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断伐南旗

    朝鲜自古以来乡党意识就非常浓厚。在东学中,也有南接、北接之类的说法。“接”是什么意思呢?东学在1878年设立了门徒集会之所,当时称“接所”,就是教会。“接所”,简称为“接”。南接,是指南方的教会,北接,是指北方的教会。南接就是全罗道,北接就是忠清道。开始时只是划分地域之意,后来竟与路线斗争结合起来,名词被赋予深刻的含义。

    想把东学尽量限制在纯宗教活动的组织范围内,称做“北接”;要把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相结合,称做“南接”。

    全罗道出身的人本应该都是南接,但其中也有人主张,东学是宗教团体,致力于大众精神方面的教化就够了,不要涉足政治。相反,本应该是北接的忠清道出身的人中也有人主张,东学钻在宗教的贝壳里实在可笑,如果有理想和抱负,就应当为实现它而倾注一切努力,不惜扩大到政治领域,诉诸武力,积极地行动起来。

    本来朝鲜人当中好激动的人居多,组成集团斗争,就更是一往直前。

    如果是因为地域闹口角,那么,双方按照习惯,互相吐唾沫,狠狠骂上一顿,也就完了。可是,像东学这样,在同一集团中路线不一致,问题就严重了。

    就日本出兵之前的东学起义而论,因为北接派领导人崔时亨对军事行动消极,所以在忠清道南部缺乏号召力。这样分散了力量,对朝鲜政府军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的确,当时东学的举兵有些不够果断,后来在内部也作过总结。

    南接派领袖是全琫准。他面对日本出兵的新事态,越发坚定了信念。他早有预料,不做出抵抗的姿势,敌人会毫不留情地长驱直入。敌人已经来到面前,能把自己锁在祈祷的世界里无动于衷吗?全琫准积极地准备武装起义。

    然而,东学这一宗教团体的上层却大都是北接系。南接的理论家们反复地鼓动武装斗争,但要使整个教团行动起来,是需要时间的。

    “你们没看见吗?倭兵(日本兵)在汉城到处都是!你们打算就这么置之不管吗?祈祷有什么用?除了拿起武器战斗,没有别的办法。你们还能算是东学信徒吗?不,还能算是人吗?”

    嗓门高起来,议论升级了。

    在宫廷内部,大院君同闵妃派有分歧有斗争,在朝鲜的其他领域里,各个派别的抗争也很激烈。这也许是儒教家长专制体系的影响,从一家一户开始,同塾、同乡等关系纠缠着,不管本人如何,都要依照所属集团的意志行动。

    主战论的南接宣扬自己的主张。声调越来越高。尽管主张宗教纯化的北接反对举兵,但它也不是非暴力集团。为了打倒对立的南接,北接并不怕使用武力。南接方面大骂:

    “你们算什么男子汉,一群窝囊废!”

    越骂越凶。挨骂的一方不可能默不作声,结果不断地发生殴斗,甚至激化到出现伤亡。

    “南接太蛮横了!”

    “竟然动刀动枪威胁我们!”

    “对于强暴,我们也得用武力相抗!”

    北接方面开始集结兵力,不是为了同日军和朝鲜官军作战,而是要跟共同信奉东学的南接火拼。北接领导者金演局、孙秉熙、孙天民、黄河一等人组织了伐南军,揭起了伐南旗。

    他们起草了檄文,准备发往北接各地。檄文说:“以道(东学)作乱,实属非是。全琫准、徐璋玉等辈乃国家之叛逆,师门之乱贼,吾等何不群起而攻之?”

    这就是内部分裂。

    这样下去,不仅不能同日军作战,反而会使东学自我崩溃。南接方面在起兵之前也必须解决同北接的对立问题。

    这期间,形势大为变化。成欢之役,清军大败,日军占领了牙山。清军向平壤退却而去,日军在后紧迫,朝鲜政府只有当日本的傀儡了。

    日本侵略朝鲜,最强烈反对的是东学。同政府军讲和时,东学坚持加上一条:“严惩通倭者。”

    如今,朝鲜政府自国王以下的要人全都通倭,虽然是迫于武力。

    不,“通倭”一词表达得并不充分,实际是屈从于倭人。从此以后,朝鲜政府的意图,就是日本的意图。日本的意图是统治全朝鲜,而统治全朝鲜就必须消灭反对日本的东学。日本驱逐清军之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东学是看得很清楚的。

    东学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势力,但一直以朴素的方法维持的内部统一,目前到了极限。朴素的方法就是靠人事关系。组织扩大以后,人事关系也随着复杂起来。

    东学第一代教主崔济愚遇难后,崔时亨成了第二代教主。本应该他一声令下,东学便齐声响应,但现在却做不到。其原因不只是组织的扩大,还在于教主崔时亨的观点是东学中的少数派。

    要进行为第一代教主恢复名誉运动——“申冤运动”,崔时亨很谨慎。起初是反对,后来知道赞成者占多数,他才下定决心。他在统率教团的政治方面,并不出众,他超群之处是作为一个宗教家的才能。

    崔时亨心里只希望把东学的活动限制在宗教方面,并使其纯化。可是,前来参加东学的,是些饱受压迫、对现有宗教已经失望的人,他们要越过阻碍干一场。

    显而易见,屈服于日本的朝鲜政府将同日本一起镇压东学,因此,武装暴动已成为多数人的意见。

    东学之所以出现南接和北接的分裂状态,说到底是教主崔时亨赞成少数人意见造成的。

    在东学内部,一些有心人对这种状态也很忧虑。其实,这并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武装暴动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北接的头面人物在内心也是赞成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朝鲜式的家长制以及对上级的绝对忠诚,使许多人无法表态。而且,北接和南接的对抗,在感情上也产生了隔阂。不过,对抗只是数月以来的事,感情上的对立还不算深刻。双方都盼望早一天解决。

    这时,出面调停的是吴知泳。

    他是东学里为数甚少的知识阶层出身的人,他从孙和中那里接受了东学教义,其后又跟随金邦瑞学习。儒教作为一种体制,朝鲜比中国更严格。一旦拜人为师,就终生执弟子之礼。

    事有凑巧,孙和中属南接,而金邦瑞属北接。当然,过去并没有南接、北接之分。如果说有这种称呼,那也只不过是表示出身地或居住地罢了。总之,孙和中与金邦瑞是后来才渐渐分属于南接和北接的。吴知泳与两方面的要人都有较深的渊源,作为调停人是最合适不过的。

    吴知泳出任调停人,据他的著作中记载,时间在中秋节之后,正当清军从平壤败退、黄海制海权落到日本手里的时候。

    “听说你们要举旗伐南,是吗?”吴知泳拜访北接的领导人,问道。其实,不问也能看出来,北接的司令部——报恩郡的大都所里充满了杀气。

    “以道作乱者,依据东学精神,必须予以讨伐。这是我们的信念。”大都所长金演局答道。

    “你们何必去讨伐呢?日本军和朝鲜傀儡军正在讨伐他们。南接同敌人打得不错,不过,我认为他们肯定打不赢,因为同属东学的北接也要出兵了……他们的命运会怎样呢?”

    吴知泳扫视着金演局等北接领导人的脸,仿佛在向他们每个人发问,语调缓慢而柔和。

    没人回答。孙秉熙似乎晃动了一下肩膀,吴知泳便盯住孙秉熙问道:

    “不用各位回答,结果不是明摆着吗?南接军受到敌人和昔日伙伴的双重征讨,必败无疑。北接军一定能大获全胜。怎么样?你们高兴吧?”

    依然没人回答。停了一会儿,吴知泳接着说:

    “后世的历史学家对这次战争将如何评论呢?你们已经准备好了一套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说辞吧?我想听一听,能说给我听听吗?”

    金演局瘪着嘴,轻轻合上了眼睛。孙天民垂下视线。孙秉熙并不躲避吴知泳的目光,身子一动不动,脸上泛起红晕。

    “因为我们再也忍不下南接那帮家伙的无理谩骂!”孙秉熙似乎终于按捺不住,首先开口了。说完,他的嘴唇颤抖着。

    “噢,那就让他们来赔罪,事情不就完了吗?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就像兄弟之间吵架一样。兄弟吵得再凶,如果有人来欺侮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兄弟俩就会忘掉吵架,互相帮助,一致对外。这难道不是我们朝鲜人的人情吗?”

    对吴知泳的话,孙秉熙深表同意。

    “我们之间有南接、北接的问题,”吴知泳又说道,“但是,在日本军和京军①的眼里可没有南北的差别,他们视为眼中钉的是整个东学。你们也是他们的讨伐对象,这还不明白吗?”

    在吴知泳的雄辩面前,北接领导人都低下了头。

    其实,他们心里也在想:若不是所属关系,若不是以往的一些缘由,对于武装暴动,他们也并不十分反对的。

    “如果能向我们道歉……”孙秉熙道出真情,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当然要赔礼道歉。我代表南接,向你们赔罪。”

    吴知泳立刻跪倒在地,叩头谢罪。

    “好,你瞧!”

    孙秉熙站起来,抓过竖在屋角的旗帜,狠狠摔在地上,用脚踹断。这就是“伐南旗”。

    调停成功了。

    当然,在北接集团中,主张东学是纯粹的宗教团体,坚持反对武装暴动的人仍然存在。但是,能使北接一派的大多数倾向于武装暴动,这就是巨大的成功。

    日军在平壤和黄海的胜利,使英国感到了危机。

    英国的权益中心在上海。日本掀起战端时,英国认为只要战火不烧到长江下游,倒也不必干涉。

    不过,当时英国预料清廷不至于一败涂地。现在,从战况来看,似乎清廷已经无法挽回败局。于是,英国开始考虑将来的问题了。它是最希望清廷能够维持现状的。

    日本彻底打败中国,清朝的政治体制必然崩溃,中国全土必然陷于混乱状态,工商业活动将停顿。这正是英国所担心的。从日军进攻迅速这一点看来,很有这种可能。

    据英国分析,清朝崩溃,意味着它的边远地区开始从中央脱离出去。西藏,新疆,还有东北部会首先离去,但不是独立或自治。它们的背后都肯定有列强的力量在活动。周围地区动摇了,中央部分的反政府运动就会激化,从而加速混乱。到那时,英国所害怕的工商业停顿必然要出现。

    反政府运动即革命运动,这时也开始在中国内部萌动了。

    近来,孙文在夏威夷。他抛弃了以前那种去天津说服李鸿章进行改革的书呆子气,正在同洪门的人们接触。他要募集武装暴动的资金。

    “推翻满清,建成我们的新政权时,加倍偿还。”

    孙文以这种条件筹措军用资金,他的计划越来越现实。

    清朝的房架子还算牢固,但是,一次巨大的失败会使它动摇。考虑到这一点,英国便想出面劝说日本停战了。

    10月8日,英国公使向陆奥外相提出两个条件,探询停战、媾和之意,即:一、列强保障朝鲜之独立;二、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

    这位公使于8月中旬到任,不久便造访日本外交部,暗示:英国政府对日、中两国的战争最近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10月初,可能英国看清了战局,向欧美主要国家号召:中国已经出现了反政府运动,为保护本国侨民,欧美各国应当共同行动。

    10月6日,英国又提议,共同劝告日、中两国讲和。这些国家是法、德、意、俄、美五国。

    英国公使对陆奥外相说:

    “关于日、中两国间的媾和,各国正在讨论,不久将提出相同的建议。”

    日本政府当时对媾和条件尚未研究,但这是迟早要研究的,于是借此机会,在政府内部开始了研究。日本外务省以照会形式拟订了三个方案。

    甲案:

    一、敦促清政府承认朝鲜之独立,割让旅顺口、大连湾给日本,作为永不干涉朝鲜内政之保证。

    二、敦促清政府向日本赔偿军费。

    三、清政府应根据同欧洲各国缔结的现行条约,与日本缔结新约。(这不外是强迫签订不平等条约。)

    在实行以上条件之前,清政府应向日本政府作出充分的保证。

    乙案:

    一、由各强国保证朝鲜之独立。

    二、清政府割让台湾全岛给日本。

    其他条款同甲案。

    丙案:

    在日本政府明确提出停战条件之前,先了解清政府的意向。

    陆奥外相把这三种草案呈送广岛大本营的伊藤首相处。

    陆奥外相在《蹇蹇录》中记述:“甲、乙两案竟成为后来起草《马关条约》之基础。”

    伊藤首相同意了甲案,但他认为现在立刻答复英国,不是上策。可是,英国公使正式照会,不能不给予回答。陆奥外相把丙案稍加修改,在英国公使来访的十五天后,递交过去。其文如下:

    “对于英国皇帝陛下之政府提议停止日中战争之友谊,帝国政府十分感激。迄今战争之胜利常属日军,然帝国政府认为,尚不足以保证谈判之满意结果。因之,公开发表停止战争之条件,留待他日。”

    为什么伊藤首相赞成甲案,却又说现在作答不是上策呢?那是因为日本还没有占领旅顺和大连。这时,进攻旅顺的第二军还没有出发。第二军从宇品港出发是在10月15日。第二军司令由大山岩大将担任。

    外国出面干涉了,必须趁此机会尽量扩大战果。陆奥外相在阁僚会议上要求尽早执行旅顺作战,不过,他从英国“干涉”的强度上体会出一个乐观的日期。英国公使已经同各国公使协商,说不久各国也将提出停战建议,于是陆奥外相同各国公使会晤,不露声色地摸意向,得知俄、德、法、美等国公使似乎还没有接到本国政府的训令。

    俄皇重病在身,不可能研究英国的建议。美国以它同欧洲诸国共同活动违反美国传统为理由,拒绝了英国的建议。德国认为,对日本进行干涉,如果被拒绝时不能采取行动,就绝无效果,所以,它并不把英国的提议放在眼里。

    英国提出的媾和条件,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于10月10日去天津,同李鸿章会晤,探询对讲和的意见。

    “赔偿战费?岂有此理!这种谈判根本办不到!”李鸿章答道。

    虽然如此,他对英国出面干涉一事表示欢迎。

    两天后,俄国公使喀西尼来会李鸿章。李鸿章简直把他当成了救星。

    “近来,本国一直没来电,您当然知道是什么原因。”喀西尼说道。

    “祈祷俄皇陛下早日康复。”李鸿章通过翻译说道。

    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卧床不起,气息奄奄。帝俄外交是宫廷外交,在这种情况下,几乎一切活动都停顿了。

    “不过,我国决不允许日本独占朝鲜,这一点,我敢保证!”喀西尼说。

    至于赔偿战费,从当时的气氛来看,在清政府内部是绝对通不过的。那么,朝廷有无同日本长期打下去的意思呢?没有,就连那个坐在最高权力宝座上的西太后也是个最讨厌战争、盼望早日结束战争的人。

    站在主战派最前面的翁同龢,在九月十六日(阳历10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一听到英国公使欧格讷的提议,立刻参谒西太后,据说军机大臣孙毓文(兵部尚书)和徐用仪(吏部左侍郎)主张接受英国提案,否则陪都(奉天)难保,山陵(顺治帝以前的帝陵均在奉天)难护,表示悲观。翁同龢和李鸿藻两人主张强硬对敌,奏请西太后悬赏鼓励九连城将士,火速修复受伤军舰,保卫渤海。“然天意(西太后的意思)已定,似不能回……愤慨而归,求死不得。噫!”

    次日,日本政府任命内务大臣井上馨为特命全权公使驻在朝鲜国。

    内务大臣作为公使赴任朝鲜,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次人事安排很特殊。

    他不是一般的外交官,虽然带了个公使头衔,但实际上一定比这更高。

    是监国!

    以前袁世凯曾有过这个绰号。他是由宗主国派去的人员,为的是监视藩属国的国事,叫监国似乎也未尝不可。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伊藤博文身为“韩国统监”,实质上就是监国。

    处于列强注视之下,不能给井上馨以监国或类似监国的官名,伊藤首相最初想了个“特派全权办理大臣”,但陆奥外相坚决反对,因为这个新官名确实是尊重了井上馨的资历,可是从外交的角度讲欠妥。

    这种从未听过的官名,会引起诸国怀疑:日本是否要吞并朝鲜?越是有吞并之心,就越要避免引起猜忌。

    井上的任务是指导朝鲜内政改革,其实就是“监国”,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特命全权公使”这一称呼。

    东学举兵正值此时。

    忠清南道的南面有一座山,叫论山,东学的本营便设在这里。南接的全琫准和北接的孙秉熙两位英雄在论山会晤。虽然没能把所有的北接人引进武装起义之中,但是,东学的大团结总算实现了。

    东学的目标是首先占领公州,接着扩展到国都汉城去。

    接到东学暴动的情报,南小四郎少佐率领后备军十九大队,合并忠清道监司朴齐纯率领的朝鲜军,防守公州。日军大约有一千人,朝军将近一万人,指挥权由日军掌握。

    在北方前线,日军第一军于10月24日渡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先锋部队是佐藤大佐率领的第十八联队一支队,他们从水口镇上游涉水而过,然后夜间在江上架起浮桥。日军主力在25日拂晓过了江。

    对岸是老将宋庆率领的部队,据守在九连城。

    袁世凯被李鸿章催促,在九连城设立了转运站。日军一过鸭绿江,他便把转运站撤到凤凰城去了。判断战局的眼力或嗅觉,袁世凯确实是高人一筹,这也许是一种本能。

    在九连城的铭军,是刘盛休指挥的淮军,算是清军的精锐。然而,日军拂晓渡河,他们竟一无所知。他们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别人也做不到。遭到日军突然袭击,这支精锐部队顿时失掉了战斗意志。

    九连城于10月26日失陷,唯恐被切断退路的清军,几乎是不战自退。

    第一军渡过鸭绿江的10月24日,大山大将的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完全没遇到任何抵抗。29日卸完货,全军向旅顺进发。

    10月29日,第一军立见少将率领分队进了凤凰城。从九连城退下来的清军几乎只是路过凤凰城而已。他们知道日军的进攻速度,没敢在凤凰城喘口气,匆匆抢掠之后便往大后方逃去。兵卒们朝军官逃跑的反方向逃散,他们再也不想打什么仗了。

    清军在丢弃凤凰城之前放了火。这天正是阴历十月一日。两天前,凤凰城就已经和北京不通电报了。北京也把它完全放弃。

    得到日军在金州东面的花园口登陆的消息,北京似乎大为震惊。人们总有一个印象,以为九连城和凤凰城距离朝鲜很近,是边境地区,但一提到辽东半岛,隔着渤海就是天津和北京,心情可就大不相同了。

    北京震动了。为保卫国都,集结了军队。恭亲王、庆亲王等皇族也督办起军务来。

    主战派的翁同龢与李鸿藻在凤凰城失陷的第二天升任为军机大臣。从这次人事安排来看,似乎要彻底抗战。但另一面也有完全相反的活动。两天后,恭亲王拜访英、美、德、俄、法五国公使,委托他们调解,与日本停战。

    恭亲王访问俄国喀西尼公使时,首先对俄皇逝世表示哀悼,因为他刚刚接到了电报。

    委托别国调解,当然得提出自己的条件,那就是承认朝鲜的独立,赔偿战争费用。但是,日本已经拒绝过英国所提出的同样条件,而现在,战局对日本更加有利。

    11月6日,金州失陷。清军不曾迎战,弃城而走。守城的副督统连顺飞快地逃到旅顺。看着沉默的金州炮台,日军十分纳闷地进了城。

    “登陆一看,如同空宅”——日本报纸报道了占领金州的消息,用了这样一条大标题。

    翌日,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大连由铭军总兵赵怀业镇守,麾下的三千多名士兵大部分是新兵。赵怀业没有做无谓的抵抗,扔掉一百二十门大炮和许多弹药,逃到旅顺去了。

    大连失陷的11月7日(阴历十月十日),恰巧是西太后的六十大寿。

    正值战时,人们以为她会收敛一点,谁知竟毫无收敛迹象。庆典所需费用,由京官每人捐献年俸的四分之一,外省巡抚各筹措三万两。宦官和宫女们也都各有奉献。

    庆典费用达七百万两,估计这次捐献总额不下一千万两。

    “去年北洋海军从朝廷领的经费是多少啊?”李鸿章听到庆典费用时,忍不住向旁边的幕僚问了一句。

    “不足一百五十万两。”幕僚答道。

    “能买多少只铁甲舰……”李鸿章低声自言自语。

    “您说什么?”

    “我说旅顺……难办哪,旅顺也要……”

    李鸿章失神地盯着墙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