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水果店老板说，“你们想要什么？”
“民族主义青年要举办一个晚会，”穆斯塔法说，“我们在发邀请。”
我从包里拿出了邀请函。
“我从不去这种地方，”店老板说，“我没时间。”
“也就是说你不愿意买一两张来帮助民族主义青年吗？”穆斯塔法问道。
“我上个星期刚买过。”店老板说。
“你是从我们这儿买的吗？”穆斯塔法问道，“我们上个星期还不在这儿呢！”
“但如果你帮助了共产主义分子，那就另说了！”塞尔达尔说。
“不，”店老板说，“他们从不到这儿来。”
“为什么不来呢？”塞尔达尔问道，“是因为他们不想吗？”
“我不知道，”店老板说，“你们放过我吧。我不关心这种事情。”
“我来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不来这儿吧，大叔，”塞尔达尔说，“他们不来这儿是因为他们怕我们。如果没有我们，共产主义分子也会像在图兹拉一样在这儿进行勒索的。”
“真主保佑！”
“是呀！你知道他们在图兹拉对国民都做了些什么的，对吗？据说他们先掀翻了陈列柜……”
我转身看了看他家的陈列柜，有一块干净、宽大、闪闪发光的玻璃。
“后来在他们还是不给的情况下他们又做了些什么，还要我说吗？”塞尔达尔说道。
我想到了坟场，如果共产主义分子们总是这么干的话，那俄罗斯应该满是坟场了。店老板最后大概也明白了——他一手叉着腰，涨红了脸看着我们。
“好了，大叔，”穆斯塔法说，“我们没时间。你要多少钱的？”
我拿出票来给他看。
“他会买十张的。”塞尔达尔说。
“我上个星期刚买的。”店老板说。
“那好吧，行啊！”塞尔达尔说，“伙计们，我们别浪费时间了。也就是说整个市场里就只有这一家，只有这一家不怕卸玻璃框……那我们就别忘了。哈桑，把这儿的门牌号记下来吧……”
我走了出去，看了看门框上边的号码，又走了进来。店老板的脸更红了。
“好吧，大叔，别生气，”穆斯塔法说，“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不尊重你。你的年纪和我们的祖辈一样了，我们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他又转向我说，“这次给五张就够了。”
我拿了出来，递过去了五张票。店老板伸出了手，像是拿一样令人恶心的东西似的抓住了边。然后，认认真真地看起了邀请函上的字。
“我们还可以给发票，你要吗？”塞尔达尔问。
我也笑了。
“你们不要这么无礼！”穆斯塔法说。
“这种票我也有五张。”店老板说，激动地在抽屉里翻着，而后高兴地拿出来给我们看。“这些不都是一样的吗？”
“是的，”穆斯塔法说，“可能是别的朋友给错了。但你必须从我们这儿买。”
“我已经买过了呀，你看！”
“再买五张你会死吗，大叔？”塞尔达尔说。
可老吝啬鬼装作没听见，用指尖指了指票的一角。
“这个晚会的时间也已经过了，”他说，“是两个月前的。看，这里写着1980年5月。”
“大叔，你想去这个晚会吗？”穆斯塔法问道。
“两个月前的晚会我今天怎么去呀？”店老板问。
最后，为了这五张票，连我也差点要冒火了。他们在学校里都白教我们了。忍耐只能让人在生活中浪费时间，没有别的用处。要是他们就这一问题让写一篇作文的话，我可以找到那么多的东西来写，即使是那些伺机想让我留级的土耳其语老师最后也会不得不给我五分的。你看，塞尔达尔也像我一样生气了。他突然走过去，一下子抽出了老吝啬鬼耳朵上夹着的笔，在票上写了些什么，连笔带票都还了回去。
“这样行了吧，大叔？”他说，“我们把晚会推迟到了两个月后。你要付五百里拉！”
最后，他拿出了五百里拉。就是这样，只有我们学校那些愚笨的土耳其语作文老师才会相信甜言蜜语可以引蛇出洞。我也很生气，想给这个老吝啬鬼吃点苦头，想给他使点坏。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停了下来，从门口的桃子堆的最底下拽出了一个。但他很幸运——没有全部坍塌。我把桃子放进了包里。接着我们进了理发店。
理发师正按着一个脑袋，塞在水龙头下洗着。他从镜子里看着我们。
“我买两张吧，伙计们。”他说，手都没有离开那个脑袋。
“大哥，您要愿意的话买十张都行，”穆斯塔法说道，“您也可以在这儿卖。”
“我说过了，留下两张，够了，”理发师说，“你们不是从协会来的吗？”
就两张！我突然冒火了。
“不，不是两张，你要买十张。”我说，数了十张递了过去。
连塞尔达尔也吃了一惊。是的，先生们，你们也看到了，我要冒火就会变成这样。但理发师没接票。
“你多大了？”他问。
理发师手底下抹着肥皂的脑袋也从镜子里看着我。
“你不买吗？”我问。
“十八岁。”塞尔达尔说。
“协会里谁派你来的？”他问，“你火气太大了。”
我说不出话来，看了看穆斯塔法。
“大哥，别介意，”穆斯塔法说，“他还是新来的。不认识您。”
“显然是新来的。伙计们，给我放下两张吧。”
他从兜里掏出了两百里拉。我的两个伙伴立刻就把我忘在了一边，和他说妥了，差不多都快要亲他的手了。也就是说只要你认识了协会里的人，你就能在这儿称王。既然这样又何必要买呢！我抽出两张票递了过去。但他并没有转身接。
“就放在那儿！”
我放下了。我想说点什么，但我没说。
“再见了，伙计们！”他说着，用手里拿着的洗发水瓶指了指我。
“这人在念书呢，还是已经工作了？”
“高二留级了。”穆斯塔法说。
“你爸爸是干啥的？”
我没说话。
“他爸爸是卖彩票的。”穆斯塔法说。
“要小心这只小豺狗！”理发师说，“这人火气太大了。好了，你们走吧。”
我的两个伙伴笑了。我呢，也想说点什么，正要说“别折磨你的徒弟，不行吗”，但我没说。我看都没看他那徒弟就走了出去。塞尔达尔和穆斯塔法笑着，说着，但我不听你们说，我在生气。后来，穆斯塔法对塞尔达尔这么说道：
“算了，他还知道自己是个理发师。”
“豺狗！”
我没说什么。我的任务就是背这个包，到了地方把票拿出来。就因为他们把我从天堂堡垒叫来，给了我这个任务，我才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和这些店老板站在一边，嘲笑我，笑着说那个词，我和你们没话说，我不说话。我们进了一家药店，我不说话，进了一家肉店，我不说话，在食品杂货铺以及后来的小五金店和咖啡销售店、咖啡馆里我也这么不说话，一直到走完整个市场我都没说话。从最后一家店里出来时穆斯塔法把双手插进了兜，说：
“我们有资格去每人吃一份肉丸子了。”
我没说话，也没说“他们给这钱不是让我们吃肉丸子的”。
“对，”塞尔达尔说，“我们有资格去每人吃一份肉丸子了。”
但一坐进肉丸子店，他们就每人要了两份。他们每人吃两份的情况下，我也不会只吃一份。在等丸子的时候，穆斯塔法拿出钱来数了数，有一万七千里拉。之后他问塞尔达尔：
“这家伙为啥板着个脸？”
“他在气我们叫他豺狗。”塞尔达尔回答说。
“蠢货！”穆斯塔法说。
但我没听见，因为我在看墙上的挂历。后来丸子上来了。他们边吃边聊，我闷声不响地吃着。他们还要了甜点。我也要了莱瓦尼甜食，我很喜欢。后来穆斯塔法拿出了手枪，在桌子底下把玩着。
“给我玩玩！”塞尔达尔说。
他也玩了玩。他们没给我，说笑着，后来穆斯塔法把枪别在腰上，付了账，我们起身走了。
我们无所畏惧地穿过市场，走进写字楼，一言不发地上了楼。一进入协会，每一次都一样，我有点害怕。就好像我在作弊，傻乎乎地心慌，害怕被老师看见，而老师看到我心慌好像也明白……
“整个市场都弄完了吗？”他问。
“是的，大哥，”穆斯塔法说，“您所说的地方都弄完了。”
“都在身边吧？”
“是的。”穆斯塔法说。他掏出了枪和钱。
“我只把枪拿走，”他说，“你把钱交给泽克里亚先生。”
穆斯塔法把枪交给了他。英俊的男人走了进去。穆斯塔法也走了。我们在这儿等着。有一阵，我在想，我们在等什么。我忘了我们在等泽克里亚先生，仿佛我们在这儿等着，却又不等什么似的。后来，来了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给我们递烟。我不抽烟，但我接了过来。他拿出了一个火车头样的打火机，点着了香烟。
“从天堂堡垒来的理想主义者朋友是你们吧？”
“是的。”我说。
“那里怎么样？”
我想了想他到底想要问什么。烟有一股很臭的味道。我好像变老了。
“上面的街区归我们。”塞尔达尔说。
“我知道，”他说，“我问的是海边，图兹拉共产主义分子们的。”
“没有，”突然我回答说，“天堂堡垒的海边没有什么。那里住的都是有钱的上流社会。”
他看了看我，笑了。我也笑了。
“就算是吧，”后来他说，“但也说不准呀！”
“上面的街区归谁，海边也就归谁。”塞尔达尔说。
“是的。他们也是这样占领图兹拉的。你们千万要小心。”后来我想了想共产主义分子们。我想着他们，一本正经地抽着烟，和我们说话的人突然这么问：“你是新来的，对吗？”不等我回答就走进了里面的房间。
他都没给我机会说些什么！塞尔达尔点了点头。不知道他们是怎么马上就知道我是新来的？当我说那里住着上流社会时，他为什么笑呢？塞尔达尔也站起来走进里面的什么地方去了，这一下就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在那儿了，塞尔达尔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就好像是为了让进进出出的人们知道我是新来的似的。我望着天花板，抽着烟，想着一些重要的事情，我的神态让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们一见到我就明白我在想重要的事情——有关我们行动的问题。有这么一本书，我看过。就在这时，穆斯塔法从房间里出来了，和一个人贴了贴脸，也就在这时，突然所有人都退到了一边——泽克里亚先生，是的，是他来了。很快，他走进房间时朝我看了看，我也站了起来，但还没有完全站起来。后来，他叫穆斯塔法进去。他走进去以后，我在想他们在里面谈了些什么，后来，他们出来了，这次，我站了起来。
“很好！”泽克里亚先生对我们的穆斯塔法说，“需要的时候我们再通知你。做得很好！”
接着，他看了我一会儿，我很激动，以为他会对我说些什么，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突然打了个喷嚏，又上楼去了。有人说是去党部了。后来，穆斯塔法和刚才与我们说话的人悄悄地聊了聊。我突然想他们在谈论我，但想错了，他们肯定是在谈政治，谈一些重要的事情……我没有看他们，免得让他们以为我在听，以为我是一个爱听墙脚的人。
“好了，伙计们，”后来穆斯塔法说，“我们走了。”
我放下了包。我们一言不发地向车站走去，一副完成了任务的样子。后来我想，穆斯塔法为什么不说话，我已经不生他们气了，他们觉得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怎么样？坐在车站长椅上等火车的时候我在想这些，后来看到那儿的彩票店我想起了父亲，尽管我现在不愿意想他，但还是想了，嘟囔着我想对他说的话：爸爸，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高中毕业文凭！
火车来了，我们上了车。塞尔达尔和穆斯塔法又在窃窃私语。他们可以说一句话，或是开一个玩笑，让我觉得一头雾水，那时，我也可以找一个笑话来回敬他们，但我不可能马上就找到，当我在寻找答复的时候，他们会看着我深思的脸发笑，那时我也许会生气，忍不住会骂人，而当他们笑得更凶时，我就更加不知所以然了。那时，我就会想要一个人待着，人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可以好好地想一想生活中可以做的大事了。有时他们所作的举动是我不能明白的一种玩笑，互相眨巴眨巴眼睛，就像他们现在说那个词时所作的举动那样：豺狗！不知道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小学时候有个女同学，她曾经带过一本百科全书到班里，是动物百科全书，你说要查虎，你可以打开书查字母“H”……要是有那本百科全书，我就可以打开来查一下“豺狗”，但那女孩不会给我看的。不，你会弄脏的！他妈的骚货，那你为什么要带到学校里来？当然，后来那女孩去了伊斯坦布尔，因为有人说她父亲发财了。她还有一个好朋友，头上扎着蓝丝带……
我想得太专心了……火车来到了图兹拉，我有些心慌，但我不害怕。共产主义分子们随时都可能进来。塞尔达尔和穆斯塔法也不说话了，神情紧张。没发生什么事。火车开动后，我看了看墙上共产主义分子们的标语：图兹拉将是法西斯的坟墓！他们所说的法西斯好像指的就是我们。我骂了几句。后来火车来到了我们的车站，我们下了车。我们一言不发地走到了汽车站。
“伙计们，我还有事，”穆斯塔法说道，“再见了。”
我们在他身后看着，直到他消失在了中巴车之间。我突然对塞尔达尔说：
“这么热的天，我不想回家做功课。”
“对，”塞尔达尔说，“天很热。”
“我心情也不好。”我说。停了一会儿，我说，“来吧，塞尔达尔，我们去咖啡馆吧。”
“不。我要去店里。我有事。”
他走了。如果你父亲有一家店，那你自然就会有事做！但我还在读书，还没有像你们那样弃学。但这有多么奇怪，他们更多的是嘲笑我。我相信晚上塞尔达尔会最早去咖啡馆讲述“豺狗”的故事。算了，哈桑，别心烦了，我没心烦，开始爬起了坡。
我看着在我前面为了赶上开往天堂堡垒或是达勒加的轮渡而飞驰的卡车和轿车，就好像想到自己是一个人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自己能有什么奇遇。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可能发生，但是你只能等着。我有这么一种感觉：就像是我希望发生的事情正在缓慢地发生，而发生的时候却不像我所想像和期望的那样发生；所有的事情就像是要激怒我似的缓缓而来，之后你再一看，它们甚至都已经过去了，就像这些来来往往的汽车一样。它们开始破坏我的心情了，这么热的天，我不想爬坡，看着，也许会有车停下来，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关心你。我开始吃桃子，可也没能消磨太多的时间。
如果现在是冬天就好了，那样我可以自己一个人在沙滩上溜达溜达，可以从敞开的大门走进空旷的沙滩，不用怕别人看见——海浪涌起，打在海滩上，我，为了不弄湿我的鞋子，会跳着，跑着，走着，思考我的生活，会想我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会想到那样一来，不仅是所有的那些家伙，还有女孩子们也会对我另眼相看，那时我的心情也不会感到如此厌烦，特别是，一想到我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也就不会叫塞尔达尔去咖啡馆了，要是现在是冬天的话，对我来说自己一个人也就知足了。但是冬天要上学，该死的，那些老师们都有病……
后来我就看到了那辆正在爬坡的白色阿纳多尔车。它缓缓向我靠近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他们坐在里面，我扭过头去，就像是我羞于停下来招招手。他们来了，来了，从我身边过去了，没有认出我。在他们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想或许是我弄错了。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倪尔君还没有那么漂亮！但是开车的那个胖子，除了法鲁克还会是谁！真是胖啊！那时，我知道了我不是要回家，而是要去别的地方：我会下坡，向下走，看着那些门，或许我会看到我的侏儒伯伯，他会招呼我进屋，当然要是我不害羞的话我会进屋的，我会问好，或许还会亲吻他们奶奶的手，之后向他们问好，我会说，你们认出我了吗？我已经长大了，他们会说，是的，我们认出来了，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好伙伴么，我们会聊聊，小时候我们是伙伴，我们会聊天，要是我现在就去那里的话，或许我就会这样忘了内心的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