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坡上到半道的时候，我朝右看去，看见了他的一只脚。她把光束打了过来。于是我看到了他的全身。我下坡的时候本该看到他的，但我那时正弓着腰，打着钢笔手电筒，盯着地面，努力凭借一块25美分硬币大小的光斑辨识胎痕。
“把手电筒给我。”我说完便把手伸向身后。
她把电筒放进我手里，一言不发。我单膝跪地。地面又冷又湿，寒气渗透了布料。
他瘫倒在地，仰面朝天，靠在一丛灌木的脚下，那种好似一包衣服扔在地上的姿势永远意味着同样一件事情。他的脸此刻是一张我这辈子从未见过的脸孔。他的头发被血染成了深色，那三级漂亮的金色台阶缠成了乱糟糟的一团，上面沾着血水，还有黏糊糊的灰色黏液，像是远古的淤泥。
那姑娘在我身后发出沉重的呼吸声，但她没有说话。我用电筒照着他的脸。他已经被人打成了烂泥。他的一只手以一种僵直的姿态伸在外面，五指蜷曲。他的外套半边被他卷在身下，就好像他倒下的时候就地打了个滚。他的两腿交叉。他的嘴角有一道黑如污油的血迹。
“拿好电筒照着他，”我边说便把电筒递还给她，“如果这不会让你感到恶心的话。”
她拿了电筒，一言不发地举着，手稳得像一个凶杀重案组的老手。我重新掏出钢笔手电筒，开始翻他的口袋，同时尽量不去挪动他。
“你不该这么干的，”她紧张地说，“在警察赶到前，你不该碰他。”
“没错，”我说。“然后，开巡逻车的小子们不能碰他，直到凶杀组的人赶到；而他们也不能碰他，直到验尸官看过他，摄影师拍过他，指纹师取过他的指纹以后。你知道这些可能要花多久吗？几个小时。”
“好吧，”她说，“我想你大概是永远正确的。我猜你一定是那种人。有人一定非常恨他，才会像这样砸烂他的脑袋。”
“我觉得这不是私人恩怨，”我悻悻地咕哝道，“有人就是喜欢砸烂脑袋。”
“我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所以我无从猜测，”她尖刻地说。
我翻遍了他的衣服。他一只裤兜里有些硬币和纸钞，另一只裤兜里有一只手工压花的皮钥匙包，还有一把小刀。我还从他的左后裤兜里摸出一只皮夹子，里面有更多的钞票、保险卡、驾照，还有几张收据。他的外套里有散火柴夹，别在一只口袋里的一支金笔，两条薄薄的细纺手帕，又细又白，如同粉末状的干雪。再有就是那只珐琅烟盒，我之前见到他从里面掏出那些金头褐身的香烟来。这些是南美烟，蒙得维的亚产的。他的另一只贴身口袋里还有一只烟盒，我之前没有见过。这只是用刺绣的丝绸做的，两面上各绣着一条龙，还镶着一个轻薄得若隐若现的仿玳瑁边框。我把搭扣拨开，看见里面有三支特大尺寸的俄国香烟，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它们摸上去年代久远、干燥松软，上面都有中空的烟嘴。
“他抽的是另外那盒烟，”我回过头说道，“这些一定是给一位女性朋友的。这小子一定有许多女性朋友。”
姑娘弯下腰，她的气息此刻正拂着我的脖子。“你不认识他吗？”
“我今晚才见到他的。他雇了我做保镖。”
“好一个保镖。”
对此我一言不发。
“对不起，”她几乎是在耳语，“当然，我并不了解情况。你觉得这些会是大麻卷烟吗？我能看看不？”
我把那只刺绣烟盒递给她。
“我曾经认识一个抽大麻卷烟的家伙，”她说，“三杯高杯酒外加三支大麻卷烟，你就得掏出扳手才能把他从天花板吊灯上砸下来。”
“手电筒拿稳了。”
一阵窸窣声中，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又开口了。
“对不起。”她递还了烟盒，我把它塞回他的口袋里。这些就是全部的物品了。它们只证明了一点：他没有被扒光财物。
我站起身来，掏出自己的钱夹。那五张二十美元还在里面。
“这些上流社会的小子们，”我开口道，“他们只拿大钞。”
手电筒的光垂到了地上。我收好钱夹，把我自己的小手电别回口袋，然后猛地伸手去夺她手里的那把小枪——她拿枪的手里同时也握着手电筒。她的电筒掉了，但我拿到了枪。她猛地后退了一步，我伸手抓起电筒。我拿光束在她脸上照了片刻，然后啪的关上了电筒。
“你没必要这么粗鲁，”她一边说，一边把两只手插进外衣口袋——那是一件毛糙的长外套，肩膀部位做成喇叭形样式，“我认为你没有杀他。”
我喜欢她声音当中的那份冷静和沉着。我喜欢她的胆量。我们就这样站在黑暗中，面对面，一言不发地过了半晌。我能看到灌木丛和天空中的光亮。
我又把电筒光打在她脸上，她眨了眨眼。那是一张干净小巧、充满活力的脸，脸上一双大大的眼睛。皮肤下的骨骼把这张脸绷得紧紧的，就像一把克雷莫纳小提琴。一张非常漂亮的脸。
“你头发是红的，”我说，“看上去像爱尔兰人。”
“我叫赖尔登[1]。那又怎样？把那电筒收起来。我头发不是红的，是赤褐的。”
我收起电筒。“那你的名呢？”
“安。别叫我安妮。”
“你在这里做什么？”
“晚上我有时候会开车出来。就是坐不住。我一个人住。我是个孤儿。我对这个街区了如指掌。我刚才碰巧开车经过这里时，注意到那个坑里有光闪烁。对小情侣来说，这天好像有些太冷了。再说他们也不开灯，对不对？”
“我反正从来不开。你冒了个很大的险，赖尔登小姐。”
“我想我刚才对你说过一模一样的话。我有枪。我不害怕。没有哪条法律禁止我到这儿来。”
“嗯——哼。除了自我保护的法则。这个给你。今晚不是我脑子最好使的时候。我猜你是有持枪许可的。”我把枪递还给她——枪把朝前。
她接过枪，塞进口袋。“想想也挺奇怪的，有时候人就是这么好奇，你说是不？我偶尔写点东西。特写文章。”
“有钱吗？”
“少得可怜。你刚才在找什么——翻他口袋的时候？”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我可喜欢到处乱翻了。我们带了八千美元，打算替一位女士赎回一件被盗的珠宝。我们被打劫了。至于他们为什么要杀他，我不明白。我觉得他不像一个会激烈反抗的家伙。而且我也没有听到打斗声。他遇袭的时候我正在下面那个坑里。他在上面，坐在车里。我们本该把车开进坑里的，但那里好像没有在不把车刮伤的条件下停车的空间。所以我就步行下到那里去，他们一定就趁这个时候把他给劫了。然后其中一个人钻进汽车，把我打晕了。当然了，我那时以为他还在车里呢。”
“听上去你也没有表现得特别笨。”她说。
“这笔生意从一开始就有些不对劲儿。我能感觉得到。但我缺钱。现在我得上警察那儿去忍气吞声了。你能开车送我去蒙特马尔维斯塔吗？我把我的车停在那儿了。他住在那里。”
“没问题。可是难道没有人跟他同住吗？你可以开我的车——或者我可以去叫警察。”
我看了下手表。发着微光的指针显示，现在已接近午夜。
“不用。”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我一个人来玩儿吧。”
她什么也没说。我们沿着原路走下山坡，钻进她的小汽车，她把车发动起来，掉转车头——不开车灯，然后按原路开上山坡，小心翼翼地从路障边驶过。车子开出一个街区的路程后，她这才啪地打开车灯。
我的脑袋生疼。我们没有说话，直到我们的车驶上那段铺了路面的街道，与那里的第一栋房子齐肩。这时她说道：
“你需要喝一杯。为什么不回我家来一杯呢？你可以在那儿给警察打电话。反正他们得从西洛杉矶赶过来。这儿只有一座消防站。”
“你只管一路开到海岸就好。我来唱独角戏。”
“可为什么呢？我又不怕他们。我的描述可以帮你的忙。”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我得想想。我想要一个人待一会儿。”
“我——好吧。”她说。
她喉咙里含糊不清地咕哝了一声，然后拐上了大道。我们来到海岸公路上的那座加油站，接着转而朝北开进蒙特马尔维斯塔，并且找到了那家路边咖啡店。店里面灯火通明，如同豪华游轮一般。姑娘把车停在了路肩上，我钻出汽车，扶着车门站在那儿。
我笨手笨脚地从钱包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她。“哪天你需要一条壮汉的时候，”我说，“联系我好了。不过如果是脑力劳动，就别给我打电话了。”
她拿着名片在方向盘上叩了叩，然后幽幽地说：“你可以在贝城电话簿上找到我。第二十五街819号。哪天过来坐坐，在我身上别一个橡皮奖章，以此嘉奖我不管闲事吧。我猜你脑袋上挨的那一下敲得你现在还糊里糊涂呢。”
她飞快地把车在公路上调个头，我目送着那辆车的一双尾灯消失在黑暗之中。
我走过拱门和路边咖啡店，进入停车场，钻进了我自己的车。一家酒吧就在我的正前方，而我这时又在发抖了。不过此刻，走进西洛杉矶警局似乎是个更明智的作法——二十分钟后我也正是这样做的；我身上冰凉得就像一只蛤蟆，脸绿得就像一张崭新美钞的背面。
[1]这确实是一个爱尔兰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