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苏纳伊一起在司令部
苏纳伊看见卡在写诗，便从堆满纸张的桌旁站了起来，向卡表示了祝贺，一瘸一拐地凑到跟前。“昨天你在剧院朗诵的那首诗也很现代，”他说。“可惜在我们国家，民众的欣赏水平还达不到能理解现代艺术的层次。所以，在我的演出中，有大众能理解的肚皮舞，有守门员乌拉尔的趣闻轶事，其后才是深入生活本质的最现代的‘生活戏剧’。我宁可选择和大众一起创作这种既贫穷又高贵的艺术，也不愿意在伊斯坦布尔演出那些由银行支持但没有创造力的街头喜剧。现在，作为一个朋友，请你告诉我，在警察局和兽医学院你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宗教分子中指认罪犯？”
“我没有认出谁来。”
“当看见你是那么喜爱那个带你去见‘神蓝’的年轻人时，军人们也想逮捕你。在这次革命的前夜你从德国回来，学院院长被刺时你也在现场，所有这一切让他们不得不怀疑你。他们本想对你动刑来了解事情的真相，是我制止了他们，我做了担保。”
“非常感谢。”
“可还是没人能明白你为什么要亲吻那个带你去见‘神蓝’的年轻人的尸体。”
“我也不知道，”卡说，“他有非常正直和真诚的一面。我原以为他能活一百岁。”
“让我给你读读你所同情的这个奈吉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奈吉甫吧。”他取出一张纸读道：奈吉甫去年三月逃学；“快乐”啤酒馆因为在开斋节卖酒玻璃被砸，他也参与其中；他还在繁荣党的市党部做过一段时间的杂工，可要么是因为他的观点过于偏激，要么是他的歇斯底里让人感到恐惧，（在市党部的密探不止一个），他们让他离开了那里；最近这十八个月中，“神蓝”每次来卡尔斯，他都想要接近他所崇拜的“神蓝”；国家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说他写了一本‘看不懂’的小说，投给了卡尔斯一家发行量只有七十五份的宗教报纸；因为那个报纸的专栏作家——一个退休了的药剂师——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吻了他几次，他和他的朋友法泽尔曾计划一起杀死他（他们原本计划放在谋杀现场的一封表明杀人动机的信在国家情报局档案中的原件被偷了，可还是记录在案）；不同时期他和同学在阿塔图尔克大街嬉笑着走过；十月份的某天，他们在经过的一辆便衣警察的车后部做了标记。
“国家情报局在这里干得非常出色。”卡说。
“他们在教长萨德亭老爷的家里装了窃听器，知道你去了那里，在他面前吻了他的手，哭着声明你也信仰安拉，在那里，在那些社会下层人面前，你的行为有失体统，可是他们弄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国家许多左派诗人这么想，‘哎呀，在他们掌权之前，让我也做个宗教分子吧。’纯粹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卡满脸通红。他感觉到苏纳伊看出了自己这耻辱的弱点而更加感到无地自容。
“我知道今天早晨你看到的东西让你很悲伤。警察对年轻人很粗鲁，警察之中甚至有那些以揍人为乐趣的畜生。可现在咱们先把这些放在一边……”他递给卡一支烟，“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经常在尼尚坦石和贝尤鲁街上走，如痴如醉地看西方的电影，读了萨特和左拉的所有作品，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就是欧洲。我不认为你会坐视现在这个世界的坍塌、你的姐妹们被迫蒙上头巾、你的诗因为不符合宗教像在伊朗那样被禁掉。因为你和我来自同一个世界，在卡尔斯没有别人读过TS艾略特的诗。”
“繁荣党市长候选人穆赫塔尔应该读过，”卡说，“他对诗很感兴趣。”
“我们甚至都没有必要抓他了，”苏纳伊微笑着说，“门一开，他就在那张通告他退出竞选的纸上签了名，递给了第一个敲门的士兵。”
传来了爆炸声，窗户玻璃和四周一片震动。他们俩人都朝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向朝着卡尔斯河的那个窗户望去，可除了被雪覆盖着的杨树和路对面一个普通的空楼房结了冰的屋檐外，什么也看不到。他们走近窗户，除了门前一个卫兵街上什么人也没有。在卡尔斯，甚至中午的时候，都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忧伤。
“一个好的演员，”苏纳伊略微带着些演戏的语气，“他代表着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历史中沉积多年甚至几百年，被挤压在某个角落里，还没有爆发，还没有人提到。他整个的一生都在最偏僻的地方，在未曾有人尝试过的道路上，在最偏远的舞台上，寻找赋予自己真正自由的一种声音。一旦找到了，就应该毫不畏惧地走到底。”
“三天后雪会融化，路通了之后，对这里流的血，安卡拉会跟你算账的，”卡说。“不是他们不喜欢流血，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这件事情是由别人来做的。卡尔斯人也会厌恶你和你这部莫名其妙的戏。到那时你会怎么办呢？”
“医生你看到了，我有心脏病，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根本不在乎这些，”苏纳伊说，“哦，我突然想起来了，他们说，如果绞死一个人，比如说抓到刺杀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后马上绞死他，并且通过电视进行直播，从此以后整个卡尔斯就会俯首听命。”
“他们实际上现在就已经这样了。”卡说。
“他们现在正在准备自杀性炸弹袭击。”
“如果你要绞死什么人的话，情况会更可怕。”
“你害怕什么呢？是不是在想如果欧洲人看到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你自己会感到难为情呢？你知道他们为了建立你所崇拜的那个现代世界绞死了多少人吗？如果是阿塔图尔克，他早就把像你这样愚昧的一个自由派的理想主义者绞死了。还有，你要记住，”苏纳伊说。“今天你看到的那些被捕的宗教学校的学生，他们已经把你的脸刻在了他们的记忆里。为了引起注意，他们可以向任何人、任何地方扔炸弹。再说，昨晚你还朗诵了一首诗，你也算得上是剧组的一个成员了……只要是稍稍有些西化的人，尤其是那些蔑视民众、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们，想在这个国家生存就需要一支世俗主义的军队，否则宗教分子们会把他们和他们浓妆艳抹的老婆用钝刀子咯吱咯吱地宰掉。可是这些蠢货们把自己当成欧洲人，自命不凡地对他们的保护者军人们不屑一顾。你以为如果这里成了伊朗那样，谁还会记得你这个心地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为一个宗教学校的学生流过眼泪？他们会因为你有些西化，因为你恐惧而说不出祷辞，因为你是假绅士，因为你系着领带，或者是因为你穿着的这件大衣而杀死你。你从哪儿买的这件漂亮大衣？我演戏的时候能穿着它吗？”
“当然。”
“为了不让他们把这件大衣扎个洞，我给你派个卫兵。等会儿我会在电视上宣布，只有半天的时间可以自由上街。你就不要上街了。”
“在卡尔斯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可怕的‘宗教’恐怖分子。”卡说。
“有这些就足够了，”苏纳伊说，“这个国家只有让人们对宗教都充满恐惧才能统治好。以后会证明这种恐惧是有道理的。民众如果不对宗教分子充满恐惧，不寻求国家和军队的保护，我们就会像中东或亚洲的一些部族国家那样陷入落后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他像发号施令似的站得笔直，时不时凝望着观众上方想像中的那一个点，这让卡想起了二十年前苏纳伊在舞台上的造型。但他没有笑；他觉得自己也正在这场已经过时了的戏中。
“您想让我做些什么呢，请直说。”卡说。
“没有我，你将很难在这个城市立足。不管你如何讨好那些宗教分子，他们还是会刺穿你的这件大衣。在卡尔斯你惟一的保护者和朋友就是我。如果你失去了我这个朋友，别忘了，你还会被关在警察局地下室的一间牢房里受折磨。另外，你也得清楚，《共和国报》你的那些朋友们也不会相信你，而只会相信军人们。”
“我知道。”
“那么就告诉我今早你瞒着警察的那些因为犯罪感而埋藏在你内心深处的东西。”
“在这儿也许我开始信仰安拉了，”卡微笑着说。“这一点我甚至可能还在瞒着自己。”
“你在自欺欺人！就算你有信仰，单独信仰本身也没有丝毫意义。你应当像穷人们那样信仰，并且成为他们的一员。吃他们所吃的，同他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同喜同怒，只有这样才能信仰他们的安拉。过着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你就不可能信仰同一个安拉。安拉问题不是一个思想和信仰问题，而要把它理解为完全是一个生活问题才是正确的。但是我现在问的不是这个问题。半个小时后我要在电视上对卡尔斯人发表讲话。我要告诉他们一个喜讯，告诉他们杀死教育学院院长的凶手抓到了。很可能杀死市长的也是这个家伙。我能告诉大家是你今天早晨指认了这个人吗？然后你也上电视，说说事情的经过。”
“可我没有指认出任何人来。”
苏纳伊以一种与演戏完全不相称的愤怒的动作拽住卡的胳膊将他拉出了屋外，穿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来到一间面朝内院的很白的房间。卡扫了一眼，就想把头扭到一边，不是因为屋里的脏乱，而是因为这个屋子里的隐私。在一根拴在窗户插销和墙上一颗钉子间的绳子上搭着袜子。卡看见放在屋角一个打开的行李箱里有一个吹风机、手套、衬衣和只有冯妲·艾塞尔才能戴得上的胸罩。就在一边椅子上坐着的冯妲·艾塞尔一边用勺儿搅着放在堆满化妆品和纸张的桌子上的碗——是饮料还是粥，卡在想——一边说着什么。
“为了现代艺术，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我们相依为命。”苏纳伊说着将卡的胳膊抓得更紧了。
卡不明白苏纳伊到底想说些什么，在这种真实与戏剧之间的环境中有些不知所措。
“守门员乌拉尔失踪了，”冯妲·艾塞尔说，“早晨出去后，一直没回来。”
“可能是躲在哪儿了，”苏纳伊说。
“他能躲在哪里？”妻子说，“所有地方都关了门。又不准上街。士兵们开始搜查了。他们担心他被绑架了。”
“但愿他被绑架了，”苏纳伊说，“剥了他的皮，割了他的舌头，我们就能甩掉他这个包袱了。”
尽管周围乱糟糟，尽管所谈的内容也乱七八糟，但卡感觉到这对夫妻间有那么一种细腻的幽默与完整的默契，他对他们有了一丝敬意，也夹杂了一丝嫉妒。当他和冯妲·艾塞尔目光相遇的时候，他本能地深深鞠了一躬向她问好。
“尊敬的夫人，昨晚您的表演太完美了。”语气稍带做作但又有发自内心的崇拜。
“但愿您能喜欢，”女人稍有些羞涩，“我们的戏剧中重要的不是演员的演技，而是观众的能力。”
她转向了丈夫。夫妻俩儿像忙于国事的皇帝和皇后，匆匆忙忙地说着什么。卡既惊讶又敬佩地看着夫妻俩，他们眨眼间讨论决定了这么多事情：苏纳伊等会儿在电视上穿什么服装（便装—军装—还是套装）；准备讲话稿（冯妲·艾塞尔已写了一部分）；以前他们来这儿时入住的“快活卡尔斯”旅馆老板的告密和想找靠山的想法（军人们时不时到他的旅馆去搜查，他感到很不安宁，于是他干脆自己告发了两个比较可疑的年轻客人）；写在一个烟盒上的边境卡尔斯电视台午后的电视节目（第四遍和第五遍重播民族剧院的演出，播放三遍苏纳伊的讲话，播放英雄的边疆民歌、介绍卡尔斯美景的宣传片，国产电影：《粉嫩的脸庞》）。
“我们怎么处置这位思想在欧洲、心系宗教狂热分子、脑子一片混乱的诗人呢？”苏纳伊问道。
“从他脸上可以看出，”冯妲·艾塞尔甜甜地微笑着说，“他是个不错的孩子。会帮助我们的。”
“但是他竟然为宗教分子们流眼泪。”
“因为他陷入了情网，”冯妲·艾塞尔说，“我们的诗人这些天有些过于多愁善感。”
“啊，我们的诗人陷入情网了吗？”苏纳伊用一种夸张的语气说道。“只有最幼稚的诗人才能在革命的时候还忙着爱情。”
“他不是幼稚的诗人而是幼稚的痴情者。”冯妲·艾塞尔说。
夫妻俩又准确无误地继续进行了一会儿这种表演，使卡既感到气愤又呆若木鸡。后来，他俩对坐在裁缝车间的大桌旁喝起茶来。
“我这么说只当是你已经明智地决定帮助我们了。”苏纳伊说，“卡迪菲，是‘神蓝’的情人。‘神蓝’来卡尔斯不是为了政治，而是为了爱情。为了弄清楚跟他建立联系的年轻宗教分子，他们没有下手抓这个谋杀犯。现在他们有些后悔了。因为在昨晚对他的住所进行的突袭之前，他竟然在眨眼之间消失了。卡尔斯所有年轻的宗教分子对他都很崇拜，很爱戴。他就在卡尔斯的某个地方，他一定会再来找你的。你要把消息通报给我们可能会比较难：正如我们对已故的教育学院院长所做的那样，在你身上装上一个——甚至两个——窃听器，在大衣上也装上无线电发射器，就算他们找到你，你也不用害怕。你刚一离开，他们就会马上抓住他。”他立刻从卡的表情看出卡不喜欢这个主意。“我不是坚持要这么做。”他说，“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从你今天的举止还是可以看出你是一个谨慎的人。你一定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要小心卡迪菲。他们怀疑她把听到的所有事情都通报给了‘神蓝’；她肯定将她父亲和客人们晚上在餐桌上聊天的内容也都告诉了‘神蓝’。这其中有背叛父亲时的一种乐趣，但更多的是因为对‘神蓝’的爱恋。你觉得他身上有什么值得人们这么崇拜？”
“卡迪菲身上吗？”卡问。
“当然是‘神蓝’，”苏纳伊有些气恼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崇拜这个凶手？为什么在整个安纳多鲁他简直就成了一个神话？你和他聊过，你能跟我说说这是为什么吗？”
冯妲·艾塞尔拿出一把塑料梳子，温柔而又仔细地梳起她丈夫枯萎的头发，卡有些心不在焉，他沉默不语。
“你要听我在电视上讲话，”苏纳伊说，“我让人开车把你送回旅馆。”
离解除不准上街的禁令还有四十五分钟。卡请求他们让自己走回旅馆，他们同意了。
阿塔图尔克大街的空荡、大雪覆盖的大小街道的寂静、俄式建筑的古老和枣树的美丽，才刚刚让他稍有释怀，这时却发现有个人跟着自己。他穿过哈立特帕夏街，从小卡泽姆贝依街向左拐。后面的那个密探在松软的雪中气喘吁吁地跟着卡。密探后面则跟着昨天在车站那条跑动的、头上有白斑的、颇讲义气的黑狗。卡躲进了尤素甫帕夏街的一家布店，观察着他们，然后突然出现在那个密探的面前。
“您跟着我是想知道我的行踪呢，还是为了保护我？”
“先生，您认为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吧。”
但这个人是如此疲惫不堪，别说保护卡，就连保护他自己的力气都没有。他看上去至少有六十五岁，脸上布满皱纹，声音微弱，两眼黯淡无神。他怯懦地打量着卡，那种目光不像是一个便衣警察，而更像是一个害怕警察的人。他和土耳其其他便衣一样，也穿着双苏美尔邦克皮鞋，可是鞋帮都裂开了。看到这些，卡有些同情他了。
“您是警察，要是您有证件，咱们叫开绿园酒馆的门，进去坐一会儿。”
酒馆的门，没敲多长时间就开了。卡了解到，密探的名字叫萨非特。他们喝着拉克酒，和黑狗一起分享馅饼，听着苏纳伊的讲话。他的讲话同军事政变后总统的讲话别无二致。苏纳伊说，那些受国外敌人支持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分子、宗教分子，还有那些为了捞选票不择手段的无耻的政客们，已经将卡尔斯带到了悬崖的边缘等等，卡听了觉得很无聊。
卡开始喝第二杯拉克酒时，密探带着一脸的敬意，指着电视中的苏纳伊。他脸上原本有的那种马马虎虎的表情不见了，换成了一副公民递交什么申请时的可怜相。“您认识他，而且他还尊重您。”他说，“我有个请求，请您转达给他，让我摆脱这地狱般的生活。请他们别再让我参与到这个中毒事件的调查中了，派我去其他地方吧。”
见卡想弄明白怎么回事，他站起来，把酒馆的门插上。坐到了卡的桌旁，开始讲这个“关于中毒事件的调查”。
这个可怜的密探讲起话来有些词不达意，卡这时本来就已经变得有些迟钝的脑子喝了酒后更是有些稀里糊涂，整个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军队和情报组织怀疑市中心那个名为时代小卖部的地方出售的一种加了肉桂的饮料有毒，军人们经常光顾这个卖三明治和香烟的小卖部。第一个引起人们注意的案例发生在一个伊斯坦布尔籍的预备役军官身上。两年前，在一次强度非常大的演习之前，这名军官发起了烧，而且浑身颤抖，甚至无法站立。抬到诊所检查，结果是中毒。这个被认为无药可救的军官，一气之下怪罪起位于小卡泽姆贝依街和卡泽姆卡拉贝奇尔大街交叉口的小卖部出售的一种热饮料，当时他只是出于好奇想尝尝鲜。就在这被当作一起普通食物中毒事件而快要被人们忘记的时候，很短时间之内又有两名预备役军官被抬到诊所，症状相似，人们又想起了这件事。他们也是抖个不停，口齿不清，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们也说是因为好奇喝了这种加肉桂的热饮料。这种热饮料是一个家住阿塔图尔克街区的库尔德大妈“独创”的，大家都喜欢喝，所以她就开始在她侄子开的小卖部里卖这种饮料。驻卡尔斯的军队司令部通过秘密调查弄清了这些情况。可是偷偷弄来的饮料样品，经过兽医学院的化验，没有发现任何的毒药。事情本来就要这么不了了之的时候，旅长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妻子，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自己妻子为了治好关节炎每天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这种热饮料。许多军官妻子，就连许多军官也都以这种饮料有利于健康为借口，而实际上纯粹是为了解闷，也喝了很多。经过简单地调查，旅长了解到，军官和他们的家人，请假上街的士兵们，来探亲的士兵家属们，都没少喝这种饮料。他们每天路过市中心不下十次，而且喝这种饮料似乎成了卡尔斯城惟一的一项新娱乐。旅长不知如何是好，他把这件事交给了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特派员。那些日子里，军队正在东南部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打得不可开交，当军队胜局已定的时候，在一些向往加入游击队的失业、无助、绝望的库尔德年轻人中间，开始散布一种奇怪而又恐怖的复仇幻想。那些整天在卡尔斯茶馆里打发时光的密探们当然知道他们的这些幻想：放炸弹、绑架、推翻阿塔图尔克的雕像、在城市饮用水中投毒以及炸毁桥梁等等。这样事情变得严重了，但是因为这件事的敏感性，他们认为对小卖部的主人刑讯逼供不太合适。他们想办法让密探混入库尔德大妈的厨房，混进小卖部。起初，混进小卖部的密探检查了大妈特制的盛肉桂的容器、玻璃杯、垫在白铁皮勺螺旋状长柄上的手巾、零钱盒、窟窿眼、在小卖部里干活的人的手，没有发现任何不明粉状物。一个星期后，这个密探出现了同样的中毒症状，手脚颤抖又呕吐，不得不离开了岗位。守候在阿塔图尔克大街上大妈家附近的密探更尽职。从进进出出的人到所购买的东西（胡萝卜、苹果、李子、桑葚干、石榴花、野蔷薇果和木槿），这所有的一切都写成报告交给了上级。这些报告很快变成了这种受欢迎、开胃热饮料的配方。这个密探报告说，他自己每天喝五六瓶这种饮料，没见对身体有什么坏处，反而有好处，对治疗疾病还有帮助，是一种真正的“山地”饮料，在库尔德民族史诗《梅姆和辛》中对此还有记载。从安卡拉派来的专家们对这个密探不是很信任，因为他是库尔德人，从他了解的情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种饮料毒害土耳其人，对库尔德人则不起作用。可是这与政府的观点，即土耳其人同库尔德人没有任何区别的观点是不相符的，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个观点透露给任何人。因此，从伊斯坦布尔来的一个医疗小组在国立医院开设了特别门诊来检查此类病人。但是有些想免费检查身体的健健康康的卡尔斯人，还有一些受脱发、牛皮癣、疝气和结巴等一般病痛折磨的病人都挤到了这里，使研究工作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如果饮料有毒是事实的话，目前上千名军人正受到死亡的威胁，如此一来，为了不影响这支日渐扩大的喝饮料队伍的情绪，解决这个问题的重任，就又落到了情报部门的肩上，又落到了包括萨非特在内的这些忠于职守的密探身上。许多密探都被派去跟踪那些喝了库尔德大妈饮料的人。现在问题已经不是弄清楚卡尔斯人是怎么中毒的，而是要搞明白卡尔斯人到底中没中毒。如此一来，密探们跟踪那些放开胃口喝了大妈的肉桂饮料的、包括军人和平民在内的所有公民，有时候，一直要跟到他们的家门口。这种既劳民又伤财的措施的结果就是让眼前的这位密探跑烂了鞋子，耗尽了体力。卡答应把他的苦恼告诉正在电视上讲话的苏纳伊。
密探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当他们起身离开的时候，他感激地拥抱并且亲吻了卡，而且亲手拉开了门上的插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