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莫斯科
十月，雪下了又融，融了又下，莫斯科的街上又湿又冷。沃洛佳在储物柜里寻找莫斯科人传统过冬的棉靴“瓦伦基”，却意外地发现了六箱伏特加。
沃洛佳的父母不嗜酒，每次喝个一小杯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父亲经常和老战友们一起参加斯大林杯盏交错的冗长宴会，直到黎明前才醉醺醺地走进家门。但父亲在家却不大喝酒，一瓶酒往往一年都喝不完。
沃洛佳走进厨房。他父母正在吃早饭，这天的早饭是罐装沙丁鱼、黑面包和热茶。“爸爸，”他问，“家里怎么有六整箱伏特加？”
父亲表情很吃惊。
父子俩齐齐看着卡捷琳娜，卡捷琳娜一下子涨红了脸。她打开收音机，把音量调低。沃洛佳想，母亲也许是怀疑家里藏着窃听装置吧。
母亲怒气冲冲地压低了声音：“万一德国人来了，你们拿什么换钱？”她说，“我们已经不属于精英阶层了，如果没钱在黑市上买东西，我们就会被饿死。我老了，没人要我的身子。伏特加比金子管用得多。”
沃洛佳很震惊，他从来没听过母亲用这种口气说话。
“德国人不会来这的。”他父亲说。
沃洛佳没这么确定。德军又前进了些，在莫斯科周围形成了钳型的包围圈。他们到达了莫斯科北面的卡里宁和南面的卡卢加，两座城市离莫斯科都只有一百英里。苏军的伤亡人数不可想象地高。一个月前，八十万红军坚守着阵地，但现在只剩下九万人了。沃洛佳是从呈报上来的公文上看到这些估计数字的。他问父亲：“谁他妈的能阻挡住他们啊？”
“他们的供给线正在不断延长，没有为苏联的冬天做好准备，我们可以趁他们削弱的机会进行反击。”
“那你们为什么要把政府移出莫斯科呢？”
政府正在迁往两千英里以东的古比雪夫市。看到政府职员把整箱文件搬出办公楼，送上货运卡车，莫斯科的市民非常惶恐。
“只是防患于未然，”格雷戈里说，“斯大林仍然在莫斯科坐镇呢！”
“我想到一个办法，”沃洛佳说，“我们在西伯利亚有几十万军队，需要时我们可以调他们过来进行增援。”
格雷戈里摇了摇脑袋。“我们不能任东部国土无人防卫，日本仍然是个威胁。”
“日本不会向苏联发起攻击——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沃洛佳看了眼母亲，他知道不该在她面前谈论秘密情报，但他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曾经准确输送了德国将入侵苏联的情报员说，日本暂且顾不上苏联。这次我们不应该对他的情报置若罔闻。”
“永远不要妄断情报的准确性。上次对了，这次不一定对。”
“我们没别的选择了！”沃洛佳生气地说，“我们有十二支备用军——整整一百万人。如果调用他们，莫斯科也许能守住。不调用的话，我们就完了。”
格雷戈里神情忧虑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即便在家里，也千万别说出这种话。”
“为什么不行？反正我就要死了。”
卡捷琳娜哭了起来。
格雷戈里说：“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
沃洛佳走出厨房。他穿上鞋，自问为何让母亲哭泣，让父亲怒吼。他明白这是因为自己觉得苏联马上就要被德国人打败了。母亲把伏特加作为硬通货以备在德军占领时用，这迫使他面对可能被德军打败的现实。我们就要失败了，他对自己说。苏联革命的失败近在眼前。
沃洛佳穿上大衣，戴上帽子，然后回到厨房。他亲吻了母亲的面颊，拥抱了格雷戈里。
“你这是干什么？”他父亲问，“不就是去上个班吗？”
“我怕我们再也见不到了。”说完，沃洛佳就离开了家。
过桥到了市中心以后，沃洛佳发现所有的公共交通都停顿了。地铁停止运行，公交车和电车也已经不开了。
坏消息，全是坏消息！
街角灯柱上漆黑的扩音器里播出的苏联国家通讯社早新闻异乎寻常地诚实。“10月14日至15日夜间，西线战场的形势更糟了，”广播中说，“大量德国坦克突破了我们的防线。”所有人都知道苏联国家通讯社总喜欢撒谎，看来，西线的情况必然是糟得不能再糟了。
市中心到处都是难民。他们推着手推车，驱赶着瘦骨嶙峋的耕牛、肮脏的猪和湿漉漉的羊群从东面而来，穿过莫斯科的街道，朝莫斯科西面的乡村进发，极力想远离势如破竹的德军。
沃洛佳想搭个便车。打仗以后，莫斯科街上几乎不见了私家车。汽油被节省下来提供给环城路上延绵不断的军用车队使用。沃洛佳搭上了一辆新型嘎斯64军用吉普。
从敞篷吉普车往外看，沃洛佳看到许多炸弹的弹痕。从伦敦回来的外交官说，这和伦敦遭到的大爆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但莫斯科人却觉得这已经糟透了。吉普车经过了几辆炸坏的房子和十几间烧毁了的木屋。
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格雷戈里在莫斯科最高的几幢高楼的房顶安置了一些高射炮，并在莫斯科发云层间投放了一些防空气球。他做了个非常离奇的决定，让人把教堂的金顶漆成具有伪装作用的绿色和棕色。他私下里对沃洛佳承认，这些举措对轰炸的准确制导不会有影响，却能给市民们受保护的错觉。
如果德国人战胜，纳粹统治莫斯科的话，那他的侄子侄女，安雅的双胞胎儿女就不会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被培养，而只能做纳粹的奴隶，对希特勒行纳粹礼。苏联会像法国一样被奴役，也许是被一个会把犹太人送入集中营的亲法西斯政府所统治。沃洛佳简直不能想象这样的情景。沃洛佳希望苏联能摆脱斯大林和秘密警察的残暴统治，开始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
到达霍登卡机场的红军情报总部大楼时，他发现大楼周围飘的不是雪，而是纷纷落落的灰烬。红军的情报部门把大多数文件都烧毁了，防止它们落入入侵的德军之手。
到了没多久，莱米托夫上校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你给伦敦发了一个有关物理学家威廉·伏龙芝的电报，这是个非常聪明的举动。现在看来，这条线索非常有用。干得好！”
伏龙芝的线索还能有什么用呢？沃洛佳心想。德国的机械部队离莫斯科只有不到一百英里，间谍工作已经起不上太大的作用了。他强迫自己集中起注意力。“伏龙芝吗？是的，我曾经在柏林和伏龙芝一起上过学。”
“我们在伦敦的人和他取得了联系，他愿意和我们接触。他们在一处安全屋里见了面。”莱米托夫一边说话，一边把玩着他的手表。莱米托夫很少心神不宁。他显然很紧张。所有人都很紧张。
沃洛佳什么也没说。显然会面时苏方取得了一些情报，不然莱米托夫是不会来找他谈这件事的。
“我们派到伦敦的人说伏龙芝起初很警觉，生怕他是英国的秘密警察冒充的，”莱米托夫笑着说，“事实上，第一次和我们的人见了面以后，伏龙芝马上去了肯辛顿广场的苏联大使馆，要求验证这个人的身份。”
沃洛佳也笑了：“这样做太业余了。”
“是啊，”莱米托夫说，“没有哪个国家的情报人员会做这样的蠢事冒充外国间谍诱骗自己人。”
苏联还没有垮，至少现在还没有垮，因此沃洛佳必须认真对待威廉·伏龙芝所提供的情报：“先生，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和同伴正跟美国合作，制造一种超级炸弹。”
沃洛佳吃了一惊，他想起了卓娅·沃洛茨采娃告诉他的话，莱米托夫上校的情报验证了卓娅的恐惧。
莱米托夫说：“我们有个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把内容翻译出来了，但一个字都弄不懂。”莱米托夫递给沃洛佳一张打印纸。
沃洛佳大声朗读着标题：“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
“明白了吧？”
“我在大学学习了语言，但没学过物理。”
“但你曾提到认识一个物理学家，”莱米托夫笑了，“记得没错的话，是个拒绝和你一起看电影的金发美人吧。”
沃洛佳脸红了。他把卓娅的事告诉过卡门，卡门一定把这事传出去了。被上司知道一切可不是什么好事。“她是我妹妹的朋友，她跟我提起过一种名为裂变的爆炸过程。想让我问问她吗？”
“私下问问她吧。在理解充分之前，我不想过分夸大这件事。伏龙芝也许是个半瓶子晃荡的家伙，夸大其词很可能让我们在这件事上出洋相。替我调查清楚报告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伏龙芝做出的是否是科学的论断。如果报告的内容是真实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能不能制造出超级炸弹，德国人又能不能制造出超级炸弹。这两个问题也要弄弄清楚。”
“我已经有两三个月没见着卓娅了。”
莱米托夫耸了耸肩。沃洛佳是否熟悉卓娅根本无关紧要。在苏联，回答当局的问题是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我去找她。”
莱米托夫点点头，说：“今天就去。”说完，他便离开了沃洛佳的办公室。
沃洛佳皱起了眉。卓娅确信美国人正在制造超级炸弹，她以足够的说服力使得格雷戈里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对此嗤之以鼻。现在，英国间谍证实了卓娅所言的正确性，卓娅一直是对的。而斯大林，却又一次错了。
苏联领导人有对坏消息视而不见的危险倾向。就在上周，空军的航空侦察报告德军的装甲车离莫斯科只有八十英里。总参谋部一直不愿意相信这个情报，空军又进行了两次航空侦察，证实德军确实到了离莫斯科只有八十英里的地方。直到这时，参谋部才相信了这份情报。之后，他们却下令逮捕报告此事的空军军官，以“挑拨生事”的罪名交由秘密警察进行处置。
很难想象莫斯科能在德军距离如此之近的情况下坚持很久，但即便在最为危急的关头，莫斯科被夷为平地的可能性也不能被忽视。如果苏联击退了德国的侵略，美国人和英国人可能会接踵而至，同样的一幕在1914年到1918年的大战时发生过。到那时才发现资本主义强盗的超级炮弹厉害，根本打不过，那可就糟糕了。
沃洛佳让助理贝洛夫中尉去了解卓娅现在在哪里。
等待贝洛夫找出地址的时候，沃洛佳把伏龙芝报告的原文和译文各自看了一遍。因为不能把报告带出办公大楼，沃洛佳把报告上看似关键的语句都记了下来。看了一小时左右，他基本理解了报告的内容，可以向卓娅询问比较深入的问题了。
贝洛夫发现卓娅既不在大学，也不在为科学家们建造的附近公寓里。公寓管理员告诉他年轻的科学家们都去帮助建设莫斯科的里层新防线了，管理员把卓娅劳动的具体地点告诉了他。
沃洛佳穿上大衣，离开了情报中心大楼。
他感到非常兴奋，但不知道这么高兴是因为能见到卓娅还是能搞清楚超级炸弹的事。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
他征用了一辆“吉斯”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执行这个任务。
经过运行向东列车的喀山火车站时，他发现车站像掀起了一场骚乱似的。逃难的民众连车站都挤不进，更别提登上火车了。蜂拥在一起的男男女女带着孩子、宠物、手提箱和皮箱争先恐后地往火车站的几个入口挤。沃洛佳震惊地发现，有人为了抢占有利地形，竟然无耻地对其他人拳打脚踢。几个警察无助地在一边观望着，没办法帮助受侵害的群众：维持这里的秩序至少需要一支部队。
驾驶兵一般都不爱说话，但替沃洛佳开车的这个兵却看不下去了。“该死的懦夫，”他说，“这些人模狗样的家伙，就知道自己逃，留下我们和纳粹作战。”
沃洛佳非常吃惊。在现时的苏联，批评权贵阶级存在很大的风险，司机的评论很可能被人检举揭发。之后他会被送到秘密警察在卢布扬卡广场总部的地下室折磨上一两个星期，出来时多半已经不成人样了。
沃洛佳身心俱疲地发现，维持苏联社会主义体系层级和相互尊重的刻板体系已经开始削弱和分化了。
他们找到了公寓管理员所说的防御工事修造点。沃洛佳下了车，吩咐司机留在车里等着，开始打量这道城市的内层防卫线。
工人们在道路上扔满了反坦克“刺猬”。一个“刺猬”包含三根铁轨，每根铁轨一码长，中心焊接在一起，在三英尺高的基架上组成了一个星形，“刺猬”的三只胳膊从星形向外伸展。这种装置显然能对坦克的履带造成极大的破坏。
在散布反坦克“刺猬”的阵线背后，工人们正在用锄子和铲子挖一条地沟。地沟后面是一道沙袋墙，守卫莫斯科的部队可以从沙袋的缝隙之间朝外射击。工人们在障碍之间留了一条曲折的小路，以便莫斯科市民在德国人到来前从此出入。
挖掘地沟、构建沙袋墙的大多数都是女人。
沃洛佳在一座堆满沙子的小山边找到了卓娅，卓娅正用铲子往沙袋里铲沙。沃洛佳在远处观察了她一两分钟。她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大衣，戴着毛手套，脚上踏着毡鞋。她的一头金发向后梳，还戴了一块破头巾，脸上都是泥巴。尽管这样，卓娅还是非常性感。她有节奏地铲着沙子，不一会儿就装满了几个沙袋。监工吹了声哨子，工人们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卓娅坐上沙袋，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报纸包着的一个小饭盒。沃洛佳坐在她身边，说：“你完全可以不干这种活。”
“这是我的城市，”她说，“我为什么不出力守卫它呢？”
“所以你不会往东面逃，是不是？”
“我才不在该死的纳粹面前逃走呢！”
沃洛佳对卓娅的激烈言辞感到吃惊：“很多人都逃走了！”
“我知道。我以为你也跑了。”
“你对我评价不高，你认为我和自私的权贵是一类人。”
她耸了耸肩。“只想着活命的家伙都已经走了。”
“你错了，我们家所有人依然待在莫斯科呢！”
“也许我看错你了，来个烤薄饼吗？”她打开饭盒，拿出卷心菜叶子包着的四个烤饼，“试着尝一个。”
沃洛佳接过饼，咬上一口。卓娅的烤饼不怎么可口。“用什么做的？”
“用土豆皮做的。食堂和餐馆的后门扔着许多没人要的土豆皮。把土豆皮切碎煮软，拌上少量的面粉和牛奶，如果有盐的话再加上一点盐，最后拌上猪油烤熟。”
“竟然过得这么艰苦，”沃洛佳非常不自在，“你完全可以来我家吃饭的。”
“谢谢你这么说。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气体扩散所造成的同位素分离是什么意思？”
卓娅瞪着沃洛佳：“哦，天哪——发生了什么事？”
“没发生任何事。我只是想试着甄别一些可疑的信息。”
“我们终于要开始制造裂变式炸弹了吗？”
卓娅的反应表明伏龙芝的情报也许是真的。卓娅很快便理解了他的问题所隐藏的意义。“请回答我的问题，”沃洛佳严厉地说，“这是公务，即便我们是朋友，也请你好好对待。”
“好。你知道同位素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同位素是些略微不同的元素。比如说，我们通常说的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但也有些碳元素含有六个中子，或是七八个中子，这些不同类型的碳元素就叫同位素，分别被称为碳-12，碳-13和碳-14。”
“即便对我这样一个学语言的人来说，这解释也完全听得懂了，”沃洛佳说，“但为何同位素如此重要呢？”
“铀元素有铀-235和铀-238两种同位素。在自然界中，铀-235和铀-238通常相依相存，但两种同位素中只有铀-235能爆炸。”
“因此需要分离它们是吗？”
“从理论上来讲，气体扩散是一种方法。当气体通过薄膜时，质量较轻的分子会扩散得更快一些，这些气体中所含的低阶同位素要更多一些。当然，我从没见过这个过程。”
伏龙芝的报告说，英国正在西部的威尔士建立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的气体扩散工厂。美国人也正在建立一家相似的工厂。“建立这类工厂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吗？”
“我实在想不出分离同位素还会有其他的理由。”卓娅摇了摇头，“要我说，战时建造这种工厂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想制造一种武器。”
一辆汽车开近街垒，沿着曲折的小路向前。这是一辆为富人家庭设计的基姆10双开门小汽车。这种汽车的最高时速是六十英里，但这辆车的负荷太重，最高时速超不过四十英里。
开车的是一个穿着西方时髦的布制大衣、戴着帽子的六十岁男子。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戴着裘皮帽的年轻女郎。汽车的后座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纸板箱。车顶上摇摇欲坠地绑着一架钢琴。
司机显然是个试图带着妻子或情妇逃出莫斯科的权贵阶层，出逃时带上了几乎能带的一切家财——卓娅觉得沃洛佳也会是这种人，因此一直不愿意和沃洛佳出去约会。沃洛佳想，这次打过交道以后，卓娅对她的看法也许会有所改观了吧。
一名构筑街垒的志愿者在基姆10前面设置了一只“刺猬”，看来一场冲突在所难免了。
汽车继续往前慢慢移动，直到撞上“刺猬”才停了下来，开车的人原本一定以为能把“刺猬”从路中间撞开呢！几个女人上前来查看。金属“刺猬”的几条腿深深地扎在地里，很难被汽车从路上撞开。车前杠碰撞上丑陋的金属“刺猬”时，撞弯的金属发出犀利的碰撞声。司机猛打方向盘，把车往后倒。
司机把头伸出窗户大喊：“立刻把那东西挪开！”一听这家伙就是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一个戴着男式方格帽，体形敦实的中年女志愿者抱着手臂嚷着：“逃兵，要挪你自己挪。”
司机面红耳赤地下了车。沃洛佳惊奇地发现，司机竟然是他在西班牙认识的鲍伯罗夫上校。鲍伯罗夫上校因经常以逃兵的名义在士兵的后脑勺上来上一枪而闻名于西班牙战场。“对懦夫毫不留情”是他的口号。在贝尔希特，沃洛佳亲眼看到他以逃兵的名义枪杀了三个弹尽粮绝的国际纵队的战士。眼前的鲍伯罗夫上校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沃洛佳不知道他会不会开枪杀了这个挡他道的女志愿者。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车前，用手抓住金属“刺猬”。“刺猬”比他想象得重，但稍一用力，他还是把“刺猬”搬离了马路。
走回车里的时候，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又把“刺猬”挪到了车前。
其他的志愿者已经围了上来，旁观着女志愿者和鲍伯罗夫上校的对峙，叽叽喳喳地嬉笑议论。
鲍伯罗夫上校走到女志愿者跟前，从大衣口袋里拿出身份识别卡。“我是鲍勃罗夫将军！”他说。从西班牙回来以后，他一定又升了职。“让我过去！”
“你还算是个士兵吗？”女志愿者嗤之以鼻地说，“为什么不去和敌人战斗？”
鲍伯罗夫脸红了。他知道女志愿者的愤怒是正当的。沃洛佳觉得鲍伯罗夫很可能是被自己的年轻妻子说动逃离莫斯科的。
“试图带着小蜜和钢琴离开莫斯科，”戴着帽子的女志愿者说，“你就是一个不知廉耻的变节者。”说着她把鲍伯罗夫的帽子打在地上。
沃洛佳非常震惊。他从来没有在苏联的国土上目睹过如此藐视权威的事情。在纳粹统治前的德国，他曾经吃惊地目睹过普通德国民众无惧无畏地和警察据理力争的情景，但苏联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女人们纷纷鼓起掌来。
鲍伯罗夫和在西班牙时一样，一头剪短的白发。他看着自己的帽子滚过湿漉漉的马路。他气势汹汹地向前走了一步，在思量之后却又退了回去。
沃洛佳无意干涉其中。对于这场混乱，他什么都做不了，对鲍伯罗夫的处境他也毫不同情。在他看来，鲍伯罗夫应该体验一下他对别人的那种暴虐。
一个裹着脏床单的年老女志愿者打开了汽车的后备箱。“看看这些！”她说。后备箱里有好几个皮箱。她搬出一个皮箱，用指头拨开箱锁。箱盖打开了，里面的东西掉了出来：蕾丝内衣、亚麻裙子、亚麻晚礼服、丝质长袜和丝质背心。这些衣服都是西方货，苏联的普通老百姓别提买了，连见都没见到过。丝质的衣服落在泥里，好似落在粪堆里的花朵一样黯淡不堪。
一些女人把衣物从地上捡起来。另一些则抓住了其他那些箱子。鲍伯罗夫跑到车后面，把女人从车旁推开。他这一来，事态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沃洛佳心想。鲍伯罗夫可能带了把枪，任何时候都可能把枪掏出来。但出人意料的事发生了，裹着床单的女人拿起铲子，对着鲍伯罗夫的头狠狠地来了一下。能用铲子挖沟的女人绝不是软柿子，铲子打到鲍伯罗夫的头上时发出沉闷的声响。将军应声倒地，裹着床单的女人对准他的身体就是狠狠一脚。
车里的年轻女人下了车。
戴着帽子的妇女朝她大喊：“帮我们一起挖沟吗？”围观的女人们都笑了。
将军的女朋友看上去三十岁左右。她低下头，沿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往回走。带着方格帽的女志愿者撞了她一下，但她躲闪在“刺猬”之间，开始撒开脚步往前跑。女志愿者追在她的身后。年轻女人穿着棕褐色仿麂皮的高跟鞋，她滑倒在泥地里，裘皮帽也从头上掉了下来。她挣扎着站起身，又开始往前跑。志愿者捡起帽子，放年轻女人逃跑了。
在遗弃的汽车旁，所有的手提箱都被志愿者打开了。她们从车后座上拿下并打开盒子，把盒子里的东西都倒在了地上。厨具散落在泥里，瓷器都破了，玻璃制品碎了一地，绣花床单和白毛巾在泥水里飘来荡去，十来双漂亮的鞋子散落在柏油路面上。
鲍伯罗夫直起身子，试图从地上爬起来。裹着床单的女志愿者又用铲子狠狠地打了他一下，鲍伯罗夫痛苦地瘫倒在地。她解开鲍伯罗夫羊毛外套的纽扣，试图把外套从鲍伯罗夫身上剥下来。鲍伯罗夫拼命抵抗着。女人发起怒来，又用铲子打了鲍伯罗夫好几下，直到他躺在地上不动，满是白发的头上全都是血才停下了手。女志愿者扔掉身上的旧床单，把鲍伯罗夫的大衣穿在身上。
沃洛佳走到鲍伯罗夫一动不动的身体前，发现鲍伯罗夫的眼睛里已经没有生气了。他单膝跪地，检查鲍伯罗夫有没有呼吸、心跳或是脉搏，发现他完全没有了生命体征。鲍伯罗夫已经死了。
“对懦夫不应有任何怜悯。”沃洛佳说，但却还是合上了鲍伯罗夫的眼睛。
几个女人解开了绑在钢琴上的绳子。钢琴滑下车顶，哐的一声摔在地上。女人们兴高采烈地用锄和铲子砸开钢琴。另一些女人则开始争抢起散落在地上的宝物来，她们抓起餐具，拽着床单，在争抢内衣时把内衣撕得四分五裂。女人间的打斗开始了。一个瓷杯从空中飞过，差点砸中了卓娅的脑袋。
沃洛佳匆匆赶到卓娅身边。“要开始一场混战了，”他说，“我调了辆军车和一个司机，我们从这离开。”
卓娅犹豫了一下。“谢谢你的好意。”她说。两人跑到车前，坐进汽车，司机把车开走了。
埃里克·冯·乌尔里希对元首的信心随着德军对苏联的入侵而越发坚定。伴随着德军跨越苏联的广袤领土，秋风扫落叶似的消灭苏联红军，埃里克对元首辉煌的战略决策也越来越崇敬了。
然而，进军苏联的道路却并不平坦。在十月的雨季，乡间到处都是泥，脚下根本找不着路，德国兵称之为“泥海”。埃里克乘坐的救护车艰难地在沼泽地里前行。前面的泥塘越来越深，救护车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埃里克和赫尔曼必须下车清理泥泞，才能让救护车开得更远。整个德军都是如此，对莫斯科的突击渐渐转化为蛙行。更闹心的是，泥泞的道路使补给车完全跟不上行军的步伐。部队缺弹药，缺油，更缺食品。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则面临着没有药物和医疗器械的窘境。
十一月初，气温降到零度以下之后，埃里克才又一次高兴起来。冰冻似乎是一种赐福，使泥泞的道路重新硬起来，救护车又能以正常速度行进了。但埃里克只穿着薄外套和棉内衣，零度以下的气温冻得他簌簌发抖——国内迟迟没把冬天穿的军服送到苏联前线。军需部门也没有送来军车、坦克、大炮所需的防冻油。每天天亮前，埃里克必须早起两小时发动救护车引擎，让它空转五分钟，防止汽油在极低的气温下凝固。即便如此，埃里克每天发车前一小时还会慎重地在救护车底下升起一团火。
几百辆车被丢弃在路上。停在临时飞机场上的空军战斗机被冻在泥里无法起飞，掩护地面部队的空中打击就这样失效了。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困难，但红军还是在德军的重压面前节节败退。红军的抵抗很坚韧，但总是一退再退。埃里克所在的医疗队不得不经常停下脚步，清理路上零星的红军尸体以及路边冻僵尸体垒成的堤防。德军一步步向莫斯科进逼。
埃里克确信，德军坦克的履带很快会目中无人地轧过红场，纳粹的十字旗会高高地飘扬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楼上。
这时，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十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降。
埃里克所在的战地医疗站设在一个小镇上，医疗站旁边有一条结冻的河流，四周是茂密的云杉林。埃里克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苏联人经常在撤退的时候破坏一切能用的东西，但这个小镇却几乎完好无损。医疗站征用了镇上的医院，这里的设施非常现代化。韦斯医生命令医院里原先的医生把住院的病人都赶回家，即便病情危重也一个都不能留。
入驻不久，埃里克就开始为一个十八岁患冻伤的士兵看诊。患者脸上的皮肤呈蜡黄色，冻伤严重得让人难以下手。埃里克和赫尔曼用刀把士兵身上的薄军装割下来，发现他的手臂和腿上长满了粉红色的水疱。士兵在走破了的靴子里塞满了报纸，但还是御不了寒。埃里克好不容易把鞋从士兵脚上扒下来，一股坏疽的腐烂气味立刻迎着他扑鼻而来。
但埃里克仍然觉得他们能使士兵免于截肢。
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诊治的冻伤病人比打仗时受伤的伤员还多。
他在浴缸里加满水，和赫尔曼·布劳恩一起把病人放入温水。
埃里克看着伤兵的身体慢慢解冻。他看见伤兵一条腿和另一条腿的脚趾上出现了黑色的坏疽。
水开始变凉以后，他们把伤兵搬出浴缸，把他全身擦干抱上床，盖上被单，然后用包着毛巾的热石头裹住他。
病人很清醒，他警觉地问：“我是不是要截肢啊？”
“要看医生怎么说，”埃里克说，“我们只是医务兵。”
“你给很多病人看过病，”伤兵不依不饶地问，“你觉得会怎么样？”
“你的猜测也许没错。”埃里克说。大体上，他知道这名伤兵会遭遇什么。韦斯会截掉感染较轻的那条腿的脚趾，用断线钳一样的大剪刀把它们剪掉。另一条腿会截去膝部以下的部分。
没过多久，韦斯过来检查伤员的脚。“准备为病人截肢。”他果断地说。
埃里克感到凄凉。又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要残疾终身了。真是个耻辱！
但伤兵不这么看。“感谢上帝，”他说，“我不用再作战了。”
为这名伤兵做手术准备时，埃里克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也像很多其他民众一样，保持着失败主义态度——包括埃里克的家人。对于已故的父亲，他想了很多，在愤怒的同时，又感到深深的悲哀。埃里克痛苦地想，老头不肯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庆祝第三帝国的胜利。他可以埋怨，可以质疑元首的判断，也可以低估武装部队的士气，但为什么要当叛徒呢？为什么如此执著于过时的民主呢？自由对德国来说，一钱不值，只有法西斯主义才救得了德国！
埃里克很生父亲的气，但一想到他的死状，眼泪就禁不住流了下来。起先，埃里克拒绝承认盖世太保杀害了父亲，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也许是真的。盖世太保不是教堂里悉听忏悔的神父——他们肆意鞭打攻击政府的民众。父亲执意要弄清政府是否杀害了残疾儿童，他太蠢了，竟然相信崇尚自由的英国老婆和过分感情用事的女儿。埃里克爱自己的家人，因此更为他们的执迷不悟和顽固而痛苦。
在柏林休假的时候，埃里克见到了赫尔曼的父亲布劳恩先生，正是他把激动人心的纳粹主义哲学灌输给了当时还是孩子的埃里克。布劳恩先生已经加入了党卫队。埃里克说，他在酒吧遇见一个人，这个人说政府在几家特殊的医院有计划地杀害残疾儿童。“残疾人对于突飞猛进的德国来说的确是个累赘，”布劳恩对埃里克说，“我们要清除犹太人和残疾人使种族得以纯正，还要防止不同种族的人通婚产生混血儿，但纳粹永远不会允许实施安乐死。尽管有时很残忍，但我们绝不会杀害自己的人民。那是共产党人在说谎。”
父亲的指控根本子虚乌有，但埃里克有时还是会为父亲流泪。
幸运的是，他非常忙，很少有时间为父亲而伤心。每天早上都会有很多病人被送到医疗站，大多数是前一天受伤的士兵。处理完他们以后，在新一批伤员到来之前会有一段短暂的空闲。韦斯给冻伤的士兵做完手术以后，和埃里克、赫尔曼在狭小的医生休息室里休息了一小会。
赫尔曼看了一会儿报纸，突然抬起头对韦斯和埃里克说：“柏林的报纸上说我们已经赢了，他们真应该到这来亲眼看一看。”
韦斯医生操着一贯的嘲讽语气。“元首在体育宫做了相当有趣的演讲，”他说，“他说苏联人是带有兽性的下等人，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对。在我看来，苏联人是我们迄今为止所遇到的最强对手。他们坚持得比波兰人、比利时人、荷兰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更长，抵抗得也更为顽强。尽管他们装备不足，疲惫饥饿，但却还是不顾自己的安危，挥舞着过时的机枪朝我们的机关枪冲过来。听说苏联人这种不顾死活的野兽行径越来越少了，对此我感到很欣慰。与此同时，我开始担心苏联人采取迂回的战术与我们斗争。他们还是很勇敢，只是变得聪明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和往常一样，韦斯假装对元首表示赞同，但意思却恰恰相反。赫尔曼看上去似乎茫然不知，但埃里克却被他激怒了。“无论苏联人怎么样，他们都已经失败了，”他说，“我们离莫斯科只有四十英里了。事实证明，元首是对的。”
“他比拿破仑聪明得多。”韦斯医生说。
“在拿破仑时代，马跑得比什么都快，”埃里克说，“今天我们有了摩托车和无线电报。现代的通信装置可以使我们不再犯拿破仑犯过的错误。”
“等到夺取莫斯科以后再说这个也不迟。”
“我们没几天就能夺取莫斯科，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不这么看。我觉得一定有将军向上面提出暂且停下建立一道稳固防线的建议。我们可以守住这道防线，在冬天进行补给，等开春再展开进攻。”
“在我看来，这是可耻的懦弱行为。”埃里克热切地说。
“你说得对——当然对了，因为柏林方面正是这么对将军们说的。总部的人显然比我们前线战士更有远见。”
“我们几乎把红军一网打尽了。”
“可魔术师一样的斯大林不知从哪又搞出了那么多军队。战争之初，我们认为他有两百个师，现在我们却觉得他有三百来个师。不知什么时候，他又会再弄出一百多个师来。”
“元首的判断将被验证是事实——又一次。”
“埃里克，这是自然。”
“他从来没犯过任何判断上的错误！”
“一个人觉得他会飞，于是他从十楼楼顶上跳下来，当他无助地挥舞着手臂经过五楼时，有人听到他在喊：‘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一个士兵冲进医师休息室。“出事了，”他说，“三辆车在镇北的采石场撞上了，几个党卫军士兵受了伤。”
党卫军原先是希特勒的私人卫队，现在是德军的精锐部队。埃里克敬仰他们出众的纪律性，漂亮的制服以及和希特勒特别亲密的关系。
“我们派辆救护车去。”韦斯医生说。
士兵说：“出事的是党卫军里的特别行动队。”
埃里克依稀听说过特别行动队的名号。他们跟在大军后面进入被攻克的领土，围捕惹麻烦的家伙和共产党之类的破坏分子。他们也许已经在小镇外面建立了一个战俘营。
“有多少人受了伤？”韦斯问。
“六七个人。营救的人正在把伤员搬下车。”
“很好。布劳恩和冯·乌尔里希，你们两个去。”
埃里克非常高兴。他很愿意和元首最忠心的支持者接触，能为他们服务更是天大的喜事。
送信的士兵递给他一张画着方向的便条。
埃里克和赫尔曼咽下茶，按灭烟头，离开了医师休息室。埃里克穿上从死去苏联军官身上剥下的毛皮大衣，敞开前襟，露出大衣里穿着的德军制服。两人匆匆走进停车库，赫尔曼把车开上了街。埃里克看了眼纸条上标明的方向，忧心忡忡地望着车窗外漫天飞舞的细雪。
出了小镇以后，救护车开上了一条蜿蜒曲折的林间小道。救护车和几辆从另一个方向开来的汽车和卡车会了车。路上的雪很硬，赫尔曼无法在光滑的路面上把车开得很快。埃里克想象着撞车时的情形。
冬天的白天很短，上午十点天亮，下午五点天就完全黑了。茂密的云层中露出一点微光，两边密密麻麻的高大松树几乎把这点光完全遮挡住了。埃里克觉得自己像是身处于格林兄弟描绘的童话世界似的，顺着小道深入鬼怪徘徊的层层树林。
两人望向车外，寻找一个向左拐弯的岔道口，发现那里站着个士兵替他们指路。救护车跌跌撞撞地在树间开行，开了一会儿才看见第二个向他们挥手的士兵。士兵对他们说：“一点一点往前开，不然又要和那些车撞上了。”
过了一会儿，救护车开到了事故现场。公共汽车、吉普车、轮胎上安装了防滑链的梅赛德斯小汽车连环相撞，像是焊接在了一起似的。埃里克和赫尔曼跳下救护车。
公共汽车上没有人。地上躺着三个男人，看上去像是从吉普车上救下来的乘客。几个士兵围着被公共汽车和吉普车挤在中间的梅赛德斯，试图把上面的伤员救下来。
埃里克听到一连串枪响，心想谁会在这种时候开枪。但很快他把这种想法抛在一边，把精力放在了手头的工作上。
他和赫尔曼走向地上躺着的三个伤员，依次为他们评估着伤势的严重程度。一个已经死了，一个断了胳膊，一个只是受了点擦伤。在被挤压变形的小汽车上，一个伤员因为流血过多而死，一个陷入了昏迷，还有一个则惊恐地大叫。
埃里克给狂叫的人打了针吗啡。吗啡起作用以后，他和赫尔曼把这人搬出汽车，送上救护车。把这人搬出来以后，士兵们才得以把夹在梅赛德斯废旧零部件之间的昏迷伤员解救出来。伤员受了严重的脑外伤，埃里克觉得多半救不活了，但他没有把自己的判断告诉在场的士兵。把这两个伤员放在救护车上以后，他和赫尔曼把注意力转到吉普车的伤员身上。赫尔曼在断了胳膊的伤员的伤口处装上了夹板，埃里克则把受了擦伤的伤员扶到救护车上，安排他坐到了椅子上。
他走回梅赛德斯车跟前。“我们会在五到十分钟之内把死者弄出来，”一个上尉说，“你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好的。”埃里克说。
他听见又一阵枪响。埃里克很想知道特别行动队会在这里干什么，于是沿着森林往里面走了一会儿。树间的雪地上到处是烟屁股、苹果核、扔掉的废报纸和其他零碎的垃圾，像是有野营的人刚从这里走过似的。
他走进一块停着卡车和公共汽车的空地。许多人被带到这里。几辆公共汽车正要经过事故现场离开，另一辆公共汽车正巧开进空地。埃里克看见停车场那边站着一百来个年龄不一的苏联人，许多人像保护稀有财宝似的抓着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包裹和麻袋，还有个男人抱着把小提琴。这时，一个抱着洋娃娃的小姑娘映入埃里克的眼帘，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大事不妙的预感。
囚犯们周围站着手持棍棒的当地警察，特别行动队的行动显然得到了被占领土当局的支持。警察们看了看他，注意到敞襟大衣下的德军制服，马上把视线移开了。
走过囚犯群的时候，一个衣着考究的苏联人用德语朝他喊：“先生，我是镇上一家轮胎厂的厂长，我根本不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只是像其他企业家一样，口头上应付应付他们而已。我可以帮助你们——我对这里的一切了如指掌。请带我离开。”
埃里克没有理他，继续朝枪声响起的地方走去。
他走到采石场边。采石场是森林中的一片低洼的开阔地，四周是高大的云杉树，云杉树上满是积雪。树林的一头有条向下的坡道从高处的森林通到低处的采石场。这时，十几个囚徒在士兵的看守下，正两人一排沿着坡道往下走。
埃里克在这些囚徒中间看见了三个女人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男孩。集中营设在采石场里的某处吗？但这些人的手里都没有行李，雪花像送祝福一样落在他们没戴帽子的头上。
埃里克询问站在一旁的党卫军中士：“伙计，这些战俘是干什么的？”
“都是些共党分子。”
“那个小男孩也是吗？”
“还有些犹太人。”
“他们到底是共产党还是犹太人？”
“有什么区别吗？”
“共产党和犹太人不是一码事。”
“胡扯什么！大多数共产党是犹太人，大多数犹太人又是共产党，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刚和自己说话的轮胎厂厂长既不像犹太人，又不像共产党，埃里克心想。
囚徒们走到采石场的石板地上。之前他们一直像被圈起来的羊群似的死气沉沉，既不东张西望，也不交头接耳。这时他们突然活跃了一点，指着地上的东西议论起来。透过飘扬的雪花，埃里克看见尸首似的物体散布在岩石上，他们的外套上盖着厚厚的一层雪。
埃里克这时才注意到，大树之间的山谷外侧站着十二个拿着步枪的枪手。十二个囚犯，十二名枪手：埃里克意识到了这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惊恐而难以置信，同时又感到非常愤怒。
枪手举起枪，瞄准采石场上的囚徒。
“不，”埃里克说，“你们不能这样！”没人听到他的话。
一个女囚徒尖叫一声。埃里克看见她抓住十来岁的男孩，把男孩搂紧，好像她的胳膊能帮男孩挡住子弹似的。两人看来是一对母子。
一个军官下令：“开火！”
步枪开火了。囚徒们踉跄几步，倒在地上。枪声震下了松树上的积雪，纯白的雪花落在枪手身上，化成星星点点。
埃里克看见男孩和母亲双双倒地，但仍紧紧地搂抱在一起。“不，”他说，“哦，不。”
中士打量着他。“怎么了？”他生气地问，“你到底是谁？”
“我是个医务兵。”埃里克仍然注视着采石场里的可怕一幕。
“你来这干什么？”
“我随救护车前来营救车祸中受伤的军官。”埃里克看见又有十二个囚徒在卫兵的押送下顺斜坡走下采石场。“老天，爸爸说得没错，”他悲叹道，“我们的确在滥杀无辜！”
“别废话，快滚回你的救护车去。”
“是，长官。”埃里克说。
十一月底，沃洛佳申请转到战斗部队。谍报工作似乎已经没有原来那么重要：红军已经不需要掌握柏林的间谍以探明已经在莫斯科城外的德军的意图了。沃洛佳希望为莫斯科决一死战。
他对政府的担心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斯大林的愚蠢，秘密警察的残暴，苏联以往所有不合理的一切——似乎都随着德军的逼近而烟消云散了。他不再有顾虑，心中充满了战胜给苏联带来暴力、饥饿、强暴的侵略者的坚强决心，愿意为妈妈、为妹妹、为妹妹的双胞胎儿女、为卓娅而决一死战。
他又敏锐地察觉到，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的话，苏联就没有间谍了。他的德国线人们都是些认为打倒残暴的纳粹统治远比爱国主义和忠诚重要的德国人，他对他们的勇气和献身精神心怀感佩，但此时他也只能以国为先了。
红军情报机构的许多年轻人也和他抱着一样的想法，一些人十二月初加入了步枪队。沃洛佳吻别了父母，给卓娅写了封希望能活下来再见到她的信，便踏入了战壕。
最后，斯大林终于把东线的支援部队调到了莫斯科。西伯利亚第十三师被调来对抗日益接近的德国侵略军。在前往前线途中，这支部队的一部分在莫斯科停留了一小段时间，街上的莫斯科人瞠目结舌地看着他们白色的棉大衣、暖和的羊毛靴以及带过来的滑雪板、护目镜和草原马。他们来得非常及时，正好赶上了红军展开的反扑。
这是红军最后的机会。在过去五个月中，红军曾经几次投入几十万军队迎击敌人，每次德军都缓下来，打退苏军的还击，然后无情地继续向前进。可如果这次再失败的话，红军就不可能再次发动反击了。德国将占领莫斯科。占领了莫斯科就意味着占领了整个苏联。那样的话，母亲真的只能在黑市上贩卖伏特加和牛奶来养活德米卡和塔妮娅了。
十二月的第四天，苏联军队离开莫斯科，在莫斯科以北、以西和以南的阵地上进行最后的努力。为了不让德军察觉，他们没有携带手电筒。另外，军方还禁止士兵生火吸烟。
这天晚上，内务部的秘密警察走上了前线。沃洛佳没有看见圆脸妹夫伊利亚·德沃尔金，但知道他一定也来了。两个他不认识的秘密警察走到沃洛佳和十来个战友正在整理武器的露营地。你们听见有谁在批评政府吗？他们问。有人在对斯大林同志说三道四吗？你们中有人对军队的战术战略提出过质疑吗？
沃洛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秘密警察连什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都不知道了吗？再过几天，莫斯科是不是守得住，即见分晓。士兵们对上级发两句牢骚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他打断了这两个人的提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士兵正在执行一项禁言令，任何违反这项命令的人都可以被就地处决，但——他鲁莽地补充道——如果秘密警察马上就走的话，他就不计较他们的多嘴多舌了。
两个秘密警察灰溜溜地走了，但沃洛佳知道，秘密警察的出现极大地打击了前线将士刚刚振奋起来的士气。
12月5日星期五晚上，苏联的炮兵部队对德军阵地进行了炮击。第二天黎明，沃洛佳带着他的营在暴风雪中开始了行动，上级向他们下达了夺取运河那头一个小镇的任务。
沃洛佳没有理会正面进攻德军防线的命令——红军固守的这套战略已经老掉牙了，现在可不是固步自封的时候。他带着一百多名手下走到河上游，跨过冰面前进到镇的北面，再转移到德军的侧面。激烈战斗的喧嚣声声声入耳，沃洛佳意识到自己已经来到了敌人前线的背后。
沃洛佳几乎被暴风雪挡住了视线。火光不断映出天上的云层，但地面上的可见距离只有短短的几码。但这也有好处，他乐观地想，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匍匐前进到德国人身后，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天非常冷，有些地方不到零下三十五度。尽管寒冷的天气对双方都没好处，但对缺少冬季物资补给的德国人来说却更加不利。
沃洛佳略略感到有些吃惊，通常效率很高的德军竟然没有加固自己的防线。他们没有挖战壕，没有挖反坦克沟，甚至没有挖防空壕。他们的前线只是简单的几个据点而已。苏军可以轻易地从据点间的缝隙潜到镇上，寻找营房和军火库这类容易打击的目标。
他手下的士兵射杀了三个守卫，进入了一个停放着五十辆坦克的足球场。真这么轻而易举吗？沃洛佳产生了疑惑。攻占了大约半个苏联的德军竟然如此守备空虚吗？
在上一次小规模冲突中战死的红军战士的尸体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冻上了，他们是在前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阵亡的。死时穿着的大衣和靴子不见了，多半被挨冻的德国军人拿走了。
街上到处是废弃的车辆——卡车敞开着门，熄火的坦克上盖满了积雪，掀开的吉普车阀盖似乎想告诉人们机师本来想把吉普车修好，后来却绝望地放弃了。
穿越一条宽阔的大街时，沃洛佳听见汽车引擎越来越响的声音。透过雪花，他看见左方有辆车开着车头灯正向他和他的士兵冲过来。起先他以为这是辆突破德军防线的苏联军车。但很快车上的人就朝他和他的手下开火，他赶忙叫嚷着让手下躲起来。这是辆半履带的装甲吉普车，前罩上装着一个备用轮胎。这种车配备有风冷式的引擎，因此不会在大冷天上冻。吉普车以最快的速度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德国军人从车座上朝他们漫无目标地开了几枪。
沃洛佳非常吃惊，竟然忘了开枪还击。一辆坐满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的军用卡车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离开战场呢？
他带着手下穿过这条路。他原以为他们会举步维艰，每进一步都进行一场激战，但他们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镇上的房子都上了锁，拉下了窗帘，房子里漆黑一片。如果留在这里的苏联人还想活命的话，他们必定会躲到床的下面。
更多的车沿着街道往西面开，沃洛佳认定德军正在撤离战场。他让几个手下借咖啡馆做掩护，用DP-28轻机枪向开过的车辆进行射击。沃洛佳不想让这些德国兵第二天再去祸害苏联人。
离开大路，沃洛佳看见一幢短帘后面亮着明亮灯光的矮房子。爬过一个在大雪中看不远的卫兵，他朝房子里看了看，发现几个军官坐在里面。沃洛佳猜测这应该是一个德军军营的营部。
他低声向几个军士下了令。他们开枪打破玻璃，往里扔了几个手雷。这几个德国人双手抱头走出矮房。沃洛佳很快就占领了这幢房子。
他听见了奇怪的声响。他听了一会儿，疑惑地皱起了眉。这声音不像是战场上发出的，而像是足球场上观众发出的噪音。他走出德军指挥部，判断声音是从前线传来的，而且越来越近，越来越响。
一阵机关枪响，很快，在几百码外的大路上有辆卡车朝边上一歪，撞在石墙上，燃起了一团烈火——立功的多半是沃洛佳设置在咖啡馆里的机关枪手。跟在卡车后面的两辆德国军车马上飞一般地开走了。
沃洛佳跑到咖啡馆。机关枪正放在餐厅桌子上的两脚架上。因为枪管上唱片状的弹夹，战士们通常把这套射击装置称为“唱片机”。机枪手们正为刚刚取得的战果扬扬自得。“长官，这和在操场上射鸽子一样简单！”一个家伙在厨房里翻找了一遍，发现一大桶意外没有变质的冰激凌，轻机枪手们正轮流狼吞虎咽着。
沃洛佳透过被枪击碎的玻璃，观察着外面的情况。他看见一辆吉普车沿着宽阔的道路开了过来，一些德国兵正跟在车后面跑。当奔跑者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时候，沃洛佳认出了他们身上的德军制服。跟在车后面的没有上百，也有几十。类似足球观众噪音的响声正是这群人发出的。
轻机枪手把枪管对准离咖啡馆越来越近的吉普车，沃洛佳却把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别急着开枪。”他说。
他把目光投向风雪中的大街，看到越来越多的车辆，越来越多跑步后退的德军，还在混乱的队伍中瞧见了几匹马。
一个手下举起枪。“千万别射击。”沃洛佳说。车辆和德军离咖啡馆越来越近了，“我们不可能阻挡住他们——如果被发现，我们会很快被他们冲垮，”他说，“别让他们看到，让他们走吧。”听到这话，所有在咖啡馆里的士兵都匍匐在地上。机枪手把DP-28轻机枪从餐桌上拿了下来。沃洛佳坐在地上，透过窗台的边缘往外看。
噪声越来越大。领头的人跑经与咖啡馆平行的公路，很快就过去了。他们有的在跑，有的拖着瘸腿跌跌撞撞地在地上走。一些人拿着枪，大多数人却似乎丢掉了自己的武器。一些人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另一些却只穿着单薄的制服。许多人都受了伤。沃洛佳看到一个头上绑着绷带的人倒在地上，爬了几码，然后就瘫在地上不动了。没人对他表示关注。一个骑兵骑着马从一个步兵身上踏过，骑兵却浑然不觉。吉普车和指挥车危险地在人群中横冲直撞，不断在冰上打滑，这些车的司机野蛮地摁着喇叭，把人驱赶到左右两边。
沃洛佳意识到这是德军的大溃败。德军成千上万地向西面逃窜。德军正在溃退，他们在往回跑。
德军终于开始撤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