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更深入地考虑一下拉斯托沃洛夫从日本出逃的情况。
据苏联方面说，拉斯托沃洛夫在失踪前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
可是据警视厅为了找证据而做的调查，情况完全相反；他不但没有患神经衰弱，精神还非常饱满。总之，这个苏联人在失踪前一天（二十三日）下午，还在港区麻布盛冈町的草坪网球俱乐部同美国人拜耶的夫人、俱乐部经理大田先生，以及会员福岛、田子等人兴高采烈地打网球。这天下午开始下雪，下得很大。到了晚上，推雪车都出动了。上面所提到的日本人明确地作证道：这时的拉斯托沃洛夫跟平时没有任何不同，精神抖擞，一点也没有神经衰弱的迹象。
因此，苏联方面说他“神经衰弱”，与草坪网球俱乐部的人们说他“精神饱满”之间有很大出入。警视厅则认为后一种说法是符合事实的证词。
那末，苏联方面的说法中有什么不自然的因素吗？也许可以认为他们由于怕拉斯托沃洛夫在什么地方被人发现时会说出不妙的话，才预先说明他患“神经衰弱”的。
说拉斯托沃洛夫患神经衰弱，也可以拿自从他奉召回国以来心情懊恼这件事作为根据。但是也不能认为网球俱乐部的那些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的日本人的证词是假话。这就是说，两方面都是正确的吧。那末，其中的含义有着什么分歧呢？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先谈谈下面的问题。
拉斯托沃洛夫从苏联代表机构出来后，最初的行动是搭乘“美军大汽车”。据美军当局说：“在美军专用的大汽车里，并不要求搭乘者出示身份证，所以一般外国人也有搭乘的。”苏联代表机构也说：“苏联人也有搭乘美军大汽车的。”（见《朝日新闻》，昭和二十九年二月三日）
因此，拉斯托沃洛夫搭乘“美军大汽车”并不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是，前面已经说过，拉斯托沃洛夫当时还去找两位苏联代表机构成员，再三邀他们一道出去吃午饭。拉斯托沃洛夫那时已经下定决心出逃，而按照原定计划，他是要到银座去，就出逃事宜同某美国人见面的。
如果当时那两个苏联人应邀跟拉斯托沃洛夫一起去了，又将会怎么样呢？拉斯托沃洛夫邀两位同事，大概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出他的举止有什么不自然而玩弄的手法。但是不能不说这是个危险的把戏。如果对方当真陪他去了，他就无法前往与美国人约会的地点。而他再三邀别人去时，他的心情一定像逃过安宅关的弁庆，有“踩了老虎尾巴”之感吧。当然，我对这事并不是没有其他看法的。
可是他又是怎样乘大汽车到银座去的呢？美国当局在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们散发的所谓他的笔记，与以后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内容是不同的。
在记者招待会上散发的笔记中，他是这样说的：
“我搭乘美军大汽车在虎之门下车，换乘街上的出祖汽车到银座。我走进银座的咖啡馆‘顶好’，在那里同那个美国人商谈了出逃的事情。商谈后，我回到代表机构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了。我又花了大约两小时整理预备带走的特产品和随身用物，四点钟悄悄地离开代表机构前往东京温泉。在那里，我在单间里洗了个土耳其浴，让那里的服务员——名叫园田的土耳其姑娘给按摩肩膀。
“从东京温泉出来后，我在银座逛了一会儿，七点钟到以牛排出名的末广餐厅吃了晚饭。然后就在约定的地点同会在‘顶好’见过面的美国人会合，逃出了日本。”
可是《生活》杂志上发表的笔记却与这略有不同，有出入的地方是：
“当时，在美国人中间我最亲密的朋友是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中年妇女，她曾在美国陆军敎育中心担任敎师。这里姑且称她为布朗宁夫人。我同这位夫人每星期三在旧海上大厦旅馆见面，互敎英语和俄语。布朗宁夫人把美国的情况和她会住过一个时期的阿拉斯加的情况等告诉了我，而我则把苏联的实际情况告诉了她。”
就这样，拉斯托沃洛夫同布朗宁夫人交往着，他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般的感情。他就是向这位夫人谈出想要赶快脱离祖国远逃的决心的。
“于是，我第一次向这位夫人坦率说出了自己是中校军衔的苏联谍报军官，告诉她，我现在迫切需要她以前答应给予的协助。夫人说：‘再过几个钟头就不必担心啦。’我们就在当天晚上八点钟在夫人所住的旅馆附近会面，我当场和她商量好立即采取奔向自由的最后措施。”
他写道：这样，他靠着布朗宁夫人的协助，搭乘她的汽车，不久就乘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
哪一种说法真实呢？与其说哪一种真实，勿宁说《生活》杂志上发表的材料更加详尽。在记者招待会上分发的笔记上所说的“美国人”指的显然就是这位“布朗宁夫人。”
布朗宁夫人究竟是何许人？读了这段文章，就使人觉得，夫人对他有着像对待亲兄弟那样的情谊，而他也对夫人有着很深的爱情。
正如拉斯托沃洛夫交代过的那样，所谓布朗宁夫人是个假名字；读者不免暗自怀疑这个女人大概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员吧。
而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上刊载的美朕社东京分社社长罗伯特·安森的一篇报道里，也可以窥知这种怀疑不无道理。
在《我们怎样抓住了苏联第一号间谍》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这位老练的记者写道：
“抓间谍可不是外行人所能出面的。但是在最近发生的规模极大的一桩间让案件中，如果不是有两个外行人协助，西方大概决不可能获胜。这个间谍就是苏联在远东的谍报活动最高负责人尤利·亚历山大洛维奇·拉斯托沃洛夫。两个外行人是在东京同拉斯托沃洛夫结交的年轻的美国人，其中一人是个姑娘。她平时敎拉斯托沃洛夫英语，还一起去东京的夜总会跳过舞等等。另一人是常常在东京草地网球俱乐部同他打网球的男子。这两个美国人都没有受过间谍活动的训练，而且他们还讨厌同这样的事情发生关系。
“为了摆脱过去的羁绊，拉斯托沃洛夫是怎样乘上了大汽车的？关于这一点，半年之久他没有向外界透露只字，现在我们得以初次披露其真相。这篇报道是记者将自己认为百分之百可以信赖的各方面提供的情报，经过仔细整理后写出的。”
他作了这番交代之后，接着写道：
“有一天，日本警察拿来一张美国妇女的照片——据说她会到苏联大使馆去过。‘反间谍队’当即若无其事地访问了这个年轻的妇女，想探听探听。姑且把这个女人称作玛丽·琼斯吧。玛丽是个天真、漂亮的姑娘，她是作为军队里的文职人员到日本来的。她同其他几百名文职人员一起住在丸之内旧海上大厦旅馆里，在陆军的一个办事处担任秘书工作。‘反间谍队’人员把她的照片拿给她看，使她惶恐不安。但是她终于说明了她到苏联大使馆去是想冒冒险。他们问道：‘你在大使馆看见了什么？’她说：‘这个嘛，房子很脏，使人感到不大结实，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你没有见着什么人吗？’‘有一个英语讲得很流利的俄国人。他领我到处看了看，还说欢迎再来玩。’‘他没告诉你他的名字吗？’‘叫拉斯托沃洛夫——确实是这么个名字。他问过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号码了吗？’‘当然告诉了。’听到这里，‘反间谍队’的人员忽然高兴得几乎给她下跪。
“于是，‘反间谍队’托她刺探拉斯托沃洛夫身边的事情。开头她怎么也不答应，可是终于答应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知他们。
“拉斯托沃洛夫终于向玛丽说出了自己奉召回国，以及担心回国后将要遭遇的事。玛丽当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反间谍队’的朋友。他们又托玛丽探听他有没有逃走的打算。
“第二天，她带回拉斯托沃洛夫这样的答复：‘我打算逃走。’‘反间谍队’的人员认为事情来得太简单了，里面有点蹊跷。他们原来预料他一定会要求对他的前途给予种种保障。可是关于这方面他只字未提。他们觉得可疑。他们又吩咐玛丽进一步探询他的意图。
“她问他，‘你知道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吗？’‘知道。’‘你的家属会怎么样呢？’‘我的家属多半会被杀死。可是，即使我回国也无济于事，我们都会被杀掉。’‘你打定逃走的主意了吗？’‘打定了。’
“拉斯托沃洛夫在终于逃往美国的头一天，打电话跟玛丽联系，作了周密的安排。
“这样，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拉斯托沃洛夫悄悄钻进在日本广播协会大厦附近等大汽车的一群美国人当中，乘上了汽车。那以后，直到国务院在八月十四日为他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再也没有露面。”
读者在这里就会猜想：前面拉斯托沃洛夫本人所说的“布朗宁夫人”，莫非就是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在报道中所说的“玛丽·琼斯”吗？诚然就是一个人。
当然，“布朗宁夫人”也好，“玛丽·琼斯”也好，都是假名字；而且可以认为，用这两个假名字来提到的这个女人，正是把拉斯托沃洛夫弄到美国去的一个重要的美国谍报工作人员。虽然美联社东京分社社长安森故意说“她是外行人”，但是看来无论如何也不像。何况当时美军方面还相信拉斯托沃洛夫是苏联的“头号”间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