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明白过来在那儿挥拳打人而后逃之夭夭的人是哈桑，而躺在地上的是倪尔君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你还站在这儿干吗，雷吉普，快过去！我把网兜放到地上跑上前去。
“倪尔君，”我问道，“倪尔君，你怎么样了，小姐？”
她的身体蜷成一团，双手抱着头，一个劲儿地在那儿哆嗦。她并没有想过要号啕大哭，只是在那儿轻声地抽泣着，仿佛她受到的不是肉体上，而是精神上的痛苦似的。
“倪尔君，倪尔君。”我抓着她的肩膀，说道。
哭了会儿之后，她双手握拳，捶着沥青路面，像是在愤怒、厌恶又带点悔意地责备着某个人似的。我抓住她的手。
她抬起头，以前她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场面，这回她算是明白了，也亲眼看到了：从四周角落里走出来将我们团团围住的人、大声嚷嚷着的人、在人群之中探出他们好奇怯懦的脑袋就想看清楚点、发表点意见的人。她突然觉得很难为情。她朝我靠过来，想要站起来。她的脸上满是血污，天哪。人群中有个女人惊叫了起来。
“靠在我身上，亲爱的，靠在我身上。”
她站起来，靠到我身上。我拿出自己的手帕递给她。
“我们离开这儿，回家去吧。”
“你感觉怎么样？”
“出租车来了，”人群之中有人说，“上车吧。”
车门打开了，我们上了车，不知道是谁将我的网兜和倪尔君的包给递了过来，还有个小孩把唱片给拿了过来，他说：
“这是姐姐的。”
“去医院吗？”司机问道，“还是去伊斯坦布尔？”
“我想回家！”倪尔君说。
“可我们怎么也得先去趟药店呀！”我说。
她没再说什么。一路上她都在抽泣着，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偶尔地将手绢拿到眼前，呆呆地看着。
“头这样放！”我轻轻地拽着她的头发，说道。
又是凯末尔先生的俏媳妇在药店里，她正在那儿听着收音机。
“凯末尔先生不在吗？”我问道。
一看到倪尔君，女人惊叫了一声，然后便开始忙活了起来。她一边忙还一边问着，可倪尔君坐在那儿，一声也不吭。最后，凯末尔先生的老婆也闭上了嘴，用药棉和药水给倪尔君清洗着脸上的伤口。我转过身，不忍心去看。
“凯末尔先生不在吗？”
“药剂师是我，”他老婆说，“你找他干吗？他在楼上呢！啊，美女，他们是用什么把你打成这样的？”
这时，凯末尔先生走了进来。见到这个场景他愣了会儿，然后便站在一旁认真地看着，就像是等待这一刻的到来等了许久似的。“怎么搞成这样？”他问道。
“他们打的，”倪尔君说道，“都是他们打的。”
“真主啊！”女药剂师喊道，“我们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我们是谁？”凯末尔先生问道。
“谁干了这件事……”他老婆回答道。
“法西斯。”倪尔君喃喃自语道。
“闭嘴，现在闭嘴，”女人说道，“闭嘴，闭嘴。”
听到这个词，凯末尔先生大吃一惊，像是听到或是想起了某个丑恶的词似的。过了会儿，他突然把手伸向收音机，冲他的老婆喊道：“你把收音机开这么大干吗？”
收音机关掉以后，店里一下子像是空了似的，大家的脸上顿时涌现出痛苦、羞愧和内疚的表情。我不愿去想。
“别关，”倪尔君说，“您能把收音机打开吗？”
凯末尔先生打开收音机，我也没再想了。我们都没有作声。女人把手里的活儿做完以后，便说：
“现在就去医院！真主保佑，可能会内出血的，另外头也伤得很重，脑子有可能……”
“雷吉普，我哥哥在家吗？”倪尔君问道。
“不在，”我说，“他把车送去修了。”
“你们快打个出租车去医院吧，”女人说，“雷吉普先生，你身上带钱了吗？”
“我先拿给你。”凯末尔先生说。
“不，”倪尔君说，“我现在想回家。”起身时她呻吟了一声。
“等等，”女人说，“那我给你打针止痛针吧。”
见倪尔君没有作声，我便把她扶到了里面。我和凯末尔先生都没有说话。他朝窗外望着，望着从早到晚他都在欣赏的景象：对面小卖店的橱窗、可口可乐的宣传画、灯和夹着转烤肉的三明治。为了找个话茬，我对他说道：
“周一晚上我来买阿斯匹林，不过你已经睡了。那天早上你去钓鱼了。”
“它无处不在，”他说，“不管人们去哪儿，它都不会放过。”
“什么？”
“政治。”
“我不懂。”我说。
我们又朝外面看了会儿，看着外面大帮的人朝海滩走去。过了会儿，她们出来了。我转过身看到了倪尔君的脸，她只有一只眼睛能半睁着，两边的脸都紫了。凯末尔先生的老婆说我们必须得去医院，倪尔君不想去，可她坚持要我们去，后来她吩咐她的丈夫道：“叫辆出租车。”倪尔君却说，
“不，”她拿上了自己的包，“我们走走，我可以透透气，再说家又离得不远。”
他们还在劝她，我拿上了网兜和袋子，上前搀住了倪尔君。她像是生来就习惯了这样似的，轻轻地靠到我身上。我们打开门，挂在门上的铃铛响了，接着我们便走了出去。
“你是改革派吗？”凯末尔先生问道。
倪尔君点了点她那受了伤的脑袋。凯末尔先生像是一时没能控制住自己似的问道：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从我在小店里买的报纸看出来的！”
“哈！”凯末尔先生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不过他更多的是觉得难为情。过了会儿，他更加难为情了，因为他的俏媳妇在一旁说道：
“呀！凯末尔，我没告诉过你吗……”
“你闭嘴！”凯末尔先生像是恼羞成怒了似的，突然对她喊道。
我和倪尔君出了门，外面阳光灿烂。
我们悄悄地穿过马路，走到了对面的街上，穿行在挂满了彩色游泳衣和毛巾的阳台和院子中间。还有人在吃早饭，不过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们。后来有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从我们身旁经过，看了我们一眼，不过我觉得他之所以看我们不是因为倪尔君受了伤，而是因为我是个侏儒，从他的眼神里我可以看得出来。之后有个小女孩脚上套着脚蹼像只鸭子似的从我们面前走过，把倪尔君给逗笑了。
“我一笑这儿就疼，”说完，她笑得更厉害了，“你为什么不笑呢，雷吉普？”她问道，“你为什么那么严肃？你总是很严肃，和严肃的人们一样打着领带。你笑笑嘛。”
我强迫自己笑了笑。
“啊，你也有牙齿呀，”她说道。我觉得很尴尬，又笑了笑，不过接下来我们都沉默了，然后她就哭了，我没看她，因为我觉得她可能不想让我看见她哭。可她越哭越厉害，哭得都哆嗦起来了，我想还是安慰安慰她吧。
“别哭了，亲爱的，别哭了。”
“该死的，”她说，“太愚蠢了，莫名其妙的……我太蠢了，对一个孩子……”
“别哭了，别哭了。”
我们停了下来，我抚摸着她的头发。后来我想，人们都不愿意当着别人的面哭，便松开手，朝街上望去。一个小孩站在对面的阳台上既好奇又恐惧地看着我们。他肯定以为是我把她给弄哭的。过了会儿，倪尔君停止了哭泣，她想戴上她的那副黑眼镜，眼镜可能在她的包里。我从包里找出眼镜递给她，她给戴上了。
“很配你。”我说。她笑了笑。
“我漂亮吗？”她问道。我正要回答她的时候，她又问道，“我母亲漂亮吗，我母亲怎么样，雷吉普？”
“你很漂亮，你母亲以前也很漂亮。”
“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是个很好的女人。”我说。
“怎么好？”
我想了想：她对任何人都无所求，也不给任何人添负担，她甚至都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老夫人过去总是说，她像个影子，像只猫，总是跟在她丈夫的后面，她总是面带笑容，很阳光，但她很谦恭。她很好，对，人们也不畏惧她。
“像你一样的好。”我说。
“我好吗？”
“当然了。”
“我小时候是个什么样？”
我想了想：你们小姐弟俩总是在花园里玩得很开心。法鲁克大些，不跟你们一起玩。你们在树底下跑着，充满着好奇心。后来他也来了，和你们一起玩。你们怎么也赶不走他。我从厨房窗户那儿经常听到：我们玩捉迷藏吧！好的，我们数数吧。姐姐你数吧。数着数着，哈桑突然问你，“倪尔君，你懂法语吗？”
“小时候你也是这样。”我说。
“那到底是什么样？”
饭菜准备好以后，我就会在房里冲着楼上喊道：老夫人，饭好了。然后老夫人就会打开窗户，冲着下面喊道，倪尔君，麦廷，快来吃饭。你们在哪儿，雷吉普，他们又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在那儿，老夫人，在无花果树那儿。老夫人看了看，突然在一片无花果叶子中看到了他们，她喊道：啊，又和哈桑在一起，雷吉普，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别让那孩子来这儿，他怎么又来了，让他走，待到他爸爸那儿。老夫人正说着，另一扇窗户也打开了，多昂先生把脑袋伸了出来，这个房间他父亲以前住了很多年，也在里面工作了很多年。怎么了，他问道，他们一起玩怎么了。关你什么事，老夫人说道，你就和你父亲一样待在房间里，写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吧，你当然觉得没什么了，可这些孩子和佣人的孩子一起玩闹，老夫人的话还没说完，多昂先生便说道，可母亲，那又怎么了，他们玩得多开心啊，就像兄弟姊妹似的。
“雷吉普，是不是得用钳子才能从你嘴里掏出点话来呀……”
“你说什么？”
“我在问我的童年。”
“你和麦廷一直玩得不错！”
兄弟姊妹吗，老夫人说道，该死的，这是从何说起，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孩子除了法鲁克就没有别的兄弟了，就像我的多昂没有别的兄弟似的，多昂的兄弟们，是谁在编造这些谣言，我都八十多了还要扯这样的谎吗，一个侏儒，一个瘸子，他们和你能是一个家族的吗？我听着他们的对话，没有出声，之后他们俩都关上了窗户。我走到园子里，喊道：倪尔君，麦廷，快，老夫人喊你们吃饭了。他们上楼去了，而他则待在角落里。
“小时候我们也和哈桑一起玩！”倪尔君说道。
“对，对！”
“你还记得吗？”
老夫人，多昂先生，最后一刻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法鲁克，麦廷和你，你们在楼上吃饭时，我在角落里找到了他，我问他，嘿，哈桑，你饿吗孩子，快过来。他默不作声，战战兢兢地跟在我身后，我把他带进屋，让他坐到小椅子上，把托盘放到他的面前，直到现在我还在那个托盘上吃饭呢。我到楼上把肉丸子、色拉、豆子、桃子和樱桃拿下来，放到他的面前。他一边吃，我一边问他，你爸爸在干吗呢哈桑？什么也没干，卖彩票！他的脚还好吧，疼不疼？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什么时候上学？我不知道！是明年吗，孩子？他没有回答，就像是第一次见到我似的，畏惧地看着我。等多昂先生去世、他开始上学以后，我就会问他：今年夏天你升几年级了哈桑？他不说话。三年级吗？然后我就会对他说，好好读书，你会成为大人物的！然后便问他，长大了你想干什么？突然，倪尔君在我的怀里动了动。
“怎么了？”我问道，“要坐会儿吗？”
“我的肋骨疼，”她说道，“那儿也被他打了。”
“要不我们搭个出租车？”我问她。
她没有作答，我们继续往前走着。我们再次上了马路，从停在海岸边的汽车和从伊斯坦布尔来这儿度周末的人群之中穿过。进门的时候我看了看，车子在院子里停着呢。
“我哥哥回来了吧。”倪尔君说。
“没错，”我说，“你们马上去伊斯坦布尔看医生吧。”
她没说话。我们从厨房门进了房子。进门之后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忘了关天然气，炉子也还在烧着呢。我吓得马上关上了炉子，然后把倪尔君扶上了楼。法鲁克先生不在房间里。我扶着倪尔君躺到了沙发上，我正要把枕头给她垫上的时候，老夫人在楼上喊了。
“我在这儿，老夫人，我在这儿，我马上就来。”我应道。我给倪尔君的头底下也垫了个枕头。“你感觉怎么样？”我问她，“我这就去找法鲁克先生。”
我上了楼。老夫人出了她的房间，手里拿着拐杖，站在楼梯口。
“刚才你去哪儿了？”她问道。
“去集市了……”我回答道。
“这又是去哪儿？”
“稍等，”我说，“您回房间吧，我这就来。”
我敲了敲法鲁克先生的房间门，他没应声。我没有再等，推开门走了进去。法鲁克先生正躺在床上看书呢。
“他们一会儿就把车给修好了，雷吉普，”他说，“昨晚麦廷开着，在路上莫名其妙地就熄火了。”
“倪尔君女士在楼下，”我说，“她在等你。”
“等我吗？”他问道，“为什么？”
“雷吉普，”老夫人喊道，“你在那儿干吗呢？”
“倪尔君在楼下，”我说，“您还是下楼看看吧，法鲁克先生。”
法鲁克愣了会儿，他看着我，扔下书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便走出了房间。
“老夫人，我这就来了，”我往老夫人的房间走去，“您站在那儿干吗？”我问道，“我扶您躺到床上去。您站在这儿会着凉的，再说您也累了。”
“虚伪！”她说道，“你又在说谎。法鲁克刚才去哪儿了？”
老夫人的房间门敞开着，我径直走了进去。
“你在那儿干吗呢？”她问道，“别把东西搞乱了。”
“我要给房间通通风，老夫人，”我说，“我什么东西也不会碰的，您瞧好了。”
老夫人也进了房间。我打开窗户。
“您快躺到床上去吧。”我说。
她躺到床上，像个孩子似的用被子蒙上了头，仿佛一时间忘记了厌恶。突然，她像个孩子似的，好奇地问道：
“集市上有什么？”她问，“你看到什么了？”
我走过去掖了掖被角，拿过枕头噼里啪啦地拍起来。
“什么也没有，”我说，“人们已经看不到美丽的东西了。”
“倔侏儒！”她说，“我太了解你了。我没有问你这个。”她闭上了嘴，脸上充满了仇恨和厌恶。
“我买了新鲜水果，您要是想吃的话，我给您拿来？”我问道。
她没吭声。我带上房门，下了楼。法鲁克和倪尔君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