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第五章

快意欢畅的星期四早晨。可丽为着令她母亲安心,不留过夜,我却仍在温存缠绵的意境中醒转。冲澡时,我引吭高歌(噢,我的太阳),探眼窗外,向潺潺的雨丝颔首致意。已无任何事物可以毁我此刻的心情。我披雨衣,穿雨鞋,外带一把自动伞。伞柄的按钮一揿,便自动张开。方便,只除了狂风忽起时,它不揿自开,似乎顺势将我,也提离了地面数英寸。

总算一路平安的抵达“四杰”,开始一天的工作。

第一个电话拨给石莉妮。她听见是我,并未显得过份不悦。我仍扮演着天真无邪、乐天知命的年轻侦查员角色,说明对于她父亲的失踪案件有新的进展,渴望与她共享。她勉强同意匀出一小时。

我欢喜的谢过她,冲出公司,顺利的搭上一辆出租车。

到达石家前厅,由巨大的何好佳为我除下衣帽雨伞等物,赶我入起坐室,石莉妮斜靠在天鹅绒长榻的一角,闲来无事的翻着一本杂志。姿势态度丝毫不露虞色。

若有破绽,该是她的欢迎词。

“哦,”她说:“高先生,坐啊。”招呼的太随便了。

我坐下,打开公文包,一阵搅翻。

“石小姐,”我热心的说:“我确实大有进展。您记得上回我说令尊失踪之前曾有砒素中毒现象?我已经确实明白他如何中毒的。砒霜原来是掺在白兰地酒里!”

我递过那几份化验复印件。她看着。但是我不以为她真在细看。我遂自她指间抽回报告。

“棒吧?”我聒噪着,“大突破!”

“我想是的,”她低哑的声音说:“可是这指的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们知道了下毒的方法。”

“下一步呢?”

“不就太明显了吗?”我开朗的笑说。“找出毒药的来源。小药店买不到砒霜。所以我必须调查毎一个牵渉到的人,看是谁最容易取得三氧化二砷。”

我定睛望着她。等待反应。没有。

她长叹一声。

“是的,”她说:“看样子你会不停的追下去,一直到发现了……警察怎么说的?……凶犯?你不会罢手的,对吗,高先生?”

“对!”这是真心话。“我绝不罢休。石小姐,我可以和戴艾菲谈一会吗?我想查出谁近过令尊的白兰地。”

她注视我。

“是的,”她呆板的说:“去和戴太太谈谈。很好。”

我微笑言谢,俯身拾起公文包。她适时发问:“高先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摇头、假作不知。

“做什么,石小姐?”

“这些问题。这项——调査。”

“我是在设法寻找令尊。”。

她的身体开始软陷。在溶化。我只能以这个字眼来形容。骤然间已分辨不出她的轮廊。不仅是脸。连四肢肌肤。一并的委顿,销溶。整个人在分解,变为无形。这是一幅骇人的景象。一种瓦解。

“他是个太不讲理的人,”她低语。

我怒气上升。虽努力隐蔵,只怕不尽全功。

“对,”我说:“确实如此。大家都这么说。难缠讨厌的一个人物。但是那并不重要,对吗?”

她比个手势。是挥手。细微优雅的一挥,表示退席。表示挫败。

戴艾菲坐在白漆餐桌边,面前一只空咖啡杯。有一种香味,很快便识得:空气里漫的,是淡淡的白兰地酒香。

她无精打采抬头,苍白的一笑。

“高先生,”为我拉开一把椅子。“能看见一个愉快的脸真是好。”

“怎么了,艾菲?”我坐下。“有麻烦?”

“唉……”她叹气,“这幢屋子里再没半分生气。夫人吗,一直卧床不起。”

“她病了?”

“雪利的毛病。莉妮小姐更是从未有过的情緖低落。我甚至打电话给宝华,希望他来一趟能有所改善。他却说必须避免霉气。换句话他怕自己也会沾染上。唉……”她再叹气,“我本来打算过一、两年退休。也许该提早一些。”

“怎么行昵、艾菲?”我柔声问。

“非行不可,”她吐出一大口气。“受够了。不是为了钱,是寂寞。”

“迁到比较舒畅的地方去,”我建议。“暖和,阳光充分的地方。像佛州或者加州。结交一些新朋友。”

她忽然得意起来。小小的浆果眼在胖脸上眨动。举起一只胖手,搔着鬈曲的黄色短发。连假牙磨蹭的声音都清晰可闻。

“说不定还为自己找个丈夫,”她嘲讽似的望着我。“意下如何,高先生。你看我是不是太肥了?”

“应该这么说:‘胖得讨人喜欢。’艾菲。许多男人都欣赏营养很好的女人。”

“营养很好?”她咕哝着。“亏你想得出来!你是我的灵丹妙药,高先生,真的。看到没有?这些日子来,我头一次大笑。不过我不相信你来这儿,只为让我这个老女人开心。有什么事需要效劳?”

“谢谢你,”我感激的说着,压低了声音。“艾菲,通往石教授书房的门是不是锁着?”

她点头,明亮的小眼瞪住我。

“你有钥匙?”

再点头。

我稍作考虑。“这样做:你出去,打开书房门,再回来,我就坐这儿等着。然后我进书房。你留在厨房,所以你绝对没瞧见我进去。我只耽几分钟。最多五分。我可以发誓绝不移动任何东西。之后我再回到这儿向你道别,你再去上锁。这么一来,万一有人问起,你就可以照实说,根本没有看见我在书房里,没看见我进去,也没瞧见我出来。”

她思虑片刻。

“莉妮在家,”她说:“大概还在起坐室。何好佳不晓得在那个角落闲晃。随便哪一个都可能逮到你。”

“我知道。”

“但愿我没有做错,”她说。

进了书房,我悄声带上门。笔直走向展示船只模型的墙壁。从底排开始,圈起指节轻敲船身。有些硬实,有些空洞。“王子号”在第三排正中。我踮起足尖,掀起钉在墙上的“王子号”饰板。

我将模型船搁在散乱的书桌上。扭开台灯。以铅笔拍过船身两遍。空心。情况不坏。

我抓住船身向上轻提。应手脱开。那么轻而易举。船与板便分了家。令我十分惊奇,查看黏附船身与饰板的对象。原来是八块寸把长的小磁铁。四块镶在船身上,四块嵌在饰板里。勾挂在墙上时,极为固定,但是轻轻一拉便即分开。

当然,更令我感兴趣的,是内层一迭折拢的密件。大都是复写用的透明薄纸。我捏着纸角,小心翼翼的打开。前四页不是打字,是手稿。我费了一段时间才全部看完。字如其人,别扭难识。

“本人,石耶鲁,身以健全——”

就是了:失踪多时的石教授的亲笔遗嘱。一开始,是一些特别的现金赠与。五万元赠母校。两万元赠戴艾菲太太,我对这一项很高兴。尚有一些是赠与表兄弟姐妹及远房亲戚等,无一人超过一千元,其中一位只得五元。何好佳获一百元。

他个人的产业平分给妻子石尤兰与儿子石宝华。遗嘱上特别指名禁止他的女儿,石莉妮,分享他的财产,因为她“蓄意而且预谋”在白兰地酒中掺入砒霜致他于死。同时附上由庞氏父子公司出具的化验报告,以及杜茂理医生开列的声明书作证,石教授确系砒素中毒。

遗嘱中又说。倘若立遗嘱人因暴力或貌似意外事件死亡时,他龥请警方彻査死亡原因。基于他女儿一度曾企图谋害,卷土再试的可能性极大。

遗嘱见证是何好佳与蔡温黛。我相信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佣,只要石教授交代的事,她一定照签不误,而且签过便忘。但是蔡温黛?

我依着原来的折痕仔细迭好,塞回“王子号”的船身内,吸上饰板,两者都用手帕拭浄。再以指尖拈着板沿,挂回原处,调整角度,便转回厨房。

“谢谢你,艾菲,”我弯身亲她的面颊。

她抬眼望我。眼底贮着泪。

“一切都了结了,是吗?”她问。

我无法对她说谎话。

“快了。”

走入起坐室。石莉妮站在一扇窗前,凝望着落雨的街道。听见我的脚步,便转身。

“谈完了?”

“谈完了,”我说:“戴太太告诉我令堂身子不适。我很难过,石小姐。请代为致意,祝她早日康复。”

“谢谢,”她说。

她高而挺。鎭静的神态已经恢复。定睛看着我,眼中并未显出自知厄运当头的迹象。

“有新的进展,我会向您报告,石小姐。”

“好的,”她平静的说。

她真是坚强。欸,太坚强了!如果她闪现过软弱,此刻也已消逝无踨;她决心撑到底。我佩服。她是个极聪明的女人,必定了然于自身已濒险境。我向她道别后,便匆匆赶往戚府。

天加德的迎迓(迎接)沉稳如昔,我却从寒暄当中觉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缄默,几近乎紧张。我们立在空关的前厅,听得见起坐室门后传来阵阵高亢的说话声。

“夫人在家,先生,”管事的视线越过我的头顶。

“我听见了,”我说:“还有倪先生?”

他缓缓点头。

我暗蔵起心底的喜悦。

“加德,”我说:“我不会耽搁太久。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叨扰。”

“哦?”他说:“真没想到,先生。”

“只剩下几件小事待查。”

他略微欠身,便移步入厨房。我站在前门口,朝屋子后部看。由厨房望不见门口。我走向电梯。厨房和餐具室遂一目了然。

我瞧见金白莎在水槽边。她抬头一瞥,我向她挥手,她没有反应。

我乘坐电梯登上五楼,迅速溜进戚荻贝的化妆间。公文包搁在一旁,开始捜寻。很容易便发现:一个松香味浓的,四角铸铜,精工打造的木盒。看似印地安的手工艺品。塞在妆台底层抽屉,一大堆内衣下面。手握着那大把纱质缕衣,不免脸红心跳。

盒子未锁,乱七八糟的装满一迭字条。有一些是他私人的信纸,也有拍纸簿上的纸片,或是信手撕开的稿纸,有一张是戚索门的私人支票,受款人是戚荻贝,款额,“十万万万兆元及我全部的爱”。署名“你的索”。

我快速翻阅这些字条。心在抽紧。绝大部份是一位老人的情书,字里行间明白显出他对那位年轻娇美的妇人,是如何的意乱情迷。

也有道歉的字条。

“宝贝,如果我令你不安适的话,我道歉,”起头不坏,但是下面的字句是,“请原谅我昨夜的举动。我知道你在头痛,伹是我情不自禁,你是那么的美。”再翻下去,字面上乃浮现出递增的自厌、依赖与自卑。

“你肯原谅我吗?”“这是为我昨晩说错话,给你的一点小补偿。我可以原谅吗?”

读着这些,属于一个死者的遗言,是一种惩罚。我偷了两则:“荻贝,希望你会原谅我加诸你的痛苦。”另一张是,“我挚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招惹出的这一切麻烦。我向你保证,而今而后,你再不会有任何理由怀疑我对你永世不渝的爱。”

我认为这两则,相当于戚索门跳楼毙命时,在主卧室发现的自杀留言。

我将两张字条塞入公文包,阖上木盒,回归原位。随后由后楼梯直上六楼。走进宴会屋,穿过屋子,背靠着通往阳台的法式合门站定。

看手表。匀出十五秒当做抛掷戚索门过墙的时间。然后拔脚起跑。尽速奔下后楼梯。冲过五楼走廊,到主楼梯。连蹦带跳闯下楼。踏入前厅,跑向大门。喘着气,再看手表。大约九十秒。他轻轻松松便能办到。

没有人影,起坐室也没有话声。我取过衣帽,穿戴妥当,不与加德道声再见,便自走进冷飕飕的雨中。打算到第五街叫出租车。将近时,忽然有人靠拢来,倪主瑞。

““佑大!”他钻进了我的伞下。“太好了。加德说你在附近逛。如果说这种天气合适闲晃的话,我可要抗议!”

他容光焕发,神情愉快。

我并不惊慌。明知他早已在等我,我欢迎这样的遭遇。也许我将它视为一种挑战。

“牧师,”我说,“真高兴又碰见你。方才我是不想打扰你和戚太太。”

他眼珠一转,一副嘲弄的无奈。

“那吵得是些什么名堂!”他挽起我的臂。“想听吗?”

“当然。”

他四顾。

“转角,”他说:“不远。有一家很不错的饭店。那儿的酒廊更棒。清静。我们可以好好谈话——至少,不像现在,在外头淋雨。”

几分钟后,我们已置身在“小马车”饭店,舒适宜人的酒廊中。漫着雨帘的长窗遮得整室昏暗迷蒙,映着雨窗,首都博物馆好似莫内笔下的一幅抽象画。我们是仅有的酒客,这里浸浴着雨天里,曼哈顿酒吧内,安详的,祈求自省的宁静神秘气氛。

倪点一杯加柠檬片的马丁尼。我叫一瓶国产啤酒。酒奉上时,他环视室内。“找个位子吧,”他说。

他拿着酒,带头走向偏远的一张小桌。我握着酒瓶。酒杯,跟着。

这就是我们俩的不同:我会问酒保,“我们找个桌子行吗?”

的确,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舒服得多,墙壁在我们身后。我们同坐在右边的角度,但是略微转向。便能随意的面对面。

倪牧师先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类似天气太冷,每逢此时,便向往暖天艳阳、沙滩等等的话题。

我望进他的跟。偶尔点首,微笑。这真是世上最荒唐的感觉——跟一个凶手同坐,饮酒谈天。

我在想凶手应该哪里不同呢——脸上做个标记?那未免太容易了。我不时提醒自己,倪是何许人也,做过何许事。然则,我感觉到的却是我俩最普通的闲话家常:“天气太坏。”“是啊,听说晚上会好转。”

终于他住了口。手肘支在桌上,两只手掌猛抹脸,叹气,放眼空荡荡的酒廊。

“我为许多人做过告解,”他望空而言。“我曾向你说过,大都是女人。有时候,她们总以为我的兴趣不止于她们精神方面。她们假想我是,呃,对人有兴趣。你懂吗?”

“懂,”我说:“那一定滋生困扰。”

“一点不错,”他叹息。“各种各样的困扰。举例来说,为了这个缘故,她们要求我的时间,远超过我本身愿意给,或是可以给她们的量。”

我哼声表示同情。

“你相信吗,”他继续,“有一些——算是我的资助人,也不全是。选个更好的字眼,姑且称之谓主顾。”

“随从如何?”我建议。

他锐利的盯着我,想了解我是否有意挖苦。不是。他轻戳我的胳臂。

“好,很好,佑大,”他说:“随从。我喜欢这个说法。比主顾高明太多。我刚才说,有时候我的某位随从会吃醋,总以为我对别人付出较多。我无意暗喩她们的自私,但是我发现多数不快乐的人。男女一样,全都太过于自我中心。当你表露同情时,她们的要求愈多。同情移转成一种狂热,不高兴其他的人来分享。这就是我和戚太太不协调的原因。我最近和另外一个女人做告解,理所当然的,她以为我为对方付出太多的时间。”

这个谎撒得不笨,但似乎不必对我费这般大的手脚。根本没有必要做这番解释。既然引起了头,他理应把话说完。

他招呼酒保时,我望着他。他确有一种傲慢自大的气度;举手草草一挥。

“你的会社近况如何?”我问。

“什么?”他含糊应声。“哦,还好还好。刚刚那杯马丁尼加了太多枫糖。希望这杯淡一些。”

酒保亲自送酒过来。倪牧师猴急的啜一口。

“好多了,”他满意的笑着,靠后坐一些。

无可讳言的,他是个相当英挺的男人,深沉而有感性。我了解女人为什么多受他吸引;他全身散发精力与充实感。略勾的鼻子,坚定的棕色眼睛,赋予一种“男人中的男人”的形象。黑胡子框着红润、几近柔嫩的嘴唇,却又蕴藏着一份脆弱。

“希望你和戚太太好聚好散,”我说。

他朗声一笑。“哈,看情形我已经摆平了那位女士。”他含笑说。

我不喜欢那笑,迹近假笑。是否意味着莉妮的相片,和雷太太的那封信,一并付诸流水?

我思考他对我的认识——或猜测。在戚氏案件中,依旧无损我的烟幕,他可能还接受我是一名遗产初查员的角色。至于石家案,莉妮也许告诉他,我的调查工作。他已经知道我发现砒毒的事。他不知道的,该当是我已清楚他与石莉妮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是我最后一次上戚家,”我说:“专门鉴定人就要接手了。”

“哦?”声调是明显的不关心。“我猜你一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对极,”我恳切的说:“我倾全力在调査一宗案子,关于一个失踪的人,未留下遗嘱的事。”

“挺有趣的,”他漫不经心的呑一口马丁尼。“说来听听。”

我想象中,剑诀必定如此:探、闪、刺。

“没什么,”我说:“就是方才那句话:一个人失踪——已经两个月——找不到遗嘱。一些枝节的问题使这个案子错综起来。全部财产都在他个人名下。所以要向法庭请准给付家属的生活费用。”

“如果他不再露面昵?”

“伤感情,”我苦笑,努力回忆铁先生告诉我有关适用的法律条文。“过五年大概可以办认证遗嘱的手续。”

“五年!”他喊出声。

“起码的了,”我愉悦的笑。“若是失踪人的尸身出现,事情便好办许多。如果他确如大家怀疑的,已经死亡的话。谈这些太烦扰你了。”

“绝对没有,”他精神奕奕。“下雨天,谈话天。所以说,假定失踪人确实死亡,他的财产立刻便能分配给法定继承人。”

逮着了,我窃窃自喜。

“对,”我轻快的说:“一旦死亡证据确立,便可分配给他的妻子,儿女。”

“相当大的一笔财产?”他缓缓问。

贪婪的畜牲。

“想必是的,”我点头。“究竟多少我没有概念,不过数量相当大是错不了的。”

他自夹克口袋取出烟斗,烟草袋。朝我眼前一晃。

“不介意?”

“不不。请用。”?

我在一旁静观他从容不迫的完成点烟、吐烟的仪式。

“法律是绝妙的玩意儿,”他牵出一丝笑容。“一大笔钱。我是说在诉讼上。”

“是的,确实如此。”

“有时候我以为正义是一种不可能的观念,”他喷着烟,继续道。“以你这个案子来说,我就以为,一个人失踪两个月的事实已足够令家属获准分享他的财产。他自动离家的吗?”

“就目前看来是如此。”

“不曾留任何信息给他的律师?”

“不曾。也无谋杀的证据。一无证据。可知的仅是他或许还活着。所以法律上要求锲而不舍的追查,何一段长达五年的宽限期。不过对家属来说,这等于是谋杀。”我无法抗拒。他,与我一般无二。

“的确,”他稍嫌关怀过度。

“总之,”我尽深的下锚,“一旦发现尸体,不论自然死亡,意外,或是谋杀,财产即可认证。”我自觉说得已经足够,话锋一转。“牧师,你前曾说过你原先是从芝加哥来的?”

“不是市区,”他迎上我的目光。“某个郊区。怎么?”

“我有位表兄住在那里,他邀我去一趟。我从没去过芝加哥,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它。”

“你会发现那儿可做的事极多,”他机械式的说。

“你喜欢它吗?”我执着不放。

“一阵子,”他说:“我不得不坦白承认,佑大,我很容易喜新厌旧。才转到了纽约。”

“征服新环境?”

“完全正确,”他苦笑。

“至今还未反悔?”

“有那么一两次,”他仍在笑,“凌晨三点。”

抗拒此人的魅力,真难。有一刹那,我竟对已知的他,及揣测的他,起了怀疑。

我分析原因。绝大半,由于他的外表使然。高大、健壮、顽强:他具有的一切,我都没有。而且,他果断、胆大、坚毅。

更甚者,他拥有一种原始力。在朗朗笑声、温容明智的后面,是一股赤裸裸的力量,野性的力量。我遂明了,自己原是多么向往他的青睐。

换言之,即是我畏惧他。这真不是一项舒服的认知。

我们饮尽杯中酒,也不再提两宗悬案。倪主瑞坚持会账。他留下的小费少得可怜。

他另有约会,我须回“四杰”。我们便在饭店的遮檐下握手道别。

我望着他步上第五街,挺拔的走在雨中。是这样的难以制驭。我想叫车,结果搭了巴士。车上拥挤潮湿,和着霉昧。到公司已过一点,退下湿漉漉的衣帽胶鞋。雨伞拢入字纸篓。

我挂电话给老史,他不在。我留下号码,请他回话。随后坐下膛视着空白的墙,不理会公文篓里待办的事件。

我想的仍是倪主瑞。我之所以怨憎他,源自他太轻视我,施恶于我的态度。无懈可击的谎言,戳我胳臂轻拍我肩膀、膝盖的小动作,以及那亮爽霸道的笑。他将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鼠辈,或许是一种妨碍,无足轻重的妨碍。因为我对自己心生恐惧。不由得我拚着损伤自尊,努力记牢,他是想压倒性的控制我。

摊开戚、石的档案,重读上面有关倪主瑞的摘要。他有如幽灵似的浮游在两案之间。我以为他就是主谋,是一切要命事故的发源。在某些方面:他的力量、他的决心、他的魅力等等,我的数据足够。甚至于我还有他历史背景的一抹剪影。

但是对于他本人,所知几等于零,他过去是怎样的人,受什么驱使,喜乐的是什么,痛苦的又是什么。等于一个影子。无从捉摸。既识不透他昨日行事,也测不出他明日的作为。

想为他立个批注,却苦思不得。反而更加深自己的狐疑,以我们那套雕虫小技,是否诓得了他。他不是下三滥的混混,也非乡愿型的人物。他到底是什么,我硬是不知道。不知道。

我的思路被史培士的电话打散,他怒气冲冲,像连珠炮似的发射出来。

“戚索门的案子还不翻。目前还是不行。上级认为证据不足,要承报上去再做道理。天晓得做什么道理。我不指望明天就有结果。现在只盼你的老板加油了。我昨晚上叫个伙伴打电话给姓倪的,装作那个驾车载石老头到船坞的出租车司机。姓倪的不上钩。他叭哒挂断。棘手得很。”

“是的,”我说。“我正在想我们吓不倒他,先别打草惊蛇。”

我告诉老史发现了石教授的遗嘱及内容。

“好,”他说。“石莉妮跑不掉。嗨,你没把遗嘱抖开吧。那可就坏了大事。”

“没有,”我说。“原封留在原地。不过我的确偷了些东西。”

我遂说出从戚家窃得两份可视做自杀留言的字条。

“干得好,小高,”培士说。“你愈来愈入门了——把松头全系了起来。”

这番夸奖很受用。

“另外,”我说。“我和倪主瑞长谈过。喝了两杯酒。”

我将谈话一五一十的相告。

“我不认为石莉妮的相片和那封‘伪造文书’起得什么作用。”

“我也不这么想,”他说。“他摆平了荻贝,照旧干他的风流勾当。”

“还有一件事——”我说出将有关失踪人遗产处理的法律条文告诉倪的事。

“嗯,”培士说。“你衡量他因此放出尸体?如果是在他手上的话?”

“本意如此,”我说。“不过,我现在也不敢敲定他是否会顺我们的意。培士,姓倪的是个见首不见尾的神秘人物。我实在没把握能够左右得了他。”

“对,”他叹气。“要是他没使诈,要是他那些女人全跟他联成一气,我们死定了。”

“有一个可能,”我说。“大胆的假设。”

“什么?”

“我査看过倪的资料。记得我们见奥主教那次的事吗?他说出倪的一个至亲的名字。倪金娣。他的姐姐。”

“这?”

“这如果她不是姐姐?是他太太?”

沉默。

“你说得对,”老史开口。“大胆的假设。”

“不妨一试,”我坚持。“你有地址?我记得是印地安那,阿辛。”

他从记事本上报出来,我仔细记下。

“打电话给她?”培士问。

“没用,”我说。“如果他事先串通好的。对方一定不认账。”

“那么?”

“那么,”我当时骤下决心,“最好是上那儿去跟这位女士面谈。”

我明知这是凭着一时的冲动,却是势在必行。经由旅行社代订了美航飞往芝加哥的机票。我不及请示铁、泰尔两位老总。冲出大门时,也不及细听区老总的笑话。

命该如此,我正要出门,他恰巧由那群跟班簇拥着进来。我想偷溜,区老总眼捷手快。一把箝住我的臂。我看见他小指上闪亮的钻石。修剪整齐的指甲。向上看,他翻领上扣着一朵小兰花:一朵美丽的紫斑兰。

“小高!”他快活的喊。“想见的就是你!我有个笑话,你准爱。”

他笑顾周围的马屁精,他们因此围得更近,脸上已经出现不可抑止的笑容。

“有那么个小矮个,”区密欧先生说,“他走向一位高大、漂亮的金发美女。他望着她说,‘我要拧你。’她说——”

“听过了,”我一声岔断。“这是个老笑话,而且不好听。”

我挣脱手臂,闯出重围。我不回首,却感觉身后竟是一阵响雷前的死寂。

我无暇细想如何对区老总如此斗胆,也不计较这对我日后在“四杰”的影响有多大。我心急的是赶银行,査账户,跑一趟芝加哥需费多少。运气,钱数足够,于是火速回家收拾行李,坐上出租车,直驶机场。

飞往芝加哥的航行是我难得的休闲机会,我决心好好享受一番。机上放映的难看电影,我看得津津有味,乐不可支;难吃怪味的炒肉丝,我也狼呑虎咽,满口生香。飞机终于平安着陆。奥哈尔机场拥挤嘈杂,一如曼哈顿东六十九街的“杜妈妈”。此时此地,我竟懊恼的想起薛蓓蒂与马赖铎上校很可能已开始狂欢宴饮。

在出口处徘刻片刻,不时触碰鼓胀的钱夹。总算找到停车招呼站。雇出租车上阿辛必定所费不赀。我遂走向靠着一辆黑色大型轿车挡泥板立方的司机,这辆车的车窗似乎多过任何一辆小客车。

司机毫无兴趣的看着我,一对惺忪眼滑过我起绉的大衣、变形的帽和夹在腋下湿透的手提箱。他唯一的反应是嘴里一根牙载从右角移到左角。

“你上阿辛吗?”

“哪里?”

“阿辛。印地安那。”我査过地图。

“没听过,”他说。

“在格里和哈蒙之间。”

“格里和哈蒙之间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只好承认。

“那我就不上那儿,”他说。

牙签又开始转位。这是逐客令。我晃到巴士站。有一辆标着“格里—哈蒙”,一个着制服的司机靠着车身,一般的毫无兴趣的看着我。我打定主意要在奥哈尔机场打牙签迂回战,不过至少在我上前问询时,他的牙签没转位。

“请教我是否能搭这辆车上阿辛?”

“哪里?”

“阿辛,印地安那。”

“那是哪里?”

“在格里和哈蒙之间。是一个合并起来的小村庄。”

他莫名奇妙的望着我。

“在一九三九年的时候,人口是三千零七十九个。”我加注。

“没搞错?”他说:“在格里和哈蒙之间?”

我点头。

“你站稳了,”他对我说。“别动。我马上回来。”

他走到发车处的办公桌前,向另一个嚼牙签的人说话。巴士司机比个手势。两人一齐回头看我。随后这位发车员摊开地图。两人一齐俯身查看。另外一名巴士司机加入了阵容,接着又来一位。最后一共有五个人对着桌上的地图,挥手抬腿,大声争辩,每个人嘴里的牙签都发疯似的转着。

司机走了回来。

“好,”他说,“我上阿辛。”

“你们毎天都能知新啊,”我愉快的说。

“没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他说。

一小时后,车子向东南行驶,透过模糊的车窗,触目大抵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偶尔几点灯火,零星闪烁的霓虹招牌。越过州界,进入印地安那,天空乍现红光,陡然飞腾的烈焰,明晃耀眼的工厂,和一条清一色罗列着酒馆、旧货铺和成人书店的公路。

离开奥哈尔机场,沿途旅客上下,停停开开,过了九十分钟,驶上一条无灯无影的街道。

“阿辛,”司机先生一声叫唤。

我挣出座位,从行李架上取下手提箱,蹒跚的移向车门。

我弯腰朝外看。

“这是阿辛?”我问司机。

“正是,”他说,“如假包换。”

“谢谢。”

“不客气。”

我站在黑暗的街头,眼看着巴士绝尘远去。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即是后悔自己不留在车上,继续驶向终站,而后重返奥哈尔,搭早班机回归曼哈顿。我冷、我湿、我丧气之极。

游走了许久之后,总算来到一处,尚可称为商业区的地段。一大半的店铺全打烊,下了铁栅。不过还有一间药店、一家小杂货铺,还开着店门,最后——嘿哟,上帝,我千恩万谢您啊——竟是一家酒肆。

“一品脱白兰地,谢谢,”我向黑人店员说。

他打量我。

“国产的?”

“随便,”我说。“随便哪里的都行。”

他找钱的时候,我问这附近可有旅馆。

“下一条街,”他指指手。“再过两条街往右。就是新界酒吧、烧肉店。”

“是旅馆?”

“是啊,”他说。“上面就是。要住宿?”

“当然。”

“疯狂,”他大摇其头。

我遵照所示来到“新界酒吧烧肉店”。是一家怪味难闻的酒铺,前窗很脏。几个客入,在吧台前。青着脸望电视,后面是一小间摆着几张桌子的小隔间。

酒保滑过来;是下坡地。地板全斜向街道。

“威士忌加水,谢谢,”我说。

“招牌威士忌?”

“好。”

这一杯看上去份量真大,结果发现是酒杯底特厚,起码有半英寸。

“我知道你们这儿有旅馆,”我说。

他盯着我,趴过吧台,仔细审视我,尤其注意我的皮鞋。

“旅馆?”他说。“可以这么说。”

“可否请你告诉我住宿费用?”

他别过眼睛。

“五元。”

“价钱满公道,”我说。

“右手隔壁。上一层楼。馆主就坐在柜台上。跟他说老陆叫你上去的。”

我浅尝一口,便喝干了那一“大”杯威士忌,付了钱,出门,向右爬上窄梯。馆主也是黑人,坐在有铁丝网隔着的办公桌后面。网上开个窗洞。

他是个很结棍的人,五十开外。穿一件前胸印着贝多芬像的T恤。正在填字谜。没抬头。

“一小时五元,”他说。“干浄床单外加自来水。预付。”

“我要过夜,”我说。“老陆叫我来的。”

他仍是不枱头。“南非一种像牛的东西,三个字?”他说。“有一根长尾巴,鬃毛很短。”

“羚羊,”我说。“大羚羊。”

他这才抬头。

“对,”他说,“对上了,谢谢。过夜二十元。房钱预付。”

他开窗,取钞票,再从铜盘上取了把钥匙给我。

“二零九,”他说。“就在正厅。你不会分家吧?”

“分家?”

“自杀?”

“哦,不会,”我立即抗辩。“绝没那种事。”

“好,”他说。“意指小孩子,四个字的?”

“乳臭未干,”我说。

天,这是什么污七八糟的房间,十英尺见方,一架曾经上过白漆的铁床。床单旧得脱线,不过——好像是很干浄——怪的是被单和薄毯都覆着一块黑油布。苦思半晌才明白,这是专为那些醉酒闹事,没法脱鞋的人而设。

门里有两道反锁,是廉价的揷梢。一角是个肮脏的洗面槽,一把椅子,一张小桌子,桌面全是香烟洞。没有衣橱,墙上旋着些挂钩充数,上面勾着几个衣架。

过道上是一间浴室,消毒剂的味道奇重。内里是马桶、水槽、和带莲蓬的澡盆。如厕前,先将廉价门钩搭上,不过我打定主意不使用水槽和浴盆。

回房,挂好衣帽。奋力闯开了窗户。一阵湿冷的微风扑进来,依然杂着硫磺味。不消片刻,便清楚在房里枯坐太过无趣,随即穿衣戴帽,重新下楼。

“去吃点东西,”我向馆主淡而不疏的招呼。

“一种性喜夜间出游,类似猿猴的动物,”他说。“两个字的。”

“狐猴。”

我离开这段时候,“新界酒吧烧肉店”又来了一些酒客;吧台的座位大都已占满,后面小间的桌子,也坐着几堆,有几个是白人。所有的人块头都大,体型结棍,手粗声响。

令我欣喜的是,酒保仍记得我喝什么。

“威士忌?”

“对。加水。”

酒奉上时,我顺便点一份三明治和一袋薯条。

“这会儿忙不过来,”他说。“一得空,马上为你做——行吗?”

“好,”我说。“不急。”

我啜着酒,环顾四周。在我两边的彪形大汉喝的全是劣质威士忌,专心一意,目不转睛的盯着吧台后的镜子。我无意攀谈;他们都像是牢骚满腹之人。

我看回自己的酒杯时忽觉有一只手重搭在肩膀上。

“嗨,孩子,”一个女人的声音,很爽快。

“晚上好,”我起身。“一起坐吧?”

“坐这儿,沙沙,”我身旁的一名男子说。“替你暖好了位子。我要回家了。”

“好啊,老乔,换位吧。”女的说。

他们相顾大笑。老乔对我眨眼、离开。

“请女生喝一杯吧?”沙沙小姐摇着肥臀,熟练的揉上了吧凳。

“荣幸之至,”我说。

“喝杯烈酒行吗?”

“随您喜欢。”

“烈酒好。啤酒老让我放屁。”

我同情的点头。

“老陆!”她尖叫,声音太大,速度太快,我猛的跳起来。“老样子。我有个漂亮的主子了。”

她从塞满了的荷包里,挖出一包起皱的香烟。我立即划亮一根火柴。

“谢,孩子,”她猛吸一口,烟气就此不见。我指的是,再没瞧见那口烟由哪儿冒出来。

她是个硕大的女人,四十好几。一副不会受惊,也不会受伤的德性;她过去绝对经过大风浪——至少两次。

酒保将她的威士忌送到。

她上下打量我。

“你在铁工厂打工,孩子?”

“这个沙沙,”酒保冲着我说,“是个人精。”

“哦不是,”我告诉她。“我不住这附近。我从纽约来的。”

“你爱怎么骗随你,”她说。“我敢发誓你是个打铁工。”

“好啦,沙沙,”酒保说。

“没关系,”我说。“我知道这位女士是开玩笑。我不介意。”

她朝我背上一拍,几乎把我拍下凳子。

“够意思,孩子,”她大声道。“我喜欢你。”

“谢谢,”我说。

“你跑到格里来干什么?”

“格里?”我的惧意骤升。“我以为这儿是阿辛。这里不是印地安那,阿辛?”

“阿辛?”她放肆的大笑,笑得前俯后仰,我伸一臂相助,以防她朝后翻倒。

“我的上帝,孩子,”她以手背拭眼,“这地方多少年都不叫阿辛了。早就归并格里。”

“那这里确是阿辛?”我坚持。

“对对。是阿辛,在我小时候,我难记忆了。你跑到何辛来干什么?”

“我在纽约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我说。“是遗嘱的事。我要找一位受益人,他留的住址就是印地安那,阿辛。”

“没唬人?”她兴致高昂。“一笔遗产?”

“是的。”

“很多钱?”

“那要看您对很多钱怎么个看法?”我谨慎而言。

“对我来说,”她道,“只要超过二十块的就是很多钱。”

“超过二十块。”

“姓什么的?”

“倪,”我说。“人儿倪。一位女士。倪金娣。”

“倪金娣?”她复述一遍。“没听过,”她摇头。“从来没听过。老陆!”她尖叫。酒保过来,她即问,“听过有个叫倪金锑的女人吗?”

他蹙起眉,思索一会。

“没有。”

“再请我一杯双份的,”沙沙对我说,“我替你去打听。”

转一圈回来之后,她又揉上了凳子,“啪的”将空杯置在吧台上。

“你叫什么?”她问。

“小高。”

“我叫沙沙。”

“我知道。再请您喝一杯好吗,沙沙?”

她佯作考虑。

“呃,这个……好吧。”她招呼酒保,伸出两根指头。“宾果,”她说。“我找到一个人,他晓得倪金娣。或者说他认识她。看见后间那个老黑仔?单独一个人坐在那儿的,灰发头的家伙?”

我转身。“看见了,”我说。

“他叫龚大古,”她说。“比上帝小一岁,打从有这块土地时,在这儿。他说他知道倪家。”

“您看他肯跟我谈吗?”我问。

“为什么不肯?”她说。“他灌啤酒。”

“袭老先生?”我靠他桌边一站,一手威士忌,一手啤酒。

他缓缓抬头。沙沙说对了:他绝对有九十,尚且是最保守的说法。一具不加包裹的木乃伊。皮肤打皱,眼角粘着眼屎,一双手像浸过海水,再在滚烫的沙上烘干似的。

“您是?”他口齿不清的说。

“龚老先生,”我说,“我叫高佑大,我是——,”

“佑大,”他说。“好名字。”

“是的,老先生,”我说,“如果我们一起喝杯酒,允许我占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话,真是感激不尽。”

我献出啤酒。

“却之不恭,生受了,”他伸手接酒。“坐。沙沙说你问起倪家?”

“是的,”我坐在他身旁。这位古人在喝啤酒。他讲述着军中旧事。乐得吱格发笑。

“那是哪次战役,老先生?”我问。

“哦,……”他含糊应着。“随便啦。”

“关于倪家?”我提起话头。

“大约是五八年,”他简单明了,不必说明那是那一世纪的五八年。“在雪曼街。对吧?雪曼街?”

“对极了,老先生,”我说。“就是这个地址。雪曼街一一三号。”

“我的脑袋很灵光吧,”他洋洋自得的点着头。笑开嘴。没有真牙,也没有假牙。只有粉红色的牙床。

“是一九五八年吧?”

“可能更早,”他说。“我告诉你倪家的一点趣事。他们的名字中间,全沾着英文字母里的‘G’字。一家的‘G’。”

“倪金娣,”我说。“倪主瑞。”

“对,”他说。“父亲,倪乔棋。母亲,倪筑筑。另外两个儿子:倪盖洛和倪戈登。还有一个女儿:倪葛蕾。”

“您的记忆力真是惊人,老先生。”

“那还用说,”他说。“我的脑袋绝没问题。”

“他们都怎么了?”我问。“姓倪的这家人?”

“哦……”他说,“当然啦,老一辈的,乔棋和筑筑全过世了。小一辈的,也都散了。金娣,听说是唯一留下来住在这里的。”

这不是好消息。倘若这位老人记忆精确。那么,倪金娣是主瑞的姐姐属实无疑。

“龚老先生,”我说,“您对倪家怎么如此清楚?”

“哦,”他缓缓说道,“我过去常在他们家打杂。都是些小工散活儿。我第三任太太,茉莉,哎不是——婉黛;对,婉黛——她像母亲待孩子似的。”

“您不记得倪主瑞的事吧,龚老先生?”我问。“也是其中一个儿子?”

“倪主瑞?”他的眼睛蒙上一层雾。“一定是中间那个孩子。后来去当牧师,对。离乡背井的。不能怪他。”

“当然不能怪他,”我热切的说,“您不记得主瑞的事了?任何特别的事?”

“挺帅的小伙子,”他说。“高、壮。喜欢女孩。爱玩足球。有点……”

他突然停顿。

“有点?”我一旁怂恿。

“我记不太得了。”

“有点好还是有点坏?”

他盯着我,眼睛陡地清亮,尖厉,坚定起来。

“我记不太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