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白鸟事件”背景的是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军事斗争”策略。检察当局说，日共在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曾通令各地区组织所谓军事委员会，从其中挑选出积极活动的党员，建立了所谓“核心自卫队”。
日共方面则驳斥说，这是无稽之谈。所谓军事斗争和“核心自卫队”是当权者肆意揑造的莫须有的东西。
但是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日共中央会下令展开所谓军事斗争，恐怕是接近事实的。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这一点受到了批判，被斥为“‘左’倾冒险主义”的过火行动。
为了在公审中进行斗争以及由于其他种种原因，如今日共才否定军事组织；然而在“白鸟事件”中，这一连串背景却给检察当局构成了有力的状况证据。
第一审的判决书里，对被告行动的根本动机是这样提的：
“被告村上国治根据所谓军事方针，组织了‘核心自卫队’，同时搜集勃朗宁手枪等武器，指导了所谓‘红灯事件’等活动……”
判决书里紧接着记载了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调查和实际罪行——一切都以这一点为基础。
“白鸟事件”的真相之所以难以追究，正是由于其背景与政治思想有关，另外还涉及治安当局和日共方面就有没有指示过军事斗争这一点双方说法的矛盾，因此不能作为单纯的凶杀案来解决。这一点使它不同于“八海事件”、“幸浦事件”那样单纯的、可以作为一般社会新闻材料的凶杀案。这是个复杂的政治性案件。
但是世人所说的火焰瓶斗争以及被说成是日共发行的小册子——讲述火焰瓶和手榴弹等爆炸物的化学调剂法的《球根栽培法》和《营养菜单》——曾在基层组织中流传，也是众所周知的事。
而且，日本共产党在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关于“‘左’倾冒险主义”所作的自我批评指的正是这种军事斗争，如今也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了。
不管怎么说，“白鸟事件”的被告被检察当局认作真凶的最主要的状况证据，大概就是这个“军事委员会和‘核心自卫队’的存在”。
这里再来看看据说曾对札幌的共产党进行过弹压的白鸟一雄的性格吧。白鸟警部当时正任警备科长，是搜集日共方面的情报并制定对付日共办法的负责人。一句话，从性格上来说，他对工作非常热心，又是个极端喜欢单独保守机密的人。
日共札幌委员会的成员们曾尾随白鸟，监视他的行动，但是无论如何也摸不清他究竟到哪儿去。科长多半晚上七点钟左右回家。他不坐电车，总是骑自行车跑来跑去。了解到的情况只有这些。对方骑着自行车，而委员会的这些成员们却没有自行车，因此无法钉他的梢，只好作罢。正因为如此，尽管全体成员曾监视白鸟警部好几天，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仅日共方面，连白鸟供职的札幌中央警察署都不大知道白鸟的行动。还有这样一桩事实：白鸟生前究竟做的是什么样的调查，他死后人们丝毫不知道底细。因此，市警察署方面并不了解当前日共的情况，感到很为难。
白鸟是日共最憎恨的人。日共曾寄威胁信给他，或是跟踪监视过他的行动。这也正说明他的工作做得好。但是他连对警备科的科员都丝毫不透露自己工作的内容，这大概是因为他采取的是极其彻底的单独侦查主义。目前做侦查工作并不采取所谓单独侦查。现代的侦查方法是所谓综合侦查，由各班协力进行。白鸟采取的是旧办法，是所谓名警察经常使用的侦查法。但是白鸟的职责并不是对单纯的强盗或凶手进行侦查，他的对象却是共产党。估计他是用极其秘密的办法弄到情报的，因此，他单独一个人进行隐秘活动也不足为奇。然而，他所探听和侦查到的成果，在科内竟一点也没有留下来，这倒是件奇事了。
正如以前日共党员跟踪白鸟时没把他的行动搞清楚，市警察署方面也不大了解白鸟的行动。事实上，在白鸟死的那一天，直到下午五点他离开中央警察署时，还是有人知道的。但从那时起直到他变成死尸在现场上被人发现，他在这两个多钟头当中的行动，警察署则完全摸不到头脑。当然，尽管侦查总部是知道的，但因不能发表，所以故意说不知道——这样看也未尝不可。
但是白鸟在被杀害的那天下午的行动，公开发表的审判记录上是有记载的。按照这个记录，那天下午他只在警察署露了一面，就到市区南四条四丁目的酒吧间“紫浪”去，接着又到过两家窑子。
正因为白鸟担任过风纪股的工作，大概他在干这种营生的人们当中很吃得开。“‘白鸟事件’对策委员会”出版的《白鸟事件》中是这么说的：
“据检察官对窑子里的老扳、老板娘和妓女们进行调查时他们所提出的证词，警备科长离开警察署后好像就到窑子里去了。他每天在一定的时间都和什么人在警察署外面会面。也可以估计，会面的地点是几家窑子。
“‘紫浪’是会面地点之一。这是个酒吧间，不是窑子。但据这里的老板、见习厨师和清洁妇们对检察官说，白鸟几乎每天都到这里来。他总是悄悄地从后门进来，到二楼去休息一下；有时把自行车存放在这里，有时骑着走。根据酒吧问老板等人的证词，可以推断白鸟离开‘紫浪’后就到与什么人约好的窑子去了。
“可见白鸟离开警察署后，并没有马上到会面的地点去，却采取先到‘紫浪’、然后再从那里赴约的这样一种谨慎的办法。他的行动为什么要这样谨慎呢？既然没有什么嗳味关系，光是说因为有日共党员在尾随，恐怕也不足以说明吧？”
这里令人联想到，这一事件中的朝鲜人冈进（即闵炳一）曾呑服大量安眠药，死得很离奇。他是狮子咖啡馆的老扳。使人得出这样一种印象：“白鸟事件”中不知怎地处处可以看到卖淫业方面的影子。也应该考虑到，做这种生意的人一般都是和暴力团勾结在一起的。
总之，不妨认为白鸟警部很能干，很有野心。他的行动所以显得令人莫名其妙，大概是因为他亲自出马搜集秘密情报的原故。这种野心是和升官思想分不开的。白鸟多半掌握了日共方面的情报，然而他一点也没有把它留给自己所属的中央警察署，他一定是独自牢牢抓住这些情报，却没有和警察署通气。
但是不能料想白鸟曾一直独自保持这些情报。他的升官思想也许不是与市警、而是直接与国警有联系吧？也就是说，似乎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他没向自己所属的市警提供情报，却直接向国警提供了。
市警自不用说，国警更想知道日共的情报。只要联想到当时北海道的形势，就可以理解国警对这方面的兴趣有多么大了。
关于白鸟曾把亲自搜集的情报提供给国警的推测，从前面所举过的这个例子似乎也可以得到证明：尽管国警早就拿到了关于“音川”的情报，却长期没有通知侦查总部。可不可以把这一点看作是国警的保密主义与白鸟警部的升官思想的结合呢？
国警当时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形势紧张的北海道的警备方面。不仅日本方面，当时连美国的“反间谍队”也把干练的队员派到北海道去。那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同苏联、以及同中国的关系正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我想在这里分析一下所谓枪杀白鸟的真凶——佐藤博的罪行。
首先，佐藤博枪杀白鸟警部的客观证据是没有的。只有追平雍嘉在证词中提过此事。但那并不是佐藤博直接向当局供认的，也不是从追平以外的第三者听来的，当然更没有物证可言。根据这一点，辩护人认为追平的证词是所谓间接证词，也就是传闻证词，不足为凭。
正如拙文开头处所提到的，照追平证词所说，这是他到佐藤博家去，从佐藤口里听来的话。追平据此就断定佐藤博为真凶。
追平还写道，佐藤博把这事向村上报告的结果，村上并没有吃惊等等。但是村上本人对此全盘否定。
当局仅仅根据传闻证词就下手逮捕人，这一点与“松川事件”的做法类似。
再稍微分析一下这个事件的内容吧。读者读到上述引文，当会想起本文开头出现的目击者讲的话。有一种证词说当时手枪“砰砰地响了两声”，另一种说“砰的响了一声”。事实上，把当时目击者的话综合起来看，可以分为“响了两声”和“只响了一声”的两种说法，而且都不约而同地说是“像放花炮似的啪啪响的”。
但是使用的是勃朗宁手枪。勃朗宁手枪所发出的声响绝不是砰砰的，而要更大一些，震撼肺腑。用文字难以描述，勉强找两个字就是“嗞一嘭”般的响声，绝不是啪啪那样一种轻脆的声音。
那末，枪声为什么会有响了两次和只响了一次的不同的说法呢？我倾向于认为凶手一开始就只打出一颗子弹，而且出色地命中了白鸟警部的后背，打破了他的动脉，要了他的命。
为什么呢？因为检验白鸟警部尸体的结果，已经推测出凶手是从极近的距离射击的——估计是从大约一米开外射击的。事实上，白鸟的大衣背上还沾着硝烟痕；要不是距离极近，是沾不上硝烟痕的。既然距离那么近，而且一发就准确地打穿了他的动脉，如果开了两枪，即便有一枪没有打中，大衣背上估计也会沾上一点硝烟痕的。也就是说，除了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外，还应该沾着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的硝烟痕。然而一点痕迹也没有。
其次，搜索现场的结果不曾找到没有打中的那颗子弹，地上也只有一个弹壳，这似乎也能够证明凶手只开了一枪。如果开了两枪，现场上当然应该掉着两个弹壳。
从这里，事情就有点儿意思了。
当时抢先报道这一事件的报纸采纳了目击者的开了两枪的说法，于是报道说，砰砰地响了两声，凶手开了两枪。
佐藤博也许在报上读到关于这一案件的报道，才对追平说自己开了两枪。也就是说，因为这是追平的证词，也可以说是追平自己读了报纸上的报道，才说是开了“两枪”的。
坂本胜广（目击者之一）在检察记录里说：
“我听到两声。头一声砰和第二声砰相隔只有一剎那的工夫——大约只有五分之一秒或是十分之一秒。”
但是，其他证人的供述记录中，说只听到一声的也很多。事件发生后，最初的新闻报道中却没提到这一点。
如果说佐藤博读了报之后告诉追平他开了两枪，那末就和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这一点不符合了。因此就得在那一颗子弹的弹壳上作文章。于是想出这么个主意：让追平在根据间接传闻而作的供述中说手枪是用手巾包着的。原文如下：
“我提到弹壳的事，问他：‘那是怎么回事？’‘你开了几枪？’老博说：‘我扣了扳机，但是只打出一颗。’‘另一个弹壳留在包手枪的手巾（也许他说的是布）里了。’我问他：‘弹壳会给裹住吗？’记得他好像还说过：‘应该是嘭的一声射出去的。’”
这段话是要说明，因为手枪是用手巾或是布包着的，一个弹壳掉在地下了，另一个则被手巾裹住了。
但是第二颗子弹并不是隔了一会儿才射出的，而是像坂本证人所说的那样，几乎是紧接着就射出去的，相隔只有五分之一秒或十分之一秒。因此不可能设想一个弹壳掉下来，另一个却被手巾裹住了这样的事。再说佐藤博为什么特意把手枪包在手巾里，而给射击带来不便呢？
供述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只好由我们来推测了。他大概是想说：为了不引人注目才把手枪包在手巾里的。但是既然犯那样胆大包天的罪行，单单藏起手枪不让人看见，听起来倒不自然了。何况又是在下午七点半这样一个天黑以后的时刻干的，如果用白糊糊的手巾包起来，反而更显眼。把黑色枪身赤裸裸地露出来，在黑暗中倒更便于隐蔽呢。而且包在手巾里，就好像故意要在扣扳机时给自己带来不便。
关于手巾的这个说法，只能认为是由于现场上只掉着一个弹壳，在供述中却又说开了两枪，为了解决这个矛盾，迫不得已而耍的一个花招。
前文中已经说过，关于枪声我也有自己的看法，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
实际上只开了一枪，却说开了两枪——追平这种证词是用来圆这个谎的。如果像辩护人方面所断言的，追平证词是根据传闻得来的，同时又是他捏造出来的，那末就只得说以上全都是追平的杜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