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隆寺金堂的国宝药师如来像台座的镶板背面，发现了水墨画《树木飞仙图》。报纸用第一版报道这条新闻，成为轰动一时的话题。我一看到报上登载的插图，就感觉在哪儿见过，也可说是似曾相识的图案。
在天空自由翱翔是人类的夙愿。像丘比特那样，西方的天使背上带有翅膀，用此来飞行。在东方，披上天衣好像就能在天空飞翔。羽衣传说中的天女，在她美丽的后背没有类似翅膀的奇异东西。西方的飞翔法显得逼真，颇具说服力。东方的天女，如往好处说，属于幻想性的；如往坏处说，不是过于理想化的想象吗？翅膀和天衣似乎表现了东西文化气质上的特征。
有翅膀的天使出现在新疆米兰壁画的最东侧，而位于其东方的敦煌壁画上，则画有大量的飞天，都没有带翅膀，不过有不少似翅膀的天衣。画家在画飞天时，大概已意识到鸟类飞翔的道具就是翅膀。
飞天在如来的净土上空飞舞、散花、奏乐、薰香等，以此来赞颂佛陀、守卫佛陀。飞天大都被画成女性的容姿。
此次发现的画，有穿戴中国式衣冠的人物，无论怎么看都像男性。从服装来看像道教，如果是男性的话，就不像是歌颂佛陀在天上飞舞的飞天。在新闻报道中，差不多都将其写成“飞仙”或者“天人”，而避开了飞天这个字眼。
道教、老庄以及神仙思想这三者各不相同。它们既有重合的部分，也有完全相异的地方。台座镶板背面的画深受神仙思想的影响，这种解释也许无可非议，更何况中国佛教也并非不包含神仙思想。
这张画，倘若是药师如来像台座镶板的底画，也许可视为道、佛混合的一个例子。从画的笔法来看，不是嬉戏的乱涂之作，而更像画的底稿。
敦煌莫高窟第249窟是西魏(535—556)时修建的，除佛教神阿修罗以外，还画着中国传说中出现的西王母、东王公、风伯、雷神，以及青龙、朱雀、*、玄武四神兽。在相同的西魏第285窟中，画着中国开天辟地传说中的主角伏羲和女娲，显然这些不同的神或者怪物与佛教没有关系。这种例子不仅限于敦煌，在日本，例如在药师寺的药师如来像的台座上，也确实出现过四神兽。
在接触异质文化时，人们将其与自己周围已有的、被认为是类似的东西暗自重合在一起思考，这肯定是自然的趋势。可认为这种方式与最近热烈讨论的“国际化”问题有关。
在佛教传来初期，中国人将佛教与老子、庄子的无为思想(当时认为这种思想起始于黄帝，亦称为“黄老”)相对照，然后又参照与老庄有关的道教。在用汉语翻译梵语经典的过程中，已不可避免地掺入了中国式概念。
后汉光武帝之子，是封为楚王的刘英(？—76)，当他被告以谋反嫌疑时，其兄明帝发布了否定嫌疑的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由此可知，楚王是佛教徒，同时也是老庄的信徒。
在中国皇帝中，最初信仰佛教的是后汉桓帝(147—167在位)，但据《后汉书》记载，他在叫濯龙宫的地方供奉着“祭祀浮屠和老子”，仍将佛教和老庄组合在一起。
在《三国志》中有众多登场人物，其中清楚地记述为佛教信徒的是笮融(？—195)。他是江南人，曾修建过能容纳3000人的佛寺，还搞过浴佛会和施饿鬼等活动。在前文讲到的楚王刘英，被发配的地方也是江南。江南以前就是神仙思想、老庄思想渗透的地区。
老庄的虚无观与佛教的无常观，虽说都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但也有相似之处。佛教进入中国，在初期能引起强烈反响的地区一定就是江南。
当接触完全异质的东西时，我们会感到不知所措。哪怕在身边只有一点相似的东西，就会令人感到安心。无论何事也都能抓住头绪，肯定是这样的心情。
回顾往昔，可发现极为相似的地方，会产生佛教和道教是否同根的想法。《史记》的《老子韩非传》中记有“不知其所终”的内容，这是说老子出国境后去向不明。所以出现了老子往西赴印度教化释迦牟尼，或是老子本人就是释迦牟尼等怪论，甚至还出现了题为《老子化胡经》的奇怪书籍。
也许是付之一笑之谈，但实际上在印度诞生的佛教，或者在遥远的耶路撒冷被处刑的耶稣的教义，已成为我们东亚居民心中的精神支柱。*的穆罕默德所讲的*教也超越了民族和国家，广泛流传以至成为数亿人的信仰。
我们应朴素地思考人类内心深处存在的相同源流。当听到不熟悉的演奏时，人们会在自己内心深处试图寻找能引起共鸣的音符。
台座镶板背面的“飞仙图”是用轻快的线条勾画而成的，而现代人动不动就想细微地描画，“难道不能更豁达一些吗？”似乎感觉它对我们这样娓娓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