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贺在车站前的北京屋吃了晚饭，到家时已经八点左右了。玄关前漆黑一片，他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借着月光插进了锁孔。
打开门，屋子里飘着一股味噌汤的气味。父亲好像在傍晚出门了，加贺想起了父亲特有的背影：身子后仰，步幅不大却走得很快。
加贺走进客厅，打开了日光灯。一片白光之下，旧矮脚桌上随意地放着一张字条。加贺拿起了字条。这是张从报纸的广告夹页上裁下来的纸，字写在反面：
明天我不回来了，如有急事，打这个电话：×××—××××。
明天不回来，可能是后天回来，也可能是后天也不回来。现在能够确定的是，加贺明晚回来的时候屋里还是黑的。加贺把字条放回矮脚桌，脱下运动服扔在一边，往榻榻米上一躺。
上次跟父亲说话是什么时候？加贺思忖着。最后一次跟父亲碰面是两三天前，像样的谈过一次话就是更早的事了。两周前，他向父亲汇报了一下找工作的事，这是他能回忆起的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交谈。
只记得是自己一个人说，说参加了第二阶段的面试，没有参加其他求职活动，要是落选就留在学校读研究生，明年继续挑战。父亲双眼一直盯着报纸，好像根本就没听，一点反应也没有，但最后还是用几不可闻的声音问：“你没有信心吗？”
与父亲相反，加贺大声地说：“有信心！”
“有信心就别去担心考不上以后怎么办。”父亲依旧保持着看报纸的姿势说道。
今年春天，加贺第一次提起想当教师时，父亲的反应也跟现在差不多，甚至连句“为什么”也没问，这让加贺很是扫兴。
加贺本想若是父亲问起原因，他就这样回答：“我本想在教师和警察之间选择，但当警察会给家里带来不幸。”他满心期待父亲听了他的回答后脸上的表情。
但父亲什么也没说，回了一句“哦”，也没有过问与此相关的别的事。
父亲变成一副什么也不回答的样子，是从那时开始的—加贺想起大约十年前，他马上就要上初中的时候。前一天还在厨房里用砧板切菜的母亲忽然不见了。“妈妈去哪儿了？”加贺一直追问，但父亲没有回答他，只有时间慢慢流逝。当加贺明白那就是所谓的“失踪”时，他早已经忘记了母爱。
加贺又拿起矮脚桌上的字条，把它揉成一团扔向纸篓。纸团正中纸篓，屋子又回到了一片寂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