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约翰·法恩利爵士的死因调查在次日进行，这引发了全英国所有记者的关注。
艾略特督察，像大多数警察一样，不喜欢讯问。这是有实际理由的。布莱恩·佩奇不喜欢则是出于唯美主义：因为你学不到任何以前也不曾了解的东西，因为其中极少有非同一般的元素，还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裁决，都不会比以往的解决方法更好。
但是这场讯问——于七月三十一日星期五的上午进行——他不得不承认与以往模式有所不同。结论可以预料得到，当然是自杀。第一位出场的证人也就刚说出十个词，那一流的辩论场面就显得尤为壮观，最终让艾略特督察都茫然不知所措。
佩奇早餐时喝着很浓的黑咖啡，暗自庆幸他们没有因为前一天下午的事而再被讯问一次。贝蒂·哈伯特还活着。但是她再次看到那个女巫之后吓得半死，到现在还说不出话来。艾略特不停地问话后来陷入索然无味的循环。“你推它了吗？”“我发誓我没推；我不知道是谁干的；我们脚踩的地板凹凸不平，说不定根本没人推它。”
艾略特晚些时候和菲尔博士边抽烟边喝酒时归纳着这些证词。佩奇送玛德琳回家并让她吃了点东西，以平复受到惊吓而产生的歇斯底里，之后才试图整理脑中的千头万绪，听取督察给出的结论。
“我们失败了，”他言简意赅地说，“什么都没能证明，再看看我们手上的事情真是一团乱麻！维多利亚·戴利遇害：凶手可能是流浪汉，也可能不是；其他无耻之事的端倪我们在这里就没必要讨论了。那是一年前的案子。约翰·法恩利爵士遭人割喉而死。贝蒂·哈伯特以某种方式‘遇袭’，然后被人从阁楼抬到下面；我们在楼上的藏书室里找到她破损的围裙。指纹记录本失而复得。最后，有人把那台机器推下楼，蓄意杀害你，你以毫厘之差逃过一劫，感谢上帝吧。”
“相信我，我满怀感激，”菲尔博士不安地念叨着，“当我抬头看见那怪物向我冲过来，那真是我这辈子最可怕的时刻之一。都是我的错。我话太多了。然而——”
艾略特急切地征询他的建议。
“正因如此，先生，这说明你的推论方向是正确的。凶手发现你知道得太多了。至于方向如何，倘若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就告诉我吧。你知道，如果有什么进展，我就要被召回城里了。”
“哦，我很快就会告诉你的，”菲尔博士咆哮着说，“我没有故作神秘。就算我现在告诉你，就算这个案子我推论正确，也还是什么都不能证明。况且，我还有一件事不确定。当然，你太抬举我了。大家想当然认为那个人把机器人偶推下楼的目的是要置我于死地，但对这一点我不敢确定。”
“那是什么目的？不会只是想再吓那个女孩一次吧，先生。凶手不可能预料到掉下来时会撞开那间卧室的门。”
“我知道，”菲尔博士固执地说，把手伸进蓬乱的灰白色头发里抓着，“可是——可是——证据——”
“我正是这个意思。所有这些问题，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没有一个是我能证明的！我没有一件事能拿去给我的长官说，‘就是这里，抓住这条。’没有任何一项证据经得起认真检验。我甚至无法搞清楚它们之间是怎么相互联系的，这才是真正的麻烦。明天去参加讯问吧，虽说根据警方的证据肯定会做出自杀认定——”
“你不能让讯问延期进行吗？”
“当然可以。通常我是该这么做，而且一直延期到要么我们掌握了谋杀的证据，要么彻底放弃案子。但是现在还有个最大的问题。既然事情有了定论，我还怎么指望去做进一步的调查？我们警司就是认定约翰·法恩利爵士死于自杀，助理警察总监也是。他们在得知伯顿警长在树篱下找到的折叠刀上有死者的指纹后——”
（这对佩奇来说是个新闻，是坐实自杀说法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就没辙了，”艾略特证实了他的想法，“我还能指望什么呢？”
“贝蒂·哈伯特？”佩奇给出建议。
“好吧，假设她康复了，会说出真相吗？假如她说在藏书室里看见了谁，做了些什么，又怎样呢？她和花园里发生的自杀有什么关联？你的证据在哪里，小子？指纹记录本又如何解释？从来没有人认为指纹记录属于死者，关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好争辩的？不，看问题别太感性，先生，从法理上多看看。今天晚些时候他们极有可能调我回去，那么这个案子就得先搁置起来。你我都知道有个杀人凶手在这里，他巧妙地混进来，除非有人阻止，否则那个人会继续用老方法犯案。但显然谁都没有能力阻止。”
“你打算怎么办？”
艾略特大口喝下半品脱啤酒才回答他。
“正如我所说，我们只剩一个机会：来一场正式的讯问。我们的嫌疑人大多数会给出证据。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许有人会从信誓旦旦的话语中露出破绽。希望不太大，我承认——但以前发生过（还记得纳斯·沃丁顿的案子吧？），有可能再度重现。既然没什么管用的办法，这就是警方最后的希望了。”
“审讯官会配合你吗？”
“很难，”艾略特若有所思地说，“巴罗斯这家伙在搞什么名堂我清楚得很。但他不会来找我，我也无法从他那里换得什么。他去找过审讯官。据我所知审讯官不怎么喜欢巴罗斯，也不太喜欢那个已故的自称‘法恩利’的人，他自己也认为是自杀。不过他会秉公执法，他们会联合起来对抗外人——也就是我。讽刺的是，巴罗斯本人想要证明是他杀，因为自杀的裁决或多或少说明他的客户是个冒牌货。整件事只是成了对已故爵士的一场嘲笑狂欢，唯一可能的裁决就是：自杀，我被叫回去，然后案子了结。”
“好了，好了，”菲尔博士安抚他说，“对了，那个机器人偶现在哪里？”
“什么？”
艾略特把不满放在一边，盯着对方看。
“机器人偶？”他说，“我把它推进了一个橱柜里。经过那次重创，它现在只是一堆废铁。我本打算去看一眼，但我怀疑无论哪个专业技师都回天乏术了。”
“没错，”菲尔博士说，一边叹气一边取过床前的蜡烛，“明白了吧，这才是凶手把它推下楼的原因。”
佩奇彻夜难眠。明天除了讯问还有许多事情。他想，纳特·巴罗斯和他父亲大有不同；对佩奇来说，像葬礼这种事就够忙的了，而巴罗斯看起来还有精力去应对其他方面的困难。还有个问题是该不该把茉莉“独自一人”留在气氛诡异的房子里，还有仆人们异口同声地威胁要辞职的消息也令人不安。
这些事情整晚搅闹着佩奇，一觉醒来已经是温暖明媚的一天。汽车从九点钟开始喧闹起来。他在马林福德从没见过这么多车；媒体和外界的人排山倒海而来，让他见识到这桩案子在他们家门之外所引起的巨大反响。这惹恼了他。他认为，此事根本与其他人无关。他们怎么不搭起秋千和旋转木马，并卖起热狗呢？他们挤爆了公牛与屠夫旅馆，因为它的“大厅”——其实是为采啤酒花的人举行欢宴所建的一处狭长小屋——就是进行讯问的地方。一路上阳光照在众多相机镜头上直晃眼。路上满是女人。老朗特里先生的狗一路追着个家伙直到钱伯斯上校的家，而且整个上午狂吠不止。
这一带的人对此不置可否。他们哪头都不支持。在乡下的生活中，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信赖，付出的同时也接受回报；对于这个案子你只能等待，看事情如何发展，无论判决结果如何都是轻松合理的事。但是外界的传言呢，比如“已故继承人是被杀还是骗局”。在炎热的上午十一点钟，讯问开始了。
狭长、低矮、昏暗的小屋里拥挤不堪。佩奇感觉上了浆的衣领正合时宜。审讯官是位直率的官员，决心认真对待法恩利一案。他坐在一张堆着文件的大桌子后面，在他左边是证人席。
首先，由新寡的法恩利夫人来验证死者身份。即便是这个环节——仅仅作为例行公事的一条规定——也有争议。茉莉刚要开口说话，身穿礼服、别栀子花的哈罗德·威尔金就代表他的客户站了起来。威尔金先生说他对辨认死者在技术层面表示抗议，因为死者实际上不是约翰·法恩利爵士；而且最重要的问题是确定死者是自杀还是他杀，他由衷恳请审讯官对此加以关注。
接着是冗长的辩论，审讯官在既冷淡又愤慨的巴罗斯的帮助下，总算得体地让威尔金先生坐了下来。不过满意之余的威尔金再度冒汗。他圈出重点，定下基调。他大概说出了这场战役的真正价值，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茉莉也不得不回答审讯官关于死者心理状况的提问。他对待她比较温和，但依旧态度坚定地刨根问底，茉莉被问得极为慌乱。审讯官接下来求证的不是在尸体上的发现，而是传唤肯尼特·墨里，佩奇这才开始意识到当前的事态。整件事呼之欲出：在墨里温和而坚定的语气下，死者假冒身份如同指纹一样一目了然。巴罗斯寸步不让，却只是愈加激起审讯官的怒火。
尸体的证言由巴罗斯和佩奇给出。（后者的说话声自己听起来都不太对劲。）接着法医出庭做证。西奥菲勒斯·金医生证实在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他接到柏顿警长的电话赶到法恩利庄园。他做了初步查验，确认那个人已经死亡。第二天，尸体转移到太平间，他根据审讯官的指示进行了尸体解剖检查，确认了死因。
审讯官：金医生，现在你能否描述一下死者喉部的伤口？
医生：有三道相当浅的伤口，从喉咙左侧以轻微上扬的方向向右下颌划过。有两道伤口相互交叉。
问：凶器是从喉咙左侧划向右侧的吗？
答：是这样的。
问：这是否有可能是一个人手持凶器自杀而形成的伤口？
答：如果这个人惯用右手的话，有可能。
问：死者是惯用右手吗？
答：据我所知，他是。
问：你是否认为死者不可能在自己身上留下这样的伤口？
答：不是。
答：我觉得是一把四五英寸长、破旧且不平整的利刃所造成的。有大量组织撕裂的痕迹。这种情形很难描述得精准。
问：非常感谢你，医生。我要出示一件证物，是在离死者十英尺远的树篱下找到的一把如你所述的利刃。你见过我说的这把刀吗？
答：见过。
问：在你看来，这样的刀能否造成像死者喉部所呈现的那样的伤口呢？
答：在我看来，可以。
问：医生，最后一个关键问题，你必须谨慎对待。纳撒尼尔·巴罗斯先生做证说死者跌倒前是背对着房屋站在水池边的。尽管我一再追问，巴罗斯先生始终无法确定死者当时是否独自一人。现在，如果，我是说如果，死者是独自一人，那么他有没有可能把凶器扔到离他大约十英尺远的地方？
答：从身体条件上讲是有可能的。
问：让我们假设他右手拿着凶器。有没有可能把凶器朝左边扔过去呢？
答：我没法对一个濒死者的行为妄加猜测。我只能说这种事从身体条件上讲是有可能的。
在这种高压式讯问之下，欧内斯特·韦尔伯森·诺尔斯的证言就更确凿无疑了。每个人都了解诺尔斯。大家都清楚他的好恶和秉性。十年来，没有人见过他偷奸耍滑。他说从窗户看到那个人独自站在一片封闭的圆形沙地上，不可能是谋杀。
问：你确定自己亲眼看见死者是自杀身亡的吗？
答：恐怕是的，先生。
问：那么你怎么解释刀拿在右手却扔向左侧而不是右侧的事实？
答：我不确定能描述好那位已故先生的动作。起初我以为可以，但我反复思考后就不确定了。动作太快以至于任何动作都有可能。
问：可你并没有真正看到他把刀扔出去吧？
答：是的，先生，我是凭印象说的。
“哇！”观众席中有人叫了一声。听起来像托尼·韦勒在画廊里大声说话。事实上发出声音的是菲尔博士，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昏昏欲睡，酷暑中涨红的脸都要冒烟了。
“全体肃静。”审讯官喊道。
巴罗斯以遗孀律师的身份进行交叉询问，诺尔斯说他不敢肯定看见死者扔掉了刀。他视力很好，但还不至于好到那个程度。而他真诚的态度有目共睹，博得了陪审团的同情。诺尔斯承认他只是从印象出发，有看错的可能性（虽然极小），这一点还是让巴罗斯满意的。
随之而来的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就是由警方出示最终证据，关于死者活动的证据让事证吻合。在闷热的小屋里，数排铅笔像一条条蜘蛛腿疾走着。死者为了实际利益而冒名行骗的行为就此确定。众人目光纷纷投向帕特里克·戈尔，这位真正的爵士。其中有快速扫过的目光，有评判审视的目光，也有犹豫不决的目光。即使是面对友善的目光，他仍旧面无表情。
“各位陪审员们，”审讯官说，“还有一位证人的证言我想让你们听听，虽然我对这段证言的性质也不太了解。在巴罗斯先生和她自己的请求下，证人来到这里做出重要声明，我相信会有助于你们艰难地履行职责。所以我要传唤的是玛德琳·戴恩小姐。”
佩奇站了起来。
法庭里有人因困惑而起了骚动，记者们当即对玛德琳及其美丽的相貌产生了兴趣。她来这做什么佩奇毫不知情，但他对此感到不安。人们腾出路来让她走上证人席，审讯官递给她《圣经》，她虽然紧张但宣誓的话语吐字清晰。仿佛为了寄托远方的哀思，她穿着深蓝色的衣服，戴着一顶与她眼珠颜色相衬的深蓝色帽子。神经紧绷的感觉消失不见。陪审员们僵硬的自我意识也放松下来。他们确实没有紧盯着她，不过佩奇觉得也差不了太多。就连审讯官的思绪也受到影响。对于男性群体来说，玛德琳是数一数二的尤物。庭审中透着一种美好的气氛。
“我必须再次要求全体肃静！”审讯官说，“那么请问你的姓名？”
“玛德琳·埃尔斯佩思·戴恩。”
“年龄？”
“三……三十五。”
“你的住址，戴恩小姐？”
“蒙普莱西尔，在弗列丹顿附近。”
“好，戴恩小姐，”审讯官干脆而和蔼地说，“听说你希望发表一份有关死者的声明？你要出示的证据是什么性质的呢？”
“是的，我必须跟您说。只是不知道该从哪儿说起。”
“或许我可以帮助戴恩小姐，”巴罗斯带着满心的傲气站了起来，“戴恩小姐，是否——”
“巴罗斯先生，”审讯官有点气急败坏地打断了他，“你蔑视你自己和我所拥有的权利，一再打断审问的进行，我无法也不会继续容忍你了。等我问完，你才有权问证人问题，在那之前不允许提问。现在你得保持沉默，否则就离开本庭吧。哼！嗯哼。好，戴恩小姐？”
“请不要争吵。”
“我们没争吵，女士。我在告诉他要尊重本庭，召开庭审是为了确定死者的死因，表达对他的尊重，不管各方对他评价如何——”说到这儿他的目光在记者中搜寻起来，“我都要加以维系。好了，戴恩小姐？”
“是关于约翰·法恩利爵士，”玛德琳认真地说，“以及他究竟是不是约翰·法恩利爵士。我想要解释为什么他面对申诉人和律师那么焦虑；为什么他不把他们逐出家门；为什么他那么急于采集指纹；噢，还有有助于明确他死因的一切事宜。”
“玛德琳小姐，如果你仅仅想针对死者是否是约翰·法恩利爵士给出意见的话，恐怕我要告知你——”
“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但最可怕的是这一点。你要知道，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