科特时，他脚跟一转，没让对方拍到他的脸。他听到空气闸门的声音和地铁的叮当声，退步进门上车。他坐下，一只手挡着脸。门关上时，他透过张开的手指张望，列车驶出站台时，他瞥见远处轨道旁穿牛仔外套的人仍举着相机，祈祷能拍到一张照片。
斯科特向上城区坐了三站，然后出地铁，搭巴士进市区。他现在身处一个新世界，一个满是冲突的城市，充满怀疑与不信任。这里没有地方做抽象思考，没有地方玩味事物的本质，这是在汹涌的大西洋里死去的另一样东西。作为一个艺术家，就是要同时活在世界里，又与世界隔离。一个工程师看到形式与功能，一个艺术家看到的是意义。对工程师来说，一台烤面包机是机械部件和电力组件的排列，它们合力把热度应用到面包上，生成吐司。对艺术家来说，烤面包机不单纯是机电组合，它是一台舒适创造机，是住所里很多机械盒子中的一个，能创造出家的幻觉。拟人化地说，它就是一个下巴固定的男人，从不厌倦地进食。打开他的嘴，放进面包。但可怜的吐司·欧文先生啊，他是个不管吃多少，都永远不会真正被喂饱的人。
斯科特拿麦片当晚餐，还穿着他借来的西服，领带歪斜。不知怎么的，感觉脱掉西服很失礼。死亡，对死者是永恒的，对悼念者也不该只是一场下午的活动。所以他在漆黑中坐着，将麦片一勺勺地送进嘴里咀嚼，像个早餐送葬者。
他站在水池边，洗着他的碗和勺子，这时他听到前门响了。他不用看就知道是蕾拉，因为传来了她的高跟鞋声和香水味。
“你穿衣服了吗？”她一边进厨房一边说。
他把碗放在碗碟架上晾干。
“我在试图理解你为什么需要30套餐具，”他说，“牛仔以前只带一个盘子、一把叉勺周游全国。”
“那就是你吗？”她问，“一个牛仔？”
他走去客厅坐在沙发上。她扯掉活动盖板吧台上的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
“你是在给酒保暖还是怎么着—”
“我是个酒鬼，”他告诉她，“我认为。”
她抿着她的酒。
“你认为。”
“好吧，多半是，鉴于我一开始喝酒就停不下来。”
“我父亲是这个星球上最有钱的酒鬼。福布斯刊登过一篇文章，他一年大概要喝掉30万美元的顶级好酒。”
“这或许应该刻在他的墓碑上。”
她笑了，坐下，她的鞋从脚上掉下来，然后把右腿盘在左腿下面。
“那是瑟奇的西装。”
他伸手去拉领带，并说：“对不起。”
“不用，”她说，“没关系。他现在人在罗马尼亚，我想他正要开始下一段艳史。”
斯科特看着她喝下苏格兰威士忌。外面的雨在拍打窗户，留下条痕。
“我吃过一只桃子，”他说，“在亚利桑那的沙漠里，那比我的任何一次性爱都棒。”
“小心说话，”她告诉他，“我或许会把那当成下战书。”
她走之后，他把她的杯子拿去水池。里面还有一指高的威士忌，他把酒倒进池子后，把杯子拿到下巴旁嗅闻，那股熟悉的朴实的泥煤味让他意乱神迷。他想，我们的人生，千疮百孔。他冲洗杯子，倒放过来控干水。
斯科特走进卧室，躺在床上，西服还穿在身上。他试图想象死亡是什么感觉，但想象不出来，于是他伸手关了灯。雨点敲击着窗玻璃，他盯着天花板，看着阴影条纹在反向移动，雨滴在从下往上滑，树枝以罗夏墨迹性格测试的式样展开。公寓是一块空白画布，一个在等待住客决定如何生活的地方。
我现在要画什么？他在好奇。
答案是存在的，他们只是还没找到。格斯的上司们施压时，他就是这么告诉他们的。坠机已经过去了十天。长岛一个海军基地上有个飞机棚，他们把找回的碎片都集中在那里—一段1.8米的机翼，一张小桌板，皮质头靠的一部分。剩下的尸体被找回时，也会被运来这里，假设它们是和飞机残骸一起被找到，而不是像艾玛·莱特纳的尸体一样被冲上海滩，或者像莎拉·吉卜林的尸体被渔夫捕龙虾的渔网捞上来。那两具尸体被送往了当地太平间，必须经过几天时间才能被联邦政府授权取回。调查沿海水域的空难时，司法管辖权是其中一个要应付的难题。
潜水员每天都穿上湿衣，飞行员给直升机加满油，船长们分配好搜索网格。深水区很暗，水流会变向，漂不起来的东西都会下沉。不管怎样，经过的时间越久，他们就越不可能找到理想的目标。有时，当等待过于难耐时，格斯会找来一架直升机，飞到主导舰船上。他会站在甲板上，看着海鸥盘旋，帮忙协调搜查。但即使在行动中，格斯也只是袖手旁观。他是一名工程师，是飞机设计方面的专家，能找出任何系统中的缺陷。但前提是，他需要有个系统供他分析—推进力、水力学、航空动力学。他现在只有一片扯裂的机翼，以及能把人活埋的自上而下的压力。
然而，即使一小片残骸也在讲述一个故事。根据机翼碎片，他们断定飞机以90度直角撞击水面—像只海鸟一样直接下潜。这不是一架飞机降落的自然角度，自然降落会依靠波状机翼滑行一段。那意味着是飞行员的人为错误，甚至可能是故意坠机—尽管格斯提醒大家，飞机有可能是以自然角度降落的，只不过迎头撞上了大浪，模拟出俯冲坠毁的情景。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事是确定的。
几天后，一大块机尾在布洛克岛外围被人发现。这块机尾让他们第一次看到液压系统—表面看起来没有功能损失。第二天，又有两个行李箱在蒙托克海滩上被人发现—一个完好无缺；另一个已经裂开，只剩一个空壳。于是这样的碎片一点点出现，就像大海捞针。好消息是，残骸似乎是在水下解体的，一次出现一点点；然而，四天以后，就不再有新发现了。现在格斯担心他们恐怕永远不会找到机身的主体了，剩下的乘客和机组成员也都永远不见了。
每一天，他都要面对华盛顿上级的压力，而他们又要面对司法部长堆积如山的要求，还有某个愤怒的亿万富翁要求他们找出答案，找回那些失踪的尸体，给故事一个交代。
答案是存在的，我们只是还不知道。
周四，他和25名官僚坐在一张会议桌旁回顾明摆着的事实，彻底审查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在百老汇大道上的联邦大楼里，是FBI探员奥布莱恩和外资办的海克斯的主场，加上他们控制的六个下属。对奥布莱恩来说，这场空难是更大一个局里的一部分—针对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威胁和细胞分裂攻击。对海克斯来说，空难只是战争故事中最新的一块拼图，关乎美国经济，以及砸下庞大资本违规违法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格斯是房间里唯一把坠机当成独立事件考虑的人。
这些人正好在那架飞机上。
他的身旁是负责贝特曼一家安全的私人安保公司的CEO，正在描述他们评估威胁可能的过程。他带来一个六人小组，他们在他讲话时帮他递文件。
“我们一直与国土安全局敬业的探员们保持联系，”他正在说，“所以如果有威胁的话，我们几分钟之内就会知道。”
格斯坐在会议桌旁，看着窗户上自己的影子。脑海里，他在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快艇上，观测着海浪，或者他正站在一艘海军护卫舰的桥楼上，检验声呐成像。
“空难发生前的整整六个月，”CEO继续说，“我一直对所有情报和活动的综合评述做监督，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没有漏掉任何东西。就算有任何人把贝特曼一家作为目标，他们也是秘密筹划的。”
格斯感谢了他，把时间交给海克斯探员，海克斯开始回顾政府对本·吉卜林和他的投资公司立案的事。他说，按照计划，起诉的消息已经在坠机前一天正式宣布，而吉卜林的死是其他合伙人完美的替罪羊。所以对全体合伙人来说，所有与流氓国家有任何交易的说法（如果交易存在的话）都是一个已死之人的主意，和别的交易一样，在他们的账簿上洗过一遍。换句话说，就是他们也上当了。他们会这样说，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受害者啊。
公司有18个账户被冻结，总价值61亿美元。调查员把这些钱连上五个国家：利比亚、伊朗、朝鲜、苏丹和叙利亚。他们从吉卜林的电话记录中得知，巴尼·卡尔佩珀在飞机启程前51分钟打过电话给他。卡尔佩珀拒绝对他们的讨论发表评论，但显然那通电话是为了警告吉卜林会有起诉。
对海克斯探员和他在外资办的上级而言，空难是敌对国家下的一步棋，为了让吉卜林封口，并阻碍他们的调查。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吉卜林夫妇到底是什么时候接到邀请，与贝特曼一家乘飞机返回的？安保公司的CEO检查了日志，贝特曼的保镖在飞行当天上午11点18分有过一次公报，报告了和委托人的一次谈话（戴维·贝特曼，又称“秃鹰”），谈话中，“秃鹰”申明本和莎拉会与他们一道乘飞机返回。
“斯科特。”格斯心不在焉地说。
“什么？”海克斯说。
“那个画家，”格斯说，“他告诉过我们，美琪邀请了莎拉和她的丈夫—是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农贸市场决定的。他已经被邀请了—你们查一下笔记，我想是周日早晨的某个时候，他在本地咖啡馆遇到了美琪和孩子们。”
格斯想起他和斯科特的上一次谈话，当时他们坐在墓地的一辆出租车里。他原本希望能有更加详尽的讨论，一分一秒地捋一遍斯科特对航班的记忆：登机，随后的起飞，以及他记得空中发生了些什么。但对话被凭空幻想的人劫持了。
他想，我缺乏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给自己讲故事。
显然这就是新闻媒体在做的事—CNN、推特、《赫芬顿邮报》—24小时的循环揣测。大多数声誉良好的团队仍忠于事实和研究到位的专稿，但其他人—ALC的比尔·康宁汉违规得最厉害—他们在创立传说，把混乱演变成一部大型肥皂剧，关于一个色狼画家和他的富豪主顾。
格斯想起男孩来，他现在已经和姨妈、姨夫在哈得孙河谷安顿了下来。他两天前开车去见过他们，坐在他们的厨房里喝薄荷茶。向幼儿提问永远没有最好的时机，也没有完美的技巧。记忆这东西连大人的都靠不住，在小孩那里更不可靠，尤其是在受到创伤后。
“他不太说话，”埃莉诺说，给他拿来茶，“自从我们带他回家后就没开过口，医生说那是正常的。或者说，不是正常，但不算异常。”
男孩坐在地上玩塑料挖掘机。等他习惯格斯在房间里之后，格斯也在他身边的地板上坐下。
“JJ，”他说，“我叫格斯，我们以前在医院里见过。”
男孩眯着眼睛抬头看他，然后继续玩。
“我想我们可以聊一聊那架飞机，你和妈妈、爸爸一起上飞机的时候。”
“还有姐姐。”男孩说。
“对，还有你的姐姐。”
格斯停顿一下，希望孩子可以说下去，但他没有。
“好吧，”格斯说，“你还记得飞机吗？我知道你当时—斯科特告诉我，起飞时你睡着了。”
男孩听到斯科特的名字抬起头来，但没有说话。格斯对他鼓励性地点点头。
“但是，”他说，“你之前—你记得醒来过吗—”
男孩望向埃莉诺，她在他身后的地板上找了个位置。
“你可以告诉他的，宝贝儿。就是—你记得的任何事。”
男孩想了想，然后拿起他的挖掘机砸向椅子。
“哗。”他大叫起来。
“JJ！”埃莉诺说。但男孩不理她，站起来拿着挖掘机在房间里乱跑，把它摔向墙壁和橱柜。
格斯坐在地板上点头，疲劳地爬起来，膝盖里“咔嗒”一声。
“没关系的，”他说，“如果他记起任何事，他会说出来的，但你最好别逼他。”
现在，会议室里正在进行一场逻辑性谈话，关于暗杀小组（来自利比亚、朝鲜等）可能使用的飞机坠落技术。最有可能的情境就是，在飞行当天的某个地点放置了一枚炸弹，不是在泰特波罗，就是在文雅岛上。飞机的原理图被拿了出来，他们围在桌边指点可能的藏匿点。考虑到飞行员在起飞前做过彻底的外观检查，不可能放置在飞机外部。
格斯和地勤技术人员交谈过，他们在跑道上给飞机补充过燃料。他们都是有马萨诸塞口音的工人阶级，在圣帕特里克节上喝生啤，7月4号国庆日吃热狗，他们没有发现有空闲时间让第三方登上飞机安装一个爆炸装置。
奥布莱恩再次散布他的想法，让他们着眼于查理·布施，这个最后一刻加入机组的成员。有未经证实的传言说，他或许和空乘莱特纳约会过，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格斯提醒他，他们已经对布施做过彻底的背景调查了。他是从得州来的一个大学体育生，一位美国议员的外甥，可以说是个花花公子，如果他的人事档案可信的话。这个人的历史并不能体现他有可能要故意坠毁飞机，不管他的交友资料怎么说，他不符合任何已知的恐怖分子特征。
前一天，格斯被传唤到华盛顿与布施的舅舅—伯奇议员见面。伯奇是参议院的元老，已经连任六届。他有一头白发和前大学校队跑锋5的宽肩。他的幕僚长在一边敲手机，准备好在谈话离题太远时介入。
“所以—答案是什么？”伯奇问他。
“言之尚早，先生，”格斯说，“我们需要飞机，需要分析系统，找回尸体。”
伯奇搓搓脸，说：“真是一团乱啊，贝特曼和吉卜林。同时，还有我可怜的妹妹。”
“是的，先生。”
“喏，”伯奇说，“查理是个好孩子。之前有一点儿浑球，但他还是改过了，我看得出来，现在也有点儿出息了。鸥翼那边吉姆·库珀的人有什么说法？”
“他的记录不错。不算很好，但不错。我们知道空难前一夜他在伦敦，和几个鸥翼的员工出去玩了，艾玛·莱特纳也在。但每个人都说，那只是平常的一晚。他们去了一间酒吧。艾玛先离开了。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你的外甥与彼得·加斯腾交换了航班。他本来不该在613号航班上的。”
伯奇摇摇头说：“真倒霉。”
格斯轻轻摇头，像是要说，或许是他倒霉，或许不是。
“你的外甥第二天在去纽约的一架包机上找了个折叠座椅，我们还不知道原因。加斯腾说换班是查理的主意，说他只是想去纽约。不过显然他就是那样的人—容易冲动。”
“他很年轻。”
格斯想了想，说：“他或许在女人方面也有点儿问题。”
伯奇做了个怪相，好像在说，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能怎么办呢？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他的整个人生基本上都靠一张笑脸混过来。如果他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带到柴棚里，把他打到听话为止。但他妈妈想着，时候到了他自然就懂事了。所以我做了我能做的事，打了几个电话，把他弄进护卫队做飞行员培训，帮他找到立足之地。”
格斯点了点头。他对副驾驶员是什么人不太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是查理在事件发生当天的生理和心理状态。飞机不会因为飞行员从小没有父亲就坠毁。幕后故事能给你一个人物的生活环境，但它不能告诉你真正需要知道的东西。也就是说，在轮子离开停机坪和飞机降落在海上之间的18分钟里，发生了什么？飞机有任何机械故障吗？
在他看来，剩下的只是他们在等待真正的线索时顺手做的事情。
对面的伯奇向助手点头示意该结束谈话了。他站起来，伸出他的手。
“如果这件事有抹黑查理的苗头，我想让你告诉我一声。我不是要求你做任何违法的事，只是提醒一声，我想尽可能保护孩子的母亲—”
格斯起立，与议员握手。
“当然，先生，”他说，“谢谢你见我。”
现在，在一个高层的会议室里，格斯看着玻璃里映照的自己，把周围的西装男全都忽略不见。他们也是在消磨时间。现在，调查就是一个缺了牌的线索游戏，他需要一架飞机。在那之前，他们能做的只有猜测。
海克斯顶了一下格斯的胳膊，他意识到奥布莱恩在跟他讲话。
“什么？”
“我说，我搞了一张搜查令。”奥布莱恩说。
“干什么用？”格斯问。
“那些画啊，我们大概一小时前从伯勒斯的工作室把它们缴来了。”
格斯揉了揉眼睛。他从奥布莱恩的档案里知道，他是一所寄宿学校校长的儿子，安多佛学院还是布莱尔学院，他记不清是哪一个了。这似乎也是一种设计批判机器的好方法，机器的功能就是管辖和惩罚—显然奥布莱恩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人生角色的。
“那个人救了一个孩子。”他说。
“他占尽天时地利，我好奇是什么原因。”
格斯试图压制自己的火气。
“我做这份工作20年了，”他说，“从来没有人用‘天时地利’来描述遭遇空难。”
奥布莱恩耸耸肩。
“我给过你机会，让你把它当作你的主意，现在我要采取措施了。”
“你就—把它们拿到飞机棚里，”赶在奥布莱恩抗议之前，格斯告诉他，“你是对的，我们是应该看看。我本来会有不一样的做法，但木已成舟。你把它们拿到飞机棚去，然后收拾好你的东西，因为你被专案组开除了。”
“什么？”
“我带上你是因为考比说，你是他的左膀右臂，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我的调查，我们如何对待生还者和嫌疑人，这个基调由我来定。所以木已成舟了，我认为你缴来了一个可能哪天要从总统那里拿荣誉奖章的人的艺术品。你断定他有所隐瞒，或者可能只是你不能接受，生活充满随机巧合，不是每件看似有意义的事都真的有意义。但真相是，这由不得你决定。所以收拾好你的烂摊子，回你的FBI。”
奥布莱恩瞪着他，下巴紧绷，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
“我们走着瞧。”他说，走了出去。
你在水下，你的下方只有黑暗。上方的高处，你看到光，渐变的灰趋向于白。阴沉中有种纹理，仿佛有黑色的十字架布满你的视野。一开始它们并不明显，这些黑色的斜杠，像有东西画上去后又被划掉了。但随着你的眼睛适应了这幅画，你意识到它们无处不在，不只是笔触手法，而且是具体的内容。
在画幅的右下角，你能辨认出一个闪耀的东西，是某个黑色的物体，捕捉到表面射来的一些闪光。看得到字母USS，最后一个S沉到了画幅边缘以下。看着它，会把你的眼睛吸引到别的东西上，它压在画幅的最底部，是某个三角形的原始东西在上升。
就在这一刻，你意识到那些十字架都是尸体。
文字记录
泄露的文件显示，贝特曼空难调查组内部关系紧张，有人对一名神秘乘客在空难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
（2015年9月7日，晚上8点16分）
比尔·康宁汉（主播）：美国人民，晚上好。我是比尔·康宁汉。我们现在插播常规节目，是为了给你带来这则特别报道。ALC已经获得FBI特工沃尔特·奥布莱恩写给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组组长格斯·富兰克林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几个小时前才刚刚起草的。备忘录里讨论了小组内目前针对空难的各种理论，并对声称是“空难英雄”的斯科特·伯勒斯出现在飞机上提出了质疑。
（开始播放录影带）
康宁汉：可以看出，文件的开头十分诚恳地显示出，调查员之间就下一步如何处理案件存在意见分歧。备忘录里列出了调查员提出的四种理论：第一种是机械故障；第二种是飞行员人为错误；第三种被列为阴谋破坏，可能是为了阻碍政府调查本·吉卜林和他的投资公司；最后一种我直接引用，是“一起恐怖袭击，针对ALC新闻频道的董事长，戴维·贝特曼”。但也许还存在第五种理论，在这里头一次被提出来，是对斯科特·伯勒斯在空难中所扮演角色的质疑。这是奥布莱恩探员当天早些时候当面向调查组长明确提出的，结果被断然回绝。于是现在，他写道，原文说：“尽管我知道你已经当面说过，你对这条线的质疑没有兴趣，但考虑到近期的新发现，我觉得还是必须把第五种可能的理论写进去。这个理论就是，乘客斯科特·伯勒斯要不没有做到知无不言，要不就是在事件中存在过失，导致飞机掉下来。”
我的朋友们，你们先听听为什么。原文说：“根据对玛莎文雅岛当地摊贩和居民的采访显示，伯勒斯与贝特曼夫人，即戴维的妻子，关系非常亲密，而且两人似乎对肉体接触也毫不见外，曾经在公开场合拥抱。据了解，贝特曼夫人去过伯勒斯先生的工作室，看过他的作品。”
朋友们，作为这家人的私交，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读到这些话没有掉以轻心，我也不是在暗示发生了婚外情。但为什么伯勒斯先生会在那架飞机上呢？这个问题继续让我不得安宁。但是好吧，就算他们是朋友，甚至是好朋友，那没有害处，也不丢人。让我震惊的是奥布莱恩探员接下来写的东西。
原文说：“通过对伯勒斯先生在纽约的经纪人的采访证实，他这周安排了几场与画廊的会面。不过进一步询问后，一个令人惊心的细节出现了，是关于伯勒斯最新作品的内容。根据克伦肖女士的描述，准备展出的共有15幅画作，每一幅都呈现出不同的灾难场景，具有照片般的真实感。很多意象聚焦的是大规模的交通意外，包括火车脱轨，大雾笼罩的高速公路发生连环相撞，以及大规模客机坠毁。”
奥布莱恩继续写道：“鉴于这一情况，我必须强调，有必要对这个人进行进一步审问。至少，他是所有事情的唯一见证人，正是这些事情导致了飞机的坠毁。而且他声称飞机第一次倾斜时，他就被撞得不省人事了，应该检验这一说法是否属实。”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难理解调查小组的组长格斯·富兰克林为什么在听取建议时会有所犹豫，那可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执法机构里很聪明、很有经验的一位探员提出的。有没有可能富兰克林有自己的算盘？他效力的政府机关有自己的算盘？或者他们受到这个开明政府的压力，要求尽快掩埋这个案件，唯恐它变成男男女女的战斗口号。人们已经和我们英勇的前领袖戴维·贝特曼一样，再也不能咽下更多恶气。
要了解更多故事，我们现在把镜头转向ALC频道的莫妮卡·福特。
埃莉诺开车驶上车道时，有一辆她不认识的车停在她家的榆树下。一辆保时捷SUV，前窗里有一张媒体的贴纸。看到它，埃莉诺慌了—男孩和她的母亲在屋里—她丢下道格，跑向房子，猛地撞开前门，嘴里已经喊了起来—
“妈？”
她扫视客厅，一边往房子里走。
“妈？”
“在厨房里，亲爱的。”她的母亲回应她。
埃莉诺把包扔到椅子上，急忙冲过走廊。她已经在脑海里生吞活剥两个人了，她的母亲和那辆保时捷的车主。
“你真亲切。”埃莉诺听到母亲在说话，然后打开厨房的门走进去。有一个穿西装、吊红色背带的人坐在桌旁。
“妈！”埃莉诺咆哮起来。男人听到门响，转过身来。
“埃莉诺。”他说。
埃莉诺迅速停下脚步，认出了比尔·康宁汉，那个主播。当然，她以前见过他，在戴维和美琪的派对上。但在她的脑海里，他只是一个电视上的大头形象，眉头紧皱，谈论自由主义思想的道德沦丧。他看见她时，张开了双臂，摆出贵族的姿势，就好像指望她能跑向他一样。
“我们必须熬过去，”他说，“这些野蛮行径和挫折。如果你知道，过去十年我参加了多少场葬礼—”
“JJ呢？”埃莉诺说，一边环顾四周。
她的母亲给自己倒了一些茶。
“在楼上呢，”她说，“在他自己的房间里。”
“自己一个人？”
“他4岁了，”母亲告诉她，“如果他需要什么，会叫人的。”
埃莉诺转身走进过道。道格正朝她走来，表情困惑。
“那是谁啊？”他问。
她没理他，两步一阶地上楼。男孩在他的房间里，正在玩一对塑料恐龙。埃莉诺跨过门槛，吸了一口气净化自己，挤出一个微笑。
“看看谁回来了，看看谁回来了。”她轻松地说。
他抬起头，笑了。她跪在他面前的地板上。
“对不起，我去了好长时间，”她说，“堵车了，而且道格饿了。”
男孩指指自己的嘴巴。
“你饿了吗？”埃莉诺问。
他点点头。她考虑了一下，把他带到楼下的厨房里，那意味着什么。她准备告诉他在这里等着，可之后她想，他饿了，接着凭直觉感受到男孩在她怀里的力量。他会让她强大，她曾一直是个讨好的人。
“好，来吧。”
她伸出双臂。他爬进她的怀里，她把他举起来，抱他下楼。他们走路的时候，他就玩她的头发。
“厨房里有一个人，”她告诉他，“如果你不想跟他说话，就不用跟他说话。”
比尔还坐在原处。道格开着冰箱，在到处翻找。
“我有一瓶比利时麦芽酒，”他说，“还有布鲁克林微酿啤酒，是我的一个朋友酿的。”
“你推荐吧。”比尔说，然后看到埃莉诺和JJ。
“瞧瞧是谁来了，”比尔说，“小王子。”
道格抓出两瓶微酿啤酒，走过来。
“这是皮尔森啤酒，”他说，递了一瓶给比尔，“不太苦。”
“行吧。”比尔不屑一顾地说，看都没看就把瓶子放下了。他笑眯眯地对着男孩：“你记得比尔叔叔吧。”
埃莉诺把JJ挪到她的右髋上，离他远点儿。
“就是这个意思吗？”埃莉诺问，“来探探亲？”
“还会是什么？”他说，“抱歉我没有早点儿过来。你的生活变成新闻，新闻成了你的生活，这实在太可怕了。但总得有人上电视把真相说出来。”
你是干那个的吗？她心想。我以为你就是报新闻的。
“这件事的最新进展是什么？”道格抿着他的啤酒问，“你知道的，我们努力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而不去—”然后，他又担心自己疏远了他的名人贵客，“我是说，你理解的—看新闻不是那么—”
“当然，”比尔说，“好吧，他们还在找飞机剩下的部分。”
埃莉诺摇摇头。他们是疯了吗？
“不行。不能当着JJ的面说。”
道格闭紧了嘴巴。他从来没有被女人训斥过，尤其是当着其他男人的面。埃莉诺看出来了，把这件事也列入今天的得罪事项里。她把男孩放在椅子上，走向冰箱。
“当然，她说得对，”比尔说，“女人比男人更擅长这种东西，尤其是情感这方面。我们倾向于关注事实，看我们能帮上什么忙。”
埃莉诺试图屏蔽他的声音，集中精神喂饱她的外甥。他很挑食，不是挑剔，但会挑挑拣拣。他吃松软芝士，但不吃奶油芝士。他喜欢热狗，但不吃蒜味香肠，得有个摸清的过程。
同时，比尔决定要把男孩逗笑。
“你记得比尔叔叔的，对吧？”他说，“我参加了你的洗礼。”
埃莉诺给男孩拿来一杯水，他喝了。
“还有你的姐姐，”比尔继续说，“我也参加了她的洗礼。她—真是个美丽的姑娘。”
埃莉诺瞟了比尔一眼让他小心说话。他点点头，毫不犹豫地转移焦点，试图表现给她看，他是个好的倾听者，是个好伙伴，他们会共渡难关。
“我知道我最近不常出现，真遗憾啊。这都是因为工作，而且你爸爸和我经常看法不一致。或许因为太亲近了。但是，你知道，我们之间是有爱的，尤其是我对他。但最后我们就成了这样，大人嘛，你会懂的。我希望你不会懂，但很可能你以后会懂。我们过度工作，牺牲了爱。”
“康宁汉先生，”埃莉诺说。“你能过来拜访很好，但这是—我们吃完饭就是午睡时间。”
“不。他今天早上打过瞌睡了。”她的母亲提出，埃莉诺怒视着她。她也是个讨好别人的人，布里姬特·格林威，尤其喜欢讨好男人，蹭脚垫的始作俑者。他们的父亲，埃莉诺和美琪的父亲，在埃莉诺离家上大学时和她们的母亲离婚，搬去了佛罗里达州。他受不了的就是她的微笑，她们的母亲不变的花瓶笑容。现在他住在迈阿密，与殚精竭虑的假胸离异女人约会。他打算下周过来，等布里姬特离开以后。
比尔注意到母女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看看道格，举起喝了一半的啤酒，就好像要敬酒。
“不错，对吧？”他神经大条地说。
“什么？”比尔说，他显然已经断定，道格是个颓废的傻子。
“啤酒啊。”
比尔不理他，伸手去弄乱男孩的头发。四个小时之前，他站在唐·雷柏林的办公室里，降服了国家运安委的格斯·富兰克林和司法部的代表们。他们说，他们想知道他从哪儿搞来奥布莱恩的备忘录。
“你们当然想知道。”他告诉他们，一边用拇指弹自己的背带。
唐·雷柏林拉直他的领带，告诉政府的突袭部队，他们的消息来源当然是保密的。
“理由不够充分。”司法部的律师说。
那个黑人，富兰克林，似乎有自己的推测。
“是奥布莱恩给你的吗？因为发生的事情？”
比尔耸了耸肩。
“反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只知道那么多。但我以前上过法庭，为我的消息来源辩护，我很高兴再上一次。我听说他们现在都可以批准停车了。”
特工们夺门而出后，雷柏林把门关上，自己堵在门口。
“告诉我。”他说。
比尔双腿大开地坐在沙发上。他从小就没有爸爸，被一个软弱的女人抚养长大，她死死抓住一个个废物男人，就像她自己就要淹死了。以前，她经常夜里把比尔锁在他的房间里，出门用经血把整个小镇抹红。看看现在的比尔，一个千万富翁，告诉半个地球的人该思考什么，什么时候思考。如果某个常春藤名校的富二代律师想搞垮他，去他的，他绝对不会供出纳摩。这事关乎戴维，关乎他的人生导师，他的朋友。好吧，或许他们也没有那么合得来，但那个人是他的兄弟，他会搞到真相，不惜一切代价。
“就像那个黑鬼说的，”他告诉唐，“就是FBI的那个人，他们把他踢出小组，于是他发怒了。”
雷柏林瞪着他，头脑里的轮子在转。
“要是被我发现……”他发话了。
“少废话了。”比尔说，一边站起来，然后一步步走向大门，整个人挡在律师的面前。“忘记你是在办公室里，忘记等级制度和社会行为的法律。你面对的是一个勇士，开阔草原上的动物之王，泰然自若，随时准备剥掉你的脸皮，所以，要么低下你的角，要么别挡我的路。”
他能闻到雷柏林呼吸里的蒜味香肠味，看到他眼睛一眨，失去了平衡。这种古老的两熊对战、土坑斗鸡的手段把他一个现代文明人杀了个措手不及。30秒的时间，比尔用眼神愤怒地收拾了他一遍。然后唐靠边站，比尔信步出门。
他回到厨房里，站起来，决定表现得高风亮节。
“只是友好的拜访，”他说，“这是苦难时期，你们—好吧，对我来说你们都是家人—你们是戴维的家人，所有我们也就—所以我想让你们知道，我在为你们盯着。比尔叔叔在盯着—在管事。”
“谢谢你了，”埃莉诺说，拿给JJ一个盘子，“但我想我们会没事的。”
他大方地笑笑说：“那是当然，钱能派上用场。”
他的语气里有种异样的尖刻，违背了他脸上的同情。
“我们在考虑搬进城里的洋房。”道格说。
“道格！”埃莉诺厉声说道。
“干吗？我们确实在考虑啊。”
“那是个美丽的地方，”比尔说，拇指开始勾住他的背带，“有很多回忆。”
“我不是有意这么粗鲁，”埃莉诺冷淡地说，“但我要喂JJ吃饭了。”
“当然没关系，”比尔说，“你们是—我是说，这个年纪的男孩还需要母亲的疼爱，尤其经过—所以你别觉得为难—”
埃莉诺转过脸避开他，把装着火鸡肉的密封袋合上，放进冰箱。她听到比尔在身后起身。他不习惯被人打发。
“好吧，”他说，“我该走了。”
道格站起来说：“我送你出门。”
“谢了，但门就在那儿，我能找到。”
埃莉诺把JJ的盘子拿给他。
“吃吧，”她说，“你要是想要腌菜，还可以再加。”
她的身后，比尔走向厨房门，停了下来。
“你跟斯科特通过话吗？”他问。
听到这个名字，男孩抬起头来，一时忘了吃饭。埃莉诺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比尔。
“为什么这么问？”
“不为什么，”比尔说，“只不过，如果你没看新闻的话，那么或许还没听说那些质疑。”
“什么质疑？”道格问。
比尔叹了口气，好像很难说出口一样。
“就是—有人在好奇，你们懂的。他是最后一个上飞机的人，而且—说真的，他和你姐姐是什么关系呢？还有，你听说过他的画吗？”
“我们现在不需要谈这些。”埃莉诺说。
“不，”道格说，“我想知道。他打来过电话，你知道吗？深更半夜咧。”
道格看着他的妻子。
“你以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
“道格，”埃莉诺说，“那不关他的事。”
比尔用拇指弹他的背带，咬着下唇。
“所以你是跟他有来往啊，”比尔说，“那也—我是说，就是—你要小心，知道吗？他—喏，现在只是质疑，而且这是美国。在这届政府夺走我们走正当程序的权利之前，我都会拼死奋战的。但现在为时尚早，而且这些质疑是真的。我只是—我担心—你已经受到很多伤害了。谁知道以后会有多糟呢？所以，我的问题是，你需要他吗？”
“我也是这么说，”道格说，“我的意思是，我们非常感激他为JJ做的事。”
比尔做了个怪相。
“当然啦，如果—我是说，深更半夜，谁知道他游了多远。而且还断了一只胳膊，拖着一个小男孩。”
“住嘴！”埃莉诺说。
“你是在说，”道格说，他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像树芽萌发一样—英雄或许根本不是个英雄，“等一下，你是在说—”
比尔耸了耸肩，看着埃莉诺，他的脸庞变得柔和。
“道格，”比尔说，“行了。埃莉诺说得对，这跟我—”
他往右倾身，试图绕开埃莉诺的身体，去看JJ，然后继续“滑稽地”弯腰，直到男孩看到他。比尔笑了。
“你是个好孩子，”他告诉他，“我们回头再聊。如果你需要什么，就叫你的—叫埃莉诺给我打电话。或许我们哪天可以去看纽约大都会队的比赛，你喜欢棒球吗？”
男孩耸耸肩。
“或者扬基队。我有个包厢。”
“我们会打给你的。”埃莉诺说。
比尔点点头说：“随时都行。”
晚些时候，道格想和她谈一谈，但埃莉诺告诉他，她要带JJ去运动场。她感觉自己被塞进了一只大拳头。在运动场上，她强迫自己兴高采烈。她和男孩一起坐滑梯，在跷跷板上弹来弹去。卡车放进沙里，挖开，堆高，看着它倒塌。这是个大热天，她尽量让他们待在阴凉下，但男孩想去跑，于是她喂他喝水，让他不要脱水。1000个念头在她的脑袋里乱窜，彼此碰撞，每一个新想法都把前一个打断。
一部分的她试图拼贴出来，比尔为什么要来。另一部分的她在解析他说的话，尤其是关于斯科特的话。她应该怎么想呢？救了她外甥的人其实不知用什么方法让飞机坠毁，然后又伪装出英勇的游泳事迹？那句话里的每个想法单独拎出来，都很荒谬可笑。一个画家怎么让飞机坠毁？而且为什么？还有他说起斯科特和美琪的关系，是什么意思？他是在说她有外遇吗？为什么要开车到家里来告诉她这个？
男孩轻叩她的胳膊，指指自己的裤子。
“你要便便吗？”她问。
他点点头。她抱起他来，带他去公共厕所。她帮他脱裤子时，突然一阵眩晕袭来：考虑到他现在的年纪，他成年以后几乎不可能记起自己真正的父母。每年5月的第二个周日，他想起的母亲会是她，而不是她的姐姐。但是，她心想，那意味着道格会是他的父亲吗？这种想法让她有点嫌恶。她不止一次咒骂自己年轻时的柔弱，需要持续陪伴，就像个不关电视、养一只狗的年迈寡妇。
但之后她想，或许道格只是需要一次机会。她之前想过，或许接来一个4岁的男孩会激发他的动力，把他变成一个顾家的男人。然后她又有另一个想法，以为孩子能拯救婚姻，这不是经典的妄想吗？JJ已经和他们在一起两个星期，道格没有少喝一点儿酒，没有改变他的作息时间，没有对她好一丁点儿。她的姐姐死了，男孩现在是个孤儿，但道格的需要呢？他说的每句话都不过脑子，怎么不问问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
她帮JJ穿上裤子，帮他洗手。不确定性让她头晕眼花。或许她不够公道，或许她还在为了跟房地产律师和企管人员开会的事心烦，开会意味着整件事的定局。或许道格是对的，或许他们应该搬进城里的洋房，给JJ一种延续感—用钱来重塑他熟悉的奢华感？但她的直觉是，那只会让他混淆。一切已经改变，要假装没变感觉像是欺骗。
“吃雪糕吗？”他们走到外面时，她问他，他正迎着日头的酷热。他点点头。她微笑着拉起他的手，领着他朝雪糕车走去。今晚她会跟道格谈谈，全部摊开来讲，她是什么感觉，她觉得男孩需要什么。他们会把房产卖掉，把钱放进信托基金。他们会给自己拨出每月津贴，足够支付男孩带来的额外花销，但不足以允许他们辞掉工作，或者变成奢侈的人。道格不会高兴的，她知道，但他能说什么？
决定权在她手上。
2006年7月9日—2015年8月23日
她什么都不记得，她知道的细节都是别人告诉她的，除了单调的空阁楼里一张摇椅的画面，一直在自行前后摇摆。她不时在脑海里看到那张椅子，大多在濒临入睡的氛围下，一张柳条旧摇椅，吱吱嘎嘎地近了又远，近了又远，就好像要抚慰一个困顿乖戾的鬼魂。
父母用美琪祖母的名字给她取名“瑞秋”。瑞秋很小的时候（她现在9岁），觉得自己是一只猫。她研究他们家那只叫“小桃”的猫，试图模仿它的动作。她会坐在早餐餐桌上，舔自己的手背，之后用手背抹脸。她的父母都忍下来了，直到她告诉他们，她以后要在白天睡觉，夜里在家里转悠。她的母亲美琪说：“宝贝儿，我们没有精力熬夜。”
因为瑞秋，他们才配了保镖，才会有以色列口音、身背肩背式枪套的男人到处跟着他们，通常有三个人。用这一行的行话来说，排第一位的是吉尔，他是贴身的人—请他来，是与委托人近距离地直接接触。此外，还有一支先遣小队，平时轮班工作，有四到六个人在远处戒备。瑞秋知道他们是因为她才在这里的，因为她之前出过事，尽管她的父亲矢口否认。那只是恐吓，他含糊地说，话里的意思是经营一家电视新闻频道对他们生活的威胁和影响更大，胜过他的女儿小时候被绑架过，而且很有可能还有一个或者更多绑匪这一事实。
至少，这些是她头脑里的事实。她的父母向她保证，FBI的人（去年为了帮她父亲一个忙）和一个高薪的儿童心理医生也保证过，说绑架只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36岁的韦恩·R﹒梅西）的个人行为，梅西已经在交换赎金的过程中被一名穿防弹衣的警官打死了（子弹打穿他的右眼）。在那之前，梅西还在短暂交火的序幕中开枪打死了另一名警官。死掉的警官是44岁的米克·丹尼尔斯，前FBI探员和第一次海湾战争的退伍老兵。
她只能记得一张椅子。
她应该有感觉的，她知道。一个夏天里，9岁女孩马上就要进入青春期。过去两周，她一直和母亲、弟弟待在文雅岛上，无所事事。作为一个享有荣华富贵的孩子，她有数不尽的选择—网球课、帆船课、高尔夫球课、马术，什么都有—但她不喜欢接受训练。她学过两年钢琴，但最终因为不知道“要达到什么目的”而失去兴趣。她喜欢待在家里，和妈妈、弟弟一起，基本上就是这样。她感觉自己有用—一个4岁的男孩太难控制了，她的母亲会说—于是瑞秋和JJ一起玩。她给他弄午饭，他尿裤子时给他换裤子。
她的母亲告诉她，这些不需要她帮忙，她应该到外面去，享受每一天。但有个大块头的以色列男人（有时是三个）跟着你做每一件事，这很难去享受。她倒不是要争辩有没有必要，她自己不就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证明吗？
于是她待在家里，躺在门廊或者屋后的草坪上，盯着海洋—有时被晃花了眼睛，那钻石般的闪耀。她喜欢读关于任性女孩的书，她们在哪儿都不适应，然后发现自己有魔力，比如《哈利·波特》里的赫敏和《饥饿游戏》里的凯特尼斯·伊芙狄恩。她7岁时读过《小间谍哈瑞特》和《长袜子皮皮》，她们都很能干，但最后仅仅是人类。随着瑞秋渐渐长大，她感觉自己需要从她的女英雄身上获取更多东西，更多的威力，更多的斗志，更多的力量。她喜欢她们面对的惊险刺激，但又不想真正去担心她们，那会让她太焦虑。
只要读到令人格外沮丧的章节（比如《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赫敏对抗巨魔的时候），她就会拿着书走进屋里，递给她的母亲。
“这是干什么？”
“你只要告诉我—她成功了没有？”
“谁成功了什么？”
“赫敏，一只巨魔逃跑了，一个巨人—她要—你能不能—就读一下，然后告诉我她没事。”
母亲太了解她了，不会去逼她，于是她停下手头的事情，坐下来，一直读到答案揭晓的那一页。然后她会把书递回去，拇指按在新的位置。
“从这里开始，”她会说，“她不用跟它打。她只是朝它吼了一声，说那是女厕所，它应该离开。”
她们咯咯地傻笑了一会儿—对着一只巨魔吼叫，然后瑞秋回到户外读书。
那件事始于保姆，尽管他们当时没有意识到。她的名字是芙兰西斯卡·巴特勒，但每个人都叫她芙兰奇。当时他们全家正在长岛避暑，在蒙托克角。当时还没有私人飞机和直升机，他们只能挤进车里，在周五晚上开车过去，与移动的拥堵大军搏斗，就好像长岛快速道路只是一条巨蟒，刚吞下一场交通堵塞，纠缠不清的车辆凝块一波波地下滑。
当时甚至没有弟弟的踪影。只有戴维、美琪和幼年的瑞秋，她睡在自己的安全座椅里。新闻频道当时6岁，已经是一部盈利机器，而且善于制造争议。但她的父亲喜欢说：我只是个名誉领袖，密室里的将军，大家根本不知道我是谁。
绑架案改变了这一切。
那是发现蒙托克怪兽的夏天，它在2008年7月12日被冲上海滨。一个本地女人，珍娜·休伊特和她的三个朋友在沟原海滩散步，发现了那个生物。
“我们当时在找地方坐下，”后来有人引用她的原话，“然后我们见到有人在看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们开玩笑说或许是从梅岛漂来的东西。”
有人描述它是一个“像啮齿动物的生物，有恐龙的喙”，怪兽和小狗一样大，几乎没有毛发，身体结实，四肢细长。它有两只前掌，爪子瘦长发白。它的尾巴纤细，近似从头到脖子的长度。它的脸部短小，一副痛苦或惊慌的表情；头骨的眼窝后部显得长而结实。它的上颚里看不到牙齿，反而露出了类似于“钩状的鸟喙骨”。下颚里有一颗大尖牙和四颗后犬齿，有高高的锥形牙尖。
是一只浣熊吗，有人提出，只是在海里腐烂了。还是一只被剥去壳的海龟？或者是一只狗？
连续几个星期，臃肿、膨胀的死尸照片出现在小报和网上。推测每天都在更新，说它是梅岛动物疾病中心实验室培育出来的新生物，梅岛距岸边几千米。他们开始称它为“莫罗博士的真实岛”6。但最后，和所有事情一样，答案缺失导致了兴趣缺失，世界继续向前。
但戴维和美琪在那个周末抵达蒙托克岛时，怪兽狂热正值高潮。路边的T恤小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花五块钱，你就能看到发现怪兽的位置，虽然现在只是一片平淡无奇的沙地。
贝特曼一家在塔特希尔路上租了一套房子。那是一栋两层的白色板房，路对面就是一个小泻湖。这栋房子几乎人迹罕至，与一套停工的现代改造建筑完全平行。那栋房子的客厅敞开着，像一个开裂的伤口，被塑料薄板拍打着。之前的几年，瑞秋家都是在更北边的地方租房子，在松树路上，但那栋房子在1月份被卖给一个做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了。
他们的板房新家舒适而古雅，有很大的农家厨房和倾斜老朽的门廊。美琪和瑞秋会在这里待到劳动节的周末结束，戴维会在周五开车过来，8月的最后一周请假休息。卧室都在二楼，妈妈和爸爸的房间面向大海。瑞秋的房间（配有一张维多利亚时代的儿童床）面向泻湖。他们带上了芙兰奇（保姆），美琪喜欢说，多一双手帮忙总是好的。芙兰奇和瑞秋坐在奥迪车的后座，她一路上都在忙着捡起瑞秋的奶嘴，擦干净再放回去。芙兰奇是在福特哈姆读护理夜校的学生，她每周帮忙照顾瑞秋三天。她22岁，是从密歇根州荒野大地来的移民，大学毕业后跟着男朋友搬来纽约，但后来男朋友却抛弃了她，跟一个日本冲浪朋克乐队里的贝斯手好上了。
美琪很喜欢她，因为和芙兰奇待在一起让她感觉年轻。当戴维待在他的世界里—由戴维那样的人构成，40来岁，有些甚至五六十岁了—不会有这种感觉。美琪才刚满29岁，她和芙兰奇相差7岁。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说真的，就是美琪嫁给了百万富翁。
“你运气真好。”芙兰奇以前常告诉她。
“他人很好。”美琪会说。
“所以运气更好了。”芙兰奇会边说边笑。在她的朋友当中，有很多钓个有钱人的说法。她们以前常穿上短裙和高筒靴，去开瓶俱乐部，希望能钓到一个华尔街新人，有浓密的头发和不倒的金枪。但其实芙兰奇不是那样的女孩，她的性格更加柔和，她是和山羊、小鸡一起长大的。美琪从不担心芙兰奇会起意偷走她的丈夫，那毕竟太荒唐，拿29岁的花瓶老婆去换一个22岁的女孩，就像精虫上脑。然而，她认为更奇怪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
仅仅几年前，美琪还是一个拿工资教别人家小孩的人。一个22岁的幼儿园老师，住在布鲁克林区。她每天早晨骑车跨过布鲁克林大桥，规规矩矩地打手势示意。那个时间桥上的行人最少，多数是慢跑人士，几个注重健康的上班族拿着自带的午餐袋过桥。她戴一顶柠檬黄的头盔，棕色长发在她脑后像披风一样飘动。她不戴耳机和墨镜，她会因为松鼠而刹车，她会在大桥中间停下观看风景，喝几口水。进城后，她走钱伯斯街去哈德逊街，然后向北骑，大概每分钟回头看看有没有打电话的出租车司机，或者开德国车的滑头，因为这些人都是不看路的。
她每天早晨6点30分前开始工作。她喜欢在孩子们到校之前做好准备，补充用品。校舍很小，只是一栋旧砖房里的几个房间；挨着的一个停车场，已经改成操场。校舍坐落在西村一个区的林荫小街上，几乎有种旧时伦敦的感觉，这里的人行道像变形的手指一样弯曲。她曾经在脸书上发布过，说她最喜欢城市的这一区，这里有永恒、文雅的本真。城市其他地方给她的感觉太冷酷了：多风的宽阔大道上写字楼林立，就像闪闪发光的人类资源储备机器。
第一名学生经常在8点到校，悠闲地溜达过来，或者拖着脚步走着，或者踩着滑板车，和爸爸或妈妈手拉着手，有时还半梦半醒，躺在一辆未来主义风格的麦克拉伦或者斯托克牌高级童车里。小佩内洛普、小丹尼尔或者小艾萝伊，鞋子小得可以套在娃娃的脚上，穿着小小的格纹或者条纹短袖衬衫，就像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变成像他们爸爸那样富有的讨厌鬼。4岁的女孩穿着80美元的连衣裙，扎着一条马尾辫，或者头发里别着一朵花，那是被孩子磨烦了的家长在来学校的路上从沙石洋房外面的花盆里摘的。
美琪总是在那里迎接他们，她站在柏油操场上，他们一出现她就热情阳光地微笑，像听到前门的钥匙声就跳起来的狗。
“早上好，美琪老师！”他们大喊。
“早上好，迪特！早上好，贾斯汀！早上好，莎蒂！”
她拥抱他们一下，或者揉乱他们的头发，然后对妈妈或者爸爸说早上好。他们通常咕哝一声作为回答，在孩子的前脚踏进校园时已经开始发短信了。他们是律师、广告总监、杂志编辑或建筑师。男人在40岁或以上（她的班上最老的父亲是63岁）。女人从将近30岁的超级名模（给孩子取名为蕊馨或马齐），到30多岁忙碌的全职妈妈。她们已经放弃去寻找一个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丈夫，说服了一个gay蜜一起搭伴过日子；作为交换，给他卡茨基尔避暑别墅一年六个周末的使用时间以及“叔叔”的名誉称号。
她是个耐心的老师，有时耐心得超乎常人想象，热情周到，但必要时也会严格。在他们的评估中，有的家长写道，他们希望自己能多像她一点，一个总是微笑、说话友好的22岁女孩，连对着一个刚刚吵醒他们小睡的尖叫的孩子都是如此。
美琪经常在四点左右离校，把她的红木色单车推上路边，然后啪地放开头盔颈带，开始摇摆着进入车流。下午，她喜欢骑到河边，沿着绿道南行。有时她停下来坐在水边的长凳上，看着船只来往，忘记头盔还戴在头上。每次起风，她都闭上眼睛。如果哪天的气温超过32摄氏度，她可能会从推车的墨西哥人那里买一碗刨冰—经常是樱桃口味—坐在草地上用小勺的平头铲着吃。那些天里，她会脱下头盔，把它放在草地上，就像一颗柠檬糖。她会躺在凉爽的绿地里，凝视云朵很长时间，在草坪上伸屈脚趾，然后再戴好头盔，开始漫漫的回家长路，嘴唇染上了童年的颜色。
现在那一切对她来说多么遥远啊，只过了七年，她现在是一个幼儿的妈妈，没有工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百万富翁养尊处优的娇妻。
他们一到度假屋，她和戴维就去市场置办日常用品，芙兰奇则留在家里陪瑞秋。此时的蒙托克还不是汉普顿的招牌胜地，但你能感觉风气已经悄悄兴起。本地杂货店现在卖的是名牌黄油和手工果酱。老五金店也提供祖传亚麻织品，用砂洗的白色纤维墙板改造一新。
他们从路边摊买了番茄，饱满得都裂开了，然后回家切成厚片，蘸着海盐和橄榄油吃。再也没有困苦这种东西了，短暂的不便肯定还是会有，然而当美琪深夜反省时，她很震惊自己对生活的困顿感是怎么褪尽的，怎么开始适应她的新环境的。因为在与戴维结婚之前，有些天她还得穿过壅塞的车流冒雨骑车回家，为了洗衣服的一点小钱将公寓翻个底朝天（在一个孩子饿着肚子上床的世界里，连那些都算不上艰难），现在她眼见自己因为愚蠢的事情恼火—忘记雷克萨斯的车钥匙放在哪儿了，或者被德阿戈斯蒂诺超市的店员告知，他没有零钱找她的100块。当美琪意识到这些，知道自己变得多么软弱，多么享受特权时，她感觉到自我厌恶。他们应该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去，她告诉戴维，用恰当的价值观来养育孩子，现挣现吃。
“我想回去上班。”她会说。
“好啊。”
“不。我是认真的。我没法整天无所事事，我是个劳碌命，我习惯工作了。”
“你在照顾瑞秋啊，是你一直告诉我那有多累人的。”
她会在指间缠绕电话线，一边压低声音，为了不吵醒婴儿。
“是很累人，我知道。而且我就是没办法—我可不会让我的女儿由保姆带大。”
“我知道。我们俩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才这么神奇，你可以—”
“我只是—我感觉不像自己了。”
“那是正常的产后—”
“不要那样说，不要说得好像是身体上的问题，好像我无法自控一样。”
另一头是沉默。她无法分辨他是沉默寡言，还是在写邮件。
“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你不能多休几天假，”她说，“我们只在这里待一个月。”
“我听到了。我也很沮丧，但我们的公司正处于大扩张时期—”
“无所谓了。”她说，她不想听他工作的细节。不像他，他喜欢听她的英勇战绩—在超市里插队的女人，游乐场上的肥皂剧。
“好吧，我只是在说—我会尽力在周四晚上过来的，最少两次。”
现在沉默的是她了。楼上，瑞秋在她的儿童床上睡觉。美琪能听到厨房另一头有声音，让她觉得芙兰奇正在洗衣房里换衣服。一切的边缘，是海洋的声音，那种构造性的鼓点，地球的心跳。夜里因为海浪声，她睡得像死人一样，某些核心基因随着大海的节奏再次同步跳动。
就在下一周快到周末的时候，芙兰奇失踪了。她到镇上的老艺术小剧院看电影了，她本来打算11点前回家，所以美琪没等她就睡了。轮到她陪瑞秋睡觉—在她哭第一声时起床，重新哄她入睡—她对那些夜晚的直觉总是提前干扰她的睡眠，所以只要太阳一落（有时还不等日落），她的头就倒在枕头上了，她疲劳的眼睛永远把书的同一页纸重读一遍又一遍，甚至读不到第二章。
早上，她和瑞秋一同起床时（瑞秋在午夜刚过与她一起上床睡觉的），芙兰奇还没起床。美琪觉得有一点儿不对劲，但这女孩很年轻，或许她在电影院遇到了什么人，或者回家路上去老水手酒吧喝了一杯。直到11点，她才去敲芙兰奇的门—她们定好了，美琪这一天要自由活动—然后开门发现床是空的，没有人睡过。美琪开始担心了。
她打电话到戴维的办公室。
“你说她没了是什么意思？”他说。
“就是，我不知道她人在哪儿。她没有回家，她也不接电话。”
“她有没有留字条？”
“她能把字条留在哪儿呢？我检查过她的房间和厨房。她是去看电影的，但是我打她的手机，但她不—”
“好吧，让我—我来打几个电话，看看她有没有回城—记得她和那个男孩有纠葛吧—特洛伊还是什么的—如果我没有任何发现，或者她还是没有回来，我会打给当地警方。”
“会不会—我不想反应过激。”
“好吧，我们应不应该担心，你来告诉我。”
漫长的停顿，美琪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同时她还给瑞秋做了一份点心，她在啃自己的脚踝。
“宝贝儿？”
“啊，”她说，“是很怪异，你应该打电话。”
三个小时后，她坐在当地警长吉姆·皮博迪的对面，他的脸看起来像罐子里的最后一块牛肉干。
“或许我只是在犯傻，”她说，“可是她平时都很负责的。”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贝特曼夫人，别被你自己影响。你了解这个女孩，而且你有直觉，你得信任这个。”
“谢谢你。我—谢谢你。”
吉姆转向他的副手—女性，体格魁梧，大概30岁。
“我们要去一趟剧院，跟萨姆聊一下，看他记不记得她。格蕾丝会去一趟酒吧，或许她在那里逗留过。你说你丈夫正在给她认识的人打电话？”
“是的。他给几个朋友和她的几个家人打了电话—没人有她的消息。”
瑞秋正在涂色—主要涂在纸上—趴在一张儿童小圆桌上，是美琪从一个跳蚤市场顺手淘来的，附带两张可爱的小折叠椅的那种。美琪很惊讶，整个来访的过程中，小女孩一次也没有打扰过他们，就好像她理解事件的重要性。但她一直都是个敏感、严肃的孩子，以至于美琪有时担心她是不是抑郁。她在《时代》周刊上读过一篇相关文章，是关于抑郁症儿童的。现在这篇文章在她的脑海徘徊不散：抑郁症是一个大思路，就能把所有蛛丝马迹联系起来—睡眠不好，羞怯—又或许她只是对小麦过敏。
做母亲就是这样，一个恐惧盖过另一个恐惧。
“她不是抑郁，”戴维会说，“她只是专注。”
但他是个男的，加上他还是个共和党人，他对错综复杂的女性心理能有多少了解？
到日落前还是没有消息，戴维搁置了一周剩下的活动，开车赶过来。他刚一到达，美琪就感觉像只漏气的气球。她戴上的一切如常的坚强假面消失了。她给自己，也给他倒了一杯烈酒。
“瑞秋睡了吗？”他问。
“是的，我把她放在她的房间里了。你觉得是个错误吗？我是不是应该把她放在我们房里？”
他耸了耸肩。这在现实世界中没什么差别，他心想。只是他妻子头脑里的纠结。
“我来的路上打电话给警长了。”他们坐在客厅里时，他告诉她。海洋的怒吼透过纱窗，在黑色的夜空下一片昏暗。“他说她绝对去过电影院。人们记得她—一个城市打扮的漂亮姑娘—但酒吧里没有消息。所以不管是出了什么事，都是在回家路上发生的。”
“我的意思是，会出什么事呢？”
他耸耸肩，抿了一口他的酒。
“他们查过了当地医院。”
酒喝到一半，美琪一脸的苦相。
“糟糕，我应该查的，我为什么没有—”
“那不是你的工作，你在忙着照顾瑞秋。他们检查过医院，但昨晚没有符合她特征的人入院，没有无名女性之类的。”
“戴维，她死了吗？比如躺在沟里什么的？”
“不，我不那么认为。我是说，这件事拖得越久，我对它的预期就越不乐观。但现在还可能只是—我也不知道—是狂欢去了吧。”
但他们两人都知道，芙兰奇不是狂欢那一类型的女生。
那一夜，美琪的睡眠断断续续。她梦到蒙托克怪兽活过来了，正从泻湖里蜿蜒爬出，爬过马路，不可避免地爬向他们的房子，在身后留下鼻涕般的瘀血痕迹。她辗转反侧，想象它冲上通往二楼窗户的壁板—那是瑞秋的窗户。她是不是没关窗户？那是个暖和的夜晚，甚至有些闷热。她通常都是关窗的，但这一次—考虑到她心不在焉，她因为芙兰奇的事分了神—她是不是没有关窗？
美琪醒来时，脚已经踩在地上，身为母亲的恐慌让她穿过过道来到女儿的房间。首先让她吓呆的是，门是锁上的。美琪知道自己没有锁门，事实上，她还在门前放了一个门挡，以防门被风刮关上。她几乎跑着想去开门，可是门把手转不动。她用肩膀使劲撞门，空荡的房间发出一声巨响。
她听到身后戴维的动静，但房间里一点儿声音都没有。她再次尝试转动门把手，还是锁上的。
“戴维！”她大喊，她的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然后他在她身后，动作快了点儿，但还是慢慢吞吞的，一部分睡眠中的大脑还没醒来。
“门锁了。”她说。
“让开。”他对她说。
她躲开了，紧紧贴着墙壁让他过去。他用大手抓住门把手，试图拧开它。
“她为什么没有哭？”美琪听见自己在说，“她一定醒了啊，我一定吵醒她了啊，我那样撞门！”
他再次尝试拧动门把手，然后放弃了，最后用肩膀撞门。一次，两次，三次。门从侧柱上被拉松了，但没有开。
他现在完全醒了，十分恐惧。他女儿为什么没有哭？从门下传出来的只有海浪的汹涌。
他向后退，用力地踹门，调集起某种原始穴居人的力气。这一次侧柱裂开了，其中一根铰链爆开，门突然打开，向后一倒，像个被击中的拳击手。
美琪从他身边挤进屋里，惊声尖叫。
窗户大开。
儿童床是空的。
美琪站着凝视了很久，就好像一张空床的景象是不可能的超现实事件。戴维冲向窗户向外张望，先朝一边看，再朝另一边看。然后他从她身边跑出房间。她听到他踏着雷鸣般的脚步冲下楼梯，然后听到前门砰地关上，听到他先跑过草地，接着是沙地和碎石路，最后去了马路上。
她找到他时，他正在楼下打电话。
“对，”他说，“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我不在乎花多少钱。”
一阵停顿，他在听电话那边的人说话。
“好，我们等着。”
他挂了电话，眼睛锁定在不远处的某个点上。
“戴维？”她说。
“他们正派人来。”
“谁？”
“公司。”
“你说‘派人来’是什么意思？你报警了没有？”
他摇头。
“这是我的女儿，他们带走了我的女儿，我们不用公务员。”
“你在说什么？谁带走了她？她不见了。他们需要—我们需要人，需要很多的人，现在过来找她。”
他起身开始开灯，一个一个房间地开，让整栋房子看似醒着的样子。她跟着他。
“戴维？”
但他陷入了沉思，某种体现男性气概的方案正在他的脑海里上演。她转身，从钩子上取下车钥匙。
“好吧，我没法干坐在这里。”
他在门口赶上她，抓住她的手腕。
“这不是—”他说，“她不是走失的。她才两岁，有人爬上她的窗户把她带走了。为了什么？为了钱。”
“不。”
“但是，”他说，“首先他们带走了芙兰奇。”
她靠在墙上，头脑飞转。
“你是在说—”
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动作并不粗暴，而是坚定地放上去，让她知道，她仍连接着大地，连接着他。
“芙兰奇了解我们，她了解我们的作息，我们的资产状况—或者至少对我们的资产有大致的感觉—她知道瑞秋睡在哪个房间，知道一切。他们带走了芙兰奇，这样她就能供出瑞秋。”
美琪走到沙发旁坐下，胳膊上还挂着手包。
“除非她和他们是一伙的。”戴维说。
美琪摇头，震惊让她平静下来，她的四肢感觉就像漂在浪上的海藻。
“她不会的，她才22岁，她上夜校。”
“或许她需要钱。”
“戴维，”美琪看着他说，“她不可能在帮他们，她不是故意的。”
他们想了想，什么可以迫使一个尽责的年轻姑娘放弃一个交给她负责的熟睡的幼童？
45分钟后，他们听到车道上的轮胎声。戴维出门迎接他们，他带回来六个男人。他们显然都全副武装，有种只能用“军人举止”形容的气质。其中一人穿的是西服，他的皮肤呈橄榄色，鬓角泛着灰。
“贝特曼夫人，”他说，“我是米克·丹尼尔斯。这些人是来保护你们，并帮助我查明真相的。”
“我做了一个梦。”她发现自己在不由自主地告诉他。
“宝贝。”戴维说。
“关于蒙托克怪兽的梦，它溜上了我们家房子的侧面。”
米克点头，就算他觉得她很奇怪，也没有说出来。
“您当时在睡觉，”他告诉她，“但您听到了什么，这是遗传学上的训练，一种几十万年身为猎物的动物记忆。”
他让他们带他看卧室，然后是瑞秋的房间，让他们把案件重演。与此同时，他的两个手下检查了房屋的周边。其他两个人在客厅建立了一个指挥中心，拿来笔记本电脑、电话和打印机。
他们整组成员在十分钟后再次碰头。
“只有一组脚印，”一个嚼着口香糖的黑人告诉他们，“还有两处更深的印记，在窗户的正下方。我们觉得是梯子留下的，痕迹延伸到这片地产上的一栋小型建筑，然后就消失了。我们在里面发现了一架梯子，可伸缩的梯子，我想高度足以到达二楼。”
“所以他没有带自己的梯子来，”米克说，“他用的是这里现成的梯子，这意味着他知道梯子在这里。”
“上周末有一根雨水槽倒了，”戴维说，“房东过来把它架上去的，用了梯子。我不确定他是从哪儿找来的，但他是开轿车过来的，所以梯子不是别人带来的。”
“我们会调查房东。”米克说。
“路上没有可见的轮胎痕迹，”另一个人说，他拿着一杆来福枪，“至少没有新鲜痕迹，不知道他或者他们可能往哪个方向去了。”
“不好意思，”美琪说，“不过你们是什么人？有人带走了我的宝贝，我们需要报警。”
“贝特曼夫人。”米克说。
“不要再那么叫我。”她回击道。
“对不起，您想让我怎么称呼您？”
“不。只是—请问有谁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
“夫人，”米克说，“我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保镖公司雇用的安全顾问。您丈夫的雇主聘请我来服务，你们不用花钱。我在海豹突击队服役八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又待了八年。我处理过300起绑架案件，成功率非常高。这里面有一条准则。只要我们弄清这一点，我答应您，我们就会马上打给FBI，而不是作为无助的旁观者。我的工作是从现在起控制局势，直到我们带回您的女儿。”
“你能做到吗？”美琪说，她好像在另一个次元，“把她带回来？”
“是的，夫人，”米克说，“我能。”
是白墙把他唤醒的，不只是卧室，整套公寓都是纯象牙白的浮饰—墙，地板，家具。斯科特躺在那里，双眼圆睁，心跳极快。在白色的冷宫里睡觉，像只悬停在以太领域里等待大门打开的新灵魂，等待分配身体前的官僚检验，没有呼吸地等待颜色的创造，这显然能让一个人发疯。斯科特在白色被单下的白色枕头上辗转反侧，他的床架被刷成了鸡蛋色。深夜2点15分，他甩开被子，脚踩到地上。交通噪声从双层窗户飘进来。他因为努力强迫自己躺在床上而大汗淋漓，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穿透胸腔内壁在跳动。
他走到厨房，考虑泡杯咖啡，但又感觉不太对。晚上是晚上，早上是早上，混淆两个时间会导致挥之不去的错位感。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移换了时段，喝波本威士忌当早餐。斯科特的眼后有点儿发痒。他走到客厅，找到一个书柜，打开所有的抽屉。在浴室里，他找到六支口红。在厨房里，他找到一支黑色的记号笔和两支荧光笔（粉色和黄色）。冰箱里有甜菜，是饱满的碎菜片，他拿出来，然后在炉子上放了一壶水开始烧。
他们在电视上谈论他。他不需要开电视就知道，他现在是循环节目的一部分。他轻轻地走进白色的客厅时，刷白的地板在脚下咯吱作响。壁炉还留有近期用过的焦黑色痕迹，斯科特蹲在冰凉的砖壁上找炭灰。他凭感觉找到一块木炭，把它掏出来，就像从矿里摸到一颗钻石。远处的墙上有一面落地镜，他直起腰时瞥见了自己。他的平角裤碰巧也是白色的，他又穿了一件白T恤—就好像他也慢慢地被某种无尽的虚空吞噬了。他看到这个全白世界的镜子里的自己—裹着白布的苍白的白人—他觉得自己可能是一只幽灵。哪种情况更有可能呢？他心想，“我肩膀脱臼地背着一个幼儿游了好几千米，是不是我已经淹死在翻滚的咸水里了？像多年前我的妹妹一样，她神情恐慌，张着嘴巴被吸进密歇根湖贪婪的黑水深处。”
他的手里握着炭块，在公寓里转了一圈把灯打开。他有一种直觉，一种不完全理性的感觉。他能听到外面刺耳的刹车声，是当天的第一辆垃圾车，它的齿轮大口磨碎我们不再需要的东西。现在公寓完全被灯照亮了，他慢慢地转了一圈，想要彻底体会这一切：白墙，白色家具，白色地板。这简单的一圈变成了一种旋转，就好像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了。一颗白茧不时地被黑色的镜面打断，因为窗纱都是拉起来的。
所有能制造颜色的东西都堆在白色的咖啡矮桌上。斯科特站着，手里握着灰化的木炭。他把炭块从左手换到右手，他的眼睛被左手掌上粗野的黑印吸引。然后，他满怀热情地把脏手拍在胸口上，向下划过肚子，给白色棉布抹上黑灰。
活着，他想。
然后他开始画墙。
一小时后，他听到有敲门声，然后是钥匙插进锁眼的声音。蕾拉进来，还穿着晚上外出时穿的衣服，短衫和高跟鞋。她发现斯科特在客厅里，正往墙上扔甜菜。用常规用语来说，他的T恤和短裤都毁了，或者说，在这个画家的眼中是大有改进—染上了黑色和红色。空气中依稀有木炭和根类蔬菜的味道。斯科特没跟她打招呼，轻轻地走向墙壁蹲下来，拎起砸烂的块茎。他听到身后大厅里的脚步声，听到有呼吸声靠近，带着震惊的急促。
他听到的同时也没听到，因为此刻，除了自己的思想，他脑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幻觉与记忆，以及某种更抽象的东西。一开始十分急迫—但不是山崩地裂的那种急迫，而是在漫长的开车回家途中，被困在走走停停的车流里，之后跑了很长一段路才到前门，摸索着找到钥匙，在匆忙的跑动中颤抖地解开裤子纽扣，最后终于可以小便的那种急迫，然后是浑然天成的流动。生物需要得到了满足。就像曾经关闭的一盏灯，现在打开了。
随着每一抹笔触的落下，这幅画在向他呈现。
蕾拉在他的身后观看，嘴唇微启，被一种她并不真正理解的感觉震慑。她是一场创作行为的闯入者，一个意外的偷窥犯。这套公寓虽然归她拥有，被她装饰，却变成了别的东西，某种出乎意料的狂野的东西。她伸手去脱她的高跟鞋，把鞋拎到斑斑点点的白沙发旁。
“我刚才在参加上城区的一个活动，”她说，“那种没完没了的东西，谁在乎啊—然后我从街上看到你的灯亮着，所有的灯。”
她坐下，一条腿盘在另一条腿的下面。斯科特用手捋捋头发，头皮现在是熟龙虾的颜色。然后他走向咖啡桌，挑了一支口红。
“一个50岁的人说他想闻我的内裤，”她说，“噢不对，不是的—他是想让我脱掉我的内裤，塞进他的口袋，然后晚点儿等他老婆睡着后，他说他会握在鼻子跟前，对着水池。”
她伸展一下，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了一杯喝的。斯科特看似不知不觉，他正拿着口红在墙上试色，然后盖起盖子，选了另一种颜色。
“想象一下，当我告诉他我没穿内裤时，他的眼睛瞪得有多大。”蕾拉说，一边看着他选了一种名叫“夏日胭脂”的颜色。她小口抿着她的酒。“你有没有好奇过以前是什么样子？”
“什么以前？”斯科特说，没有转身。
她重新躺回沙发上。
“我有时担心，”她说，“人们跟我讲话只是因为我有钱，或者他们想跟我上床。”
斯科特像一束激光，专注于一个点上。
“有时，”他说，“他们很可能只是在想—你想要一份开胃菜吗，或者有可能想要一杯鸡尾酒吗？”
“我不是在说服务员。我是说有一屋子人的时候，我是说社交场合，或者在商务会议上。我说的是有人看着我，心里在想，那个人有点儿意思，可以拿到大的计划里讨论。”
斯科特盖上口红，后退几步检查他的作品。
“7岁的时候，”他说，“我离家出走，不是真正离家，但离开了房子。我爬到后院的一棵树上，我心想：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后来甚至根本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的妈妈—从厨房窗户旁—看到我在树上，一个男孩在一棵树的大树枝上，带着他的背包和枕头，正在吹胡子瞪眼，但她只是忙着做晚餐。后来，我看着他们在餐桌上吃饭—妈妈，爸爸，我的妹妹。吃完饭以后，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是真人秀，可能是《浪漫满屋》。我开始觉得冷。”
他擦抹炭色，试图达到完美的效果。
“你试过睡在树上吗？”他问，“你得变成黑豹才行。房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我发现自己忘记带食物上树，这是个问题，还忘了带毛衣。所以过了一会儿，我爬下树进屋。后门是开着的，我的母亲在桌上给我留了一盘食物，还附了一张字条：雪糕在冰箱里！我在黑暗里坐着吃饭，然后就上楼睡觉了。”
“你在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我做过的事。”
他在干板墙上擦抹木炭的线条，在添加阴影。
“又或许，”他说，“我的意思是，人们可以不用开口就说出所有的话。”
她伸展四肢，屁股对着天花板。
“他们在新闻上说，那个男孩不说话了，”她说，“说他自从事故发生后就再没说过一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但他们是那么说的。”
斯科特挠挠脸，在太阳穴上留下漆黑的污渍。
“我以前喝酒的时候，”他说，“我就是他们口中的话匣子，一句接着一句地说，大多是我觉得人们想听的话，或者—倒也不是—是我以为具有煽动性的话，是真相。”
“你都喝什么？”
“威士忌。”
“好阳刚的酒。”
他打开黄色荧光笔的笔盖，心不在焉地在左手拇指上揉搓笔尖。
“从醒酒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不再讲话了，”他说，“有什么好说的？你需要有希望，才能形成思想。那需要—我也不知道—讲话和参与交谈需要乐观精神。因为，说真的，这么多的交流有什么意义？我们对彼此说什么其实有什么差别？同理，我们怎么对待彼此又有什么差别？”
“那种心态是有名字的，”她说，“叫作抑郁。”
他放下荧光笔，慢慢地转身，观赏这幅作品。它的形状与颜色，任人诠释。房间已经具有深度和维度，他却突然感觉疲惫。随着他把眼睛挪向蕾拉，他看到她已经脱下裙子，裸体躺在沙发上。
“关于内裤，你不是在开玩笑。”他说。
她笑了。
“一整晚我都好开心，”她说，“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一个秘密。每个人都在谈论发生的事，那个谜团—一架飞机坠毁了。他们都在猜测，是恐怖主义吗？是某个‘杀死富人’终结情节的开端，还是朝鲜的某支微型特种部队为了让吉卜林闭口？你真该在场听听。但之后峰回路转，变得更加—私人化，所有这些有钱的精英都在谈论那个男孩，谈论他会不会重新开始讲话。”
她端详着他。
“他们谈论你。”
斯科特走到厨房水池旁洗手，一边看着炭灰和口红流进下水道。他回来后，沙发已经空了。
“在这儿呢。”她在卧室里叫他。
斯科特想了想，一个裸体女人躺在他的床上会导致什么后果，然后他转身走进了书房。这里的墙壁还是白的，这降低了他的成就感，于是他把沾满污渍的躯干贴到干板墙上，留下类似大笨狼的身体形状。他朝书桌走去，拿起电话。
“我吵醒你了吗？”她接起电话时，他问。
“没有，”埃莉诺说，“我们醒着呢，他做噩梦了。”
斯科特想象男孩在辗转难眠，脑袋里是一片狂暴的海。
“现在他在做什么？”
“在吃麦片。我尝试哄他继续睡觉，但他不愿意，所以我在PBS频道找了《单词世界》给他看。”
“我能跟他说话吗？”
他听到她放下听筒，听到她含混的声音—JJ！—穿过房间。斯科特屈服于重力，躺到了地板上，电话线随他一起拉长。一秒钟后，他听到塑料听筒被拖过一块坚硬的表面，然后是呼吸声。
“嘿，小伙伴儿。”斯科特说。他等待着。“我是斯科特。看来我们俩都醒着呢，嗯？你做噩梦了？”
斯科特听到蕾拉在隔壁房间打开电视，沉溺在24小时的循环新闻中。隔着电话，他听到小男孩在呼吸。
“我在考虑要不要过来看看你，”斯科特说，“你可以带我参观你的房间，或者—我也不知道。城里好热，你的姨妈说你们靠近河边，我或许可以教你怎么打水漂，或者—”
他考虑了一下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你和我再去看看另一大片水域吧。一部分的他不知道男孩是不是每次冲马桶时都会尖叫，他会不会厌恶浴缸放水的声音。
“帮我克服恐惧的是，”他说，“克服害怕的是，随时做好准备，你知道吗？知道该怎么办。比如有熊攻击你的时候，他们说你应该装死。你知道吗？”
他感觉沉重的疲惫从地底深处把他往下拉。
“那狮子呢？”男孩说话啦。
“嗯，”斯科特说，“那我不太确定。但我可以跟你说，在见到你时，我会找到答案然后告诉你，好吗？”
长时间的沉默。
“好。”男孩说。
斯科特听到男孩撂下听筒，然后是听筒重新被拿起的声音。
“哇，”埃莉诺说，“我不知道要—”
电话，这一神奇的功率交换器就悬在他们之间。斯科特不想谈论这个。对他而言，男孩愿意跟他讲话而不愿跟其他任何人讲话，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任何心理医生所谓的“意义”。
“我告诉他我会来看他，”斯科特说，“可以吗？”
“当然，他会—我们会很高兴的。”
斯科特琢磨了一下她音调中的变化。
“那你的丈夫呢？”他问。
“什么都没法让他高兴。”
“你呢？”
停顿了一下。
“有时候吧。”
他们思索了一会儿。斯科特听到卧室传来一声叹息，但他无法分辨是人的响声还是屏幕上的音效。
“好了，”斯科特说，“就要出太阳了，今天尽量小睡一下吧。”
“谢了，”她说，“祝你一天愉快。”
一天愉快。这句朴素的话让他笑了。
“你也是。”他说。
他们挂电话后，斯科特在那里躺了一下，想睡觉却睡不着，然后爬了起来。他跟着电视的声音走去，一边脱掉他的T恤丢在地上，然后脱掉平角裤，走进卧室，顺手关上灯。她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也知道这一姿势的威力，她的眼睛故意腼腆地盯着屏幕。斯科特现在感到寒冷，他爬上了床。蕾拉关上电视。外面，太阳正在升起。他把头倒在枕头上，先是感觉她的手伸向他，然后是她的身体。浪花冲上白沙海滩，她的嘴唇找到他的脖颈。斯科特感觉被子的温暖将他往下拉扯。白色的盒子已经被他征服，冷宫现在是一处实在的位置。她的手抚摸他的胸膛，她的腿沿着他的小腿游走，然后跨过他的大腿，她的身体很热，胸部的圆弧滚烫地贴着他的手臂，她的鼻子钻进他的颈窝，对他耳语，她从容不迫。
“你喜欢跟我说话，”她说，“对吧？”
但他已经睡着了。
一开始，它看似一块空白的画布。一个白色的长方形，被石膏覆盖。但走近一点，你能看到白色画布上有高低起伏，有阴影和凹陷。上面涂了一层层的白漆，底层有不确定的颜色，隐藏着什么桃红色的东西。你心想，或许画布根本不是空白的。或许图像被覆盖，被白色抹去了。事实上，单靠裸眼永远无法发现真相。但如果你闭上眼睛，如果你用手抚过凹处和石膏的纹理，允许高低起伏的真相渗透出来，然后，或许一幅场景的轮廓就会开始铺展。
是火焰，以及一栋建筑的略图。
剩下的交给你的想象。
汽车喇叭吵醒了他，坚持不懈的长音。蕾拉走了，喇叭声再次响起。斯科特站起来，裸体走向窗户。外面是一个新闻摄制组，卫星新闻车停在路边，接收天线已经架好。
他们找到他了。
他退离窗帘，找到遥控器，打开电视。画面中出现了一栋房子，白色的三层建筑，蓝色窗户，黑色星星，在纽约城里一条绿树成荫的街上。他就站在这栋房子里。一条新闻在房子的下方滚动播放，展示着文字与数字—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点，道琼斯指数上涨116点。屏幕的左手边，比尔·康宁汉占了一个画框，正倾身俯向镜头。
“—显然，他正和名声在外的激进的女继承人同居，她的父亲去年给左派事业捐了四亿美元。你们要记得，亲爱的观众们，他就是那个试图买下2012年选举的人。好吧，这就是他家的小女孩。不过—她不再是小孩了—来看看她今年早些时候在法国参加电影节的照片。”
屏幕上，房子的画面滑进一个小框里，主要窗口被蕾拉的静止图像替代，是一系列身着暴露礼服的照片，从街拍杂志和丑闻小报上裁下来的。还有一张长焦拍摄的她穿着比基尼的照片，是在一个男演员的游艇上。
斯科特好奇蕾拉是不是在屋里，正看着这些。
就好像听到了他的想法一样，公寓的门开了。蕾拉进来了。她的打扮像是要开一天的会议。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她说，“我发誓。”
斯科特耸耸肩，他从来没有这种假设。在他的思维里，他们两人都是濒危物种，在换毛的过程中被一个有控制冲动障碍的好奇小孩发现。
屏幕上，他看到15面挂了窗帘的窗户，一扇狭窄的前门被刷成蓝色，两扇汽车库门也是蓝的。唯一遮掩安全屋的就是一棵细细的树苗，其实只是一根木棍，敷衍地散出几片绿叶。斯科特研究着电视上他身处的房屋，虽然有所担心，却又奇怪地着迷起来，就像一个人看着自己被生吞活剥。看来他现在无法逃避变成公众人物了，他必须参与这场商业舞会。
真奇怪啊，他想。
蕾拉站在他的身旁。她在考虑再说些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再次漫不经心地走出公寓。斯科特听到公寓大门关上，然后是她的鞋跟踩在楼梯间的声音。他站在那里盯着电视上的房子。
比尔·康宁汉看起来像打了鸡血，他说：
“—就在片刻之前，楼上的窗户有动静。线人告诉我们，穆勒小姐一个人住在这栋房子里—亲爱的观众们，有多少间卧室来着？—在我看来最少有六间。我忍不住要做些联想—一个保守派新闻频道的头儿离奇死去，然后空难中唯一的幸存者与一个左翼活跃分子的女儿同居了。好吧，有人或许会称之为巧合，但我不会。”
屏幕上，一扇车库门开始打开。斯科特探身往前，他现在观看的不只是电视了。他有点期待看到自己离开，但出现的是一辆黑色奔驰，驾驶座上的蕾拉戴着超大墨镜。新闻摄像机移近，指望能堵住她的路，但她飞快地开走—巴不得辗过他们—然后一个左转，呼啸着驶上银行街，朝格林尼治村去了，他们甚至来不及把她团团围住。
车库门在她的尾气中合上。
“绝对是屋主本人，”康宁汉说，“但我在好奇，伯勒斯这个家伙有没有可能蹲在后座下面，就像佩金帕一部电影里的越狱犯一样。”
斯科特关掉电视。他现在独自一人在屋里，赤裸地站在一间白色的房间里，太阳在地板上投下阴影。如果他节约口粮，每天只吃一顿，可以在这套公寓里待上六天。但他却洗了个澡，穿好衣服准备出门。马格努斯，他想的是。如果有谁会开口泄密，那就是他。但当他打给马格努斯时，爱尔兰人声明他是无辜的。
“慢点儿说，”马格努斯说，“什么房子在电视上？”
“我需要你帮我租一辆车。”斯科特兜了个圈子后告诉他。马格努斯人在上城区—以前曾是西班牙哈莱姆区的一个地方，已经喝得半醉，尽管才早上十点。
“你给我美言几句，啊？”马格努斯说，“对着蕾拉，朝那只美丽的耳朵吹几股风，说马格努斯是最好的画家，就往那个方面—”
“就在昨晚，我详谈了你对颜色与光线的运用。”
“这就对了，老哥。这就对了。”
“她希望这周末过来一趟，或许看看新作品。”
“我刚才支帐篷了，”马格努斯说，“就在几秒之前。头是紫色的，特别充盈，像被蛇咬了。”
斯科特穿过房间走到窗户旁。窗帘是半透明的，但不能完全透视。斯科特试图往下看，意识到下面的人也在看他。他瞥见又有一辆新闻车停到路边。
“不需要一辆大车，”他说，“我只需要租几天的时间，开去州北部。”
“想让我一起去吗？”马格努斯说。
“不，我需要你留下，”斯科特回答。“守住要塞。蕾拉喜欢熬夜，你懂我的意思吧。”
“有我在一定能守住，我的朋友。我的伟哥足够撑到万圣节。”
他们挂断电话后，斯科特抓起他的夹克，走进客厅，然后在半途中停下。一团混乱中，他完全忘记自己昨晚歼灭白色的事了。他现在站在一个木炭与口红的立方体里，甜菜的污渍留下晾干的红宝石色条痕。他的四周是玛莎文雅岛的农贸市场—一幅3D绘画的习作—于是房间里的家具似乎都被摆在了露天广场的中央。远处的墙上是鱼贩，敞开的冷冻冰盒在一张长长的白色牌桌下方；成排的蔬菜，三格一盒的莓果；还有从记忆中重塑出的脸庞，被剥落的炭块飞快地素描下来。
那儿，坐在一张白色帆布椅上的，正是美琪，她的头和肩膀被草草画在墙上，身体被勾勒在椅子的布料上。她正在微笑，眼睛被一顶大大的遮阳帽遮住。她的两个孩子守在椅子的两侧，女孩对着她的肩膀站立，在她的右边。男孩在一张靠墙桌子的后面，身体被挡住一半，在她的左边—只能看见他的小胳膊，连着单薄的肩膀，条纹衬衫，条纹是甜菜色的，画面止于他的二头肌中间，剩下的部分都隐藏在树林里。
斯科特僵在这幅场景中央，失去了时间，被鬼魂环绕。然后他下楼去面对人群。
“我从来都不喜欢锻炼，”杰克·拉兰内说，“但我喜欢锻炼的成果。”
这一点只需看他清晰的三头肌就很明白了，更不必说他啤酒桶形的大腿，克莱茨德尔种马一般的肌肉分量。一个中等高度的男人，身材几乎撑爆他的短袖连体衣。他的家里有一个训练博物馆，摆满晦涩难懂的科技产品，多数都是自制的，比如说，杰克在1936年发明的腿部伸展机。他的方法是持续训练一块肌肉，直到它断裂为止，同时他相信通过摧毁深层组织的方法能达到改造的效果，他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一开始，他穿一件T恤和常规的休闲裤训练，他喜欢绷紧织物带给他的感觉。然后他有了个想法，要穿合身的连体衣来展示自己—一套自我完善的制服。于是他去了奥克兰制裤工厂，他给他们草图和一批色彩作为选择，多数是蓝色和灰色。一个非裔美国女人用卷尺量了他的尺寸，她坐在一张吱吱作响的金属椅上绕着他转圈。那个时候，羊毛是唯一可以拉伸的布料，于是他们就用羊毛制作连体衣，让它缩绒得尽可能薄。他喜欢羊毛的亮泽，杰克神气活现地告诉她，用无袖设计来展现他转动的手臂，要收腰。
杰克穿的连体衣太紧，你都能看到他早餐吃了什么。
一家地方保健品商城聘请杰克为KGO电视台制作一档地方访谈节目。他教授人们健康饮食的力量，为每一块肌肉设计锻炼方法，从脚趾到舌头。六年后，这档节目风靡全国。人们一边看着杰克踮脚跳跃的图像，一边吃早餐。他们在电视机前面跑步，模仿他们看到的样子，弯折腰部，像鸟一样大风车式地转动手臂。随着节目如火如荼地播出，某些语句进入了美国人的辞典：开合跳，下蹲后伸腿，摆腿。
他的连体衣上有条同色系搭配的腰带，系在腰部。
在杰克的巅峰时期，他是一个方下巴的人形沙漏，头上的漆黑乱发被修剪成典型的意式波浪发型，像法兰基·阿瓦隆7那样。早年，对大多数人来说，他都是以黑白形象出现的，一个少数族裔的人形消防栓指着解剖图，解释人体内部的构造。“你们看，”他似乎在说，“我们不只是动物，我们是建筑架构。骨头、肌腱和韧带是活动肌肉组织的基础。”杰克让我们知道，人体解剖学的一切都是相关的，可以极好地协力运用。
微笑就是运用整个系统的肌肉，由喜悦驱动。
一天他向美国人展示，如何让他们的脸“看起来Ji—an—k—ang”，他伴着玩具管风琴的轻快儿歌，滑稽地张大闭上嘴巴。
到了七十年代，杰克变成全彩的了。他跳上一块闪亮蓝紫色的人造木板，变成了某种脱口秀主持人，采访健美先生，谈论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这是电视节目《野生动物王国》的时代。越战打输了，美国人已经踏上月球，尼克松似乎准备好丢脸地辞职。你收看他的节目，因为你喜欢他无限的精力。你收看他的节目，因为你厌倦了往下看到自己的肚子。你收看节目是为了让你的心跳加速，扭转你的人生。
“现在，好莱坞现场直播，”广播员低沉洪亮地说，“有请你们的私人健康体能教练，杰克·拉兰内。”
30分钟的节目，你得到的是“你能做到”的进取心。你上了一堂心态调整的课程，还有企业给你赞助，无须自掏腰包。你有大山要爬，得到鼓舞。你得到了技能。
“遇到问题开心点更好？”他说，“还是苦不堪言更好？”
不要自甘堕落，杰克告诉一个在经济衰退中跌跌撞撞的国家。生活变得艰难时，你要更加强悍。
杰克在他的励志阶段意识到，人们需要的不只是肌肉训练方案，而是一个更好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频道从广告切换回节目，他就出现了，那个做开合跳的男人背对观众坐在一张金属椅上，在陈述科学。
“你要知道，”他会说，“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奴隶。你是奴隶吗？你很可能在说，杰克，在美国这个美妙的自由国家里，一个人怎么会是奴隶呢？我所说的奴隶不是你所认为的概念。我说的是，当你想做一件事却做不到时，你就是个奴隶。因为你这个奴隶，和从前被人抓获戴上镣铐的奴隶是一样的。他们被套上枷锁，你知道的，不允许去任何地方。”
杰克直视镜头。
“你们和他们差不多，也是奴隶。”
这个时候，他俯身向前，直指摄影机，同时清晰地说出每个音节。
“你就是你自己身体的奴隶。”
“头脑，”杰克说，“一直到你死的那天依旧活跃，但头脑是身体的奴隶—身体变得太懒惰，只想坐着。这就是沙发土豆的开端，而你允许自己变成那样。”
“不是你在支配你的身体，”他说，“是你的身体在支配你。”
那是电视时代的初期，倦怠心理已经开始兴起，那是闪烁发光的催眠术。电视机就是白痴的盒子，杰克在这里说出真相，给你力量，试图打破现实世界让你窒息的镣铐。
这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他用眼睛告诉你，他的身体运动似乎在回答他提出的每个问题。没有哪个活着或死去的法国哲学家能说服杰克·拉兰内，人类的难题是存在主义的。这是意志的问题，是毅力的问题，是头脑控制物质的问题。萨特看到的是厌倦，杰克看到的是活力。加缪看到的是无意义与死亡，杰克看到的是重复的力量可以劈断木板。
杰克在巴兹·奥尔德林8和尼尔·阿姆斯特朗的时代崛起，当时是约翰·韦恩9兴盛的年月。对杰克而言，当时的美国是志在必得的国家。没有过分的挑战，没有太大的障碍。
杰克告诉我们，美国是未来的国家，我们都将乘坐闪闪发光的火箭飞船前往一个科幻天堂。
只不过，对杰克而言，我们应该跑步进入未来。
他被人造光源大肆侵犯，被安有卤素闪光灯的相机摄入相框。斯科特条件反射地眯眼，确保世界看到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稍有畏缩的男人，左眼眯缝起来。他踏出前门时，很多身体都向前涌来，架着肩扛式摄像机的男人与手拿球形麦克风的女人，后面的电线拖过粘上口香糖的人行道。
“斯科特，”他们说，“斯科特，斯科特。”
他在门口站定，门打开一半，以便他需要轻易逃走。
“大家好。”他说。
他是一个对着人群发起谈话的人。所有问题都向他抛来，每个人都同时在说话。斯科特想象这条街道以前是什么样子，一条草木丛生的小溪向泥沙淤积的大河蜿蜒流去。
他举起他的手，问：“你们来这里是什么目的？”
“只有几个问题。”其中一名记者说。
“我是第一个来的！”另一名记者说，是一个举着麦克风的金发女人，麦克风上有个长方形的盒子，上面写着字母ALC。她说她叫瓦妮莎·莱恩，比尔·康宁汉正从指挥中心传话到她耳朵里。
“斯科特，”她挤到前面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在这条街上吗？”他问。
“你和穆勒小姐在一起。她是你的朋友吗？还是你们之间不只是朋友关系？”
斯科特想了想。他们之间是朋友还是不止朋友关系？他不确定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得想一下，”他说，“我们是不是朋友？我们其实刚认识。而且她也有她的观点，不知道她怎么看。因为我可能会有误解，这里面的意味—谁没有过误解呢？把白的认成黑的。”
瓦妮莎皱起眉头。
“跟我们讲讲坠机的事，”她说，“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
“你指哪方面？”
“一个人在那里，海洋狂暴，然后你听到男孩在哭。”
斯科特想了想，在他沉默的空隙里，其他问题雨点般地砸下来，六句话里有五句是冲他喊叫的。
“你要的是一个比较，需要一种类比来帮助你了解。”
“斯科特，”一个浅黑色皮肤的女人拿着麦克风叫嚷，“飞机为什么会坠毁？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对年轻夫妇从东边靠近。斯科特看着他们为了避开聚光灯横过街道。他现在就是事故现场，被行人翘首张望。
“我猜我得说，没有办法类比。”斯科特告诉瓦妮莎，不是在无视这个新问题，只是还专注于上一个问题，“当然对我来说无从对比。海洋的浩瀚，它的深度和力量。没有月亮的天空。哪边是北？生存这件事，它最基本的原型，不是一个故事。还是说，我也不知道，或许是唯一的故事。”
“你跟男孩讲过话吗？”有人在呼喊，“他害怕吗？”
斯科特思考了一下。
“呃，”他说，“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那个问题。4岁孩子的大脑，我是说，那是完全不同的对话。我知道对我来说那是什么经历，就像不怀好意的茫茫黑暗中的一颗尘埃。但对他来说，他正处在生理发育的时刻，再加上恐惧的本质，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种动物的本能力量。但话说回来，在他那个年龄—”
他中断了讲话，开始思索，意识到自己没有给他们想要的答案，但又担心他们的问题过于重要，没法马上回答，没法顺带定义清楚，他们只是为了赶上某个截稿日期。那种经历是什么样的？为什么会发生？向前继续是什么意思？这些应该是书的主题，是你需要沉思多年的问题—要找到合适的词汇，要识别出所有关键要素，既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然后才能归纳总结出来。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我们或许永远不会真正知道答案。”
他转向瓦妮莎。
“我的意思是，你有孩子吗？”
她最多26岁。
“没有。”
斯科特转向她的摄像师，40岁的样子。
“你呢？”
“有。一个小女孩。”
斯科特点点头。
“你看，有性别这个要素，以及夜晚这个时间，飞机掉下来时他正在睡觉，他可能以为是一场梦？一开始可能会，以为他仍在睡觉。但实在有太多因素了。”
“人们说你是个英雄。”又一名记者高喊着。
“那是一个问题吗？”
“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你得帮我定义这个词，”斯科特说，“另外，我怎么想其实无关紧要。或者—那也不对—我对自己的想法并不一定准确，要根据整体世界来看才行。比如，20几岁时，我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但其实我只是个20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以为自己是个艺术家。我说的有道理吗？”
“斯科特。”他们喊叫着。
“对不起，”斯科特说，“我能看出来，我没有给出你们想要的答案。”
“斯科特，”瓦妮莎说，“现在是比尔·康宁汉直接对你提问。你为什么在那架飞机上？”
“你是说，在宇宙意义上吗？还是—”
“你是怎么坐上那架飞机的？”她纠正自己说。
“美琪邀请我的。”
“美琪就是玛格丽特·贝特曼，戴维的妻子吧？”
“是。”
“你和她有暧昧关系吗？你和贝特曼夫人？”
斯科特皱起眉头。
“比如性关系吗？”
“对。就像你现在和穆勒小姐有暧昧关系一样，她的父亲向自由主义事业捐了几百万美元。”
“那是个疑问句吗？”
“人们有权利知道真相。”
“就因为我在她家里，你就说我有—她和我发生了性关系。这就是你的天才推论？”
“你靠花言巧语上了那架飞机，难道不是吗？”
“我图什么—就为了掉进海里，得拖着脱臼的肩膀游上16千米到岸边吗？”
他没有愤怒的感觉，只是对这条质疑思路感到困惑。
“FBI多次找你问话，不是吗？”
“两次算不算多次？”
“你为什么要躲起来？”
“你说‘躲起来’，就好像我是银行抢匪约翰·迪林杰一样。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有自己的私人生活。”
“坠机后你没有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
“我不确定。”
“或许你感觉自己有所隐瞒？”
“避开公众视线与躲藏不是一回事，”斯科特说，“我想念我的狗，那倒是真的。”
“跟我们讲讲你的画，FBI缴走了它们，这是真的吧？”
“不是。我没有—那些只是图片。一个人站在一座岛上的小屋里。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画那些画？或许他们感觉自己的人生是一场灾难。或许那就是开始，是带着讽刺的。但之后，他们会看到里面有更伟大的东西，或许是达成理解的关键。这个—我有没有回答你的—”
“你画了一场空难，是真的吧？”
“是，那是其中一幅—对我来说，我的感觉是，我是说，我们全都会死，那是生物学决定的。所有的动物都会死，但我们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的。然而我们—不知怎么回事，我们能够把这一深奥的认知放到某种盒子里。我们知道，但同时我们也不知道。然而在这些大规模死亡的时刻，比如渡轮沉船、飞机坠毁，我们与真相面对面。我们有一天也会死，而且是因为与自己无关的理由，与我们的希望和梦想都无关。有一天你搭巴士去上班，然后就有一颗炸弹；或者你去沃尔玛买黑色星期五的便宜货，就被暴民踩死了。所以，这些灾难，一开始只是讽刺，讽刺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打开了一扇门。”
他咬咬嘴唇。
“但小屋里的人还是小屋里的人，你知道吗？”
瓦妮莎碰了碰她耳朵里的塑料耳机。
“比尔想邀请你来演播厅做一对一的采访。”
“他很友善，”斯科特说，“我觉得。只不过你脸上的表情看起来不太友善，更像是警察。”
“有人死了，伯勒斯先生，”她说，“你真的觉得现在有时间友善吗？”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他告诉她，然后转身离去。
他们跟了几个街区，但最终还是停下了。他试图正常走路，意识到自己既是时空中的一个身体，也是上千人（还是上百万人？）观看的图像。他经布里克街到第七大道，跳进一辆出租车。他在思考他们是怎么找到他的—一个待在反锁公寓里的人，而且没有手机。蕾拉说不是她说出去的，他也没有理由怀疑她。一个有几十亿美元的女人不会说谎，除非她自己想说谎。从蕾拉的举止来看，她似乎喜欢让斯科特当她一个人的小秘密。还有马格努斯，好吧，马格努斯在很多事情上都撒谎，但在这件事上不像。除非他们给他钱了，如果那样马格努斯为什么又要在挂电话的时候找斯科特讨几百块钱呢？
宇宙就是宇宙，他想。我猜，知道有一个理由存在就足够了，不一定非要知道那个理由是什么。或许是某颗新型卫星？趁我们睡觉时探进骨头的软件？昨天的科幻题材成了今天的新股发行。
他曾经是个隐形人，但现在不是了。重要的不是他在逃跑，而是他正在奔向什么。斯科特坐在出租车的后座上，想象男孩深更半夜坐在电视机前吃麦片的样子：他无法入睡，看着一只用字母d-o-g画出的狗在对着一只用字母c-a-t画出的猫讲话。如果现实生活真的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们遇到的每个人，去的每个地方都能根据身份的纯粹本质塑造。你看着一个人，就看到两个字“朋—友”；看着一个女人，就看到词语“妻—子”。
出租车里的屏幕开着，正在播放深夜电视的片段。斯科特伸手把它关掉。
1967年6月5日—2015年8月23日
有关于他的传说，是传闻，但不只是传闻，假说或许是更准确的词。吉尔·巴鲁克，48岁，以色列侨民。（尽管其中一个假说是，他在约旦河西岸的刀刃地带有一个家，刀刃的凶险正是他本人凭一己之力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锻造出来的，有一天他开了一辆旧吉普过去，支起他的帐篷，经受住巴勒斯坦人的注视和嘲讽。谣传他自己砍木头，浇筑地基，胸挎着一杆来福枪。他的第一栋房子被一群愤怒的暴民放火烧了，吉尔—非但没有动用他异于常人的狙击技术，也没有使用徒手搏斗技能—只是观看并等待着，等人群散去，他把轻视化为一泡尿，撒在灰烬里，推倒重来。）
他是以色列皇亲的儿子，他的父亲列夫·巴鲁克是声名显赫的军事领袖，也是六日战争的幕后操纵者摩西·达扬的左膀右臂，没有人对此有异议。他们说，1941年，法国维希政府的一名狙击手用一枚子弹打穿达扬的望远镜左镜片时，吉尔的父亲当时就在场，是吉尔的父亲清理了玻璃和弹片，陪在达扬身边几个小时，直到他们被疏散为止。
他们说吉尔在六日战争的第一天出世，他的出生与公开击落飞机的时间刚好一致，精确到秒。这是一名军事英雄在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孩子，出生在大炮的反冲力中。更不用提，他的母亲是果尔达·梅厄心爱的孙女。果尔达是在阿拉伯腹地唯一足够强悍，能铸造出整个国家的女人。
但也有人说，吉尔的母亲只是一个基辅女帽商的女儿，一个眼神迷离的漂亮姑娘，从没离开过耶路撒冷。这就是传奇的本质，总是有什么潜伏在暗处，试图戳出个洞来。无可争议的是，他最大的哥哥伊莱于1982年死在黎巴嫩，他的两个弟弟杰伊和本都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死在加沙地带—杰伊被地雷炸飞，本死在一场埋伏战里。吉尔唯一的妹妹在分娩时死去。这是传奇的一部分，即吉尔是被死亡包围的人，每个亲近他的人都迟早会死，而且通常死得更快，但吉尔仍然活着。传言他在30岁前曾六次中枪，在比利时的一次持刀袭击中大难不死，还在佛罗伦萨的一次爆炸中躲在一个铸铁浴缸里，成功避开了危险。狙击手把他作为目标，但失手了。对他人头的悬赏数不胜数，但永远没人领取。
吉尔·巴鲁克是着火大楼里的一颗铁钉，等其他一切都被摧毁后，他还在灰烬中闪烁。
然而所有那些死亡与悲痛并没有被忽视。吉尔·巴鲁克的艰辛中有种圣经般的特质。甚至以犹太人的标准衡量，他的苦难都非比寻常。男人会在酒吧里拍拍他的背，给他买酒，然后自己挪到安全的距离。女人卧倒在他的脚下，就像她们会卧在铁轨上一样，希望在身体的碰撞中被他毁灭。脾气火暴、有丰富阅历的疯女人，抑郁的女人，爱打架的人，爱咬人的人，诗人，吉尔通通无视。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知道他的生命中需要少一点儿戏剧性，而不是更多。
然而传奇依旧盛行。在他作为私人保镖期间，他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几个女人上过床，模特、公主、影星。他有一个大情圣该有的橄榄色皮肤、鹰钩鼻和浓眉。他是一个有伤痕的男人，既有身体上的，也有情感上的，他没有怨言地背负这些伤痕，也不加解释。他沉默寡言，眼睛里有一丝细微的讽刺，就好像他心底知道，他是一个宇宙笑话的笑点。他随身携带武器，睡觉时枪放在枕头下，手指放在扳机上。
他们说，战胜吉尔·巴鲁克的人还没有出生，他是不朽的化身，只能被不可抗力杀死。
然而一场空难，不就是上帝派来惩罚勇者的拳头吗？
他保护这家人四年了，在瑞秋5岁时加入他们的特遣分队。当时绑架案已经过去三年，距戴维和美琪发现现场时感受到的冰冷寒意已经过去三年。漆黑的深夜、空的儿童床、打开的窗户，都已经不复存在。吉尔睡在从前的建筑师称为“女佣房”的地方；在城里，是洗衣房后面的斗室；在文雅岛的宅邸里，是一间面对车道的稍大的房间。吉尔的支持团队由当前的威胁等级决定—等级可以从电子邮件分析中推断出来，包括与外国分析员及国内分析员的会谈，既有私人部门的，也有政府部门的，并结合当前的极端主义威胁与ALC目前新闻频道节目的争议话题作为基础，人数有增有减。在2006年伊拉克增兵计划后，团队一度达到12个人，他们都端着泰瑟枪和自动武器。但是，人数的底线总是三人。三双眼睛同时观察和计算，像蛇一样盘起身体，随时准备行动。
他们的行程由总部计划，但也会咨询现场小组的意见。商业航班不再理想，公共交通也是，尽管吉尔纵容戴维渴望每个月搭几次地铁去办公室，却从来不允许模式固定下来。这一天要随机选择。在搭地铁的日子，他们首先派出一个假目标去乘坐轿车，穿着戴维的衣服低头走出大楼，被他的组员匆匆簇拥着外出，塞进汽车后座。
在地铁上，吉尔站得离戴维足够远，让他感觉自己是个平民；但也足够近，如果有局外人决定动手的话，他能马上介入。他站着，拇指按在一把弯曲的折刀刀柄上，刀藏在他的皮带里。刀片十分锋利，可以裁纸，传闻刀刃用褐皮花蛛熔融的毒液浸泡过。还有一把半自动小手枪，别在某个探测不到的地方，戴维见过他的这位保镖似乎纹丝不动地掏出来过一次。当时一个流浪汉在时代华纳大楼的外面尖叫着冲向他们，手里抓着水管之类的东西，戴维飞快地后撤一步，看向他的帮手。前一分钟，吉尔的手里还是空的，下一分钟，他已经握着一把格洛克短管转轮枪，都是他从以太域里变出来的，就像魔术师呈上一枚晦暗有痕的硬币。
吉尔喜欢地铁的颠簸，以及角落处金属挤压的尖锐响声。他深入骨髓地确信，他的生命不会在地下终结。这是一种本能，他已经学会去信任它。不是他怕死，而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人，另一边现在有太多熟悉的面孔在等着他—如果存在另一边，而不只是焦黑色的寂静的话。但即使那样听起来也不错，西西弗斯式无限生命的终结。至少永恒的问题会得到回答，一了百了。
需要指出，《摩西五经》10没有明确提及来世什么的。
和每天早晨一样，吉尔在黎明前起床。这是8月的第四个周日，是这家人在文雅岛上的最后一个周日。他们接到邀请，去戴维营过劳动节周末，吉尔昨天花了很多时间与特勤局协调安全问题。他说四国语言，希伯来语、英语、阿拉伯语和德语。他曾开玩笑说，了解敌人的语言对一个犹太人很重要，这样他就能判断出他们什么时候在暗算他。
当然，多数听众对这个笑话都没有反应。因为他讲笑话时脸上的表情，像个葬礼上的哀悼者。
吉尔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切换成活跃的状态。他眼睛一睁，立即就能做到。他一晚最多睡四个小时，在全家人睡觉后等上一两个小时，然后在他们醒来前的一两个小时起床。他喜欢灯光熄灭后的安静时间，他坐在厨房里，听着家电的机械嗡鸣声，和空调系统给房屋制冷或制热时发出咔嗒触发声。他是静止艺术的大师，传说他曾经深入敌军阵营，在加沙的一片屋顶上连续坐了五天，他的巴雷特M82狙击步枪架在金属脚架上保持平衡，等待一个高价值的目标从一栋公寓大楼里出来，因为怕被巴勒斯坦人发现，他被迫保持静止不动。
相比那个，坐在千万富豪的大宅里，奢华的厨房里还装有空调，就像乘坐航海游轮一样。他坐着，手边放着一壶绿茶（但从来没人见过他泡茶），闭着眼睛，他在听着什么。与白天醒来后家中的疯狂截然相反，一栋房子在夜间的声响—甚至这样的一栋大房子—是始终如一、可以预测的。房子当然装有警报器，所有的门窗上都有传感器、运动探测器、摄像头。但那是科技，科技会被蒙蔽，会失灵。吉尔·巴鲁克是守旧派，是个感官主义者。有人说他扎一条绞索当皮带用，但从来没人亲眼见过证据。
真相是，吉尔小的时候，他和父亲一直在争吵，为所有事情争吵。吉尔是排行中间的孩子，他出生时，一家之主已经快要酗酒至死了。1991年，他真的喝死了，肝硬化变成心力衰竭，心力衰竭变成永远的沉默。
然后，根据《摩西五经》，吉尔的父亲终止存在了。吉尔倒是无所谓。他现在坐在有空调的厨房里，听着外面海浪拍打沙滩时依稀可辨的涛声。
那个周日的安全日志平凡无奇。丈夫（秃鹰）待在家里（8：10—9：45看报纸，12：45—1：55在楼上客房里午睡，2：15—3：45打了几个电话，又接了几个电话，4：30—5：40准备晚餐）。妻子（猎鹰）和瑞秋（知更鸟）去了农贸市场，由保镖亚伯拉罕陪伴。男孩在自己房间里玩耍，然后上了一节足球课，从11：30睡到下午1点。所有人后来回顾日志，试图拼凑出谜团的答案，却都只能找到时间段和枯燥的记录。那是个慵懒的周日，让它富有意义的不是事实或细节，而是细微之处，是生命的内在。海滩散发出水草的气味，给人一种站在浴室地板上换下泳衣时踩到沙子的感觉。
炎热的美国夏天。
日志的第十行简单记着：10：22，秃鹰吃第二顿早餐。它无法捕捉完美烘烤的洋葱百吉饼，还有鱼的咸味与奶油芝士浓郁的口感。这是消失在工作簿中的时间—缺失了想象之旅，缺失了时空转换—对其他人来说，看起来就像或坐或趴在夏日篝火前的地毯上，腿部弯曲，向上抬高90度，心不在焉地踢腿，脚倦怠地举在空中。
身为保镖并不意味着持续处于警报状态，其实恰好相反，你得开放地接受事物变化—善于感受微细的位移，理解青蛙不是被丢进沸水里烫死的，而是一次升高一度，被慢慢地煮熟的。最好的保镖理解这个道理，他们知道，这份工作需要一种紧张的被动态，身心与所有感觉协调一致。如果你稍做考虑的话，私人保全就是另一种形式的佛教、太极。活在当下，保持流动，除了身在哪里，周围存在什么，不做他想。时空中的身体沿着既定弧线移动，有影有光，空间也有正负。
以这种方式生活，会进化出一种预期感，一种巫毒派的先知能力，知道你照看的被保护人会做什么，会说什么。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与宇宙融为一体，你就成了宇宙，这样你就知道会下什么雨，这和割下来的草会被夏日和风一阵阵地刮起是一个道理。你知道秃鹰和猎鹰什么时候会吵架，女孩瑞秋（知更鸟）什么时候会感到无聊，男孩JJ（麻雀）什么时候错过了午睡，就要倒下去。
你会知道人群里的一个人将会靠得太近，一个要签名的粉丝其实是来送法律文件的。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在黄灯亮起时减速，什么时候该等下一班电梯。
知道那些不是因为你有感觉，而是事情本身就是那样。
猎鹰第一个起床，她穿着睡袍，抱着麻雀。机器已经煮好咖啡，它是定时工作的。知更鸟第二个下楼，她径直走去客厅，打开电视看卡通片。一小时后，秃鹰最后一个起床，拿着报纸拖着脚步进来，拇指抠进周日的蓝色塑料报纸袋。吉尔悄悄移开，退到一旁，眼睛盯着周遭环境，躲在暗处。
早餐后，他接近秃鹰。
“贝特曼先生，”他说，“现在给你做简要汇报可以吗？”
秃鹰从老花镜上方看他：“我需要担心吗？”
“不用，先生，只是这一周的概述。”
秃鹰点头，站起来。他知道吉尔不喜欢在休闲环境里谈正事。他们进了会客厅，房间里摆着秃鹰真正读过的书，墙上陈列着旧地图，以及秃鹰与全球著名人物的合影—纳尔逊·曼德拉、弗拉基米尔·普京、约翰·麦凯恩、演员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桌上一个玻璃盒里有个亲笔签名的棒球，是克里斯·钱布利斯在那场比赛第十局的全垒打，三州以内有谁不记得？整个看台的人都冲向了球场，钱布利斯不得不推搡和扭转身体，才能穿过疯子们去跑垒—他到底摸到本垒没有？
“先生，”吉尔说，“你想让我接通总部，做更详细的汇报吗？”
“老天爷，不用。给我讲一遍就好。”
秃鹰坐在他的书桌后面，拿起一个旧橄榄球。吉尔说话时，他在漫不经心地玩球，从一只手抛向另一只手。
“拦截到16封恐吓邮件，”他开始说，“主要寄往公共地址。自从我们上次重新配置后，你的专用线路似乎没有暴露。同时，公司正在追踪一些针对美国媒体公司的具体威胁，他们在和国土安全局合作，保持与时俱进。”
他说话时，秃鹰端详着他，左手向上螺旋抛球到右手，再抛回来。
“你以前在以色列军队待过。”
“是的，先生。”
“步兵吗？还是—”
“我不能谈论那个。我们这么说吧，我履行了我的义务，只能到此为止。”
秃鹰翻了一下球，但没接住，它大致呈抛物线形弹跳着滚开了，停在窗帘下面。
“有直接威胁吗？”他问，“‘戴维·贝特曼，我们要杀了你’那一类东西。”
“没有，先生。没有那样的东西。”
秃鹰想了想。
“那好吧，所以那个家伙呢？那个带走我女儿的家伙，我们不说他的名字。他针对任何传媒集团发出过威胁吗？或者写过胡说八道的邮件吗？这是一个以为自己能发财的人渣，甚至不介意谋杀女佣。”
“是的，先生。”
“你要怎么保护我们不受那些家伙的危害？那些不发出威胁的人。”
即使吉尔感觉受到了斥责，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对他来说，这是个合理的问题。
“两地的家都很安全。汽车配有防弹设施，您的保护细节都在明处，非常高调。如果他们冲着你来，他们会看到我们。我们在发出信号，有更容易得手的目标。”
“但你不能保证？”
“不能，先生。”
秃鹰点头，谈话结束。吉尔走向房门。
“噢，嘿，”秃鹰说，“贝特曼夫人邀请了吉卜林夫妇稍后与我们一同乘飞机回去。”
“是本和莎拉吗？”
秃鹰点头。
“我会告知总部的。”吉尔说。
多年来他已经确定，成为一个优秀保镖的关键，就是当一面镜子：不能看不见摸不着—客户想知道你在—而是要起反射作用。镜子不是亲密的物件，但是它反映变化、反映动作。一面镜子从来不是静态的，它是随你转移的环境的一部分，同时吸收角度和光线。
然后，当你与它站在同一高度时，它照出你自己的样子。
他读过档案了，当然，如果他连档案都没读过，那他算哪门子保镖？事实上，他可以根据记忆背出某些段落。他还跟幸存的探员详谈过，寻找感官细节，寻找与委托人行为相匹配的信息。面对压力，秃鹰是镇定沉着还是暴跳如雷？猎鹰屈服于恐慌和悲痛了，还是表现出母亲的钢铁意志？儿童绑架案是他这一行里的噩梦，比命案还糟（尽管—请面对现实—被绑架的小孩，十有八九都会死）。一个被绑架的孩子让父母头脑中正常的人类自保机制消失，自我生存不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对财富、住宅的保护也变得次要。换句话说，理性都被他们抛出窗外。所以在人质赎金案件中，大多数时间你都是在与委托人本身斗争（而不是时间）。
知更鸟绑架案发生时，事实如下：24小时前，保姆芙兰西斯卡·巴特勒（“芙兰奇”）已经被带走，很可能是在看完电影走回家的路上发生的。她被胁迫到另一个地点，要求供出关于贝特曼家租的房子和作息时间的信息—最重要的是，女孩在哪个房间？诱拐当晚（12︰30到1︰15之间），一架梯子从住宅的一栋小屋里被搬出来，架在南墙上，伸展到客房的窗户边缘。有迹象显示，窗锁从外面被撬开（那是一栋老房子，窗户还是最开始装的，多年来已经膨胀缩水，上下窗框之间有一条合理的缝隙）。
后来，调查员们得出结论，绑架案完全是单一犯罪人的作为（尽管也有争论）。所以官方的说法是，一个人摆好梯子，爬上去，抱出女孩，把她带下来。然后梯子被藏回小屋（他把孩子怎么办了？放进车里了吗？）孩子被带离住宅。用委托人的话说，她消失了。当然，吉尔知道，没有人会真的消失。他们总会在某个地方，要么身体已经安息，要么在3D空间里活动。
在这起案件中，这个单人绑匪把知更鸟带到街道对面，钻进停工的现代翻修建筑，那栋建筑深深掩映在塑料板的后面。他们来到一个闷热的阁楼空间，这里用报纸做了隔音，食物从一个红色塑料冷冻箱里被拿出来，水来自二楼洗手间水池拉出来的一条水管。保姆芙兰奇·巴特勒横尸在露天喷泉里，用硬纸板盖住。
绑匪—36岁的前科犯，名叫韦恩·R﹒梅西，就是从这个位置观察街对面人的来来往往。从身处未来的有利位置回顾，吉尔知道，梅西不是他们一开始以为在对付的犯罪大师。当你的委托方是戴维·贝特曼这样的人—身价百万，还是个高调的政治目标，你必须假定，绑架孩子的人是出于具体理由针对他，对他的情况和财力有充分的了解。但事实是，梅西只知道戴维·贝特曼和美琪是有钱人，而且没有设防。九十年代，他曾经因为持械抢劫在福尔松监狱服过几年刑，之后回到长岛的家，想着能东山再起。但平凡的生活太繁重吃力，又没有回报，而且韦恩喜欢豪饮，于是他搞砸了一份又一份工作，直到终于有一天—他正在冰雪皇后的门店后面拖垃圾袋时—他决定了：我这是在蒙谁呢？该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了。
于是他打算拐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挣几个钱。后来细节透露出来，他开始勘察另外两家人，但某些因素—丈夫全天在家，两栋房子都有警报系统—让他打消了行动的念头。最终引导他锁定一个新目标—贝特曼家，一条安静街道上的最后一栋房子，没有设防，家庭人口是两个年轻女子和一个孩子。
一致的共识是，第一晚他就杀了芙兰奇，从她口中套出了他需要的所有信息之后。尸体有遭受肉体折磨的痕迹，还有性侵证据，甚至可能是死后性侵。
孩子在7月18日凌晨12︰45被带走。她将失踪三天。
命令回传时，他们已经在途中。总部把命令传达给先导车辆，先导车辆再传输给吉尔，他听着耳机里的声音，声音在通过光纤和虚空对他说话，没有显露任何迹象。
“先生。”他用确定的语调说，汽车正在离开马路。秃鹰望过来，看到吉尔的表情，点点头。他们的身后，孩子们活蹦乱跳，像按钮玩具。他们上飞机之前总是这样，激动又紧张。
“孩子们。”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表情说。美琪看到了。
“瑞秋，”她说，“够了。”
瑞秋生起闷气，但还是停止了戳人和挠痒的游戏。JJ太小，第一次没有明白什么意思。他戳了瑞秋一下，哈哈大笑，以为他们还在玩。
“住手。”她发牢骚了。
秃鹰靠向吉尔，吉尔也贴过去，悄悄地对秃鹰耳语。
“您的客人有问题。”他说。
“谁？吉卜林？”秃鹰说。
“是的，先生。总部做了例行检查，得到警示回复。”
秃鹰没有回应，但问题很含蓄：“什么警示？”
“我们在政府部门的朋友说，吉卜林先生或许明天会被指控。”
秃鹰的脸失去血色。
“老天呀。”他说。
“实际罪名被封锁了，但研究组认为，他或许在为非友好国家洗钱。”
秃鹰想了想，非友好国家？然后他恍然大悟。他正要在他的飞机上招待一个国家公敌，一个卖国贼。如果媒体发现的话，那会是什么样子？秃鹰想象泰特波罗无聊的狗仔队，正在等待所有的名人回城。他们会在飞机滑行时站起来，然后—显然布拉德和安吉丽娜不在机上—他们会以防万一，随手拍几张照片，然后继续玩iPhone，无意间就拍下了戴维·贝特曼与卖国贼手挽手的照片。
“我们要怎么做？”他问吉尔。
“取决于你。”
猎鹰在看着他们，显然很担心。
“是不是—”她说。
“没有，”秃鹰迅速告诉她，“只是—本似乎有法律上的麻烦。”
“哦，糟了。”
“是啊，不良投资。所以我只是—问题丢给我了。我想如果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等新闻出来以后，我们会—我的意思是，会很头大。”
“爸爸在说什么？”瑞秋问。
猎鹰在皱眉头。
“没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有点麻烦，所以我们要—”这是吉尔说给秃鹰听的。
“—我们要支持他，因为那是朋友该做的事。尤其莎拉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秃鹰点点头，现在希望自己刚才回避了问题，私下处理这件事。
“当然，”他说，“你说得对。”
他向前看去，与吉尔四目相对。以色列人的脸上有种表情，暗示他需要直接确认，即他们会维持现状。明知决断错误，秃鹰还是点头了。
他们说话时，吉尔转身看向窗外。参与讨论不是他的工作，他不需要有自己的意见。路上，他能看到海水层的水位很低，路灯的灯柱消散在迷雾中。只有高处一点灰白的光晕表明路灯还是完整的。
20分钟后，车停在停机坪上，吉尔等待先导车辆让先遣小组下车，然后他才给出了离开的信号。两名先遣小组成员在观测飞机场是否有不合常规的地方，吉尔也在做同样的事。吉尔既信赖他们，同时又不信赖他们。他在进行区域评估时（入口点，盲点），那家人下车了。麻雀此时已经睡着，耷拉在秃鹰的肩膀上。吉尔从来不主动帮忙拎包和抱小孩，他的工作是保护他们，不是服侍他们。
从余光处，吉尔看到亚伯拉罕正走上可伸展阶梯，扫视飞机。他进去了六分钟，从头部走到尾部，检查盥洗室和驾驶舱。他出现时，给出暗号，走下阶梯。
吉尔点点头。
“好了。”他说。
这家人走近舷梯，以随机顺序登机，因为知道飞机的威胁已经清除。吉尔是最后一个登机的，以防后方遭袭。还没走上舷梯的一半，他就感觉到机舱的寒意，在他暴露的脖子上留下幽灵般的亲吻，刺穿了8月的麝香气味。在那一刻，他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大脑里有点躁动？一个低声的预兆，一个巫师的劫数意识？或者那只是痴心妄想？
进入机舱后，吉尔继续站着，他待在打开的舱门旁。他是一个大块头，身高1.88米，但很瘦，还是能在狭窄的入口通道里找到一个位置，让他在乘客与机组成员安顿下来时远离过道。
“第二批人到了。”他耳机里的声音说。透过舱门，吉尔能看到本·吉卜林和莎拉·吉卜林在停机坪上，正在向先遣人员出示证件。然后吉尔感觉有人出现在右肩附近，他转过身去，是端着托盘的空乘。
“对不起，”她说，“你想在我们起飞前喝点香槟吗？还是—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喝吗？”
“不用，”他说，“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我是艾玛·莱特纳。”
“谢谢你，艾玛。我为贝特曼一家提供安保服务，我可以找你们机长谈谈吗？”
“当然。他在—我想他正在巡视检查。等他回来后，需要我告诉他找你谈话吗？”
“麻烦你了。”
“好的。”她说。显然，吉尔感觉有什么让她紧张。但有时飞机上出现一个持械的人会让人紧张。“我是说，我能给你拿点什么来吗，还是—”
他摇头，转过脸去，因为现在吉卜林夫妇正在走上飞机的前梯。多年来，他们一直是贝特曼家举办活动的常客，吉尔一眼就能认出他们。他们进入时，他点点头，但迅速移开视线以防止谈话。他听到他们问候机上的其他人。
“亲爱的，”莎拉说，“我好喜欢你的裙子。”
就在那时，机长詹姆斯·梅洛迪出现在舷梯脚下。
“你看了那场该死的比赛吗？”吉卜林用吵闹的声音说，“他怎么会接不住那个球？”
“我都不想提。”秃鹰说。
“我是说，我都能接住那个该死的球，我还有拿不住东西的黄油手呢。”
吉尔移到舷梯顶层。雾气现在更浓了，被一缕缕地刮起。
“机长，”吉尔说，“我是安思乐安保公司的吉尔·巴鲁克。”
“对，”梅洛迪说，“他们告诉过我，会有详细说明。”
他有轻微的不明口音，吉尔意识到。或许是英国人或南非人，但被美国循环再造了。
“你以前没跟我们共事过。”他说。
“没有，但我和很多安保机构共事过，我知道例行程序。”
“好。所以你知道，如果飞机有故障，或者飞行计划有任何改变，我需要副驾驶员马上告诉我。”
“当然，”梅洛迪说，“你听说了我们的副驾驶员有变吧？”
“新换来的是查理·布施，对吧？”
“没错。”
“你以前跟他一起飞过？”
“一次。他不是米开朗琪罗，但他也很可靠。”
梅洛迪停顿了片刻，吉尔能察觉到他还有话想说。
“没有细节是无关紧要的。”他告诉飞行员。
“没有。只是—我想布施和我们的空乘或许有段情史。”
“情史？”
“不确定。但只要她在他周围就不自然。”
吉尔想了想。
“好，”他说，“谢谢你。”
他转身回机舱，同时瞥了一眼驾驶室。布施坐在里面的副驾驶位置上，在吃塑料纸包装的三明治。他抬起头，撞见吉尔的目光，笑了笑。他是个年轻人，轮廓分明，但有一点滑头。他昨天刮过胡子，但今天没刮；留一头短发，但没有梳理。他很帅气，吉尔只需观察他片刻，就知道他在人生中的某段时间曾是一名运动员。他从小就招女孩喜欢，而且他喜欢那些带给他的感觉。然后吉尔正要转身回主舱时，看到空乘艾玛正端着空托盘靠近。
他用一根指头示意她，过来。
“嗨。”她说。
“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有必要知道的？”
她皱起眉头。
“我没有—”
“你和布施—副驾驶员之间。”
她脸红了。
“没有。他不是—那个—”
她笑了。
“有时他们喜欢你，”她说，“而你得说不。”
“仅此而已？”
她不自然地整理头发，意识到她还要端茶倒水。
“我们以前一起飞过。他喜欢调情—跟所有的女孩，不只是我—但这没问题。我没问题。”
她停了片刻。
“而且有你在，”她说，“所以—”
吉尔想了想。他的工作是评估—变黑的门口，脚步的声音—他必然是看人的老手。他发展出自己的系统来了解人的类型—沉思者，神经质话痨，急躁症患者，恶霸，捣蛋鬼……在那些类型里，又发展出不同的亚型与模式，标志着预期行为可能出现偏离。有些情况下，神经质话痨可能变成沉思者，然后变成恶霸。
艾玛再次对他微笑。吉尔考量那个副驾驶员，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和机长的话。行程时长不到一小时，从出门到回家。他思考吉卜林的公诉，思考结案的知更鸟绑架事件。他思考一切可能出错的事，不管多么牵强附会，全都在灰质的算盘里过一遍，正是这样使他成为传奇。他想到摩西·达扬的眼睛和他父亲的酗酒，想到他兄弟的死，挨个想了一遍，还有他妹妹的死。他思考自己作为回声，作为影子，永远站在一个男人和他的光芒后面，这种生活意味着什么。他有不肯讨论的伤疤，他睡觉时手指放在格洛克手枪的扳机上。他知道这世界是一种不可能，以色列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的。每一天，人们醒来，穿上靴子，动身去做不可能的事，不管那是什么事。这就是人类的狂妄，集结在一起面对压倒性的赔率，要克服困难，要攀爬高山，要抵挡风暴。
他在空乘经过的时间里想到所有这些，然后他接通无线电广播，告诉总部，他们准备出发了。
斯科特向北行驶，与哈得孙河并行，经过华盛顿高地和河谷区。城市墙壁被树木和矮房的小镇替代。交通停滞，然后缓行，他走亨利·哈得孙林荫大道，经扬克斯中心的低层购物商区，转上9号公路，向北穿过多布斯渡口。美国革命分子曾经在那里大批扎营，为了探测曼哈顿边界英国人的软肋。他关上收音机行驶，听着轮胎碾在下雨打滑的路面上发出的声音。一场夏末的雷暴雨已经在过去几小时里过境，他正行驶在它的尾巴尖上，雨刮器适时地扫动。
他在想着海浪，无声的呢喃，若隐若现。一汪海水被月光照亮，正从后方悄悄逼近他们，像儿童故事里的巨人，怪诞且悄无声息地到来。一个没有灵魂和实体的敌人，是自然最严厉、最苛刻的样子。他又如何抓牢男孩，潜入水底？
他的思绪切换到摄像机的形象—它们机械地睥睨着，被扛在分不清是谁的肩膀上冲到前方，用坚定的凸眼评头论足。斯科特想起光打在他的脸上，问题彼此交叠，变成一堵墙。摄像机是人类进步的工具吗？他在好奇，又或者人类是摄像机进步的工具？毕竟，是我们在扛着它们，到处伺候着它们，不分昼夜，摄下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相信，是我们发明了机器世界来让自己受益，但我们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在这里服务于机器世界？为了服务摄像机，必须有人对焦。为了服务麦克风，必须有人提问。一天24小时，我们一帧又一帧地喂养饥饿的野兽，在急着拍下一切的同时也被卡在永动模式里。
换句话说，电视机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观看吗？还是我们的存在是为了看电视？
头顶上方，波涛已经形成浪峰，摇摆不定，像一栋濒临匀速崩塌的五层高楼。他潜入水底，同时紧搂男孩，都没有时间深吸一口气，是他的身体在掌控局面，生死不能再托付给抽象的头脑功能。他一直踢腿，进入黑暗，感觉波浪循环旋转的拖曳力把一切都拉向它，然后是倾斜翻高和不可避免的重力下降，像被一只怪物的手抓住，往深处推挤。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搂紧男孩，活下去。
斯科特是不是和美琪有染？那就是他们的问题。一位两个孩子的已婚母亲，曾经是一名幼儿园老师。对他们来说，她是什么—真人秀的一个角色？后现代契诃夫作品里一个可悲饥渴的家庭主妇？
他想起蕾拉的客厅，一名失眠者在午夜强迫症发作，把它变成某种记忆里的宫殿。这幅木炭透视图很可能是他创作的最后一幅关于美琪的画。
如果她提出，他会不会和她上床？他被她吸引了吗？或许是她被他吸引？她来观看他的作品时，他是不是站得太近了？还是他紧张地踮脚跳开了，保持一段距离？她是他第一个观众，第一个普通人，他的指尖发痒。她在谷仓里走动时，他有强烈的冲动想喝一杯，但那是一个伤疤，没有结痂，所以他没有去揭。
这就是他的真相，他给自己讲的故事。在公众眼中，斯科特只是一个演员，出现在不属于他的戏剧里。他是“斯科特·伯勒斯”，英勇的无赖。虽然现在这只是一个想法的苗头，一种假说，但他能看到它会如何发展，变成—什么呢？某种绘画。事实一步步地变成虚构作品。
他想起波普艺术的领袖安迪·沃霍尔，他以前经常对不同的记者编造不同的故事—我出生在阿克伦。我出生在匹兹堡—这样当人们跟他说话时，他就能知道他们看过哪篇报道。沃霍尔，他了解这个理念：自我只是我们讲述的一个故事，彻底改造以前是艺术家的手段。他想起达利的便池，雕塑家克拉斯·欧登伯格的巨型烟灰缸。这些艺术品取材现实，另做他用，让它屈从于一种理念，这就是信以为真的王国。
但新闻工作是不一样的，不是吗？它本该是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不管事实多么自相矛盾。你不能让新闻配合故事，你只能实事求是地报道事实。新闻是什么时候开始走样的？斯科特记得他青年时代的记者，“全美最可信的人”克朗凯特，CBS《60分钟》节目最早一批通信员中的麦克·华莱士，报道“水门事件”的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都是有规矩的人，有钢铁意志的人。要是换成他们，会怎么报道这些事件？
一架私人飞机坠毁，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生还。
信息对抗娱乐。
不是斯科特不理解“人情味”的价值。他对锻炼之王的着迷，不就是对人类精神力量的着迷吗？但他对杰克的爱情生活、情史的了解，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他有一个妻子，一段几十年的婚姻。他还需要知道什么呢？
作为一个从事图像工作的人，他想到自己如何被虚构出来，这种感觉非常奇妙—不是从伪造的意义来说，而是如何一片一片地被新闻工作者加工出来。斯科特的故事，坠机的故事，就这样出现了。
他只想自己待着。他为什么就该被迫去做澄清，去蹚谎言的浑水，试图纠正这些深受毒害的想法？那不正是他们想要的吗？让他参与进来？让故事升级？比尔·康宁汉邀请他上电视，不是要厘清事实让它结束，而是要增加新的章节、新的转折，让故事叙述再推动一个星期的收视率。
换句话说，这就是他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如果他机灵点儿，就会继续无视他们，一往无前，过他自己的人生。
只要他不介意，地球上永远不会再有人像他一样看待自己。
房子很小，被树木掩映。它有种港口的凋敝感，建筑左端的宽板条，多年以来已经被放弃，因为精疲力竭或者无聊，或者二者皆有然后突然坍塌了。开车驶入这里时，斯科特觉得它有种朦胧的魅力，蓝色的门边，贝壳白的百叶窗，这就是梦中记得的童年明信片。他驶过粗糙的铺路石，停在一棵橡树下。道格正背着一个帆布工具包从屋里出来，他用尽力气把它扔进老吉普牧马人的敞开式后厢里，头都没抬地走向驾驶室的门。
斯科特从租来的车上下来时，挥了挥手，但道格没有与他目光接触，直接给卡车挂挡开走了，木屑飞溅。埃莉诺抱着男孩来到前门。斯科特发现自己见到他们时，心里七上八下的（她的红色格子连衣裙映衬着蓝色门边与贝壳白的百叶窗，男孩穿着相称的格子衬衫和短裤）。埃莉诺的眼睛盯着斯科特，男孩却似乎在分心，回头看着房子。然后埃莉诺对他说了什么，他转过身来。男孩看到斯科特时，他的脸绽放出笑容。斯科特朝他轻轻挥手（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挥手了？他在好奇），男孩也羞涩地朝他挥手。然后埃莉诺把他放下来，他要跑不跑地朝斯科特走来，斯科特一条腿跪下，想着把他抱起来。但最后只是把手放在男孩的肩上，直视他的眼睛，像个足球教练。
“嘿，你好啊。”他说。
男孩笑了。“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斯科特说。
他站起来，走向车子的行李箱，里面有一辆塑料自动倾卸卡车，是他在加油站发现的。它被拉不断的尼龙绳固定在一个纸板盒上，他们花了几分钟才把它拽出来，埃莉诺都已经准备进屋取剪子了。
“我们要说什么？”她问男孩。卡车拿出来后，他已经让它精力充沛地挖起来了。
“谢谢你。”她过了片刻提醒他，显然男孩不准备说话。
“我不想两手空空地出现。”斯科特说。她点点头。
“别介意道格。我们—现在事情很困难。”
斯科特揉乱男孩的头发。“我们进屋说话吧，”他说，“我来的路上经过一辆新闻车，我感觉这周上够电视了。”
她点点头，他们两人都不想再上电视。
他们在厨房餐桌旁聊了聊近况，男孩一边在看动画片《托马斯和他的朋友们》，一边玩他的卡车。很快就要到睡觉时间了，男孩坐立不安，身体在沙发上不停地扑打，眼睛不愿离开电视屏幕。斯科特坐在餐桌旁，透过门口看他。男孩的头发最近刚剪过，但没有剪完—刘海儿很死板，后面毛茸茸的，就像埃莉诺发型的少年版本，就好像他为了融入这个家庭，已经开始适应。
“我以为我能自己剪，”埃莉诺解释说，一边把水壶放在炉子上，“但几分钟后他就烦躁了，我只能放弃。所以每天我都试图再剪一点点，趁他玩卡车的时候悄悄靠近他，或者—”
她正说着话，就从炉灶旁的抽屉里抓起剪刀，蹑手蹑脚地朝男孩走去，试图避开他的视野。但他看到她了，一边摆手让她走开，一边发出一种原始恐惧的号叫。
“只是—”她说，试图和一只不可理喻的动物讲理，“长了一点—”
男孩再次发出那种声音，眼睛盯着电视。埃莉诺点点头，回到厨房。
“我不知道啦，”斯科特说，“但是一个可爱的小孩留糟糕的发型倒是很完美。”
“你那样说只是让我感觉好受点。”她一边说，一边把剪刀丢回抽屉里。
她给两人都倒了一杯茶。自从他们坐下后，太阳就不知不觉地落入了窗框上缘的视野里。埃莉诺倾身过来给他倒茶时，她的头映入奶油色的光线，形成了日食。他抬起头眯眼看她。
“你看起来很不错。”他告诉她。
“真的？”她说。
“你还能站着，你还能泡茶。”
她思索了一下。
“他需要我。”她说。
斯科特看着男孩翻身，心不在焉地吮着自己左手的指头。
埃莉诺凝视了一会儿落日，搅动着她的茶。
“我的祖父出生时，”他说，“他才二斤七两。那是二十年代的西得克萨斯，还没有重症监护室，所以他在一个放袜子的抽屉里睡了三个月。”
“不是真的吧？”
“我是这么听说的，”他说，“我的观点是，人们比你想象的更容易活下来，连小孩也是。”
“我是说，我们聊过—关于他的父母。他知道他们—过世了—但我不知道他对那个词是怎么理解的。我能从道格回家时，他留意门的样子看出来，他还在等。”
斯科特想了想，他既知道，同时又不知道。在某种程度上，男孩是幸运的，等他的年龄足够大，能够理解发生的事情时，已经变成陈年旧伤了，疼痛已随着时间逐渐减轻。
“所以你刚才说道格—”斯科特说，“—有些问题？”
埃莉诺叹了口气，心不在焉地把茶包浸在杯子里。
“是这样，”她说，“道格很软弱。他只是—我一开始以为是另外一回事，你知道的，不安全感，心理防御，这些看起来不像是自信。但现在，我想他更喜欢表达意见了，因为他不太确定自己相信什么，你觉得这说得通吗？”
“他是个年轻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自己也有那一面，很独断。”
她点点头，眼睛里重现一线希望。
“但你成熟后就没有那些毛病了。”
“成熟？不。我放火把它们全烧死了，让自己喝到昏迷，惹毛了我认识的每一个人。”
他们思索了片刻，有时不玩火的唯一方法就是纵身于火海。
“我不是在说他也会那么干，”斯科特说，“但指望他会一觉睡醒说，我是个混蛋，这是不现实的。”
她点点头。
“然后是钱的问题。”她悄悄地说。
他等着。
“我也不知道，”她说，“就是—我一想起这事就恶心。”
“你是在说遗嘱吗？”
她点点头。
“钱—太多了。”她说。
“他们留给你的钱？”
“是留给他的，那是—那是他的钱。不是—”
“他4岁。”
“我知道，但我只是想，我为什么不能全部放在一个账户里，直到他的年龄足够可以—”
“那是一种方案，”斯科特说，“但食物或者住房怎么办？谁来付学费？”
她不知道。
“我可以—”她说，“或者我可以做两餐饭，把昂贵的给他吃，或者—他可以穿漂亮的衣服。”
“你就穿破烂的衣服？”
她点点头。斯科特想从头到尾给她详细解释一遍，她的主意根本行不通，但他能看出，她自己心里知道。她只是在想办法接受这笔交易，因为这是用痛失亲人换来的。
“道格有不一样的看法，我猜。”
“他想—你能相信吗？—他想的是，我们绝对应该留下城里的洋房，是否应该卖掉伦敦的房子，去伦敦随时都可以住酒店。我们什么时候变成会去伦敦的人了？这个人拥有半个永远不会开业的餐厅，因为厨房没有做好。”
“他现在可以完成装修了。”
她咬牙切齿。
“不，钱不是拿来做那个的，那不是我们自己挣的钱。不能—钱是留给JJ的。”
斯科特看着男孩打哈欠，揉着眼睛说：“我猜道格并不同意。”
她扭拧自己的双手，直到关节变白。
“他说我们两人想要一样的东西，但之后我说，如果我们两人想要一样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嚷嚷？”
“你—其实—害怕吗？”
她看着他。
“你知道，人们说你和我姐姐有暧昧关系吗？”
“是。”他说。
她眯起眼睛，“我知道，但我觉得没有。”
他洞察她的眼睛，她的疑虑，她不知道自己还可以信任谁。
“有一天我会告诉你，身为一个康复的酒鬼意味着什么。或者说，仍在康复中的酒鬼。但基本上就是关于避免—愉悦—专注在工作上。”
“那城里的这个女继承人呢？”
他摇摇头说：“她给我一个藏身的地方，因为她喜欢拥有秘密，而我是钱买不到的东西。只不过—我猜那也不对。”
斯科特正准备说下去，JJ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埃莉诺挺直身子，擦拭眼睛。
“哎，嘘。看完了吗？”
他点点头。
“我们读一下书，准备睡觉好不好？”
男孩点头，然后指着斯科特。
“你想让他读？”埃莉诺问。
男孩再一次点头。
“听起来不错。”斯科特说。
男孩跟着埃莉诺上楼准备睡觉时，斯科特打给了他的老渔夫房东。他想问一声，三条腿的狗怎么样了。
“不算太糟糕，是吧？”他问，“媒体那边？”
“没事，先生，”伊莱说，“他们没来烦我，还有—原来他们害怕这条狗。但是，伯勒斯先生，我得告诉你，有人来过了，他们有一张搜查令。”
“什么人？”
“警方。他们砸掉谷仓门上的锁，把画全部拿走了。”
斯科特的脊梁骨根部打了一个寒战。
“我的画？”
“是的，先生，全部。”
长时间的停顿，斯科特在思考。事态升级了，作品现在都在哪里？那是他毕生的成就，这会造成什么损害？他们会逼他做什么来拿回他的画？但他的心底还有另一种感觉，一根轻佻的神经在发出刺耳的声音：那些画终于完成了它们的使命。它们被人看见了。
“好吧，”他告诉老人家，“别担心。我们会拿回来的。”
斯科特刷完牙，也拿到了睡衣。男孩已经上床了，躺在被单下面。斯科特坐在一张摇椅上，从一堆书中拿起一本读了起来。埃莉诺在门口徘徊，不知道是该留下还是走开。她对自己角色的界限不太清楚—她可以不管他们吗？就算她可以，应该这么做吗？
读完三本书以后，男孩的眼皮已经耷拉下来，但他不想让斯科特停下。埃莉诺过来躺在床上，偎依在男孩身边。于是斯科特又读了三本，甚至在男孩睡着后仍然在读，最后连埃莉诺都向睡意投降了。晚夏的太阳终于西沉。读书这一举动中有种单纯感，这一刻也是，是斯科特从未体会过的纯粹。他的周围，房子都安静了。他合上最后一本书，悄悄地把它搁在地板上。
楼下，电话铃响了。埃莉诺醒了，为了不吵醒男孩，她小心翼翼地下床。斯科特听到她蹑手蹑脚地下楼，听到她低语的话音，挂上电话的响动，然后她漫步回来，站在门口处，脸上有种奇怪的表情，像个坐在过山车上的女人，正朝地面垂直坠落。
“怎么了？”斯科特说。
埃莉诺咽了口唾沫，虚弱不堪地呼气，就好像是门框在支撑着她。
“他们找到剩下的尸体了。”
1 吉米·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1908—1997），美国著名演员和军官，曾出演《费城故事》，被认为是美国中产阶级抵抗危机的代表。
2 莎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是美国十所学费最贵的私立学院之一。
3 爱国者法案（USA Patriot Act），2001年乔治·布什总统签署的以防止恐怖主义为目的的国会法案，该法案扩大了美国警察机关合法监控的权限。
4 黄金之星（Stella D'ora），美国糕点品牌，供应意大利轻甜口味糕点。
5 跑锋，美式橄榄球比赛中的一个重要位置，其职责是接到四分卫的传球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冲进达阵区得分，一般来说，跑锋是整支球队中速度最快的队员。
6 《莫罗博士的岛》（The Island of Doctor Moreau），H.G.威尔斯的科幻小说，写了莫罗博士在自己的岛屿上用动物创造类人混合生物的故事。
7 法兰基·阿瓦隆（Frankie Avalon，1939— ），著名演员、歌手。
8 巴兹·奥尔德林（Buzz Aldrin，1930— ），美国工程师及前宇航员，阿波罗11号(Apollo 11)载人登月计划的成员,也是首批在月球表面行走的人之一。
9 约翰·韦恩（John Wayne，1907—1979），美国演员，饰演的多数角色是西部硬汉。
10 《摩西五经》是希伯来圣经最初的五部经典，包括：《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来记》《明数记》《申名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