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布思不是唯一对沙格·麦克奈利的自杀案件感兴趣的人。报纸上也有相关新闻，他迅速浏览了一遍，首先看看有没有提到他。没有他的名字，这让他松了一口气。玛丽·亨德森只是作者署名栏中的三个名字之一，无法看到她的供稿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不过，她釆访了雷布思的女儿萨米；虽然没有提到萨米的名字，不过提到了她为之工作的机构的名字：苏格兰刑满释放人员福利机构，或者称之为SWEEP。
警察叫它“黑乌鸦”。
SWEEP，和文章里提到的另外一家福利机构一样，担心麦克奈利刚被释放一周就自杀的事实证明“系统内部”在关心和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重新适应社会方面存在问题——这肯定是萨米说的话。警察、监狱监管人员和社会服务部门都受到了指责。爱丁堡监狱的监狱官能做的只是告知媒体在囚犯们重新回到社会之前他们做了哪些准备工作。一位“SWEEP发言人”坚持声称刑满释放人员——SWEEP从来不称他们为“犯人”——和被释放的绑架受害者或者人质一样有心理问题。雷布思能想象萨米说出这样的话；他以前听到她说过。
几个月前，他很惊讶地收到了女儿写来的一封信，说她已经在爱丁堡找到了工作，并且就要“回家”了。他打电话向她确认，结果她的意思只是说她要回到爱丁堡。
“不要担心，”她告诉他，“我不指望你帮助我。”
她找到的工作就在SWEEP。自从她看望了一个在监狱里的朋友，看到里面的情形是那么——就像她自己说的——“寂寞”之后，她就在伦敦找了一份为囚犯以及刑满释放人员服务的工作。
“那你的这个朋友，”雷布思曾经不明智地问她说，“为什么进了监狱？”
于是他们的谈话陷入了僵局。
她不想让人去车站接她，不过他还是去了威弗利。她把迷彩旅行包和磨损的红色帆布背包扔到站台上。他想走上前去迎接她，可能的话就伸开双臂拥抱她；或者更想站在那里，等她跑上前来拥抱他。可是她不希望有人接她，所以他就站在那儿，暗自希望她能看到他。
她没有看到他；她只是带着极大的喜悦之情环顾着广场四周，把帆布包斜挎在肩上，手里提着旅行包。她很瘦，穿着黑色的紧身裤袜，马汀大夫鞋，宽大的灰色T恤和黑色的马甲。她的头发现在长长了，用鲜艳的头绳扎成马尾。一只耳朵上戴了好几个耳环，打了鼻钉。她二十岁了，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女人，从站台上信心十足地迈开了大步。他跟在她后面从斜坡道上走出了车站。迎接她的是个明媚的冬日，他觉得她不会怕冷。
后来，她去了佩兴斯家里吃饭。雷布思曾经建议佩兴斯准备一餐素食，当然只是为了预防万一。
“我一直给十几二十岁的人做素食。”她回答说。
“我觉得你可能会那样做。”
从那次见面以后，事情变得不同了。佩兴斯和雷布思渐行渐远，萨米和佩兴斯却越来越亲近。直到有一天，雷布思离开了，让租他公寓的学生搬出去，他自己搬了回去。
两天后，他持有的那一把佩兴斯家的钥匙变成了萨米的，她把自己的东西搬进了客房里。这不是永久的打算——两个女人都这么说——只是暂时想这么做。
萨米现在仍然住在那儿。
第一天晚上，雷布思和萨米就许多事情展开了充满了火药味的争论。监狱和刑满释放人员；对和错；社会和个人。萨米一直使用“系统”这个词；而雷布思有意用“罪犯”这个词激怒她。虽然他对她的某些观点表示赞成——考虑成熟，论证有力——他还是发现自己站在了她的对立面。他总是做这样的事，不仅仅是针对她。他瞥了一眼桌子另一端的佩兴斯，看到了一个疲倦的微笑。她以前告诉过他：他喜欢和人作战，其实只是为了得到响应而已。
“知道为什么吗？”她说，“因为对你来说矛盾比共识更有意思。”
“不是的，”他告诉她，“我只是魔鬼的拥护者，就这样。”
所以他不在乎那个疲倦的微笑，继续和他女儿的争论……
他把报纸合上，折叠一下，然后扔进废纸篓里。吉尔·坦普勒走进了办公室。他已经等了她将近十五分钟了，但她没有道歉。
“你忘了告诉我，”她说，“你女儿在SWEEP工作。”
“这不重要。”
“你应该告诉我。”
他明白了她想说什么：“你的意思是，在你接受釆访之前？”
“一些女记者，在釆访过程中态度都很好，到最后问道：‘告诉我，你对你手下一名警督的近亲与SWEEP关系这么紧密，有什么看法？’”
是玛丽·亨德森，雷布思想。也许她并不关心答案是什么，只是为了让接受采访的人感到窘困，看能不能泄露什么。
“你跟她说了什么？”
“我说无可奉告。然后我直接走到总督察沃森那里，问她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停了一下，“居然是你。”
“所以我该说点什么？”
她用一只手使劲捶着桌子：“你该从我的办公室滚出去了！”
雷布思滚了出去。
雷布思和索腾监狱长的会面安排在了下午的晚些时候。
警卫室先打了个电话，然后让他进去。有人在大门的另一头接他，然后把他带到了监狱官办公室。接待室里有位秘书坐在电脑旁边，正在打电话，不过还是向他点头让他坐下。
“你看，”她对着话筒说，“Ctrl，Shift和星号键应该可以把它清除掉，但是没用。”她听着，然后把话筒夹在脸和肩膀中间，这样她就可以用两只手敲键盘，“不行，还是不行。等一下，可以了。谢谢，再见。”她放下电话，然后生气地摇着头。“有时候它们带来的麻烦远远大于它们的价值，”她对雷布思说，“监狱官两分钟后就回来。”
“谢谢，”雷布思说，“打字对我来说是高科技的玩意儿。”
“他们一直送我去上课，可是过了半个小时我就完全糊涂了。”
雷布思刚刚经过的门突然开了，监狱长走了进来。雷布思站起身，和他握手，然后监狱长把他带到里面的书房里。
“请坐，警督。”
“很荣幸您能见我，先生。”
监狱长挥了挥手：“很少有‘外面’的自杀案件需要向我了解情况，不过已经有记者就此对我进行轰炸了。麦克奈利的死好像激起了大量的争论，他们最近一定缺少新闻。”他坐了回去，手放在肚子上。“现在呢，”他说，“你又来找我。”
监狱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英俊男子，他的眼睛透过金属框架的眼镜凝视着雷布思。他身体庞大，但不肥胖，开始变白的头发浓密而健康。西装看上去价格不菲，衬衫洗得很干净，整洁的蓝色领带非常光亮，让雷布思错以为是丝绸。他把自己当成了“经营人的人”，是提倡改革苏格兰刑法制度的人物之一：改革就是要结束外出倒粪便以及合住牢房的制度，在大厅里增加设备，重点加强职业培训、教育和辅导。不是每一个视力有问题的大学生都知道，他们的布莱叶盲文教材可能就是由索腾盲文部门转录的。
不过事情不只有好的一面：索腾有毒品问题，有HIV阳性的囚犯。不过至少他们有全职的医务人员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至少是试图去解决。
雷布思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监狱长，虽然看到过他办理公务，在媒体上也见过他。他的名字叫吉姆·弗莱特，但人们常叫他“大块头吉姆”。
“呃，您是对的，先生，”雷布思说，“我来这儿和您谈谈有关休·麦克奈利的事。”
“所以我收集了这个。”弗莱特敲了敲桌上的马尼拉纸文件：爱丁堡监狱，C大厅，第一一一七号囚犯，休·麦克奈利的记录。吉姆·弗莱特打开了文件：“我做了记录，和一些看守还有曾和麦克奈利住一起的囚犯谈过。”他朝雷布思笑了一下，“我想我准备好了。顺便问一下，你要不要来点喝的？”
“不用，谢谢。这不需要很长时间。为什么麦克奈利这么早就被释放了？”
“也不是很早。我们考虑到了他良好的表现，还有他的疾病。”
“你知道他有病？”
“癌症晚期，处在临死前的阶段，我们准备把他转到TFF招待所去。”
“那是什么地方？”
“自由培训基地。在没有人监督的情况下去一个地方工作。但是麦克奈利先生是C类囚犯，通常只有D类囚犯才可以享受自由培训。不管怎么样，他的待遇不差。”
“他为什么是C类囚犯？”
弗莱特耸耸肩：“和一个狱警打架。”
“我记得你提到过他的表现良好？”
“打架是不久之前的事。这个人快要死了，警督。我们知道不会在这里见到他了。”
“他像是会自杀的人吗？”
“至少我没发现。我只是很高兴他是在‘外面’结束自己的。这就成了你的问题，而不是我的。”
“斗殴呢？他有没有受到威胁或者暴力袭击？”
“你什么意思？”
“他是个定了罪的强奸犯，他的受害者在受到他伤害的时候从法律上讲还是个孩子。我和所有人一样听过这种说法：如果你是个性侵犯者，而且你没有被放在一个单独的牢房里的话，你就会挨打；人们在你的茶里撒尿，你是受排挤的，你的精神上会有很大的压力。”
“什么精神？”弗莱特苦笑了一下，“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就算这种事情发生，也会得到解决。”
“我认为受害者不会那么频繁地抱怨。”
“你认为你对我们这么了解，警督，也许你应该坐到桌子的这一边来。”
“不了，谢谢。”
“告诉你，他在这儿的时候，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会朝自己的脑袋开枪。”
雷布思想了一会儿：“你认识他吗？”
“不，我不认识他。他只在这里待了十一个月。”
“他之前在哪儿？”
“格伦诺切尔。”
“他在那里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根据记录来看是没有问题的。你看，警督，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得出什么结论。但他并不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才自杀的。听到他出事的时候，和他住一起的囚犯同所有人一样惊讶。麦克奈利以前坐过两次牢；禁闭对他来说好像不是陌生或新鲜的事。”
雷布思又想起了威利和迪克西，想到他们如果进了监狱会发生什么事。
“当然，”弗莱特说，“实事求是地说，是疾病把他拖垮并导致自杀的。”
“那么，先生，他以前入狱不是因为强奸未成年少女吧。”
弗莱特盯着雷布思，然后瞥了一眼手表，提示他时间不多了。
“最后再问两个问题就好了，先生。他出狱的时候身上有多少钱？”
弗莱特需要查一下文件才知道这个问题：“有八镑六，这是他进来时候的个人财产。”
“还有别的吗？”
“别的嘛，他和其他刑满释放人员享受一样的救济金。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奇怪。”
“他的公寓有最近重新装修过的迹象；我在考虑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
“最好问他的妻子。还有别的问题吗？”
“谁是他外面的联系人？”
“你是指负责他的社工？”弗莱特又查了一下文件，“社会服务部门的詹妮弗·本恩。”雷布思在他的记事本上写下这个名字。
“那么，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了，警督……”
监狱长准备走了。他绕过桌子朝雷布思微笑，雷布思立刻觉得这个人在隐瞒着什么。在谈话的时候他就一直心神不宁，好像在准备回答什么令人尴尬的问题。结果担心的问题没有出现，于是他的笑容有着掩饰不住的轻松。他态度的突然转变出卖了他。
雷布思试图搞明白会是什么问题。走出秘书室，当大块头吉姆和他握手时他仍在想这个问题。我已经让他漏网了。他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的时候还在脑海中回放他们的会面。
“我怎么会知道。”他对自己说。可是当他坐在空空的车里时，他知道他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当天晚上，他去了爱丁堡仅有的两个前科犯可以进入的收容中心之一。这让他想起了弗雷泽·雷切那儿大部分的建筑和摆设，两者很相似。除了这里是彩色电视机，而那里是黑白的。
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休·麦克奈利从来没有到过这附近，这里的人都这么说。他不想纠缠着问下去，也不想让自己这次并不受欢迎的到访拖长，不过他在走之前还是迅速看了看四周。
在大房间的一个角落里，一个斜挎着巨大帆布包的女人正弯着身子想和椅子上懒洋洋的男人说话。那男人看了她一眼，对她不感兴趣。最后那个女人放弃了，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什么，然后又合上，放进了帆布包里。那个男人斜过身子低声对她说了什么，她听着，脸红了，然后站起来准备离开。
雷布思就跟在她的后面。她突然停了下来以免撞到他。
“你该不会是詹妮弗·本恩吧，是吗？”
“我就是。”
“今晚真幸运。”他看了一下她，又朝别的地方望去，看到坐着的那个男人正用手挡住他的额头，试图不让雷布思看见他的脸。“哎呀，皮特。”
那个人抬头看了看，好像认出了雷布思：“晚上好，雷布思先生。”
“你出来多长时间了？”
“三个星期零两天。”
“你已经准备再回去了？把那位女士的钱包还给她。”
那位社工惊讶地看着皮特把一个鼓鼓的黑色皮钱包从他牛仔夹克的口袋里掏出来。她一把抓过来检查着里面的东西。
“谈话要收费吗？”雷布思问。
她摇摇头。
“好，那我们就随便聊聊吧。”
当他们走到前门的时候，詹妮弗·本恩已经恢复了平静。
“我们要去哪儿？”
“一个更欢迎我的地方。马路对面有个酒吧。”
“我不喜欢酒吧。”
“那么去我车里？”
她的身体转向了他：“我可以看看你的证件吗？”
“我以为那里发生的事已经足够做我的证件了。”
可是她没有动，于是他就掏出了他的警官证，她很仔细地拿着看。
“好了，”她说，把它递了冋去，“我们可以在这儿谈。”
“这儿？”他们正站在人行道上。她把羊毛围巾围在脖子上，戴上羊皮手套。她还不到三十岁，卷曲的金色头发，戴着镜框很大的眼镜。“这儿太冷了。”雷布思抱怨说。
“那么最好快点。”
他叹了口气：“你过去是沙格·麦克奈利的社工？”
“是的。”
“我正在对他自杀的案子进行调查。”
她在摇头：“我恐怕帮不了你。他从来都不按约好的时间和我见面，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你汇报过这件事吗？”
她点点头：“不过我认为那也没什么用。你会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施加什么惩罚呢？”
说完这句话她就转过身朝她的车子走去。雷布思想，她确实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