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何钊年轻时代的一段故事，它发生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年代。
1974年春，紧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一场名为“批林批孔”，实为“批周”的政治运动又紧锣密鼓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神州大地，一时间乌云密布，杀气腾腾。不少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革命老干部、专家学者，重又被扣上了“当代儒家”的帽子，揪上批斗台。刚过了几天舒心日子的广大群众，心头又压上了沉重的铅块。
5月，当这一场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不断升级、进入高潮之际，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却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和国务院办公室联名发来的一份偏离了运动大方向的特殊电令。电令全文如下：
上海市革委会：
据江西省革委汇报，鄱阳湖口近日发现一身粗如桶，长数十米的超级巨蟒。此为亘古未见之稀世珍奇！特令你市火速组建一支队伍，前往捕捉巨蟒。巨蟒捕后，即交你市动物园公开展出，以扩大我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次日，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又接到姚文元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电话。姚在电话中一再强调说：捕捉这一稀世罕见的超级巨蟒，将它公开展出，将会像爆发另一颗原子弹那样震惊世界，意义重大。江青、春桥等同志都很关心此事，务必把它当作与抓革命样板戏、批林批孔同等重要的大事来抓。
姚文元曾以一篇《论〈海瑞罢官〉》揭开了“党内阶级斗争”的盖子，吹响了向“党内走资派”进攻的号角，是文化革命的先锋，更何况他的话还代表了“旗手”江青。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不敢怠慢，立即将市革委领导班子的成员从各个“批林批孔”的战场召回，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研究如何组建捕蟒队，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
一支命名为745特别行动小组的捕蟒队迅速组建起来了。队长是原上海市某公安分局的刑警队长何钊，一位年仅28岁、聪睿机智、英勇善战、威震上海滩的公安干警。队员是何钊亲自从全市公安干警中挑选出来的二十名机智勇敢，擅长擒拿格斗的年轻战士。
本来按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的原意，是想在自己的亲信中物色一人来担任队长，全权负责队伍的组建与行动。只是一则“批林批孔”运动正处在高潮，他的亲信都被安插在一些重要部门，担负着特殊使命，一时难以调回；二则这支队伍虽小，但担负的却是一个实在出乎寻常、远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特殊任务，去进行一场他们从未涉足过的人兽大战，这也实在是他的那些靠摇唇鼓舌、打砸批斗起家的亲信们所难以胜任的。因此，他只好改变初衷，令人将全市科级以上干部的档案调来，经过一天一夜的筛选，最后从一千多名党政干部中挑选出了何钊这一人选。
何钊之所以被选任捕蟒队长，有三个条件：第一，他是工人出身，父亲解放前参加过地下斗争，他本人读高中时就入了党，政治上绝对可靠；第二，他英勇善战，机智过人，并且有一套高超的擒拿格斗本领，担任刑警队长以来，破案无数，具有降龙伏虎的本领；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八年前他曾经参加过一支捕猎队，深入中缅边境的深山老林，为我国的几家动物园捕捉了一批奇禽异兽，有着这方面的丰富经验。
然而，这位有着丰富捕猎经验的何队长，面对着这次捕蟒任务，却感到有点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来。他一连走访了几位捕蛇专家，但这些专家们都只会捕捉一些寻常小蛇，对于如此惊人的巨蟒，连听也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能提供什么好的捕捉方法了。何钊无奈，只好冒着有可能被认为对抗运动的风险，几次去找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请求将正在接受群众批斗的动物学家、原上海某大学生物系主任刘南阳教授提调出来，到捕蟒队来担任技术指导。
对于何钊的这一请求，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颇有一点恼火。但为了完成这一特殊的政治任务，他还是抽出时间来亲自接见这位捕蟒队长。
“你不是参加过捕猎队，捕捉过许多禽兽吗？怎么还要请人指导？”他问。
“那次捕捉的都是一些普通禽兽。对于这么一条稀世罕见的超级巨蟒，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捕捉。”何钊回答说。
“那么，除了刘南阳，就没有别的合适人选了吗？”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又问。
“我联系了许多家动物园，还走访了不少捕蛇专家，但没有一个人敢于承担这项工作。刘南阳是这一方面的专家。当年那次深入中缅边境的深山老林，为动物园捕捉奇禽异兽的行动，就是由他指挥的。他熟悉各种动物的生理特点和生活习性，一定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捕蟒方法。”
“可是，他正在接受群众批斗呀。”
“是的。但据我了解，他并没有什么儒家言行，在这次运动中，也只是一个陪斗。”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沉吟良久，终于点头说：“好吧，此事待我与几位常委碰碰头，研究研究再说。”
经过一番努力，何钊的请求终于得到了批准。刘南阳被宣布为“同一战壕的战友”，借调到745队担任技术顾问。
刘南阳是我国1960年代著名的动物学家，生物学界的一大权威。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揪了出来，一变而为阶下囚，在“牛棚”中关了五年。这次“批林批孔”自然也无法幸免，从运动一开始，就又被作为“现代儒家”的代表人物揪了出来，大会小会进行批斗。
宣布调令的那一天，刘南阳正在讲台上接受批斗。乍一听到这一喜讯，他激动得几乎要晕过去。然而，当最初的那一阵激动过去，知悉了自己被借调的真正原因之后，刘教授却又忧虑重重，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作为一名专家，他有着这一方面的丰富知识。他知道，迄今为止，还从未有人见过如此巨大的蟒蛇。关于巨蟒的惊人传说，虽然有过许多，但确有文字记载的却只有一次。
那还是在“二战”期间。有一次，驻缅英军的一支车队在穿越一处峡谷时，被横倒在路上的一段巨木所阻。当几名士兵下车去搬移那段巨木时，巨木忽然动弹起来，将两名士兵弹出好远。原来他们遇到的并不是什么巨木，而是一条超级巨蟒的一段身躯。由于巨蟒久久不肯让道，车队的指挥官就下令向它开枪。谁知枪弹非但不能杀伤巨蟒，反而激怒了它，掉过头来张开血盆大口，向车队发起进攻，抢去了一辆汽车，将它盘在怀中。英军士兵一个个胆战心惊、畏缩不前。指挥官无奈，只好电告英军司令部求援。后来，还是司令部派出一架飞机，投掷了几枚炸弹，才将巨蟒炸死，为车队解了围。
文章刊登在伦敦的一家小报上，其作者是一个名叫查理的英国人，“二战”期间做过随军记者。当然，由于文章是刊登在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上，为了招徕读者，文中难免会有许多夸张不实之词；但英军车队为一巨蟒所阻，几经曲折才将它击毙，大概总不会是完全虚构的吧？
谁知今天，他刚从非人的批斗中脱身，就要去面对如此可怕的一条巨蟒。当年的英军费尽周折，动用了飞机炸弹才将巨蟒击毙；今天，他又该怎样才能将这庞然怪兽生擒呢？刘南阳不觉感到危险重重，前途莫测。
这一晚，刘南阳教授房里的灯光彻夜未熄。
第二天，在745队的决策会议上，与会者提出了挖陷阱、打麻药枪、用铁笼诱捕等许多捕蟒方法，都被刘教授一一否定了。刘教授首先介绍了巨蟒的生理特点，然后详细解释说：
“巨蟒的身体很长，当它的头部进入铁笼吞食诱饵触动机关时，绝大部分身躯还在笼外，因此不能用铁笼诱捕。巨蟒全身披满鳞片，这种鳞片不仅又厚又硬，并且富于弹性，麻药弹头很难射进去，即使射进去了，药量也难掌握，这种方法也不适用。至于挖陷阱呢，大家知道，蛇是一种无足的爬行动物，它能沿着陡峭的井壁往上爬，当然就更不行了……”
最后，刘南阳教授利用蛇类特别害怕硫磺这一生理特点，深思熟虑地制订了如下方案：发现巨蟒后，先不要惊动它，而是远远地将它包围住，大面积地喷射硫磺，限制住它的活动范围；然后将包围圈逐步缩小，用浓烈的硫磺气味迫使它盘缩成一团，最后再用一张特制的网将它罩住……
“只要我们行动迅速，抢占先机，把巨蟒困在硫磺阵里，就有取得胜利、将它活捉的可能。”他说。
这一方案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三天以后，定制的20支硫磺枪和一张巨大的尼龙绳网也都赶制出来了。
何钊立即指挥队员进行操练演习。
745队的二十名队员，不愧是百里挑一的精兵，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种特殊武器，配合默契，显示出了非凡的战斗力。
这给何钊增添了不少信心。他满意地对刘南阳说：“教授，您看怎么样？”
教授点头说：“不错！希望发现巨蟒以后，也能如此神速，抢占先机……”
消息不胫而走。上海市组建了一支精兵远征江西，去鄱阳湖口捕捉巨蟒的消息，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了千家万户茶余饭后的谈资。
出征的那一天，市革委派了一位姓张的秘书到车站为745队送行。与张秘书一同前来的还有一位名叫向梅的女子，是市革委派来的随军记者。
女记者年轻俊俏、光艳照人，充满青春的活力。她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热情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给这个照一张相，一会儿又给那个照一张相，很快就与全队队员厮混熟了。
何钊看看她那娇小纤弱的身姿，皱着眉头问张秘书：“队伍刚刚出发，捕蟒尚须时日，怎么就派来个记者？”
张秘书当着大家的面打哈哈，说：“你们此行非同凡响，不派个随军记者，凯旋之日，谁来给你们写文章？”
“要写文章，等捕捉到巨蟒之后，再来采访也不迟呀。这一去山高水险，巨兽凶猛，带上这么一个娇小瘦弱的女同志……”
张秘书连忙把他拉到一旁，悄声说：“你可别小看了这位女记者，她的父亲是市革委的委员，她本人也是市革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市革会负责人的亲信。这一路之上，你不但要照顾好她，就是遇事也要多与她商量，尊重她的意见。”
话说到这个分上，已经再明白不过了。何钊只有接受既成事实，让她与队员们一起登上列车。
直到列车开出上海、奔驰在浙北平原之上时，何钊才得空坐下，与女记者进行初次交谈。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之后，女记者忽然启齿一笑，直爽地说：“何队长，其实我们以前见过面。”
“是吗？我怎么不记得了？”何钊说。
“你当然不会记得。那年我才十三岁。你到我们学校来演讲，我还上台为你献了花呢。”女记者说。
不错！他想起来了。那还是七八年前的事了。那一次，他接受一所学校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少先队活动，为孩子们讲述他们局里几位民警与敌斗争的英雄事迹。演讲完后，一个女孩走上台来献给了他一大捧鲜花，这个镜头被他们的辅导员拍下来了。照片洗出来之后，送了一张给他，并向他介绍说：那女孩是他们学校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少先队的大队长……
事隔多年，没想到眼前这位飒爽英姿的女记者，就是当年向自己献花的小女孩。他不觉惊喜地说：“原来你就是那位小姑娘！真是太巧了。”
“其实，一点也不巧，这次任务是我争取来的。”女记者说。停了停又说：“何队长，希望你还把我当作一名小学生，多多指教！”
“不，不！你现在已经是市革委写作班子里的一支笔，红色理论家，应该是我向你学习。”
“队长取笑了。我算什么理论家？不错，由于家父的关系，我也进入了市革委写作班子，但我在那里面只不过是一个专为他人收集查找资料、抄抄写写的小角色。”
“于是，你便争取到这个可以独当一面、能做出成绩的机会。”
“不排除这种想法。但更主要的还是想换换环境，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我怕在那种机关里待久了，会染上职业病。”她坦率地说。
“什么职业病？”何钊问。
女记者莞尔一笑，俏皮地说：“这个嘛，不能告诉你。”
这时，一直在旁边看报的刘南阳教授忽然放下报纸，插嘴说：“让我来猜猜看：该不会是红眼病吧？”
“你怎么知道？”
“成天睁大眼睛，翻书看报查资料，从中收集弹药去攻击别人，又怎么能不患上红眼病呢？”教授说。
“嘘——”何钊连忙做手势阻止教授说下去。
“教授，您真逗！”
谁知这位女记者毫不在意，反而哈哈笑个不停。
巨蟒出现之处，是位于鄱阳湖口东岸的一个名叫赵村的小村子。这里一面临湖，有着大片肥沃的良田，田里稻浪滚滚，与鄱阳湖的千顷碧波连成一片，一面傍山，千峰叠嶂，苍翠蓊郁，是个风景优美、物产丰富的鱼米之乡。
当地政府派来协助745队的，是湖口县文化局的一位名叫程志文的干部。程志文是被抽调参加“批林批孔”这一中心工作的驻队干部。发现巨蟒的那一天，他恰好在赵村，还是他第一个向上级领导部门汇报这一重大发现的呢。
那是半个月以前的一个黄昏。
夕阳西下，满天彩霞。那瑰丽的霞光将鄱阳湖面的千顷碧波、湖岸的万亩稻田，映照得一片艳红，格外妖娆。
一群鸭子从稻田里钻出来，登上湖畔小路，嘎嘎叫着，你拥我挤，摇摇摆摆地向前走去。鸭群的后面跟着公社的牧鸭人赵老倌。赵老倌年近五旬，身体健康，头脑灵活。他手拿一支竹竿，一边赶鸭，一边走腔走调地哼着一支语录歌，显得相当悠闲自在、自得其乐。
“啊——”
赵老倌走着走着，蓦地止步，发出一声惊骇的喊叫，猝然倒地。
人们闻声赶去，见老人躺在路边，早已晕了过去。大家连忙七手八脚把他抬到一处树荫下，又是掐人中，又是灌十滴水，进行抢救。
过了好一会儿，赵老倌才喉咙里咕噜一声，醒了过来。他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蛇……一条禾桶粗的大蛇！”
人们往老人指点的稻田看去，果然见那田里的稻禾被压倒了一大片。
那天，程志文恰好在场。他看看田里被压倒的稻禾，又看看赵老倌，满腹狐疑地问：“你有没有看花眼，真有那么大的蛇吗？”
“绝对没有看错。”赵老倌虽然心有余悸，但却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刚走到这里，忽然见鸭群吓得嘎嘎叫着，四散乱逃。紧接着从稻禾里伸出一个好大好大的蛇头，呼呼地直吐毒气，伸出舌头一卷，一口就吞下了九只鸭子……”
村支书下田去仔细察看了一番，回来说：“不错，这稻禾是从远到近，弯弯曲曲地往两边分，很像大蛇游动压倒的。不说有禾桶大吧，至少也有水桶粗。听老一辈的人说过，过去，曾有人见过一条巨蟒，没想到它今天又重新出现了。”
赵老倌出身贫农，是村里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加上村支书的这一番佐证，显得不容置疑。
程志文虽说是名不见经传的县文化局的一名小干部，迄今为止，还只在县报上发表了几篇豆腐块文章，但却有着宏伟的抱负，希望有朝一日能时来运转，一举成名，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凭着文人的灵感，他敏锐地预感到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重大发现。这一消息的披露，将会使赵村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地方一举成名，也将会为自己提供一个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于是他立即回到住处，铺开稿纸，呕心沥血地写出了一篇新闻报道，分别投寄县报和省报。
后来，程志文的那两篇稿子虽然没有见报，但赵村发现巨蟒的消息却逐级汇报上去，一直上报到中央，并且惊动了那位好大喜功、爱出风头的“女皇”江青。于是就有了前文的那一道电令，要上海市革委派出他们这一支捕蟒队远征江西。
745捕蟒队到达赵村后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找到那位牧鸭老汉，请他把当日的所见重新叙述一遍。
听完老汉的叙述，刘南阳教授问：“你看清楚那蛇是什么颜色吗？”
“我只看见它的一张血盆大口，其他什么也没有看清楚。”赵老倌回答说。
“那你怎么知道它一口吞吃了九只鸭子？”教授又问。
赵老倌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解释说：“当时我魂都吓掉了，谁还会去管它一口吞吃了几只鸭子？我是事后清点鸭群才知道的。”
送走老汉以后，教授沉默良久，颇有点怀疑地说：“匪夷所思！禾桶大的一条蛇，这有可能吗？”
女记者向梅却持乐观态度，说：“看那老汉还诚实，他的叙述可能有些夸张，但绝不至于说谎。”
“夸张？那也得有个限度呀。”教授说。
“教授，您忘了，那老汉看到的只是蛇的一张大嘴。蛇不是可以吞下比自己身围大两三倍的东西吗？如果减去几分夸张，再按比例打一个三折，那么，这巨蟒的大小还是可信的。”女记者又说。
何钊听了二人的争论，不置可否地一笑，转而问程志文：“村子里还有谁见到过这条巨蟒？”
“只有这老倌子一人。”程志文回答说，“不过，虽没有别人见到，却另有两件事可以佐证这一巨蟒的存在。第一件事是县志上曾有记载，清同治年间，这一带曾经出现过一条身粗如斗的巨蟒，四出危害人畜。”
“同治年间？距今不是有一百多年了吗？”刘南阳教授说。
“准确说，是一百零几年。”程志文回答说，“教授，您知道，蛇和龟一样，是一种非常长寿的动物，一百多年，对于蛇来说，不算极限。那条蟒蛇如果活到今天，不是会长得有水桶粗吗？”
“那么第二件事呢？”何钊问。
“第二件是解放前确实有人见到过这条巨蟒。我已经通过县革委办公室给各乡镇发出一份通知，要他们协助寻找当年的这位目击者，相信不久就能找到。”程志文满有把握地说。
原来，听说中央电令上海市革委派出一支捕蟒队前来捕捉巨蟒的消息后，他这位消息的报道者也不免有点心虚，便四处查找巨蟒确实存在的证据。功夫不负有心人，也果然给他寻找到了以上两条佐证。
因为了无踪迹，捕蟒队无法开展工作，只好一边进行实战操练，一边寻访巨蟒的线索。
一连几天，发现巨蟒的消息倒是如鄱阳湖水，一浪紧接着一浪，接二连三地传来：头天东村的一头羊被巨蟒吞吃了，第二天西村又被叼走了一头牛……但等他们闻讯一一赶去，这才发现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谣传。
在西村，那位放牛老倌一再抱歉地对他们说：“我的牛确实走失了一天一夜，但已经寻找回来了。害得同志们老远跑来调查，实在不好意思。”
在东村，倒确实是丢失了一头羊。羊的主人还带领他们走进山里，指给他们看了一摊血迹。这真使他们有点儿啼笑皆非。刘南阳教授只好耐心地向他解释说：“你的羊不是被巨蟒吃掉的。蛇吃东西，都是囫囵吞下，不会留下这么一大摊血迹。你的羊很有可能是被狼吃掉的。”
几天以后，解放前看见过巨蟒的目击者终于找到了，是邻乡的一位名叫杨石生的采药老人。老人50多岁，非常健谈，记性也好。给他们讲述了一段近似神话的遭遇：
三十多年前，他们兄弟几个年轻好胜，曾经进入这附近山里一个神秘的岩洞，去探幽寻宝。
那一天，他们一行三人沿着山里的一条小溪逆流而上，一直走到溪水的尽头，找到了一个仅能容一个人弯腰出入的石洞。爬进洞后，却是一条较为宽敞的通道，通道四壁都是光溜溜的石溶岩；通道的一旁有一道深沟，沟里流水潺潺，洞外的溪水就是从这沟里流出去的。
沿着通道转过两道弯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个数丈宽的石室。室顶悬挂着一根根钟乳石，两旁的石壁结满了石花，更令人惊奇的还是石室中央居然盘坐着一尊人工雕凿成的大石佛。那石佛一手持瓶，一手下垂，双脚浸着泉水，洁白如玉。
绕过石佛又有一条通道，通道尽头又是一间石室。室顶有一道裂缝，阳光透过裂缝照射下来，映亮了石室，在那灰色的石壁上有一条宽宽的白带闪闪发光。
领头大哥忽然止步，用手电筒照着那一条白带说：“那是什么？”
大家不看则已，一看吓出一身冷汗，原来那竟是一条巨蟒蜕下来的蛇皮。蛇皮二尺多宽，好几丈长，紧紧地贴附在石壁上，看不见头尾。蛇皮上的鳞片大如茶杯，幽幽发光。
大家连忙转身退出洞来。
因为怕遇到那条巨蟒，从那以后，他们三兄弟就再也没有去过那一带……
何钊当机立断，决定第二天就去寻找那个神秘的溶洞。
程志文灵感一闪，重又提笔写了一篇报道，说是巨蟒已露踪迹，不日即可捕获。他拿了这篇稿子去向女记者向梅请教。女记者看完稿子说：新闻报道注重的是真实性和时效性，在巨蟒捕获以前，像这样的稿子报纸是不会发表的，不过她可以代他把稿子寄给报纸的内参，作为一种信息交流。
然而，由于年代相隔太久，这期间又发生过一次地震，再加上兴修水利、农田建设等原因，地貌变化很大，杨老先生已无法确定当年探洞的准确地址。一连十多天，何钊带领着捕蟒队员搜遍了附近的山川，也没能够寻找到那个神秘的溶洞。
程志文的这篇稿子虽然又没有见报，但“巨蟒已露踪迹，即将捕获”的消息却不胫而走，传遍了江南，把本来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的巨蟒之说，炒得更火热了。
在那个书籍被抄，电影停放，反反复复只能看到几部样板戏的年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这巨蟒之说不啻为一颗精神炸弹，将沉闷的空气炸开了一道裂缝，成了下层社会的特大新闻。于是乎你说我传，不论在何种场合，人们均津津乐道，大谈特谈巨蟒的故事，甚至在最严肃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人们也会情不自禁地交头接耳，传递有关巨蟒的最新消息。
几天以后，一个消息忽然传遍上海：“巨蟒已经捕获，正由铁路运沪。”消息立即引起轰动，一时间万人空巷，成群结队地涌向火车站，等着看巨蟒。一连三天人山人海，把上海车站围了个水泄不通。
到第四天，忽又传来消息：“由于巨蟒躯体过大，车厢装载不下，已改由水路用货轮装运赴沪。”于是，包围上海车站的成千上万人又来了个大转移，如滚滚洪流一般，浩浩荡荡地涌过一条条街道，向浦江码头汇聚。
与此同时，消息也在江西南昌引起了一场骚动：数万市民自发组织起来，包围了省革委大院，强烈要求将巨蟒先运南昌展出，理由是巨蟒是江西的，理应让江西人民先睹为快。请愿活动一直持续了十几个小时，迫使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不得不亲自出面做群众的疏导工作。
这场风波闹得上海和江西两地的政府很丢面子。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恼怒之下，严令745队加速行动，限期将巨蟒捕获。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也下令湖口县革委会，要动员一切力量配合745队，及早将巨蟒捕获。
湖口县革委会不敢怠慢，立即抽调了县革委会的一位副主任，会同县武装部部长，带领一镇三乡的两千多名基干民兵，浩浩荡荡地开进赵村，展开了大规模的拉网搜山行动。
仲夏季节，早稻开始扬花灌浆。最后一道耘田结束了，繁忙的夏收夏种尚未到来，倒还真是一个抽调民兵，开展大规模行动的绝好时机。
两千多名基干民兵荷枪实弹，排成散兵队列，开始向一座座大山发起了进攻。
女记者向梅是拉网搜山的积极支持者。
最初，何钊对是否采取这一行动还颇有一点犹豫，怕如此兴师动众，万一行动失败，仍然搜捕不到巨蟒，将会劳民伤财，造成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女记者据理力争，说巨蟒行藏无踪，只有采取这种方法，才能搜索到它的踪迹。再说，这也可以说是一次练兵，万一搜捕不到巨蟒，也能让民兵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根本不算劳民伤财。
因此，在这一次行动中，女记者表现得特别活跃。从拉网搜山的第一天起，她就像一只翩翩彩蝶，飞翔在山野丛林之中，四处采访，拍下了一大沓照片。
刘南阳教授看了她拍摄的一张张民兵们英姿飒爽的照片，说：“精彩！可以办一个摄影展览了。只可惜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搜捕巨蟒，缺了这一成果，你的这些照片都派不上用场。”
“会有成果的。到时候，我的这些照片就会成为整个捕蟒战斗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女记者十分自信地回答。
“如果，我是说如果，万一仍然搜捕不到那条巨蟒呢？”教授问。
“即使是那样，也不要紧，我的这些照片仍然有它的艺术价值。它们是我中华民族全民皆兵的写照，反映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伟大精神。”女记者说。
拉网搜山的第二天，就有了可喜的发现：民兵们在一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斗大的圆洞，洞口的泥土光溜溜的，还微微带有一点腥味，很像是巨蟒出入的洞口。他们接着又在不远处发现了蟒洞的另一个洞口，洞口也是光溜溜的带有一点腥味。
这一发现使大家欣喜欲狂。何钊立即调来捕蟒队全体队员，在一个洞口张开巨网，严阵以待；在另一个洞口点燃硫磺，用风扇往洞里扇。
几分钟后，洞里果然就有东西蹿出来。大家先是一惊，随即便哗然大笑，原来洞里窜出来的只是两头麂子。
类似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发生过多次。民兵们有吃有喝有工分记，还能参加这样的狩猎，品尝野兽的美味，一个个情绪高涨，乐不思蜀。只是苦坏了几个带队的乡镇干部，他们又要筹钱筹粮，又要跟随这批未经严格训练的部下满山乱跑，以防他们行为出格，发生意外事故，因此，一个个累得苦不堪言。
面对此情此景，刘南阳教授不觉忧心忡忡，情绪颇为低落。他知道，历朝历代都不乏好大喜功之人、浮夸虚报之风。这种浮夸之风在1960年发展到顶峰，竟然放出了每亩水稻产量高达2万多斤的卫星。但无论浮夸到何种程度，总还有一个基础，那就是田里确实生产出了粮食，然而现在，动用了如此之多的人力，折腾了这么多天，竟连一条像样一点儿的大蟒蛇也没有搜寻到，这又该怎么说呢？
这一天晚上，他终于把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何钊，说：“看来这巨蟒一事，很有可能是空穴来风、虚妄之说。这一次呀，弄得不好，你我都要倒大霉了。”
何钊虽然也因迟迟不能完成捕蟒任务而焦虑万分，但作为一名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这动辄就能把人打成“反革命”、投入监狱的年代，他不能对上级的命令，尤其是来自中央的命令，存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并因此而影响军心。因此，他尽量压抑下自己的焦虑情绪，故作轻松地安慰教授说：“放心！我们是捕蟒队，又不是搜蟒队，搜寻不到巨蟒，罪不在我。万一上级迁怒，也有我这个当队长的顶着。”
他们的话恰好被女记者向梅听到了。女记者哈哈一笑，揶揄道：“看你们两个大男人，前怕狼后怕虎的，哪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干革命嘛，就要一往无前，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再说，我们是按上级的指示办事，走群众路线，有无产阶级司令部和广大革命群众做我们的后盾，一定会胜利！”
在此以后，民兵们又不断扩大范围，继续搜了十几天的山，结果仍然与之前一样，连巨蟒的一点踪迹也没有找到。几个派出民兵的乡镇，三天两头地供粮供菜，开始感到负担的沉重，加上田里的早稻又逐渐成熟，繁忙的夏收夏种即将开始，便让带队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去跟何钊商量，是否能把搜山暂停一段时间，放民兵们回去忙完了双抢之后再说。
拉网搜山本来就不是何钊的主意，他也无权调动指挥对方。恰好这时传来一个确凿可靠的消息，巨蟒已经从陆地转入水中，接连几天在鄱阳湖里出现了。好在上海、南昌两地群众的“观蟒”热情已经退潮，两地革委会也都不再发来催命的电令，于是他便同意对方停止搜山，放民兵回去双抢。自己则带着他的捕蟒队由陆地转向水中，去鄱阳湖上搜寻那条巨蟒。
然而，那条巨蟒又何以能从两千多民兵拉网式的搜山中逃脱，由陆地转向水中的呢？尽管此事透着古怪，但何钊还是带领着自己的队伍，驾驶着借调来的两艘快艇，每天一丝不苟地在湖上巡视，拼命地搜索着那条由陆地逃向水中、潜藏在鄱阳湖里的超级巨蟒。
鄱阳湖，3583平方公里，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极目望去，水天相连，千顷碧波，一片浩淼。相形之下，745队的两艘快艇显得实在太渺小，要在如此广阔的湖面搜索一条巨蟒，无异大海捞针。
何钊带领他的队员，每天早出晚归，在巨蟒经常出现的水域巡视守候了几天，一直都没有发现它的踪影。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第十天，那条神秘的超级巨蟒终于在湖上现身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万里晴空，一碧如洗；湖上风平浪静，能见度很好。
“报告！左前方发现目标。”艇上担任瞭望哨的战士忽然惊喜地喊道。
何钊连忙举起望远镜，向他指点的方向看去。镜头里果然出现了一个模糊的兽头，兽头后面是一直往两边扩散的水纹。
“快！左五舵，快速前进！”何钊迅即下令。
快艇如同从水面飞起一般，快速向目标驶去。距离愈来愈近了，500米、300米、200米……已经能够用肉眼隐约地看到那个兽头了。女记者举起照相机，一连按下几个快门。然而就在此时，那兽头却忽然一下没进水里，再也没有露出水来。
队员们不死心，又驾驶着快艇在那一带水域巡视搜索了许久，但映入他们眼帘的，却始终只有茫茫一片的碧波。
由于距离太远，何钊与瞭望哨从望远镜里始终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头影。女记者向梅拍的几张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也全是一片茫茫的湖水，连巨蟒的一点影子都没有。
为此，女记者大为生气，第二天就去了一趟南昌，换回来一架带有望远镜头的高级照相机，下决心非把巨蟒的身影拍下来不可。
几天以后，巨蟒终于又在湖中现身了。这一次，何钊他们在望远镜里虽然仍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头影，但在女记者拍摄的照片里，终于有两张洗出了怪兽的头影。
刘南阳拿着放大镜研究了许久，最后叹一口气，摇摇头，一言不发地走了：照片里的头影实在太模糊，他根本辨认不出那究竟是什么动物。
时间又如此这般地过去了许多天，捕蟒之事仍然毫无一点进展。
这一天，刘南阳教授忽然把队长何钊和女记者向梅找来，紧闭门窗，郑重其事地宣布：
“我终于查证清楚，所谓的巨蟒，完全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谎言。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在牧鸭人赵老倌的叙述里，有两个漏洞。其一是他说那蛇呼呼地直吐毒气，但蟒蛇并无此生性习惯，那是他把在电影里看到过的眼镜蛇的习性照搬了过来。其二是他说那蛇伸出舌头一卷，一口就吞吃了九只鸭子，这也不符合蟒蛇的吞食方式。不论哪一种蛇，吞食猎物时都不是拿舌头去卷，只有牛才是伸出舌头去卷草的，他是把自己所熟悉的耕牛吃草的方式照搬到了蛇身上。因此，赵老倌那天根本就没有见到过什么巨蟒，那完全是他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
“第二，蟒蛇虽然能下水，但毕竟是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它不可能一直生活在水中许多天。再说，陆地上的蛇类进入水里以后，都是高昂着头部，摇摆着身躯游泳的。向梅拍下的那两张照片虽然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但却绝不是这种姿势。昨天我到九江水生生物研究所去了一趟，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在这鄱阳湖里生活着一种稀有的水生生物——水獭。水獭浮出水面时的姿态，正与照片中的怪兽相似。我们在鄱阳湖中看到的‘巨蟒’，其实就是这种水獭。”
打从到赵村起，他就对巨蟒的存在产生了一丝怀疑。随着时日的增长，搜山的失败，这种怀疑不断加深，又进而发展成为对整个捕蟒工作的否定。但他是一名科学工作者，不能单凭主观臆断办事，必须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用充足的事实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今天，他终于做到了。
“精彩！”女记者向梅拍手称道，“可惜您这位大学者直至今天才对此事产生怀疑，想起来要对它加以论证。”
“怎么，你早就知道了？”教授问。
女记者点点头，说：“凭着一个记者的敏锐，在到达这里的第一天，我就觉得此事颇有一点可疑。于是我便单独行动，私下里去做了一番调查。我设法接近了村里的几个知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明查暗访，终于摸清楚了事实真相。原来这里的干部经常在夜里打牙祭，吃了许多队里的鸭子。因为怕不好向社员交代，便人为地布置了一个现场，要赵老倌撒谎说鸭子是被一条大蛇给吃了。谁知赵老倌的谎撒得太大，恰好又遇上程志文这个活宝把它给报道了出去，并且一级一级地一直上报到中央，派来了我们这支捕蟒队，就只好硬着头皮把这个谎一直撒下去，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至于后来我为水里的‘巨蟒’拍照，只是为了弄清楚那究竟是一头什么怪兽。”
“那你为什么还要推波助澜地去帮助他们，导演出这么一出劳民伤财的搜山闹剧，而不设法加以阻止呢？”教授又问。
“阻止？”女记者冷笑说，“他们是在执行中央指令，秉承首长意志办事，谁能阻止得了？在这个动辄给人扣上一顶大帽子、打成‘反革命’的年代，又有谁敢去与他们对着干？”
女记者说到这里又是一声冷笑。她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
“不过，这次捕蟒行动虽然浪费了一些人力物力，但对于那些参加搜山的民兵们来说，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弊。他们既得了吃喝，又挣了工分，还能够躲开运动，快快乐乐地去美好的大自然里疯上那么十多天，又何乐而不为呢？再说，这次捕蟒行动更冲淡了沉闷的空气，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谈资，为他们送去了一份欢乐，调剂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我这里有几条消息，念给你们听听。”
女记者打开挎包，拿出一个笔记本，迅速翻了几页，开始念道：
“6月8日，捕蟒的消息愈传愈广，苏浙皖赣湘诸省，人人谈蛇说蟒，就连在批判会上，也交头接耳地大谈巨蟒不休。
“14日，上海。一连三天，上海火车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等待巨蟒的运到，先睹为快。据估计，总人数不下百万。不少单位原定在此期间召开的批斗大会，被迫延期或取消。
“16日，南昌。十余万群众包围省革委大院，强烈要求先将巨蟒运昌展出，大批判专栏悉被标语覆盖……”
“你不是上海市革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市革委会主任的亲信吗？怎么也……”何钊惊讶地说。
“不错，由于家父的关系，我也被吸收进了市革委写作班子，但我只是一个为他人抄抄写写的小角色，远谈不上什么亲信。我也与大家一样，早已厌倦了这种你争我斗、打打杀杀、没有止境的运动。”女记者说。
“那么，我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呢？”教授问。
“顺其自然吧！”何钊胸有成竹地说，“再有个十多天就进入秋季了。秋分一过，寒风渐起，所有的蛇类都将遁入地下，蛰伏过冬。那时，这一捕蟒行动将不了了之，我们这一支队伍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回朝了。”
原来，作为一队之长的他，对于上述种种情况，早已了然于胸，想好了最佳的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