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纳伊·扎伊姆的军人事业和现代戏剧事业
卡在国立医院太平间指认了其中一具尸体，就此匆匆忙忙做了笔录，卡在上面签了名。卡和鹰钩鼻坐上同一辆军用卡车，胆小的狗闪到一边，看着他们沿着空荡荡的街道走着，街上挂满了竞选海报和反对自杀的宣传画。往前走着，卡可以看到原本拉着的窗帘拉开了缝，玩游戏的小孩子们和父亲们向经过的卡车投来了好奇的目光，但此时卡的心思完全不在这里。奈吉甫的脸，直挺挺躺着的姿势总是出现在他眼前，挥之不去。他想到了旅馆伊珂会安慰他的，可是卡车经过空旷的城市广场后，来到阿塔图尔克大街的尽头，在与民族剧院隔两条街的一栋楼前停下，这楼是俄罗斯时期留下的，约有九十年历史。
这是个单层别墅，来卡尔斯的第一个晚上，它的美和颓败使卡伤感不已。城市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以后，共和国初期，同苏联做木材和皮革生意的著名商人玛卢夫先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三年的奢侈生活，他们拥有很多厨师、佣人、马拉雪橇和马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开始，国家安全部门以间谍罪指控这位在卡尔斯和苏联做生意的著名富商，拘捕他，折磨他，最后，他和他的家人一去杳无音信，消失了，别墅也没了主人，因为财产官司空闲了近二十年。20世纪70年代，这里被一个手拿棍棒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占领，他们把这儿当成了总部，一些政治谋杀就是在这儿策划的（市长、律师穆扎菲尔先生幸免于难，但也受了伤）。1980年军事政变后里面又被清空了。再后来一个聪明的冰箱、火炉销售商买下了旁边小商铺，并把这里变成了他的仓库。三年前又有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企业家，带着他在伊斯坦布尔和沙特阿拉伯做裁缝攒起来的钱，回到家乡，把这里变成了他的缝纫作坊。
卡一进去，就在画着玫瑰的橘红色墙纸的柔和光线下看见了像奇怪刑具一样的一台台纽扣机、笨重的老式缝纫机和挂在墙上的大剪刀。
苏纳伊·扎伊姆身上穿着卡两天前第一次见到他时穿的那件旧大衣和毛衣，脚上穿着军用皮靴，手指夹着根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见到卡，就像是见到亲密的老朋友似的，面带喜色，跑过来拥抱卡并亲了亲他的脸。这亲吻，正如在旅馆的那个“牲口贩子”的亲吻一样，都带有些“愿政变给国家带来好运！”的味道，也有让卡感到讶异的过于友善的一面。卡后来解释这种友善是因为两个伊斯坦布尔人在像卡尔斯这么贫困偏远的地方，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见面所造成的，但卡也明白其中一些困难条件正是苏纳伊·扎伊姆自己制造的。
“忧伤的黑暗之鹰每天都在我心里舞动翅膀，”苏纳伊说，他用一种神秘的语气骄傲地说：“但是我不会动摇，你也要坚持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卡，在大窗户射进来的雪光下，看见了高高的天花板各个角落里的浮雕和一只很大的炉子，它们像是在诉说着当年的奢华。宽敞的屋子里手拿无线对讲机的人们，不断打量自己的两个大块头卫兵，朝走廊开的门边那张桌子上的地图、武器、打字机和文件，所有这些让他马上明白了这里就是“革命”的指挥中心。苏纳伊手里还有相当多的部队。
“曾几何时，那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苏纳伊在屋里边走边说，“在最偏远、最贫穷、最卑贱的边境小城里，当我知道在那里别说演戏的地方，就连晚上能歇个脚的旅馆都找不着，而且老朋友早就离开了的时候，忧伤之情开始在我心里慢慢萌动。为了不被它俘获，我四处奔波，我在想这些地方有没有对现代艺术，对来自现代世界的我们、这些信使们感兴趣的人，于是我挨家挨户地去拜访那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们。当我了解到我知道的惟一的地址早已没人住了的时候，当我明白警察根本就不允许我们演出的时候，当最后一线希望，为了征得允许想同县长见面都遭到了拒绝的时候，我知道内心里的黑暗要造反了。那时，在我胸中打瞌睡的鹰开始慢慢地张开翅膀，为了扼杀我，它开始腾空了。那时，我就在世界上最寒碜的茶馆，如果连这也没有的话，就在长途车站的入口处找个高处，有时因为火车站站长看上了我们剧组的哪个姑娘，凭这个关系在火车站，在消防站，在小学的空教室里，在大排档，在理发店的橱窗里，在旅店的台阶上，在牲口棚里，在人行道上演我的戏。我决不向忧伤投降。”
冯妲·艾塞尔从朝向走廊的门走了进来，苏纳伊从“我”过渡到了“我们”。这对夫妻间的关系是如此亲密，卡没有从这一过度中感觉到丝毫做作。苏达·艾塞尔那庞大的身躯优雅地靠近卡，匆匆地和卡握了握手，低声跟丈夫说了几句话又匆忙离开了。
“那是我们最糟糕的一段日子，”苏纳伊说。“所有的报纸都在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在安卡拉和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混蛋们的眼里已经失宠了。在我抓住生活中——只有幸运的天才才会拥有——最重要的机会，是的，正是我要以我的艺术来与历史潮流作抗争的时候，突然一切都从我的脚底下抽走了，我一下子掉进了最贫穷的泥潭。在那儿我也没有退缩，但是我在与忧伤搏斗。就算我还要在这泥潭里陷得再深一些，身处在这肮脏、卑贱、贫穷和无知之中，我也从来没有丧失信念，相信自己会得到那真正的材料，相信自己会得到那颗巨大的珠宝。你为什么要害怕呢？”
走廊里出现了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手里拎着包。他装出一副紧张的样子取出血压计给苏纳伊扎好，这时苏纳伊看着从窗户照进来的白光，神情中充满了“悲剧”色彩。卡想起了他在80年代初“在社会中失宠”的岁月。但卡记得更清楚的是苏纳伊在70年代所扮演的一些使他名声大振的角色。在左派政治戏剧的黄金时代，使苏纳伊从那个年代许多小剧组中脱颖而出的，是他演员的天分和勤奋，但更是观众在他主演的一些作品中从他身上感觉到的天生的领袖气质。年轻的土耳其观众非常喜欢苏纳伊，因为他在戏剧中将一些历史上的铁腕人物，比如说拿破仑、罗伯斯庇尔或是恩维尔帕夏之类的激进派革命分子或是与他们相类似的一些本地的英雄人物演得活灵活现。高中生们、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们含着热泪、热烈地鼓着掌看着他用高昂而有感染力的声音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诉苦，即使挨了暴政者们的耳光，他还是骄傲地抬起头说：“这个账总有一天要算的”。在最困难的日子（一定会进监狱）他满怀仇恨地咬紧牙关，鼓励同伴们，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为了人民的幸福，即便会让自己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也会无情地使用暴力。特别是戏快结束时，取得政权后，在惩罚那些坏蛋时表现出来的那种果决，据说有他所受军事教育的痕迹。他曾在库莱利军事高中学习过。因为他划着船跑到伊斯坦布尔，在贝尤鲁的剧院里消磨时间，还因为他在学校试图偷偷上演一部名为“冰消融之前”的戏，在最后一年被开除了。
1980年的军事政变禁止上演此类左派政治戏剧，为了庆祝国家百年诞辰，准备拍摄一部用于电视放映的关于伟大的阿塔图尔克的电影。在过去，从没有人想到过由土耳其人来扮演这个黄头发、蓝眼睛、西化的伟大英雄，在这部一直没有开始拍摄的民族影片中，关于主角，人们想到的只是劳伦斯·奥立佛、科德·尤根斯、查尔顿·赫斯顿等西方演员。这次《自由报》介入了这件事，它提出阿塔图尔克“已经”可以由土耳其人扮演了，它的这个观点立刻得到了公众的认同。另外它还发出公告说，阿塔图尔克由谁来扮演将由读者决定，读者可以填好附在报纸上的调查表，剪下后寄到报社。在评委指定的所有候选人中，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民主的自我宣传阶段之后，民众开始了投票，苏纳伊从投票开始后的第一天就遥遥领先。土耳其观众马上就发现，演了多年激进分子角色、英俊潇洒、不怒自威、令人信服的苏纳伊能够再现阿塔图尔克。
苏纳伊所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把民众对他的投票过于当真了。三天两头地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向民众发表讲话，还让人拍反映他和冯妲·艾塞尔幸福生活的照片。他把自己的家庭、日常生活和政治观点公之于众，想证明自己配得上演阿塔图尔克，自己的一些爱好和性格（拉克酒、跳舞、衣着考究和高贵优雅）和“他”也是相似的，照相时他手拿着阿塔图尔克语录摆着各种姿势，显得他好像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似的。（有个最早出来攻击他的专栏作家嘲讽他所读的语录不是原文的，而是土耳其语简写本，苏纳伊马上从图书馆借来原文照了相，可惜的是尽管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但最终也没能在同一份报纸上登出相片。）他参加各种展览的开幕式、音乐会、重要的足球赛，不论什么时候、对任何人包括什么问题都问的三流记者们，他都会就阿塔图尔克和绘画、阿塔图尔克和音乐、阿塔图尔克和土耳其体育等问题发表见解。他希望受到所有人的喜欢，这是与他激进主义者身份不相称的。他还接受了敌视西方的《宗教分子》报纸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在回答一个并不是太具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说：“当然有朝一日，如果大家认为我合适，我也可以演先知穆罕默德。”这次倒霉的讲话成了他把事情搞得乱七八糟的第一步。
伊斯兰政教徒的一份小报上写道，没有任何人能演伟大的先知。这份愤怒的报纸先是写他“对我们的先知不敬”，接着又写“他攻击了我们的先知”。军人们对此不闻不问，灭火的任务就落在苏纳伊的头上了。为了平息众怒，他手里拿着古兰经想对保守的读者们表示他是多么热爱先知穆罕默德，而实际上穆罕默德也是很现代的。对他这个“选出来的阿塔图尔克”本来就很窝火的信仰凯末尔主义的专栏作家们这下抓住了机会，他们开始写道：阿塔图尔克从来不向宗教分子们、不向宗教狂们讨好卖乖。他那张做出虔诚姿态、手拿古兰经的照片在支持军事政变的报纸上反复登载着，还写着“这是阿塔图尔克吗？”而伊斯兰宗教媒体不纯粹是为了跟苏纳伊纠缠，更多的是出于自卫的目的，也开始反击了。他们开始在报纸上登他喝着拉克酒时拍的照片，并且加上了“他也和阿塔图尔克一样是个喝拉克酒的人！”或者是“是这人要演我们的先知吗？”等小标题。这样，在两个月里，伊斯坦布尔的媒体由于他的原因，燃起了伊斯兰宗教分子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大战，但持续时间并不很长。
一周之内，报纸上刊登了许多苏纳伊的照片：许多年前他在一个广告片里大口大口喝啤酒的镜头，年轻时在一部电影中挨揍的镜头，他在镰刀斧头旗前握着拳头宣誓的镜头，他看着妻子和别的男人因为角色的需要亲吻时的镜头……他妻子是同性恋，他还和过去一样是共产主义分子，在地下色情电影里当配音演员，为了钱他不光会演阿塔图尔克，他还会演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实际上是为了东德提供给他的钱才演的布莱希特的戏剧，军事政变之后报怨土耳其政府虐待“从国外来考察的瑞士某协会的妇女”，等等。有关他的这些传言在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导着。这些天里，“一个军衔很高的军官”把他叫到了总参谋部，很直截了当地告诉苏纳伊，让他退出竞选。这个军官不是那种好心肠、做事周到的人，而是那种比“公众关系科”的人态度更加坚决、爱戏弄人的人。那种好心肠、做事周到的人可以把那些对军人干预政治进行间接批评、自以为是、傲慢的伊斯坦布尔记者叫到安卡拉，首先是一顿痛骂，看到他们伤心痛哭之后再拿出巧克力来招待他们。他看到苏纳伊既难过又害怕时，态度并没有变得缓和，相反，他讽刺这位“选出来的阿塔图尔克”的相片表明了他的政治观点。两天前，苏纳伊回他出生的那个小镇做个短暂的访问，在那儿他像是个受人爱戴的政治人物，受到车队、上千名失业者和烟草工人的热烈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他爬上小镇广场上的阿塔图尔克雕像，握住了阿塔图尔克的手。对他的这一兴致，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流行杂志问他：“有朝一日您会从舞台转向政治吗？”他回答说：“只要人民愿意！”总理府发布公告说，“目前”关于阿塔图尔克的电影推迟拍摄了。
苏纳伊非常有经验，完全可以从这糟糕的失败中走出来，可实际上是事情后来的发展给了他重重一击：为了确保能演这个角色，一个月中他在电视上如此频繁地露脸，所有人都认定他那非常熟悉的声音就是阿塔图尔克的声音，因此电视台不再让他做配音演员了。让一个失败的阿塔图尔克手里掂着油漆桶刷墙，或者让他说对银行感到非常满意，总会使人觉得有些奇怪。过去广告商们经常让他在广告里扮演聪明能干的父亲角色，这些父亲通常都会选质量好又耐用的商品，现在连这些人也不理睬他了。但真正糟糕的是，那些对报纸上写的所有东西都信以为真的人相信他是阿塔图尔克和宗教的敌人，有些人相信他对他妻子和别的男人接吻毫不介意。所有的传言，大家认为多少还是有些根据的，无风不起浪嘛。所有这一切也使得来观看他们演出的观众人数急剧减少。走在街上，会有许多人拦住他，对他说：“真可耻！”有个宗教学校的学生相信苏纳伊诋毁了先知，加上也想在报纸上露露脸，便在一次演出时突然登上舞台，向他亮出了匕首；还有一些人向他的脸上吐了口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五天之内发生的。之后，夫妻俩突然消失了。
后来有很多传言，比如有人说他们去了柏林，在布莱希特柏林人演出团以学习戏剧为名，实际却接受了恐怖主义教育；还有人说他们靠法国文化部的援助，在伊斯坦布尔谢希里区一家法国人开的“和平”精神病院里待着，等等。事实上是，他们躲在了冯妲·艾塞尔的画家母亲位于黑海岸边的家里。第二年，他们在安塔利亚一个普通酒店里找到了活干，当起了“演职人员”。早晨在沙滩上，跟德国杂货店老板们和荷兰游客们一起玩排球；午后，他们穿上卡拉格兹和哈吉瓦特（土耳其民间皮影戏中的两位主人翁）的服装，说着蹩脚的德语，逗孩子们玩；晚上，他们又成了国王和跳肚皮舞的王后，一起登台表演。冯妲·艾塞尔在以后的十年里，在那些小镇上，提高了她的肚皮舞水平，但是她的肚皮舞是在这里开始的。苏纳伊对这个小丑行当忍受了三个月。有一个瑞典理发师，总是在舞台上说一些关于后宫和戴非斯帽的土耳其人的玩笑，早晨也总想在沙滩上开这种玩笑。一天早晨在沙滩上，在游客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将那个和冯妲·艾塞尔打情骂俏的理发师揍了个半死，游客们都吓傻了。后来，听说他们在安塔利亚和周围的一些地方，在一些婚礼和娱乐晚会上做主持人，当舞蹈演员和“戏剧演员”。苏纳伊先是为狂热地模仿伊斯坦布尔原唱的庸俗歌手、吞火的杂耍者、三流的喜剧演员们当主持，就婚姻机构、共和国和阿塔图尔克发表简短的一段讲话，之后是冯妲·艾塞尔的肚皮舞，接下来是两个人非常严肃地从麦克白中挑选一个类似于国王被杀这样的八到十分钟的片段进行表演，赢得了不少掌声。他们后来在安纳多鲁巡回演出的剧组最初的核心就是在这儿形成的。
量完血压，卫兵拿过对讲机，苏纳伊给什么人下达了命令，然后马上看了看放在面前的一张纸条，他厌恶地皱起眉头：“所有人都在相互出卖。”他说，多年来在安纳多鲁偏远的小镇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国家所有的男人都因为忧郁而已经麻木了。“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地在茶馆里坐着。”他说，“每个镇都有上百人，整个土耳其则有几十万、几百万失业、失败、绝望、麻木和可怜的人。他们，我的兄弟们，没有了拾掇自己的力气，没有了要把身上那油乎乎的夹克的纽扣扣上的愿望，没有了动动胳膊和手的力量，没有了从头到尾听完一个故事的注意力，就连听完笑话后笑的力气都没有了。”他还说，他们大部分人因为不幸而无法入眠；他们喜欢吸烟是因为这样可以自杀；大部分人一句话才说了一半，就知道所说的话毫无意义而闭口不言了；看电视不是因为喜欢哪个节目或是为了消遣，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周围其他的忧愁；实际上他们想死，但又觉得自己不值得自杀；选举中为了得到应得的报应，他们把票投给了最卑鄙的党的最无耻的候选人；他们宁可选择言必称惩罚的军人政变者，也不选择不断空头许诺的政客。走进房间的冯妲·艾塞尔也说，他们的妻子们不得不照看一大堆本来不该生这么多的孩子，为了挣几个子儿，她们在自己丈夫都不知道的一个什么地方当佣人、当烟草工人、当织地毯工或者是当病人看护。如果不是这些大声斥骂着孩子、痛哭着维系生活的妇女，遍布安纳多鲁的、这些看上去没多大区别的上百万的男人们，这些穿着肮脏的衬衣、邋遢、无所事事的男人们，会像在冰天雪地的夜里冻死在街角的那些乞丐一样，会像那些出了酒馆掉进沟渠里死掉的醉鬼一样，或者像那些穿着睡衣、踢拉着拖鞋、被家人打发去买面包而迷了路的痴呆老大爷们一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他们，在“这个可怜的卡尔斯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惟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欺压他们亏欠了一生的、曾经深爱过的妻子。
“在安纳多鲁，我把自己的十年给了这些不幸的兄弟们，为的是让他们从这忧郁之中走出来，”他毫不自怜地说，“他们多次把我们当成共产主义分子、西方间谍、变态、耶和华的证人、皮条客和娼妇，把我们关进去，折磨我们，殴打我们。他们想夺走我们的尊严，讽刺挖苦我们。但是，他们也学会了喜欢我的戏剧和我们剧组带来的幸福和自由。现在是我抓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的时候，我决不能手软。”
房间里进来了两个人，其中一人又把对讲机递给了苏纳伊。卡从对讲机的通话中听到，苏卡坡街区的一个棚屋已被包围，有人从里面向外开火，屋子里有一个库尔德游击队员，还有一家人。对讲机那边还有一个正在下达命令的、被称为“长官”的军人。一会儿，这个军人，不是用一种和革命领导人讲话的语气，而是跟同学说话似的告诉苏纳伊关于某个问题的具体情况，然后问问他的意见。
“在卡尔斯有不到一个旅的兵力，”苏纳伊发现卡在留意他们通话，便说道，“冷战时，政府为了防备俄国人的进攻，把主要兵力都放在了萨勒卡莫什。这里的兵力只不过是在刚开战时用来拖延俄国人的。现在主要是用来守卫与亚美尼亚交界的边境。”
苏纳伊告诉卡说，前一天夜里他和卡从同一辆埃尔祖鲁姆来的长途汽车上下来后，在绿园餐馆见到了有将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是他在库莱里军事高中时的同学。那时他是在库莱里惟一一个知道皮兰德罗、萨特的戏剧作品的人。“他没能像我一样因为不守纪律而被学校开除，可是他也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军事。这样一来，他就没能当上参谋。也有人说因为他个子矮，不会有前途。他脾气暴躁，性格阴郁，但我想这不是因为职业的原因，而是因为他妻子带着孩子弃他而去的缘故。因为孤独、无所事事和小城里的流言蜚语，他感到很空虚，当然，制造流言最多的还是他自己。革命后我对地下屠宰场、农业银行货款和古兰经培训班这些事情进行干预，这些都是在餐馆时他先提起来的。他喝得有些多了。见到我他很高兴，他抱怨孤独。他抱歉地说自己不得不早点走，又有些自夸地说，那天夜里他成了卡尔斯的最高长官。旅长带他妻子去安卡拉看关节炎了，副旅长中校去萨勒卡莫什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市长在埃尔祖鲁姆。他集所有大权于一身。雪还没有停，很显然，同每个冬天一样，路还要封闭几天。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我人生的转机，我又给我的朋友叫来了一杯拉克酒。”
事后，根据安卡拉派来的少校特派员所作的调查，卡刚才在对讲机里听到说话的正是苏纳伊军事高中的同学奥斯曼·努里·乔拉克——或是像苏纳伊称呼他的那样，乔拉克——他先是把这个奇怪的军事政变当成了一个笑话，一个酒桌上的异想天开，甚至他还开玩笑说大话，说用两辆坦克就可以把事情解决掉。后来，在苏纳伊的坚持下，为了不使自己被看作懦夫，另外他也相信安卡拉方面会对事情的后果表示满意，所以他做了这件事情，而并非是出自个人恩怨和自身利益。（根据少校的报告，可惜的是“乔拉克”连这条原则也违背了，他为了一个女人，袭击了共和国街区一个信仰阿塔图尔克主义的牙医的家。）革命仅用了半个营的兵力来突袭学校和搜查可疑分子的家，动用了四辆卡车，两辆因缺少配件需谨慎驾驶的T-1型坦克，除此之外没再动用一兵一卒。如果不算上负责承办“无名肇事者事件”的“铁臂”和他的同伙组成的“特别分队”，实际大部分事情，早都已经被国家情报局和警察局一些勤奋的职员们干完了。在这种特别时期，他们早就对整个卡尔斯了如指掌，而且城市里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他们的线人。这些人早在政变还在筹划的时候，就得到了消息，还四处放风说在民族剧院有世俗主义的演出，他们是如此的兴奋，还发电报给不在卡尔斯请假在外的同事们，让他们赶紧回来，不要错过这场好戏。
这时，从接下来的对讲机通话中，卡得知苏卡坡街区的冲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先是从对讲机里传来了三声枪响，几秒钟后，才从积着雪的山谷传来声音已减弱了的枪声，卡觉得对讲机里放大了的声音更美妙一些。
“不要过于残酷，”苏纳伊冲着对讲机说，“但得让他们知道革命和国家是强大有力的，不会向任何人让步。”他用左手拇指和食指摸着下巴，这是一种沉思的方式，这种姿势是如此的特别，卡想起苏纳伊在70年代中期一部历史剧中曾经说过同样的话。现在他不像过去那么英俊潇洒，他疲惫又憔悴。他从桌上拿起一个40年代留下来的军用望远镜，披上他那件陪他在安纳多鲁巡回演出了数十年的破旧的厚大衣，戴上羊皮帽，挽着卡的胳膊来到了外面。寒冷突然让卡感到了一种震撼：人类的愿望和梦想、政治和阴谋在卡尔斯的寒冷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和微弱。同时，他发现苏纳伊的左脚比他之前以为的更跛。走在大雪覆盖的人行道上，空荡荡、雪白的街道，整个城市只有他们在这里走动，这让卡感到很高兴。这不仅是因为雪中美丽的城市、古老而空荡的建筑带给了人一种生活的乐趣和爱的愿望，还因为卡与权力近在咫尺时感受到的满足。
“这里是卡尔斯最美丽的地方，”苏纳伊说，“这是我和我的剧组十年来第三次来卡尔斯。每次，傍晚天刚擦黑时，我就来这儿，在杨树和枣树下，听着乌啼鹊鸣，伤感不已，眺望着远处的城堡、古桥和有着四百年历史的浴池。”
卡尔斯河结了冰，现在他们就在一座桥上。苏纳伊指着左边对面山上零零散散的某个棚屋。卡看见，在比它稍低的地方，比路面又稍高的一个位置有一辆坦克，再前面是一辆军车。“看到你们了，”苏纳伊朝对讲机说着，拿起望远镜看了起来。不一会儿，先是从对讲机里传来了两声枪响，然后从河谷传来了回声。这是在跟他们打招呼吗？不远处，在桥头有两个卫兵等着他们。有钱的奥斯曼帝国帕夏的别墅已经被俄国人的大炮摧毁了，百年后取而代之的是贫穷的棚屋街区。河对岸的那个公园曾经是卡尔斯有钱的布尔乔亚们娱乐的地方。他们看着这一切，又看着身后的城市。
“黑格尔最早发现历史和戏剧是由同一种材料构成的，”苏纳伊说，“他告诉我们，正如戏剧一样，历史也赋予某些人一定的‘角色’。他还告诉我们，如同登上表演舞台，只有勇敢的人才能登上历史舞台……”
随着几声巨响，整个山谷摇动了起来。卡明白，这是坦克上的机关炮也加入了战斗。坦克虽然开火了，可都没击中目标。之后的几声巨响是士兵们扔的手雷。一只狗狂吠着。棚屋的门开了，走出来两个人，两人都高举着双手。这时，卡看到从破窗户里向外吐着火苗。高举双手走出来的人趴在了雪地上。一只黑狗在行动进行着的时候，一直兴奋地叫唤着，跑着。这时它摇着尾巴凑到了趴在地上的两人跟前。再接着，卡看见有人从后面跑了出来，又听见了一片士兵们的枪声。那人倒在了地上，然后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个人才喊了一声，可苏纳伊的心思已经不在这儿了。
后面跟着卫兵，他们又一起回到了裁缝车间。看到这个古老建筑漂亮的墙纸，卡明白一首新诗以他无法抵挡的力量涌进了他的脑海，他闪到了一边。
在名为“自杀和权力”的这首诗中，卡毫不避讳地写了他刚才和苏纳伊在一起时体验到的权力所带来的乐趣，写了同苏纳伊做朋友所感受到的一种滋味以及对自杀女子们的一种负罪感。以后他会认为，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在卡尔斯所见证到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写进了这首“可信”的诗中，而且这首诗中体现的这种东西也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