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三月，春光明媚，鸟语花香。
江州市博物馆的展厅内外，花香四溢，人流如涌。
这是该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喜庆日子。这天一早，以副馆长曹沛为首，包括文物鉴定专家何佩云、保卫科长方平在内的一个三人小组就飞往香港，去接收爱国商人梁启文先生捐赠的一件明代珍贵文物——黄石兽角杯。
数月前，巴黎的文普森拍卖行公开拍卖一批文物，其中有一件中国玉器珍品，是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冈精心雕制的一只黄石兽角杯，为乾隆所珍爱，后流落海外。这次拍卖，还是它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
当时，梁启文先生恰好在巴黎处理一宗事务，便也随同二位朋友一起去参加了这个拍卖会。
参拍的文物一件一件地拍卖完了。服务小姐捧出了最后一件拍品——黄石兽角杯。当竞拍员打开那只精致的小手提箱，将它展示在大家面前时，会场里顿时发出一片赞叹声。刹那间，人们的视线都被那只精美绝伦的珍贵文物吸引住了。
那兽角杯系用质地上乘的黄石雕制。此石质地坚硬，且色彩斑斓、晶莹透明，是玉中的精品。更为珍贵的，还是陆子冈在制作此杯时，巧妙地利用了玉石固有的色彩与花纹，在杯的底部雕刻了一簇衬着绿叶的黄花，杯体则是一只倒插在黄花丛中的银灰色的兽角。那绿叶黄花色彩鲜艳、青翠欲滴，而那兽角却又质朴无华、凝炼厚重，在花与叶的衬托之下，愈显得古朴与高雅。整件作品堪称鬼斧神工，精美绝伦，为世上一绝。
竞拍开始了，报价似火箭一般飞速上升，最后，一位美国商人举牌报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
“100万美元第一次。”竞拍员喊道。
“100万美元第二次。”
场内鸦雀无声，再也没有人出来加价。
梁启文的心一阵紧缩。眼看这一件流落海外近百年的稀世珍宝，又将飘洋过海地从欧洲流落美洲，他不禁心疼起来。
“100万美元第三次……”
就在竞拍员举起木槌准备落下敲定时，梁启文忽然举牌喊道：“110万美元！”
全场一片哗然，那位美国商人也没有再加价。他就这样以110万美元的天价买下了这只黄石兽角杯。
梁启文将兽角杯带回香港以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亲友们纷纷登门拜访，要求一睹此杯；就连窃贼也几次光顾他的住宅，意欲盗取此宝。这给梁启文带来许多烦恼。梁启文本非文物收藏家，只是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才买下此杯，便给故乡的江州市博物馆写了一封信，决定将此宝捐赠给该馆。
宝杯的赠接工作非常顺利。曹沛等三人一到香港，就被梁启文先生派车接到他的住所。待客人稍稍休憩了一会儿，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以后，梁先生去室内取出一只小手提箱，打开箱盖说：“这就是陆子冈的黄石兽角杯，请你们验收！”
“太美了！真是巧夺天工，稀世珍宝！”曹沛边看边赞叹道。
何佩云则小心翼翼地拿起兽角杯，仔细地鉴赏了一番，点头说道：“不错，是陆子冈的真品。你们看这杯子的造型，是典型的明代风格，杯底还有‘子冈雕制’几个篆体小字。我国古代的玉器一般都没有工匠的署名，只有陆子冈一人例外。陆子冈是一代名师，又是文人出身，宫廷官吏，因此，他每雕制成一件作品，无论巨细，都要刻上自己的名字。”
“不错，不错！时隔五百多年，其间又几经战乱，陆子冈的传世作品已经不多，这一件珍品就弥足珍贵。”梁启文说道。
曹沛三人接收了兽角杯之后，不敢耽搁，立即驱车前往机场，搭乘当日的班机返回江州。
下午4点多钟，曹沛三人由江州机场乘车返回博物馆。博物馆钟馆长率众将他们迎进室内，说：“辛苦了！兽角杯取回来了吗？”
“幸不辱使命，取回来了。”曹沛扬扬手中的小手提箱，兴奋地说。
“快打开来看看！”
曹沛小心地将小手提箱平放在桌上，拿出一把钥匙，打开箱盖。但他随即就发出一声惊呼，惊骇得大张着嘴，半晌合不拢来。原来临行前他亲手放进箱里的那一只价值连城的黄石兽角杯竟不翼而飞，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只普通的玻璃杯。
在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的一间办公室里，刑侦科长何钊与他的助手赵忆兰正在起草一个案件侦破的总结报告。
“嘟嘟嘟嘟……”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喂！我是何钊。”何钊拿起话筒说，“什么……博物馆……好！我们立即就去。”
他放下电话筒，对赵忆兰说：“走！去博物馆，他们的一件珍贵文物被盗。”
登上警车以后，赵忆兰问：“去年，发生那件金彩龙凤瓶失窃案以后，博物馆不是全面更新了他们的防盗系统吗？怎么又有文物被盗？”
“这次被盗的不是馆内的展品，而是一位香港商人捐赠的珍贵文物——黄石兽角杯。”何钊一边驾车一边回答说。
“黄石兽角杯？”
“对！那是一件流落海外近百年的稀世珍宝。博物馆派了三个人去接收。他们一路之上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竟被人在不知不觉中用一只玻璃杯给调了包。”
何钊驾着警车一路风驰电掣，不到一刻钟就赶到了相距10多公里的博物馆。他径直把车开进馆内，在办公楼前停下，在一位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快步走入该馆的会议室。
会议室内早已聚集了有关人员，有当地派出所的民警、文化局的工作人员、博物馆的专家，当然还有这次去香港接收宝杯的3位当事人。那只装兽角杯的小手提箱，就打开平放在会议室中央的那张长会议桌上。
那是一只长42厘米、宽30厘米、高18厘米的西洋皮箱。箱内是一层厚厚的天鹅绒软垫，在软垫中央原本是用来存放兽角杯的那一处凹陷里，放着的竟是一只普通的玻璃杯。
何钊戴上手套，拿起手提箱和杯子仔细看了一下，对赵忆兰说：“待会儿把它们带回局里，交技术科去检验一下。”
“好的。”赵忆兰说。
“好吧！”何钊接着面对大家说，“现在请谁把事情的经过详细介绍一下？”
“事情是这样的。”曹沛副馆长说，“因为黄石兽角杯价值连城，我们在香港梁启文先生的家中取到它后，没敢多停留，就径直去机场，搭乘飞机返回江州。一路之上，这只小手提箱都没有离身。可是不知怎么搞的，返回馆后打开箱子一看，那件稀世之宝竟变成了一只普通的玻璃杯。”
“一路之上，这手提箱都没有离身吗？”
“是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在飞机上，我都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在怀里，只有在香港机场候机时，放下过一段时间。”曹沛回答说。
“为什么？在香港机场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是的，我们乘坐的班机因故推迟一小时起飞。为了安全，我们便去候机厅一侧旅客较少的咖啡屋里，喝了一杯咖啡。因为抱着它两手不便，所以就将它放在了桌子上。”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头说，“会不会有人在这时，将一只同样的小手提箱调换了你的小手提箱呢？”
“这不可能。”三人小组的另一成员方平说，“我们在咖啡屋选择了一个偏僻的座位，邻近的几张桌子都没有人，更没有人走近过我们的桌子。”
“是的，除了开始时女侍过来招呼，给我们送来三杯咖啡以外，在那一段时间里，根本就没有人靠近过我们的桌子。”小组的另一成员何佩云也加以证实说。
听了他们的回答，何钊不觉双眉紧蹙，心中产生一丝疑惑：这一路之上箱不离身，又从未与外人接触过，那窃贼又是在何时何地采用何种方法偷换掉兽角杯的呢？
回到局里以后，赵忆兰立即拿了小手提箱去技术科，请他们加以检验。何钊则坐在桌前开始苦苦地思索起来，但他苦思了许久，脑子里仍然一片茫然，找不到一点线索。
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一、小手提箱的锁孔内无撬动痕迹，箱子是用钥匙打开的。
二、箱上只有两个人的指纹，一个是曹沛的，另一个则是梁启文先生的。
三、玻璃杯光洁如洗，杯上没有任何指纹。
罪犯没有留下任何一点印迹。
何钊看着检验报告，不觉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们这次是遇到一名高手了。”
“是的，罪犯作案手段极其高超，天衣无缝，简直可以说是神了！”赵忆兰赞同说。
“那么，你说罪犯会是在哪里作的案？”
“根据他们的介绍，曹沛一路之上都将小手提箱抱在怀里，到达江州以后，又是乘坐博物馆去接他们的专车回馆的，在这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作案的可能。最大的漏洞还是在香港机场。”赵忆兰分析说。
“不错！”何钊点头说，“看来，要侦破此案，还必须去香港一趟。”
香港警署对他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专门指派了一位名叫罗琳的女警官协同办案。
罗琳20多岁，既富有女性的温柔靓丽、端庄大方，又不乏刑警的机智干练、英武勇敢。她与赵忆兰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好姊妹。
为进一步弄清案子的来龙去脉，他们先去拜访了梁启文先生。
梁启文是一位60多岁、高大健壮、精神矍铄的老人。得知黄石兽角杯失窃的消息后，老人非常痛心，愤怒地说：“购买这只兽角杯，目的是让这一流落海外近百年的国宝，回归祖国。谁知它刚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竟是如此的遭遇……”
何钊的心情也很沉重。他感到责任的重大，如若不能迅速破案，追回宝杯，将对不起祖国，更对不起眼前的这位老人。他尽力安慰老人说：“我们会尽一切努力，将那个丧心病狂的窃贼缉拿归案，找回兽角杯。现在请您配合，回答两个问题。”
“请说！”
“第一，那只兽角杯的体积究竟有多大？能放进衣服口袋里吗？”
“不能。”梁启文回答说，“兽角杯高18厘米，直径9厘米，一般衣服口袋是放不下的。”
“第二，从他们接收此杯，由您家去机场的这一段时间内，是否有可能被人用一只一模一样的小手提箱，偷换了原来的那一只？”
“绝对不可能。他们处事非常谨慎，拿到兽角杯后未作停留，就去了机场，是我的司机开车送他们去的。再说，那只小手提箱是我在巴黎随同此杯一起买来的，是欧洲20世纪初的产品，做工精致，款式独特，也可以算是一件古董了，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内地，都寻找不到另一只完全相同的小手提箱。”
告别梁启文先生以后，他们驱车去香港启德机场，进行讯问调查。
启德机场是特大型的国际机场，每隔5分钟就有一架班机起飞或降落，旅客流量很大。机场候机大厅内，旅客成群，人流如涌，这给调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好在机场的设备先进，候机大厅的主要部位以及各个通道口都装有监控摄像头。他们进入监控室，要求工作人员找出当日的录像带，一卷一卷地加以播放。折腾了大半天时间，终于查找到了几卷录有曹沛等三人的录像带，有他们进入候机大厅的，走向验票口验票登机的，也有在咖啡屋里候机喝咖啡的。
何钊要他们将咖啡屋的那一卷录像放了几遍。录像显示：曹沛三人进入咖啡屋后，选择了一张靠墙的桌子坐下，一位女侍过来招呼了一下又离去，片刻之后她又送来三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曹沛将抱在胸前的小手提箱放在桌上，腾出手来拿起咖啡杯，开始一口一口慢慢地啜饮起咖啡……直到40多分钟以后，他们才起身离开咖啡屋，去验票口验票登机。在此期间，并无一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
何钊叹了一口气，不厌其烦地要工作人员把这一段录像再放一遍。放着放着，他忽然喊道：“停！这里前后好像有一点脱节，人物的动作连接不上。”
“对了。”一位工作人员说，“那天这个时候因为临时停电，摄像机曾中断工作了一小会儿。”
“停电？”何钊皱皱眉头问，“什么原因？停了多久？”
“好像是哪里短路，保险丝断了。也没有多久，前后不过一分多钟。”
“原来是这样。”何钊点点头，要机场的保安人员去把咖啡屋的那位女侍叫来。
只一会儿，保安就领着那位女侍来了。她十八九岁，中等身材，远比在录像上看到的要漂亮。
何钊指指录像屏幕，问她：“还记得吗？那天这个时候曾经停了一小会儿电。”
“是的，当时我正在柜台上，忽然一下觉得眼前暗了许多。抬头一看，厅里的灯全都黑了，这才知道是意外停电。”姑娘回答说。
“那么，你还记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有人靠近过这张桌子吗？”
“没有。这张桌子的位置比较偏僻，与它相邻的几张桌子都没有客人。因为光线很暗，在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里，人们都没有走动，绝对没有人靠近过那张桌子。”
从机场出来进入警车以后，罗琳问：“你肯定那只黄石兽角杯是在这里丢失的吗？”
“我仔细研究了他们从香港返回江州的行走路线，列了一张时间表，只有这里才是唯一可以接近他们、有机会作案的地方。”何钊回答说。
“可是监控录像上却始终没有出现过窃贼的身影呀！”赵忆兰说。
“你忘了停电的那一分多钟，那正好为窃贼避开录像监视，进行行窃提供了方便。另外，厅里的灯光骤然熄灭，又会使人眼前一黑，造成一个短暂的盲态，更是一个行窃的绝好机会。”何钊分析说。
“就那么一分多钟，窃贼的动作也太神速了吧？再说，在那一分多钟里，也没有人接近过他们的桌子呀。”赵忆兰又说。
“这正是我感到纳闷的地方。”何钊点点头，慢慢地说道，“如果咖啡屋的女侍和他们三人说的都是真话，并没有人接近过他们桌子的话，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监守自盗？”罗琳与赵忆兰同时说道。
“对，监守自盗。窃贼就在他们三人中间。”何钊说。尽管何钊十分不愿意将博物馆的三名工作人员与窃贼联系起来，但眼前的事实，却使他不得不做出这一推断。
第二天，何钊与赵忆兰就返回了江州。
他们返回江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文化局查阅曹沛等三人的档案。何钊看得很认真，他一边看一边摘录，列出如下一份简表：
曹沛，男，54岁，197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江州工作，先后在文化馆、文化局等单位任职，1986年调入博物馆任副馆长。
何佩云，女，42岁，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毕业后即分配至江州市博物馆工作，是该馆的文物鉴定师。
方平，男28岁，1993年高中毕业，毕业后参军入伍，在特种部队服役三年，退伍后返回农村两年，1998年招聘进博物馆任保安组长，两年前被提升为保卫科长。
回到局里以后，何钊拿着这份简表反复斟酌了许久，心里一直拿不定主意。
那个神秘的窃贼究竟会是谁呢？装兽角杯的那只小手提箱一直由曹沛拿着，开箱的钥匙也在他身上，作案最方便。但他毕竟是一位资深的领导干部，又是这次去接收兽角杯的三人小组的负责人，会有可能干出这种勾当吗？
何佩云呢？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物鉴定师。这些年里，经她手鉴定的文物不计其数，什么样珍贵的宝物没有见过，又岂会因这么一只玉杯而起邪念？更何况她又没有开箱的钥匙，似乎也不可能。
那么疑点最后就落在了方平一人身上了。方平年轻力壮，又在特种部队里待过，身手敏捷，似乎最具作案条件。但他毕竟在部队受过三年教育，又是该馆的保卫科长，似乎也不大可能。再说，他要作案，也缺少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与何佩云一样，都没有开箱的钥匙，而那小手提箱的锁，却是用钥匙打开的。
何钊反反复复地苦苦思索了许久，心中仍然委决不下，最后决定先传讯方平，试探他一下再说。然而就在这时，博物馆的钟馆长却打来电话说：“方平失踪了！”
“什么？方平失踪了？”何钊一怔，跌足说道，“你现在在哪里？方平的居所……好！我马上就到。”
看来，窃贼果真是方平无疑，要不然，他何以会突然失踪？唉！真是人心难测呀。
何钊放下电话，立即与赵忆兰一起驾车去方平的居所。
方平家在农村，独自一人在一幢私人公寓的二楼里租用了一个套间。钟馆长和馆内的一名保安已率先来到，在那里等候他们。
原来方平一连两天没有去上班，手机也打不通，钟馆长便派一名保安去找他。保安来到这里，见方平的房门紧闭，打了半天的门也没有人应。向左邻右舍打听，都说有两天没有见到方平的人了。保安感到情况不对，便打电话报告了钟馆长。
何钊听后皱了皱眉头，要人去找来房东，用备用锁匙打开房门。
房东刚一打开房门，就发出“啊”的一声惊呼。大家随声往房里看去，只见桌椅东倒西歪，抽屉柜门大开，衣物用品乱扔一地，一片狼藉。
“他逃跑了……”赵忆兰失声叫道。
何钊瞪了她一眼，铁青着脸走进房去，东看看西瞧瞧，过了半晌，才阴沉着脸说道：“从种种迹象看来，闯入房里的不止一人，他们与方平之间好像还发生过一场搏斗。抽屉里的存折、银行卡、现金和一些贵重物品都没有带走……他很有可能是遭绑架了。”
歹徒为什么要翻箱倒柜地乱搜，而对抽屉里的存折、现金和一些贵重物品却不屑一顾？显然，他们的目的也是兽角杯。
何钊接着要赵忆兰打电话给技术科，请他们派人来做现场勘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印迹。自己则去找这幢楼房的住户，对他们一一进行调查询问。
技术科的人很快就来了。他们忙碌了一番，在房里找到了四个人的足印，尺码都在40码以上，看来除房主以外，还有三个男人闯进了此屋。但只采集到方平一人的指纹。这伙人翻箱倒柜，搜遍了全屋，却没有留下一个指纹，看来是一伙经验丰富的歹徒，作案时都戴了手套。
何钊的调查询问工作也不顺利，但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从一位老工人的口中得到了一条线索。那工人住在一楼，前天晚上加班到12点钟，回家时看到楼前停了一辆桑塔纳轿车。他进房不久，又听见一阵楼梯声，有三四个人推推搡搡地从楼上下来，紧接着那辆轿车就开走了。至于车牌号码，已经记不清了，但最尾两个号码却印象深刻，那是极其吉利的两个数字“88”。
何钊立即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交警队，请他们协助查找这辆尾号是“88”的红色桑塔纳轿车。
谁知交警队很快就回电话告诉何钊说：“那是一辆被盗的车子，车主在前几天就报失了，而且此车也于昨天上午找到，它被人丢弃在市郊的一个偏僻处。盗车人未在车上留下任何指印。”
刚找到的这一条线索又中断了。
对于方平的失踪，何钊非常懊恼，他后悔自己没能早一步，抢在对手之前传讯方平。
回到局里以后，赵忆兰问：“何科，你看那绑架方平的，是他的同伙，还是另外一帮人？”
“你说呢？”何钊反问。
“要说是同伙吧，他们又为什么会反目成仇？要说不是吧，他们又怎么知道兽角杯在方平手里？那帮人显然是冲着兽角杯来的。”
“你再说说看，方平作案需要具备哪些条件？”何钊又问。
“那还不简单。第一，他必须要有开小手提箱的钥匙；第二，要制造一个行窃的机会，比如说那一分多钟的停电。”赵忆兰回答说。
何钊笑了，说：“你这不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吗？”
赵忆兰一怔，但随即就明白过来，说：“你是说方平有一个同伙，而这个同伙却把方平盗杯的事透露给了别人？”
“或者应该这么说，这个同伙并非方平的铁心哥们，只不过是他花钱雇来的一名临时助手。”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二赴香港。在香港机场的监控录像里，肯定会有此人的身影。”何钊回答说。
这一次他们到达香港，一下飞机就见到了罗琳。这位热情的女警官早已来到机场，守候在旅客出口处。她一见何钊他们，就快步迎上去，说：“我已经先把机场那天的监控录像重新看了一遍，发现了一个可疑的人物。”
她说着就带领他们进入机场监控室，要工作人员打开一台计算机，播放她事先选好的一卷录像带。
那是安装在机场候机厅入口处的一个摄像头拍下的录像：荧屏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忽然，他们观察的对象出现了，曹沛提着那只小手提箱走在中间，方平与何佩云一边一个地走在他两旁。这时，一个穿西装的男子迎面走来，与他们擦身而过……
“停！”罗琳忽然叫道。接着她指着荧光屏中定格了的图像说：“你们看，那人好像往方平的手中塞了点什么。那东西很小，他们的动作又很快，不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出来。”
“钥匙？”赵忆兰叫道。
“对！就是钥匙。”罗琳得意地说。
何钊点点头，要机场保安去把候机厅当天值班的几个值班人员叫来，一一要他们辨认录像上的那名男子。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说：“这人我见过，是一名电工。”
“你怎么知道他是电工？”何钊问。
“他向我打听过大厅的配电房在哪里，说他是电力公司派来检修的。”那位工作人员回答。
“你知道此人是谁吗？”何钊转而问罗琳。
“我想，在警署的罪犯档案中，应该能查找到此人。”罗琳说。
他们离开机场跟随罗琳上车，前往香港警署。
到达警署以后，罗琳立刻打开计算机，调出香港有案底的罪犯档案，一个一个地查对起来。没有多久，计算机的荧光屏上就出现了那人的照片。原来此人名叫吴山，是香港黑社会里一个名叫黑鹰的头目的手下，曾因斗殴、抢劫等罪被判过三年徒刑。
然而，当他们去捕捉吴山时却扑了个空。他双目失明的母亲说：“吴山一连几天没有回家了。”
“怎么办？”何钊心中颇为焦虑，只剩下这么一条线索了，要是抓不到吴山，案子就无法再查下去。
“不要紧。”为他们带路去吴山家的警察说道，“吴山这家伙虽然不务正业，但对他瞎眼的母亲却很孝顺，隔三岔五地就要回家来看看他的老母，是一个孝子。只要在这里布控，就一定能抓到他。”
第二天，果然就抓到了吴山。
吴山开始还装作没事人似的，百般抵赖，直至出示了机场的录像和工作人员的指证后，他才蔫了下去，老实交代说，是黑鹰大哥交给他一把钥匙，派他前去机场伺机交给方平，并设法造成短路停电，为方平创造行窃的机会。
原来黑鹰对那只黄石兽角杯觊觎已久，买通了梁家的一名仆人，偷印下钥匙的模样，仿制了一把钥匙。只是梁先生一直将小手提箱存放在保险柜里，开柜取箱存箱时身旁都有保镖，一直没有机会下手。这次梁启文将兽角杯捐赠给江州博物馆，是最后的机会。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无法下手了。于是便派人去江州，重金收买方平，要他在护送途中伺机窃取此杯。
事情与何钊原先的推测大致相符，只不过不是方平雇用吴山，而是方平受雇于吴山的龙头大哥罢了。
“那么，后来怎么又反目成仇，互相争斗起来了呢？”何钊问。
“方平那家伙不义气，偷到宝杯以后，见那东西太过贵重，价值连城，便嫌大哥给他的报酬太低，不愿交出来。”吴山说。
“于是黑鹰便带人去方平家，抢夺宝杯？”何钊又问。
“是的。不过，大哥并没有拿到那只兽角宝杯。我们翻遍了方平的房间，也没有找到那只宝杯，大哥一气之下，便绑架了方平。”
“现在方平在哪里？”
“在香江上的一艘游轮里。一连几天，大哥用尽了办法，对他严刑拷打，问他把宝杯藏哪儿了。但那家伙软硬不吃，就是不说。”吴山回答。
当天晚上，何钊等人就在香港警察的配合下，包围了香江上的那一艘游轮，抓获了黑鹰一伙犯罪分子。他们在一间舱房里找到了方平，他已经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
何钊扶起方平，在他的耳畔叫道：“方平，方平！你醒醒！我是大陆警察。你已经得救了。”
方平醒了过来。他睁眼看着何钊，嘴唇翕动了一下，但没有发出声音。
“告诉我，你把兽角杯藏哪儿了？”
“我把它藏……藏在……”方平困难地吐出几个字，又晕了过去。
“快把他送医院！”何钊叫道。
但方平终究没有说出兽角杯藏于何处，在送往医院的路上，他就停止了呼吸。
案子侦破了，但何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曾经慨然允诺，一定要寻找回来的那只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黄石兽角杯，竟没有找到。对此，何钊十分懊恼。一连许多天，他把从香港机场借来的那几卷录像看了又看，试图从中得到启发，找到藏杯之处。但自始至终，方平都未单独离开过，也没有与什么人有过接触，他又能将兽角杯藏匿于何处呢？这成了一个重压在他心头，一直无法解开的谜。他感到无颜见人，更无法去面对用天价购回此杯的那位香港老人。
光阴荏苒，一直到两个月以后，这个谜底才被解开。
那一天，何钊陪伴儿子去幼儿园参加他们的联欢会，与孩子们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下午。联欢会快结束时，幼儿园的老师宣布说：她在教室里藏了10朵美丽的大绒花，要大家分头去寻找，谁找到就奖给谁。
孩子们迅速找到了9朵大绒花，剩下的那一朵却怎么也无法找到。
最后，一个小孩不慎摔了一跤，跌倒在一张小桌下，却意外地发现了那一朵大绒花。原来老师用两条透明胶，将那朵大绒花倒粘在小桌的桌面底下。
一个念头蓦地在何钊的脑海里闪过。他连忙拿出手机拨通了香港警署。
“喂！是罗琳警官吗？”他问。
“我是。”手机里传来罗琳的声音。
“我是何钊。我想到了一个地方，想请你去查一查。”
“什么地方？”
“机场候机大厅的咖啡屋，方平他们那天喝咖啡的地方。”
“那地方我们不是搜查过了吗？”
“这一次，我要你注意桌子底下。”
“什么？桌子底下？”
“噢，不，不！是桌子的反面，桌面底下。你仔细看看，那只兽角杯是不是倒粘在桌面底下？”
“好，我这就去。”
半个小时以后，罗琳打来电话。她在电话中欣喜地告诉何钊说：“你猜中了！那只黄石兽角杯，果然就用胶布倒粘在桌面底下。这可真是大隐隐于市！以前我们怎么就疏忽了这个地方呢？”
原来方平盗取兽角杯以后，一时无处藏匿，便用胶布将它倒粘在桌面底下，打算等以后再来拿取。谁知随后就发生了一系列变故，未等取回此杯，他就命丧黄泉。
几天以后，失而复得的黄石兽角杯又被送回江州市博物馆，陈列在该馆的中心展厅里，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它轰动一时，引来众多的参观者。人们络绎不绝，在展橱前驻足鉴赏此杯，为其精美绝伦而陶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