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美国姑娘对纳特·狄克斯坦颇感兴趣。
阵阵徐风从加利利海刮来，吹得葡萄园里尘土飞扬。他俩并肩工作着：除草和松土。狄克斯坦已经脱掉了衬衣，只穿着短裤和凉鞋干着活，他对烈日毫不在乎，只有生长在城里的人才会这样。
他是个小骨架的瘦子，窄肩膀，塌胸脯，肘部和膝部的关节突出。凯伦歇下来喘口气的时候，就瞅着他，她时时这样，可是他似乎从来都不需要休息。在他那疤痕累累的褐色皮肤下，虬筋的肌肉如同绳结般拉动着。她是个有肉欲的女人，很想用她的手指去触摸一下他的疮疤，问问他是怎么受的伤。
有时候，他会抬起目光，看到她的凝视，就报以尴尬的一笑，然后就继续干活了。他的面容一如既往的宁静，判断不出内心的活动。他的眼睛是黑黑的，上面戴着一副廉价的圆眼镜，是凯伦那一代人所喜欢的，因为约翰·列侬戴的就是这种款式。他的头发也是黑色的，留得很短，凯伦倒是喜欢他的头发长得长一些。在他咧嘴一笑的时候，样子要显得年轻，不过，在任何时候都难以说清他的年龄。他有年轻人的力气和精神，但是她注意到了他手表下面的集中营文身，所以嘛，她认为他不会小于四十岁的。
他是在1967年夏天，在凯伦到来不久之后来到这座农庄的。她来时带着除臭剂和避孕药，是想寻找一处地方，过上一段嬉皮士的生活，而不至于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人横加指责。而他是用急救车拉来的。她猜想他是六日战争中受的伤，而其他的庄员也含糊地默认，差不多就是那么回事。
他受欢迎程度与她大不相同。凯伦得到的接待虽然友好，却也被太过谨慎地对待。因为他们隐约觉得海伦似乎很懂他们的“秘密”。而纳特·狄克斯坦的归来却如同失散已久的儿子。他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喂他汤水，心疼他的伤口，然后眼含热泪地离去。
如果说狄克斯坦是他们的儿子，那么埃斯特就是他们的母亲。她是农庄里最年长的成员。凯伦曾经说过;“她看上去像是戈尔达·迈尔的妈妈。”而另一个人则说：“我倒觉得她是戈尔达的父亲。”引得大家一片亲昵的大笑。她拄着一根拐杖，步履沉重地在村里走来走去，不请自来地说东道西。不过，她的大多数的指点都满含智慧。她站在狄克斯坦的病房门外守候着，挥舞着拐杖驱赶那些吵吵闹闹的孩子，吓唬他们说要打他们，其实连孩子们都心中有数，她是不会真动手的。
狄克斯坦恢复得很快。没过几天就在外面晒太阳，为厨房择菜，还给大孩子们讲下流故事。过了两个星期，他已能下地干活，不久，他就卖力气胜过最年轻的小伙子之外的任何人了。
他的过去模糊不清，不过埃斯特给凯伦讲了他在1948年独立战争中来到以色列的故事。
1948年是埃斯特近期经历的一部分。在20世纪的头二十年里，她是伦敦的一名青年女子，在移民到巴勒斯坦之前，是从妇女参政主义到和平主义等六七种激进的左派事业的活动分子。然而她的记忆却要追溯到更早的先前，帝俄时代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她模糊地记着些可怕的梦魇般的印象。在白昼的炽热之中，她坐在一棵无花果树下，一边给她曾用自己关节粗大的双手亲制的椅子涂着清漆，一边讲述着狄克斯坦的故事，活像个聪明又淘气的小学生。
“他们总共有八九个人，有些来自大学，有些来自伦敦东区。就算他们有过什么钱，也在到达法国之前花光了。他们拦下一辆过路的卡车，搭乘到巴黎，随后又跳上一列火车抵达马赛。从那里，他们好像是步行了大部分路程到了意大利。后来，他们偷了一辆大型的奔驰牌德国军车，一路驶到意大利的南端尖角。”埃斯特的五官笑得皱在了一起，而凯伦心想，她倒宁愿与他们为伍呢。
“狄克斯坦在战争中到过西西里，看来他似乎与那里的黑手党相识。他们手里有打仗遗留下来的各种枪支。狄克斯坦想给以色列弄些枪，可是他手里没钱。他说服那些西西里人把一船冲锋枪卖给一个阿拉伯买主，然后告诉犹太人交货地点。他们知道他的目的，正求之不得呢。交易做成了，西西里人拿到了钱，狄克斯坦和他的朋友们偷了那条船和船上的货物，一直驶向了以色列！”
凯伦放声大笑，在那棵无花果树下，一只吃草的羊抬头恶狠狠地看着她。
“别忙。”埃斯特说道，“你还没听到结尾呢。一些大学生划过船，还有一个人当过码头工，这就是他们全部的海上经历了，可是他们此时却要凭自己的本领驾驶一艘五千吨的货船。他们从基本原理中大致弄通了航行的办法，船上有海图和罗盘。狄克斯坦曾经在一本书里查阅过如何启动船只，可他说书上没有怎样停船的说明。他们就这样驶进了海法，挥臂欢呼，抛起帽子，就像大学运动队随风招展的旗子，一直驶进了码头。
“他们当场就得到了宽恕，当然啦，枪支比黄金更珍贵，一点不假。也就是在这时候，他们开始把狄克斯坦叫作‘海盗’。”
凯伦心想，他在葡萄园里穿着肥短裤，还戴着眼镜，一点都不像海盗。尽管如此，他依旧魅力十足。她想勾引他，可想不出该如何下手。他显然是喜欢她的，而她也精心地让他明白，她是可以上手的。但是他始终不采取行动。或许他觉得她太年轻，天真而单纯。要不就是他对女人不感兴趣。
他的话打断了她的思绪：“我看我们已经完事了。”
她看了看太阳，该走了。
“你干了我两倍的活。”
“我干惯了这种活。我在这里来来去去有二十年了。身体已经习惯了。”
他们往回走朝村子，这时天空变成了紫色和黄色。凯伦问：“你不在这里的时候都干些什么？”
“噢……往井里投毒，绑架基督徒儿童。”
凯伦哈哈大笑。
狄克斯坦问：“这儿的日子比加利福尼亚怎么样？”
“这地方棒极了。”她告诉他，“我认为要真正男女平等，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呢。”
“这在当前可是个大题目。”
“你对这件事从来没说过什么。”
“是啊，我认为你说得不错，但是人们最好是争取自由而不是得到恩赐的自由。”
凯伦说：“这话听起来倒像是为无所作为而找好借口。”
狄克斯坦笑了。
他们进村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骑马扛枪的小伙子，正要到定居点的边界去巡逻。狄克斯坦招呼他：“当心点，伊斯莱尔。”来自戈兰高地的炮击已经停止，当然，孩子们再也不用钻到地下去睡觉了，但是基布兹农庄依旧坚持巡逻。狄克斯坦是力主保持警惕的一派人。
“我要去给莫蒂读书了。”狄克斯坦说。
“我能去吗？”
“干吗不呢？”狄克斯坦看了看手表，“我们还来得及洗洗。五分钟后到我的房间来。”
他们分开了，凯伦准备淋浴。她边脱衣服边想，农庄是孤儿的福地。莫蒂的父母双亡，他父亲在最近的一场战争中攻取戈兰高地时被炸捐躯，母亲早他一年前死于阿拉伯突击队的射杀。他俩都是狄克斯坦的挚友。这对那孩子来说无疑是一场惨剧。但他还睡在原先的床上，在同一个房间里就餐，而且几乎有上百个大人疼爱和呵护他。他没有被塞给不情愿的姨妈或者上年纪的祖父母那里去抚养，也没有被送进更糟糕的孤儿院去。他有狄克斯坦。
凯伦冲掉身上的灰土，穿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到狄克斯坦的房间去了。莫蒂已经在那儿，坐在狄克斯坦的膝头，嘬着大拇指，听着希伯来语的《金银岛》。狄克斯坦是凯伦所遇到的唯一讲希伯来语带伦敦东区土音的人。他的腔调此时愈发怪里怪气，因为他对故事中的人物使用着不同的声腔：给吉姆配高调门的男童声，给高个子的约翰·西尔瓦用低沉的喉音，而给疯子本·干则用悄声低语。凯伦坐在一旁盯着黄色灯光下的这两个人，心想狄克斯坦看着多么孩子气，那孩子反倒像个大人。
那一章读完之后，他们把莫蒂送回他自己的宿舍，吻着他道了晚安，便来到了餐厅。凯伦自忖，若是我们继续这样出双入对，谁都会认为我们已经是相爱的一对了。
他们与埃斯特坐在一起。饭后，她给他俩讲了一个故事，她的眼中闪起了少妇的光亮：“我初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常说，要是你拥有一个羽毛枕头，你就买得起一栋房子。”
狄克斯坦心甘情愿地上了钩：“那是怎么回事呢？”
“你可以把一只优质的枕头卖出一镑的价钱。用那一镑，你就能加入一个借贷会，于是就有资格借到十镑。然后你就可以去找上一块地。那块地的主人收下这十镑的保证金，其余的作为期票。这时你就成为地主了。你就去找一个建筑师，对他说：‘在这块地上为你自己盖一所房子。我只想要一个小单元，够我和家里人住就可以了。’”
他们全都开怀大笑。狄克斯坦朝门口望去。凯伦随着他的目光，看到了一个陌生人，他有四十岁的样子，身材壮实，脸庞肥厚而皮肤粗糙。狄克斯坦站起身，迎着来人走去。
埃斯特对凯伦说：“别伤心，孩子。这小子不适合给你做丈夫。”
凯伦看着埃斯特，然后扭回头又盯着门口。狄克斯坦已经走了。几分钟之后，她听到了汽车发动和开走的声音。
埃斯特把她的老手放到凯伦的嫩手上，紧紧地攥着。
凯伦从此再也没见到狄克斯坦。
纳特·狄克斯坦和皮埃尔·波尔格坐在一辆黑色的大型雪铁龙轿车的后座上。开车的是波尔格的保镖，他的连发手枪放在他身旁的前座上。他们在黑暗中行驶，除去汽车头灯射出的光束，前面什么都没有。纳特·狄克斯坦心怀恐惧。
在别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名称职的称得上是十分机敏的特工，事实证明他能在任何情况下逃生，可他自己从来没这样看。后来，在行动过程中，他总能够凭自己的机智活下来。由于面对不同战略、问题和不同人物做着近距离的搏斗，他脑子里自然也就没有担惊受怕的余地了。可是眼下，波尔格即将给他下达指示，他却没法制订计划，没法完善预先设想，没法估量未知对手。他只晓得他不得不告别平静、单纯又艰苦的生活，告别阳光、土地和对作物生长的操心，转而要去面对可怕的冒险和巨大的危机，面对谎言、痛苦和流血，说不定还有死亡。因此，他就坐在车座的角落里，紧紧地抱着胳膊，叠着双腿，瞅着昏暗光线中波尔格的脸，心中的无名恐惧纠结着，扭动着，引起阵阵恶心。
在不停变幻的昏暗光线中，波尔格看着就像是童话里的巨人。他是个粗眉大眼的人：厚嘴唇、宽颧骨，浓眉遮着金鱼眼。小时候，他听人说他长得丑，后来也就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男人。他在不安的时候——现在就是如此——他的一双手就不停地伸向面孔，捂着嘴巴、搓着鼻子、揉着前额，下意识地想要掩盖自己不雅的五官。一次，在没事的时刻，狄克斯坦问他：“你干吗冲着每个人大喊大叫？”他干脆地回答：“因为他们全都长得英俊。”
他们交谈的时候，从来不知道该用什么语言。波尔格生在加拿大的法语区，讲希伯来语感觉不顺。狄克斯坦的希伯来语很好，可是法语只能凑合。通常他们都最终选定使用英语。
狄克斯坦已经在波尔格的手下工作了十年，可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人。他觉得他了解波尔格的纠结、不悦的本性；佩服他的敬业精神和他对以色列情报工作着迷似的献身；但是在狄克斯坦的观念里，这还不足以让他喜欢上一个人。波尔格对他说谎时，总是听起来振振有词，然而狄克斯坦无法减少对他的反感。
他用“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对付波尔格的诡计。他会拒不说出自己到哪里去，或者以谎言搪塞。他在实地工作时，从来不按时报告：他只是打电话或者传口信，提出断然的要求。有时候他还会将自己的工作计划，部分或者全部对波尔格秘而不宣。这样就防止了波尔格以他自己的安排对此加以干扰。而且还会更加安全——因为波尔格不管知道什么，都必须如实告诉那些政客，而政客们了解情况以后，很可能通过渠道将消息输送给对手。狄克斯坦深知自己作为特工，战绩斐然——波尔格业绩中的许多胜利都取决于他的贡献——而他只要认定这些事情值得一拼，就会一显身手。
雪铁龙轰响着驶过阿拉伯人的纳扎里思镇，这里如今已是一片荒漠，可能还在宵禁。汽车一路驶进黑夜，开往特拉维夫。波尔格点燃一支细雪茄，开口说话了。
“六日战争之后，国防部里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写了一篇题为《以色列不可避免的毁灭》的报告。他的论据是这样的：在独立战争中，我们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军火，而当苏联阵营开始站在阿拉伯一方之后，我们就转向法国，后来又是西德。一旦阿拉伯人发现这一切以后，德国当即叫停了一切交易。法国在六日战争之后，强行禁运令。英国和美国都坚持拒绝出售武器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了货源。
“或许我们可以通过不断地寻找新的供应商和建立我们自己的军火工业来弥补这些损失；但即使如此，事实仍将是以色列成为中东军备竞赛的失败者。在可预见的未来，石油国家会比我们富有。我们的国防预算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经济的可怕负担。尽管我们的敌人也要花费几十亿的战争开支，虽然比起我们好不到哪儿去，但是他们拥有一万辆坦克的时候，我们就得有六千辆；他们要是有两万辆，我们就得拥有一万两千辆，以此类推。他们只消把每年的军费开支翻一番，就可以不开一枪地搞垮我们国家的经济。
“最后，中东近代史表明，大约十年左右就要有一次局部战争。这一模式的逻辑是不利于我们的。阿拉伯人可以输得起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我们却不可以：我们的首次失败将是最终的失败。
“结论是：以色列的继续生存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冲破敌人为我们设下的恶性螺旋上升的陷阱。”
狄克斯坦点了点头：“这并不是什么新思路。这是‘不惜代价换取和平’的陈词滥调。我估摸那个聪明的小伙子因这篇报告招来了国防部的攻击。”
“两次都错了。他继续说着，‘我们必须承受，或者说有能力承受时时出现的损耗，直到阿拉伯人的军队下一次跨越我们的边界。那时，我们得手握核武器。’”
有一段时间狄克斯坦一动不动地坐着，后来才长舒了一口气。这是那种话一出口就昭然若揭的毁灭性的观点。一切都会改变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琢磨着其中的含义。他的头脑里充满了疑问。技术上行得通吗？美国人会施以援手吗？以色列的内阁会赞成吗？阿拉伯人会用他们的炸弹以牙还牙吗？但他说出口的却是：“部里的聪明的小伙子，见鬼。那是摩西·戴严的报告嘛。”
“不要评论。”波尔格说。
“内阁采纳了？”
“一直在争论呢。某些资深的政客力争说，他们迄今尚未看到中东在一场核屠杀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反对派的主要论据是，如果我们拥有一颗原子弹，阿拉伯人也就会有一颗，我们依旧会扯个平手。事实证明，他们犯下了大错。”波尔格把手伸进衣兜，取出一只塑料小瓶，交给了狄克斯坦。
狄克斯坦开亮了车内灯，察看着那只瓶子。瓶子大约一英寸半见方，薄薄的，呈蓝色。打开后，里面是一个由厚厚的防光纸做的信封。“这是什么？”他问。
波尔格道：“一位名叫弗莱德里希·舒尔茨的物理学家于二月份访问了开罗。他是奥地利人，但是在美国工作。他表面上在欧洲度假，但他飞往埃及的机票却是由埃及政府付的款。
“我让人跟踪他，但他甩掉了我们的人，消失在西部沙漠中已达四十八小时了。我们从中情局的卫星照片中得知，在沙漠中的秘密地区有人正在建设一项庞大的工程。舒尔茨回来的时候，这玩意就在他的衣兜里了。这是一个工作人员用的放射性剂量仪。这个信封是防光的，里面包的是一段原始底片。你把这盒子放在衣兜里或者别到翻领或裤带上。如果你暴露在核辐射之下，底片冲洗出来就会显示雾蒙蒙的。按照规矩，每一个访问核能站的人都必须携带这种放射性剂量仪。”
狄克斯坦关掉了车内灯，把那盒子交还给波尔格：“你是在告诉我，阿拉伯人已经在制造原子弹了。”他轻声说。
“就是。”波尔格说，声音故意被提得响亮。
“于是内阁就给达扬开了绿灯，让他制造自己的核弹。”
“是的，原则上就是这样。”
“怎么样呢？”
“有一些实际困难。这种事的机理——也可以说是实际的运行步骤吧——倒是很简单。只要是能够制造常规炸弹的人都可以制造核弹。问题在于得弄到爆炸物质钚。你得从原子反应堆中提炼钚。那是一种副产品。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反应堆，设在涅杰夫沙漠里的迪摩纳地区。你知道吧？”
“知道。”
“那是我们保守得最糟糕的秘密。然而，我们没有把钚从消耗的燃料中提取出来的设备。我们可以建立一座再加工的工厂，可问题是我们自己手头没有用以引发反应堆的铀。”
“等一下。”狄克斯坦皱起了眉头，“我们应该有铀啊，就算常规反应堆也需要这种燃料嘛。”
“不错。我们从法国得到了铀，供应的条件是我们要把用过的燃料返还给他们，以便再加工，所以他们得到了钚。”
“其他来源呢？”
“都提出了相同的条件——这是防止核扩散条约的一部分。”
狄克斯坦说：“可是迪摩纳的人员可以截取一些用过的燃料啊，没人会知道的。”
“不成。原先提供的铀的数量是已知的，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另一端出来多少钚。而且他们要仔细称重——那东西贵得很哪。”
“这么说，问题就是要弄到铀了。”
“正确。”
“解决办法呢？”
“办法就是要你去偷。”
狄克斯坦眺望着车窗外。月亮升起来了，照亮了在一片地的角落里挤作一团的羊群，它们由一个手中握着牧羊杖的阿拉伯牧人看管着：完全是一幅《圣经》中的景象。就是这样一场游戏：为了这块土地的和平和富足，去盗取铀吧。上一次是在大马士革谋杀了一名恐怖主义头目，再上一次是在蒙特卡洛敲诈一个阿拉伯富人，制止他资助敌对的武装分子。
在波尔格大谈政治、舒尔茨和核反应堆的时候，狄克斯坦的思绪已经推到了远处。此时，他想到这次又把他卷了进去，恐惧也就又回来了，随之便是一段记忆。他的父亲去世以后，家境贫困潦倒，债主们上门讨债的时候，纳特被打发去开门说，妈妈不在家。在他十三岁的时候，他感到了难堪的屈辱，因为债主明知道他在撒谎，他也知道他们明白真相，他们会以既轻蔑又怜悯的目光盯着他，刺得他直打战。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那种感觉。而此刻，像波尔格这样的人说出“小纳撒尼尔，为了你的祖国去偷些铀吧”的时候，当年的感觉便不自觉地升腾起来。
对他的母亲，他总是这么说：“我非得这样吗？”然而现在，他对皮埃尔·波尔格说的是：“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偷，何必不买下铀，为了再加工干脆拒不退还呢？”
“那样一来，人人都会知道我们要干什么了。”
“是吗？”
“再加工需要花些时间的，要好几个月呢。在这段时间里，可能发生两种情况：第一，埃及人会加速他们的项目；第二，美国人会向我们施压，不让我们制造核弹。”
“噢！”那样就更糟糕了，“所以你就想让我去盗取那东西，而没人知道是我们干的。”
“不仅如此呢。”波尔格用粗嗄的喉音说着，“甚至没人知道遇窃。要让人看着就像是丢了。我要让拥有者和国际间谍们对那玩意的消失感到尴尬，只好装聋作哑。之后，当他们发现被盗时，也只有吃哑巴亏，不了了之。”
“可终归还是会真相大白的。”
“到那时候我们的核弹也就造出来了。”
他们已经行驶在从海法到特拉维夫的沿海公路上，当汽车在黑夜里颠簸前进时，他可以看到右侧远处的地中海的粼粼闪光，在月光下如同宝石在辉映。他开口的时候，自己都没想到，声音里流露出了厌烦但必须顺从的情绪：“那我们到底需要多少铀？”
“他们想的是十二颗核弹。这意味着要一百吨铀矿，那是一种黄饼似的东西。”
“那我可不能把它塞进衣袋里。”狄克斯坦皱起了眉头，“我们要是买的话，得花多少钱？”
“差不多一百多万美元吧。”
“你认为失主会缄口不言吗？”
“只要干得漂亮。”
“怎么干呢？”
“那就是你的事了，海盗。”
“我没有太大的把握。”狄克斯坦说。
“非干不可。我已告诉总理，我们能够尽力做到。我把个人的前途都压在这件事上了，纳特。”
“别跟我扯你那血腥的生涯。”
波尔格又点燃了一支雪茄，在狄克斯坦看来，那是一种神经质的反应。狄克斯坦把车窗摇下一道一英寸的窄缝，让烟飘出去。他那突发的敌意与波尔格愚蠢的诉求无关，那是作为个人无法理解别人如何看待他的典型表现。真正刺激狄克斯坦神经的，是在耶路撒冷和开罗上空的蘑菇云的幻影，那些在尼罗河畔经核辐射摧残破败的棉田和加利利海边凋萎的葡萄园，整个中东被烧成废墟，还有那里数代成长畸形的儿童。
他说：“我依旧认为和平是一种选择。”
波尔格耸了耸肩：“我说不上。我不卷进政治。”
“废话。”
波尔格叹了口气。“想想看，要是他们有了核弹，我们就也得有，对吧？”
“如果就是那么一点道理，我们完全可以召开一次新闻发布会，宣布埃及人在制造原子弹，让世界各国去制止他们。我认为，我们的人民反正想拥有原子弹。我认为，他们巴不得有这样的借口呢。”
“他们也许是对的！”波尔格说，“我们不能每隔几年就打上一仗。最近我们就可能输掉一场战争。”
“我们可以谋求和平。”
波尔格低吼了一声：“见鬼的，你太天真了。”
“只消我们在一些事情上让一步，让出部分土地，归还法律，在以色列给予阿拉伯人平等的权益……”
“阿拉伯人平等的权益？”
狄克斯坦冷笑了一下：“你太天真了。”
“听我说！”波尔格尽量控制着自己。狄克斯坦理解他的愤怒：这是他和许多以色列人很一致的反应。他们认为，这种自由思想一旦得逞，他们就会成为楔子的窄端，退让会接踵而来，直到把国土阖盘送给阿拉伯人，而这种设想恰好击中了他们内心的底线。“听我说。”波尔格又说了一次，“也许我们应该把我们的出生权以一团浓汤的价格卖出去。可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不惜代价的和平的，而且你心里清楚，阿拉伯人也并不急于实现和平。因此，在真实的世界里，我们还要和他们作战。既然要打仗，我们最好打赢；而若要稳操胜券，你最好给我们偷些铀。”
狄克斯坦说：“我最不喜欢你的一点就是，你通常自以为是。”
波尔格摇下车窗，把烟头扔了出去。烟头在公路上爆竹似的撒出一串火星。前方特拉维夫的灯光已经显现，他们眼看就要到了。
波尔格说：“你知道，对我的大部分下属，我觉得没必要在每一次给他们布置任务时都进行政治论证。他们只是接受任务，就像那些行动人员理所当然地要去遵照执行。”
“我不相信你。”狄克斯坦说，“这是个理想主义的国度，不然就什么也不是了。”
“可能吧。”
“我原先认识一个人，叫沃尔斯冈。他曾经说过：‘我只接受任务。’后来他打断了我的腿。”
“是啊。”波尔格说，“你跟我讲过。”
当一家公司雇用一名会计师管账的时候，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宣称，他对公司的财务政策的总体方向忙不过来，因此，他需要再雇一个资历尚浅的会计师来做账。有时候，特工们也有同样的情况。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情报机构，以便弄清邻国有多少坦克、布置在什么地方，但是只有在军情五处宣布他们忙于惩治国内的颠覆分子之后，你才能够说有必要另建一个机构来处理军事情报。
1955年埃及的情况就是这样。该国初建的情报机构分成两个部门。军事情报处的任务是计算以色列的坦克，而总调查局则主管一切引人瞩目的事情。
两个部门的总负责人叫作情报总监，这恰恰造成了混乱，他在理论上应该向内务部长报告。可是谍报部门总要发生的情况是，政府首脑会想方设法地接手。其中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间谍们总在不断地惹是生非，制造谋杀、敲诈和入侵等疯狂活动，一旦隐匿起来，便会造成十分狼狈的局面，因此，总统或者总理都愿意亲自盯着这些部门。另一个原因是，情报机构是权力的一种资源，在不稳定的国家里尤其如此，政府首脑当然愿意把这一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
于是，开罗的情报总监实际上总要向总统或者充当首脑的总理汇报。
卡瓦什，就是那个审讯并杀死陶菲克，随后又把搜到的剂量仪交给皮埃尔·波尔格的高个子阿拉伯人，便是情报总监的手下，他被委命参与非军事那一半的工作。他是个十分聪明又自视甚高的人，而且笃信宗教，狂热到了神秘主义的程度。他属于坚定而有力的那一派，能够支撑大多数有关现实世界的似是而非的——更不消说稀奇古怪的——信仰。他坚信一种基督教义，认为犹太人回归“希望之乡”，是《圣经》中早已明文规定的，而且是世界末日的前兆。因此，为阻止这一回归而工作就是一种罪孽；而反之为之努力，则是神圣的职责。这就是卡瓦什成为双面间谍的原因。
工作是他的一切。他的信念将他引入秘密生活，于是他逐渐剪断了和朋友、邻居乃至家庭——这一点是特例——的联系。除去升到天堂，他没有任何个人私欲。他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唯一的实际乐趣便是在间谍游戏中获得积分。他与皮埃尔·波尔格酷似，只不过他觉得这么活着挺快乐。
不过，眼下他却遇到了麻烦。迄今为止，他在由舒尔茨教授缘起的事件中丢了分，这委实让他心情郁闷。问题在于卡塔拉的项目不由总调查局而是由情报部门的另一半——军事情报处分管。不过，卡瓦什经过斋戒和冥想，以及夜间的长时间监视，已经策划出一条可以渗透到那项秘密工程当中的诡计了。
他有个远房表亲阿萨姆在情报总监的办公室工作，该机构与军事情报处和总调查局协同配合。阿萨姆比卡瓦什资历深，但卡瓦什更精明。
热浪滚滚的一天，表兄弟二人坐在谢里夫巴萨附近的一家肮脏的小咖啡馆的后屋里，一边饮着微温的加香料甜酒，一边朝苍蝇喷着香烟。他俩都穿着薄料子的西装，蓄着纳赛尔式的胡须，看着很相像。卡瓦什想利用阿萨姆弄清卡塔拉的情况。他已经策划好了一条看似巧妙的路线，他觉得阿萨姆会采纳，但他也清楚，他必须精心地摆明情况，以便得到阿萨姆的支持。他尽管内心焦虑，表面上却一如既往的平静。
他看似单刀直入地开了场：“兄弟，你知道卡塔拉那儿的事吗？”
阿萨姆英俊的面孔上露出极度慌张不安的神情：“你既然不知道，我就不能告诉你。”
卡瓦什摇了摇头，仿佛阿萨姆误会了他的意思：“我并不想让你泄密。何况，我能猜出那是个什么项目。”这是一句谎言。“我感到困惑的是，马拉吉已经控制了那里。”
“怎么回事？”
“为了你好。我在考虑你的前途。”
“我才不担心呢——”
“你还是担心点为好。马拉吉想得到你那个职务，这你该知道。”
咖啡馆老板端来了一碟橄榄和两张皮塔饼。卡瓦什在继续讲话之前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注视着阿萨姆由有关马拉吉的谎言而引起的自然的不安全感。
卡瓦什接着说：“我估计，马拉吉是直接向部长报告的。”
“不过，一切文件都要经我过目。”阿萨姆辩护道。
“可你无法知道他私下里跟部长说了些什么。他位高权重。”
阿萨姆皱起了眉头：“你到底怎么发现的那个项目？”
卡瓦什向后靠到凉冰冰的水泥墙上：“马拉吉的一名手下在开罗担任保镖的工作，他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而那尾随者是一名以色列的间谍，名叫陶菲克。马拉吉在城里没有外场工作人员，于是那保镖所要求的行动就交到了我手上。我抓住了陶菲克。”
阿萨姆厌恶地喷了口气。“让自己被跟踪已经够糟的了。而求救于错误的部门更是错上加错。太可怕了。”
“也许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兄弟。”
阿萨姆用戴着几只沉重戒指的手挠了挠鼻子：“说下去。”
“跟总监说说陶菲克的事。就说马拉吉虽然很有天赋，却用人不当，因为与像你这样的一些人相比，他就显得年轻、缺乏经验了。说你要坚持负责卡塔拉工程的人事安排。然后在那里安插一个忠于我们的人。”
阿萨姆缓缓地点着头：“我明白了。”
卡瓦什的嘴里已经品尝到了胜利的滋味。他俯身向前：“总监会因为你在极端安全的事情上发现了这种疏漏而感谢你。这样你就能够把握马拉吉所走的每一步了。”
“这是个非常好的方案。”阿萨姆说，“我今天就去跟总监说。我真感谢你，兄弟。”
卡瓦什还有一件事情要说，而且是最重要的，可他要在最恰当的时候才开口。他决定再等片刻。他站起身，说道：“你一直不都是我的强大后盾嘛。”
他们挽着臂出来走到热烘烘的户外。阿萨姆说：“我得赶快找一个合适的人。”
“啊，对了。”卡瓦什说，似乎提醒了他另一个细节，“我倒有个理想的人选。他有头脑，主意多，而且十分谨慎——他是我已故妻子的弟弟。”
阿萨姆眯起了眼睛。“这就是说，他也会向你报告的。”
卡瓦什露出一脸无辜的样子：“要是我不该……”他摊开双手表示要退出。
“别。”阿萨姆说，“我们一向互相帮助的。”
他们走到街角准备分手。卡瓦什竭力不让胜利的心情流露在脸上：“我会让那个人去见你。你会发现他绝对可靠。”
“就这样吧。”阿萨姆说。
皮埃尔·波尔格认识纳特·狄克斯坦已经二十年了。早在1948年，波尔格就认定这个年轻人不是当间谍的料，尽管他干出了劫夺那一船枪支的壮举。那小子是个瘦小苍白的人，举止不得体，难以讨人喜欢。但这不是波尔格说了算的，他们对狄克斯坦做了一次测试。波尔格很快就意识到，这小子虽说貌不惊人，却精明透顶。他还具备一种独特的吸引力，是波尔格始终理解不了的。摩萨德的一些女性为他发狂——而像波尔格那样的其他人却看不到他的魅力所在。狄克斯坦对两方面的看法都无所谓，他的档案中记录：“性生活：无。”
历经多年的实战操练，狄克斯坦的专业技能和信心都大有提高，如今，波尔格对他的依赖胜过任何其他特工。事实上，如果狄克斯坦更有个人野心，他就会坐到波尔格眼下的位置上了。
然而，波尔格还是看不出狄克斯坦到底该如何完成他布置的任务。他们对核武器政治上争论的结果无疑是众多愚蠢政治妥协的典型，而这会给政府公职人员造成极大困惑。他们同意盗取铀，但前提是至少在若干年内没人能够知晓是以色列所为。波尔格曾经为这一决议奋力争取——他突发异想地提出了这一海盗行径，又不计后果地拼命争取。参与决议的内阁中的多数人本来持有更审慎的意见，但正是波尔格和他的一伙让议案得以通过。
在摩萨德内部还有别的一些人能够像狄克斯坦一样执行一项指令，特别行动队的队长麦克就是其中之一，波尔格本人也算一个。但是波尔格却无法对别人说出他对狄克斯坦说的那种话：这是一个问题，去解决吧。
两个人在特拉维夫郊外的拉玛干镇上的摩萨德安全基地中度过了一天。负责安保的摩萨德成员为他们制作咖啡、供应饭菜。他们的上衣里面还别着手枪，不时地在园中巡逻。那天上午，狄克斯坦会见了设在勒霍坲的威兹曼学院的一位青年物理教师。那位科学家留着长发，系着花领带，他条理清晰又极富耐心地讲解了铀的化学性能、放射性本质和原子反应堆的工作原理。午饭之后，狄克斯坦同一个来自迪摩那的经理谈了铀矿、浓缩厂、燃料厂、储存和运输等问题，以及安全法规和国际公约等有关事项。他们还谈到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美国的原子能委员会、英国的原子能权力机构以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现状。
当晚，波尔格和狄克斯坦共同进餐。波尔格跟以往一样不大认真地吃着清淡食物：不吃羊羔肉色拉杂拌中的面包，不过他把那瓶以色列红酒喝了一半多。他的借口是可以借此镇定神经，以便隐藏他对狄克斯坦的担忧。
晚饭后，他交给狄克斯坦三把钥匙。“在伦敦、布鲁塞尔和苏黎世的银行保险箱里有你的备用身份证。”他说，“每个身份证都配有相应护照、驾驶证、现金和武器。要是你想改变身份，就把旧的文件放在保险箱里边。”
狄克斯坦点了点头：“我向你还是麦克汇报？”
波尔格心想：你这浑蛋，反正你是从来不汇报的。但他嘴里说道：“请你向我汇报好了。时机合适的话，直接给我用暗语打电话。要是联系不到我，你就和相应大使馆取得联络，务必使用密码安排我们会面。不管你在什么地方，我都会尽量找到你。最后一招是，通过外交信使的信袋投送密码信件。”
狄克斯坦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这一切都是例行手段。波尔格盯着他，试图看出他脑子里的想法。他有什么感觉？他认为他能做吗？他有了什么主意吗？他准备先试上一试，然后再报告说不成吗？他当真相信原子弹对以色列来说是个合适的玩意吗？
波尔格本可以去询问这些问题，但事实上他是不会得到答案的。
狄克斯坦说：“总该有个期限吧。”
“有啊，可是我们也说不上。”波尔格开始从剩下的色拉里挑着洋葱，“我们得赶在埃及人前边搞出我们的原子弹。这就意味着，你的铀得在埃及人的反应堆运转之前流进我们的反应堆。在那之后，就全都是化学反应的事了。毕竟，谁也不能改变亚原子粒子的反应途径。最先开始的会最先结束。”
“我们需要一个在卡塔拉的特工。”狄克斯坦说。
“我正在办这件事。”
狄克斯坦点了下头：“我们还需要在开罗有一个出色的人。”
这是波尔格想要回避的话题。“你打算怎么把情报及时告诉我？”他反问道。
“把你想的说出来吧。”
沉默了好一会儿。波尔格咯吱咯吱地嚼着刚放到嘴里的洋葱。他最后才开口：“我已经告诉了你我想要的东西，至于怎么弄到手，一切由你决定。”
“是啊，你确实告诉我了，不是吗？”狄克斯坦站起身，“我觉得我该上床了。”
“你想好从哪里入手了吗？”
狄克斯坦答道：“想好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