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醒来，我两眼发光，精神饱满。虽然史培士警探一再坚持，我们到手的全是些无凭无据的假设，却使我更加相信戚索之死绝非自杀。更何况，不管史培士有意放弃，我已令他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
一夜的微雪；人行道及车顶上蒙着一层淡薄的白粉。暖暖的朝阳，却迅速将它溶尽。天空蔚蓝，清风徐来。这与我的心情简直太相衬，我出发去见石耶鲁的医生时，便把好天气视作这一天的好兆头。
杜医生的诊所是当街的一幢黄砖公寓房子。高过附近的高级住宅。八点十五分到达。他的接待小姐瘦高，红色鬈发上是一顶头巾式的帽子。一张尖削的晚娘脸。我注意到她的手指甲特别长，涂得血红，皮包骨的手腕上挂一条附着一大堆小饰物的手镯，走到哪儿响到哪儿。她冷冷的招呼我。
“高佑大，来见社医生的，”我兴冲冲的说。
“来早了，”她丢下一句。“坐着等。”
于是我把大衣、帽子搁在腿上，坐着等。
八点二十五分，另外一位护士出现——这次是个小个子——她对我招手。
“医生现在见你，”她说。
站在杂乱的桌子后面的人物，中等高度，很壮，一个沉甸甸的肚子突在那件白色短外衣前面。戴一幅无边厚镜片的眼镜，给予他一个凸眼的长相。抽黑雪茄；空气里全是难闻的烟味。
“早，医生，”我说。
“五分钟，”他冲口便说。“不能再多。”
“我明白，先生。”
“你跟石耶鲁又是什么关系？”
“我在电话里跟您说过，”我耐着性子，“我正在査石教授的失踪案。”
“你是个私家侦探？”他怀疑。
“不是，”我说。“我是石教授的律师那儿的人。您要是不信可以问石太太。”
他咆哮几声。
他没请我坐下。
“好吧，”他说。“你问你的。答不答在我。”
“可否告诉我，石教授是什么时候来求教(求诊)的？”
他从桌上拿起病历，很快翻过，雪茄仍咬紧在他的牙齿中间。
“去年十月和十一月来过七次。你要确实的日期吗？”
“不必，不需要那么麻烦。可是石太太说他病发在去年夏末。”
“怎么样？”
“他一直到十月才来找您吗？”
“我刚才说过了，”他暴躁的说。
“是否可以告诉我，石教授到这儿来之前有没有去看过别的医生？”
“我怎么知道？”
“他没有提过？”
“没有。”
“医生，”我说。“我不敢奢望您说出石教授得的是什么病，但是——”
“说对了，我绝不会说，”他马上打断我的话。
“但是，您是否能告诉我，石教授的病情，假如不接受治疗，会致命吗？”
他眼光闪烁。接着低头，往下看，将雪茄烟蒂捻熄在一个很大的水晶烟灰缸里。再说话时，声音却出奇的温和。
“往肉里长的脚趾甲，不治好是会致命的。”
“石教授不来看您的时候，病是否痊可了？”
“在复元，”坏胂气又开始。
“他的病会传染吗？”
“这是什么？”他大怒，“机智问答？”
“我不是要您说出病名，医生，”我说。“只是问它会不会传染。”
他尖利的看着我。
“不会，它不是花柳病，”他说。“你想问的就是这个，对吧？”
“对。依您看石教授的精神状态如何？”
“是个相当顽固、难纒的病人。”（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不过要是说他在病情之外显出任何精神失常的症状，答案是否定，他没有。”
他不曾发觉，这段话已有所泄露：教授确有某些精神失常的征候与他的病情有关。
“他可曾给您任何一点暗示，有意抛弃他的妻子和家庭？”
“不曾。”
“您可不可以把您这位病人的情况当一种疾病来描述一下，医生？”
他注规壁上的钟。
“五分钟时间到，”他说。“再见，高先生。”
我在外间穿上大衣。有三、四个人在候诊。
“非常谢谢你，”我对那位接待小姐露出一个最天真可爱的微笑。这不常见效，这次有了；她解了冻。
“他是只熊，对不对？”她悄声道。
“比那更恶劣，”我也悄声回道。“他一直那样？”
她骨碌着眼睛。“一直那样，”她说。“嘿，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私人的问题？”
“五英尺，三又八分之三英寸，”说罢，我挥手道别。
在出门遇见的第一个电话亭里，拨电话回公司。留话给鲍茜玛，说明我在外出勤，待会儿再告诉她回去的时间。
搭上百老汇的公交车到四十九街，步行至益马丁设办公室的所在，一幢老旧的楼房。他的姓名仍列在楼下人名指示栏内，但是上达九楼，九一〇室的门大开，一个着油污工作服的大胡子漆工，在毛玻璃窗槛上，正忙着用刀片猛刮，“益马丁：私家征信社”的字样，已经去掉一半。
我站在漆工后面，偷眼往里瞧。房间空空。没有桌椅、档案柜，什么都没有。只剩肮脏的墙壁，封满灰尘的窗户，和龟裂的塑料地板。
“要什么？”漆工在问。
“你知道这间办公室的家具都到哪儿去了？”
“去问经理。”
“上哪儿去找经理？”
“楼下。”
“能不能告诉我经理的名字？”
他不答话。
楼厅的后面是一扇门，门上贴着一方厚纸板：“经理室”。我使了些力打开门。一道陡峭的钢梯直通下去。我小心翼翼的、吊着沙沙的扶手走下去。一条黑暗的水泥长廊伸到大楼的背后。天花板上是纵横交错的通气管、水管。隧道末端有一扇斑痕累累的木门。我推门而入。
就像走进了监狱。只差铁栅栏。水泥顶、水泥墙、水泥地。没有窗。家具全像“你丢我捡”来的。这个小室里窝着两个人。一位非常动人的东方女孩对着一架老爷安德活牌的打字机劈啪敲着，偶尔停顿，把乌黑的长发自脸庞拂开。一个瘦小棕黄皮肤的男人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以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极快速的在讲电话。他桌上有一块干浄的铜板：“经理，衡克来”。
我进去，他们谁也没看我一眼。我耐心等。衡先生继续以无法理解的语言滔滔不绝，之后突然啭成英文。
“彼此一样，混账！”他尖吼一声，挂断电话。便看见了我。
“啊，有何效劳之处，先生？”他柔声问道。
“也许您能帮我个忙，”我说。“我找益马丁，九一零室的。可是他的办公室都空了。”
“啊，”他说。“益先生已不再与我们同在。”
“哦？”我说。“那么，您能吿诉我他迁到哪里？”
“啊，”衡先生道，“益先生不是搬家。益先生死了。”
“死了？”我叫。“天哪！什么时候的事？”
“两天前。益先生死在地下火车车轮下。您是，呃，他的朋友？”
“客户，”我说。“真可怕。我有几份很重要的文件在他那儿。您知道他的文件数据怎么处理的？”
“他的，啊，未亡人，”衡先生说。“昨天来把一切取走。”
“你就让她拿吗？”我声音大起来。
这位经理摊开手掌耸耸肩。“人家的未亡人有资格拿走他的一切。”
“你确定那是他的未亡人？”
“啊，益先生欠了两个月房租，”衡先生圆滑的说。“这个女人全付了。”
“那不能证明她就是未亡人。”我很生气。
那位东方女子停止打字，但是并未转身看我。
“是她没错，”她说。“有一次我在门厅见过他们俩在一起，他还做了介绍。”
“看吧？”衡先生以胜利者的姿态说。“未亡人。”
“你有她的电话？”
“啊，抱歉没有。”
“住址？”
“也没有。”
“住址当然还在租约上？”
“没有租约，”衡先生说。“我们按月出租。”
“那我只好査电话簿了，”我说。
衡先生停了一秒钟。“啊，不，”他伤心的说。“益先生有一个没登记的号码。”
我谢过衡先生，便离去。穿过阴暗的隧道，快到楼梯口的时候：听见一声叫唤“嘿！”我回转身。那位动人的女孩向我跑过来。
“十块钱，”她说。
“什么？”
“十块钱，”她重复一遍。“交换益先生的住址费。”她从我指间一把抓走钞票，已经准备往回跑。
“就在电话簿里，”她叫着说。
我有些怀疑衡先生是否会分到这十块钱。
我走过两条街，才找到一本曼哈顿区电话号码簿。我略微惶惑的翻开它，惟恐第二次受愚。结果并不假：一个是四十九街的办公，另一个在九十三街。
我在第八街搭上往市内住宅区的公交车，仍旧为方才花钱的事耿耿于怀。
益家住在沙律街，就在桑堡与干特之间。这条街只有一家福利旅舍的建筑较高；大部份原有的高级住宅都已改装成平民公寓。遮阳板替代层层窗幔，底层店面的窗口全纠缠着灰蒙蒙的藤蔓、枯死的羊齿植物和干瘪的葛类。随处可见的涂鸦，大都是西班牙文。
益家的房子列在其中，一幢三层楼的灰石建筑，如今已是污秽残缺。昔日的高雅所剩无几：一块精雕的石墩、门框上细细琢磨的斜角玻璃、门钮上一个讲究的黄铜盾饰。
我按下标着“益寓”边上的门铃，等待。毫无消息。再按。照旧无人应。我又试一次，一样的没结果。我步下人行道，一位老妇人却正要拾级而上。她携着两袋极重的什物。
“要不要帮忙，老太太？”我问。她惊疑的望着我。
“只帮你拿到门口，我就走。”我说。
“谢谢你，年轻人，”她有气无力的说。
我提着袋子上去，搁在门里。我走出来时、她才勉强上了三级，毎上一级都得停下来喘息。
“气喘，”她压着胸口说：“今天很厉害。”
“老太太，”我怜悯的说：“我不知道您——”
“有时候它就像把刀子，”她气嘘嘘的说：“在一刀刀的割我。”
“我晓得这是很痛苦的，”我说：“我在找——”
“昨天一晚上都没阖过眼，”她说：“咳、咳、咳。”
“益太太，”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说了：“益马丁，益太太。她住这儿。想找到她。”
疑惧又现。
“你要找她干嘛？”她问：“你还不够格当警察。”
“我不是警察，”我向她保证：“是关于她先生的保险金。”
道句话套住了她。
“他留下很多吗？”她小声问。
“对不起，我不能说。相信您也了解。不过益太太大概会很高兴见到我。”
“这个……”老妇人吸着鼻子，“她其实并没有为那事难过。除非我搞错，年轻人，你一定可以在‘下流’找到她。那是个酒吧，往百老汇下去第二条街。”
“下流”是间长形、挺干浄的屋子，靠后面有几张桌位，和小隔间。不过大部份活动重心都在吧台。我走进去，那儿无疑正在大举宴饮。起码有四十对男女在场。
空气是凝结着的烟气，噪音不绝——喊声、笑声、断续的歌声，与点唱机中穷吼的爱尔兰快步舞曲在做竞赛。两个酒保忙进忙出。吧台面上湿透。一个肥胖、红脸的司仪一手箝住我的肩膀。
“马丁的朋友？”他怪叫。
“呃，我是——”
“过来，”他喊着，一把推我到吧台。“兰芝在背词哪。”
一杯啤酒越过钻动的人头递到我手中。我这位新朋友热忱的往我背上一拍；啤酒泼了一半。接着他又去欢迎新来的客人。
“下流”聚着的都是一些浪荡不羁的人。大家似乎都很熟。我慢慢穿过这批乱哄哄的人群，寻找益马丁的未亡人。
终于找到了她，被一圈哀悼者围着，他们正努力在背“当爱尔兰之眼在微笑”中的句子。她是个板油型的女人，一圑红棕色的头发，化妆很浓。嘴边的啤酒泡成了一道白胡子。身上的寡妇装是一种质地很薄发亮的布料，接缝绷得极紧，前胸开得极低，露出一大截长着斑点的胸脯，还擦着厚厚的白粉。
“益太太，”乘她停下来换气的时候，我说：“我想表示——”
“什么？”她弯身向我大吼。“吵得要死我听不见。”
“我想向你表示我很难过——”
“当然、当然，”她拍着我的肩膀说：“很好。嘿，你的杯子空啦！小田，道里来个大杯的！你，马丁朋友？”
“呃，我是一个客户。”我说。
也许是我多疑，我觉得她的笑容冻结，换成一副苦瓜脸，湿湿的唇张开，显出一口完全不像是她自己的漂亮牙齿。
“一个客户？”她重复。“他没几个。”
她预备转开，我立刻冲上去，惟恐她跑掉。
“益太太，”我匆促的说：“我上你先生的办公室去过，可是东西全——”
“没错，”她随口答：“我把那地方出清了。他有一大堆破烂，不过我从这个检破烂的家伙那儿还捜到了几个钱。”
“他的资料呢？”我问：“档案？我有很重要的文件在他那儿。”
“不是开玩笑？”她的眼放大。“老天，那可真抱歉。昨晚上我把那些东西全扔进了垃圾箱。”
“那可能还留在你们家门口的垃圾箱里？”
“不会啦，”她不看我说。“他们今天一早就收走了。现在那些纸头都进了焚化炉。”
“你是否记得——”
可是我被挤了开去。
我把啤酒杯留在桌上，尽量不惹人注意的溜出“下流”。
我拨电话回公司。巴耶妲说没有人我过我。
“小高，你看见我提到的那件毛衣了吗？”她问。
我说看见，很漂亮。
“好暴露哦，”她咯咯笑着。“我是说，它乱没神秘感的。”
“喔，我看不至于，”我说：“说正经的。耶妲，万一有人找我，就说我要午饭之后才回公司。记得吗？”
“当然，小高，”她说：“绿色最是我的色调了——你说是不是？”
我总算挂断电话。
到达西七十四街，时间还有很多。我选定社茂理医生诊所对街，面向哥伦布大道方向的街口。红头发的接待小姐在正午刚过一会便出现。我快步过街，正对着她走去。我抬头，一脸驽讶。接着停步。抬一下帽子。
“又见面了，”我满面含笑。
她也停步，低头看我。
“噢，是高先生，”她说：“嘿，希望你今早别介意。就是，我问你的那个私人的问题。”
“我不会，”我教她安心。“人家总是在谈论我的尺寸。其实，这也有好处；他们绝对不会忘记我的名宇。”
“我的也是，”她说：“倒不是我的名字多伟大。人家都喜欢把它当成笑话。”
“你的芳名是？”
“孔雀，孔雀娥。”
“孔雀娥？啊，好美的名字。孔雀是一种非常美丽的鸟。”
“是啊，”她说：“带个大尾巴。你住这附近？”
“不，办事。我有点饿，想吃一些东西，这附近有什么好去处？”
“很多，”她说：“七十一街口有一家麦当乐汉堡，甜甜圈饼店就在百老汇东边。不过我平常都去哥伦布大道街角。那里什么样的餐馆都有——墨西哥的、印度的、中国的，应有尽有。”
“很不错嘛，”我说：“可以陪你一道过去？”
“好啊。”
我们往回走向哥伦布。
“有没有想到过穿矮子乐鞋？”她问我。
“哦，想过，可是那也不过才加了一英寸左右。没太大的区别。我需要的是高跷。”
“是啊，”她说：“真是过份。我是说，我是个高脚七，自己觉得是个累赘。你应该高一些，而我应该矮一点。哎，管它呢。”
“你正好，”我告诉她。“你很有样子，而且很苗条。就像个模特儿。”
“是吗？”她开心的说：“不是说笑话？”
我们在哥伦布大道上的樱桃餐厅进餐，就在七十五与七十六街之间。孔雀点的浇龙虾沙士的小虾。我是火腿煎蛋、炸薯条。
“你们老板今天早上叫我挺难受的，”我信口说。
“大可不必为这事难受，”她劝说：“他叫每个人都挺难受的。尤其是我。有时候我认为他对我简直太过火。”
“我还以为他很理智呢。”我说。
“嘿、嘿！”她一面说，一面侧身打趣的推着我。差点下了櫈子。
“到底怎么回事？”她问：“你在电话里提的那个姓石的？”
“就是他，”我说：“去年十月、十一月来看过杜医生，记得他吗？”
“敢不记得！”她说：“难缠到家。老是埋怨这埋怨那。要他等啦、诊所太冷啦，要不就是医生的雪茄烟熏得那里发臭啦。他才是个真正讨厌的家伙。”
“杜医生应该庆幸他没被控告，”我说：“这位石先生最喜欢告别人。”
“他告了你？”
“不是我个人，”我说：“也许是我那家公司。”我开始自己编的脚本。“我是一家健康保险公司的调查员。爱体健保险公司。听过啁？”
“没有，”她说：“没听过。”
“小公司，”我坦白承认。“我们特别针对教育机构的教职员，提供各项保险项目。你知道中小学、大专院校——一类的。团体投保。这个姓石的过去在纽大执教。现在已经退休，不过他私人缴付保险费，所以仍旧在保。明白了吗？”
“当然，”她说：“我为杜医生填过保健会病历数据表。很麻烦的。”
“对，”我说：“你知道填那表必须写明病因——对吧？”
“当然，”她说：“一定要的。”
“这位姓石的就不。他说那是他个人的事，谁要泄露就是擅越私权。”
“太狂了！”她破口大骂。
“对极，”我说：“他既然拒绝向保健会报备，他们便不准他申请。他现在就告他们。”
“告保健会？”她怔住。“那是美国政府啊！”
“对极，”我说：“他吿的就是它。你能相信吗？”
“不像真的，”她说。
“这且不说，他也向我们公司，爱体健保险公司，提出权益申请。同样也不肯告诉我们他的病因。他这项申请自然驳回。所以现在他告的是我们。当然，我们应该抗辩，但是这费时又费钱。要请律师、要诉讼。我们宁愿私下和解。来份甜点如何？”
“巧克力圣代，”她接得很快。
我们又喝了杯咖啡，等她吃光圣代，我便为她点燃一支烟。我总是揣着火柴，只为替别人点烟。
“我这才去找杜医生，”我继续，“想他也许肯告诉我姓石的得的是什么病。结果不行。”
“对，”她说：“他和病人之间是保密的。我和护士，我们都严守纪律，绝对不准许谈病人的病历。好像谁喜欢谈似的。那地方教我不寒而栗。老实讲，毎天跟病人和在一起实在不是滋味。”
侍者将账单分别放在我们面前。我两份一把抓。
“哎，”孔雀娥言不由衷的说：“各付各的嘛。”
“没这回事，”我愠怒。“是我邀你吃饭的。”
我们缓步走回她的诊所。
“姓石的这件事真教人头痛，”我甩甩头。“我们要的就是病因。有了病因才能受理他的申请。看情形，这场官司打定了。”
我斜里瞄她一眼，可惜她没瞧见。
“真希望有什么办法翻一下他的病历，”我烦躁的说道：“就只这么点要求。我们不需要那份病历，只是瞧一眼他的病名。”
奏效了。她逮住我的臂。
“那可以节省你们公司一大笔钱？”她压低了声音。“只要查出姓石的为什么生病？”
“对，”我说：“我们要的就是这个。”
“那，你知道，是保密的？”
“我绝对是唯一清楚数据源的人，”我说：“我公司不在乎我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得着这项数据，只要到手。”
我们沉默的走了几步。
“愿意花钱吗？”她呑吞吐吐的问：“我是说，我一直都和在那些病历资料里面。那是我职责的一部份。”
她要五百。我向她说明，公司不理会什么通货膨胀，和够不够糊口度日，至多不超过一百。
“你想要知道的是他得的什么病——对吗？”
“对。”
“好吧，”她说：“就一百。现在付？”
“现在付五十。另外的五十等数据到手再付。”
“好，”我很慎重、很小心的塞给她这笔头款时，她笑了。“很快就有消息。”孔雀轻快的挥着手，迈开大步走向诊所，我则招来一辆出租车，往城西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