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木牌树立在长江边上，上书“三斗坪水陆交通检查站”的字样。
三斗坪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却因为这场中日战争而变成了一个军事重地。
三斗坪位于中国湖北省宜昌市西，长江西陵峡中部南岸，黄牛岩北麓，邻秭归县境。相传古时有人以三斗米开店而得名。抗战期间，许多国共要人及社会名流曾在此逗留过，并在镇下游的石牌一带打过鄂西保卫战，很是红火过一阵子。
自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来，特别是宜昌沦陷后，长江上中游水运联系就中断了，“小宜昌”三斗坪的地位一下提升了，因为东面就是沦陷区，西面直接拱卫着陪都重庆，成了战时最前方的水陆码头和交通要冲。长江下游货物从陆路迂回经湖南津市转至宜昌市西的三斗坪再经长江才能进入四川，或从三斗坪越过长江陆运至襄樊。这里成了川、鄂、湘、豫等省物资集散地和转运站。长江上游江防司令部设在三斗坪，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也一度驻扎三斗坪，中统、军统都在三斗坪前线设立了对外检查站。而这块木牌就是军统检查站的标志。
这天下午3时，一条升火待发的大型邮轮静静地停泊在三斗坪码头上。船名“美利坚”号，旗杆上，一面美国国旗正迎风招展。
甲板上，一个国民党军的上校走了过来，一排持枪的宪兵纷纷向他立正行注目礼。上校傲然的目光扫视着船上船下，对一个走近的宪兵团长叮嘱道：“刘团长，你们要提高警惕，严防日本特务混上船来。要特别注意美军顾问团的安全。”
刘团长敬礼：“是！”
几个富商模样的人从舰桥走了上来，后面跟着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姨太太，宪兵检查证件后放行了。
此时，美军顾问团一行23人，身穿笔挺的深墨绿色呢子军装，拖着行李，陆陆续续地走上舰桥，宪兵恭敬地敬礼，检查证件后一一放行。
码头停车场上，一个年轻的国军中尉从一辆卡车上下来，他长得英俊端庄，气宇不凡，把军用背囊向后肩上一甩，健步向舰桥走去。
恰在此时，又一个国军中尉提着2个大牛皮箱侧身走上舰桥，箱子显得沉甸甸的。此人长得清秀端正，英俊帅气，军服笔挺，风度翩翩，既有军人的阳刚之气，又流露出几分富家子弟的潇洒派头。
前面的中尉见身后的人有些吃力，伸手道：“喂，朋友，我帮你提一个吧？”后面那人看看身前的国军中尉，歉然笑道：“那，就谢谢了。”说着递了个箱子给前面的军官。二人各提着一个箱子来到甲板上。
宪兵检查了二人的红色军官证后，向二人行了个礼后放行。
后面的军官放下箱子，掏出船票看了看道，“我在二层，209，你呢？”前面的军官看了看船票道：“我在三层，刚好先送你上去。”
二人登上楼梯，上了二层，顺着走廊，来到209房间。服务生打开舱门，二人进了房间。开间不大，但是个单间，设备还算豪华。
杨锦帆放下箱子，伸出手道：“认识一下吧，鄙人杨锦帆，39军88师情报参谋。”
后面的军官放下箱子，与杨锦帆握手，“鄙人林闻涛，42军73师作训参谋。”
“你去哪儿？”
“重庆。”
“我也是去重庆。伙计，这一路上可算有伴了。”
“是啊，你先休息，我先安顿好了，咱们再聊。”
林闻涛言罢，离开了包间。
第二天清晨，“美利坚”号已进入三峡航道。此时邮船正泊在江边，舰桥上有几个军人正在登船，几个搬运工人正扛着大包小包的邮件往船上背。
江上浓雾弥漫，几个早起的美国军官正三三两两地俯身在栏杆上，望着两岸的山崖和连绵陡峭的青山峡谷指指点点。有个军官还拿出相机拍照。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大江大河中，没有一条像长江三峡拥有那么众多、那么雄奇、那么峻险、那么秀丽、那么多姿多彩的纵横峡谷。瞿塘峡雄奇险峻，巫峡幽深秀丽，西陵峡滩多水急。三峡沿岸的崖壁垂直犹如刀削，青山连绵，奇峰屏立，神秘浪漫，令观赏者充满无限的遐思和逸想。
杨锦帆边穿军装，边走出舱房，憋了一晚上，这下终于可以好好透透气了。他伸开双臂，做着体操，忽然瞥见一个风姿秀逸的女军官的身影一闪，从靠近楼梯的一间房间出来，飘忽而过，眨眼间消失在楼梯间里。
杨锦帆好奇地向楼梯间追了过去，但楼梯间没人，他追上三层，三层的走廊也空无一人。他绕到另一边的走廊，也没人，他又来到后甲板。只见几个早起的人指着江面，小声地议论着：“什么人这么大胆，这时候下江游泳。”
杨锦帆循声举目望去，果然见到一个戴着红色泳帽的女郎正出没在江水中，劈波斩浪，向江对岸游了过去。
身旁响起一声惊叹，“我的个乖乖，简直是个美人鱼啊！”
杨锦帆回首望去，只见林闻涛正手举着一架望远镜，瞄着水中的女子定定地望着。
“林……闻涛，是你？”
“噢，杨锦帆，快看快看，多么精彩呀，快赶上美国好莱坞电影啦。”林闻涛露出一副过瘾的表情。
“让我也看看，快。”杨锦帆催促道。林闻涛有些不舍得地把望远镜递给他，嬉笑道：“给，一分钟啊，伙计，别把眼珠子掉出来了啊。”杨锦帆接过望远镜，举着瞄准江中的女子，咂嘴道：“嗯，真够性感的。”船舷边上的人越聚越多，都在小声地议论着。
几个宪兵被惊动了，快步走了过来，神情紧张地望着江中戏浪的女子，有一人回身快步跑去。不一会儿，脸色严峻的刘团长迈着急促的脚步来到栏杆边上，厉声问道：“那是谁呀，不要命啦？不怕吃日本人的炸弹吗，妈的，等一下给我扣起来。”
一个宪兵走来报告：“报告长官，好像是个女军官，这是她的衣服。”说着递上一堆女式军衣。刘团长脸吊得更长了，接过军衣，威严下令：“不管是谁，都按违反战时军事管制论处！先收起来！”宪兵接过军衣转身离去。
刘团长走到杨锦帆和林闻涛身边，厉声道：“看什么看，啊？没见过女人的大腿和屁股吗？”杨锦帆和林闻涛悚然一惊，十分尴尬，赶紧收起了望远镜。
“哼！没事回房间老实待着。”上校怒气冲冲背手离去。
林闻涛吐了下舌头，“这下这小妞该倒霉了。”杨锦帆有些同情地说：“等一下她怎么上来呀？对，有了。”他顺手拿起一条绳梯，顺着船身放下水去。戏水女郎游了过来，抓住绳梯，爬了上来。刚爬到船舷边上，杨锦帆友好地伸出手去，想扶她上来，可是女郎傲慢地瞄了他一眼，根本不理睬他，自顾自地翻身上了船。
这女郎有着惊人的美貌，肌肤赛雪，身材窈窕，橄榄型的大眼睛顾盼生辉，鸭蛋形的脸盘上有两个大而深的酒窝，长发像瀑布一样直泻肩下，还在不断往下滴着水珠。
“咦，我的衣服呢？”女郎四处寻找着衣服。“给。”林闻涛跑来，把从宪兵那里偷回来的衣服递给她。女郎没好气地一把抢过衣服，十分不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嘁，两个流氓。”说完，头也不回扬长而去，只剩下杨锦帆和林闻涛傻愣愣地站在那里发呆。
邮轮209房间，有人敲响了房门。“谁呀？”杨锦帆打开了房门，一见是林闻涛，杨锦帆高兴地伸开双手道，“哟，老林，来来来，闷死我了，正想找你聊聊天呢。”
林闻涛变戏法儿似的拿出一瓶茅台酒道：“来吧，好酒啊，咱哥儿俩干一杯。听说船上晚上有舞会。”他边说边用钥匙撬开了瓶盖，给两个军用茶缸里倒上了白酒。
“是吗？你消息真灵通。”杨锦帆举着酒杯道，“干。舞会一起去啊，这两天可把我憋坏了。”二人举起大茶缸，碰杯，一饮而尽。
“跟美国人坐一条船就这点好。”林闻涛又像变戏法似的拿出一本书道，“哎，我有本好书你看不看？可以打发光阴，不过是英文原版的。”他扬起手，亮了下封面。杨锦帆高兴地接过书，“嗨，我这人没别的爱好，就喜欢看书。哦，《美国密室》？卡梅尔•德莱恩？”他用熟练的英文念出书名。
“哟，你英文挺棒嘛！”林闻涛露出钦佩的神情，“一看就是喝过洋墨水的。”
“嘿嘿，算是吧，留德三年。”杨锦帆正色道：“这个德莱恩可是个大师级人物，美国密码学之父，我知道他，他的书我全看过，我在慕尼黑上间谍学校时，老师动不动就拿他的案例来做范本。”“德国慕尼黑？我的个乖乖，经历不凡呀！”林闻涛压低声音，指着封面上的人道：“哎，你知道吗？听说他要来中国了。”
“什么什么，德莱恩要来中国了？真的要来中国？你怎么知道的？”杨锦帆急切地问。“嗨，我消息灵通啊，告诉你一个秘密吧，我是‘鬼谷子’转世投胎的，是个老和尚给我看的前世。”林闻涛打了个榧子，得意地说：“我一个同学在美国大使馆工作，他给我透露的，是军统戴老板请他来当顾问的。”
“噢，戴老板？当顾问？这下好了，看样子我的路算走对了。”杨锦帆停住了酒杯，缄默不语。“来来来，哥儿们，喝酒，喝酒。”林闻涛举着茶缸劝道。
茅台酒酒味醇厚、芬芳扑鼻，二人品着，聊着，你敬我一杯，我敬你一杯，喝得十分尽兴，酒酣耳热之际，林闻涛主动打开了话匣子——
帆哥，我知道你是上海人，其实我跟上海也有很深的渊源。我祖籍无锡，父亲从18岁起就到了上海当学徒工，一直干了8年，你知道学的是什么吗？铜版画。1915年的中国人，哪知道什么是铜版画呀。
铜版画是在清代乾隆时期才传入我国的，20年代的上海出现了第一个铜版画的作坊式工场，创始人就是油画雕塑师卢治平。我父亲就跟着卢老师学铜版画，每天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那里放满了画桌、版画印刷机、腐蚀铜版的酸槽，还有各种板材，就这样学了几年，但这种洋玩意儿国人不喜欢不欣赏，竞争不过油画和国画，这个画种就衰落了。
正当我父亲准备返回家乡自己开个画廊的时候，卢老师接到了一桩大生意，一笔吓死人的大单迎头砸下，给汇丰大楼制作壁画。我的个乖乖，是那个大名鼎鼎的汇丰啊！英商汇丰银行盖的那个大楼就在外滩中山东路，是1923年上海规模最大、设计最精美的西洋建筑。那楼中间是一个拱形穹顶的八角亭形式，天花板上要绘一幅巨型彩色油画，这个任务就落在父亲的老师卢治平头上。
当画完了这幅中国油画的开山之作后，英商又要求制作八面彩色马赛克拼砌出8幅图景，分别是当时汇丰银行设有分行的世界著名大都市。可马赛克这种材料，中国根本生产不了，怎么办？从英国运来吗？运费比成本还要贵5倍，怎么办？那就自己动手研制吧。没有人懂，没有资料，没有工具，一切都要靠摸索。
期限眼看就要到了，银行方面快要失去耐心了，再做不出来这单生意就砸了，好在我父亲脑子聪明，鬼点子多，他在颜料里居然放进了鸡蛋清，我的个乖乖，硬是把这种颜料合成出来了。你想啊，卢先生有多高兴啊，一次就奖励我父亲50块大洋。50块呀，那年头50块够娶3个老婆啦。
我父亲一高兴辞职不干啦，回到无锡开了一间拥有30个小工的制作工场，专门制作各种建筑装饰、雕花铁门、彩色马赛克、油画、铜版画和树脂雕像。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成天耳濡目染，可能得了爹的遗传细胞，什么东西不用教，看一遍就会，什么雕刻、绘画、铁艺、木匠，都是一把好手，才20岁我就成了大师傅。
我父亲的工厂生意日渐红火，他还想在无锡最繁华的地段开一家门面，让我去那里当掌柜的，可我就是不干，我知道自己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人。你想啊，一个鬼谷子的转世，一个超世的天才，去当什么开店卖画的小老板？不是太屈才了吗？我的理想啊，是当一个科学家、革新家或发明家。人活一世，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嘛。后来我没费劲儿就考上了国立南京大学，学了机电工程和电子专业。
1937年学校刚毕业，赶上抗战啦，国军招技术兵种，团长还许诺我一进部队就是军官待遇，我二话没说就穿上军装啦。哈哈哈哈……
林闻涛一番话说得口沫横飞，酒色上脸，二人杯来盏往更是喝上了劲儿，林闻涛打着酒嗝道：“哎，帆哥，干喝没劲，不如我去‘搞’点儿下酒菜来佐酒。”
“搞点儿？上哪儿搞？你不是喝高了吧？这儿是在船上，又没有小卖部什么的。”
“嗨，对于‘鬼谷子’来说，整点小菜还不是‘小菜一碟’？看我的。”说罢起身走出房间。不到五分钟，林闻涛回来了，他变戏法儿似的从背后拿出一个纸包，打开来，原来是一包油炸花生米。
杨锦帆点着他的鼻子笑了，二人有滋有味地就着花生米又喝开了。
杨锦帆仰脖灌了一大口茅台，缸子一蹾，抻开双手一抖袖子，算是“亮”了个富家公子哥儿的派头，这才打开了话匣子——
你吹完了，轮到我了。嘿嘿，本人上海人，十里洋场一代阔少，在法租界贝当路一带提起我杨锦帆的大名，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有人送我绰号“贝当小开”。“小开”你懂吗？你点头了，说明你懂。就是“吃得开，混得开，撑得开”的意思，仗着老爸有钱，家世显赫，过得鲜亮风光，凡事不知轻重，不分尊卑，喜欢招摇过市。而且琴棋诗画、跳舞桥牌、沙蟹麻将、网球玩票，无不精通。为什么叫“贝当小开”呢，因为我家的别墅在贝当路96号。贝当路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富商云集、名流汇聚、政府高官纷纷买地建馆的宝地，就在法租界里，是大上海的核心地段。
你一定以为我喝高了在吹大牛，大言不惭，但杨茂堂的名字你该听说过吧？你点头了，说明你听说过。我老爸虽然在大上海的五六千个大富豪里排不进前10，赶不上聂缉规家族、刘晦之家族、席正甫家族、地产大王周湘云家族、棉纱大王荣宗敬家族、轮船大王朱志尧家族，还有那个犹太富商、地产大王沙逊家族、开洋行和机器造船厂的马勒家族，但排进前20名还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的祖老太爷是咸丰九年的状元、后来的光绪帝师，也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他那一辈人中有兄弟五个，都是读书人，出了1个状元、3个进士、1个举人，所以有副对联讲“一门三进士，五子四登科”。说的就是我们老杨家。按说这样的书香门第，后代中应出大学问家、大作家、大画家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我们杨家子弟大都走向了实业。我老爸就被人家称为民族实业家兼民族银行家。
我太奶不主张子孙后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说“当今西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与朝，争利于市”。
就这样，我大伯和我老爸先后考取官派留学生，大伯去了日本求学，老爸去了美国。我老爸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金融和工商管理，掌握了西方现代的金融知识，毕业实习是在纽约花旗银行总行。当他得了博士学位后，回到了上海，开始发奋创业，先后创办了五间工厂，一个是上海大华纱厂，一个是富丰面粉厂，是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大获成功，声名远播。后来又办了光华玻璃厂，上海的玻璃有一半是我家工厂生产的。还办了两间小型的糖果饼干厂。
创办了许多企业之后，摊子铺得大了，几乎每个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的困扰，因为当时的银行业远远不能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放款的数额少而且利息又非常高，我老爸意识到银行的至关重要性。为使自己的企业能活络起来，在几个金融界朋友的支持下，他又在1916年创办了开元银行，自任总经理和总稽核。
开元银行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初定资本100万元，后来增加到200万元，最初的60万官股是从通惠公司调拨来的，其余商股都凭我爷爷在实业界的影响力陆续招来的，其中一部分是杨氏家族和杨家亲戚的款子，一部分股份是北洋旧官僚、政府显要和地方豪绅的款子。开元银行为商业银行，经营业务非常宽，有国内汇兑及押汇、国外汇兑及押汇，抵押放款、存款、私人保险箱、贴现、代募各种债券、货币交换、买卖金银。其中代办国外汇兑业务，通过美国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和日本帝国银行代办，在国内属首创。作为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开元的实力可见一斑。后来遇到几次大危机，但由于有富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做后盾，又有家族内部的合力，一直维持着经营。其间经理了不少工、商、矿、棉、农各方面的放款，曾是私营银行中向工业放款最多的一家。
五家工厂、一家银行，可谓家大业大。我爸虽然是个洋博士，但思想上挺传统、挺保守，他主张子承父业，财不外流，我们6个子女从小就被安排好了留学和接班。
我大哥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已经回国，二哥正留学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后。大哥叫杨锦云，是经济学博士，已经从父亲手里接过光华玻璃厂总经理的宝座。大哥和二哥其实是我伯父的儿子，伯父过世后过继给我家的。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我大哥了，我在家排行老六，最小，大哥比我年长14岁，所以特别喜欢我，处处爱护我，照顾我。我那时候还小，才十二三岁，心里像长了翅膀，一天不着家，那叫一个疯，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大世界、城隍庙、天蟾舞台、百乐门、国泰电影院、霞飞路和跑马场。
但咱哥儿们淘气归淘气，可学习成绩那没得说，门门功课100分，真的，绝不吹牛，走到哪儿都是学校的尖子，得99分我都会一天不吃饭，痛哭流涕。平时在外惹了祸、偷了东西，或打了架，回家见了老爸就像一只受伤的老鼠见了猫一样，老爸每次使出军阀手段，先说的一句话是“子不教，父之过”，然后用皮带和板子抽我，那叫一个惨，号叫声传遍了贝当路，邻居们一听“杀猪叫”，就会说那个老“军阀”又在修理杨老六了。
每当我“遭难”的时候，我大哥总会护着我，为我开脱，还替我挨了不少板子。这就是我大哥，他最懂我，最疼我，我有心里话都跟他说。大哥也把我当成年人看，因为我的智商远远超过同龄的孩子。
我13岁的时候，有一次，大哥忽然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其实这点根本不用问嘛，子承父业，明摆着我要接老爸银行的班嘛。可我却说，我将来一定会超过你和老爸，博士头衔对我不算什么，我一定会得到世人的赏识、羡慕和妒忌，我要高居于芸芸众生之上，扬名四海，当我走过的时候，人们会说，“那就是杨家老六，那个一生不断创造奇迹的人，是一个伟大的……”
伟大的什么？那还真是个问题，我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创造的是什么奇迹，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成长的路还很遥远，只知道自己极其强烈地向往着它。这样就不至于死后被埋在无名的坟墓里，不至于使大上海没有人知道曾经有过一个杨锦帆活过，轰轰烈烈，扬名立万，光宗耀祖。
后来这句话不知怎么就传到了老爸的耳中，他笑骂我：“我老杨家怎么会生下你这个孽种，我前世一定欠了你什么，我给你‘老人家’总结了两点，叫‘叛逆’和‘死倔’。什么叫叛逆？你是逆反着来到人间的，你知道吗？人家从娘胎里出生，都是头先出来，可你‘老人家’倒好，腿先出来，老话说就叫‘痦生’，是个天生的逆种，倒着来，差点没把全家人吓死。
“长大以后就处处给我打彆，我指东你就向西，我说白你就说黑，用现代派的说法就叫离经叛道。什么叫‘死倔’呢？就是输不起，学习成绩差一分就是满分，打架打不过比你大的孩子，或者输了盘象棋给大人就能气得两天不吃饭，爱死钻牛角尖，认死理儿，就你这副德行，将来我还敢把银行交给你吗？”
可我大哥却说：“老爸，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此言不差，但棍棒底下能出才子吗？皮带和板子底下能出孙武子或孔夫子吗？世界上有哪个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大军事家是棍棒、板子打出来的？如果棍棒那么灵的话，那世界上的学校就不用办了，老师这个行当也该失业了。您也是出过洋的人，见过大世面，怎么才能把小六子培养成一个出类拔萃、光耀门庭的人才？我想您比我清楚，您老的教育方法也真该改改了。
“不错，小六子的确是叛逆和倔犟，但倔犟说明了好胜心强，而好胜心恰恰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你想啊，以后社会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淘汰率越来越高，没点儿好胜心，怎么与人一争高低，搏战商海呢？小六子小小年纪，竟口出狂言，其实他胸怀高远，立志扬名四海，光宗耀祖，全上海有几个13岁的孩子能有他这样的远大抱负呢？”大哥一番话，虽然当时没有说服我老爸，但他的军阀作风似乎有了些收敛。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我在家中的地位和处境有了彻底的改变。
我老爸的开元银行是一家商业银行，在二三十年代，商业银行家和民族资本家一样，要时时面对官僚资本的挤压和政海风浪的冲击，如果没有官方背景是难以长久地支撑下去的。我老爸办银行，尽管赔尽小心，动足脑筋，但还会经常遇到麻烦。常言道，树大招风，发了大财，自然引起官僚豪门眼红，时不时就来敲敲竹杠，制造些麻烦。
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已冲击世界各地，1930年波及了上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银根渐紧，洋折提高，引起了银行界的震动和恐慌。我老爸平时远敬官僚，近交商人的处世态度，是靠自己的本事独立发展的民族银行家。一些大商行经营作风不正，好搞投机倒把，表面上钱很多，其实负债也很多，他们有人把有限的钱今天存入这个银行，明天存入那个银行，给人钞票很多、业务繁忙的假象，其实随时都有倒闭的危险。
后来，许多商号倒闭了，老板跑了，贷款给他的一些银行都吃了巨额倒账。这就引起了上海第一轮挤兑风潮。这时有人出来造谣生事了，说是开元银行马上要倒闭了，吃了巨额倒账，已经亏空了，引起汉口分行的提兑风潮，并从汉口蔓延到南京、天津，最后上海开元总行也大受冲击。
那一阵的确把我们全家弄得很紧张，老爸他一方面命令全体行员泰然处之，来者不拒，要现就付。另一方面出来调剂现银。老爸找了“南三行”的几个朋友，也是就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和上海银行，但他们也遇到了挤兑风潮，爱莫能助。这一下情形就危急了，眼看着总行的现金快要被挤提完了，这样下去银行铁定倒闭，怎么办？
我家的两个博士急得抓耳挠腮，一时乱了方寸。我老爸是留美学金融的，我大哥是留日学工商管理的，想了一招就是抵押那五间工厂，可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买主呢？不要说局势混乱一时没有人敢买，就是有人买，等卖掉了工厂也得半年以后，到那时不但总行垮了，全国的分行也全倒闭光了。
这时候，我站了出来，大胆说了一句话，“挤提一定是受坏人煽动，存户不就是担心银行没有现金嘛，不如放点现银在银行大门口晒太阳，让他们看看开元老底还是很雄厚的。”我说完这句话就等着挨骂，或挨板子，没想到两个博士听了一起跳起来，大哥把我抛上了天，老爸也激动得老泪纵横，感慨涕零。
我这句孩子气的话一下点醒了这两个大博士，他们立即和南三行签了一个抵押合同，其实是假的，做给外人看的，上面写着“大华玻璃厂”抵押150万银圆给南三行准备金库，并张榜公布，并且在大白天把一箱箱现金和现银全部堆放在银行大厅门口的台阶上，并打开了一个个箱盖。那个轰动啊，让前来挤兑的市民们看了个够。
其实那20箱现银、30箱法币和10箱美元，是“开元”最后的库底、全部老本儿，那样做也是冒着天大的风险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嘛。市民们一看布告，知道“开元”调剂来了现金，再看看白花花的现银、绿油油的法币和美钞，如此情景，市民们终于明白是上了人家的当了，人群逐渐散去，这场挤提风波就此平息。
乖乖，那叫一个险啊。一个13岁的孩子，一句话化险为夷，居然救了一家人的命、一家银行和五家工厂，让我家那两个博士喜出望外又大为震惊。老爸从此后从一个“军阀”变成了一个慈父，对我奉若神明，呵护有加，知道自己这个儿子是个旷世天才，是个神童，他前世一定做了大善事，积了大功德，儿子今生今世是回来报恩的而不是向他来讨债的。我大哥更是逢人就说，这就是我那个长了两个大脑的弟弟。
从此我在家就抖了起来，公子哥儿的“派”又玩了出来，那叫一个爽啊。但我还是玩不过那两个博士，他们不会让我消停的。唐诗三百首和宋词三百首刚刚背完，“军阀”的眼睛又向那厚厚的几大本“四书五经”上溜了，我的妈哎，“小开”算是拜拜啦，我可怜的童年就要被葬送在故纸堆里了，我在亲戚朋友面前背诵唐诗宋词的固定节目不会有终止的一天了。
可有一天，冷不丁家里突然多出来一架大钢琴，大哥笑着对我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小六子，来来来，见过你的钢琴老师庄丽媚。”一个20岁出头的大姐姐握住了我的手。她是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钢琴系三年级的学生，从那天起就是我的老师了。我的庄老师长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头后梳着两条大辫子，头上别了个蝴蝶式发卡，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我一下就喜欢上了她。从那时起，音乐像个洒满阳光的大海一样，我尽情地在里面遨游戏耍，而庄老师就是我的航标和灯塔。庄老师非常善于教学，从不训斥我，更多的是鼓励和赞扬。因为她明白，钢琴演奏首先是一门艺术，其次才是一门技术。作为一门艺术，它熏陶的是孩子的艺术感受力，启蒙的是孩子丰富的情感源泉，激发的是孩子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作为一门技术，它可以有效地锻炼孩子的脑、眼、手、足的复杂协调性。我在庄老师的教育下，学琴进步真是神速，只用了一年时间，就从车尔尼的基础练习曲弹到了那些著名大师的高深作品，如海顿、巴赫、亨德尔、莫扎特、李斯特、肖邦、贝多芬等大师的作品。当然这一切都是拜庄老师的“游戏教学法”所赐。游戏教学法？对，她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一点儿都不古板，她总是教一会儿琴，讲一会儿故事，念几首唐诗，唱一会儿歌，还和我玩一会儿游戏，甚至有时候还和我谈谈佛教。
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完全长大的孩子嘛，但她的方法却高明到家了，注重的是开发我的天性和智力，只要我有一丁点进步，她就会大加赞赏和鼓励。学琴的第二年，我已经跨过其他孩子要用五年才能走完的路。庄老师开始给我加大难度，因为基本功和技术关已过，她开始注重我的艺术表现力的培养了，专让我弹莫扎特和肖邦的作品。
有一天出了一件怪事，当我练琴累了到院子里休息的时候，琴房里突然传出一阵奇妙的琴声，那是庄老师在弹琴。可那首曲子听起来既很古怪，又很优美，旋律时而昂扬激越，时而低回婉转，时而节奏急促，犹如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忽而又是连着的十几个和弦，有些和音非常不协调，非常刺耳、尖锐，甚至有几分恐怖和吓人。
我被这个曲子彻底震住了，听傻了，吓呆了。我不知道是怎样走进房间的，庄老师一见我回来了就不弹了，脸上似乎还有一种歉疚之色。我问庄老师刚才弹的曲子叫什么，庄老师诡秘地一笑，对我说：“小孩子家不要问，好好弹你的琴吧。等你成了钢琴家，自然就知道了。”我见她不说，也不再追问，但我发现自己严重失眠了，那首曲子回旋在我脑海和耳际，像海水，像狂风，像雷电，像火山一样在我大脑的屏幕上翻腾跳跃，始终纠缠着我，呼唤着我，击打着我，久久不愿离去。
我忽然觉得我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听过这首曲子，那旋律，那气势，那魔力都是这样熟悉，这样亲切，这样难忘，而且说不定我还能背弹出来。背弹？这个想法把我自己都吓疯了。当第二天上课时，我试着弹了一下，这下出事了，我竟然一音不差地弹了出来，旋律、和弦、风格都和原曲几乎一模一样。
庄老师也惊呆了，好半天才说：“天哪，你简直是个天才，是个千载难遇的神童，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你如果出国比赛，会把世界上所有的大奖都拿完的。你知道吗，这首曲子叫《恶魔的颤音》，是世界三大魔曲之一，也是难度极高的曲目，一个钢琴系的研究生要专心致志学习一星期才能演奏它，可你只听了一遍就背出来了，我的天哪，我们二人，一定有一个疯了。
“传说它是意大利作曲家塔鲁台尼梦见自己将灵魂卖给了魔鬼，并将自己的小提琴递给了魔鬼，于是魔鬼演奏了一支极其美妙的乐曲，梦醒后他将梦中的音乐加以回忆，终于写出了那首名闻遐迩的小提琴奏鸣曲《恶魔的颤音》。据说这首别名叫‘黑色星期天’的曲子是人类音乐史上最厉害的无形杀手，当塔鲁台尼创作出它的时候，曾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和震惊，它的有名不在于它灿烂辉煌的艺术成就，却在于绝大部分听过这首乐曲的人都自杀了！
“可谢天谢地你竟会没事？！孩子，这首曲子本不该是你这个年龄应该接触的，我那天也是在复习德国教授只给我一人传授的曲子，没想到却让你偷听到了。”
听到庄老师这番话，我高兴坏了，我就说：“庄老师，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这首曲子原本我就会。”这样的不知轻重、非狂即癫的疯话，居然出自一个16岁的少年之口，我以为会招来老师一顿臭骂。
没想到庄老师笑了笑却说：“杨老六，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孩子，但我现在才发现，你的智力、勇气和胆量已经远远超过成年人了，那么好吧，我来告诉你，每个学音乐的人，除了长了两只正常的眼睛之外，心里都有两只闭着的眼睛，一只是魔眼，另一只是仙眼，在一种特殊的机缘刺激或触发之下，如果能够睁开其中一只眼，你就会成为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醒觉了，或者说顿悟了。世人所谓的鬼才、怪才、奇才者，指的就是那种睁开了魔眼之人。而你，就是在听了《魔鬼的颤音》之后睁开了心中的魔眼啊。”
听了这番话，我本该得意、骄傲，甚至狂妄、疯癫的，但我却变得十分理智和冷静，我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一下子懂事了，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我心中那个“小开”死了，活过来的是另一个沉着、冷静而又睿智的人。
那之后，庄老师让我弹了世界上难度极高、旋律极其华美的曲目：肖邦的《幻想即兴曲》，还有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和柴可夫斯基的《四季》。1935年7月的一天，我参加了上海第一届青少年钢琴比赛，得了冠军。当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庄老师的时候，庄老师已经上了一条开往美国纽约的轮船，我抓起了那条准备送给她的红色羊毛围巾，坐上大哥的轿车就赶往十六浦码头。谢天谢地，我终于赶在开船之前见到了庄老师，我哭着问庄老师为什么事前不告诉我她就要远行，而且一走就是千山万水。
庄老师告诉我，她狠心的父亲为了钱把她嫁给了一个富豪的儿子，而那个富家公子是个瘫子，她连夜逃了出来，躲藏了几日，后来在德国教授的帮助下申请到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奖学金。她的船票是几个同学凑钱帮她买的。我苦命的庄老师啊，就这样被那条无情的轮船带走了，同时还带走了那条红色的羊毛围巾，带走了她梦幻般的眼睛，带走了我的钢琴梦，也带走了我的爱……
我人生的第一次爱情就这样还没开苞就枯萎了。1936年底的时候，上海的时局已经有些风雨飘摇了。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在上海周围陈兵十几万了，日本一个隶属于军方大本营又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叫“黑龙会”，总部就在日本特务机关“井上公馆”，其首领名叫井上日昭，他纠集大批日本浪人和日本侨民，在上海租界内外大搞暗杀、绑架、爆炸和恐吓等各种破坏活动，上海已经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说“中日间早晚必有一战”。
这下我老爸慌了，和我大哥商议着要尽快把我送出国留学，同时安排把几间工厂从虹口搬迁到远郊或无锡去。好在我二哥正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老爸让他千万不要回来，并为我赶快联系学校。不久，老爸打通了关节，还用了10根“大条”为我争取了一个宝贵的公费留学生名额，二哥也为我办好了赴德国洪堡大学留学的入学手续和签证。1937年初，17岁的我就这样匆匆忙忙离开了大上海，离别了家人，飞到了德国柏林，进入了洪堡大学学习金融和工商管理。
洪堡是所伟大的学校，这里的教授都是世界级学者和科学巨匠，学术思想特别开放和多元，对于我一个异乡的学子来说，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可我对金融根本一窍不通，对工商管理更是兴味索然，老爸对我的满腔希望就在3个月后我出现在慕尼黑音乐学院时彻底落了空。数年后那个金融博士恐怕永远也不会在他面前出现了。老爸没有说错，我是个天生的逆种。但我做一个华裔钢琴家的梦想却开始起飞了。德国共有20多所音乐学院，比较著名的有柏林艺术大学、慕尼黑音乐学院和科隆音乐学院，还有不来梅音乐艺术学院等。
我进的这所慕尼黑音乐学院外表古朴，但确实藏龙卧虎，教授全是一流的大师，被外界称为生产钢琴家的“梦工厂”。许多这个学校的学生已经是活跃在各个国际舞台上的签约钢琴家了。几乎每个国际钢琴大赛获奖者中都有慕尼黑音乐学院学生的身影。我的指导教授尼林斯基和我本人都坚信，自肖邦之后，下一个钢琴大师非本人莫属了。
头一年，钢琴让我自由地挥洒着绝世的天才和无尽的激情，开满鲜花的道路铺展在脚下，未来的幸福生活在向我招手，美丽的异国姑娘像花蝴蝶一样扑进我怀中。这时候，一本书名叫《世界大间谍》的书让这一切都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我被书中展现的世界迷住了。从公元前18世纪马利文献记载的有关古巴比伦王国缔造者汉谟拉比向敌后派遣间谍时起，到20世纪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数百次重大的战争，在战争中，无不闪现出间谍的身影。为战火所催生的情报活动、密码破译活动所展现出来的惊心动魄和复杂精巧，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其中有数十位顶级的间谍大师，像普鲁士情报机构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间谍内森•黑尔、法国间谍之父舒尔梅斯特、英国军情五局的缔造者弗农•凯尔、两次改变战争进程的人卢齐托等，都让我为之感动，为之神往。我第一次知道了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间谍”。间谍是一群最能集中体现人类的坚毅、勇敢、机智、神勇的人。间谍是黑暗中的魔王，他们的一个情报能够影响数万人的生死，甚至决定一场战争的进程；他们嘴里的一句话，能够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甚至能够力挽狂澜；他们在黑暗里的一个举动能够影响一批人的政治前程，甚至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荣辱和成败存亡。
我忽然间就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大胆的决定，我不要学习什么音乐，我要去学习军事情报和密码破译，我不要当什么音乐家、钢琴家，我要做一名伟大的间谍，一名震古烁今的破译家。我被自己这个瞬间的决定惊呆了。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疯了或中了什么邪。记得我在一本书中看到一个间谍居然能够用耳朵听出拨打的电话号码时，我也试了一下。
没料想我也能够一字不差地从每个拨出的号码归零的时间长短上听出电话号码。我的天哪，这是一种天赋异禀，一种魔鬼的才能，而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这样一块干间谍的料。此时，我一个同学的叔叔正在慕尼黑情报局学校当校长，经过他的推荐，我没经过考试就被学校破格录取了。
我老爸说得对，我是一个天生的逆种，现在成了家族的败类。第一次瞒着他偷偷转学进了音乐学院，已经错过一次了，这一次错上加错，铁了心地一条道走到黑，我知道将来回家的时候，“军阀”手里举着的可能不是皮带和板子，而是一把手枪。
正像《小二郎》那首歌唱的那样，我是“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喽。
德国是一个情报活动历史悠久且被各国情报界视为楷模的国家。德国的情报活动历史可以追溯到1740年，当时被称为德意志谍报之父的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为了向外扩张，屡屡和外国作战，因此非常需要了解对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于是便建立起一个情报组织。他所设立的情报组织显示出德国人在组织上的优异才能，后来被各国谍报组织视为楷模。
进入20世纪后，为夺取殖民地和世界霸权，德国国王威廉二世也十分重视情报工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情报侦查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德国向敌对国及边境地区布建了众多的间谍网，集中收集英、法、俄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军事实力和军事装备情报。当时德军绘制的法国地图甚至比法国自己绘制的还精确、详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情报工作的技术手段又有了新的发展，发明了无线电收发电机，于1914年建立了无线电截听站和以西方国家为对象的密码分析所。1915年又发明了电话窃听装置。此外，德国还把飞机侦察和空中摄影等技术手段引用到了获取情报工作中。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主要情报机构是陆军参谋部军事情报局，由尼古拉上校领导。这期间，由于情报活动手段和方法越来越复杂，对情报人员也提出了复杂的要求。于是德国情报机构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间谍和特工的学校，就是我进的这所慕尼黑情报局特工学校，后来其他国家的情报机构也纷纷效仿。
学校很大，有40栋教学楼，12个系，学员3000余人，除大部分是德国青年外，还有来自亚洲、欧洲、美洲的青年学员，光中国学员就有80多人，都来自国民党的高官和富有家庭。学校教授全是各个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有的还是军人，是现任德国军队中的中高级官员。
德国富啊，军队有钱，学校也有钱，教学设施齐全，有最先进的密码室、谍报室、各国军情分析室、化学实验室、人体解剖室、毒药毒气室等。学习的基础课程有：野外求生术；徒手格斗术；绑架、暗杀与纵火；跟踪和反跟踪；化装与伪装；监视与盯梢；窃听与建立接头点；蒙面驾驶、驾车撞击固体障碍物；爆破和制作各种爆炸物；熟练驾驶各式飞机、汽车与舰艇。
高级训练课程有：侦讯与反审讯；密码破译和军情搜集；拆装收发报机；秘密摄影；开密码锁；撬保险柜；摄影及缩微；密写与夹藏；制作和投放毒药等。
每天上午是理论课：《孙子兵法》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艺术论等；下午都上实习课，如：突击队攻击，丛林战术，化学和生物战，柔道，空手道，日本剑道，中国功夫，安装磁石炸弹，爆破桥梁与架设桥梁，还有各种类兵器武器识别、轻武器射击等。
每周2天是射击训练，训练狙击步枪和速射技术，200码、300码，400码、500码，活动人形靶、山羊跑动靶，满分800分，手枪射击有25码、50码、100码等距离，立、跪、卧三姿练习，还有难度更高的在移动汽车上射击固定目标物练习等。
课程很多很杂，但这难不倒我，我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有几门还是A+，当然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密码破译方面，因为这个课程很神秘，很深奥，对我有无穷的魅力和吸引力。和我一起学密码破译的只有15名学员，都是从全校3000名学员里一轮一轮淘汰和优选出来的尖子。
班里和我关系最好的有两个中国同学，一个姓薛，名叫薛大龙，后来才知道他是国民党第九战区一兵团司令官薛岳的长公子。另一个叫黎耀东，后来证实有共产党的背景，据说还是延安直接派来的，并负有特殊使命。
我不管他们姓“国”还是姓“共”，我们三个关系最铁，课上课下聊得最多，他们俩都比我大四五岁，薛大龙是中国学生会的主席，在学员中威信特高，再加上他老爸是抗日名将，中国同学都管他叫“龙头儿”。“龙头儿”谱儿摆得大，那叫一个跩，因为他不光有中国高官的家世背景，还有战功呢。据说“淞沪战争”时他是十九路军蒋光鼐的部下，还率领过一个连上过火线，亲手击毙过二十几个鬼子呢。黎大哥黎耀东的经历也不凡，是从鬼门关上回来的人，那叫一个悬。
日军进攻南京的时候，他是共产党安排在国民党中的卧底，结果被日军第六师团的人给俘虏了。拉出去枪毙的时候，他和40多个国民党被一根绳子捆着，就在中华门旁的一个万人坑里，前面枪一响，他就先倒了，其实是装死，后死的人压在他身上，子弹没打中他，他把死人的血涂在自己脸上和胸口上，一动不动。一个军官来验尸，用刀捅，挨了几刀他也没敢吭声。后来这堆死人被扔进坑里，上面开始填土，忽然听到一声集合哨声，鬼子都走了。半夜，他咬断了绳子，浑身是血地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后来他又重返八路军，当了一名连指导员。
我和他俩头次见面特有意思。那天的训练课目是“高楼射击”和“降落训练”。我们二十几个学员背手站成一排，静听教官训话。教官说：“现在我们在38楼楼顶，规定动作是腰系绳索，背身向楼体，顺绳下放，对面楼里有特务向你开枪狙击，你必须一边降落，一边还击，击中一人得一分，没有击中得零分，课后罚三千俯卧撑。听清楚了没有？”学员们都听清楚了。教官指着我们四人道：“薛大龙、黎耀东、杨锦帆、歌丽娅出列。”
我们四人应声出列，开始往自己腰上系绳索。我不会系绳索，学着旁边的薛大龙的样子做。薛大龙长得浓眉大眼，英俊帅气，笑着说：“你叫杨锦帆吧，新来的？我叫薛大龙，是班长。”
黎耀东很快系好了绳子，过来帮助我，边系边说：“这上面系的不是柴火，可是你的小命啊。”
歌丽娅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系好了绳子回望着我，看见我笨手笨脚的，在一旁捂嘴偷笑。
这时我走到楼顶边沿，从上往下看，下边的人像蚂蚁一样小。我硬着头皮深吸一口气，强压紧张心情，头上直冒冷汗。薛大龙赶紧过来，抽出我腰上的一支手枪，拉开保险，顶上膛，嘱咐我：“别走火了，这可是真家伙。”我当时腿就软了，学着黎耀东的样子，反蹬在楼沿上，背对着虚空，做好下跳的准备。我当时那个后悔呀，对黎大哥说：“我我我……我有恐高症啊，早知道……还有这一手……不如回去做我的钢琴家呀。”黎耀东笑了，“知道了吧，间谍这碗饭可不好吃啊，当你站在鬼门关前，说什么都晚啦，哥儿们，别紧张，跟着我跳吧。”说完，黎耀东一蹬腿，跳了下去。我当时心想，反正豁出去了，眼一闭，牙一咬，跃入空中，顺绳下放。当我降到半空中的时候，脚下传来一连串枪声，我赶紧抽出手枪，发现背对面的楼里的窗户里有人影在晃动，我急忙开枪射击。这时黎耀东在我的下方射击。但绳索总晃，我其实根本找不到目标。不一会儿，黎耀东先平稳落地，仰望上方的我摇摇晃晃地落地，大口地喘息不止。突然，上方又传来一阵枪声，“啪、啪……”那是薛大龙和歌丽娅，只见歌丽娅手使双枪，甩手射击，枪法神准，动作潇洒。我当时都看傻了，脱口叫道：“乖乖，真漂亮。”黎耀东问我：“你是说动作漂亮，还是人漂亮？”说话间，薛大龙和歌丽娅已经落地。众人收好绳子，说说笑笑走向汽车。
在回程的中吉普车上，十几个学员们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还有人唱起了德国民歌。我望着坐在对面的薛大龙和黎耀东，不好意思地笑笑说：“嘿嘿，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让二位大哥见笑了。”薛大龙顺手摸了我裤裆一把：“没尿裤子吧？”我腿一缩，尴尬一笑：“嘿嘿，差一点儿。我哪能跟你们二位比呀，你们都上过前线，跟日本鬼子真刀真枪拼过，嘿嘿，兄弟我只能在上海滩上混混，嘿嘿，一代小开。”
薛大龙摆开了谱，特跩地说：“哼，以后叫我‘龙头儿’吧，本人是抗日名将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长公子，前国军连长，三级云麾勋章得主，现任中国同学会主席，以后跟着我混吧。”我双拳一揖：“谢‘龙头儿’抬举。”坐在旁边的黎耀东嘴一撇，抬抬下颌指着龙头儿调侃道：“国民党二世祖，贪官衙内，南京城四大花花公子之首。”薛大龙眉毛一抬，以鄙夷的语气对我说：“别理他，共党分子、溜山沟的土豹子、延安派来的国际级奸细。”黎耀东讥讽道：“哼，见了鬼子就撒丫子，败仗冠军，挂彩当得奖，医院采花手。”薛大龙回敬道：“嘁，卧底冠军，不就从南京大屠杀的死人堆里捡了条命嘛，在国民党中卧底差点卧到万人坑里垫底去了。”我听着二人互相讽刺挖苦，扑哧乐了，我说：“你俩呀，别横眉冷对的了，国共要合作嘛，别让人笑话啊。”并用下巴指了指坐在斜对面的歌丽娅。薛大龙回应道：“她听不懂，班花兼校花，绰号‘公主’，整个一亚利安。”黎耀东嘴一撇：“嘁，亚利安？拜托，日耳曼好不好。”
我就这样认识了两位老大哥。说实话，军事技术咱的确不行，但论起破译密电码，那可是我的拿手好戏。有天上破译课，教室大黑板上写满了各种算式和数目字，一个教员背着手在巡视。学员们正埋头答卷，薛大龙坐得离我不远，老用眼睛向我示意。我知道他遇上难题了，我悄悄伸出右手，趁教员不注意比划了“六、八、三、五”四个手势，薛大龙暗自点头，在答卷上迅速书写。我发现后面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看，我一回头，发现是歌丽娅。像往常一样，我第一个交卷离开了教室。
在教学楼下的花坛边，远远地薛大龙和黎耀东争论着什么走了过来。薛大龙向我伸了下大拇指：“那道密码题太难了，幸亏有你的暗语，我算服你了。”黎耀东也夸奖道：“真棒，锦帆，要不是你，我又要最后一个交卷了。”我们三人边说边打闹，向草坪走去。
此时，歌丽娅从后边走来，薛大龙给了我们一个暗示，我们心领神会，三人用手搭起了肩膀，拦住了歌丽娅的去路，腆着脸唱起了《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歌丽娅被我们拦着，怎么也走不过去，终于发火了，大吼道：“作弊王，让开！”我们一听傻了眼，我问道：“什么什么，你说什么？”歌丽娅气呼呼嚷道：“你听不懂德语吗？我是说让开，作弊王先生！”我们像霜打了似的放下了手臂，歌丽娅从我们中间穿过，冷哼一声扬长而去。黎耀东说：“坏了，上课打手语被她看见了，龙头儿，怎么办？”我担心地问二人：“她会不会告发我？”薛大龙点点头道：“会的，你马上就会成为本校历史上学龄最短的学员，学龄三天。”我丧气地拍拍后脑勺，“完啦，完啦！间谍梦拜拜啦。”薛大龙安慰我说：“别担心，老弟，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我有办法对付她。”
我们好友三人组被亚瑟戏称为“三个火枪手”，亚瑟是一家叫“圣安娜”啤酒馆的老板，因为常去喝酒我们成了好朋友，每次我们去，头五杯啤酒都是免费的，我们每周两次的学生聚会都是在他那儿召开的。平时“三个火枪手”最爱干的事儿就是爬山、划船和喝啤酒。
慕尼黑是个啤酒之都，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它不仅是一座依山傍水、景色秀丽的山城，同时也是德国最瑰丽的宫廷文化中心，12世纪以来的将近800年中，这里一直是拜恩王国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王城之地。作为拥有125万居民的德国第三大城市，慕尼黑一直保持其由众多教堂塔楼等古建筑组成的城市风貌。高贵典雅而又历史悠久的皇宫区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圣母教堂，哥特式的市政厅、古罗马式的国王广场以及各式现代化的建筑，一座连一座，让你仿佛走进了建筑历史的长廊，不禁感叹“欧洲建筑博物馆”之名的确名不虚传。
我们“三个火枪手”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追女孩子。我们追的竟是同一个人：班花兼校花歌丽娅。歌丽娅是个纯种日耳曼人，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和性感的气息，闪烁着野性的光芒，那叫一个美。白皙的皮肤，窈窕的身材，金发碧眼，走过任何地方都会招来男同学们如饥似渴的目光和女同学羡慕妒忌的流言蜚语。
她有一种孤傲冷艳的美，有一种令男同学可以远观而不可近抚的气质。最吸引我的是那双像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和高高向上翘起的卷曲睫毛。我们私下给她起了个绰号——“公主”。她每天上学和放学都有一辆黑奔接送，还有两个盖世太保为她开车门，估计来头很大，背景很深。
“龙头儿”向她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玫瑰攻势，还亮出了老爸的司令官名头，但只引来“公主”阵阵冷笑和鄙夷眼神，第一战薛大龙铩羽而归。黎大哥接着出马，他用的招儿是“亮块儿”，黎大哥本就长得魁伟结实，英武挺拔，上训练课时故意在歌亚娅面前露出凸隆的肌肉和健硕大腿上的毵毵，八块腹肌抖个不停，但歌丽娅却装没看见。第二仗黎大哥无功而返，该我第三个出场了，龙头儿“命令”我一定要把她拿下，我的招儿是“玩酷”和“玩跩”，把我天生的富家公子哥儿的派头和一副冷酷漠然的表情摆了出来，但这一招同样不灵。
就在此时，亚瑟传来情报，歌丽娅的老爸居然是军事情报局局长卡那里斯，是个中将，负责整个德国的情报工作。原来如此啊，歌丽娅为什么这么牛，眼睛长在头顶上，为什么连校长都会为她开车门，终于有了答案。她原来是个名副其实的“公主”啊，我们再也不敢招惹她了，因为搞得不好就会被一纸命令提前派往前线。那样的话不仅学业会被荒废，弄不好小命就会丢在苏俄人或波兰人手里。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让我们又看到了希望。事情发生在1938年夏末的一个傍晚，我们三人闲极无聊，一起到伊萨尔河去划船玩耍。慕尼黑是座多水的城市，伊萨尔河从城中穿过，河道两旁有许多古式建筑和通宵酒吧，风光很美。
当我们非常惬意地荡漾在平静的河面上时，忽然传来女人的呼救声。我们循声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条小船翻了，是一条大型游船带起的波浪弄翻了那条船，那两个划船的姑娘都落在了水里。我的天，赶快救人！我们急忙将船划到出事地点，我第一个跳入水中，但我忘了自己根本不会游泳。这时黎大哥和龙头儿慌神了，想把我拽上来，没想到黎大哥立脚不稳，“扑通”一下也掉进了河中。这下龙头儿急了，一个猛子扎进水里，先把那两个姑娘救了起来，然后返身来救黎大哥，当黎大哥被几个人拖上船的时候，我却被湍急的河水冲走了。
在我还来不及跟世界说拜拜的时候，刚好一条观光游览船从旁经过，几个会水的小伙子跳了下来，把淹了个半死的我救了上来，后来，那两个姑娘抱着我一顿痛哭啊，还嘴对嘴进行了人工呼吸，我终于在吐出了几条小鱼后苏醒了。这时奇迹出现了，我看见了那双像海水一样湛蓝的眼睛和那片弯曲上翘的睫毛。
我的天哪，救我的居然是歌丽娅，龙头儿过来表功式地说：“歌丽娅，是我救了你，只是我！我们交个朋友吧，你不用再给他做人工呼吸了，他死不了啦。”我是平生第一次接触女孩子的嘴唇，那叫一个晕，那种香甜绵长的滋味好几天都萦绕在我的梦中。
从此，歌丽娅成了我们“三个火枪手”最好的朋友。大家一起上课，一起爬山、划船和喝啤酒，当然我们三个也在暗中展开了追求歌丽娅的无声较量。说实话我们三个都很优秀，站在一起一般高，都是1.78米，也一样的帅，一样的充满了男子汉的阳刚气概，都是精英，当然也都想把歌丽娅收入自己囊中。
歌丽娅犹豫了，她那双美丽多情的大眼睛从一张脸上滑到另一张脸上，正在唱歌或放声大笑时会忽然停住，含笑不语，弯曲的睫毛一眨一眨的，眼睛踅来踅去，三个火枪手都知道，“要命”的时刻就要到了。
有一次，歌丽娅开玩笑说，你们“三个火枪手”都太优秀了，简直不分上下，干脆，本小姐嫁给你们三个得了，谁让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呢。公主就是公主，说出话来总是吓人一跳。歌丽娅笑道：“也是的，3个人不好分配，干脆你们抽签吧，谁赢我嫁谁。嘻嘻。”龙头儿有意带歌丽娅参加了一次中国同学会。会议是在亚瑟的圣安娜啤酒馆里召开的，与会80多人，全校的中国同学都来了。这种会议我从来就是一个忠实的旁听者，因为我毕竟还年轻，对那些高深的抗日言论和救国救民的大道理还完全是个门外汉，只有学习的份儿。会议每次都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展开辩论。
龙头儿面色凝重地扫一眼到会的80多个中国同学，挥着双手庄严说道：“现在，我们唱《抗敌歌》，我起个头，‘中华锦绣江山’，预备，唱！”同学们一起唱起来：“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抵将仇报，家可破，国须保，身可杀，志不挠，一心一力团结牢，拼将头颅为国抛……”歌声雄壮、凝重、庄严、悲愤，所有在场的人都露出一脸的肃穆和豪情。歌丽娅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歌，禁不住跟着大家小声哼唱起来。
唱完歌，龙头儿声沉字重地说道：“同学们，今天的议题是‘重庆’。大家知道，自从1937年11月以来，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宣布重庆代替南京成为中国的战时首都，这使重庆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挥中心，领导全民族抗战。这是一份刚从国内寄来的《中央日报》，上面说上个月日本鬼子又对重庆实施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大轰炸，叫‘无区别’轰炸，出动了近500架次零式轰炸机，历时5小时，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广大居民的界线。炸毁民房1000多间，炸死民众800多人，炸毁厂房300多间，其历时之长、为害之烈、贻祸之深，世所罕见。”
有人吼道：“狗日的，一群从地狱里爬上来的魔鬼，穷凶极恶，丧心病狂！”
又有人叫道：“要叫他灭亡，先叫他疯狂，血债定要血来偿！等我回国了再收拾他们！”
又一名军官站起来说：“什么叫无区别轰炸？扯淡，报纸说得不对，我看叫‘心理轰炸’，其狼子野心就是打击我们抗击日寇的信心和决心，因为现在全国民众就指望重庆了，如果重庆垮了，被彻底炸平了，那全中国就亡啦！”
“亡不了！”黎大哥“虎”地站起，义愤填膺地说，“重庆作为中国抗战的大本营，有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起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重庆对抗战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的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了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过去我们只依赖苏俄和美国的局面，现在有了很大的改观。”
另一同学起身，拿出另一份报纸道：“老黎呀，你们共产党只会唱高调，站着说话不腰痛，你看看这份报纸上说的中日兵力对比。在陆军方面：日本448万，中国才220万，中国一个师11000人，日本一个师团就有22000人，刚好比我们多1倍，至于海军，我们和日军相比为1∶30。舰船总吨位中国是6万吨；日本是190万吨。差多少？在空军方面，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300架左右，中日对比1∶9，即中国300架，日本2700架，实际上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还不及100架。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一架就少一架。”
黎大哥哂笑一声，“你的逻辑不对，兵力多寡不能决定胜负。按说日本人有着最先进的武器，有训练有素的部队，有海、陆、空立体联合攻势，还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灭了没有呢？没有嘛。为什么？因为我们拥有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一股气，一种抵抗到底的决心、血战到底的雄心。除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拼死抵抗，还有共产党号召全体国民一起起来抗击小日本，如果人人都拿起枪来，我们有多少部队呢？除了老人和孩子，至少1.5亿人的部队呀。所以说，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中国的。”
龙头儿在一旁狞笑道：“我看中共不行，1935年10月你们逃到陕北后，全员总数还不足2万人，就算加上张国焘的10万人马，雪山草地也死了一大半，现在总共也就七八万人。可国民党呢，光淞沪战役投入战场的兵力就多达71个正规师约75万人。南京保卫战时投入60余万部队，武汉保卫战又投入80多万，所以，七八万人抗得了日？你们那是瞎起哄哟。”
黎大哥回敬道：“抗不抗得了日，你说了不算，平型关大捷说了才算，抗日以来第一场胜仗对民心士气的影响那可是举世公认的。七八万人，你说少了，你忘了在华北、河北、山西、湖北等敌后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加起来也有100万人了。可你们国民党呢，除了撤退就是逃跑，要不就是签订城下之盟，上海丢了，南京丢了，武汉也丢了，半壁江山都丢光了，25座大中城市叫人家占啦，现在整天龟缩在重庆，下一步还能往哪儿退呢，退到昆明？退到拉萨？再退就出国门了，真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
龙头儿一听来气了，“你放屁……”
龙头儿的话颇有煽动性，会场上有40多个国民党军官一起跟着起哄，吵吵闹闹，有些人竟发出了誓言：“国难当头，吾辈首当其冲，战死者荣，偷生者辱，荣辱系于一人者轻，而系于国家者重。”
“我们军人是踏着先烈们的血迹前进的，后方的人民要勇敢地踏着我们的血迹而来。前仆后继，一定能战胜敌人！”
“岳武穆38岁壮烈殉国，我已过了25岁，当效法岳飞精忠报国，学成归国之日，誓为抗日洒热血。”
“何以对家国？何以对民族？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吾将自己未亡之躯，奔赴疆场，马革裹尸，何所惧哉。”
黎大哥即兴赋诗一首，以壮声威：“千万头颅共一心，岂肯苟全惜此身，人死留名豹留皮，断头不做降将军！”
会开到这儿，大家群情振奋、豪情奔涌，以前从未发过言的我一把拿过龙头儿手里的报纸，对大家说：“这张重庆大轰炸的图片下面有一首民谣，我给大家念一念：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好！”当晚的会议在一阵欢呼声中结束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8年10月，学校突然禁止夜间外出了，平常外出必须请假，而且必须二人同行。学校的大门增加了双岗，进出都要检查证件，上课不许迟到早退，旷课3次就要开除。街道上的警察也增加了，盖世太保开始四处活动，部队也在四处征兵，好像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要打仗啦。”“谁跟谁打？”“德国跟英国和法国打。”一时间，流言蜚语满天飞，弄得学校里人心惶惶。
不久，更奇怪的事发生了，学校规定每个学员必须学习波兰语、捷克语和俄语，而且分了班，学习时间从每天8小时延长到每天10小时，密码班的学员一律不许外出。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软禁。
我和龙头儿、黎大哥碰了一下，觉得事有蹊跷，立刻找来了歌丽娅，让她设法儿帮助打听一下内幕消息，到底发生了什么和即将要发生什么重大事情？歌丽娅爽快地答应了。但第二天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情报系的另一个班里有两个同学“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是有病住院了？是回国了？还是毕业了？大家都在纷纷猜测，老师却警告我们，以后再发生类似事情，谁也不许胡乱打听，更不许传播流言蜚语。
有人说，他们被送上了前线。可两天后，歌丽娅终于带来了第一手内幕消息。这消息让我们大吃一惊，其大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集团把同盟国集团击败。
1918年，德意志帝国虽然在一战中最后战败，但德意志帝国的元气并未受到过多的伤害，工业体系依然保存完整，而且德国本土并未受到战火波及，《凡尔赛条约》过多地考虑战胜国的利益分配，条约的空前苛刻性，加上德国国内普遍不承认军事上战败，使得德国国民对《凡尔赛条约》有极强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引发了德国普通民众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情绪。由希特勒所领导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就是其中之一，他宣称德国的困境之根源来自于战后强加给德国的严厉条款、懦弱的魏玛共和国以及被指称握有国家经济命脉的犹太人。他的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德国人的支持，到1933年时纳粹党已经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一跃成为国会内第一大党。
1933年1月30日，总统兴登堡元帅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共和国总理。与此同时，希特勒政府通过行使宪法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的特殊权力来执行公务，这些权力令希特勒可越过联邦议会进行实际的统治。此时，魏玛共和国走到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点，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第三帝国。为了摆脱英、法等国对德意志帝国的束缚，希特勒在上台之初就因扩军备战计划受到限制而于1933年10月宣布退出英、法控制的国际联盟。1934年8月2日兴登堡去世后，希特勒又依据宪法继任了总统，成为了第三帝国唯一的真正拥有实权的领袖，在德语中称为“元首”。
随着权力的增加，希特勒废除了民主。他担任了国家元首，并将权力与总理结合，要求士兵对他本人表示忠诚。最重要的是，他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重新武装了国民保卫队，并改为武装部队。到1936年，德国已拥有30万人的正规军，海军也开始建巡洋舰和潜艇。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重新组建了纳粹德国空军。1935年，克虏伯工厂开始大量生产重武器，同年3月，希特勒重新实行强制性兵役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奠定了基础。现在德国拥有260万名士兵、3200辆坦克、4000架飞机（其中一半为轰炸机）、3艘战列舰、10艘巡洋舰、57艘潜艇。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将重整军备，并实行征兵制，从而突破了《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在1938年12月份的最近一次德军大本营会议上，谋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体部署。与会者有希特勒、空军总司令戈林、海军总司令雷德尔、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空军总监米尔契等15人。
主要内容是希特勒宣布作战目标和计划。他在讲话中强调德国的经济问题只有在欧洲取得更多的“生存空间”才能解决；在统一德意志民族后，只有流血才能取得新的成功；但这并非主要目标，必须消灭波兰。扩大在远东的生存空间，确保粮食供应并解决波罗的海国家的问题；对波战争只有当英、法两国置身局外时才能取得成功，否则最好在进攻西方的同时消灭波兰。如果苏联对德国采取敌对态度，德、日关系会变得更加密切；力求以突然袭击开始，争取尽早结束战争，但必须作好应付10~15年持久战的准备；保密是成功的决定性前提，不得向意大利和日本透露德国的战争意图。会上无人表示异议，希特勒遂下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成立研究小组制定各项作战计划。
德国发动战争的时间是1939年9月1日，军队入侵波兰。两天后，进攻英国和法国。
这条石破天惊的消息犹如五雷轰顶，把我们三人彻底吓傻。可更可怕的消息还在后面，歌丽娅告诉我们，她在她老爸的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校长的报告，上面写着详细的派遣特工计划，计划中将分次分批将3000名在校学员派往捷克、波兰、奥地利、英国、法国和俄国前线和内陆地区，实施渗透、卧底、煽动暴乱、爆破、刺杀、策反敌方将领和破译敌对国家军事密码等绝密任务，每批500人。我们三人的名字出现在派往波兰的名单上，派遣时间在1939年1月15日。
这消息对我无异于晴天霹雳，我的头嗡地一下大了，顿时方寸大乱。我万万没有料到：想进天堂，却错进了地狱；想进学校，却错进了监狱，想寻求真理和学问，却被卷入了一场侵略战争。事情太反讽，太吊诡了，好在龙头儿和黎大哥上过战场，见过大世面，他们二人一点儿也不惊慌失措，我们三人紧急磋商了一下，一致同意，我们必须要赶在校方下手之前逃出学校。一旦被迫穿上军装，被编入战时部队和情报局序列，再想逃出可就难于上青天了。
可逃出去，能行吗？往哪儿逃？怎么逃？被抓住怎么办？这些都是问题，我们一时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现在学校已经开始戒严了，盖世太保进驻了，门岗全换成了党卫军，平时学员严禁外出，请假也不被允许，下午的课和晚自习课全改为学习波兰语。而且学员之间开始实行互相监视制度，一旦发现反动言论和不轨行为，首先报告的有奖励。被检举的学员将受到严厉处罚。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危险已迫在眉睫，现在已经10月底了，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必须及早行动，立刻逃走，再晚就来不及了。至于逃向何方，对于我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当然是回国。如今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我们的祖国每寸土地都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哭泣，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都在痛恨，在拼死抗争！日本鬼子正在肆意蹂躏祖国的土地，我们不想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置身事外，我们必须用学到的本事和技能投身救国救民的大业，用忠诚的热血和誓言回报泣血流泪以望苍天的4万万中国同胞。
我们当下决定分头想好出逃计策，晚上熄灯后在我宿舍碰头。下午，校礼堂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会上校长宣布了戒严后的各种纪律和处罚规定，并通知大家，一周后将举行集体入伍仪式，还要集体宣誓效忠希特勒。
效忠希特勒？我的天，这太可笑了。当晚10点，熄灯后龙头儿和黎大哥悄悄溜进我的房间，歌丽娅也来了，她的轿车挂着军情总局的牌子，没人敢拦她。我们开始制定一个逃跑计划。我们争论、讨论和辩论了很久，在对各种风险和可能性作出评估之后，我们决定：
1．分头逃走。我们三人绝不能一起行动，这样目标太大，一旦出了问题，三人都走不了。所以要沿着三条不同方向的路线出逃，而且要分出先后，先是薛，再是黎，最后才是我。
2．薛大龙从海上走，具体路线是先从慕尼黑启程，坐汽车一路北上，纵穿德国内陆，直取汉诺威，再往北到不来梅的库克斯港，搭乘大型邮轮从海路直达香港。
3．黎大哥从陆路走，先向南到罗森海姆，然后沿着德国和奥地利边界的高速路一直向西，到达肯普滕，再向西到达腓特烈港，坐船渡过斯坦茨湖进入瑞士，然后到达温特图尔，再向南到达首都苏黎世，从那儿搭飞机直飞香港。
4．我最后一个离开，直接从慕尼黑机场搭飞机直飞香港。整个出逃计划就这样定了下来，当然这一切都要在歌丽娅的帮助下才能够完成，歌丽娅的特殊身份和通行无阻的汽车在这时候就能大派用场。
但是，谁都明白我最后一个离开意味着什么。当龙头儿突然失踪的时候，校方就会加强警戒，很可能会限制学员的人身自由，那么接下来黎大哥的出逃风险度就会进一步增加。当黎大哥再次失踪的时候，我可能就会被盖世太保审问、盘查或被软禁。这一切都可能发生，太危险了，所以，龙头儿和黎大哥都执意不肯先走，争着要把第一个离开的机会让给我，而把风险留给自己，足见危险关头显真情。我当然不同意啦，坚持留到最后，因为平时学习中已经显示出我是一个玩头脑、玩计谋、玩战略的高手。我保证把这场游戏玩得有声有色、滴水不漏、出神入化。争执了半天，最后龙头儿和黎大哥不得不同意了由我压尾的计划。接下来我们开始分头准备。
首先要解决的是假护照和船票的问题，好在歌丽娅可以自由出入学校，第二天就通过一个朋友，为薛大龙搞到了一个几乎可乱真的假护照，又通过她在不来梅的亲戚，定好了一张库克斯港至香港的船票。
第三天晚8点，歌丽娅的轿车驶进了校园，不久，她和姐姐一起来到我的房间，我们已经在房间里等候她们很久了。歌丽娅的姐姐把自己一身衣服换给了龙头儿，想不到龙头儿还是个化妆高手，不到10分钟，一个活脱脱的“姐姐”就出现在大家面前。这时龙头儿拿出一封牛皮纸的信件，郑重递到我手中道：“好兄弟，这是一封推荐信，万一路上遇到不测，我如果回不去了，你拿着它回国后直接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部找我老爸薛岳，你的情况都写在上边，他会相信你并重用你的。”我接过信，紧紧地拥抱着龙头儿，我们都热泪涌流，泣不成声。
两年多的学习生涯让我们三人结下了至死不渝的深厚友谊，真要一下子分开，大家都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和不舍，此去前路凶险，风云变幻，吉凶难测，说不定就是生离死别了，但是形势危急，大战迫近，让我们不得不分手了。
军人不相信眼泪，间谍只相信计谋。5分钟后，一切准备就绪，一场小间谍戏弄大间谍的游戏拉开了序幕，我和黎大哥趴在宿舍的窗口目送着薛大龙和歌丽娅坐上了轿车，轿车很快驶出校门，转个弯就不见了踪影。
龙头儿走了之后，真正的担心才开始了。时间过得很慢，每分每秒都很难熬，我和黎大哥的心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上，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上课，歌丽娅没有出现，“坏了”，我的心咯噔了一下，头嗡地一下大了，差点儿晕倒。第二节课的时候，一个纸团突然滚到我的脚下，我趁人不注意，捡起来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4个字：“平安起航”。第一步计划成功了，我遥望苍天，暗自祝福：“龙头儿，一帆风顺，我们抗日战场上见。”
接下来该送黎大哥了。临别前的晚上，黎大哥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好兄弟，想不想我在延安等你呀？中国现在到处都是鬼子，现在所有中国人都在抗击日寇，我知道你回国也是准备参加到这一场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中去的，是吧？现在国内很多进步人士都在奔赴延安。你的密码破译才华，正是我们民族解放事业急切需要的。我们在延安一起破译日军密电码，为抗日救国大业建功立业吧。”
可我对共产党还很陌生，甚至还有些忌讳。我说道：“我不太了解共产党，只听说你们共产党只讲阶级斗争，我出身富豪家庭，和你们是对立的阶级，我担心去了延安，还没有施展才华，就被抓起来枪毙了。”
黎大哥笑了，“你那是误解，我们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不同，有很大的不同。”
“有什么不同？”
“这个不同有很多，说白了，六个字，就是‘交出去’和‘捞进来’的不同。”
我不解地问：“交出去，谁交出去，把什么交出去？”
黎大哥笑道：“把‘自己’交出去，交给谁呢？交给人民，交给民族，交给党，为抗日，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为全民族的利益，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你看看我们的领导人，再看看国民党的高官，一对比就清楚了。我们的领导人心里只装着劳苦大众，解放全中国是他们的使命和信仰，自己住窑洞，吃小米，穿补丁衣服，图了个啥？而我们的军队也在敌后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不惜牺牲，不讲报酬，不计得失。而国民党的高官，心里只想着金银财宝、升官发财，只贪图个人利益，一切行为目的就一个字，‘捞’，捞钱，捞官，捞名誉，捞好处，不顾广大人民的疾苦，面对强敌入侵，却龟缩在重庆的深山里，等着捞取抗战胜利的果实。你不信，走着瞧好了，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党，你跟着他们，有前途吗？”
黎大哥临别前夜的这番话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记住了“交出去”这三个陌生的字眼儿，从此就对共产党产生了好印象，也许我该去延安的？也许我该做一个像黎大哥那样有主义、有信仰的人？我选择国民党也许是错的？我会不会一失足成千古恨？会不会跟着国民党一起被共产党最后消灭？会不会是另一次“想进天堂却错进了地狱”的吊诡选择？不知道，不知道啊，我发现自己第一次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又到了分手时刻，黎大哥从歌丽娅手中接过一本瑞士假护照和一种药，他把药服了下去，第二个瞒天过海的秘密计划按时启动了。他服下去的是一种神奇的药，可以引发高烧和心脏病，是由德国科学院为从事秘密工作的特工专门研制的，学名叫WSD239T，如果过量服用，可以瞬间致死人命，因此紧急时刻可以当做毒药来使用；但如果剂量掌握得当，则可以引发高热和皮疹，而不会危及生命，就是事后人的消化道会及时将其分解、排空，而不会在人体内留下任何残留物。
5分钟后，黎大哥按时发病了，高烧40度，且持久不退，浑身出皮疹，人已经处于半休克状态，我故意跑去报告了校方：黎耀东得了“猩红热”。什么，猩红热？这可是一种恶性传染病，传开了可不得了，校长立即下令，赶快送医院！黎大哥被送进了军方一间医院的传染病房。医院的医生忙活了一个通宵也没查清黎耀东到底得的是啥病。第二天，他的烧退了，但到中午时人却失踪了。
当失踪的消息传到学校的时候，我心里暗自得意，我知道这时候的黎大哥已经把歌丽娅为他提前准备好的汽车开到了瑞士边界，说不定正在斯坦茨湖上，再有2个小时，他就会张开自由的翅膀直上云霄了。我衷心地祝福你，黎大哥，你终于逃出了魔掌，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加入抗日大军的行列。
预料中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几个盖世太保冲进了我的宿舍，我被校方带到了一间密室。校方怀疑我和薛大龙、黎耀东是同伙，对我进行了长达8个小时的审讯。
我矢口否认了一切，我的逻辑是：我和薛、黎二人平时关系好，是实情，但这并不能说明我就是他们的同党，或同伙，我对此事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其中，而且校方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证据来指证我。我找到理由反守为攻，指责校方对这二人的所谓失踪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说“失踪”，只是一种对学员下落不明的无可奈何的主观武断和敷衍塞现之辞，其性质究竟属于什么？是被人暗杀了呢？还是出了意外？或是自然死亡？或是逃避兵役？或是自杀了？我认为责任完全不在我，我不是他们肚里的蛔虫，更不是他们的大脑，他们两个大活人，何去何从难道要经过我的批准？我是他们的上级领导或是亲属家人吗？我不断地反问他们。
如果说失踪有责任的话，也完全在于校方管理上的漏洞和失职，像这样的“失踪”已经不是第一起了，校方难道不应该认真检讨自己吗？校长和教导主任在我的质问面前哑口无言，颜面尽失，我还提醒校长，如果学员的家属前来要人，或者上级进行追查，他们的麻烦就大啦。最后，校长不得已让我返回了宿舍，并下令对我进行严格的监禁。
我被禁止了一切外出行动，不能够与外人有任何形式的接触，不许上课，不许下楼，不许打电话（我宿舍内根本没有电话），吃饭有专人送到宿舍，这实际上就是软禁，门口还24小时有两个盖世太保站岗。并让我听候下一步安排。
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些措施，该来的总是会来，但没想到会这么快，这么严厉，我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与外界完全隔断了联系。此时我还不知道歌丽娅的汽车已被禁止驶入校园。这是一个“困局”，一个“危局”，甚至是一个“死局”，真可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的第三步出逃计划注定是失败了。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一想到我就要被当兵的押着送上波兰前线，或是被派往苏联内陆，去当一个随时会送掉小命的间谍，就从心里直打寒噤，我方寸大乱，无计可施。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迅速流逝，这个时候谁来救我？谁会救我？我想到了歌丽娅，只有她了，我希望她快来救我，但我内心很矛盾，我又希望她永远都不要出现，因为房子外面就是一个陷阱，她不会不明白。即使她愿意冒着极大的风险前来救我，我们能逃得出去吗？魔掌已经张开，陷阱已经挖好，除了房间门口的两个警卫，楼顶也有几个党卫队员守着，院子里有巡逻队，再加上大门口的铁丝网和机关枪，想逃出去谈何容易。
学校外面，希特勒的侵略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而我，只能坐困愁城，听天由命。第一天过去了，没有动静，第二天仍旧如此，但是第三天晚上10点多时，满院漆黑，学校沉浸在一片恐怖的寂静之中。我正在阳台上抽烟解闷，突然，对面的窗户里闪了一下，像是一束手电筒的微光，我的心一下抽紧了，那是什么？是光吗？真见鬼，难道是一种偶然？我又耐心等了一会儿，双眼紧盯着对面那栋楼的窗口，那道光又出现了，这次是一束红色的光，那光像是被一种红布包着，幽然的，飘忽的，但在暗夜中非常醒目。不一会儿，红光灭了，又出现一道绿光，绿光也灭了，又是红光，一明一灭，一灭一明，红绿光交叉闪现。
我在心中惊呼：莫尔斯电码？对，就是莫尔斯电码！歌丽娅呀歌丽娅，我的心上人，你终于来啦，我激动得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拿出纸笔，迅速记下她用电筒发来的信息：红红绿，绿绿绿红红，红绿，红红红红绿，绿红红，绿红，绿绿绿绿红……
转眼间，我立刻用记忆中的明码本翻译出电文：“杨大哥，我是歌丽娅，我还没有丧失自由，我要协助你逃出去，原计划行不通，必须尽快想出新办法。歌。”
新办法？什么办法？我，一个自诩为玩战略的高手，还能被这点困难难住或吓倒吗？我只用了5分钟，就想出了一个逃出囚笼的妙计，但用什么方法把信息传递给对面房间里等待着回音的歌丽娅呢？我的房间没有手电筒，甚至连个台灯也没有，这可如何是好？我突然看见窗台上摆着的一个洋娃娃，是那种一挤便会“吱吱”叫的玩偶。这是上次晚会上赢来的礼品，噢，就是它了，办法终于有了。我趴在窗口，嘴里发出阵阵“喵喵”的猫叫声，其间杂着玩偶的“吱吱”声传了过去：喵喵喵吱吱，喵喵吱吱吱，吱吱吱吱喵，吱喵喵喵喵，吱喵吱喵喵，吱吱吱吱喵……
我的电文是：“行动分三步，第一，去机场售票处找一位富有老妇，确认她买了一张11月2日去香港的机票后跟踪她回家，记住其住址，并将其相貌拍照，正、侧各一张，然后制作一个橡皮假脸或树脂面罩，发型、脸型要与她一模一样；第二，三天后是万圣节，当晚9时整，找一个马戏班子闯入校园，你混入其中准备小丑服装接应我；第三，准备好汽车和富婆家中的钥匙。帆。”
对面用红绿光发来信息：“收到，我立即去办，明晚同样时间等答复。歌。”
歌丽娅走了，校园里又恢复了黑暗中的寂静。我知道歌丽娅一定会完成我交给她的任务的。这种小伎俩，对于一个女间谍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第二天晚上，10月30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窗口，歌丽娅用电筒发来信息：“第一件事已办好，是位伯爵夫人，满头白发，住在郊外一幢大别墅里。面罩和钥匙正在制作中，明天做好。明晚等答复。歌。”
第三天晚上，10月31日，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窗口，同样的红绿光：“一切就绪，假脸面罩、别墅钥匙、机票、汽车和明晚9时整的马戏班子。歌。”
第二天是11月1日，万圣节到了，街上到处是彩旗、人流和欢声笑语，游行队伍跟着仪仗队，吹着喇叭，开着彩车从各条街道穿过，街道两旁挤满了围观的人群。披着节日盛装游行的人们开怀大笑，摩肩接踵。
晚上8点45分，一个走江湖的马戏班子从大街上拐进了学校的大门口。后面传来阵阵的喊叫声、歌声和欢笑声，及叮叮当当的铃声和脚步声，夹杂着一个蹩脚的铜管乐队的吹奏声和一面大鼓的敲击声。校门口的几个门卫看见小丑们的滑稽表演，大笑起来。几个卖艺人骑在毛驴上，马戏丑角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他们一面与小丑插科打诨，一面扔着如雨般的纸带，并把装着话梅的小纸袋掷向坐在彩色车里的马戏女郎。那女郎用金银纸箔和羽毛把自己装饰得艳丽妖冶，前额上披着几缕假发卷儿，涂了口红的嘴唇露出性感的笑容。彩车后面跟着一群翻着跟头的小丑。一个驼子，又矮又丑，穿着稀奇古怪的衣服，头上戴着帽子，身上挂着铃铛，一面做出可憎的鬼脸，弯腰曲背，引来大门守卫们阵阵的哄笑。
马戏班子在校园里游了一圈，这时我早就用一根绳子溜下了三楼，从一棵冬青树后面蹿入马戏班子，迅速穿上了一身小丑服装，跟着人群混出了学校大门。
走了没多远，我们跳上歌丽娅的汽车，很快就来到一间郊区的别墅前停下，我们摸到后门，用歌丽娅准备好的钥匙打开了后门，摸进了房间。房里没人，客厅关着灯，我们继续往楼上摸，二楼好像有人在洗澡，传来“哗哗啦啦”的水声。我悄悄打开笔型电筒，不久就找到了放在壁炉架上的机票，歌丽娅打开衣柜，偷了一身亚麻布长裙和一串珍珠项链，我们悄悄溜出后门，跳上汽车疾驶而去。
11月2日早8点，我乘坐着歌丽娅的汽车赶往机场。歌丽娅流着眼泪驾驶着汽车狂奔，一路上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又有千言万语在心头。机场到了，就在我换好了衣裙要打开车门时，歌丽娅递给我一个橡皮面罩和一个牛皮纸信封，说道：“先戴上面罩吧。拿着，这是‘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图纸，也许对你有用。”我戴上面罩，活脱脱一个70老妪，像极了，我们对视一笑。我又拿出一个纸包递给她说：“这是1万马克，其中有1500马克请你在明天悄悄塞进富婆家中的信箱，我可不想让人家当做一个偷票鬼和窃衣贼。”我强忍着泪水，幽默地说：“歌丽娅，亲爱的，还有一个礼物你还没有给我。”歌丽娅眨着泪光的大眼睛望着我，凄然一笑，递上了颤抖的嘴唇，噢，一个流着泪的吻，一个生离死别的吻，一个荡气回肠的吻，那个吻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的心心相印将变作千山万水，我们的地老天荒将变成海角天涯。
我们手牵着手，走进那道安检门，一个“小间谍”送别了另一个满脸皱纹、白发苍苍的“小间谍”，给那些“大间谍”们留下了一道永远也破解不开的失踪谜题。
飞机起飞了，巨大的尾烟把蓝天划下一道雪白的伤口。我从舷窗下望，挥了挥手，用德语说：“再见，德国，再见，希特勒，再见，我的湛蓝的眼睛和那双弯曲上翘的睫毛啊……”
杨锦帆的故事在一声叹息中结束了。“我的个乖乖，你不是在讲一个好莱坞电影或希区柯克的小说吧？”林闻涛笑望着他打趣道。
杨锦帆摇了摇头，好像在否认或挣脱些什么，收回了苍凉、悠远的目光，低头一看，自己手中的白酒什么时候竟然变成了红酒。林闻涛碰了一下他举起的茶缸，杨锦帆苦笑一下，一仰脖，将整杯酒一饮而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