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点，雪一晃儿转回来，说到海边散步去了。牧村问她是否吃了饭再走，雪摇摇头，说肚子不饿，过就回去。
“也罢，高兴时再来玩就是。这个月我一直果在国内。”牧村说。然后对我致谢，感谢我特意前来，并为未能招待什么表示歉意。我说没有什么。
书童忠仆送我们出来：里边停车场中，可以看见切诺基吉普，本田750cc和越野摩托。
“生活好像很有活力嘛！”我对忠仆说。
“不平静，”忠仆想了想说，“他不属于作家那种类型，喜欢动，凡事必动。”
“傻气！”雪低声道。
我和忠仆都装聋作哑。
钻进“雄狮”，雪马上说她肚子饿了。我在海滨“饿虎”饭店停住车，吃了烤牛肉，喝了无酒啤酒。
“说什么了？”雪边吃餐后布丁边问。
没有理由隐瞒，我大致叙述了一遍。
“不出所料，”她蹙起眉头说，“也只有他想得出来。那，你怎么回答的？”
“拒绝了，还用说。那种事不适合我，而且事本身也不合情理。不过我们不时地见见面也好，为了我们自己，同你爸爸说的无关。我们年龄相差悬殊，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对事物的感受和看法也或许大不相同，但我觉得我们在很多话题上都谈得来。你不这样认为？”
她耸耸肩。
“要是想见，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人和人谈不上义务性地见面，想见就见，想见才见。我们可以相互公开对任何人都绝口未提的事情，秘密共有。怎么样？不好？”
她略一踌躇，“嗯”了一声。
“那种东西要是听任不管，有时会在体内迅速膨胀起来，最后无法控制。要经常放放气，否则，会憋爆炸，嘭的一声，懂吗？那样一来，人生就变得沉重。一个人有话闷在心里是件痛苦事。你痛苦，我有时也不好受。向谁也说不得，谁也不理解。但我们之间可以相互理解，畅所欲言。”
她点点头。
“我对你什么也不强求，如果你有话想说，尽管打电话给我就是。这同你父亲所谈的毫无关系。我也不是想在你面前扮演什么通情达理的兄长或叔父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对等的，我们同舟共济——即使为了这点也最好不时地见面。”
她没有应声，吃罢点心，咕嘟咕嘟喝了一杯冷水，然后瞟了一眼邻桌一家胖人狼吞虎咽般进食的情景。一家4口：父母、女儿和一个小男孩儿，都胖得可观。我臂肘支在桌子上，边喝咖啡边端详雪的脸。的确长得漂亮，细细看去，竟觉得好像有颗小石子砰然抛入心田尽头。心的表面沟壑纵横，且是纵深之处，一般很难接近，然而她却能将石子准确地抛入其间——她的美便属于这种类型。我再次想——已经想了20多回——倘自己年方十五，笃定坠入情网之中。不过，15岁的我恐怕也不可能理解她的心情。现在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可以尽我的能力袒护她。但我已34岁，绝不至于恋上一个13岁的女孩儿，不可能发展那种关系。
班上同学欺负她的心情也并非不可理解。想必因她太漂亮了，漂亮得超出了他们的日常感觉。且太敏感，又绝不肯主动向他们靠近。所以他们才感到惶恐，才歇斯底里地捉弄她欺负她。他们觉得自身亲密无间的共同体由于她的存在而有可能遭受不当的损害。这点与五反田不同。五反田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给予他人印象的强烈，而适当地加以削弱，加以控制。他绝对不会给别人带来惶恐。当其存在不知不觉地过于高大完美之时，他便笑容可掬地开句玩笑。玩笑不必很高明，只消给人以愉快给人以轻松的普通玩笑即可，于是大家顿感释然陶然，认为他是个不错的家伙。实际上五反田大概也不错。然而雪则不然。雪心目中只有一个自我，为此而活得焦头烂额。她无暇一一顾及周围人情感的变化并一一采取对策。其结果，既伤害了别人，又通过别人反过来殃及自身。同五反田迥然有别。沉重的人生，对13岁女孩儿未免过于沉重，甚至对大人都不胜其荷。
将来她将怎样呢？我无从预料。发展得好，或许可以像她母亲那样发现并掌握某种适于表现自己的方式，在艺术领域施展才华。也可能在除艺术之外的其他领域里找到适合自己天赋的某种工作，并获得社会的承认。这并无根据，只是一种感觉。如牧村拓所说，她有才华，有能力，如有神助，出类拔萃，远非扫雪工所能企及。
也许，她到十八九岁时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少女。这种例子我是见过好几个。十三四岁时水晶一般千娇百媚、顾盼生辉的女孩儿，随着思春期的进展而渐次失去其照人的光彩，其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的锐利锋芒也日趋迟钝，成为“漂亮而不出众”的少女，但其本人却显得怡然自得。
雪将沿着哪一条道路成长呢？我当然不得而知。奇妙的是，人这东西有着各所不同的所谓顶峰期，一旦越过，便只能走下坡路，非主观愿望所能左右。至于那顶峰位于何处，任何人都预料不到。以为为时尚早之时，分水岭却倏然而至，惟听天由命而已。有的人12岁时便达到顶峰，之后碌碌无为；有的人则顶峰期一直持续到辞世；还有的人在顶峰期死去。不少诗人和作曲家，生如疾风骤至，却因过于登峰造极而享年不过30。毕加素不同，80岁过后仍画风雄健，挥笔不止，终于在画布前安详离世。这种情况就必须盖棺方能论定。
我将如何呢？
顶峰——这东西之于我根本不曾有过。回首望去，甚至觉得人生都无从提起。起伏自是有一点，匆匆爬上，草草跑下。如此而已，一无所成，一无所获，一无所有，既未爱过别人，又未被人爱过。道路平坦之至，场景单调之极。仿佛在电子游戏机屏幕上往来彷徨，犹如大力士那样不断张大嘴巴吃掉迷途中的虚线。途中漫无目的，惟死确凿无疑，迟早罢了。
你也许不可能幸福，羊男说，因此只有跳下去，跳得大家心悦诚服。
我停止思考，略微闭起眼睛。
睁开眼睛时，雪正从桌子对面盯着我。
“不要紧？”她说，“你好像很没精神。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我笑着摇头：“不，你什么也没说。”
“想不快的事了？”
“或许。”
“经常性的？”
“有时。”
雪叹口气，在桌面上不停地摆弄着纸餐巾：“有时寂寞得很？就是说，半夜里或什么时候会突然想起不快的事？”
“当然。”
“为什么现在在这里想起？”
“怕是因为你太漂亮了。”我答道。
雪用同她父亲一样空漠的眼神看着我的脸，接着轻轻摇了摇头，再没说什么。
晚饭钱是雪付的。她说爸爸给了好多好多钞票，拿起账单便走到收款机前，从衣袋里掏出五六张万元现钞，用其中一张付了款，找回的零钱数也没数就塞进皮夹克的口袋。
“那个人，以为只要给我钱就行了。”她说，“傻气！所以今天由我招待好了。我们是对等的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让你破费，我偶尔来一次也可以嘛！”
“谢谢招待。”我说，“为了将来起见，有句话要提醒你一下：你这种做法不大符合古典式男女约会的礼仪。”
“是吗？”
“男女约会时吃饭，饭后女孩子不能自己抓起账单就去付款。应该先让男方付，事后再还钱给他。这是常规，要不然会损伤男方的自尊心。我当然无所谓，因为从任何观点来看我都不是在乎常规的人。但世上还有相当多的男人忌讳这一点，毕竟世界还有常规可循。”
“滑稽！”她说，“我才不同那种男人约会呢！”
“啊，那怕也是一种见识。”说着，我开始把“雄狮”开出停车场。“男女之恋有时未见得合乎常规，未见得可以选择，所谓恋爱也正是这么一种东西。你到了可以让人买胸罩的年龄，想必可以懂得。”
“我是说我有的吧？”她猛然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害得我差点儿撞在涂得通红的大垃圾桶上。
“开玩笑，”我刹住车说，“大人们之间常开玩笑，也许那玩笑不怎么文雅，但你总要适应才行。”
“哦。”
“哦。”
“滑稽！”
“滑稽！”
我停止鹦鹉学舌，把车最后开出车场。
“不过可不能像刚才那样冷不防地打开车人哟，这回不跟你开玩笑。”我说，“那样会撞在什么上面，两人同归于尽。这是男女约会的第二条常规，要平安无事地活下去。”
雪“唔”了一声。
归途车中，雪几乎没有开口，浑身瘫软地靠着座席背，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有时看上去似已睡着。她睡与没睡无多大区别。已经不再听磁带。我小心放上约翰·科尔特伦的民谣，她也没有抱怨，甚至根本没注意是何声响。我一边小声随之哼唱，一边驱车疾驰。
从湘南夜回东京，路上相当单调。我全副神经集中于前车的尾灯，也没说什么。驶上高速公路后，雪欠身坐起，不断咀嚼口香糖。之后吸了烟，吸了三四口便扔到窗外。若再吸第二支，我打算说她两句，但她只吸了一支。善解人意，知道我在想什么，懂得适可而止。
到得赤坂她公寓门前，我停下车，招呼说，“到了，小公主！”
她把口香糖包装纸揉成一团，放在仪表盘上，懒洋洋地开门下车，扬长而去，再见也没说，车门也没关，头也没回。神出鬼没的年龄！或许仅仅是生理原因也未可知。不过这倒同五反田所演电影的情节不谋而合，一个正处于复杂年龄的多愁善感的少女。不，倘是五反田，肯定比我来得得心应手，而雪也多半对他一见倾心，否则也无以成其为电影。接下去……罢了罢了，怎么又想到五反田身上？我摇摇头，挪身到助手席，伸乎嘭地拉合车门，然后哼着福莱迪·赫巴德的《漠漠红土地》，赶回住处。
早上起来，去车站买报纸。时近9点，涩谷站前给通勤男女卷起无数漩涡。尽管已是春天，但面带笑容的人屈指可数，而且那也可能并非微笑，而仅是面部的痉挛。我在小卖部前买了两份报纸，坐在“丹琴”炸饼店里边吃油饼喝咖啡边看报，哪份报都没报道咪咪之死。通篇累牍讲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什么越柬战争，什么东京都知事竞选，什么中学生不法行径等等。惟独一行也未提及赤坂一家宾馆里一个美丽少女被人勒死的惨案。如牧村拓所说，纯属司空见惯，根本不足以同什么迪斯尼乐园开园相提并论。此案有过也罢没有也罢，早已被人忘到脑后，当然也有人忘不掉，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杀人者。那两名刑警大概也不至于。
我想看场电影，打开电影栏目。《一厢情愿》已经过去。于是我想起五反田，起码应把咪咪的事通知他一声。万一不巧他也受到调查而道出我的名字来，我的处境便十分狼狈。一想到还要给警察敲骨吸髓，就不由大为头痛。
我用炸饼店里的公用电话，拨通五反田的住处。他当然不在，呼应的是记录电话。我说有要事相告，请其同我联系。之后我将报纸扔进垃圾筒，返回住处。边走边思索越南和柬埔寨干吗非动武不可，莫名其妙，这世界确乎变幻莫测。
这是用来调整的一天。
要处理的事堆积如山。谁都会有这样一天，有同现实中的现实短兵相接的一天。
我首先把几件衬衣拿去洗衣店，再把几件衬衣取回。接着去银行提取现金，付电话费和煤气费，把房租转账过去。并去鞋铺换了个新后跟，买了闹钟用的电池和6盒原音带。返回后边听FEN①边拾掇房间。把浴槽刷洗得干干净净，把电冰箱里的东西全部拿出，将内壁彻底擦拭一遍，清点所藏食品。继而擦煤气灶，擦排气扇，擦地板，擦玻璃窗，归拢垃圾，更换床罩枕套，开吸尘器，如此干到两点钟。当我随着音响哼唱冥河乐队的《机器人先生》擦拭百叶窗时，电话铃响了，五反田打来的。
①以美军为收听对象的远东广播网，Far East Network之略。
“能不能直接面谈？电话里有点不大合适。”我说。
“可以。不过是否很急？现在事情多得脱身不得，电影和电视片碰在一起了。两三天后我想可以轻松下来慢慢谈。”
“知道你忙，对不起。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说，“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他在电话另一头默不作声。一种岑寂而雄辩的沉默。过去我以为沉默无非是缄口不语。但五反田的沉默则不然，而同其所具备的其他所有素质一样洒脱豁达、机敏睿智。这样说或许离奇：倘若侧耳谛听，仿佛可以听到其大脑以最快速度运转的声响。“明白了。我想今晚可以相见。也许很晚，不影响你？”
“没关系。”
“大概一两点时打电话过去。那之前怎么也抽不出时间，抱歉。”
“可以，不要紧，等着就是。”
放下话筒，我把刚才的对话整个回想一遍。
问题是一个人死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人，警察出动了。
这岂不简直成了电影！一涉及到五反田身上，一切都变得和电影镜头无异。什么原因呢？我觉得现实似乎在一步步后退，而自己正在熟悉所要扮演的角色——想必是他那种鬼使神差般的特异功能所使然吧。我脑海中浮现出五反田戴着墨镜、竖起双排扣大衣从“奔驰”车上下来的情景。魅力十足，一如辐射层轮胎广告。我摇下头，把剩下的百叶窗擦完。别再想了，今天是面对现实的一天。
5点，我去原宿散步，在竹下大街寻找爱尔维斯纪念章，好半天也没有找到。吉斯也好爵尼梅丹也好AC/DC也好摩托头也好迈克尔·杰克逊也好王子也好——这些无所不有，惟独没有爱尔维斯。到第三家店，总算发现了“ELVIS，THE KING”，遂买了下来。我开玩笑地问店员有没有“SLY＆THE FAMILY STONE”纪念章。那位扎着小包袱皮一般蝴蝶结的十七八岁女店员愣愣地看着我的脸。
“什么？没听说过。不是指NEW WAVE或PUNK什么的？”
“噢，介于二者之间吧。”
“最近新名堂层出不穷，真的，魔术似的。”她咋了下舌，“没办法跟上。”
“千真万确。”我同意道。
之后，我在“钓冈”饭店喝了杯啤酒，吃了碗炸虾面。如此一来二去，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到了黄昏时分。日出日落，晓暮晨昏。我作为一个平面大力士，无所事事，兀自大口大口地吞食虚线。我觉得事态毫无进展，觉得自己没有接近任何地方，倒是中途又生出了无数伏线，而同关键的喜喜却彻底线断缘绝。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岔路上长驱直进，只是在接触主要事件之前的小品演出上白白耗费时间和精力。然而主要事件又在何处上演呢？果真在上演不成？
前半夜无事可干，7点钟去涩谷一家电影院看了保罗·纽曼的《裁决》。电影不坏，但由于几次思想溜号，情节给我看得支离破碎。眼睛注视银幕的时间里，蓦地觉得上面出现了喜喜的裸背，于是在她身上一阵胡思乱想。喜喜，你寻求我什么呢？
电影放完，我昏头昏脑地起身走到外面。在街上走了一会，跨进一家我常去的酒吧，一边嚼坚果，一边喝伏特加，喝了两杯。12点过后，返回住处看书，等待五反田的电话。我不时地往电话机那边扫视一眼。因我觉得电话机似乎在盯着我不放。神经病！
我扔开书本，仰面躺在床上，开始想那只叫沙丁鱼的猫。想必它已完全成了骨头，想必土中寂无声息，骨头也寂无声息——刑警曾说过骨头洁白而漂亮，而且无言无语。是我把它埋在树林中的，装在西友商店的纸袋里埋的。
无言无语。
从沉思中醒来时，虚脱感如水一般无声无息地浸满整个房间。我拨开虚脱感，走进浴室，一边吹着《红标语》口哨，一边冲淋浴。冲罢去厨房站着喝了罐啤酒。然后用西班牙语从1数到10，出声地说道“完了”，并啪地拍了下手。于是虚脱感像被一阵风吹跑似的无影无踪。这是我的咒语。过单身生活的人往往无意中掌握很多种能力，否则便无法将生命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