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把钥匙顺利得到，使得皮尔思和他那一颗人信心大增，但很快就证明这种信心是毫无根据的。在取得佛勒那把钥匙之後，他们紧接着就碰上一个意料之外的难题：东南铁路公司改变了他们在伦敦桥车站调度办公室的例行作息模式。
这夥人派出蜜瑞安去监视该办公室的例行作息，於是在一八五四年十二月下旬，她带回了坏消息。在皮尔思家的一次聚会中，她告诉皮尔思和艾噶尔，东南铁路公司现在雇了个警卫，负责在夜间看守办公室。
他们已经计划好要在夜里闯入，所以这个消息确让人失望。但根据艾噶尔的说法，皮尔思很快就压下他的失望之情。“警卫怎麽个看守法？”他问。
“每天晚上锁门後开始值班，七点整。”蜜瑞安说。
“那他是怎麽样一个人？”
“很尽责的警察，”她回答：“四十岁左右，穿着整齐，胖胖的。不过我敢打赌他上班时不会睡觉，而且也不是酒鬼。”
“他身上有枪吗？”
“有。”她点点头说。
“他值勤时都待在哪儿？”艾噶尔问。
“就在门前面。直挺挺坐在楼梯顶端的门边，完全不走动。他脚边放着一只小纸袋，我想那是他的晚餐。”这点蜜瑞安不确定，因为她的监视工作不敢待到太晚，怕引起猜疑。
“哎呀，”艾噶尔恨恨地说：“就坐在门边？他可把这条胡同给堵死了。”
“有晓得他们干麽要加派个夜间警卫。”皮尔思说。
“也许他们发现我们在监视那里。”艾噶尔说，因为他们断断续续监视那边已经好几个月，可能有人发现了。
皮尔思叹了口气。
“这下子没戏唱了。”艾噶尔说。
“总能变出戏法来的。”皮尔思说。
“那里明明就是条堵死的胡同啊。”艾噶尔说。
“没有堵死，”皮尔思说：“只不过更困难一点，如此而已。”
“那你要怎麽打通？”艾噶尔说。
“趁午餐时间。”他说。
“就在大白天？”艾噶尔惊讶地问。
“有何不可？”皮尔思说。
次日，皮尔思和艾噶尔观察那间办公室中午时间的作息。一点，伦敦桥车站挤满来往的乘客，一个个高贵的旅客忙着登上客车厢，脚夫拖着行李跟在後头；小败吆喝叫卖着饮食；中间穿梭着三、四个警察，维持秩序并提防扒窃，因为火车站已经变成扒手最常出没的地点，这些扒手会趁旅客上车前动手，等到受害者发现时，火车早已驶离伦敦了。
扒手横行火车站的状况实在太恶名昭彰了，因而画家威廉·佛利兹所创作那个时代最着名的画之一，作於一八六二年的《火车站》，画中主要的焦点就是两个警察逮捕一名小偷。
“这个时间警察真多啊。”艾噶尔闷闷不乐地说，四下看着火车站的各个月台。
“别管那些了。”皮尔思说，他观察着铁路公司办公室。
下午一点，职员纷纷走下铁制楼梯，边走边聊天要去吃午餐。那个留着山羊胡、面容严肃的站长则留守办公室。职员在两点时回来，整个办公室又恢复正常运作。
到第三天，他们已经摸出模式：一点整的时候，办公室会有人出去吃午餐，但绝对不会走光。结论很清楚了。
“白天没戏唱了。”艾噶尔说。
“或许星期天吧。”皮尔思思索着说。
在那个时代——而且其实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英国铁路系统大力抗拒在安息日运作。所有公司都觉得星期天还营业是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的，尤其各家铁路公司，向来就有种古怪的卫道倾向。比方说，尽管抽菸早已经是社会很普遍的习惯，火车厢内却仍禁止吸菸；要享受雪茄的绅士就得给车厢服务员小费——但这其实也是禁止的。尽管公众舆论的压力很大，这样的情况却仍持续到一八六八年，国会才终於通过一项法令，规定铁路公司准许乘客吸菸。
同样地，尽管每个人都承认，大部分虔诚信徒偶尔也必须在安息日旅行，而且尽管一般人习惯在周末出游，使得星期天的载客压力更大，但铁路公司仍坚决顽抗这个潮流。在一八五四年，东南铁路公司星期天只发出四班列车，另一家利用伦敦桥车站的伦敦暨格林威治铁路公司则只有六班，连平日的一半都不到。
接下来那个星期天，皮尔思和艾噶尔到车站观察，发现调度管理办公室外头有两个警卫站岗，一个守在门边，另一个则是站在楼梯口附近。
“为什麽？”皮尔思看着那两个警卫问：“为什麽，老天在上，为什麽？”
後来的法庭证词揭露了真相，原来东南铁路公司在一八五四年秋天易主。新老板维乐德·柏金司是个关怀下层阶级的善心绅士，因此推行一个雇用更多员工的政策，“提供清白的工作给那些人，否则他们很可能受引诱而误入歧途，做出不法勾当。”多雇员工纯粹只是基於这个原因而已，该公司从未疑心会有劫案发生，所以後来列车遭窃之时，柏金先生十分震惊。
不过此时东南铁路公司正努力想建立新路线通往伦敦市中心，此举会导致许多房屋拆除与家庭搬迁。因此在铁路公司的业主心目中，这个善心之举也有公关形象的考虑。
“星期天是没戏唱了，”艾噶尔说，望着那两个警卫：“或许耶诞节呢？”
皮尔思摇摇头。耶诞节警卫可能会放松，但不能指望这个。“我们得搞清他们值班的例行程序。”他说。
“白天根本没办法下手啊。”
“没错，”皮尔思说：“但现在还不晓得他们夜班的例行程序，我们从没监视一整夜过。”车站在夜间是空的，闲晃者和流浪汉很快会被巡逻的警卫赶出去。
“金丝雀会被他们赶走，”艾噶尔说：“说不定还会被他们抓起来。”
“我想的是躲起来的金丝雀，”皮尔思说，他指的是可以整夜藏匿在车站里监视的人。
“清洁威利吗？”
“不，”皮尔思说：“他是大嘴巴，又没心眼，浑身上下没一根精明的骨头。他是个呆子。”
“他确实是笨。”艾噶尔说。
清洁威利死於审判期间，在法庭证词纪录中，好几个证人都说他“智力不足”。皮尔思本人也说：“我们觉得不能把监视的任务交给他。如果他被逮捕，就会出卖我们，供出我们的计划，还根本不当回事儿。”
“那我们该找谁？”艾噶尔说，四下看着车站。
“我在想找个蜗居客。”皮尔思说。
“蜗居客？”艾噶尔惊讶地问。
“没错，”皮尔思说：“我想找个蜗居客应该很适合。你认识什麽不错的蜗居客吗？”
“我可以找一个来。不过到底要怎麽个躲法？”
“我们把他装在条板箱里。”皮尔思说。
接下来皮尔思就订制了一只装货物的条板箱，送到他的住处。艾噶尔则找到一个他认为可靠的流浪汉，接下来就着手安排把条板箱送到火车站去。
那个蜗居客名叫韩森，始终没被找到，话说回来，也没人太认真找。他在整个大计划里头是个小角色，而且也就是那种不值得花时间去找的人。因为“蜗居客”这个词指的不是一个职业，而比较像是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指过夜的方式。
在十九世纪中期，伦敦的人口每十年就增加百分之二十。市区人口数每天增加一千多人，即使有大量的建筑计划和密集而拥挤的贫民窟，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栖身处，也住不起。这类人会在户外过夜，只要能避开警察的牛眼提灯，任何地方都行。最受欢迎的地方是所谓的“防潮拱旅馆”，指的是铁路桥的桥拱底下，但还有其他的落脚处：废弃建筑、商店门口、锅炉室、公共马车站、空零售摊、围篱底下，任何能睡觉的地方都行。蜗居客则通常会寻找另一种栖身处：谷仓和主屋外厕所，而且公厕愈来愈常见。蜗居客会钻进这类狭窄的空间，在里头睡上一夜。
在受审时，艾噶尔很自豪地谈起他找到了一个可靠的蜗居客。这类夜宿人大部分都穷困潦倒或是流浪汉，走投无路；蜗居客则是稍微积极一点，不过仍是位居社会的最低层。而且他们通常都是酒鬼，而酒醉当然也有助於他们忍受那些臭不可闻的栖身之处。
皮尔思之所以想找个蜗居客，当然是因为他们受得了在局促的空间里待上好几个小时。据说在被钉进那个货运条板箱时，韩森还说这箱子“可真是大”。
这只条板箱被设法放在伦敦桥车站里。透过木板条之间的缝隙，韩森可以观察夜间警卫的动静。第一夜之後，条板箱被拖走，漆上另一种颜色後又运回火车站。这个过程连续重复了三夜之後，韩森向这帮人报告他的观察，结果一点也不乐观。
“那个警卫很认真，”他告诉皮尔思：“准得就像这只表似的。”他举起皮尔思之前交给他计时的那只马表。“七点整到班，带着他的晚餐小纸袋。坐在阶梯上，始终保持警觉，从来不打瞌睡，会跟巡逻的警卫打招呼。”
“他们怎麽巡逻？”
“第一班工作到半夜十二点，每十一分钟巡逻一圈；有时候是十二分钟，还有一两次是十三分钟，不过一般来说，是十一分钟。第二班是从半夜十二点到天亮。那个警卫是个危险人物，没有固定的巡逻路线，而是这回走这边，下回走那边，随时随地就像打开魔术盒弹出个小丑玩偶似的，双眼很机警的四处留意。而且他皮带上有两把手枪。”
“坐在办公室门口那个警卫呢？”皮尔思问。
“认真，我刚刚说过，非常认真。七点到班，跟第一个巡逻警卫会聊聊天——他不太理会第二个巡逻警卫，老是直直望着他，感觉很冷淡。他喜欢第一个巡逻警卫，不时会跟他聊两句，不过从来不是要对方停下来那种，只是随便扯两句而已。”
“他会离开位置吗？”皮尔思说。
“不会，”那个蜗居客说：“他就坐在那儿，然後他会听圣法斯沃斯教堂的整点敲钟，每回钟声响起，他就抬起头认真听。到十一点，他会打开纸袋，开始吃他的晚餐，每次都是敲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会吃上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後会喝一瓶啤酒。”他说：“再来呢，那个巡逻警卫又会经过。守办公室门口的警卫吃完了坐在那儿休息，等巡逻警卫再经过时，大概十一点半，守门口的警卫就会去厕所。”
“所以他确实会离开岗位。”皮尔思说。
“只是去上个小号。”
“他会去多久？”
“我就觉得你可能会想知道，”韩森说：“所以我量过时间了。第一天晚上去了六十四秒，第二天六十八秒，第三天六十四秒。每一夜都是同样的时间，接近十一点半的时候，那个巡逻警卫在十一点四十五分最後一次经过，然後他会回到岗位上。接着就换另一个巡逻警卫值班了。”
“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吗？”
“一点也没错。都是啤酒的关系，会让人很想去厕所。”
“是啊，”皮尔思说：“啤酒的确会有这种效果。他其他时间会离开岗位吗？”
“我可没看到。”
“那你都没睡觉？”
“什麽？我整个白天都待在你这里，睡在你那张舒服的床上，到了晚上还睡得着吗？”
“你得告诉我实话。”皮尔思说，但感觉上没有逼问得太过火。
艾噶尔後来出庭作证时表示：“皮尔思问了他一些问题，不过摆出一副对这些事情兴趣不大的样子，假装像是个扒手或小偷，或是洗劫醉鬼的人，这是因为他不希望让人看出我们在进行一个大计划。万一被那个蜗居客发现了，会给我们惹上一堆麻烦，他可能会去跟警察告密，或者为了赚点钱把我们供出来。不过他应该没那个脑子，否则他怎麽会变成蜗居客呢，对吧？”
（这段证词在法庭里引起一阵喧哗。因为艾噶尔用了很多一般人听不懂的俚语，当法官大人要他解释意思，艾噶尔满脸惊奇的说，他刚刚已经讲得够明白了。结果法官花了好几分钟盘问，才搞清楚艾噶尔的意思是什麽。这件案子审判期间，法庭曾出现过好几次因为听不懂犯罪阶层俚语而暂停的状况。）
“我发誓，皮尔思先生，”那个蜗居客说：“我发誓我半点儿也没睡。”
“那麽，那个守办公室门口的警卫每天晚上只离开过一次吗？”
“是啊，而且每天晚上时间都一样。他规律得就像这只表一样。”他举起手上那只马表。
皮尔思谢谢那个蜗居客，给了他值两个半先令的半克朗银币做为酬谢，然後把他打发走。等那个蜗居客一离开，皮尔思就叫巴娄去“照顾”他，巴娄点点头，从另一个小门出去了。
然後皮尔思转向艾噶尔说：“怎麽样？现在还是一条死胡同吗？”
“六十四秒钟，”艾噶尔说，摇着头：“这可不像抢小孩的钱那麽简单。”
“我从来没说简单哪，”皮尔思说：“可是你老说自己是全国最棒的锁精，现在你面前就有个挑战：这是条死胡同吗？”
“或许吧，”艾噶尔说：“这我得练习一下。而且我得去现场再仔细瞧瞧。我们可以过去一趟吗？”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