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加贺山的这些资料整理一下，再加上我的注释，大致可以归纳出下列几点：
一、战前，国铁拥有职工二十万人；战争期间职工人数增加了，当时已有六十万人，膨胀了三倍之多。自昭和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国营铁道公司改为公共企业，必须自负盈亏。按照新制定的“定员法”，要把同年五月底的五九八、一五七人在七月底以前裁决为五〇三、〇七二人。也就是说，要裁掉约莫九万五千人。
二、国铁工会反对公司当局所发表的方案，自六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在热海召开第十五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在最坏的情况下使用实力，包括罢工在内”。“最坏的情况”肯定是指在总部进行的集体谈判的破裂。这个决定是把四月里召开的“琴平大会”上所决定的“反对裁减机构”的运动方针加以具体化。由于遭到民同派的剧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个决定直到天已破晓才付诸表决。
三、当时的运输省次官下山定则当上了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原是技术部门出身。当时的首相是吉田茂，运输大臣是大屋晋三。大屋是企业家。
四、七月一日，国铁当局和工会方面进行了第一次谈判。列席的有运输大臣大屋、下山总裁、加贺山副总裁等人。工会方面的中央斗争委员会副主席铃木市藏等拒绝了国铁当局的方案，竭力主张裁员应通过“集体谈判”来进行，但国铁方面说明按照“定员法”的规定，当局不必通过“集体谈判”就能实行。
七月二日，进行了第二次谈判。国铁当局和工会的意见无法调和。下山总裁宣布说：“双方各讲各的，也谈不出个结果来。谈判就此结束吧。”谈判就这样破裂了。国铁当局方面决定在七月五日宣布裁员，并在七月二十日以前大致完成这项工作。
五、美军总司令部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对国铁决定在七月五日裁员一事不满，深夜闯进下山公馆，向他叫嚷道：“提前干！”
下山定则并不是由于私仇而“被杀害”的。《白皮书》上刊载着加贺山这样的供述：“总裁是不是为了与森田信子的关系而受到威胁，并遭到暗算的呢？”但是加贺山自己也明明知道这是无稽之谈。我认为下山是被谋杀的，这里我要把这一谋杀案的背景追究个水落石出。
下山为什么独自在五日早晨到三越去呢？自从他在商店里消失后，直到第二天早晨变成死尸在五反野常磐线的铁轨上被人发现为止，这期间总裁的行踪如何？对这个疑问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疑问，大家都希望得到解答。比方说，大量黑糊糊的油为什么没有沾在上衣上，却只沾在内衣上？从上衣和衬衫口袋里抖出来的以绿色为主的粉末究竟是什么？没能在尸体附近找到的领带、眼镜和打火机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袜子被油浸得湿漉漉的，鞋里面为什么却没有沾油？如果是被人谋杀的，行凶现场（第一现场）究竟在哪里，并且是以什么方法搬运到辗轧现场（第二现场）去的？尸体里所剩下的血液为什么少得出奇？
赶快来解答这些谜固然重要，但是先看看事件的背景也同样重要。
为什么呢？因为把事件的背景弄清楚，似乎就会提供一些线索，帮助我们解答下山临死以前的行动和关于死尸的种种离奇的隐谜。
关于“下山事件”的背景，我采用了加贺山副总裁那篇文章的顺序。其实，为了让读者理解事件的背景，把这顺序颠倒过来反而更好懂一些。
也就是说，先以最后的第五项——沙格农在七月三日深夜为了裁员问题到下山公馆去，把总裁骂了一顿那件事写起，反倒容易理解一些。
说得确切一些，沙格农闯到下山总裁家去骂他一顿的时间，是七月四日凌晨一点钟。当天下午一点钟，下山陪同增田官房长官到首相官邸去拜访吉田首相。接见前，他们一起等候了一会儿。这时，下山对增田长宫说了声“今天下午一点钟还有重要会议”，就回去了。可是后来增田一查问，才知道国铁并没有召开任何下山应该出席的重要会议。下山在这天下午一点钟托词中途离去的谜，留待以后再来推断。
前面已经说过，下山本来约好了要在第二天（五日）上午十一点钟和加贺山副总裁一起到美军总司令部去，以便向民用运输局作裁员情况的报告，但是上午十点钟以后还不见总裁的影子，于是大家着起慌来了。加贺山副总裁在十二点左右回到总厅来，听说还没有总裁的踪迹，就凭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于是就在与政府、警视厅、总司令部取得联络的同时，提出了通令侦查的要求。
我一向认为，像下山总裁这样一个高级官员刚刚有数小时下落不明，马上就用无线电到处广播，呼吁大家协助寻找，未免操之过急了些。正如加贺山所说，一定是从外人眼中看来，下山身边也充满了不安，以致使他“凭着直觉感到出了什么事”。
这种不安究竟意味着什么？无论如何也得把当时美军总司令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说清楚，才能使人了解为什么下山为了裁员工作不得不经常与美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以及民用运输局局长沙格农为什么会闯到下山家来发脾气。
在美国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是不能站在独自的立场上来起草法令的。
因此，当时日本在制度上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日本政府独自进行的。按照“定员法”来进行的国铁裁员计划也不是政府拟定的，而是美军总司令部拟定的。由此可知，运输方面的首脑沙格农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把日本的铁道叫作“我的铁道”的，从而我们也大致能了解他何以会深夜闯进下山总裁公馆去吵闹。至于沙格农这么发脾气的直接原因，在下文大概就清楚了。
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当时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情况，才能说明美军总司令部为什么要在自负盈亏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下，把日本的铁道改为公共企业，并制定“定员法”来大批裁员。
然而，战后横行跋扈、使得日本发生变化的美军总司令部的历史，迄今还没有人来写。媾和生效后已经过了将近十年，像“美军总司令部史”之类的正式纪录也还没有公布。
如今大家都已经知道，在日本的占领军总司令部（即美军总司令部）内，以麦克阿瑟为中心，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争权夺利一直闹得很厉害，但是更详细的情况一般人就不知填了。
关于这事，最近某家杂志以《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描写美军总司令部内部的勾心斗角。作者叫大野达三，多半是个笔名吧。这是一家左翼杂志，会使人认为上面所刊载的文章自然是有偏见的，但我读后后却感到大体上是公平的记述。既然有关美军总司令部史的著作如今还没有出版，我就姑且以这篇文章为线索，把“下山事件”的背景大致勾勒一下吧。
《美国的间谍特工机关》的梗概是这样的：
美军在占领日本的同时，还在日本全国各地布下了谍报网。美军总司令部下面设有情报部，它是驻日美军谍报队中最高的决策机关。它直属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各师和各军的司令部下面也各设有情报部。
“反间谍队”按照对日占领所划分的各军管区，在北海道（札幌）、东北（仙台）、关东甲信越（东京）、东海（名古屋）、近畿（大阪）、中国（冈山）、九州岛（福冈）等地设立了地方总部，在各都道府县还分设了地区总部，在主要都市和其他重要地带也驻扎了部队。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部长是威洛比少将，各地方总部“反间谍队”队长由上校或中校级的谍报军官担任，大一些的府县各有二三百名军官、军士、士兵以及军队里的文职人员，还雇有五六十名日本工作人员。
情报部和“反间谍队”的这伙人不仅从事间谍活动，情报部还在决定和贯彻占领日本的政策方面参与极其重要的活动。美军总司令部内部在占领日本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机关是民政局，而情报部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它。
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关系很坏。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将和威洛比经常在麦克阿瑟面前争吵不休。关于同一件事，日本官员往往同时接到两种不同的命令，弄得莫知所从。情报部不断顽固地主张采取最反动的态度。客观地看来，这种对立反映了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之间在对日占领政策上意见的分歧，然而看来主要的还在于更加卑鄙的争权夺势方面。
紧接着，情报部就开始了他们最拿手的特务活动，把贪污、赤化等罪名加在民政局的克吉斯、戴克以及其他二百数十名进步派身上，向本国告密，并把这些人都赶回美国去了。在这场大争吵中，日本警察也插了一手。他们钉民政局和经济科学局高级官员的梢。
民政局也不示弱。他们与民间情报敎育局建立了紧密联系，把手主要伸进日本的金融界、政界、新闻界和艺术界。他们抓住了广播和报纸，直到一九四七年为止，一直掌握美国在日本的宣传工作的主导权。
中央情报局和心理战略局的人员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到日本来的。据说带着这两个组织的全权使命而来到东京的负责人叫加尔盖特。他先在邮船公司大楼的四楼上设了办事处，成立记录调查局。加尔盖特持有总统的手谕，因此权柄实在大得很。他从情报部、“反间谍队”两个机构里抽去精干的人，还网罗了一大批高级间谍，改编了在日本的间谍机关。初来时在横滨的“反间谍队”、后来又到第八集团军情报部工作的坎农少校（后升为中校）也被编了进去。他奉命管理一个单位——坎农机关。
由于有美军谍报部的命令，“反间谍队”不得不服从加尔盖特，但是他们心里很不痛快。据说“反间谍队”曾对记录调查局进行过违抗，有不少人被遣送回国。两个谍报机关之间的争执一直继续到一九四九年初。一九四九年，《关于加强情报机关的法令》不经讨论就在美国国会通过了。这时，中央情报局获得了完全的胜利。这个法令给中央情报局提供了第一个法律根据。
上面就是大致的情况。
说起来，关于企图罢免前国警长官斋藤的那段经过是尽人皆知的。斋藤升在回忆录中写下大意如下的话：
“我曾竭力推荐久山秀雄，认为他是最适宜担任国家地方警察总部长官的人，却遭到民政局的强烈反对，原因与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和情报部之间的内部纠纷有关。关于这个问题，以前还发生过这样的事：
“我原任山梨县县知事，后奉命调到内务省任次官。我到美军总司令部有关各部门去拜会时，民政局中很有势力的某上校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听说最近警视厅的警察在对我们驻军军人的女友及其身边的人进行起调查来了。如果确有其事，那真是岂有此理！我提出严重警告，不准警察做这样的事。’
“过了一个来月，某上校又把我叫去，说：‘从上次谈话以后，日本警察的调查还没停止，一直继续着，甚至还打算调查我的女友。’说着就把曾经前往调查的警察的名片摆在我面前。他又说：‘干这样的事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要马上调查清楚回答我。’我把警保局局长叫来一问，才知道是当时任内务省调查局局长的久山委托警视厅警务部部长调查的一个案件。
“原来美军总司令部民政局的某上校尽管在局内拥有无上权力，又是拟定对日占领政策的一个中心人物，但是据说他的政策非常左倾，有人议论他也许是个共产主义者；在美军总司令部情报部里有许多朋友的吉田内阁某要人S就和情报部结成一伙，布置下把这个上校从日本赶走的策略。因此就有必要抓住上校行为不轨的事实，以及足以迫使他离开日本的其他材料。久山是受S的委托才叫警视厅进行调查的。当时风传上校和日本某夫人关系很亲密。至于使用的是什么样的调查方法，这里就不去记述了，但是当时还没有抓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我就向上校汇报说：‘原来是收到了匿名信，说某些军官把进驻军物资运到日本女人那里去。为了弄清事实，掌握证据，才进行调查的。结果查明并没有违法行为，侦查工作就结束了。’
“可是过了将近一年——那时我已调任警视总监了——那个上校对我说，我的汇报是一派谎言。根据他自己的调查，已经弄清楚这是久山遵照政府某要人的命令委托警视厅的某人、并以那个人为中心所策划的阴谋。
“总之，由于这件事，美军总司令部的民政局和情报部某科之间的对立加深了。据推测，久山招来了憎恨自不用说，恶感甚至波及自由党总裁吉田本人。
可以说是因果循环吧。罢免问题后来也临到斋藤国警长官自己的头上。斋藤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昭和二十四年七月初旬，增田官房长官给国家公安委员会主席辻二郞打来电话，要求和他会面。辻主席问我：‘这么突然，有什么事呢？’我回答说：‘确切的情况不清楚，多半是关于我的罢免问题吧？我这么感觉。’辻主席马上到增田官房长官那里去。果不出所料，是要他设法‘叫斋藤国警长官辞职’。‘国家公安委员会似乎没有理由叫长官辞职。政府对这个问题怎样看？’辻主席这样反问他。增田官房长官说：‘反正政府认为斋藤君不适宜作国警长官。因此，希望你能按照政府的意旨去办。’
“辻主席说他没有理由罢免斋藤。增田长官回答说：请你再考虑考虑这件事。关于今天面谈时国家公安委员会拒绝了政府要求这样一个内容，要严加保密，不要外泄。”
斋藤长官坚持说他没有理由辞职，增田官房长官再三再四地逼斋藤长官辞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增田长官中途败北了，斋藤国警长官留任下来。斋藤这样写道：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把官房长官说成是个很坏的人，不过至少可以断言这主意并不是他想出来的。我倒是对前辈增田抱着同情，认为他很倒霉。我在这次事件发生前两三个月曾经对增田官房长官说，吉田首相把民政局最厌恶的某要人留在他身边使用恐怕不是上策吧，这话大概也在罢免我这件事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斋藤升写下了一本好书。从这本书里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到，斋藤升之当上国警长官以及要罢免他的原因，都不外乎由于美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和民政局之间的暗斗。
我认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把“下山事件”搞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