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事件一经公布，日本民众由于知道许多日本官吏与拉斯托沃洛夫的情报网有牵连而戴到震惊。据公布：与拉斯托沃洛夫有直接关系的日本间谍，是原关东军第三十五军航空参谋、少校志位正二（年三十五岁）和另外几名从苏联遣返的人员。报纸也曾发表过公安调查厅长官藤井的谈话。藤井说：“这不过是冰出的一角，背后还隐藏着大批间谍，像蜘蛛阔似的密布着，牵连到许多日本人。”
前少校志位从西伯利亚被遣返后，会在舞鹤遣返救济局对从苏联遣送回国的人员进行过各种调查。他对来访的新闻记者表示，由于外务省、公安调查厅两方面责成他发誓绝不透露笔记内容，绝不发表感想，所以他什么也不能说，始终保持缄默。这样一来，一般人就无法得知这位前少校究竟进行过什么样的间谍活动了。
可是八月十九日夜晚，警视厅公安三科把外务省经济第二科事务官高毛礼茂（年五十一岁）从家里逮捕了去。据调查，自昭和二十四年起，高毛礼就和拉斯托沃洛夫有了联系，截至本年一月底拉斯托沃洛夫失踪时为止，高毛礼一直把由于业务关系而了解到的有关驻日美军方面的情报和日美关系的机密事项等泄露给他，每次接受三万圆到五万圆的报酬，总共接受了一百万圆的报酬。上述情况经调查属实，因此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把他逮捕问罪。
看来拉斯托沃洛夫亡命后不久，前少校志位自首以来，治安当局就在一定程度上发觉了高毛礼的泄密问题，为了寻找证据，接着就进行了调查。小原法务相曾说，关于“拉斯托沃洛夫事件”，除了外务省及公安调查厅共同发表的情况之外，述有一些民间人士牵涉在内，正在考虑不久再公布一次情况。
可是随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八月二十八日下午零点四十分左右，因与本案件有关而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嫌疑被捕的、在外务省欧美局第五科任职的外务事务官日暮伸则（年四十四岁），在受长谷检察官审问时，突然乘机纵身跳上桌子，从南面的窗口跳楼自杀。他掉到地方检察厅中院的混凝土路面上，立即被送往医院，但是由于后脑骨折断，大约一小时后就死了。
当天，长谷检察官从上午十点钟左右开始审问，记录也已写好，正要把这个人引渡给警视厅。日暮大概是事先计划好了的，受审时已经把鞋脱在桌子下面，审问结束后，就向长谷检察官行礼说“那就告退啦”，随即在转身要走出室外时，突然纵身跳上桌子。当时佐佐木事务官一把抓住他的腰带加以制止，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日暮原为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是在昭和二十一年同佐藤大使等一起被遣送回国的那批人员当中的一个。关于他的为人，报纸上曾经报道过。他是一个质朴、勤奋的人，平时沉默寡言，几年前曾患过神经衰弱。
但是在这个事件中，除了高毛礼、日暮这两个人之外，还有一个人被逮捕。他是原外务省国际合作局第一科事务官庄司宏（年四十一岁）。他在外务省任职期间（从昭和二十六年十二月到二十九年七月），曾在东京市内几个地方让某外国人阅读外务省的机密文件，泄露了秘密，以违反“国家公务员法”第一百条问罪。
当局发表这一事件的经过，给日本民众以拉斯托沃洛夫似乎利用日本官员取得秘密情报的印象，使他们对其间谍阴谋的可怖感到震惊。而且牵涉的不论是原少校志位、日暮还是庄司，都是从苏联回国的，所以使民众重新认识到苏联的间谍阴谋简直是无孔不入。
特别是日暮事务官在受审判时从地方检察厅楼上向中院里跳楼自杀的事是空前的。这样势必使民众认为他们泄露的机密的内容是重要而大规模的。
可是直到今天，一般人丝毫也不知道拉斯托沃洛夫究竟进行的是些什么样的阴谋，这些外务省官员究竟泄露了些什么机密，以及拉斯托沃洛夫究竟把什么情报送到苏联去了。拉斯托沃洛夫利用这些日本官员取得了什么情报呢？对于这个问题，从公布的材料中是一点答案也找不到的。
不过，曾经审问过日暮的长谷检察官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关于其自杀原因，“在他的供词中有可据以推断的情节”。那末，这个感想从何而来呢？由于长谷检察官避不作说明，所以也无从搞清楚。
表面上看来，是日暮、高毛礼和庄司三个事务官由于向拉斯托沃洛夫泄露国家机密而根据“国家公务员法”被问了罪，但是成为起诉事实的证据基础的，也只是拉斯托沃洛夫单方面的供述，并且不是向日本当局、而是向美国官厅做的供述。至于拉斯托沃洛夫是否确实那样说过，也没有任何客观的证明。
拉斯托沃洛夫离开日本以后，保持沉默将近七个月之久。我们无从判断这期间他究竟是保持沉默来着呢，还是作了供述却没有公布。总之，事隔七个月之久，美国突然发表了他的声明，而且还举行了一次戏剧性十足的记者招待会，这一点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给出席记者招待会的拉斯托沃洛夫这个人拍，而且也不允许将他的声明录音。
这是为什么呢？任何人都会感到奇怪。不允许拍照片是出于国务院的考虑呢，还是根据本人的愿望，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既然举行这样的演出，当场拍下当事人的照片、把他会见记者的照片供世界各地报纸刊用，所能够取得的宣传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美国当局在深夜特意把苏联系统以外的各国通讯社记者一个个地召集了来，破例使用国务卿会见记者的房间举行规模很大的异乎寻常的记者招待会。然而由于不允许拍照片，并未能使煞费苦心取得的效果达到顶点。
不过根据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国内安全保障法方面的调查小组委员会的纪录，可以略微看出究竟那是出于国务院的指示还是他本人的愿望。该小组委员会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四二四五室举行会议时，会把拉斯托沃洛夫也召了去，听取他陈述他本人的谍报活动。这次会议由参议员威尔加主持，出席的有各参议员和首席顾问摩里斯等人。
由于有新闻记者到场，这不是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威尔加先谈到各通讯社应注意的事项。他说：
“我想提醒各通讯社的各位摄影记者，务请接受委员会的意见，不论是在本委员会的这个房间或国会山的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要拍摄证人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关于这一点，希望诸位协助。由于证人向委员会提出了要求，转请诸位摄影记者协助，我确信诸位是乐于照办的。谢谢诸位。诸位办事一向是光明磊落的。”
昭和三十一年二月举行的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对拉斯托沃洛夫所表示的这番体谅，跟两年前（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的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对他所表示的体読原是一样的。
由此看来，不让记者在招待会上拍摄照片，是由于拉斯托沃洛夫本人的愿望。这就是说，拉斯托沃洛夫大概是不愿意让全世界、尤其不愿意让祖国苏联看到他在美国的身影，同时也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而拒绝让记者拍照的。
但是，他当时已经完全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了。如果美国认为传播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有助于在全世界取得宣传效果，就必然不会再考虑尊重他本人的意愿，而硬要给他拍照吧。这个公布本身已经忽视了他的意愿，此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为什么不让记者拍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具有强烈效果的照片呢？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只有报纸上见过的那张正面半身相。那是当时苏联原代表机构成员萨别廖夫在拉斯托沃洛夫失踪后立即向警视厅提出搜寻要求时提供的。
既然举行那么小题大做的记者招待会，为了取得同样的宣传效果，美国不是更该大量向通讯社提供拉斯托沃洛夫的照片吗！由于美国当局不准给会见记者的拉斯托沃洛夫拍照，把摄影记者拒于门外，世界各国的通讯社当中，甚至有人怀疑在国务卿的房间里出现的那个俄国人是否为拉斯托沃洛夫本人。连世界各国的报纸读者如果留意到这一点，也必然会纳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