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破案都有一定的程序。而核实嫌疑人的不在场证明就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就我所知，当年，包括我岳父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在市局看守所经历过一次长达一周左右的严酷审讯。可遗憾的是，当时的审讯重点都集中在“董纪贤在哪里？”这个问题上，虽然他们也被问及在案发时段的动向，但都只是一笔带过，后来似乎也没有进行过核实。
根据当年的资料，被审查的一共是6人。其中四个是包括我岳父在内的4个师兄弟，随后还有一个是董纪光，另一个是岳父的师娘屈景兰。对于案发时，他们各人的动向，我稍加归纳了一下。
首先是屈景兰，她说自己是后来才知道徐家出事的，案发当晚她在家烧年夜饭。董纪光则说自己7点一刻左右出门，8点左右在公园的大门口碰到拎着一壶酒的叔叔董晟。他离开家的时间后来得到了当地居委会大妈的证实。由于案发时段应该是6点50至7点半之间，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董纪光最后终于摆脱了嫌疑。
岳父和其余几个师兄弟的证词略显模糊，岳父说他离开五星农场后，搭乘长途汽车后再转乘30路公共汽车才到的西田巷，他在8点左右在西田巷附近碰到了苏云清，两人途径徐家时，遇到正在门口哭泣的徐海红。苏云清出于同情，把徐海红带回了郭家，之后郭家得知她家出事便报了警。
我岳父的黄平南，他称自己整整一天都在山里采草药，根据描述，他似乎在董晟的几个徒弟中是专门承担采草药和炮制中药的责任。他说自己是8点多到的师父家，没人能证实，但似乎也没人想到要去证实他的说法。
杜思晨则说自己在外婆家，7点左右出的门，到师父家时大约是八点十分，或者八点一刻，他说他没特别留意时间，但肯定是已经过了八点，而辜之帆则说自己去探望厂里的老师傅了，大约7点一刻出门，到师父家也差不多是八点一刻左右。
不管他们的说法是真是假，他们最终都摆脱了嫌疑。我本来觉得应该重新核实他们的不在场证明，然而我马上意识到，这恐怕是自找麻烦。因为首先黄平南已经失踪多年。岳父说，六年前黄平南来过他家一次，后来就没再联系了，黄平南走的时候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他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是个弃婴，一直想找到自己的亲身父母。过去师父跟他提过，他父母是西北口音，这是当时邻居告诉我师父的，所以他应该一直在西北那边转。”岳父曾经这么告诉过我。
杜思晨呢，多年来应该都混迹在某个南方小城的红灯区。据岳父说，在徐家案子爆发后没几年，他曾因流氓罪坐过几年牢。后来，他就去了南方。
“我很久没他的消息了，后来有一次，有个妓女找上门来给我送来一个大榴莲，我没想到那居然是思晨托她带来的。那女人告诉我，思晨在她所在的夜总会后面开了一家黑诊所，替风尘女子和穷人排忧解难。妓女说他的医术很好，并称他还会调制一些特别的香粉用于诱惑男人。”岳父告诉我，“我也去看过他一次。也曾经劝他回大城市发展，但他不肯，他说他跟那些妓女和穷人混在一起反而觉得安心。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但我知道自从师父跳江之后，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
接着岳父又告诉我一个关于杜思晨母亲的故事。那似乎又是一个未解之谜。我跟那个老警察沈晗一样也对目前看到的白纸黑字的结果表示怀疑，而且，我认为杜思晨变成后来那样，家庭的变故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岳父对我的想法不置可否。但他告诉我，杜思晨每年大年初二会给他打电话拜年。而他没有杜思晨的联系方式。因为杜思晨屏蔽了自己的号码。
言下之意就是，我只能等到大年初二才有幸询问他的不在场证明。而且，都不知道，他是否还能记得40年前的事。
至于他们的师父董晟，屈景兰说他吃饭前去一个老熟人那里拿酒了，但她不知道这个老熟人在哪里，连对方的姓名也不知道，但她确定董晟带了酒回来，还偷偷藏进屋子，舍不得跟徒弟分享，自然，她也没跟徒弟们提起酒的事，就怕他们觉得师父小气。由于董晟已经跳江，自然是找不到那个卖酒的熟人了。于是，警方以他“没有不在场证明”为由，理所当然地把他跟另一个嫌疑人董纪贤归在了一起，他的死，最后被定性为畏罪自杀。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想要核实当时的不在场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无奈，我只能重新阅读灭门案的资料。我几乎看遍了资料里的每个字。最后，终于让我发现了一个之前可能被遗漏的细节。事实证明，这个细节极其关键。
当年的市局警察曾经去医院调查过董纪贤和徐子健的关系，普遍的反应是，他们两人关系不好，原因主要集中在两件事上，第一，徐子健带人抄了董越的家，第二董越在被批斗中突然去世，把这两项作为谋杀动机也说得通。但是在那么多人提供的信息中，我觉得有一条被忽略了。
“是什么？”莫兰听说我有新发现，非常好奇。
那天早上，她正在为我做双层三明治。看着那些从面包边上流出来的番茄酱和滋滋冒油的热培根肉，我都快流口水了。
“有人说，他们两人是有宿怨的，早在多年前他们就曾吵过架，还差点打起来。我想知道原因。——好了没有？”她刚刚把三明治装入保鲜袋，我就一把夺了过来，随后朝门口冲去。
我猜想我走了之后，莫兰多半会再睡一会儿。等她睡醒，差不多就是早上十点了，她应该会去找乔纳给她传送资料。
果然，早上十点刚过，乔纳就在我对面骂娘。
“妈的，她到底要查哪个案子？！”
原来，莫兰给乔纳发了邮件，要她把所有关于苏云清和杜雨晴有关的资料都发给她。
“杜雨晴？”我知道那是杜思晨的母亲，关于这桩案子，我昨天就听岳父说起过，不过这案子发生在某个劳改农场，地处偏僻，我不明白这跟徐家的案子有什么关系。
“我也不明白。但是她想知道！她总有她的道理！”乔纳就是这样，骂归骂，事情还是照样干，而且还不允许别人向她的宝贝表妹提出异议。
乔纳最后用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她搜齐资料，全部上传给了她。
“妈的，搞这么累，就得到个笑脸！”乔纳看着电脑屏幕大声道。
我安慰了乔纳几句，带着疑惑和好奇匆匆离开了单位。我不知道莫兰在搞什么名堂，不过就像乔纳说的，她要了解这些总有她的道理。我猜想不久的将来，她就会给我个答案。也许我们两人能一下子破了三个悬案，我兴奋地想。
我的第一站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退休之家。我要见的人叫李仲平。
这位年逾80的老先生，是当年第一人民医院的保卫科科长，也就是他曾经在口供笔录里提到董纪贤和徐子健的宿怨。
他对当年的事仍然记忆犹新。
事情发生在1959年。当时徐子健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医院保卫科干事，而董纪贤则刚刚进入医院，还是个实习医生。当时，董纪贤的一个亲戚因车祸身亡，尸体被放在太平间。家属第二天来取尸体的时候发现死者的手指少了两根，耳朵也少了一只。由于当时负责保安的徐子健曾经离开过岗位，所以董纪贤找他发难，最后徐子健被扣了三个月奖金。
他提到的事令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徐家灭门案的法医报告。同样是尸体有缺损，同样是耳朵和手指被割。难道只是巧合吗？
“那这件事最后查出是谁干的吗？”我禁不住问。
老先生告诉我，当时的医院保卫科曾经怀疑过医院三个员工，因为那天晚上只有他们进过太平间所在的那层楼，但因为当时的院长董越怕事情闹大影响医院的声誉，就没再查下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曾经怀疑过谁。令我意外的是，他居然都还记得。他说他自己因为参与过调查，所以记得比较清楚。他给了我三个人名，一个是后勤科的牛力申，一个是人事科的王宝国，另一个是医院食堂的王小林。
老先生告诉我，这三人都分别被叫到保卫科问过话，但三人都否认自己干过这件事。牛力申说他去太平间，是查看准备更换的玻璃窗和门，后勤科那阵子准备把太平间一些破损的物件更换一下。王宝国则说他是去太平间查看新去世的一个病人是不是他的同学，他说他们已经好久没联系了，但之前在病房外面看见这个同学的父亲在哭。至于医院食堂的王小林，她的解释是去太平间找人，她说她收到同院某男医生的一封信，对方让她去太平间外面等着，有话要跟她说。
“王小林那时才23岁，正是谈恋爱的时候，那个男医生比她大3岁，他们在医院工会组织的舞会上见过面，还跳过舞。她说她当时以为是对方找她谈个人问题呢。就是奇怪为什么会选在那里。结果她没等到人，她说她觉得那里有鬼，心里害怕，五分钟没到就走了。我们也问过那男医生，他说他没写过这封信。后来这事我们没查下去，但当时，让他们三人都写了检查。”
老先生为我提供了那三人当年写的检查，并把王小林当年收到的那封信也给了我。
没想到这封信保存得很好。通篇不过两行字，只有时间地点和一个署名。我猜想那个王小林当年一定对那位男医生很倾心，要不然怎么会傻傻地去太平间门口等着？
老先生又把我带到医院人事科，那里的工作人员跟老先生都很熟，他们为我查到了那三人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不过牛力申已经在三年前去世，而王小林则得了老年痴呆症，目前由她的儿子媳妇照料。
“她连自己是谁都记不得了，还能记得那么多年前的事？”她儿子在电话里反问我。
最后，老先生把我一直送到马路上。临别时，他又告诉了我两件事。
一件事是徐子健认为有人去他家偷了他的酒。
“这是出事前一个月的事了，实际上也不是他的酒，是原来住在那里的人留下的酒。据说是药酒。可他说有天他回家，发现不见了，到处都没找到。他怀疑是医院的人干的，但我查过，他怀疑的人那天没人离开过医院。他后来也怀疑过那个医生的徒弟，但我也找人打听过，那天没有陌生人靠近过他那栋宅子。”
第二件事跟恐吓信有关。
“徐子健常收到恐吓他。他认为是医院恨他的人干的，他让我偷偷地查。但因为这事波及面广，如果真的查起来，可能很多人都要遭殃。后来他既然人都死了，我觉得也没必要查了，也没跟警察提起。”他交给我一个信封。
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几张不同笔迹的纸条，上面写着，“徐子健你不得好死！”“徐子健你断子绝孙！”“徐子健你今晚就得死！”“徐子健今晚必死！”
老先生指指“徐子健今晚必死”的条子，“那是他在大年夜中午交给我的。他说有他在上厕所的时候，在脚边捡到的。我后来就偷偷查了同一层楼里，那个时段不在岗位的人，结果有一个人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他指指王宝国的检查。
“王宝国？”
老先生点了点头，“徐子健出事后，我曾经想过是否要把这事告诉警察。但想来想去还是没说。”
“为什么？”
“因为王宝国是靠拍徐子健的马屁混上去的，平时他跟在徐子健旁边，点头哈腰的，可不像是会威胁徐子健的人，我担心自己搞错了，再说后来时间久了，也查不清了。”老先生笑道，“新院长来了之后，他马上开始拍新院长的马屁，把徐子健说得一文不值的。过了几年，他还当上了副院长。这事我当然是更没法查了。”
离开医院后，我就直接去见郑铎了。
他的办公室在市局大楼后面的一幢尖顶的灰色大厂房里。有工作人员刷卡带我从一个仅一人才能通行的小门进入。
那里足有几百平方那么大，里面摆满了各种稀奇古怪和各种材质的设备，所有工作人员都穿着统一的蓝色工作服。
我被工作人员带到郑铎的办公桌前时，他正对着镜子在刮胡子。我注意到他的办公桌旁边是个睡袋。难道这家伙晚上就睡在这里？
他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
“对，我就住在这里。偶尔会去开个房。”他冷漠地回答我，“我不想买房，因为那等于把钱交给了劫匪。”
“有什么发现？”我问道。
他用毛巾擦去唇边的白色泡沫，走到办公桌前，从一堆文件中抽出一张递给了我。
那是一张图表，专业数据我完全不懂，我只看懂最后的数字是99％。
“什么意思？”
“我从LV包上提取了指纹，又在徐家门口的墙缝里找到两滴血迹，我把这些东西跟董纪光的血迹作了对比，证实徐家门口的血迹拥有者跟董纪光有99％的可能是同胞兄弟。——也就是董纪贤的。”
原来，前一天晚上，他去徐海红家门口作了一次实地堪查。
“如果证实是董纪贤的样本，就可以找周霖了。”我说，“只要为他们两个做一下亲子鉴定，就能一清二楚了。”
“我找你来，就为了这件事。你现在要去哪儿？”他梳洗完毕，正在穿鞋——原来他之前光脚穿了双拖鞋。我看见他把一包用于DNA测试的棉签放到了口袋里，看起来，他并不想给周霖考虑的时间和权利。
我把从医院拿来的三封检查，一封信，以及十几张恐吓条子一起交给了他。
“帮我作一下笔迹鉴定。看看它们当中，有没有同一个人写的东西。”
郑铎立刻把那包东西放进一个文件袋，随后丢给了不远处的一个女同事。
“喂，找人鉴定一下。”
女同事答应了一声，接了文件袋就走开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吗？”他问我。
“我现在要去一趟王宝国那里。”我向他说明了必须去见王宝国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先去见那个女人。”他道。
我发现他比更急。在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已经背着包走了出去。
我不得不快步跟上他，要不然，我可能找不到出去的大门。
“你干吗那么急？！”上了他的车后，我问他。
“因为有的人比我们更急。”
“谁？”
“当然是我老师了。”郑铎发动了汽车，“他得了胰腺癌，活不了多久了。”
我大吃一惊。从外表可看不出陈键得了这么重的病。
“既然他得了重病，他怎么没在医院治疗？”
“我劝过他了，他说与其在医院插管子，不如在家听相声。胰腺癌的治愈率本来就很低，总之，他说服我了。”他口气平淡地说。
他把车开得很快，一会儿就到了周霖家。
周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之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
“我也很想知道我父亲是谁。不过别误会，我对他没什么期待，毕竟他干的不是什么好事。但既然是他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就想知道他是谁。”她说。
一如郑铎的沉默和迅速，我们几乎没费什么时间，就完成了这件事。
接着，郑铎答应送我到王宝国的家。
在途中他问我：“听说你失去了记忆？”
“是部分记忆。”
“这么说是真的？”
“没错。”
他眼睛发亮地看着我，“酷啊……”
没想到还有人是这种反应。更古怪的是，他好像还挺羡慕我。
“如果你经历了，就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我说。
他咧嘴一笑，“人总得经历点坏事，才会显得不一样，不是吗？——你现在就很不一样。”接着他又露出略微遗憾的表情，“本来我应该是我认识的人中最特别的。但现在好像输给你了。——失去记忆是什么感觉？”
“不知所措。有时候觉得灵魂和身体不在同一个地方。”
他羡慕地打量我，随后点头，“COOL！”
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他的感叹。我觉得他是个怪胎。
根据案卷资料，王宝国没结过婚，1927年出生的他，现年82岁，是个孤老。不知道年事已高的他，能否记得当年的事。目前他仍住在原先他跟他父母一起生活的地方。
郑铎把我送到弄堂口。
“要多久。要我等你吗？”自从知道我是个失忆者之后，他对我的态度明显好转。
我可不想浪费这种好意。
我让他等我一刻钟，到时候再打电话告诉他是否需要他接我走。
“好吧。”他下车替我打开了车门，“我会在巷子里找个地方停车，你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临别时，他甚至还朝我笑了笑。
我快步走进那条年代久远的老式弄堂，很快找到了王宝国所住的门牌号。底楼的门开着，走进去是个公用厨房，再往里是楼梯，因为没有灯，我摸索着上了二楼。
王宝国家的门关着。我敲了一会儿门。这时，楼梯上有人经过。
“你找老王？”问我的是邻居大妈，大约五十多岁。
“是啊。”
“你是他家亲戚？”
她这么问，我马上就有种不祥的预感。我拿出了警察证。
大妈一看，立刻就对我说：“老王昨天死了。”
我大吃一惊，“死了？昨天？”
“其实应该是死了好几天了。但是昨天才被发现，因为楼道里有味道了，”大妈皱皱鼻子，“而且他好几天没露面了，我们打电话给他，也没人接，所以就找了居委会，他们撞开门，结果发现他倒在卫生间的地板上，已经死了。”
大妈在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拿出了手机。我需要郑铎帮忙。
没过多久，郑铎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邻居大妈的帮助下，找到了居委会。一名居委会干事为我们打开了王宝国家的门。
就跟很多老式里弄的房子一样，这里只有两间房，一间是25平方左右的主屋，另一间是狭长形的卫生间。在卫生间的地板上有个白色粉笔划的人形，这应该就是当时王宝国被发现的地方。
“他们说是脑溢血。”居委会干事以知情者的口吻对我们说，“他之前中风过一次，手抖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本来我们想给他找个护工的，但他坚决不要。他说他一个人习惯了。你们看，结果呢！警察说，他本来可能是想刮胡子，可是手不利索，割到自己的耳朵了，后来大概是受了惊吓，一不留神就跌倒了，这以后就没能再站起来。所以我也跟我们这里的老年人说，干什么都行，就是千万别逞能，该找人照顾的时候，就得找！”
我发现在卫生间的洗手盆里有不少血迹，眼前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场景，一个老头用颤抖的手，哆哆嗦嗦地拿起了刀，也许他是想刮胡子，但那把刀却移向他的耳朵……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灭门案的部分细节。只是巧合吗？
我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怀疑王宝国的。
他是偷切尸体的嫌疑人，他是恐吓徐子健的嫌疑人，他又是个孤身男子，他有条件单独外出去干点什么，而不被人发现，另外他跟徐子健很熟，他了解徐家的情况，也许他能很容易弄到一把徐家的钥匙……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第六感。
自从患上了这个所谓的“突发性记忆力缺损综合征”之后，我就开始相信我的第六感了。因为我遇到的医生差不多都会告诉我，要“跟着感觉走”，感觉是最真实的记忆。
举个例子来说，我发现当我努力回想起关于我父母的一切时，我的情绪就会异常低落，有时候甚至还想哭，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好，或者就是我没有在我曾经生活的那个家里得到过我想要的东西，爱、理解和呵护。为了证实我的想法，我查过自己的档案，也问过莫兰。结果谜底揭开了。
“高竞，你父亲去世后，你母亲想再婚，而你不同意。你们两个因此经常吵架。”她用异常平静的语调对我说。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每次想到母亲都会如此难受。可见“第六感”还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当然了，我没把我的想法说出来，我只是要求郑铎把王宝国的尸体弄回来。
他打了两通电话，很快就得到了回复，尸体目前在附近一家医院的太平间。他请他的上司搞了一份授权书，随后又让市局的对外联络人跟当地的派出所和那家医院协调，最终，对方同意将尸体送往市局的法医部进行尸体解剖。
在郑铎联系尸体去向的时候，我搜查了王宝国的房间。结果我在他床底下找到一叠信。这些信被用红色丝带扎着，小心翼翼地放在一个竹箱子里。
我稍稍翻了翻，这些信虽然都没有署名，信的最末往往都是四个字——知名不具，但看笔迹，我就知道信都是一个人写来的。信的内容，多半不知所云，也就是说没写什么具体的内容，好像写信的意图仅仅只是为了交流思想。但从信的风格看，对方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并且此人似乎跟王宝国还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我们最初走向地狱的时候，没人理我们，然而现在，看看我们有多特别？那些人，不管是高高在上，还是低贱如狗屎，过水之后，都是一样的东西。现在，对我们来说，他们不过是炉子上的一块牛排。不用等到晚上，我就会在餐桌上坐下，我会倒上红酒，打开留声机，我最喜欢的莫过于白光唱的《假正经》，如此低沉的歌喉最适合我们此刻跟他们的欢聚。看看我们多特别。”
我很快发现，这个人几乎每封信都会写上一句，“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当他们走近时，我闻到了他们的气息，我驻足而立，用全身心迎接一个新的生命，没人知道我在想什么。就好比你，当他们靠近时，他们怎会知道你身体的变化？那些积聚在你嘴里的唾液，尖厉的牙齿，还有你的右手，他们还会在特殊的时候给你带来快感吗？我跟你一样。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走在最吵闹的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从我身边走过，我总在想，我们有多特别，我们跟他们都不一样。那些血肉之躯，那些曾经看着我的眼睛，那些用来听废话的耳朵，那些浸过肥皂水的手，所有那些东西……我不知道如果到了另一个世界，我会不会为此而歉疚，但至少现在我是快乐的。我们的快乐是如此不一样。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特别的事，何必追究是否正确。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就像徐志摩。他死的时候一定会想，看我有多特别，我为爱情而生，为爱情而死。我跟他不同，这一生，只爱过一个女人。我相信她进入了某种时空的轮回。她不断出现，又不断离去。”
“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人只有变成恶人，才会变得强大。我深信这一点。因此当你害怕时，不妨去作恶，你会发现生命之门为你打开，一切都不一样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悟出这些的。看看我们有多特别。”
关于两人的相识，他也在信里提到了一些。
“……那时候，我在离家不远的垃圾桶附近“捡”到了你。当时是深夜，你躺在垃圾桶后面，手腕已经被划开了一条口子，血流了一地。我本想转身离去的，对于想自杀的人，我认为做什么都是白费，但我弯腰时，发现你手里有一小块东西。于是我把你带回了家，替你缝合了伤口，而你告诉了我，你的故事。你很痛苦，因为你有欲望，又担心被抓住。当然了，我跟你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我比你懂得排解，我知道对于欲望最好的办法，就是满足它，喂饱它，仅此而已……”
看来他们是偶遇的。当时王宝国想自杀，被苏湛所救，后来，因为同样的“情况”两人走到一起。我真想知道，苏湛当时在王宝国手里看到的是什么。
关于女人，他在信里特别提到了一个。
“有个女人，她13岁时被邻居强奸，因此还怀孕了，但她不敢说，只能偷偷来找我。她最初是想求我替她堕胎，因为没钱，她说她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我让她杀了那个强奸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我就可以免费为她做手术。几天之后，那个男人的尸体出现在我面前。把他送来的人告诉我，他是从山上摔下来的。从那时起，我就知道，她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人。我对她说，别人的爱情是卿卿我我，我们的爱情是信任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守住秘密，直到生命终结。她是个特别的女人，13岁那年我就看出来了。我对她无比感恩，因为她对我的爱如此纯真，她不在乎我把她带到地狱的第几层。只要能跟我在一起，她愿意终生跟我为伴。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爱情。我除了回报她我最真实的一面，除了这样，我不知道我还能否有别的选择。”
这个人在某封信里还提到了董晟。而且整封信里只有一句话，
“董晟今天死了。”
没有抬头，没有署名，也没有多余的话。七个字用钢笔写成，字很漂亮，像蝇头小楷。
另一封信里则谈到了他对董晟的看法。
“我确实对他很熟悉。我们一起长大，后来又一起去了英国。我对他的了解超过了他自己，我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他，可悲。他这辈子都被道德之绳所束缚，这注定他终身都是囚徒。多年前，在我们都15岁那年，他爱上了父亲新买来的小妾。我对他说，他应该开口对父亲说，他却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后来，那女人却变成了我的囊中之物。也许有人会说他是洁身自好，但对我来说，他就是个懦夫。”
“我知道他早晚会死。他努力想让生活变得简单。可简单的人最容易被毁灭。我跟他的战争，早在多年前就胜负已分。我知道他会死。只不过，谁也猜不到他会跳江。事情太突然了，他还没准备好。”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董晟童年时的朋友，还跟他一起出过国。
我马上打了个电话给岳父。电话恰好是他的接的。我让他回忆一下，他师父董晟有没有提到过这样的朋友。
“难道是苏湛？”岳父脱口而出。
苏湛就是苏云清的父亲。
如果信真的是苏湛写，那他会不会参与了徐家灭门案？
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如果把苏湛归为杀人嫌犯也说得通。
首先，他是外科医生，虽然他的医术如何没人知道，但至少他具备外科手术的技能，其次，苏云清自称在案发当晚遇见过苏湛——尽管岳母有怀疑，但也可能她碰到的就是苏湛！虽然她没说相遇的地点，但如果她就在西田巷这一带行窃，那她应该就是在案发现场附近碰到苏湛的。第三，苏云清跟苏湛约好见面，随后她就死在约定地点附近。这件事上我跟莫兰的意见相同，我也认为苏云清一案的嫌疑人，应该是知道她那天要去电影院的人。苏湛当然知道，因为就是他约她去的。
另外，岳母说过，那天晚上，当徐海红告诉他们家里发生的惨祸时，苏云清显得目光呆滞，神情异常。如果当时，她意识到凶手可能是她父亲，那她的奇怪表现就解释得通了。
还有就是，根据案卷，凶手应该是两个。他跟王宝国的关系似乎很密切，如果王宝国是凶手之一，那这个写信人很有可能就是另一个了。况且他们两人似乎还守着一个秘密。“看看我们有多特别”，他们一定是共同做了什么“特别”的事，此人才会不断地发出这样的感叹。还有什么比杀人更不平常的事？
这时，我想到了凶器。
于是，我马上让刚刚空闲下来的郑铎跟我一起搜索这套屋子里所有的刀具。
结果，在王宝国跟邻居共同使用的公共厨房里。我们在属于他的那个小碗柜的抽屉里找了三把一模一样的小刀。我记得案件资料上曾经提到，凶器应该是一把小弯刀，刀锋下有弯钩。这些小刀符合这样的特征。
“确实跟凶器有相似之处。不过需要作进一步的验证。”郑铎神色凝重地说，他开始意识到我们可能正站在灭门案凶嫌的家里。他将那几把小刀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一个袋子。我看见他又拿出了手机，“我需要几个人马上过来。”他拨通电话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挂上了。
而我关心的是，他死的时候，用什么来刮胡子。
结果当地派出所很快送来了一把带血的小刀。
“我们只是怀疑他用它来刮胡子。”送刀来的民警似乎也对此存疑。
我看了看那把刀，跟之前被我们找到的小刀一模一样。鬼才相信，他会用这玩意儿刮胡子。不过我觉得这也怨不得那位民警，谁会想到，他实际上就是想用刀割自己的耳朵？
一个人得有多变态才会干这种事？
郑铎默不作声地将那把刀收了起来，随后，他面无表情地将那位民警送出了门。我听见那个民警不断在向他提问，而郑铎最后只是语带讥讽地回答了一句。
“我猜他是因为刮胡刀太贵，舍不得买，才会出此下策。”
当天下午两点，我们才离开王宝国家出门吃午饭。我们打算在离王宝国家不远的一家快餐店随便吃点什么。刚到快餐店，莫兰就来了个电话。听说我们有重大发现，她马上表示她也要来看看。
我跟郑铎刚叫好各自的套餐，她就到了。我看见车窗外，一辆奥迪朝街对面开去，我知道肯定是董纪光载她来的。
“其实他也想进来，但他有点怕你。你是市局的人。他过去在市局吃过苦头。”莫兰笑着对郑铎说。
郑铎仰头看着她，半天没回复。场面有点尴尬。莫兰马上决定把他丢在一边。
“到底有什么重大发现？”她把脸转向我。
我把我们的发现说了一遍。
“这么说连凶器都找到了？”她大惊。她回头看了一眼郑铎，但马上又朝我看过来，“哈，你们效率好高！”她高兴地说。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样子看起来像凶器，得经过验证才能确认。”我说。
这时候郑铎的套餐送来了。
“马上给我打包。”他命令服务员。
服务员把他的套餐拿走了。
“你不在这里吃，准备去哪里吃？回办公室？”我问他。
“你别管了。”他站了起来。
服务员很快替他打包完毕，他拿着他的午餐，付完钱匆匆离去。
“他是不是很讨厌我？”莫兰问我。
“不知道，他是个怪人。你不必理他。”
“我当然不会理他。——你刚说找到了一些信？”
因为郑铎走的匆忙，信件还在我的口袋里。我把信给了她。正好，这时候我的那份午餐送来了。我喜欢的滑蛋牛肉饭。我吃饭的时候，莫兰就津津有味地看起了嫌犯的书信。
“似有若无的文风，应该是个有文化的人。”莫兰说，“——‘看看我们有多特别。’那说明他们有个共同的特征是别人没有的，或者一起干过什么，别人不可能会干的事。”
“如果他们一起杀了人，那的确是蛮‘特别’的。一般人不会干这个。”我说。
莫兰又把信看了一遍。
“我看他指的好像不是这个，他似乎不单单指的是某一件事，而是指个特点，一件他们经常会干的事——杀人不是特点，他把他和王宝国跟其他人完全分开了，他把除了他们以外的人，都称为——他们。”她盯着那几张泛黄的信纸看了一会儿，忽然她身体的挺得笔直。
“怎么了。”我问道。
她看看我面前吃了一半的套餐，欲言又止，“你在吃东西呢。以后再说吧。”接着，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我。信封里是张黑白照片。
而照片似乎没什么主题，中间是大片的天空，一边是树叶，右上角上是一个教堂式样的尖顶，没有人物，也没有特意要拍的东西，背面则用蓝色钢笔写了几个字：“我的喜悦岛。”
“这是哪儿来的？”我问莫兰。
“这也是在云清阿姨包里找到的。我妈说昨天忘记拿给你了。这照片原先是夹在一本《毛选》里的。听说是她有一次去苏湛家里拿走的，因为那是苏湛很喜欢的照片，他还给它加了个相框。”莫兰指指照片背面的字，“你看这几个字跟你那些信的笔迹是不是有点像。”
经她提醒，我马上对比了一下，果然一模一样。
“看起来真的是一个人写的。——真的是苏湛。”
“虽然没经过验证，不过我看八成就是他了。就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徐子健一家，还有那个王宝国，他们两个跟徐子健有什么冤仇？”
这可问住我了。
“看来这有可能会是个谜了。”我说，“苏湛如果跟你爸的师父一样大，现在得有九十多了吧，我估计他……”我忍不住摇头。
“确实啊，他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莫兰知道我在说什么，“今天我让乔纳查了苏湛的档案，结果发现他那个时代的人，档案都好模糊，照片都没一张。而且，解放前的人事档案都已经没了，人事局只有一份简单的婚姻记录。说他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叫薛尤1933年病逝，但我们还没查到薛尤的档案。乔纳答应我，会找市文献局的朋友在旧档案里再查一遍，不过听她的口气就知道有点悬。接着，苏湛1939年跟纺织女工薛英结婚的，1946年，薛英生下女儿苏云清。然后，1959年，他跟薛英离婚，1962年，他第三次结婚，对方是个21岁的理发师。——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前两次婚姻都是在解放前，都无从查考。”
“时间太久了，很多东西都说不清。不过，他跟薛英的结婚应该是事实，要不然怎么会有苏云清？”
“乔纳查过薛英，证实她是1946年跟他结婚的。可他们的结婚证是1950年补办的，两人的档案里都有一张补办结婚证的证明，证明人是董越，难道补办这类证明不需要街道的盖章？”
我觉得她提到的事很好解释，“当时有战乱，证件丢失是很正常的事。至于要不要街道的证明，我猜想当时刚刚成立新中国，大概这种手续还不够完善吧。”
“你说的也对。不过……”她似乎陷入了某种思绪，过了会儿才回过神来，“也许是我想多了。”
那天下午，我吃完午餐，跟莫兰又回了一次王宝国的家。她坚持要去看看。我也正想去瞧瞧郑铎的人有什么进展。
我们走到王宝国家门口，就发现那里已经拉上了一条黄色隔离带，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了。门口有几个邻居在好奇地向里张望。郑铎看见了我们，他朝我们走来。
“怎么样？”我问他。
“小弯刀跟凶器的轮廓和外形相同，已经通过电子扫描比对过了。我另外还找到两把新刀。”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副鞋套，显然，他是不想让莫兰进屋。
“我等你吧。”莫兰退到了走廊上。
过了会儿，我听见她在跟邻居说话。
“他一个人过，也没想到找个伴？他肯定性格很内向吧？”
邻居大妈开始嘀嘀咕咕地跟她说了起来。
我知道莫兰总有办法打发自己的时间，便专心搜查起王宝国的抽屉来。结果，我在最上面的那层找到一本通讯录。我想，如果小刀是新的，那说明他定期会去某个固定的地点买刀，或者定期会从制作刀具的人那里拿货。所以，他的通讯录里很可能有对方的电话。很快，我发现通讯录里，有个电话号码的后面加了个小括弧，里面有个刀字。
我马上拿出手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那是个外省的号码。
“喂，谁啊！”电话接通了，一个中年男人粗声粗气问道。
我表明身份后，就问他是否认识王宝国。当他听到王宝国去世的消息，倒并不十分惊讶。
“他这两年身体的确大不如前了，年纪大了，毛病就多了。”他说。接着他告诉我，王宝国很多年前就开始从他那里买刀了。原来对方是个家庭式的刀具制作作坊。
“他是从什么时候起在你这里买刀的？”我问道。
“那年头就长了。有五、六十年了吧。他是我爸的老朋友。我刚出生时，他还来喝过满月酒，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我们家买刀。哎呀，前阵子我还给他送过两把刀去。年岁上去后，他来回不方便，都是我送过去的，没想到，唉！”对方提起王宝国的死，就不胜嘘唏。
“我们市里到处有卖刀的地方，他为什么偏偏找你们买刀？”这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
“商店里的刀可没我们的好用。首先是不轻不重，其次钢质好，最重要的是特别锋利，像他买的都是斩骨刀，一般都是屠宰场的人跟我们这儿定。为什么，就是因为好用，切骨头，手起刀落，别说多快了。”
“他是你的老客户，你应该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吧？”
“他吗，他不用手机。他就用那个家里的电话。”
这解释了为什么我没能在他的住处找到他的手机。
“他每隔多长时间会定一次刀？”我又问。
“以前是每年6把。这些年是每两年定两把。”
王宝国常年定制斩骨刀，并且数量逐年减少。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过，这至少说明在案发的1969年，他手边应该就有跟凶器相似的刀具。
“你们家的斩骨刀有什么特别的标记吗？”
“体积小，一般是同类刀中最小的，分量也是最轻的，而且也最快。全国范围里，也就是我们能做出这样的刀。”
如果那些刀果真是独一无二的，那我想王宝国的杀人嫌犯身份就可以确定了。
那天离开王宝国家之后，我就去了一趟电信局，因为我需要查一下王宝国的电话记录。这也是警察的惯用思路。我认为跟他亲近的人，肯定跟他有电话往来。在去电话局的路上。我问莫兰有没有从邻居那里打听到什么。
“他们说他一直就是一个人，平时为人挺随和，但跟邻居的关系比较疏远，大部分时候他都是自己照顾自己。不过他们说，前几年，他每年都会出门一段时间，据他自己说，他是去福建走亲戚了，走得时候，总是要带大包小包的东西，还会打扮得整整齐齐的，邻居都怀疑他去相亲，可惜啊，他从没带女人回来过。”
“接收尸体的派出所，已经调查过他的社会关系了。如果他真有亲戚在福建，他们肯定会告诉我。但他们说，他唯一的亲戚是他堂兄的女儿，但据说那人根本不知道有王宝国这个人的存在。他们平时没联系。”
“那你说他去福建干吗？”莫兰问我。
“也许他最特别的朋友苏湛就在那里。不过，如果他们如果真的是好朋友，应该会通电话。”我热切地期待能在电话记录里找到苏湛的电话号码。
这时候，董纪光已经把车开到了电信局门口。
我花了不到半小时就拿到了王宝国一年的固定电话记录。
这时我看看手表，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我决定到单位去晃一圈，顺便看看乔纳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自然，莫兰跟我同行。
令人意外的是，等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在警局门口碰到了辜之帆和副局长。辜之帆从他的宝马车里下来，彬彬有礼地替副局长打开了车门。
“那我走了。”辜之帆对她说。
她略高傲的朝辜之帆点了点头。
这时，我发现她的腿有点瘸，好像受了伤。如果换作别人，可能早就扑上去搀扶了，但我就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想我没踹她一脚已经算不错了。倒是莫兰笑吟吟地迎了上去。
“局长，您这是怎么了？”莫兰关切地问道。
副局长好像正在想心事，莫兰的出现把她吓了一跳。她情绪犹疑了一会儿才镇定了下来。
“你？”她认出了莫兰，但她并没有甩开莫兰扶着她的手。
“您摔倒了？”
“是车祸，在我家附近，一辆车没头没脑地朝我冲过来……”她看看自己的脚。
“就是刚刚那个人吗？”莫兰又问。
“就是他。幸亏没伤到骨头，只是扭伤了，还擦破了点皮。他是个医生，他替我止了血，简单包扎了一下，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如果不是看他态度好，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莫兰扶着她慢慢进了警局。
事后她跟我一样，已经猜到了岳父的打算。可她一点都不吃惊。
“不管怎样，她现在应该没功夫注意你了。我爸说辜之帆会每天过来关心她。”莫兰认为这对我的破案有很有利。
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
因为市局的法医科，很快就出了一份法医鉴定报告和现场勘察报告，这意味着市局鉴证科参与了此案的调查。风声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她的耳朵里。当然这是后话了。
那天晚些时候，我陪着莫兰去走访了一次苏云清的表弟。因为那些信很可能是苏湛写的，所以，所以我意识到苏云清案跟灭门案也许真的有关联。
苏云清的表弟马正是个五十多岁的暴发户，中等个子，体形肥胖，手指上套着两个方形的金戒指，脖子上则挂着一根一指粗的金链子。他住在郊区的一栋高级别墅里，对当年的徐子健案他也略有所闻。
“当时这案子并没有公布。不过，我还是听说了。我是听我爸说的。”
他爸就是苏云清的亲舅舅。
“表姐死后，我舅舅被叫到派出所去了解过情况。听说是自杀。”马正语气轻松地说，“那时候警察说，表姐怀孕了。还问我们认不认识徐子健。我爸没听说过这个人，后来他在派出所门口碰到郭敏，这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反正那时候，我们听说这事都傻掉了，不过，我们从来没觉得她的死跟那件事会有什么关系。”
马正给我们倒来两杯饮料。
“别客气。表姐死了那么久，没想到还会有人提起。是不是又有了新的线索？难道她不是自杀？”
“现在还不确定。我们只想打听一下她自杀前的情况。”我说道。
他在我们对面的沙发上翘起了二郎腿，“说实话，我跟她也不太熟。因为房子的事，她对我，对我们家的人都有意见，她基本不跟我们说话。有一次，我妹妹说错了一句话，还让她打了两个耳光。我爷爷生日的那天，她还把一整锅的面条倒在了水槽里。她就是这么恨我们，她恨我爸和我爷爷，她恨我们所有人，但是她算是我们那里最漂亮的，没人比得上她。”他说话时看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像是回到了过去的美好岁月。难道他曾经暗恋过她？
“她自杀前有没有男朋友？”
他看着我和莫兰，笑了起来。
“现在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好像也没必要隐瞒了。——她有没有男朋友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他随手从旁边的抽屉里取出一根雪茄咬在嘴边，“是我的。”他简短地说，随后点燃了雪茄。
我承认我很吃惊，但我并没有表现出来。
“是你的。你强奸了她？”莫兰看着他问道。但我听得出来，她并不是在谴责他，而更多的是好奇。
“可不能这么说。”马正略带得意地舔了舔嘴唇，一只手摸着皮质沙发的扶手，“她自杀前三个月从内蒙回来过一次，她回来是因为我哥结婚，她是特意来捣乱的。你们能想到吗，她不远万里，从那么远的内蒙回来，就为了破坏我哥的婚礼，因为她恨我们家。”
“你哥的婚房就是她过去的家吧？”莫兰道。
马正并不否认，“对中国人来说，房子就是一切。不管是什么年代。她知道我哥要在她原来住的地方结婚，先是写了封信来大骂我父母是强盗。随后在我哥结婚的前一天，她来了。但不巧的是，被我发现了。我就跟着她到旅馆，我问她打算干什么，她当然是不肯说。然后我们就吵了起来，她给了我两个耳光，是她先动的手，她的问题就是她太喜欢动手，我那时候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我也不可能像傻子一样让她打个没完吧。所以我就抱住了她。”他又笑了起来，“我们都是年轻人，那时候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根本没机会接触异性，所以一碰到她的身体，我就没控制住自己，但是，其实她也没怎么反抗。——所以也不能说我在强奸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半推半就……”
我眼前出现的的场景是，在简陋的旅馆客房，两个穿着的确良旧衬衫的年轻人互相撕扯着，喘息着……
“没多久，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急着回来了，她在那边肯定是没法待下去了，肚子快显形了。”马正继续说道，“她说她要找到她父亲，让他为她堕胎。”
原来这才是她急于找到父亲的原因。
“你对她父亲了解多少？”我问道。
马正又摇头，“我没见过他几次，只知道他是个医生，留过洋。他在K县开了一家诊所。可他从不参加我们家的聚会，不管是春节还是别的什么日子，他也没来看过我们家的人，他更不允许我们去他家。总之，我们都觉得，他是看不起我们是工人。”
“那你姑姑当初嫁给他的时候，你爷爷他们能同意吗？”莫兰问道。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一开始是没结婚，就是住过去了。我听说，有一天她回来说，她要搬出去住了，她有男人了。那时候还是解放前，时局不稳，家里又穷，能少个人吃饭也不是什么坏事。再说，我姑姑给了我爷爷奶奶每人一点钱，有了那些钱，他们觉得其它的也就无所谓了。”
“有苏湛的照片吗？”我问道。
马正摇头，“拍是拍过，不过留下来。我姑姑跟他离婚的时候，苏湛把所有的照片都要走了，而且都烧掉了。”
“那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离婚？”莫兰又问。
马正深吸了一口烟，“苏湛说我姑姑把钱都贴到娘家了，我姑姑怪苏湛在外面勾三搭四，他主要就是跟几个病人扯在一起。两人后来是水火不相容。我姑姑嗓门大，脾气大，但其实是刀子嘴豆腐心。苏湛一激她，她马上就答应离婚了。两人说到离婚，当天就离了。反正他们离婚的时候也没经我们家人的同意。”
那天我们从马正那里至少得到了两个信息，第一那苏湛的诊所在K县，第二，苏云清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
后面那件事让我岳母异常恼火。平时脾气温和的她，那天在晚餐桌上大骂马正。
“畜生！他们家的人都是畜生！！强盗！要不是他们，云清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苏湛对云清那么狠，归根结底，也是他们造成的！苏湛把云清也看成了他们中的一个！畜生！他居然还住别墅！看着吧，有他倒霉的时候！”
现在岳母似乎已经认定苏湛是凶手之一了。餐桌上没人反驳她。
我也觉得苏湛的嫌疑最大。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却怀疑，我们是否能证实自己的猜想。我现在终于明白最初乔纳为什么认为破这案子是异想天开了。
因为40年的岁月消灭了大部分直接证据。就算我们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我们也无法证实，他们曾经到过现场。
当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老法医陈键又打来一个电话。
“小高啊，有一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当年徐海红作过体检，被查出她有性交史，大概两年左右。当时我问她是不是有男朋友，她说她在家乡的时候，被邻居强奸的。后来那人又霸占了她两年。自从她回到父母身边这事才结束。她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她求我们别说，别记录，我们考虑再三，考虑到她的将来，最后还是没有把这事记录进去。”
这段话那天晚上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我后来把这事告诉了莫兰。
她的想法跟我相同。那封信。
“我们应该去查查，她13岁那年，她家的邻居中有没有谁从山上摔下去后死了。”她道。
徐海红的老家就在K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