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威廉·豪威尔斯所强调的那样，导致生物死亡并成为化石被保存千百年的往往是一些极其偶然的事件。尤其发生在像人类这样弱小的陆地生物身上就更为罕见。因此早期人类的化石记录十分稀缺。
教科书中的“人类家谱”树状图含有某些起误导作用的认识。每隔几年，该图就会被修剪增删一番。其中最易引起争议与麻烦的一个分枝被称作尼安德特人。
1856年，即达尔文《物种起源》出版前三年，他们的遗骸被首次发现于德国尼安德特山谷，并由此而得名。这些骸骨使当时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颇为不悦，尼安德特人粗俗野蛮的外貌亦被大加渲染。直到现在，在人们的普遍想象中，尼安德特人仍然是人类天性中残忍与愚昧的近义词。
令早期学者松了一口气的是，他们断定早在35000年以前，尼安德特人就已绝迹，并被克罗马努人所代替。后者的遗骸化石据说显示出细腻、敏感及聪慧的特征，与尼安德特人的野蛮丑陋形成强烈对照。通常认为，更优越、更接近现代的克罗马努人赶尽杀绝了尼安德特人。
然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几乎没有保存完好的尼安德特人遗骸——在已知的八十多块遗骨碎片中，只有大约十几块是足够完整的，或者可靠地标明了年代，以保证能用于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我们无法真正肯定地说出他们分布究竟有多广，还有他们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而且，最近对这些遗骸的研究亦使人对维多利亚时代所谓怪异丑陋、半人半兽的尼安德特人之说提出质疑。
在195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斯特劳斯和凯夫写道：“如果他能再生为人，洗了澡，剃了发，穿上流行服饰出现在纽约的地铁里，他是否能比某些当地人引起更多的注意还很值得怀疑。”
另一位人类学家则说得更为直截了当：“你可能认为他长相粗鲁，但你不会阻止你的姐妹嫁给他。”
这些话距离某些人类学家所执的观点只有一步之遥：即尼安德特人，作为解剖学上现代人的一个变种，从来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过，而是始终和我们一样生活着。
对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一些文化遗产的重新解释亦支持了某种宽厚的论点。与克罗马努人的出现同时产生的大量洞穴壁画以其丰富优美给以往的人类学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与那些遗骨证据相同，这些壁画亦为以下说法提供了佐证，即一种清新迷人的雅致文化从根本上代替了“野蛮的蒙昧状态”。
但尼安德特人自有其不同凡响之处。他们的文化，即所谓莫斯特文化——同样因遗址在法国的莫斯特而命名——以高超卓绝，远胜于以往任何文化水平的石器工艺为特征。而且，尼安德特人已被确认使用过骨制工具。
最引人注意的是，尼安德特人是我们祖先中最早举行安葬仪式的。莫斯特的一个墓穴之中有一具呈安睡姿态的少年遗骸，他身旁放置着一些打火用具，一把石斧和一些烤肉。大多数人类学家一致认为这些东西是供逝者来世用的。
这里另有一个宗教情感方面的证据：在瑞士，人们发现了一个供放穴居熊神位的神龛。这是一种被崇拜、尊敬，却也可充当食物的动物。在伊拉克的沙利答洞穴，鲜花曾被作为一个尼安德特墓穴中的陪葬品。
所有这些迹象均指向一种对待生命与死亡的终极态度——一种自觉的世界观，建立在我们坚信把有思想的人类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那个核心标准上。从已有的证据看来，我们必须承认是尼安德特人最先表现出了这一态度。
对尼安德特人广泛的重新评价恰逢伊本·法德兰与“雾中怪兽”那段接触经历重见天日之时，他对那些怪物的描述令人联想到尼安德特人解剖体征，并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这一人类分支早在几千年前就已从地球上消失了呢，还是这些史前人类又繁衍到了有史时期？
类似的争论分成了两派。一方面，有史例证明一小群有更为高级的工艺文化的人在若干年中灭绝了另一个较为原始的社会群落——欧洲与美洲接触的历史大抵如此；另一方面，亦有一些原始社会群落仍生存于一些与世隔绝的地区，并且不为更文明先进的邻居所知晓的例子。近期在菲律宾就发现了这样一个部落。
关于伊本·法德兰所见怪物的学术争论可以被简洁地用牛津大学的杰弗里·赖特伍德与费城大学的E·D·古德里奇两人的观点来概括。1971年，赖特伍德说：“伊本·法德兰的着作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关于尼安德特人的记述。这些记述恰与化石记录以及我们对这些史前人类文化水平的假定相吻合。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人早在三四万年前就不留痕迹地消失了，我们很快地就会接受这一事实。毕竟，我们得记住，我们之所以相信这种‘消失’，只是因为再也找不到之后的任何化石记录，而化石记录的缺乏并不意味着他们实际上就不存在。”
客观说来，没有任何有份量的理由可以否决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一群尼安德特人在斯堪的纳维亚一块不为人知的地方安家落户，又繁衍生息了很久。不管怎样，这是最与那位阿拉伯人的着述相符合的假说。
1972年，以怀疑论闻名的人类学家古德里奇则发表了另一套针锋相对的观点：“伊本·法德兰着述的普遍精确性可能诱使我们忽略其手稿中一些夸大其辞的地方。这里略举一些例子，它们不是由文化上的先入之见就是由说故事者想引人入胜的主观愿望所引起的。他将显然不甚高大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称为巨人；他强调招待他的主人们那种肮脏以及酗酒的习性，但在不那么挑剔的人看来却并非如此。在关于所谓‘食尸怪’的叙述中，他大加渲染他们浑身长毛的粗鲁相貌，而事实上他们却未必如此多毛或如此粗俗野蛮。他们很有可能只是离群索居，文化水平落后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一个人类分支。
“伊本·法德兰的手稿中有内在证据证明食尸怪确属人类。这位阿拉伯人所描绘的孕妇雕像与法国奥瑞纳工地发现的史前雕塑，奥地利威伦道夫的格拉维脱出土文物群（第九层）如出一辙。无论奥瑞纳文化还是格拉维脱文化，其发展水准都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类相联系，而非尼安德特人。
“我们不能忘记对于没有受过训练的旁观者来说，文化差异往往被解释成为自然差异，这类错误并非一定只有特别幼稚的人才会犯。因此，直到19世纪80年代，仍可能有受过教育的欧洲人士为这样一个问题大费脑筋：非洲原始部落的黑人究竟是人呢，还是一种古怪的人猿交配的产物？我们也不能忽视什么样的程度上文化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的两个社会能够和平共处：在今天，此种对比依然存在：例如在澳洲，石器时代与喷气机时代做了紧邻，互不干扰。因此在诠释伊本·法德兰的叙述时，除非一时受想象力所驱使，我们不必生拉硬扯出一个尼安德特遗类。”
最后，由于科学方法本身所具有的众所周知的局限性，争论陷入了僵局。物理学家杰哈德·罗宾斯认为：“确切地说，没有一个推论或假设真正被证实过。它只能被推翻。当我们承认信服一个理论时，实际上我们想说我们无法证明它是错的——并非我们能百分之百地证明它的正确性。
“一个科学理论可以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可能积累了数以百计微妙的、互相联系的证据来支持它。但任何理论本质上都不堪一击，只需有一个与之相矛盾的事实就能使其漏洞百出，狼狈不堪，并相应地呼唤出一个新理论来代替它。无人能料到何时相反的证据才会出现。也许是明天，也许永远不会。但整整一部科学史触目皆为轰然倒塌的理论大厦的废墟——这些庞然大物被一个偶然事件或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细节击倒，从此一蹶不振。”
这也是杰弗里·赖特伍德1972年在日内瓦第七届古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上一番发言的含义：“我只需要一个头盖骨，或者一块头骨碎片，甚至一片下巴骨。实际上，我只需要一颗完好的牙齿就可以结束争论。”
在他所说的骸骨证据被发现以前，人们还只能推测下去，我们还可以选择任何一种态度，只要它能满足事物间内在合理性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