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砂川里子的出现，死于二零二五室的砂川信夫的身份搞清楚了，可是，他向早川董事长提交的居民证上的“母亲浏、妻子里子和儿子毅”又是什么人呢？目前还丝毫不清楚。我们再来探究一下他们的身份吧。
这让早川董事长也大吃一惊。
“砂川信夫就是砂川信夫，他本人，一看照片就能知道。于是我问他，你想让谁做这样的事情？砂川说，反正是因为钱困难才做这件事的，所以家里人会帮我的。我也见过那位自称是砂川老婆的女人，她说家里有位身体不好的老人需要钱，她才如此拼命的。另外她还说儿子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回家，应该也没有问题的，她请求我帮忙。在这种时候，我怎么可能怀疑呢？她到底是什么人？砂川的老婆不是真正的老婆？说自己是母亲其实是在撒谎，她是从别的地方捡来的别人的母亲？儿子也是外人？如果有人这样怀疑的话，我倒想见见他。我告诉他，要签合同书的话必须有居民证，他也马上拿来了。虽然深谷市比较远，但这也不是什么正当职业。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不是正当职业，但也不是无赖流氓。事实上，砂川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我也不喜欢对别人的事情刨根问底，所以一次也没有打听过。不过，我总觉得他是做生意失败了携款潜逃似的，或者他是个好人，一不小心心让连带保证人给牵连了。虽然我对他家人的情况不是太了解，可我也想帮一帮无家可归的可怜的人。”
砂川信夫的身份查清之后，搜查本部把其他三个人的身体特征等线索向社会公布，并征集有关线索。同时，有一部分周刊杂志还刊登了这三个人的画像，当然这不是来自于搜查本部的正式消息，而是采访的记者走访西塔楼的邻居，调查他们是否还记得小丝一家搬走之后住进二零二五室的一家人的长相，通过对这些采访的材料想像出来的画像。现在再看看这些画像，根本就不像那三个人。“推着轮椅的妇女”那张画像非常像小丝静子。目击者的证词是靠不住的，这就是证明之一。
而在千住北新城内部，这个时候，因为要调查三个人的身份，而让住在这里的居民遇到了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那就是作为千住北新城，如何阻止对于这起案件的采访攻势。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关于千住北新城小区是否对外界开放的问题，大家的意见是有分歧的，作为一项折中的办法，居民们决定轮流开放或关闭小区。如果开放的话，那么从早到晚都会有采访的记者在小区里转来转去，到处拍照。为了避免这种不正常的状态，居民们决定在目前情况下对小区实施关闭政策。
可是，在住户当中，也有一部分家庭或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这样一来，虽然被邀请进入小区的记者要进行来访登记，可他们去哪里，在哪里拍照却是自由的。这件事在小区住户中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毫无疑问，自从这件轰动一时的异常的案件发生后，住在现场附近的人们都会受到所有日本人的关注。发生在二零二五室的案件，不是抢劫案或放荡不羁的年轻人的杀人案，它是一件以拍卖房屋和占房人为背景的非常罕见的案件，因此，即使没有抓到罪犯，也几乎不会对住在千住北新城的住户们产生心理负担。不过，即使只是一直被全社会的人关注着，也会对日常生活产生副作用。
因为有陌生人到处转悠，所以千住北新城里的孩子们不能再到院子里玩耍了。这件事引起了妈妈们的不满。这种不满集中指向了把记者叫进小区的那些住户们，可接受采访的人也有自己的道理，他们希望能尽快解决问题，这是居民的义务……
不过，这里还能听到反对接受记者采访的居民们的解释。
“某某室的夫人在直播节目中胡说八道。”
“某某先生的夫人说她听到了根本就没有听到的惨叫声。”
在这种谣言四起的状态中，不管是住在装备了多么现代的尖端设备的超高层公寓里，心情也不会太好。
而且这件事对警方寻找像谜一样的三个人身份的工作也造成了不良影响。应该是掌握线索最多的千住北新城的居民们所说的情况，已经很难不变成自己添油加醋的虚构的内容了。
关于这方面的更详细的情况，真是数不胜数。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和三个被害人有关的事例，另一个是管理组织的理事会将其对策作为议题加以讨论并发展成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其中之一的内容是关于二零二五室买受人石田直澄的。案件发生后不久，他的名字就浮出水面了，当有报道说他本人已经失踪的时候，千住北新城小区里的所有地方开始出现了相关的证言，什么在案发前见过他，什么和他有过接触等等。
“我带孩子在草地上玩耍的时候，有人问我西塔楼在什么地方。当时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奇怪，因为塔楼就在跟前嘛。”
“我半夜回家的时候，在禁止车辆进入的小区里的散步道上停着一辆白色轿车，有个男人坐在驾驶座上，我想那就是石田直澄。”搜查本部虽然收集了一个又一个无用的证词，可对于判明“那砂川一家四口”是“砂川信夫和身份不明的三个人组成的家庭”，证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
“二零二五室被害的那个女人——以为是砂川里子却不是的那个女人——我听见她和像是石田直澄的男人晚上在垃圾场悄悄地说着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谈话的内容我不清楚，不过看上去很亲热。”
“二零二五室的夫人和儿子——也许不是真的母子吧？是这样的，我曾经看到他们两个人从车站后面的情人旅馆里走出来。因为以前一直说他们是母子，我即使说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所以我一直没有说。他们看上去很愉快。”
“他们会不会是三角恋爱关系呢？我曾经看到过那个叫砂川信夫的人和二。二五室的年轻男人在电梯间里吵架，是石田直澄去劝架的，没错，我的视力很好的。什么时候的事情？大概是案件发生前一个星期吧。”
在这些证言中，也有一部分证言后来得到了石田直澄本人的确认。不过，也有一部分根本就不是事实，或者是明显的捏造和猜测。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一位家庭主妇的证言，她说“看见二。二五室的母子二人从车站后面的情人旅馆里走出来”。
我们把这位主妇称作A吧。如果A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的话，即使是知道了二零二五室四个人的关系，可对于查清剩余三人的身份也是非常重要的情况。搜查本部也非常感兴趣，为了向A了解详细情况，他们去了她家好几次。
A住在东塔楼，是一个三口之家，丈夫是公司职员，孩子正在上小学。A是专业家庭主妇，所以平时经常呆在家里，有时也会去朋友经营的进口化妆品销售公司帮忙。她说，就是在去朋友公司回家的路上看到两个人从情人旅馆里出来的。
A的记忆力很不错，说话也很流利。不过，对于住在东塔楼的她为什么会一眼就认出西塔楼二零二五室的住户，她的回答有点含糊不清。可是，她所描述的情人旅馆的名称、地点、建筑物的形状，倒是非常详细并和事实一致。
搜查本部里有人怀疑，A只是对“偶然路过”的情人旅馆记忆深刻。她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A会不会经常出入于情人旅馆附近呢？说得再清楚点，她是不是经常去情人旅馆呢？周围的人很早就知道了A所作的证言了，也许是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透露出去的，也许是她本人对邻居们说的。于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中间也有一部分人和搜查本部有着同样的疑问。
对于搜查本部而言，重要的是A的证言是否准确，他们没有必要去探究A的行为。可对于A个人和她的家庭而言，情况则正好相反。听到对自己妻子的品行说三道四的A的丈夫向理事会提出严正抗议，他认为这是恶意妨害调查工作，是对协助调查的住户的不正当迫害。这个时候，采访合作派(也叫欢迎派)和采访拒绝派的对立非常严重，A夫妇对理事会的抗议也成了互相指责的一个内容了。
管理组织理事会感到左右为难，将目前的混乱说成“妨害调查工作”是有点言重了。当然，只有在A的目击证言被证明是胡说八道的时候，才能适用这个词。作为理事会，也没有理由挺身而出去阻止对A品行的议论吧。
部分私营电视台的直播节目播出了A的目击证言，以此为契机，开始有人提出二零二五室的“一家四口”的关系是不是不正常的？不断地有记者来采访A，对于共同住在二零二五室的中年妇女和年轻男人，东塔楼的其他住户中也有人作证说“看到他们是男女关系的一些事情”。
关于这件事，搜查本部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可靠的消息，对于二零二五室的人的身份有点线索的人，特别是他们的家人也许就不会再说出自己的名字了。当这三个人的身份还是一片空白的时候，他们又重新看了看在首都圈内提出的寻人申请，另外还有许多打给搜查本部的咨询电话，问“也许是我的儿子”或者“会不会是我的妻子”等等。可是，如果有消息说二零二五室扮演占房人的四个人之间有着外人难以想像的不正常关系，那些有线索的家庭因为顾忌到社会舆论，可能就不会再说了。
搜查本部在确定砂川信夫身份后的一个星期，向社会公开了另外三个人的身高、体重和推测的年龄等相关情况。因为这时还没有发现他们的照片，所以搜查本部还公布了他们的画像。另外，搜查本部还设置了专门的窗口和电话，向民众征集有老情况。而且，他们还根据二零二五室里的遗留物品、室内的情况以及早川董事长和小丝夫妇的证言，对以砂川信夫为户主的这一家四口的生活状况进行了推测，对民众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说明。这些都是为了可能会说出姓名的真正的家人所处心积虑的办法。最终，这种办法多少能起到调和其他不负责任的猜测或推测(也可以说是妄想和捏造)的作用，尽管如此，这也需要两个月以上的时间。
为了说明千住北新城证言的错综复杂、不符合案情的第二个例子，我们必须先回忆一些内容。
案发当晚，警察局共收到来自千住北新城的两次报警。最早在西塔楼下面发现年轻男人尸体的一二二五室的住户佐藤义男和管理员佐野感觉非常不好，这是其中一件。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非常恐怖。”佐藤义男说。
这两次报警，一次是按佐野的指挥，中楼管理员的妻子岛崎房江打的报警电话。而在这之前约九分钟，有一位女性也向警察局报警。
她只是告诉了千住北新城的名字，没有说出报案者的姓名和住址就把电话挂断了。在这次报警中，这个女性说：“有人因为吵架而受伤倒地了，好几个人正在殴打一个人，我看见有一个男人从现场逃了出去。”
现在已经无法调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而且好像是用手机打的。因为当晚正在下着暴雨，千住北新城的院子里和绿地上一般不会有人，这个报警电话绝不是在开玩笑。要说有什么根据的话，这个女性可能就是千住北新城的住户，而且打电话的时候，她应该在屋里。因为即使是在接听电话的通讯指挥室，这个女性的电话声音也非常小，昕不太清楚，不过电话里却听不到刮风下雨的声音。
而实际所发生的案件和这位女性的报警内容却有着天壤之别。
这确实让人联想到这个报警电话是不是在开玩笑。不过，如果这是故意编造的假话，其目的又是什么呢？她是想把现场搞乱，妨碍警方的初期调查工作吗？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
于是，搜查本部竭尽全力寻找这位女性。同时，因为这次报警不是开玩笑，所以为了确认对某些事实产生错误认识的可能性，在管理员佐野和佐藤义男的帮助下，警方还进行了实验，尽可能地再现当天晚上发生的情况。
从这位女性的报警到岛崎房江的报警，中间相差九分钟。搜查本部让佐野和佐藤在现场围住尸体进行检查，接着去叫岛崎，然后佐藤义男的长子博史下来了和他们一起呆在现场。他们在推测，这一连串的动作，远远看去，像不像是围着一个人在吵架呢——最早倒在中间的那个男人像不像是被人殴打倒地的呢？也就是说，在佐野他们了解情况之后向警察局报警之前，有位女性从远处(而且可能很高)看着他们，对事实真相产生了误解，于是在他们之前向警方报案。会不会是这样的呢？看到有人从楼上坠地的佐藤义男让家人留在屋里自己一个人下楼去了，同时，他的妻子给管理员佐野打了电话，然后两个人一起去西塔楼下面找到了尸体。这也只用了五分钟。
而且当天晚上又是刮风又是下暴雨，用佐野的话说：“连走两三步都很困难。”
在这种恶劣天气下，他们了解情况需要时间，对眼前的尸体感到不安，到处乱跑。他们也许是在处理案件，也许是因为发生了案件而狼狈不堪，这两种感觉混杂在一起，也是很正常的。九分钟之前的那次报警，会不会就是这种情况呢？警方进行实验重现当天晚上的情形时，能够看到佐野和佐藤他们在尸体旁边转来转去的只能是东塔楼十层以上朝西房间的窗户。
九层以下因为有树木挡住了视线根本就看不到。所以，他们就围绕房间寻找线索，没想到，他们非常容易地找到了报警的那位女性。她就是一位独自住在东楼一三二零室的二十二岁的公司职员，我们把她称作B吧。
当警察前去拜访时，她马上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位报警的人。当然，她也知道了一些有关二零二五室的案件，不过她以为自己报警的那件事和这起案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经过她的同意，佐野他们再次重现了当时的情形，当从她房问的窗户往下看现场的时候，证实了搜查本部的推测是正确的，B确实是把情况搞错了。
但是，她非常肯定地说，自己看到有个男人从现场逃了出来。那个男人是从西塔楼的大门跑出来的，然后向西门方向跑去，也就是离西楼最近的一个门。
当天晚上，西楼管理员佐野也去过西门。因为不知道救护车是从哪个方向过来，所以佐野去了西边，中楼管理员岛崎去了东边。不过，B记忆中的那个逃跑的男人好像不是佐野。要说这是为什么嘛，她说：“仔细想一下，那个男人之所以要逃，是因为大家都集中在了西楼下面。”
那么，B看到的这个人又会是谁呢？最有可能的就是被西楼电梯里的摄像头拍下来的那位受了伤的可疑的中年男人——可能是石田直澄吧。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他从最近的西门逃走也就很正常了。
有关B的情况就这样告一段落了。可就在二零二五室三个人的身份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又出了一件事。
“我仔细想了想那天晚上的事情，总觉得还有一个逃出来的人。”
B的意见刚一提出，警察们就决定再次向她了解情况。
“还是西门，我看见有个人影向那边跑去，像是个女人，身体向前倾，好像还抱着什么东西。”
她说，看到那个人影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东门口，救护车的声音听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个女人的影子和这件事没有关系，可能是来看热闹的人吧。可是，当大家重现那天晚上的情形时，我想起了好多事情，可还是觉得那个女人的影子挺奇怪的……”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再想想其他新的情况。如果真有一个像B说的那样一个女人的身影的话，那我们可以推测出那天晚上在石田直澄之后，还有一个人从现场离开了。于是我们又想起了葛西美枝子的证言——不知道发生了案件，在从二零二五室门前通过的时候，从半开着的门缝里看到里面“不知道是谁，但有人在房间里来回走动”。
“我确实看到房间里有个人影，不过，警察并没有明明白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我以为他们不会在意的，所以，我还以为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不过自己一直想不通。”
事实上，搜查本部并没有认为葛西美枝子的目击证言是错误的。
在案发前后一段时间内，西楼电梯问所有的摄像头记录下来的图像中除了石田直澄以外，只有一个人不是西楼的住户。不过，他们并没有把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所以葛西美枝子当然也就不会知道了。
关于石田直澄，除了最早发现的他受伤逃走时的图像以外，他在坐电梯上到二十楼时的图像也得到了确认。根据这个图像记载，石田从坐电梯上到二十楼，到再坐同一部电梯逃走总共用了三十八分钟。在这期间，摄像头所拍下来的其他人共有三人，其中包括葛西美枝子，他们全都是西楼的住户。除了葛西美枝子以外的那两个人，都是去位于地下停车场旁边的垃圾场倒垃圾的。
可是，在石田直澄为了上二十楼而走进电梯后大约十五分钟，有一位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从一楼上了电梯，到二十楼出了电梯。很明显，她是从外面来的，虽然拍下来的是黑白图像，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手上拿了把伞，而且上衣的肩膀部位都被雨水淋湿了。
不过，这个带着婴儿的年轻女人并没有留下乘坐电梯从二十楼下去的图像。这也就是说，在石田直澄到达二十楼后十五分钟，她也到了二十楼，也许是呆在二十楼的某个房间里，也许是走楼梯下去了，到底是哪一种呢？搜查本部通过图像制作了一张这位年轻女人的照片，然后向二十楼的住户们进行调查，大家一致认为她不是这层楼的住户，案发以前也从来没有见过她出入二十楼。当天晚上，也没有一家因正当理由或其他情况，有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来访。
在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位带着孩子的年轻女人不会因为好奇或一时兴起而来到西楼的。既然二十楼的其他房间和住户都没有线索，那么她很有可能就是去二零二五室的。难道她也和案件有关系吗？她没有留下坐电梯下楼的图像倒更让人怀疑。离开二零二五室的时候，这位比石田直澄要冷静的年轻女人想到了摄像头的存在，所以她才躲开摄像头从楼梯下去的，会不会是这样的呢？在这种情况下，有两种可能。
石田直澄拜访二零二五室。
年轻女人拜访二零二五室。
年轻女人通过楼梯离开(逃走)。
在石田之后，年轻女人从楼梯逃走。在这种情况下，是她先离开的二零二五室的呢？还是“砂川毅”先坠楼身亡的呢？这成了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
我们假设B看见的那个女人的影子在向西门跑去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到了，我们再假设B所看到的那个人影就是这位身份不明的年轻女人的话，那可能性最大的还是第二种情况。这位抱着婴儿的年轻女人来得比石田晚，同时也是在石田之后离开西楼的。要说为什么，这是因为到达二十层的葛西美枝子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之前，石田已经坐电梯下去了。
这样一来，“砂川毅”的坠楼身亡和他与这个年轻女人之间的关系就成了关键问题。B所看到的“那个身体往前倾，像是抱着什么东西的女人的影子”是不是完全可以认为是抱着孩子呢？不过，这个时候，媒体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石田直澄一个人的身上。认为他和二零二五室的人有关系，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他确实有值得让人怀疑的背景。可那位抱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和被害的四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着实让人费解。同时，在风雨交加的深夜必须要去拜访二十层的某家人，其理由也同样让人费解。
搜查本部对是否公开她的情况也存在着分歧。大多数人认为她和石田一样，都是本案非常重要的当事人。
最后，还是持慎重态度的意见占了上风。他们认为应该先对石田直澄的周围进行更详细的调查，确认这个年轻女人和石田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石田直澄本人。说到他们的真实想法，可能还是这个年轻女人怀里抱着的那个婴儿起了很大作用吧。对外只公开石田直澄是案件的重要当事人，让葛西美枝子认为警方无视自己的证言并为此感到不高兴可能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吧，另外，B的证言中也有让人不解和不太可靠的地方。所谓证言，就要有证明的方法。B真的能证明自己那天晚上所看到的情况吗？“我认为那是假话，这可是出名的好机会，所以她才会这么做的。”
在东楼进行调查的警察们经常听到住户们对B的评价。
“一个独身的年轻女孩子一个人在这种房子里生活本身就很奇怪，她就像是某部电影中董事长的情人一样，不是女演员就是董事长秘书吧。”
确实，B的经济状况非常不错，好像也有中年男人出入她的家里，她自己说在东京的一家金融公司工作，职位也不错，确实是董事长的秘书。老家在岐阜市，父亲经营着一家服装公司，经常给她寄钱，所以她的生活很奢侈。另外，东楼一三二零室的产权人就是B的父亲。
这么说来，除了对B个人的偏见之外，再没有理由怀疑她的目击证言了。可是，就在搜查本部向社会公开二零二五室三个人的情况并开始调查他们身份的第二天，有家晚报以独家采访的形式刊登了对B的采访内容。B在采访中说，她和死在西楼下面的二零二五室的年轻男人有过交往，他曾经说过“我早晚会被杀死的”、“和我有关系就会被卷进不好的事情中去，所以你还是装成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吧”。如果相信报纸上所说的话，那“她就是一边哭一边激动地对本报记者讲述着”。
当然这件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搜查本部也被惊呆了，因为在这之前的调查过程中，她根本没有提供过这样的证词。于是，搜查本部马上和B进行了联系，可是，她已经从自己的住处即东楼的一三二零室消失了，即便是她的父母也不知道她的去处。
“虽然邻居们对她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可我们从开始就没有相信这些话。”东楼的管理员佐佐木说。
“我是第一次从事公寓的管理工作，所以有许多不熟悉的地方。不过，我以前当过老师，教过高中学生，都是些敏感年龄的孩子。这种类型的女孩子——说女孩子也许不太礼貌——我并不对这些信口开河的人感到惊讶，主要是因为太孩子气了。他们很高兴被周围的人所关注或被奉承，另外旁边可能还会有煽动他们的人。她这么做完全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会说一些根本就不存在的事情，是不是？”
将B引见给晚报记者的是一家叫做“创映代理机构”的制作公司的董事长，他叫高野英男。在二零二五室案发前出入B家的也是这位高野董事长。也就是说，他和B有着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
不知道他是不是佐佐木所说的煽动的那个人，不过，说出一连串爆炸性证言的操纵者确实就是高野董事长。晚报报道后的一个星期，B参加直播节目时，他也坐在旁边，就像是坐在制片公司董事长带来的明星旁边。
“这是怎么回事，连我老婆都觉得好笑，他的态度就好像自己能成为名人一样。看着高野董事长的表情，我知道他就是B——B的男人，我总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她的父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她本人的心情不错。”
后来，这家创映代理机构还以二零二五室案件为原型完成了一部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在全国上映后，因被怀疑嫖窃某位著名推理作家的早期作品的故事情节，被人告上了法庭。
关于B的证言所引发的混乱，最后也没有什么值得再说的了。
在她消失之后，搜查本部终于对她的证言内容直接进行了证实。不管是她说的和二零二五室的年轻男人有过交往，还是他向她表露的自己会遇到危险的证言，都是漏洞百出的“故事”，根本就不值得相信。这台独角戏过于简单和粗浅了，甚至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开始怀疑她所提供的“看见有个男人从现场逃走了”的证言，而且B以牺牲自己宝贵的个人隐私为代价，最终是一无所获。
不过，在发生如此轰动的大案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像B这样的人物的，她是一个典型，而不是特例。在千住北新城，虽然是暂时的，不过出现了许多和B的故事相同性质的证言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习惯于和平与平凡生活的人们而言，像一家四口被杀这样的案件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隔岸观火，谁都会觉得很有意思。这虽然丑陋，却是现实。可是，居然还能编假话——甚至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想参与到案件中来的这种冲动又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的呢？这种假话影响到周围产生共鸣者，然后再编出另外的故事。其结果就是把不在这里的人说成在这里了，把没有说过话的说成说过话的了。关紧大门，把自己的居住空间和外界隔离，只看重自己所希望的氛围与环境，并想顽固地坚守自己的这块小天地，可是，她是战胜不了幻觉的，她也是赶走不了幻觉的。关于石田直澄和二零二五室中年妇女的证言，大部分都是这种幻觉。可是，在讲述这些证言的时候，对说话的人来说，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个时候，就是已经不在了的人也确实会待在那里。除了砂川信夫以外的三个人，是活着的三个身份不明的人，同时，想方设法要把“一家四口被杀”变成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话题，这些人的这种努力就变成了许多毫无根据的记忆、推测和回想。就这样，幽灵在到处晃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