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车站职员和另两位邻居被响声惊醒，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家里有电话，维克多请他报告圣克鲁警察局。另一个叫来了医生。医生确认拉斯科被一颗子弹击中心脏，已经死了。埃都因伤不重，被送回巴黎治疗。
当圣克鲁的警长带人赶来，维克多向警长陈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一致认为应等到天亮再提取两个罪犯留下的印记。维克多便返回巴黎自己的住所。
九点钟，他又回来听取消息，看到“陋屋”周围聚着一群好奇的旁观者，警察将他们远远地挡开。在花园和小楼里面，警员们忙碌着。凡尔赛检察院已来了人，但巴黎有命令，该案应由塞纳-马恩省区检察机关来办。
通过和圣克鲁警长的交谈和自己的分析，维克多有了一些想法，但都是否定的，因为总的来讲案情仍然迷雾重重。
首先，从楼下逃掉的那个男人的身分没有丝毫线索。越窗而去的女人也同样是个谜。
那个女人是翻过篱笆，从与前面大路平行的小街逃走的。找到了梯子留在楼下的痕迹。梯子可能是铁制、折迭的，已不见踪影。无法知道两个罪犯是如何会合并离开这个地区的，只知道有一辆汽车从半夜开始停在三百米以外、靠拉塞尔·圣克鲁种马场的地方。这辆车在一点十五分时开走了，显然是通过布吉瓦尔，沿塞纳-马恩省河返回巴黎。
拉斯科老头的狗被人毒死在窝中。
花园石子道上没有任何脚印。
尸体上和从埃都因探长肩上取出的子弹是同一型号的，是由一枝七·六五毫米口径的勃朗宁手枪射出的。枪在哪里呢？
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收获了。维克多在记者和摄影师蜂拥而至之前着手调查。
他害怕工作时有人干扰，害怕浪费时间，就像他常说的“空谈假设”。他只对案情感兴趣，对案件所要求作出的思考和智慧感兴趣。而其它的，如步骤、取证、追踪等，他并不心甘情愿地去做，做的时候也似乎总是独来独往、自行其事。
他去了站台职员瓦杨家。瓦杨夫人从凡尔赛回来了，她声称自己没有认出前几天晚上在“陋屋”附近游荡的人是谁。但是瓦杨去上班时在车站前赶上了维克多，前者应邀走进了“竞技”咖啡馆。
“您瞧，”瓦杨说，开胃酒使他的舌头灵便起来，“我内人，热尔特吕德是送面包的，她到各家去送面包。如果她讲些什么，她要承担后果的。我就不同了，我是铁路人员，是公职，我应该帮助司法部门。”
“这就是说？”
“这就是说，”瓦杨压低嗓门，“首先，她和我讲的那顶灰色鸭舌帽，今天早上我在院里等麻丛下的垃圾堆里捡到了。昨晚那家伙逃跑时大概随手从我家篱笆上面扔了进去。”
“然后呢？”
“然后，热尔特吕德肯定地说，周二晚上见到的那个戴鸭舌帽的家伙是她每天去送面包见到的某个人，一位绅士。”
“叫什么名字？”
“叫马克西姆·多特雷男爵。那里，您朝左看，那幢房子，去圣克鲁路边唯一的一幢房屋，离这里约有五百米远，他同他夫人和一名老女仆住五楼。都是好人，可能有点傲气，但人都很好，因此我怀疑热尔特吕德是不是搞错了。”
“他靠利息生活吗？”
“哪里！他做香槟酒生意。每天他都去巴黎。”
“几点钟回来？”
“乘晚上六点钟火车，六点十九分到。”
“周一他乘同一列火车回来的吗！”
“一点不错。只有昨天我没法说，因为我送妻子去了。”
维克多不再问了。事情的经过可以这样设想：星期一，在六点钟巴黎始发的火车一间包厢里，莎姗坐在拉斯科老头身边。这天她顺手偷了一只黄信封。她声音很低、几乎像没说话一样告诉拉斯科她要交给他一件东西，于是悄悄地将可能已卷扎好的信封塞给他。坐同一节车厢的多特雷男爵偶尔注意到了这一动作。他读过报纸——黄信封——心想这难道是巧合吗？在圣克鲁，莎姗下了车。拉斯科老头一直乘到加尔什。多特雷也在此站下了车，跟着此人，记住了他住处，周二和周三在‘陋屋’四周察看，周四下了决心——
“唯一的问题是，”维克多离开瓦杨，朝他指的房子边走边想，“这一切都连接得太好太快了。事实真相从不会这样自发地展开，从不会这样简单自然。”
维克多上了五楼，按响门铃。
一位戴眼镜的白发女仆开了门，没问他的名字，便将他引进客厅。
“请递一下我的名片。”他简单地说。
客厅同时也作餐厅，里面只摆放着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只碗橱以及一只独脚小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朴而整洁。墙上挂有圣画，壁炉上放着几本书和宗教宣传册。透过窗户，可以望见圣克鲁公园迷人的景色。
一位夫人走进来，脸上带着惊讶。她还年轻，面色红润，没有搽粉，看上去很老派，胸脯很高，梳着复杂的发式，穿一件褪色的便袍。如果她不故作做态、摆出一副男爵夫人的架势，还是挺让人喜欢的。
她和维克多对视了片刻，便冷冷地问道：“您有什么要求吗，先生？”
“我想与多特雷男爵谈谈，是关于周一晚上在火车上发生的一些事情。”
“大概是关于我们曾在报上读到的黄信封失窃案吧？”
“是的。这件案子导致了昨晚加尔什的一次谋杀，被害者叫拉斯科先生。”
“拉斯科先生！”她无动于衷地重复道，“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你们有什么怀疑吗？”
“目前没有。但我负责调查周一从巴黎到加尔什六点钟这次列车上的所有乘客。既然多特雷男爵——”
“我丈夫自己会回答您的，先生，他现在在巴黎。”
她等着维克多离开，但他接着问：“多特雷先生晚饭后有时外出吗？”
“很少出门。”
“可是，周二和周三——”
“确实，这两天他头痛，便出去散散步。”
“昨晚呢，周四？”
“昨晚，他在巴黎有事耽搁了。”
“他睡在那里？”
“不，他最后回来了。”
“几点钟？”
“我睡着了。他回来不一会，我听到钟敲了十一下。”
“十一点？那么就是案发前两小时。您肯定吗？”
男爵夫人以一种叫人不舒服的礼貌机械地回答问题。她这时突然本能地意识到了什么，又看一眼印有“维克多，风化组警探”的名片，冷冷地说：“我习惯只说实话。”
“那时您同他讲什么话了吗？”
“当然。”
“那么您是完全醒着的？”
她脸红了，像是羞涩，不再回答了。维克多接着问：“今天早晨多特雷男爵什么时候走的？”
“当前厅门关上时，我醒了，钟指着六点十分。”
“他没向您道别吗？”
这一次，她作了反应：“这也是问题吗？”
“我们调查有时不得不打听一些隐私。最后——”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顶灰色鸭舌帽：“您看这是多特雷先生的吗？”
“是的。”她一边仔细看着帽子，一边说，“他已经好多年没戴过这顶帽子了，我将它收在一只抽屉里面。”
她以漫不经心的诚恳态度作了一个对她丈夫极其不利的回答。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态度不也说明在主要问题上她没有过多撒谎吗？
维克多告辞了，并为自己的唐突造访致歉，说自己晚上再来。
他又问了门房，回答和多特雷夫人一致。男爵约晚上十一点钟叫的门，今晨六点左右外出。因为只有三套公寓被租住，而且其它两个租户晚上从不外出，门房很容易记住。
“除你以外别的人能从里边打开门吗？”
“这不行，得经过我的门房，门是锁着并上销的。”
“多特雷夫人有时早上出门吗？”
“从不。是阿娜、他们的老女仆负责买东西。瞧，她从楼梯上下来了。”
“房里有电话吗？”
“没有。”
维克多走了，迷惑不解，脑中的想法相互矛盾。实际上，不管对男爵作什么样的指控，都无法推翻他不在现场的有利证明：在凶杀发生时，他待在妻子身边。
他吃完午饭回到火车站询问：“多特雷男爵在旅客人少时通过这里应该会被注意到，他今天早上乘过某趟列车没有？”
回答是一致而肯定的：“没有。”
那么他是怎样离开加尔什的呢？
整个下午，他通过供货商、药剂师、政府官员、邮局职工等打听多特雷夫妇的情况。这趟询问使他了解到他们人缘不怎么好，并使他决定找到这对夫妇的房东居斯塔夫·纪尧姆先生。纪尧姆先生是镇参议员、木材商人，他同妻子与多特雷夫妇的不和是这个地区人们谈论的话题。
纪尧姆夫妇在这片高原上有一幢漂亮的别墅。一进门，维克多就感觉到了舒适、富有，也觉察到了不和与吵闹。他按了半天门铃没人应声，便步入门厅，听到楼上有吵架、摔门的声音，一个男人的声音烦恼尖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则愤怒刺耳。她叫道：“你只是一个醉鬼！是的，你！居斯塔夫·纪尧姆先生，镇参议员，是醉鬼！你昨晚在巴黎干什么？”
“你知道得很清楚，小宝贝，我同德瓦尔共进工作晚餐来着。”
“还有‘鸡’，是吧？我了解你的德瓦尔，一个花花公子！吃过饭去‘疯狂的牧羊女’夜总会，是吧？裸体女人？跳舞，香槟？”
“你疯了，昂丽埃特！我说过了我开车送德瓦尔回苏莱纳的。”
“几点钟？”
“我说不上——”
“当然，你喝多了。可这该是早上三四点钟。只是你趁我睡着了——”
争吵演变成了打斗，纪尧姆先生冲向楼梯，滚了下来，后面追着他妻子。他这时看到了等在门厅里的来访者，维克多马上致歉：“我按了门铃，没人应声，我便擅自——”
居斯塔夫·纪尧姆是一位四十岁上下、面色红润、比较英俊的中年人，他笑了：“您听见了？家庭战争，没什么要紧，昂丽埃特是最好的妻子，进我办公室谈吧，我有幸认识的是？”
“维克多警探，刑警处风化组的。”
“啊！为可怜的拉斯科老头一事吧？”
“这次来，”维克多打断他的话说，“我是想了解一下您的房客多特雷男爵——你们之间关系如何？”
“非常糟。我和妻子曾在租给他们的公寓内住了十年，他们不断地提出要求，百般挑剔，通过执达员送通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很小的事情，比如关于公寓的第二把钥匙，我已交给他们了，他们却说没有拿到。总之，都是些蠢事。”
“结果打起来了？”维克多说。
“您知道了？天哪，是的，打架。”纪尧姆笑着说，“我的鼻子挨了男爵夫人一拳——她肯定感到很抱歉。”
“她，感到抱歉！”纪尧姆夫人叫道，“她这个泼妇，这个恶毒的女人，还去教堂！——至于男爵他，警探先生，他是一个肮脏、堕落的男人，不付房租，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她面容秀丽，惹人喜爱，但嘶哑的声音彷佛是专用来骂人和发火的。她丈夫也同意她的话，提供了男爵一些糟糕的情况：在格勒诺布尔的破产，在里昂不干不净的事，这人的过去充满诈骗和投机——
维克多没有久留。因为这对夫妇的争吵又激烈起来，纪夫人在失声叫骂：“你当时在哪儿？在干什么？闭嘴，可耻的撒谎鬼！”
傍晚，维克多坐在“竞技”咖啡馆测览晚报，没读到什么新闻。但过了一会儿，加尔什的一男一女被引见给他，他们从巴黎来，肯定地说在巴黎北站附近，曾见到多特雷男爵和二名年轻女人在一辆出租车里。司机旁边的座位上放有两只手提箱。这肯定吗？维克多比谁都明白这一类证词是靠不住的。
他想：“不管怎样，这很容易推理：要么男爵已逃往比利时，携带着债券并偕同很可能是我在拉斯科老头窗户里又见到的那个美人；要么就是我搞错了，一会儿他就会乘平时那趟车回到这里。”
维克多去车站旅客出口处找到瓦杨。
信号显示火车要来了。它转过一个弯，驶入眼帘。三十多个乘客下了火车。
瓦杨用肘推推维克多，低声说：“向这里走来的那位，穿深灰色外衣，戴软帽，他就是男爵。”
维克多的感觉没有错。男爵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慌，平和焕发的面孔不像一个十八小时前杀了人的样子。这是一副按照日常节奏完成了日常工作的表情。他向检票员点头致意，便向右朝他家的方向走去。他手中拿着一张折起的晚报，通过出口时漫不经心地拍了一下栅栏铁杆。
维克多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然后加快步伐，几乎和他同时到了他家。在五楼楼梯平台上，当男爵掏钥匙时，他上前说：“多特雷男爵，是吧？”
“您有何贵干？”
“谈几分钟话，我是维克多警探，刑警处风化组的。”
男爵显然吓了一跳，有点措手不及。他竭力镇静下来，紧张地拐着嘴。
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先前的紧张，不过是正直人对警察的突然造访所作的自然反应。
多特雷夫人正在餐厅窗边刺绣。看到维克多，她一下站了起来。
“你去吧，加布丽埃尔。”她丈夫吻了她说。
维克多说：“今天早晨，我已有机会见过夫人了，我们的谈话有她在场会更好的。”
“啊！”男爵只应了一声，并没表现出过多的惊讶。
接着他指了一下报纸：“我在报上读到了您和您所做的调查，警探先生。我猜想您是想把我作为一个常坐六点钟火车的乘客来询问吧？我可以马上告诉您，我已记不得周一跟谁坐在一起，并且没注意到任何勾当，没看到什么黄信封。”
多特雷夫人不悦地插话道：“警探先生想了解得更多，马克西姆，他要知道昨晚当加尔什凶杀案发生时你在哪里。”
男爵跳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维克多拿出那顶灰色鸭舌帽：“这是凶手当时戴的帽子，他将它扔在了隔壁院内。今天早上多特雷夫人说帽子是您的。”
多特雷纠正道：“应该说它曾经是我的。它放在客厅壁橱里，是吧，加布丽埃尔？”他问妻子。
“是的，大约两周前我把它收起来的。”
“一周前我把它和一条虫蛀的围巾丢在垃圾桶里了。大概一个流浪汉把它捡起来了。还有别的吗，警探先生？”
“周二和周三晚上在您外出散步的同一时间，有人看到一个戴这顶帽子的男人在‘陋屋’周围游荡。”
“我头痛，出去散散步，但不是这个方向。”
“在哪里？”
“在去圣克鲁的大道上。”
“您碰到什么人了吗？”
“很可能，但我没注意。”
“昨天晚上，星期四，您几点回来的？”
“十一点钟。我在巴黎吃的晚饭。我妻子睡着了。”
“夫人讲你们谈了几句话？”
“你想是这样吗，加布丽埃尔？我自己不记得了。”
“是的，是的。”她说，走近丈夫，“想想看——你说你吻我没什么可羞耻的——只是，我请你别再回答这位先生了。这一切都是这样不可思议，这样愚蠢！”
她表情强硬起来，胖胖的脸腮更加发红了。
“这位先生在执行公务，加布丽埃尔。”男爵说，“我没有理由不去帮他。我也必须明确告诉您今天早上我走的时间吧，警探先生？大约是六点钟。”
“您乘火车？”
“是的。”
“可没有一个车站职员看到您。”
“火车刚过去。这种情况下我习惯去塞弗尔车站乘车，离这里有二十五分钟的路。我的票卡允许我这样乘。”
“那里的人认识您吗？”
“不太认识，并且来往的乘客要多得多。我的包厢里只有我一个人。”
他反驳迅速、语气肯定、合乎逻辑地为自己辩护，因此不能不把他说的当成事实来接受。
“明天您能同我一起去巴黎吗，先生！”维克多说，“我们要一起去找您昨晚共进晚餐的那些人，还有您今天所见到的人。”
他刚说完，加布丽埃尔·多特雷就站了起来，一脸愤怒。维克多突然记起纪尧姆先生挨的那一拳，便想笑。
他的妻子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咕哝了几句话，温柔地吻了一下丈夫，便走了。
两个男人面对面地站着。男爵一言不发，维克多吃惊地发现对方平和焕发的美好面容并非是天生的，他原来在两腮上涂了红粉，是那种许多女人用的略带紫色的红粉。维克多随即发现他极度疲惫的双眼带着黑圈，嘴角下垂。多么突然的变化！
“您走错路了，警探先生。”他严肃地说，“您的调查不公正，还闯入我的私生活中，迫使我不得不做一次痛苦的忏悔。除了我深爱并敬重的妻子以外，几个月来我在巴黎还与另一个女人有着关系。昨晚我是同这个年轻女人吃饭的。她开车送我到圣拉扎尔车站。今天早上七点钟我同她会面的。”
“明天送我去她那里，”维克多吩咐说，“我会开车来接您的。”
男爵犹豫了一下，然后口答道：“好吧。”
这次会面使维克多有些拿不定主意，心理感觉和理性分析交替折磨着他，似乎没有一种想法附合无可置疑的事实。
这天晚上，他吩咐圣克鲁一名警察将男爵的住房监视到午夜。
没有发生任何可疑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