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开出艾森豪威尔大道，爸爸和大卫就聊得像老朋友一样了。车头转向南边时，爸爸已经高兴得搓着双手——他很多年没有这样兴奋了。
“这里就是郎代尔，孩子，”他说。
“曾经是芝加哥犹太人生活的中心。”
我们经过一栋栋烧焦了的大楼，只见到处是废弃的空地，遍地垃圾和生锈的垃圾桶，还看见一个家电包装箱。郎代尔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破坏殆尽；四十年过去了，伤痕依旧，满目疮痍。
“看到那儿了吗？”我们经过一家麦当劳时，爸爸摇下车窗。麦当劳光鲜亮丽的店面与周围的脏乱环境极不协调。
“米勒酒吧的台球厅过去就在那儿。”他指着那家餐馆前面的人行道说。
“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你母亲的地方，大卫；就在罗斯福大街与科德兹大街之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减慢车速，让大卫好好地看看。
“你是在台球厅遇到我母亲的？”
“她只是路过，”爸爸连忙回答。
我偷偷瞟了一眼后视镜。镜中阴影掩盖了大卫的表情。我们沿着科德兹大街继续向南驶向奥格登大街，只见一栋破烂的大楼前，有一块牌子上写着：主耶稣基督教堂。从前，这儿肯定是该社区最高雅神圣的建筑，现在它那带有格子形图案的檐板已经摇摇欲坠，墙壁上涂满了狂乱书写的彩虹色缩略语字母。
“那就是道格拉斯公园大礼堂，意地绪语剧场所在地。我认识那里的一位女演员。”
“就是砸脑袋的女友吗？”我问道。
“被纳粹头子杀害的那位？”
爸爸点了点头。我看过去。里面的墙壁已经坍塌，只剩下木头的墙骨，裸露的管子与电线。窗户倒塌之处，碎玻璃上阳光跳荡。
爸爸要我驶向奥尔巴尼大道——此时他的情绪开始低落。我们停在一座长长的棕色砖木结构大楼前，大楼正面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方写着：
圣心之家。
“还在这儿，”爸爸低声道。
“这里曾经是犹太孤儿院。大卫，你母亲在这儿住过，后来才搬到了泰特曼公寓。”
大卫把头伸出了车窗。
我们掉头回到了道格拉斯林荫道。这条宽阔的四车道风景优美，路中间是一个安全岛，路两边树木成荫，枝叶茂密。我想象着很多年以前的情景：这些人行道上，情侣们漫步闲谈，身穿连衣裙的女士们打着阳伞，孩子们蹦蹦跳跳地跟在身后。
“瞧，”爸爸指着一座四四方方的砖混建筑，那是郎代尔社区学院。
“这是犹太人的大学。那一年夏天你母亲和我曾在楼顶上跳舞。”
“你和我母亲？”大卫的声音中带着怀疑。
我脸色一变——爸爸不该说这些。
他肯定也意识到了。
“那时她还没遇到你父亲，”他吞吞吐吐地说。
“你母亲和我……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
我又偷偷地瞄了一眼后视镜——大卫面无表情。
“看看街对面，大卫，”我连忙插话道。
“那里过去是希伯来神学院。”我指着一座花岗石建筑，入口处装饰着陶立克圆柱。
“我们制作《欢庆芝加哥》时拍了它一些镜头。”
“全中西部的男孩儿都来这里学习呢。”老爸明白了我的意图，顺着我的话说道。
“不过，他们和其他犹太人一样，25年前就搬到北边去了。”
车子继续前行。
“对了，我女儿可是位很有才华的导演，她给你说过吗？”
“制片人，爸。我给他说过的。”
“她给你说过在为谁拍片吗？”
“爸——”
“为玛丽安·艾弗森拍竞选宣传片，”他骄傲地说。
“就是那位竞选联邦参议员的。”爸爸好像忘记了他对共和党的反感。
“我母亲曾经在一位名叫艾弗森的男子手下工作过，”大卫说。
“他有一家钢铁厂。这位女士是他的亲属吗？”
“他的女儿。”我说。
“我母亲对他评价很高；你正在为他的女儿拍片？”他的脸色开朗起来。
“太巧了。”
车子转过街角，我不禁想起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连串巧合：砸脑袋、莱尔·戈特利布，现在又是艾弗森一家。感觉这一切正是荣格心理分析学研究的内容。
老爸示意我停在索亚大街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前面：泰特曼公寓。我熄了火。爸爸下了车，望着最上面那一层的一扇窗户。大卫下车后，爸爸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臂，然后指着那上面。她的房间。他俩凝视着那儿，谁也没吭声。
回到车里，我们绕回道格拉斯林荫道。经过一栋砖混结构的公寓大楼时，爸爸又说：“你父亲上了前线，你母亲就搬到了这儿。”这座大楼装饰着白色的线脚，风格雄伟壮丽。
我放慢了车速。这是座四层的楼房，窗户间隔较大，表明房间宽敞，天花板很高。门口两侧立着圆柱，大楼的围墙是铁栅栏。
“与孤儿院相比，简直是天堂了。”我说道。
“泰特曼也是。她怎么住得起呀？”
“哦，她认识那老板，我们都认识。那人的名字是——我想想看——菲尔德。”老爸偏着脑袋。
“他常常到餐厅去吃饭。”
“就算是熟人，可是——”
“那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宝贝儿，”老爸说道。
“因为有战争。人们互相帮助，共度难关。我敢肯定菲尔德答应帮助她，因为她丈夫上了欧洲前线。对了，孩子……”老爸从皮包里拿出什么东西，打开后递给了大卫。
“这是你母亲和我，还有巴尼·泰特曼在餐厅里的合影，上前线以前拍的。”
大卫凝视着照片。
“不如你留着吧。”
大卫抬起头来。
“真的？”
老爸点了点头。
“谢谢你，杰克。”他又看了一眼，然后轻轻地装进了衣袋里。
我沿着道格拉斯林荫道向东行驶，到了尽头，就把车停进了一个停车场。我们下了车，绕着一个人工湖漫步而行；路上不见乱丢的杂物，令人颇感意外。此处树木茂密，绿草丛生，周围贫民窟的嘈杂声也很少传过来。母亲们推着婴儿车，儿童们嬉戏打闹；甚至那几个衣衫褴褛的男子——很可能是无家可归者——也被四周的祥和所感染，显得安安静静。
走过一处精心护理的花圃时，我说起了福阿德，说起了我自己的花园现在有多么漂亮，状况是多么良好。
“他讲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种植花卉那一套确实很有道理。”
“为什么那么说？”老爸问道。
“他……呃……有点儿宗教意味。”
“福阿德。”大卫轻轻地重复这个名字。
“阿拉伯名字？”
“叙利亚人；福阿德是穆斯林。”
爸爸揉搓着双手：“犹太女孩正需要。”
“他只不过是教我打理花园罢了。”
爸爸翻了个白眼。
“爸——，你要是认识他，就不会这样了。”
老爸只是耸耸肩，继续朝前走。隐约可见转过弯有一个壳形露天音乐演奏台，但舞台已被挖空了。到了舞台对面浓密的树木与灌木丛旁，他放慢了脚步，然后停下。
“这就是事发现场。”
芳草青青，鲜花盛开，昆虫们懒洋洋地嗡嗡鸣唱。我挤过树丛，面前是一小块空地——真是绝妙的隐藏、监视并射杀目标之处。我拨开灌木丛回到外面，抖掉身上的树叶和荆棘。
大卫把太阳镜推到额上，凝视着四周，陷入了沉思。然后他看着我父亲。
“全都告诉我吧，杰克。”他的眼里带着一丝悲痛。
“真的想知道吗，孩子？”
他点了点头。尽管悲痛，他的举止依然高贵威严，颇有几分王者之气。父亲带着他走开，慢慢地走向灌木丛。大卫目不转睛，似乎要牢记这个场景。父亲在不断地说着，但我听不见，我也不想听见。大卫停下了脚步，用手遮住了双眼。他张开下巴，喃喃自语地说道：“Baruch Dyon Emmes”。
“感谢上帝，”爸爸说，“阿门。”
说罢伸手拥抱大卫。
蕾切尔和我冒着酷热，驱车前往丹叔户外用品店去看野营装备。这将是她第三次去露营；幸好去年冬天就付清了费用。今年，手头可就紧得多了；这次只买了一双远足旅行靴和红色的雨披，她一出店子就戴上了雨披。其余的我打算去塔吉特买。
回家的路上，西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树枝猛摇，浅绿色的叶背都翻到了上面。一阵疾风追着我们进了家门。开始做晚饭时，第一批雨滴打落在街面上，发出了嘶嘶的声音。我立即关上窗户。几分钟以后，已是瓢泼大雨。叉状的闪电在天空燃烧，炸雷犹如直击头顶。
晚餐时，我和蕾切尔都静默不语，似乎我们心照不宣地约定，就让暴风雨替我们倾诉愤懑吧。饭后她主动提出帮我收拾锅碗，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她是不愿独自呆在餐厅里。她把碗碟放进洗碗机的同时，我煮了一壶低因咖啡。然后我们回到客厅，听着雨声重重地击打在屋顶上。我再检查了一遍，确保门已锁好；然后走过房间，把电话从基座上取下。
“你这是干什么呀？”她问道。
“避免遭雷击，这样才稳当。你知道暴风雨是怎么回事的。”
“会不会停电？”她依然害怕黑暗。
“不会的。”我笑着让她放心。
“喂，我要再看看我工作的资料片，和我一起看吗？”
“不，我要看书。”
“好吧。”
她抓起一本《哈利·波特》，我把录像带放进影碟机。一边倒带，一边伸出一根手指按摩头皮，盼着不要再看到先前所看到的东西。或许那只是我的臆想，只是我的职业习惯——把子虚乌有的东西联系起来编造故事。或许我的那些怀疑也会像咖啡里冒出的蒸汽一样烟消云散。
然而并非如此。我注视着莱尔·戈特利布和保罗·艾弗森在一起的场景，从头到尾又观察了一遍他们的肢体语言：他们如何相对而视，如何相互回应配合等等。毫无疑问，他们确实心有灵犀、亲密无间。
而且大卫和保罗·艾弗森如此相像。两人都很帅气，早生华发；都是瘦削的、贵族气派的鼻子，都有近乎王侯之气。我不安起来，用拇指重重地戳了一下遥控器，惊得蕾切尔突然一下抬起头来。
我一把抓起咖啡杯进了厨房。室外一声炸雷。大卫·林登已经五十好几了，也就是说，莱尔去找我父亲时，已经怀上他了；但抚养他时，却让他相信库尔特·魏斯为其生父。
我在洗碗池里冲洗着咖啡杯。莱尔这一生忙于在三个男人之间周旋：先是我父亲，接着库尔特·魏斯，然后保罗·艾弗森。她也善于抓住机会，从孤儿院到寄宿公寓，再到豪华公寓。我伸手去拿毛巾。莱尔·戈特利布究竟是什么人？她为什么要接连不断地俘获三个情郎？难道她那么绝望无助——还是仅仅由于孤独？
那么，砸脑袋呢？难道也爱上她了？或许对于那幅照片中站在桥上的那个女人，我原先的猜测是错的。或许砸脑袋也曾经是莱尔的情郎之一；她不停地周旋于其间。或许砸脑袋竭力找到她就是想再续旧情。
我擦干了杯子，并放好。我还是不明白，即使砸脑袋要想再续旧情，那么，又是怎么与他的遗物被盗联系在一起的呢？就算这涉及到三角恋、四角恋或多角恋，假定这些男人都曾经被莱尔迷得神魂颠倒，依旧不能解释究竟是谁那么迫切地想要砸脑袋的东西，竟至于要到我家来破门而入的地步？
那天夜里，我坐在蕾切尔的床边。
“妈——”
“怎么啦，宝贝儿？”
风雨已过，月光透过百叶窗流淌进来。
“爸爸去哪儿啦？为什么电话都不打一个？”
我咬着嘴唇，摇摇头。
“难道他不知道我们会担心他吗？”
“他很可能知道的。”
“你说，他没事吧？”我轻轻地摸着她的额头。
“肯定没事。”
“那么，他为什么电话也不打一个？难道他不爱我们了吗？”我低下头，用鼻子紧贴着她的颈窝。
“如果这世界上我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的话，就是你的父亲非常爱你，超过他生命中的一切。他准是忙着一件非常重要的案子。我敢肯定，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联系我们的。”
她的脸色平和下来，伸出双臂抱住我的脖子；然后侧身，把脸安放在两手之中。我坐在旁边，看着月光在墙上跳荡，直到她睡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