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哥哥对他说：“我听说，你在那边结了婚。”他只应了声“是的”，没再多说一个字。他哥哥如果不是说“你结了婚”，而是问一声“你结婚了吗？”也许就行了。要是这样，约瑟夫恐怕会回答：“不，我现在是单身。”他不想欺骗哥哥，但正是哥哥的那种说法，使他不用撒谎，得以对妻子的死避而不谈。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哥哥和嫂子避免一切可能涉及他妻子的话题。显然局面是很尴尬的：出于安全考虑（避免警察局传唤），他们不得不禁止自己与流亡国外的亲人有任何接触，他们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种强迫的谨慎很快转变成一种真心的漠然：他们对他的妻子一无所知，不知她的年龄，不知她的名字，也不知她是做什么的；他们想借助沉默，掩饰这种一无所知，而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可悲。
但约瑟夫并不为此生气；他们的一无所知倒正中他的意。自从他安葬了妻子以来，每当他不得不对别人说妻子已经死了的时候，他总是非常难过，仿佛出卖了妻子，泄露了她最秘密的隐私。而不谈妻子的死，他总感觉那是在保护她。
因为死去的女人是一个不能自卫的女人；她不再具备任何能力，不再具有影响；人们不会再尊重她的愿望，她的志趣；死去的女人什么也不再想要了，也不会再渴望得到任何赞誉，回击任何诽谤。他对妻子从来没有像在她死去时那么怜悯，而这份怜悯又是那般痛苦，那般折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