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使日本受到种种影响。战争爆发后，日本就被利用来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服务，B—29型轰炸机从日本本土和冲绳的美国空军基地起飞，出击朝鲜战场。被派往战场的美军，其装备和补给等都是大量在日本采办的。正如北朝鲜军队和中国军队以其背后的苏联为安全地带一样，对美军来说，日本是美军的安全“圣地”。
“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世界政治紧张局势，国际上的扩充军备大有进展；全靠这种‘特需’，我国出口贸易也有了显着增加。而且美国也以这场战争为转机，进一步加强对亚洲各地区反共政权的支持。同时试图使这个地区同美国的反共防御计划紧密结合起来。一向在促使日本的经济迅速自立的美国，现在则企图把我国以军事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生产力，用在亚洲的这项防御计划上，并以‘日美经济合作’的名义推动这项工作。结果，在朝鲜战争以前，由于根据道奇计划执行的通货收缩政策而濒于困境的我国经济界，如今终于从那种窘境中解脱出来了。”（矢内原忠雄编、冈义武撰《战后日本小史》）
美国刚刚占领日本的时候，会致力于清除旧军阀势力和与之勾结的垄断资本。这一时期，东西方之间的冷战还没有怎么表面化，日本还在美军扶持下向“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日本强调它是东方的瑞士，要严守中立，哪一个阵营也不依附，这样就可以永远保持自立。
日本自行抛弃这个方针，成为美军防御线的一环，是由于美苏冷战加剧，远东局势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的缘故。不管怎样，美国不得不面临远东共产势力的新变化——苏联宣布拥有原子弹、中国革命成功等。即使还不知道它将在什么地区发生，但从那时起，“朝鲜战争”就在美国心目中成为一个幻影了。
早在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左右，美军总司令部就逐渐做起准备，以便对付这个幻影。首先把总司令部里主张革新的人赶走，接着就按照以作战为主的情报部的路线把方针统一起来。在占领初期，广播电台像主题歌曲似地高唱着“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现在这种调子消失了，几乎又要听到军靴的咯咯声了。美军总司令部的这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当然要表现为对日本政府的高压，要日本改变国内政策。
“在这之前（一九五二年），杜勒斯已经成功地从日本的吉田首相那里要到了一封私人书简，保证日本绝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中共建立关系。这样的协议就成为日本同与它最近的、最大的邻邦之间不能和解的敌对关系的牢固基础。”（斯通：《朝鲜战争秘史》）
这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三年的事情，可是这种动向在战争开始前就很活跃了。总之，美国必须使日本不断地感到紧张，还必须经常向日本国民灌输害怕赤色分子的思想，这有助于使日本人民产生“美国保卫着日本”这样的心理。
“拉斯特沃洛夫事件”、“鹿地·三桥事件”、在北海道发生的“关三次郞事件”等，都使人们在思想上对所谓共产势力怎样在日本国内进行间谍活动一事，产生警觉。而“下山事件”、“三鹰事件”、“松川事件”等，则使人们从内心深处对受共产思想影响的极端分子会干出什么样的暴力行动感到恐怖。而且，后三个事件还起了把共产分子从国营铁路公司清除出去的有利作用。一旦打起仗来，运输是非常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铁路运输本身就是战略的一环。“日本人的反应是杰出的。他们不但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给予道义上、精神上的支持，而且不待我讲一句话，就立即制止了像劳资纠纷以及其他一切在民主制度下容易产生的摩擦。”（麦克阿瑟：《老兵未死》）
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当局相继采取了迫令《赤旗报》停刊、剥夺日本共产党九名干部的公职权利及解散旅日朝鲜人联盟等有效措施。朝鲜战争一爆发，为了清除反对军国主义思想，又在日本的新闻出版界掀起了“赤色整肃”的旋风。
与此同时，日本还创建了国家警察预备队。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二个月，麦克阿瑟会致函吉田首相说：“为了切实执行对策，使那些经常违法乱纪、扰乱治安的不法分子无隙可乘，”要求在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现有保安力量七万五千人之外再增加八千人。随后，美国还开始考虑进一步加强这支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的力量，以它们为中心，让日本重整军备，使日本在军事上也为美国的反共防御计划效劳。
因此，如果没有发生朝鲜战争，大概也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卫队；即便有，也会比现有的人数要少得多吧。而且，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种由旧日本陆海军将领担任自卫队、海上保安队的“武官派”领导人员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