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初冬季节里的阴冷的上午，天低云密，寒风呼啸。
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长何钊刚上班不久，连椅子也还未坐热，就接到来自东城区派出所的报告：太平洋实业公司的副总经理谢世华昨夜死于自己的寓所，有明显的中毒症状……
太平洋实业公司是市内一家著名的合资企业，更何况中毒死亡的又是该公司的一名副总。何钊不敢怠慢，立即与他的搭档赵忆兰一起驾车赶往现场。
那是坐落在市郊高级住宅区里的一幢豪华住宅，室内宽敞明亮，布置奢华。死者30多岁，身穿睡衣，面目安详、神态平静地躺在他卧室的床上。
派出所已派人率先来到，保护好了现场。片警小姚向他们汇报说：“死者昨晚10点多钟酒醉夜归，今天早上7点多钟被发现死在床上。现场勘查无外人进入的痕迹，室内也未找到毒药。”
这时，法医汤平也已赶到。他迅速打开工具箱，按照程序一一对尸体做了细致的检验，检验完后向他们介绍说：“死者全身无伤痕，嘴唇发黑，眼睑有溢血点，系中毒死亡。死亡时间为昨日，即18日夜间11点至12点之间。”
“知道是什么毒药吗？”何钊问。
“现在还不清楚，要等尸体解剖之后才能知道。”汤平回答。
“这家的主人呢？是谁报的案？”何钊又问小姚。
“死者夫妻长期分居，妻子带着小孩另住他处。是女佣张嫂今天早上发现主人死亡，报的案。”小姚回答说。
何钊拿过现场勘查记录翻了一下，又与赵忆兰一起复勘了一遍，结果与小姚汇报的一样，室内没有毒药，也无外人进入的痕迹。
他接着便要小姚召来女佣张嫂，对她进行询问。
张嫂是一位40多岁的农村妇女，受过初等教育，遇事比较镇定。她告诉何钊说：“自从年初主人的太太搬出去另住后，主人便很少在家，一般是吃了早饭出去，直到晚上才回来。昨天主人又有应酬，直到晚上10点多钟才酒醉回来。”
“他醉得厉害吗？”何钊问。
“也就是个七成醉吧。他的酒量很好，从来没有大醉过。”张嫂回答说。
“这次，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何钊又问。
“没有。”张嫂说，“像这样的情况，以前也有过许多次，所以，我也没太重视。我给他送去一杯醒酒的浓茶，去浴室替他放好热水后，便回房去睡了。没想到今天早上去请他用餐时，却发现他已经死了。”
“那么，你知道他昨天晚上是在什么地方，和谁在一起饮酒的吗？”何钊又问。
“不知道。按照规矩，这种事情，做佣人的我们是不能打听的。”张嫂回答说。
从案发现场出来上车后，赵忆兰问：“老师，死者神态安详，会不会是自杀？”
“看样子不像。”何钊回答说，“一未在现场搜寻到毒药，二未发现遗书。死前1个多小时还在外面饮酒享乐，怎么忽然之间就会服毒自杀呢？”
直觉告诉他：这极有可能是一起错综复杂的投毒谋杀案。
两个多小时以后，尸体解剖结果出来了。法医汤平告诉他们说：
“在死者的体内，发现有残留的CLA药物成分。”
“CLA？那是什么毒药？”赵忆兰问。
“那是一种慢性毒药。服用后会使人神经兴奋，产生一种快感，继而麻醉神经，使人致死。”汤平回答说。
“难怪死者面目平静，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赵忆兰说。
“从服下此药到毒发身亡，要多少时间？”何钊问。
“大约3到4个小时。”汤平回答。
谋杀！果然是谋杀。事实证明了何钊的推断，若非谋杀，又有谁会不厌其烦地带了毒药去酒店服用，服毒后又返回死在家中呢？
然而，这个凶手究竟是谁？又为什么要谋杀谢世华呢？当务之急是要迅速找到投毒谋杀的第一现场。
带着这一疑问，他们来到太平洋实业公司，询问了许多平日与死者接触较多的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谢世华是公司分管财务的副总，平日待人和气，出手大方，没有什么仇人。他结过两次婚。前妻叫杨雯，与她娘住在一起，至今尚未改嫁。现在的妻子叫肖珊珊，是两年前结的婚，婚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女儿，但不知何故，最近两人正在闹分居。
最后，还是办公室的女秘书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线索。她说：“对了！我想起来了，昨天下午曾有一个女人打电话来与他约会。电话是我接转的。”
“你怎么知道是约会电话？”何钊问。
女秘书笑了，说：“当时他没有关门，我隐约听见他说‘好！晚上见’。那不是约会又是什么？”
“你还记得这个电话是什么时候打来的吗？”何钊又问。
“大概是下午3点多钟。”她说。
何钊点点头，对赵忆兰说：“你去一下电信局，查一查这个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赵忆兰去后没有多久就回来了，带回一张打印着电话号码的纸条，每个号码后面都注明了详细地址，都是昨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一段时间打进来的。
女秘书接过纸条，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查对，最后指点着其中的一个号码说：“应该是这个电话。”
何钊一看那个电话的地址，不觉失望地叹了一口气，原来对方使用的是跃进路的一个公用电话。
这个女子是谁？能与公司副总约会的人，应该不会没有手机吧？她又为什么不用自己的手机，而要舍近求远地去街上打公用电话呢？
没有其他线索，何钊只好从谢世华身旁的女人入手，决定去拜访他的两任妻子。
谢世华的前妻杨雯，是一位30多岁、娴淑端庄、落落大方的女子。她听到谢世华的死讯后，怔了一下，似乎感到十分震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告诉何钊与赵忆兰：
她与谢世华从小青梅竹马，是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班同学，加上又都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情投意合，早已私结同心。高中毕业那年，两人都考取了大学，但双方家庭都很贫穷，东凑西借，也没能凑齐一个人的学费。无奈之下，杨雯只好放弃了升学，出外去打工，挣钱供谢世华上大学。谢世华大学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两人就结了婚。婚后夫妻俩也过了一段你敬我爱的幸福生活。谁知后来随着谢世华职位的不断提升，他的思想也起了变化，竟然忘记了过去的那一段恩义，喜新厌旧地有了新欢，提出与她离婚……
“那么，你恨他吗？”何钊问。
“是的，我恨他。但还没有恨到要置他于死地的程度。”她说。
“昨天下午，你给他打过电话吗？”赵忆兰问。
“没有，我干吗要给他打电话？”
“昨天晚上6点至8点，你在哪儿？”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家，与我妈妈在一起。”
“请你再仔细想一想，他有仇人吗？有没有人恨得想要他的命？”何钊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与他已经离婚两年多了，对他现在的情况，实在不了解。”她回答说。
谢世华的现任妻子肖珊珊，则比杨雯要年轻漂亮许多，不但身材苗条，姿容俏丽，而且善于打扮，穿着时髦，是一位典型的现代女子。对于丈夫的死，她很震惊，但似乎并不十分悲痛。她告诉何钊与赵忆兰：
她与谢世华是在一场舞会上认识的。她很快就被谢世华潇洒的风度和豪爽大方所吸引，投身于他的怀抱。她不知道谢世华有妻子，待知道时已经迟了，她已经怀了谢世华的孩子。幸好谢世华答应了她的要求，设法与前妻离了婚，与她结婚。婚后不久，她就生了一个女儿。最初谢世华对她倒是百依百顺，十分恩爱，谁知后来就渐渐变了心，又在外面有了新的女人。她一气之下便带着女儿离家分居……
“你提出过与他离婚吗？”何钊问。
“是的，我提出过离婚。”她坦白地说，“但那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你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为了女儿，我还不想毁了这个家。”
“昨天下午，你给他打过电话吗？”赵忆兰又提出了这个问题。
“没有。昨天一天公司里都很忙，我没有时间也没有事情要打电话给他。”
“昨天晚上6点到8点，你在哪儿？”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家。带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你说我能去哪儿？”
“请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丈夫有没有什么仇人，对他恨得要命？”何钊又问。
“你们是在找凶手吗？去问她，那个婊子！一定是她惹来的祸。”她忽然歇斯底里地叫嚷起来。
“谁？你是说你丈夫的情人吗？她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何钊追问。
“我不知道。我在南市见过她一次，和我的丈夫在一起。一个十足的狐狸精！”
何钊与赵忆兰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谢世华的情人。她叫陶小春，是一位年仅19岁的靓丽的青春少女。最初，她一直低垂着头，怎么也不肯开口。后来何钊出去回避，让赵忆兰一个人单独与她谈，她才断断续续地叙述了以下的情况：
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家。读初中二年级的那年，父亲死了，家里欠了许多债，她再也读不成书，就跟随姐姐出来打工。她们先后在几家工厂里干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累死累活，一个月才挣300多元钱。后来姐姐改行去一家旅馆当了服务员，有时也接客，一个月挣的钱是过去的十几倍。于是她也想跟着姐姐去干。但姐姐不肯，说是卖也得等待时机，找一个肯出大价钱的老板。后来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人，就是谢世华。谢世华出1万元买了她的初夜权，破了她的身，以后又以每月5000元的价钱包下了她……
“你爱他吗？”赵忆兰问。
“不，我们之间没有爱情。”她说。
“昨天下午，你打过电话给他吗？”
“没有。他不许我打电话给他，有事都是他打电话给我。”
“昨天晚上6点到8点，你在哪儿？”
“昨天晚上姐姐没有去上班，我和她一起在家里看电视。”
“你再仔细想一想，谢世华有没有仇人？会有什么人想要杀死他？”赵忆兰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她说。
分别走访问完三个女人以后，赵忆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唉！可悲的女性。这个谢世华的私生活也太不像话了！”
“是不像话，但这毕竟与我们查案无关。”何钊说。
“那你认为她们之中会有凶手吗？”
“动机呢？仇杀还是情杀？再说她们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
“那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办？”
“没有其他线索，只好将谢世华的照片印发下去，请各个派出所协助，一个酒店一个酒店地去查找凶手投毒的第一现场。”
“全市有一千多家餐饮店，一家一家地去查找，那得要多少时间？”
“没有头绪，只有用这种笨办法，但绝对有用。”何钊回答说。
这个笨办法果然有效，居然只用了两天多的时间，就找到了第一现场。
那是位于城西风景区的一家情侣餐厅。店面虽不大，但依山傍水，位置极佳，店内又布置得幽雅别致，清静而又富于浪漫情调，确实是一个情侣们幽会的好处所。
店里一个名叫曹小兰的女服务员记性极好，一眼就认出了谢世华的照片，说：“这人18号晚上来过。他进店后不久，又来了一个女的。二人的谈话似乎不太愉快，没有多久，那女的就丢下他，独自一人走了。”
“你再看看清楚，别认错了人。”何钊说。
“没认错。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店里的顾客不多。加上那女的走后，他又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喝了许久的闷酒，直到打烊才离开。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曹小兰满有把握地回答说。
“那么，那个女的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何钊追问。
“那女的很高，有1米70左右。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有一头好看的披肩长发。至于她的容貌，却实在不敢恭维。”曹小兰说着，回头偷偷地笑了一下。
何钊闻言，立即请她回公安局，要技术科的计算机专家小杨按照她的描述，绘制一张模拟像。
小杨打开计算机，按照她的描述，不断变换着人像的头发、脸型，以及口、鼻、眉、眼等各种器官，终于把模拟像绘制出来了。那女人粗眉细眼，一张阔嘴，面貌实在丑陋无比。
赵忆兰看看计算机里的模拟像，不放心地问：“再仔细想想，是这个样子吗？”
何钊心里也有点疑惑，谢世华的三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年轻漂亮，怎么会与一个长得如此丑陋的女人幽会呢？
但曹小兰却十分肯定地回答：“对！就是这个样子。”
模拟像立刻被印发下去，要求各派出所协助查找此人。
然而，模拟像印发下去以后，却犹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一连几天，他们查遍了各个派出所的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的户口档案，走访遍了城内的大小旅馆，都未查找到此人。案子的侦破又一次搁浅，无法进行下去。
面对这种情况，何钊想另辟蹊径，改从调查毒药的来源入手去寻找凶手。但他很快就得知，CLA是我国明令禁止使用的一种神经性毒药，国内没有生产，也不允许进口。无论是医药公司、大小药店，还是各家医院，以及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都无此药。
“那么，凶手的CLA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赵忆兰说。
“只有一条管道，从境外携带进来的。”何钊说。
“你是说凶手出过国？”
“至少，为凶手提供此药的人一定出过国。”
然而，江州曾经出过国的人数以万计，与出过国的人有过接触的女人，更是无法计算，又如何去进行调查？看来，这也是一条无法走通的路。
正在何钊他们一筹莫展之时，从市检察院转过来的一份情报，使侦查工作峰回路转。
那一天，何钊在检察院工作的老战友赵东川专程来到刑侦科，向他通报说：“最近我们正在调查一起重大贪污受贿案。有线索表明太平洋实业公司也涉嫌此案，有向几位市级领导行贿的嫌疑。而具体进行此事的，正是该公司的副总谢世华。”
于是，此案的性质又与经济犯罪联系了起来。
“杀人灭口？”何钊立即想到这一作案动机。看来侦查的方向与范围需要做一些调整，应该从太平洋公司内部的高层人员入手，调查他们与谢世华的经济往来。太平洋公司的高管，应该都出过国吧？这也符合能将毒药CLA携带入境的条件。但他们很快就发现，该公司的高层人员，除了会计主任以外，全部都是男性。而在案发的那一天，会计主任又恰好请假离开了本市，带着孩子去外地看望她的父母去了。而以往的种种线索，又都说明下毒的凶手是一名女子……
面对着这一矛盾，何钊苦苦地思索起来。他一边想，一边犹豫不决地说：“难道说，凶手本来就不是一名女子，而是一个男人……”
“对！是个男人。”心有灵犀一点通，赵忆兰立即一拍巴掌，兴奋地说，“只要在话筒里装一块簧片，就可以将男声变成女声。戴上一头假发，凶手也就可以把自己装扮成女人。”
“不错！是个男人。”何钊点头说，“去技术科改绘模拟像。”
他们立即奔往技术科，要小杨在计算机里调出嫌疑人的模拟像，加以修改。
“删掉头像的长发，改成西装！”何钊指令说。
小杨操纵鼠标点击了几下，计算机里的女子立即变成了一个男人。
“再换成平头！”
何钊忽然一击掌，兴奋地说：“嘿！小赵，你看他像谁？”
赵忆兰向计算机中的头像仔细打量了一会儿，点头说：“嗯，有点像该公司的保卫科长吴小勇。”
“不错，正是他。”何钊说。
他们立即驱车前往太平洋实业公司，对吴小勇进行重点调查。
他们首先到公司的人事科查阅了吴小勇的档案，发现吴小勇是该公司总经理沈宏的同乡。此人28岁，身高1.68米，曾一度参军，在特种部队待过，退伍以后回乡务农。是沈宏回乡将他带出来，安置在公司里的。
看来，这个吴小勇显然是沈宏的死党。如果沈宏想要杀人灭口，那么吴小勇无疑是充当杀手的最佳人选。
然而，随后对吴小勇的讯问却进行得很不顺利。他态度傲慢，矢口否认与谢世华一案有关。尤其是当何钊出示那张模拟像后，他竟若无其事地拿着那张画像左看右看，哈哈笑着说：“不错！是有一点儿像我，但却绝对不是我。案发的18号那天晚上，我跟随沈总经理去了上海，是乘坐6点50分的火车。这事沈总可以证明，送我们去车站的司机小林也可以证明。”
何钊立即找来司机小林，询问当日的情况。小林证实说：“那天晚上，确实是我开车送总经理与吴小勇去的火车站，到达车站的时间是6点30分。我亲眼看着二人走进车站。”
那么，他们是否会进站去转了一圈，又从另外一处出站，根本就没有乘这一趟列车去上海呢？
何钊接着又去公司财务科，借出他们报销的车票和住宿单据。那是两张剪了票的18日18时50分开车的K18×次列车的软卧车票，车座是4车厢12号的上下铺。住宿单据则是上海东方宾馆开出的一张18日至20日的403房双人套间的住宿发票。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吴小勇不可能作案，他有不在现场的充足证明。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难道他们又一次误入歧途，找错了嫌疑对象？何钊不甘就此认输，他面对着这些证据苦苦思索了许久，最后决定亲自乘坐K18×次列车去一趟上海，彻底查清他们的那一趟上海之行，看看吴小勇这个不在现场的证明是真是假？
“我准备今晚去一趟上海。谢世华是分管公司财务的，你明天再去了解一下他们公司的财务状况。”他对赵忆兰说。
“好的，我开车送你去火车站。”赵忆兰说。
当天晚上，何钊就登上了K18×次列车。他找到列车长，出示了自己的证件，请他带领去找18日4号车厢的乘务员。
那是一位20多岁娇小的姑娘，长着一张惹人喜爱的娃娃脸。她听了何钊的说明后，拿着沈宏和吴小勇的照片看了又看，摇头说：“对不起，乘坐这趟车的旅客很多，又隔了好几天，见没见过这两个人，实在没有印象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几天我的车厢都是满员，18日晚上，12号的上下铺绝对有人。”
“那么，他们是否有可能在中途下车呢？”何钊问。
姑娘笑了，说：“那不可能。这是卧铺车厢，旅客上车后就被收掉车票，换发一块号牌，直到他们旅行的终点站下车前，才把车票换还给乘客。如果要中途下车，就必须通过我这个乘务员。”
“唔，不错不错！我把这一点给忘了。”何钊点头说，“但如果只有一个人提前下车，另一个人仍然留在车上，不是仍然可以在到达终点站前换回两张车票吗？”
“那当然可以。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何钊不置可否地一笑，换过话题，问她列车什么时候到达上海，会不会晚点。
“22点40分准时到达终点站上海。”姑娘俏皮地一笑，骄傲地回答说，“我们车组是全局的标兵，除遇到特别事故外，列车从不晚点。”
“那么，最近几天，遇到过什么特别的事故没有？”何钊又问。
“眼下又不是客运高峰，哪有那么多的特别事故？放心吧！近一个多月，本列车一直是正点运行。”姑娘回答说。
K18×次列车果然于晚上10点40分正点到达上海。因为是冬季，这个时候街上的行人已经不多，虽然仍有不少车辆往来，但已不甚拥挤。何钊叫了一辆出租车，一路通行无阻，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到达了东方宾馆。
也许是连续住了几天的缘故吧，宾馆四楼的服务员还有印象。她看了沈宏与吴小勇的照片后，立即点头说：“这二人是在这里住过。是18号晚上到的，入住403房，一共住了三天。”
“那么，他们是一起来的吗？还是一个先到，一个后到？”何钊又问。
“好像是一起来的。”她有点把握不足地说。
“请仔细想想，不要弄错。”
“对！是一起来的。他们一个空手，一个提着一个旅行包。”她肯定地说。
“那么，你还记得他们到达的具体时间吗？”
“这个，你可以去问服务台，那里有记载。”
何钊回到一楼服务台，向服务台的小姐说明情况。服务台小姐打开住宿登记簿查了一下，说：“18号入住403房的二位旅客，是晚上11点20分到达的。”
何钊心里一怔，他们到达宾馆的时间，怎么竟比自己到达的时间足足晚了半个小时？
然而，他们为什么会晚到半个小时呢？是那一天火车晚点了吗？不对！今天他在火车上详细询问了列车员，K18×次列车极少晚点，18号那天也是正点到达上海。是由车站到宾馆的路上遭遇堵车，延误了时间吗？也不对！在这寒冷的初冬季节里，夜晚的车辆不会太多，更何况那一天又不是节假日，绝对不可能有堵车……那么，除此以外，又会是什么原因呢？
何钊的心里不觉升起一丝疑云。
次日早晨，何钊就登上了返回江州的火车。他在临上车时买了一张列车时刻表，一路上仔细地看着。他发现由江州始发或是经由江州开往上海的列车，一天竟有30多趟，平均每隔半个小时就有一趟列车。一个念头蓦地在他的脑中一闪：那个吴小勇会不会没有乘坐K18×次这一趟列车，而是乘坐半个小时后的另一趟列车呢？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能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在江州活动。但他随即又否定了这一想法，从作案现场的情侣餐厅到火车站，距离很远。由车站到现场，作案后再返回车站，半个小时是无论如何都不够的。
何钊一出江州车站，就看见了他们的那辆13号警车，赵忆兰正在车里向他招手。他心里感到一阵温暖，立即大步向警车走去。
“谢谢你来接我！”他上车后说。
“别谢！老师，我这只不过是在执行公务。”赵忆兰笑着开动了汽车。
“查账有收获吗？”何钊问。
“从账面上看不出什么，但听一些职工反映，该公司的财务状况似乎不太好。”赵忆兰回答说。
“唔，是这样。”
“你呢，这次出行有收获吗？”她问。
“沈、吴二人18日当晚确实到了上海。但有一个疑点：他们到达宾馆的时间，比应该到达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
“你怀疑他们没有乘坐K18×次列车？”
“至少有一人可以这样做。”
“但半个小时也来不及作案呀。”赵忆兰说。
“这正是我一路上想不明白，感到伤脑筋的事情。”何钊坦白地说。
回到局里以后，何钊心有不甘，又拿出那份列车时刻表研究起来。
赵忆兰一把抢走列车时刻表，说：“让我看看！”
她把列车时刻表平摊在桌上，拿一把尺子比着，开始一行一行仔细地研究起来。她看着看着，忽然用红笔在表上标了一条线，抬头兴奋地叫道：“对了！老师，K18×次列车发出1小时10分钟后，有一列T7×次列车经过江城开往上海。这是一趟特别快车，虽然比K18×次晚开两个多小时，却只比它晚半个小时到达上海，与他们到达上海的时间正好相符。”
“是吗？”何钊连忙拿回列车时刻表，看了一下她标出的那一行列车时间，一拍桌子说：“唉！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是因为这两趟车不属于同一线段，没有排列在一起的缘故。”赵忆兰笑着说。
于是一切都顺理成章，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吴小勇与沈宏一起上车后，又迅速在临开车前下了车。只有沈宏一人乘坐K18×次车前往上海。因为是夜间行车，只要打开上铺的被子，是没有人会注意那里面的人是否还在的。吴小勇下车出站后，立即乘车前往情侣餐厅，与谢世华会面，伺机在他的酒杯里下了毒，然后又离开酒店返回车站，搭乘T7×次列车前往上海。有两个多小时供他作案，时间绰绰有余。为了不留破绽，沈宏到达上海后没有先去宾馆，而是去候车室里，等到了吴小勇后再一起去宾馆。这样，他们就延误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可是证据呢？唉！要是能搜寻到吴小勇作案时穿的那一件风衣、戴的那一头假发就好了。”赵忆兰说。
“别犯傻了！他们在上海三天，完全有时间销毁那两件东西。”何钊说。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她问。
“你忘了，我们还有一名证人，情侣餐厅的那位女服务员曹小兰。她的记性很好，一定能认出他来。”何钊说。
当天下午，吴小勇被传唤到局里。赵忆兰要他穿上一件米色的风衣，给他戴上一头披肩的假发，与其他四个同样装束的人站在一起，要曹小兰去辨认。
曹小兰进来之后，向几个人看了一会儿，立即就认出了罪犯，指着吴小勇说：“就是他！”
于是立即对吴小勇进行突击审讯。最初，吴小勇百般抵赖，拒不承认犯罪事实。后来，在有力的证据面前，他终于垮了下去，交代了他们的作案经过：
原来，沈宏一直与市里的几个大贪污犯有勾结，通过贿赂，暗箱操纵，以低价收购、买空卖空等方式侵吞了大量国有资产，而其中的许多事情，都是交给谢世华去具体办理的。近来，谢世华自恃有功，向沈宏索要500万元的报酬，否则就要将他的底子抖出去。沈宏深感自己重用错了人，加上内线又传来消息，那几个大贪污犯有暴露的可能，就更感到此人留着终是一个祸根，遂起杀机，与吴小勇一起精心策划了这么一个杀人灭口的计划。原以为天衣无缝，未留下任何一点蛛丝马迹，谁知仍然被何钊一举侦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