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到世界各地旅行，不论是巴黎还是纽约，东京还是伦敦，你会看到在大小书店、车站码头，甚至在火车车厢和飞机的座舱里，到处都有侦探小说出售；你翻开欧美的报刊杂志，立刻就会看到醒目的侦探小说的新书预告。侦探小说今天拥有最大数量的读者。即使那些认为侦探小说没有文学价值的人，也总把流行的侦探小说浏览一番。虽然大量的侦探小说一味追求商业价值，但仍然有不少作品对社会的某些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近些年来，侦探小说逐步与政治小说结合，描写各国政府间的间谍活动和政治斗争以及社会上的犯罪活动等，因此，它对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展。
一般认为，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是侦探小说之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把侦探小说推向新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柯南道尔因为塑造了福尔摩斯这样一个侦探的形象而成为最有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
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地普拉斯，父亲是政府建工部的公务员。青少年时期在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五年获医学博士学位。一九○二年，因对英国在南非战争的政策辩护而被封爵。
柯南道尔对文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他在索思西开业行医时，不断向《康希尔》杂志投稿。他认真阅读埃德加·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以及加波利奥的作品，深受他们的影响，不仅思想转到文学方面，而且也注重侦探的科学。爱丁堡大学医院里的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为了使讲解生动有趣，鼓励学生象观察判断左撇子修鞋匠或由高原兵团退役的中士那样，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作出必要的判断。柯南道尔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故事：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头脑的侦探，遇到一起谋杀案，作案人化装成车夫……这个故事就是《血字的研究》的腹稿。经过仔细琢磨，侦探被命名为歇洛克·福尔摩斯。作为一个小说家，柯南道尔认识到他的主人公必须有一个陪衬人物，并且还需要一个讲故事的人出现。这样，《血字的研究》就以医生华生回忆的形式来进行描写；并且概述了华生的职业背景，为今后许多侧面的评论埋下伏笔。
柯南道尔的作品开始并不受人重视。《血字的研究》一八八六年四月写成之后，他首先寄给《康希尔》杂志的主编；得到的回答是“作为短篇故事太长，作为一本书则短”，因此未能出版。接着他又寄给弗雷德里克·沃恩和阿罗史密斯，结果看都没看就退了回来。最后，他寄给沃德·洛克出版公司。这家公司反映稍微积极一些，他们说：“故事不能马上出版。如果愿意把稿子留给我们，我们将选入《1887年比顿圣诞年刊》。”就这样，这部作品终于在一八八七年出版了。
《利平科特杂志》的编辑看到这篇小说之后，认为写得很好，约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于是，《四签名》在一八九○年问世。小说客观上反映了对印度的殖民掠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八九一年初，柯南道尔决定弃医从文，专门从事写作。一八九一年七月，《波希米亚丑闻》在《海滨杂志》上发表，歇洛克·福尔摩斯立刻成为英国文学里的著名人物。柯南道尔连续写了六个短篇故事：《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身分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个桔核》、《歪唇男人》。这些故事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滨杂志》约柯南道尔为他们写更多类似的故事。柯南道尔的反应并不积极，要求每篇故事付五十英镑的优厚稿酬。《海滨杂志》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要求尽快交稿。于是柯南道尔开始写第二批故事。第二批也是六个，和第一批的六个一起在一八九二年汇编成《冒险史》出版。与此同时，《海滨杂志》继续约柯南道尔编写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柯南道尔有意推辞，提出十二个故事付一千英镑的稿酬。但《海滨杂志》要稿心切，慨然允诺他的要求。一八九二年，以《银色马》开始的十二个故事陆续发表。一八九四年，这十二个故事汇集成《回忆录》出版。这时，柯南道尔决心停止写作这类故事，因此让福尔摩斯在一次戏剧性的时刻，堕入深渊中淹死，而让华生来结束《最后一案》这个故事。
对于福尔摩斯之死，广大读者不仅感到遗憾，而且十分愤怒，甚至对作者进行威胁和谩骂。一九○一年，柯南道尔听到一个朋友讲述达特摩尔的传奇，他构思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描写一个家庭遭受一只鬼怪似的猎犬的追逐，并决定把它作为福尔摩斯早期的探险故事。这就是一九○二年出版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它重新唤起了读者和出版者对福尔摩斯的希望。一九○三年，柯南道尔利用丰富的知识，在《空屋》这一故事里使福尔摩斯死里逃生，从而开始了另一组故事，题名《归来记》，一九○五年出版。此后，他又写了《恐怖谷》（1915）《最后致意》（1917）和《新探案》（1927）三组故事。
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年，整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分短篇和长篇两卷在英国出版。由于所有的故事都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所以这些作品合起来称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几十年过去了，福尔摩斯的形象在人们头脑中依然栩栩如生；《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欧美不断再版，其中有些故事再版达五十多次；福尔摩斯的人物形象至今还受到许多人的崇拜，有些狂热的读者甚至要寻找虚构的贝克街的旧迹。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福尔摩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脚踏实地地出现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乘坐大家熟悉的马车或火车，出没在十一月伦敦的大雾之中，他住在众所周知的旅馆里，阅读《每日电讯报》和其它流行的报纸，与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来往接触……使读者很容易相信他是社会现实中的一员，感到真实难忘。
小说描述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妹妹，因此他自幼熟悉凡尔奈的画作，从中了解两代以前的社会风俗，由此说明他为什么能适应乡间生活，熟悉乡下的情景，而且对法国的案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
福尔摩斯具有高超的侦探才能，那是他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不断实践的结果。他专门在紧靠大英博物馆的贝克街租了间房子，在那里，他利用一切资料和机会研究有关侦探的经验和科学，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因此，他所进行的各种侦探合乎逻辑，入情入理；他对各种案件的解释和判断，头头是道，使人容易接受并相信。
小说结构严密，丝丝入扣，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它不断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问题，吸引读者去寻求答案，不忍释手。这种手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的章回小说，也是今天侦探小说常用的一种手法。小说还常常利用惊险的情节，扣人心弦，刺激读者的感情，使读者即或感到恐怖，却又欲罢不能，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福尔摩斯的各种探案，涉及到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突出表现了道德问题、犯罪问题以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图财害命，通奸谋杀，背信弃义，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强盗行凶，奸徒肆虐……无一不在小说里得到反映。作品对各种犯罪和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宣扬人道主义和善恶有报、法网难逃的思想，十分迎合普通公众的心理，引起他们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小说的社会意义。
应当指出，福尔摩斯的许多探案是关于疾病的案件。这当然跟柯南道尔当过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反映了当时医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在贝克街福尔摩斯的住室，“四壁挂满科学图表。一张化学试验用的桌子，已经给酸素染成许多黑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柯南道尔把病理学与侦查案件结合起来，不仅扩大了侦探小说的内容，而且在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一定的认识价值。
总之，福尔摩斯是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典型。在他身上所反映的侦探经验和方法，至今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欧美一些警察学校，现在还常常选用福尔摩斯的一些案例作为考题或案例分析的楷模。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下面几点：
一、福尔摩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对自己所承办的案件，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到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即使是未烧完的纸团，灯花的形状，一丝也不肯放过。他善于从各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很镇静地运用思绪，正象奕棋的好手，深谋远虑地搬动他的棋子一般。”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假想，提出矛盾和问题，带着这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然后仔细研究，剖析案情，解决问题。
二、福尔摩斯对待案子极端热情，极端认真。他常常不避艰险，废寝忘食，深入虎穴，侦查案情，有时深夜里到贼巢进行查访，有时甚至在自己身上进行毒气实验。他认真观察人物的言谈举止、面部表情，对周围的环境，人们的反映，报纸的新闻和广告，他都进行仔细的了解。哪怕是家具的摆设，家禽家畜的鸣叫，他也与案情联系起来考虑。正因为如此，他对案情的判断都能列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
三、福尔摩斯善于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他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周密的逻辑推理，梳理案情的脉络，抓住要领，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作出判断。另外，福尔摩斯十分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从各种案例到报刊杂志，只要案情需要，他都可以信手拈来，查阅参考。他还对犯罪学和法医学进行必要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这对他的破案活动也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福尔摩斯的探案经验和侦查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司法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侦探，小说也不是专门总结他一生的侦查经验，因此福尔摩斯身上存在着许多虚构成分。这主要表现在神秘主义方面。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存在着“魔鬼的烙印”。尤其在《归来记》之后的作品里，这一缺陷更为明显。好象从“脸部的变动、眼光的变化、嘴唇的闭合、拳头的握紧或松开”，都可以正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判断一个案件的因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已经失去创作这类故事的热情，只是为了追求满足出版者和读者的愿望，凭着主观想象而臆造出来。这正是为什么柯南道尔一九○二年以后的作品不及以前的作品成功的原因。另外，作者处处宣扬福尔摩斯个人的侦查才能，好象在探案方面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一切案件的侦破似乎全是单枪匹马、完全是个人的功劳。而且在后来的作品里，他常常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能对各种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孤立的、主观主义的因素，无疑是不足取的。
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中，柯南道尔虽然涉及到社会上的犯罪问题，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情况，但毕竟他不是有意识地描写社会现实、提出社会上的道德问题和犯罪问题，他只不过借用这些问题（或者虚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创造一种引人入胜的故事罢了。正如西方评论家戈德史密斯所说：“一本书可以有上百条谬误，但它却十分有趣。”因此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缺乏深刻的、真正的社会意义。但是，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对后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用华生回忆并直接参与侦探的手法，使人觉得象听故事一样舒适；把行动与知识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推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对惊险场景的构思和描写，常常为今天的侦探小说所借鉴。
虽然正统的文学史对柯南道尔和他的侦探小说不予重视，但是随着欧美侦探小说的不断流行和发展，近些年来，一些西方批评家开始对他进行新的估价。柯南道尔作为侦探小说早期的重要作家，侦探小说作为风靡欧美的一个文学流派，都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适当的位置。
王逢振
一九七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