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科伯恩去凯悦酒店告诉基恩·泰勒，他需要在明早拿到价值两万五千美元的伊朗里亚尔。
他没有说为什么。
泰勒从盖登那里搞来了两万五千美元的百元美钞，然后打电话给他认识的城南的一个地毯商，约定了兑换汇率。
泰勒的司机阿里很不情愿带他进市中心，尤其是在夜里，但一番争论后，阿里同意了。
他们进入地毯商店。泰勒坐下，同地毯商喝茶。又进来了两个伊朗人：一个人据说将负责换汇，另一个人则是这人的保镖，看上去像是小流氓。
地毯商说，上次通话后，汇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有利于地毯商的变化。
“你耍我！”泰勒怒不可遏，“我不会同你们这些人做生意！”
“这是你能拿到的最优汇率。”地毯商说。
“是个屁！”
“你带着那么多钱来城市的这个部分是很危险的。”
“我可不是一个人。”泰勒说，“还有六个人在外面等我。”
他喝完茶，站起身，缓缓走出商店，钻进车子。“阿里，我们快点离开这里。”
他们朝北行驶。泰勒指挥阿里找到另一个地毯商——商店开在王宫旁边的一个伊朗犹太人。泰勒进门的时候，那人正要关门。
“我想把美元换为里亚尔。”泰勒说。
“明天再来吧。”那人说。
“不，我今晚就要。”
“要换多少？”
“两万五千美元。”
“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我必须今晚换。”
“干什么用？”
“同保罗和比尔有关。”
地毯商人点点头。他同EDS公司的人做过交易，他知道保罗和比尔被关进了监狱。“我看看怎么帮你。”
他将商店后部的弟弟叫出来，支出去。然后他打开保险箱，取出所有的里亚尔。他和泰勒站在那里数钱——商人数美元，泰勒数里亚尔。几分钟之后，一个孩子抱着一堆里亚尔进来，放在柜台上，然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泰勒意识到，地毯商正在尽量收集货币。
一个年轻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将摩托停在外面，提着一大袋里亚尔进来。他进店的时候，有人偷了他的摩托车。年轻男子扔下袋子，声嘶力竭地大喊着追赶小偷。
泰勒继续数钱。
这是处在革命风暴中的德黑兰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
约翰·豪威尔变了。每过一天，他身上正直美国律师的气质就减一分，刁滑伊朗谈判家的气质就增一分。最大的变化是，他开始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贿赂。
梅赫迪——一名偶尔为EDS公司工作的伊朗会计——是这样向他解释的：“在伊朗，很多事都是靠友谊达成的。要成为达德加的朋友有几种办法。我可以每天在达德加门外坐着，直到他开口同我说话。我成为他朋友的另一种办法是给他二十万美元。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帮你安排这种事。”
豪威尔同谈判组的其他人商讨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梅赫迪是想充当行贿中间人，就像“深喉”做过的一样。但这一次，豪威尔并没有当即拒绝为了保罗和比尔重获自由而行贿。
他们决定接受梅赫迪的提议。他们可以揭发达德加接受贿赂，使他身败名裂。或者，他们可以相信梅赫迪能做好安排，给钱了事。不管怎样，他们都需要确认，达德加是否可以被买通。
豪威尔和基恩·泰勒同梅赫迪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个会计同“深喉”一样神经质，不允许EDS公司的人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到他的办公室去——他总是在凌晨或深夜同他们见面，要么在他家，要么在小巷里。豪威尔一直强烈要求达德加释放明确的信号——只穿一只袜子来开会，或者领带系反了。梅赫迪则提议模糊处理，比如让达德加为难美国人。有一次，正如梅赫迪预计的那样，达德加确实让他们很为难，但达德加迟早都会为难美国人。
让豪威尔为难的不止达德加一个人。豪威尔每隔四五天就会与安吉拉通电话，她想知道他何时回家。他不知道。保罗和比尔总是向他打听实质性的进展，但他进展缓慢而不确定，他无法给他们明确的时间表。这让他备感沮丧。当安吉拉开始问他最晚什么时候能回来时，他只能压抑住心头的怒火。
梅赫迪的提议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梅赫迪将豪威尔介绍给一个自称与达德加相熟的律师。律师不需要贿赂，只要求正常的律师费。EDS公司聘用了这名律师，但下一次会面时，达德加说：“没有人同我有特殊关系。如果有人说他们跟我很熟，不要相信他们。”
豪威尔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从一开始就是那律师在说大话？还是说，EDS公司的谨慎让达德加有所警觉，放弃了索贿的要求？他不得而知。
1月30日，达德加告诉豪威尔，他对EDS公司的伊朗合作伙伴阿波尔法斯·马哈维感兴趣。豪威尔开始准备EDS公司同马哈维交易的材料。
豪威尔现在相信保罗和比尔纯粹是商业人质。达德加对腐败的调查也许是真的，但他现在知道，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所以，他必须得到上级的命令才能继续羁押他们。伊朗人起初想要美国人答应建造的电脑化福利系统，或者把他们的钱要回去。给他们福利系统意味着重新商议合同，但新政府对重新商议合同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很可能明天就会下台，无法保证完成交易。
如果达德加不接受贿赂，不相信保罗和比尔是无辜的，也没有收到他的上级下达的释放他们的命令，那留给豪威尔的只有一个选择：支付保释金。侯曼博士还没能促使达德加降低保释金。豪威尔现在开始集中力量做一件事：把一千三百万美元从达拉斯弄到德黑兰。
他逐渐了解到，德黑兰有一支营救队。美国公司的老板竟然会发起这样的行动，这令他无比震惊。但他同时也松了口气，因为如果他能将保罗和比尔弄出监狱，那就会有人准备好了将他们弄出伊朗。
莉兹·科伯恩担心得都快疯了。
她同托妮·德沃兰奇克和托妮的丈夫比尔坐在车里，他们正要前往格伦威尔大街的皇家东京饭店，那里距“秘方”餐馆不远。莉兹和托妮同玛丽·斯卡利在“秘方”喝代基里酒时，玛丽的一句话搅乱了莉兹的整个世界——她说：“我猜他们都在伊朗。”
那句话之后，莉兹就一直活在恐怖之中。
杰伊是她的一切。他是美国队长，是超人，是她的整个生命。她不知道没了他，自己怎么过。一想到要失去他，她就六神无主。
她常常给德黑兰打电话，但从来没有找到他。她每天都打电话问梅夫·斯托弗：“杰伊什么时候能回来？他还好吗？他能活着离开伊朗吗？”梅夫努力安抚她，但不会向她透露什么，所以她要求同罗斯·佩罗说话，梅夫说这是不可能的。然后她就会打电话给她母亲，哭诉自己的焦虑、恐惧和沮丧。
德沃兰奇克夫妇非常和蔼可亲，他们竭力帮她摆脱焦虑。
“你今晚干什么去了？”托妮问。
“去购物了。”莉兹说。
“买了什么？”
“买了。”莉兹哭起来，“我买了一套黑礼服，以防杰伊回不来。”
在等待行动的日子里，杰伊·科伯恩对西蒙斯的内心有了更多的了解。
一天，梅夫·斯托弗从达拉斯打来电话，说西蒙斯的儿子哈里非常担心父亲，想同他说话。哈里打电话回父亲家，负责看守农场的保罗·沃克说他不知道西蒙斯去哪儿了，建议哈里给EDS公司的梅夫·斯托弗打电话。哈里很焦虑，斯托弗说。西蒙斯在电话里安抚了儿子。
西蒙斯告诉科伯恩，哈里有些问题，但他本质上是个好孩子。他提起自己儿子的时候，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他从未提起过布鲁斯，很久之后科伯恩才知道西蒙斯有两个儿子）。
西蒙斯常常谈起自己的妻子露西尔，以及他退休之后他们度过了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过去的几年里，他们非常亲密，西蒙斯似乎后悔自己过了这么久才意识到自己多么爱妻子。“珍视你的妻子吧，”他劝科伯恩，“她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荒谬的是，西蒙斯的建议给科伯恩造成了相反的效果。他嫉妒西蒙斯和露西尔有过的伉俪情深，他也想这样，但他知道自己同莉兹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他不禁怀疑自己的真爱其实另有其人。
一天夜里，西蒙斯笑道：“你知道，我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西蒙斯说话常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候西蒙斯会解释，有时候不会。这一次，西蒙斯给出了解释——西蒙斯告诉他，自己为什么感觉欠罗斯·佩罗的情。
突袭山西战俘营的后果是苦涩的。尽管突袭队员没有带回一个美国战俘，但那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西蒙斯希望美国公众能如此看。在早餐会上，他同国防部长梅尔文·拉尔德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是否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消息发布给媒体。“这是一次完全合法的行动。”他告诉拉尔德，“他们是美国战俘。帮助自己的同胞是美国人的传统。上帝啊，我们到底在害怕什么？”
他很快就发现了拉尔德在怕什么。媒体和公众将这场突袭看成是失败——因情报错误而导致的另一场灾难。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的头版头条上写着：美国营救战俘行动失败。罗伯特·道尔参议员提出表扬这次行动的议案时说：“一些战俘已经在战俘营里熬了五年。”肯尼迪参议员答道：“但他们还活着！”
西蒙斯去白宫接受了尼克松总统授予的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以表彰他“杰出的英雄主义行为”。其他大部分突击队员将由国防部长拉尔德授予奖章，但只能得到嘉奖绶带，这只比优异表现绶带好一点，军队戏称其为“绿条子”。得知这一点后，西蒙斯怒不可遏。他打电话找参谋长韦斯特摩尔兰德将军。接电话的是代理参谋长帕尔默将军。西蒙斯将“绿条子”的事告诉了帕尔默，然后说：“将军，我可不想让军队难堪，但我的队员很可能把嘉奖绶带贴在拉尔德先生的屁股上。”结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拉尔德给其他队员授予了四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五十枚银星勋章，没有“绿条子”。
突袭行动给了战俘们极大的鼓舞（他们是从新来的战俘口中了解到的）。这次行动的重要副作用就是战俘营——战俘们被永久地禁闭在单独的牢房里——被关闭了，所有美国人被送到两个大监狱，那里没有足够的牢房单独关押战俘。不过，世界将这次行动打上了失败的烙印，西蒙斯觉得自己的队员们蒙受了极大的不公待遇。
他痛苦失望了很多年，直到一个周末，罗斯·佩罗在旧金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他说动了军队，将突袭山西战俘营的队员们从世界各地召集起来，将他们介绍给他们试图营救的战俘们。那个周末，西蒙斯觉得他的队员们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感激。而这都拜罗斯·佩罗所赐。
“所以我来了。”西蒙斯告诉科伯恩，“我他妈的当然不会为别人干这种事。”
科伯恩想到自己的儿子斯科特出生那会儿的事，他非常明白西蒙斯为何会感激佩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