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提供最新的证词时，亚历克斯一直观察着陪审团。他们表情冷淡麻木，但没人移动一下身子。他们倒吸一口气并非是自愿的，只是为了证明他们多么专注于倾听。当问题接着问下去时，陪审团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弗兰克先生，迈克尔博士对于误导你的事向你道歉过吗？”
“没有。”
“他是否主动提出过与你分享他得到的利益呢？”
“没有。”
“你问过他吗？”
“最后我才问了。那时我已明白他都干了什么。它们是我身上的细胞。我想，对于自己细胞受到的待遇，我是有某种发言权的。”
“可他拒绝了吧？”
“对。他说他对我的细胞做了什么与我无关。”
陪审团这下有了反应。有几个人掉过头来看着迈克尔博士。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亚历克斯心想。
“最后一个问题，弗兰克先生。你给迈克尔博士签过一份要把你的细胞用作商业目的的授权书没有？”
“没有。”
“你从来没授权出售它们吗？”
“从来没有。可他最终还是那样做了。”
“我没问题了。”
法官宣布休庭15分钟，待重新开庭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律师们开始反诘。为了此次审判，该分校特意雇请了“雷佩尔-迈克尔律师事务所”，这是一家商业区的事务所，专门从事风险性很大的大诉讼。雷佩尔作石油公司和被告方主要签约者的代理人。显然，洛杉矶分校并不把这次审判看作是为医学研究进行的辩护。30亿美元处在危急关头；这是一笔大生意。
分校的首席律师名叫艾伯特。他有着年轻随和的外表，面带友好的微笑，似乎可以使人消除戒备，好像他干这项工作是个新手。实际上艾伯特已经45岁了，20年来诉讼工作一直干得很成功，但他却不知怎的，会让人觉得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审判，这微妙的感觉让陪审团对他放松了警觉。
“瞧，弗兰克先生，我想近几年来你的情绪受到影响，被搞得精疲力竭，一定很艰难吧。我很赞赏你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陪审团，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的。我想你已对陪审团说了你受到过极大惊吓，自然人人都会这样的。顺便问一下，你第一次去找迈克尔博士时，体重减少了多少？”
亚历克斯她明白随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在强调治疗的戏剧性效果。她看一眼坐在身旁的律师，他显然正极力想着对策。她俯过身去低声对他说，“阻止它。”律师摇摇头，有些困惑。
这时她父亲说，“我不知道减少了多少。大约四五十斤吧。”
“就是说你的衣服不合身了？”
“一点不合身。”
“你那时的体力怎样？可以爬一段楼梯吗？”
“不行。走两三步就得停下来。”
“是累成那样的？”
亚历克斯用肘轻推一下律师，耳语道：“已问过并且作了回答。”律师立即站起来。
“反对。阁下，弗兰克先生已经说明他的病情得到了确诊。”
“不错，”艾伯特说，“他还说过他受到了惊吓。但我认为陪审团应该知道他的病情究竟有多严重。”
“请讲下去。”法官说。
“谢谢。唔，弗兰克先生。你减少了四分之一体重，你也很虚弱，只能爬上两三步楼梯，你患上了致命的白血病。是这样吧？”
“是。”
亚历克斯紧紧咬住牙。她极想阻止这样询问下去，显而易见这是不利的，与父亲的医生在治疗后是否采取了恰当行为的问题，也毫不相关。可是法官已决定准许那样继续提问，她什么办法也没有。而提出申诉的理由，也并非是很异乎寻常的事。
“在你需要帮助时，”艾伯特说，“你找到了西海岸治疗这种疾病的最好医生吧？”
“是。”
“他对你进行了治疗。”
“是。”
“并且把你治好了。这位关心体贴的专家医生把你治疗好了。”
“反对！阁下，迈克尔博士只是一个外科医生，不是圣人。”
“反对有效。”
“好吧，”艾伯特说。“让我这样来问：弗兰克先生，自从你被诊断出患上白血病有多长时间了？”
“6年。”
“一个癌症患者存活5年后就被认为是治愈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反对。需要有专家的结论才行。”
“反对有效。”
“阁下，”艾伯特转向法官说，“我不明白，这对于弗兰克先生的律师们为什么会如此困难。我只是想表明，事实上迈克尔博士把原告致命的癌症治好了。”
“我也不明白，”法官回答，“让被告方直率提出问题而没有可以反对的言词，为什么会如此困难。”
“好吧，阁下。谢谢。弗兰克先生，你认为自己的白血病治好了吗？”
“是的。”
“你如今完全康复了？”
“是。”
“你认为是谁把你治好的？”
“迈克尔博士。”
“谢谢。唔，我认为你已告诉了法庭，在迈克尔博士让你回去作进一步检查时，你心想这意味着自己的病仍然没好。”
“是。”
“迈克尔博士对你说过，你仍然患有白血病吗？”
“没说。”
“他办公室有谁，或者他的工作人员中有谁，对你说过吗？”
“没说。”
“那么，”艾伯特说，“如果我对你的证词没理解错，你对自己仍然病着的事从来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吧？”
“正确。”
“好吧。现在咱们说说你的治疗。你接受了手术和化疗。你知道自己是否接受了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标准治疗吗？”
“没有，我的治疗是非标准的。”
“是最新的？”
“是。”
“你是第一个接受这种治疗方案的病人吗？”
“是，我是。”
“迈克尔博士告诉你的？”
“是。”
“他对你说这种最新的治疗方案，是如何产生出来的吗？”
“他说是某个研究项目中的一部分。”
“你也同意参与这个研究项目？”
“是。”
“同其他患有这种疾病的病人一起？”
“是，我想还有其他病人。”
“这项研究方案对你的病情产生了效果？”
“是。”
“你被治愈了。”
“是。”
“谢谢。瞧，弗兰克先生，在医学研究中，有助于战胜疾病的新药常常来自于病人身上的组织，或者说是用病人身上的组织试验后得来的，这你明白吧？”
“是。”
“你知道自己的组织会被那样使用？”
“是，但不用于商业——”
“对不起，只回答是或不是。你同意把你的组织用于研究时，知道它们有可能被用来制作或试验新药吧？”
“是。”
“假如一种新药被发现，你希望这种药也可用在其他病人身上吧？”
“是。”
“你对此签了一份授权书吗？”
停顿很久后，他回答：“是。”
“谢谢，弗兰克先生。我没有问题了。”
“你觉得情况如何？”他们离开法庭时父亲问她。次日将进行终结辩论。他们朝洛杉矶商业区的停车场走去，这儿虽有阳光，但视线并不清晰。
“难说，”亚历克斯说道，“他们把事实搅得很乱。我们知道，根本没有什么新药从这个项目上产生出来，可我怀疑陪审团能理解实际情况。咱们要找来更多懂行的证人，说明洛杉矶分校正是从你身上的组织提取了一种细胞株，用它生产一种细胞因子，就像在你的体内自然产生出来那样。根本没有什么‘新药’，但这大概不会对陪审团起作用。另有一个事实，即艾伯特明显在让这个案子看起来和20年前的摩尔案完全一样。摩尔案与你的极为相似。人体组织在虚伪陈述下被拿去出售。洛杉矶分校轻易赢得了那个案子，尽管他们本来不该赢的。”
“这么看来，我的顾问，咱们的案子情况怎样了呢？”
她对父亲面笑了笑，一只手抱着他肩头，吻了他的面颊。“说实话吗？很艰难。”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