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福阿德带来了些大丽菊、秋海棠与藿香蓟，还教了我要怎样安排它们的间距才能成簇生长。院里的紫衫长得太高，快要遮住了大门，他也修剪了一下；又在紫衫树下种上些凤仙花，凤仙叶子是淡雅的薄荷色，和紫衫深绿色的针叶相互映衬，相映生辉。
他离开后，我按照他的要求浇了一遍水，然后寻思着接下来做什么。足球赛结束了，蕾切尔在巴里那儿，我落单了。前几年，在逐渐崩溃的婚姻中，绝望感像利刃一般割裂着每一寸空气，那时的我是多么地希望蕾切尔和巴里能让我安静独处！如今，每两个周末他们才让我独处一次，我却因孤寂而伤感。有人陪伴总比独自一人要好，哪怕他没有责任感，哪怕他恣意任性；有另一个人在身边，至少可以见证你也在场，证明着你的存在。
我放了那部斯科塞斯的碟子，看了几分钟。除了几处犀利的幽默外，就是一部黑色电影，充满那种他惯爱表现的城市混沌。我关了机，走进厨房，烤了一个冷冻百吉饼；烤到一半，冒出个想法。马上关了烤面包机，抓起包，出门走向车库。
30分钟后，我到了老爸那儿，带着一打新鲜的百吉饼和一磅熏鲑鱼。他仔细检查着那些百吉饼，深信只有烘焙师的儿子才能买到好面包。唱机里，艾拉·费兹杰拉德正吟唱着有关绸缎布娃娃的曲子。
我说了玛丽安·艾弗森募集竞选资金的事，还有我可能会去给她做视频。他在洗碗布上擦了擦手。
“你什么时候变成共和党了？”
“没变。”我端了一盘洋葱和西红柿到桌子上。
父亲一生都是民主党人；他拿出百吉饼，透过眼镜盯住我。
“反正，你自己选择。”
我们坐下来，我伸手拿了一个贝果。
“爸，我有件事一直想问你来着。”
“什么事？”
“我碰巧知道了一个女人的名字，好像本·斯库尼克生前在找她，我想你会不会刚好听说过她。”
“……”
“我还以为你不会再管他的事了。”他在贝果上涂了厚厚一层奶油芝士。
“我好奇嘛，先不说这些……”我继续道。
“莱尔·戈特利布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老爸的手僵住了。
“你说什么？”
“莱尔·戈特利布。砸脑袋生前在找一个叫莱尔·戈特利布的女人。”
他的脸色突然像羊皮纸一样苍白，那手使劲地握着餐刀，胳膊上血管凸起。
“爸？”他什么都没说。
“你还好吧？要我叫人来吗？”
他摇摇头。我冲进厨房，倒了一杯水。
“喝水。”我在他面前坐下。
他摆摆手，我拿开水杯。他小心翼翼地把餐刀放回盘子里。
“爸爸，怎么了……”
他双手撑着桌子慢慢站起来，抬起一根手指示意我稍等，然后拖着脚步走进卧室。我听见柜子抽屉打开的声音，一分钟后又关上了。他走出来，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是什么？”
他坐下来，清了清喉咙。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注视着照片。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会跟自己的女儿说这种事。”他啜了一口水，看着我。
“但……”他把照片递给我。
这是一张老式的黑白快照。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男子，坐在一张小桌边上，好像是在咖啡店里。两个人对着镜头咧嘴笑着，分别用一只手环着同一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我父亲，另一个看着像是青年时的巴尼·泰特曼，我的巴尼叔叔。我没认出那女孩是谁，但她的笑容是那么绚丽，我都想跟着微笑。她脸型精致，鼻梁娇小挺直，克拉拉·鲍一样的嘴唇，一头浓密的金色鬈发；魅力四射。
“我和巴尼，入伍以后，”他轻轻地说。
“这个女人呢？”他犹豫了一下。
“这事发生在我遇见你妈妈以前。我要你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让你妈妈忧心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的目光移到照片上。
“莱尔·戈特利布是我在朗代尔时的女友。”
我把照片放在桌上。
“她是德国难民。38年秋天来到美国。那时候她16岁，金发碧眼，天使一样。”他倒了两杯咖啡。
“她当时住在犹太孤儿之家，靠给人打扫屋子来维生，而且几乎不会说英语。”
我捧住咖啡杯，想起自己离婚前，也曾有一些清洁女工出入家里。她们中有个拉脱维亚的移民，曾在我们家的钢琴前坐下，凭着记忆弹奏了一首贝多芬奏鸣曲，弹得无可挑剔。
“莱尔来自弗莱堡，”爸爸接着说道，“靠近黑森林地区。她家有三个孩子，她是长女。父母想办法把她送出了国。这边她的一个远房亲戚做的保证人。好像她家给了这个亲戚不少钱，但最后没帮上什么忙。莱尔也没怎么提起过他。”
他拿起照片。
“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已经想办法临时住进了朗代尔的收容所，但在海德公园附近打工。那时候，我上完课就送她去科蒂奇格罗夫电车站。周末要是去巴尼那儿，也会跟她见面。”他轻轻笑着。
“我记得，她就是不愿讲德语，哪怕我会说一些；她只是用手指着东西，我就告诉她用英文怎么说。”
“二战开始后几个月，她弟弟从德国寄来一封信，说父亲被杀，母亲和妹妹被卡车拉走，自己躲在朋友家，要想办法逃出来，以后就音信杳无。”
我脸上不禁抽动了一下。
“从那之后，我成了她最亲密的朋友。帮她在T夫人餐厅找了间屋子搬进去，教她读写英语。带她到处逛。”
“你们在一起了？”父亲点了点头，眼神飘远。
“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去黑鹰餐厅看本尼·古德曼的表演。那天基尼·克鲁帕做鼓手，泰迪·威尔森是钢琴手，那是最棒的组合，演奏充满醉人的魔力，我和莱尔都不想它停下。”他的神情恍然如梦。
“回去的路上，我们找地方喝了点东西，等回到巴尼那儿已过半夜。我记得自己说‘我要离开家，然后加入本尼·古德曼的乐队。’”
“‘是吗？那你会什么乐器呢？’她的声音优美轻柔，知道吗？就像清脆的铃音一样。”
他微笑。
“我说我很擅长制作简易卡祖笛的技术。她咯咯地笑，但马上严肃起来。‘那么，雅各布’——只有她会这么叫我，‘你长大后要做什么？’
“‘娶你，’我说。‘然后照顾你一辈子。’”
他眨了一下眼。
“珍珠港事件之后，我和巴尼应征入伍。莱尔很害怕，她说我应该加入本尼·古德曼的乐队，跟他们一起逃跑。”
他放下照片。
“参加新兵训练前几周的一个晚上，我带她出去吃饭。她很开心，因为找到了工作。‘一个真正的工作，’她说；是在报纸上找的。我现在仍不明白，她那时为什么那么自豪，是她找到工作了，还是能读英文了，”他说。
“是去艾弗森钢铁厂做工。”
“艾弗森？”我插了一句。
“是那个参议员候选人，玛丽安·艾弗森的艾弗森？”
“她父亲。”
“这倒很巧。”
“他们需要女工。经过培训她成了铆工。”他笑了，沉浸在属于自己的回忆里。
“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记得有一天，我去工厂接她，正赶上一个反战游行。艾弗森本人带领了一队工人穿过厂房。他们都在举旗，吹号，唱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场面。那个男人就像国王，带领着自己的随从队伍。而且所有人也确实像对国王一样尊敬他。他经过我们的时候，莱尔挥动旗子，行了一个屈膝礼。
“那以后不久，我就去了加利福尼亚。”他动了动身子。
“几个月之后她就不再来信了。我想她大概是不习惯写英文。但后来连电话也不回了，我感到事情不妙；终于想法搞到了回去的许可证，借了一辆车，直接开回了芝加哥。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到了T夫人餐厅。餐厅的领班乔正在关门。
“‘杰克，你在这干什么？’他说。‘她在上面吗？’我问道。
“‘别上去，’我记得他这么说。
“‘你走开，别拦我。’我没听他的。你知道，我当时还有她的房间钥匙，和我的狗牌一起挂在脖子上。”
我闭上眼睛——已经看到了结局。
“莱尔正和另一个男人睡在一起。”他看过来。
“你知道，这件事……这件事我一直记着……她终于意识到是谁开了她的门时，却毫不愧疚，毫不耻辱，甚至一点都不畏缩，只说了一句，‘嗨，杰克。’还带着喘气声，嗓音依旧轻柔。”
我盯着尘埃在空气中打着旋。
“那人叫库尔特·魏斯，”父亲继续说。
“和她一样，是德国难民，来自法兰克福。纳粹党卫队杀了他的家人，但他逃掉了。后来他到了这边，找了一份送快递的工作。”父亲顿了一下。
“他和莱尔深为彼此所吸引。我想这也很正常。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历史，经历过同样无法言喻的痛苦。我怎么比得上？”
我推开咖啡杯，为父亲感到一阵心碎。
“几个月后，我收到她的一封信。全是在道歉。她知道自己让我痛苦，祈求我能原谅她。我是她唯一能求助的人。库尔特应该是被征募入伍了。”
“但他不是移民吗，这怎么可能？”
“那时候，政府为了打赢战争不惜代价。记得吧，他德语流利，熟悉地形。莱尔说他被招募为特工了。”
我啜了一口咖啡，已经凉了。
“哪个机构的？”
“战略情报局。”
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成立于二战期间。
“据我所知，莱尔那时已经有几个月没他的消息了，她担心库尔特已经被送回欧洲，已经深入敌后，她非常担心，快发疯了。她希望我能想想办法，什么都行。”他站起身，来回踱步。
“我肯定是无能为力的。”
“后来呢？”他停下脚步。
“库尔特没有死，他回来了。我不知道战争期间他做过什么。他从未提起。”
“你还跟他说过话？”他坐回椅子上。
“在确认我不是个威胁之前，他自然不愿意跟我讲话。但对于这整件事，我都表现得很有风度，最后，我们也真的在一起喝了几杯啤酒。这人其实挺不错。”他握起双手。
“莱尔继续留在钢铁厂。库尔特也跟那边的人谈过一次，我还以为他也会去厂里工作，但没有。
“库尔特回来之后几周，巴尼，我，还有他们俩一起去了道格拉斯公园的一个音乐会，那时候巴尼也回来了。我记得，是蓝音符乐队。”他向后靠在椅背上。
“那时天还很热，我们坐在毯子上，突然传来砰砰几声，我以为是鼓手开始打他的复段了，接着莱尔开始尖叫。我扭过身子。库尔特趴倒在地，鲜血直流。一分钟后，就死了。”
我倒吸了一口气。
“警察很快就来了，但当时很黑，场面混乱，凶手逃了。莱尔疯了一样，我和巴尼尽快把她带回了家。”他陷入沉默，随后又开口，“一场小葬礼。除了莱尔，巴尼和我，只有莱尔的两个工友，还有负责这个案子的警探。”他用勺子搅拌着咖啡。
“案子一直没破。”
“怎么会？”
“我不知道。不过我记得，当时觉得那些警察没认真对待这个案子。”
“为什么？”
“有些事，不问为好，可能答案你并不想知道。”他把两只咖啡杯都拿起来。
“大概一周之后，莱尔最后一次来见了我。”
“这次是为什么？”
“她怀孕了。”
“怀孕？”
他点点头。
“她来问我该怎么办。我隐约觉得，她希望我来替她解决，不管我想到什么方法，跟她结婚，或者找医生来处理。”
“你怎么做的？”
“什么也没做。”他耸耸肩。
“Gnugch ist gnugch。我告诉她自己不能帮她了。我去了东部读法学院。几周后，她就离开了芝加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