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带他在屋子里走动，让他看看他离开后家里有什么变化。在一个房间里，他看到了曾属于他的一幅画。当初，出国的决心一下，他肯定马上就得付诸行动。那时他住在外省的另一座城市，出国的想法对谁也不能说，要是把财产分给朋友，免不了会暴露自己。临走的前夕，他把钥匙装进信封，寄给了他哥哥。后来，他从国外打电话给哥哥，让他在国家没收之前把房子里能用的东西都拿走。过后，他在丹麦安顿下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很幸福，根本没有想设法打听他哥哥救下了多少东西，又是如何处置的。
他久久地望着这幅画：一个贫困的市郊工人区，大胆而新奇的色彩，令人想到世纪初的野兽派画家，比如德兰。然而这幅画远不是一幅仿作；如果一九〇五年它在巴黎的秋季画展上和其他的野兽派画作一起展出的话，人们肯定都会被它的怪异震惊，惊奇于这遥远的异域来客散发的迷乱馨香。实际上，这幅画绘于一九五五年，当时，社会主义艺术理论严格要求遵守现实主义：该画的作者，是一个狂热的现代主义者，本来更喜欢采用当时普遍的画法，亦即一种抽象手法，但他也很想展出，于是，不得不寻找意识形态主管的强制要求和画家愿望之间的一个神奇结合点；显示工人生活的简陋小屋是献给意识形态主管的一种贡品，而强烈的非现实主义色彩是他送给自己的礼物。
在六十年代，约瑟夫曾参观过这个画家的画室，那时官方学说渐成弱势，画家差不多已经可以想画什么就画什么了。约瑟夫直率得近于天真，说他喜欢这幅旧画，不喜欢那些新作，而画家对自己的这幅有着工运中心主义倾向的野兽派画作既喜欢，又有点瞧不上眼，于是毫不怜惜，把这幅画作为礼物送给他，甚至拿起笔，在自己的签名旁边题了词，献给约瑟夫。
“你跟这个画家很熟吧。”哥哥说。
“是的。我救过他的鬈毛狗。”
“你要去看他吗？”
“不。”
一九八九年后不久，约瑟夫在丹麦收到了一个邮包，里面是画家新作的照片，这次是完全自由创作的：这些画和地球上数以万计的其他画作没有丝毫区别；画家于是能以双重的胜利而自豪：一是他完全自由了，二是他与所有人完全相同了。
“这幅画，你始终都喜欢？”哥哥问。
“是的，它始终很美。”
哥哥头一抬，指了指他妻子：“凯蒂也很喜欢。她每天都要站在画前看一看。”然后接着说：“你走的第二天告诉我把它交给爸爸。爸爸把它挂在了医院办公室的桌子上方。他知道凯蒂有多喜欢这幅画，在去世之前把它赠给了她。”稍停片刻，他又说：“你都想像不到，我们那些年过得多惨。”
看着他的嫂子，约瑟夫想起自己从来就没喜欢过她。他以前对她反感（她也一样以牙还牙），现在看来实在愚蠢而令人遗憾。她站在那儿，眼睛盯着画，脸上流露出一种悲哀的无奈，约瑟夫一时心软，对哥哥说：“我知道。”
哥哥开始给他讲家里发生的事情，说父亲长期备受煎熬，说凯蒂有病在身，说他们女儿婚姻失败，说医院有帮人与他作对，而且由于约瑟夫流亡国外，他在医院的位置已岌岌可危。
最后一句话没有任何责备的口气，但是约瑟夫并不怀疑，哥哥嫂子提到他时肯定带有恨意，肯定为约瑟夫一走了之，而又提不出什么正当理由而愤怒，肯定认为他流亡国外实在不负责任，因为当局没有给流亡者亲属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