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剧院
想像完和伊珂在卡尔斯幸福地过完一生后，七分钟后，卡在雪中像只身投入一场战争似的跑向民族剧院，他的心怦怦地跳着。这七分钟之内，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在情理之中。
首先，图尔古特先生把频道调到了民族剧院的现场直播，声音很大，所有人都感觉到那里有些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这一方面使他们产生了哪怕只是一个晚上也要走出这边缘生活的愿望，另一方面可能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的预感使得他们又非常担心。他们从那些失去了耐心的人的掌声和口哨声中感觉到了坐在前排的社会上层和坐在后面的年轻人之间的气氛有些紧张。因为镜头显示不出剧院的全景，所以大家都很关心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舞台上出现的是曾经在土耳其家喻户晓的国家队守门员。他刚讲完了十五年前同英国举行的那场悲剧性的比赛中失掉的十一个进球中的第一个进球，细杆子似的主持人便出现在了屏幕上，国家队守门员也明白，就像国际频道一样，这是广告时间，他暂停了他的讲述。手拿麦克风的主持人用很快的速度读着写在纸上的两条广告（费伍济帕夏大街塔达尔商店从卡以塞利市进了一批腊肠，针对大学入学考试的比利姆晚间辅导班开始报名了），又报了一遍丰富的演出节目，叫着卡的名字，说他今晚将会朗诵诗歌，而后看着镜头，用一种伤心的语气说：
“可我们还没看见这位从遥远的德国来到我们边远小城的大诗人，这的确令卡尔斯人伤心。”
“您要是再不去就不像话了！”图尔古特先生马上说道。
“可他们甚至连问也没问过我是否会去。”卡说。
“这里的习惯就是这样，”图尔古特先生说，“就算他们请您了，您也不会去。现在您必须去，否则他们就会认为您瞧不起他们了。”
“我们在这儿看您。”韩黛流露出的急切，有些让人出乎意料。
这时，门开了，晚上在前台值班的服务生说：“教育学院院长在医院里死了。”
“可怜的家伙……”图尔古特先生感叹道，而后他盯着卡的眼睛：“宗教极端分子开始一个个地除掉我们了。您要是想活命，最好还是趁早更彻底地相信安拉。因为不久以后，在卡尔斯，我担心温和的虔诚不足以拯救一个老牌的无神论者。”
“您说得对，”卡说，“我实际上已经决定把一生都交付给我对真主安拉发自内心的深深的爱。”
尽管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餐桌上的所有人都怀疑喝多了的他可能之前确实也是这么想的。
这时，扎黑黛一只手熟练地拿着大锅，另一只手握着铝勺，勺柄在灯光下显得锃亮，她像个温柔体贴的母亲，微笑着走到桌前说：“锅底还有点粥，够一个人的，倒了怪可惜。哪位姑娘想要？”
伊珂此时正劝卡不要去民族剧院，她很担心，听到这话以后，她也转过头同韩黛、卡迪菲一起向库尔德佣人回以微笑。
卡暗自想：“如果伊珂回答说：‘我！’的话，她就会和我一起去法兰克福，并且会和我结婚。那么我就会去民族剧院朗诵我的那首名为‘雪’的诗。”
“我！”伊珂随后马上说道，并没有太多喜悦，把碗递了过去。
外面，大片大片飘落的雪中，卡突然觉得对卡尔斯来说自己不过是个外乡人，只要一离开这里，他就会忘记这个城市，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他又沉入了一种伤感。他强烈地感到生活的逻辑是一道无法解开的几何题，他是多么期望能解开它，进而得到真正的幸福，可他觉得自己这一刻并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力量。
他面前通往民族剧院的那条宽阔的街道空无一人，竞选宣传小旗在上方随风飘舞，路面上则铺满了积雪。卡感觉到曾几何时这里居住过的某些人（在第比利斯经商的亚美尼亚人？向牧民们征税的奥斯曼帝国的帕夏？）过着幸福、安宁甚至多彩的生活，这从古老建筑结了冰的屋檐的宽度可以看出来，从大门和墙壁上漂亮的浮雕中可以看出来，从楼房凝重而又饱经沧桑的轮廓也可以看出来。是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奥斯曼人和共和国初期的土耳其人使这座城市成为以谦虚为美德的文明中心，如今已是人去楼空，似乎这个地方再也未曾有人踏足过，街道上空空如也，但却不像被人遗弃了的城市那样让人感到恐惧。昏黄的路灯和结了冰的橱窗里发白的霓虹灯的灯光映射在枣树和梧桐树枝头的积雪上，映射在垂吊着很大冰锥的电线杆上，卡惊叹地看着这些景象。雪在一种神秘甚至是神圣的寂静中飘着，除了自己时隐时现的脚步声和急促的呼吸声，卡听不到任何声音。甚至没有一声狗叫。好像世界末日已经降临，他所看到的一切以及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这场雪。卡观察着一盏微弱的路灯旁，有些雪花缓缓地向下坠落，而另外一些则坚决地向上、向黑暗深处升去。
他走到阿依登照相馆的屋檐下，借助结了冰的广告宣传栏透出的红光，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落进他大衣袖子里的一片雪花。
一阵风吹过，引起了一些动静，阿依登照相馆广告宣传栏的红光突然灭了，对面的枣树好像也突然变成了漆黑一团。他看到了聚集在民族剧院门口的人群，看到了不远处守候着的警车，看到了躲在对面咖啡馆半开的门里注视着人群的一些人。
刚进剧院大厅，里面人声鼎沸，他的头一阵发晕。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酒精、浊气和烟的味道。许多人站在边上，角落里一个卖茶的地方还卖汽水和面包圈。卡看到冒着臭气的厕所门前有几个年轻人在那儿低声耳语，他从穿着蓝制服的警察和手拿着对讲机的便衣身边走了过去。一个小孩儿，拉着他父亲的手，出神地看着投进汽水瓶里的鹰嘴豆浮上来沉下去，全然不顾周围的喧嚣。
卡看见站在边上的人群中，有个人急切地挥着手，可他不能确定是不是在叫他。
“大老远，我从你的大衣就认出了你。”
等他走到近处，卡看清是奈吉甫，喜不自禁。他们热烈地拥抱在了一起。
“我知道您会来，”奈吉甫说，“真高兴。我能马上问您一件事吗？我脑子里有很重要的两件事。”
“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您真聪明，聪明到甚至能够理解这个世界并不是什么都有，”奈吉甫说。为了更便于说话，他把卡拉到了一边。“您跟希吉兰或是卡迪菲说我爱她了吗？告诉她我生活惟一的意义就是她了吗？”
“没有。”
“您是和她一起出的茶馆，您就一点儿都没提到我吗？”
“我说了你是宗教学校的学生。”
“其他呢？她什么也没说吗？”
“没说。”
一段沉默。
“您确实没有再提到我些什么，这我理解，”奈吉甫鼓足勇气说。他咽了口唾沫。“因为卡迪菲大我四岁，她甚至都没注意到我。也许你们谈的是秘密的事情，甚至还可能是一些秘密的政治问题。我不问这些。我只想知道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现在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以后的生活就取决于它了。就算卡迪菲没注意到我——也许需要过很多年以后她才会注意到我，而到那时她早就已经结婚了——您的回答将决定我是终生爱她，还是现在就忘记她。请马上不假思索地告诉我实话。”
“我正等你的问题。”卡一本正经地说。
“你们谈了一些很肤浅的东西吗？电视里乱七八糟的东西，无聊的八卦新闻，能用金钱买到的一些小玩意儿。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她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是一个不拘小节深沉的人吗？还是她根本不值得我如此爱恋？”
“不，我们没有谈这些肤浅的东西。”卡说。
卡从奈吉甫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回答对他而言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可年轻人立刻又以超人的勇气使自己振作起来。
“但您也看到，她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人。”
“是的。”
“您也有可能会爱上她吗？因为她是那么美丽。不仅美丽，而且有我在其他土耳其妇女身上没看到过的独立人格。”
“她姐姐更漂亮，”卡说。“如果问题仅仅是美丽的话。”
“那问题是什么呢？”奈吉甫说。“至大的安拉让我不断思念卡迪菲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他那双本来就很大的绿眼睛（其中一只五十分钟后会被打破）睁得大大的，眼中透露出的孩子气让卡感到惊讶。
“我不知道。”卡说。
“不，你知道，但你不告诉我。”
“我不知道。”
“重要的是能说出所有的东西，”奈吉甫像是在帮助卡，“如果我是作家的话，我想把一切没有被表达出来的东西表达出来。哪怕只有一次，你能告诉我这一切吗？”
“问吧。”
“我们所有的人生活中都有期望得到某种东西，一种真正的东西，是吗？”
“对。”
“你想得到什么？”
卡沉默着，笑了笑。
“我的很简单，”奈吉甫自豪地说。“我想和卡迪菲结婚，想在伊斯坦布尔生活，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伊斯兰科幻作家。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可我还是这么希望。你说不出你的，我不在乎，因为我理解你。你就是我的未来。现在我从你注视我眼睛的目光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你在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所以你很喜欢我。”
他的嘴角露出幸福、狡猾的一丝微笑，卡有些吃惊。
“那么你现在就是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吗？”
“是的。有朝一日我要写的一部科幻小说里就有这样的一幕。对不起，我能把手放在你的额头吗？”卡把头微微向前倾了一下。奈吉甫像以前这么做过似的，熟练地把手心放在了卡的额头上：
“现在我要告诉你二十年前你都想了些什么。”
“就像你和法泽尔做的那样吗？”
“我和他同一时间想着同一件事情。和你则有时间间隔。请听好：一个冬日，你还在上高中的时候，下着雪，你沉思着。你的内心听到了安拉的声音，可是你却努力地想去忘记‘他’。你觉得万物是个整体，是真主让你有了这样的感觉，可你却想对真主闭上眼睛，视而不见，你认为这么做自己会不幸但会更聪明。你是对的。因为你知道只有聪明和不幸才能让你写出好诗来。为了写出好诗，你勇敢地承受着没有信仰的痛苦。你当时还没明白，如果内心中这个声音消失了，那么整个世界上你就只能孤独地存在了。”
“好吧，你说得对，当时我是这么想的，”卡说，“你现在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知道你会马上这么问，”奈吉甫有些不安地说，“你也不想相信安拉吗？你是想相信的，不是吗？”他把那只冰冷的手从卡的额头移开。“关于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你说很多。我也听到内心里一个声音在说‘别信安拉’。因为对一个事物存在的坚信，只有在对它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怀疑和关注才能建立，你明白吗？当想到只有坚信至大至美的安拉存在我才能活下去的时候——正如我童年时会想，如果父母死了又会怎样——有时我想要是没有安拉会怎么样。这时会有一样东西出现在我眼前：一种情景。我知道这个情景源自于对安拉的爱，所以我不害怕，我好奇地欣赏着它。”
“给我说说这个情景。”
“你要写进诗里吗？没有必要把我的名字写进诗里。作为回报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好！”
“这六个月来我给卡迪菲写了三封信，但我一封都没能寄出去。不是害羞，是因为邮局的人会拆开看。卡尔斯人一半都是便衣。这里也一样。他们都在盯着我们。更有甚者，我们的人也在盯着我们。”
“‘我们的人’是谁？”
“卡尔斯所有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很好奇我在和你聊什么。他们是来挑事的。他们知道今晚的演出会变成世俗主义者和军人们的示威。今晚要演‘头巾’这部大家都很熟悉的老戏，戏里要贬低戴头巾的姑娘们。其实我很讨厌政治，但我朋友们的反抗也有道理。我不像他们那么热衷，所以他们现在怀疑我了。众目睽睽之下，我不能在这儿把信给你。我希望你能把它们交给卡迪菲。”
“现在没人在看我们。马上给我，然后再说说那个情景。”
“信是在这里，可不在我身上。我害怕门口有人搜身。我朋友们也有可能搜我身上。从舞台旁边那个门进去，走廊尽头有个洗手间，二十分钟后，咱们在那儿见。”
“到那时你才说那个情景吗？”
“他们有人过来了，”奈吉甫说，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我认识他。你别朝那边看，咱们装着谈些平常的事情，别显得太亲热了。”
“好。”
“整个卡尔斯都很好奇你为什么来这里。大家都认为你是被政府甚至是被西方国家派来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我朋友们派我来问问你，这些传闻是真的吗？”
“不是。”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你为什么来这里？”
“我也说不清。”
“你很清楚，可是你不好意思说。”一段沉默。“因为你不幸，你才来到了这里。”
“你怎么知道是这样？”
“从你的眼神里。我从没见过这么忧郁的眼神……现在我也很不幸；可我还年轻。不幸反而给了我力量。在这个年纪我宁可选择不幸也不选择幸福。在卡尔斯，只有傻瓜和坏家伙们才是幸福的。但是等我到了你这个年纪，我还是希望能得到幸福。”
“我的不幸在生活中给了我很好的保护，”卡说，“你用不着为我担心。”
“多好啊。你没生气吧？你的神情中有一种如此美好的东西，它让我明白我可以对你说我想到的任何东西，甚至是最荒唐的东西。如果我对朋友们说了这些，他们会立刻嘲笑我的。”
“法泽尔也会吗？”
“法泽尔不同。他会报复那些向我使坏的人，我怎么想他很清楚。现在你也说几句。那个家伙正看着我们呢。”
“哪个家伙？”卡问道。他看了看聚集在座位席后面站着的人：一个脑袋长得像梨，两个像是便衣的青年，愁眉苦脸、衣着寒酸的年轻人们，现在大家都面朝舞台，有些人则像喝醉了似的摇摇晃晃。
“今晚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喝了酒。”卡喃喃地说。
“他们是因为不幸才喝的酒，”奈吉甫说，“你是为了控制内心中的幸福而喝的酒。”
话还没说完，他就突然钻进了人群。卡不能确信自己是不是听对了。大厅里尽管嘈杂，这句话却使他像听了悦耳的音乐一般舒服。有人朝他挥挥手，观众席中有为“艺术家”们预留的几个空座位，剧组里一个半谦恭半蛮横的引座员引卡坐了下来。
几年后，我在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晚的录像带，看了卡那晚看到的舞台上的一切。舞台上演着嘲笑某个银行广告的小品，可是卡多年没在土耳其看电视，所以他不明白它在讽刺什么，模仿什么。尽管如此，他还是可以看出到银行存钱的那个人是个过于效仿西方人的假绅士。在比卡尔斯还要偏远的小县城里，在没有妇女和政府官员光临的小茶馆里，苏纳伊·扎伊姆这个布莱希特式和巴赫金式的剧组会把这个戏演得更为夸张，这个手拿着银行卡装模作样的假绅士在那里会被演成娘娘腔而令观众们捧腹大笑。另一个小品中，身着女装留着小胡子的演员往头上倒着凯利朵尔牌洗发香波和发胶，最后卡才认出这个演员就是苏纳伊·扎伊姆。身着女装的苏纳伊，为使偏远地区小茶馆里那些愤怒而又贫穷的人们得到安慰，以一个“反抗资本家的流氓无产者”的身份，一边说着粗话，一边做出用洗发香波细长的瓶子插屁眼的动作。后来，苏纳伊的妻子冯妲·艾塞尔模仿了一个大家喜欢的火腿广告，她用夸张的喜悦一边掂着一圈火腿，一边喃喃自语：“是马肉，还是驴肉？”然后跑下了台。
然后60年代著名的国家队守门员乌拉尔走上了舞台，讲述在伊斯坦布尔同英国国家队的那场比赛中怎么丢了十一个球，中间还穿插了他当时和一些有名的女演员们的轶事，还有足球比赛中他那些弄虚作假的把戏。在他讲述的过程中，观众时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笑声中有种让人奇怪的痛苦，有种土耳其人自娱自乐的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