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我感觉空虚、沮丧。安娜睡得很不安稳，突然惊醒并吵醒了我，还有几次流利地自言自语。
我和平常一样，在同样的时间起床，准备咖啡，刮胡子，但是我发现不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外面。我看到一群群还没睡醒的难民在看着德国摩托车从旁边经过。
我仿佛在他们眼中看到了屈服和气馁，我想我也一样，这很正常。我们的这种神态持续了几个星期。
我们翻过这一页。所有人都确信一个时代结束了，但没有人知道新的时代是什么样子。
但我们的命运将改变，整个世界也将改变。
我们或多或少都对战争感到恐惧，但亲身经历其中，发现它与我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但这只是开始。
我把水放在地上的固体酒精加热炉里加热时，那些十分年轻的粉红色皮肤的德国人像在阅兵一样呈纵队行进，一点也没留意我们。我远远地看到两个法国士兵背着武器在火车站门口站岗。
从前天起就没有火车进站了。站台、候车厅、餐厅以及站长办公室都空荡荡的。那两个士兵没有接收到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办，将近九点时他们才把武器靠在墙边离开了。
我拿着剃须用的细毛肥皂刷给脸上抹肥皂液时，听到锚地传来柴油发动机发出的声音，渔船出海打渔了。一艘船上有三四个人。敌人侵占城市后，渔民们照常拖网出海。没有人能阻止他们。
安娜和我朝市里走去，咖啡店、酒吧和商店都开门了，有些商人把店铺装饰了一番。我看到一个花店在橱窗前面的桶子里放置了很多石竹。难道今天会有人买花吗？
人行道上行人不少，但所有人都有点担忧和不知所措，德国士兵和法国人混在一起。
一个德国士兵在帕莱街道中间向一个警察打听信息，应该跟他要做的事情有关，但根据警察的手势来看，警察知道得并不比他多。
我在城市酒店周围没看到一个德国人。说实话，我没看到一个步行的德国人。我像往日一样去查看那些名单。然后我到邮局，在留局信件领取处的窗口前排队，安娜出神地靠在窗户旁。
我们从早上起就几乎什么话都没讲。我们都觉得心情沉重。他们给我递来一封写着我名字的电报时，我没有惊讶。我想这是命中注定的，这封电报就应该在今天到来。
我的四肢软弱无力，好像里面的血液被抽空了，走两三步路都变得很困难。
我已经知道了。表格打印在劣质纸张上，空白处写着紫色笔迹。
被寻找人的名字：让娜·玛丽·克莱芒蒂娜·冯·斯特拉滕，费龙的妻子。
原居住地：菲迈（阿登高原）。
职业：无。
当事人：……
交通方式：火车。
陪同人员：女儿，四岁。
撤退地点：……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我用目光寻找安娜。我看到她仍然背对着外面站在窗户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撤退地点：布雷叙尔妇产院。
我走近她，安静地把纸递给她。我不太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我走到电话窗口。
“我们还可以打电话到布雷叙尔吗？”
我期待他回答我不可以。我觉得没有道理啊，电话竟然能正常工作。
“您想要哪里的号码？”
“妇产院的。”
“您不知道号码？也不知道街道名？”
“我猜城里只有一个妇产院。”
在我小学时代的记忆里，布雷叙尔坐落在我们很少谈到的尼奥尔和普瓦捷之间的一个大区的某个地方，在西边，靠近旺代。
“等十分钟。”
安娜把电报还给我，我把它塞进口袋里。她已经知道了，我说了句废话：“我在等电话。”
她点燃一支烟。我给她买了一个便宜的手提包和一个仿皮小手提箱装她的内衣和洗漱用品。邮局办公室的地板上还留着洒扫后留下的水珠。
邮局前小广场的另一边，一些显贵模样的人在露天咖啡馆边喝白酒边讨论什么，穿着衬衫和背心、围着蓝色围裙的咖啡馆老板在他们身边站着，手里拿着毛巾。
“给您接布雷叙尔。在二号电话窗口。”
电话那头是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喂！拉罗谢勒……请讲……”
“是布雷叙尔吗？”
“是的。我给您接您的号码。”
“喂！妇产院吗？”
“是谁？”
“马赛·费龙。我想知道我的妻子是否还在你们那儿。”
“您说的是哪个姓？”
“费龙。”
我应该拼读：Fernand中的F，像Emile中的E……
“是产妇吗？”
“我想是的。她已经怀孕……”
“她是在付费病房还是免费大厅？”
“我不知道。我们是菲迈的难民，我在路上和她以及我们的女儿失散了。”
“不要挂。我去看看。”
我透过电话亭的窗玻璃，看到安娜回到窗户那儿，手撑在窗户上，看着自己的黑色裙子。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我觉得她的肩膀和髋部似乎很陌生。
“是的，她在这里。她前天晚上分娩了。”
“我能跟她说话吗？”
“大厅没有电话，但是我可以把您说的话转告给她。”
“请您告诉她……”
我考虑该说些什么，突然听到电话里传来杂音。
“喂！喂！小姐，请不要挂……”
“请说话啊！请您快点……”
“告诉她，她丈夫在拉罗谢勒，一切都好，他将尽快赶去布雷叙尔……我不知道怎么去，但是……”
电话那头已经没有人了，我不知道她是否听到了我最后说的话。我没想到问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切是否顺利这些问题。
我去窗口付钱。然后我下意识地说：“过来。”
我最近常说这句话，但这句话其实完全没必要，因为安娜一直跟着我。
我们到了街上之后，她问道：“你打算怎么过去？”
“我不知道。”
“可能几天之内还不会恢复通车。”
我没有想这个问题。我甚至可以步行去布雷叙尔。我知道让娜在哪里了，我得去和她会合。这并不是一项义务。这是很自然的事，我没有丝毫犹豫。
我看上去应该很镇定，对自己很肯定，因为安娜用一种惊讶的表情观察着我。我在码头的一家商店买了一个酒精炉。那里也有粗布水手袋卖，我想买一个代替手提箱，那个手提箱没装东西时就有点分量，我不想在路上拖着它走。
德国士兵还是没有和路人混在一起。之前驻扎在城市边缘的一支军队清早走了，那支军队就在旧城墙上，围在一辆随军炊事车周围。
我最后一次走进营地，走进绿色的马戏团帐篷。我把手提箱里的东西塞到水手包里。我看到那个旧的酒精炉，把它递给安娜。
“我把这个留给你。我不再需要了，我无论如何也没有地方装了。”
她没有拒绝，而是把它放进她自己的小手提箱。我在担心，不知道该在哪里，该怎样告别。
有几个女人已经睡了，还在照看孩子的女人好奇地观察着我们。
“我来帮你。”
安娜把包放在我的肩上，我弯下腰去拿起手提箱。她跟着我，手里提着她的小手提箱。在两个木板屋之间，我笨拙地说：“我的整个人生，我……”
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让我不知所措的微笑。
“我要和你一起去。”
“去布雷叙尔？”
我很担心。
“我想尽可能和你多待一段时间。不要害怕。我到了那里之后会消失的。”
我得知永别这一幕将要往后推，感到如释重负。我们没有去见博歇夫人，而是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没有和她告别和致谢就走了。我们在中心待得最久，老朱尔在震颤性谵妄发作后被送到医院去了。
我们穿过越来越高低不平的街道朝阿梅斯广场走去。和平露天咖啡馆里全是客人。一些民用车往来在路上。在广场的尽头靠近公园的地方，我们辨认出用花花绿绿的颜色伪装的德国车辆。
我没打算坐汽车。但是汽车站还有车，没有人下过停止服务的命令。我问是否有去布雷叙尔或尼奥尔的车。他回答说没有，去尼奥尔的路已经塞满车辆和步行的难民，德国人很难开辟一条通道出来。
“有一辆去丰特奈-勒孔特的客车。”
“经过布雷叙尔吗？”
“它会让您在最近的地方下车。”
“它什么时候出发？”
“等司机装满油就走。”
我们在烈日下等，刚开始只有我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整排座椅之间。一个法国士兵上来了，接着上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乡下男人，手里拿着外套，后来又上来六个人坐在我们周围。
安娜和我肩并肩坐着，车子颠簸，我们晃晃荡荡，目光一直看着路边的风景。
“你不饿吗？”
“不饿。你呢？”
“我也不饿。”
坐在我们对面的一个农民眼睛哭红了，她在吃着闻起来很香的馅饼。
我们的车子沿着离大海不远的道路开下去，经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首先是尼约勒，然后是马尔西伊、埃斯南德和沙朗。我们只在每个镇教堂或镇政府前面的广场上看到一小群德国人，居民远远地看着他们。
我们没有走难民大军经过的道路。路上，我觉得我认出了我们火车旅程最后一晚上睡的牧场和停靠点。我不确定，因为从铁轨上看到的风景和在马路上看到的不一样。
我们经过一个大乳品厂，十二盒装的牛奶在阳光下引人注目。我们穿过一座建在排水渠上的桥，桥边有一个两侧搭着棚架的旅馆。旅馆门前有一些铺着蓝色方格桌布、摆放着花的桌子，一个用锯齿状木头做的厨师矗立在马路边上，手里拿着一张油印菜单。
在丰特奈-勒孔特德国人更多，汽车也很多，其中还有一些卡车，但所有车都行驶在通往火车站的大道上。汽车站广场上，有人告诉我们没有去布雷叙尔的汽车。
我没有想到租一辆出租车，首先因为我从来没这样做过，其次因为我没有想到还可以这样做。
我们在市场广场里的一个咖啡馆吃了点东西。
“你们是难民？”
“是的。阿登高原人。”
“有些阿登人在梅尔旺森林伐木。他们看上去有点野蛮，或者说，他们胆子很大，很勇敢。你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去布雷叙尔。”
“你们有汽车吗？”
我们是这里唯一的客人，一个穿着毛毡拖鞋的老人穿过厨房门，看着我们。
“没有。如果有必要，我们走路过去。”
“你们觉得可以步行走到布雷叙尔吗？和这位小夫人一起？请您等一下，我去看看马丁的卡车走了没有。”
我们很幸运。马丁家在树木另一边，他开了一个五金制品批发店。他要去普佐日和绍莱送货。我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空旷的广场前等着。
我们和司机一起挤在驾驶室里。我们经过一个陡峭的坡道，穿过一片很大的森林。
“那些阿登人就在那边。”我们的司机指着一片采伐区和几个简陋的小屋，小屋周围有些光着一半身子的小孩在玩耍。
“这一带德国人多吗？”
“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有很多车辆。接下来可能会更多。我们看到许多摩托车和随军炊事车。我猜坦克快到了。”
他停下车，把包裹放在一个马蹄铁匠那儿，一匹耕马对我们嘶叫。这一天似乎很漫长，我们很幸运，但旅程尚未结束。
我现在有点后悔让安娜跟着我。在拉罗谢勒就分手，对我们两人都更好。
她知道我不开心，在司机和我之间缩成一团。我突然想到她温暖的髋部接触到了司机的髋部，我感觉自己有点嫉妒。
我们花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到普佐日，我们在路上只看到一列长达一千米的机械化纵队。一些士兵看着我们经过，尤其盯着安娜看，还有些人向她打招呼。
“你们离布雷叙尔只有二十公里了。你们最好和我一起到这个咖啡馆去，也许我能帮你们找辆车。”
几个皱着眉头的人在玩牌。餐馆最里面，两个人在杯子之间摊开的文件前交谈。
“喂，这里有没有人去布雷叙尔？这位先生和女士是难民，他们需要在天黑之前到达那里。”
其中一个坐在文件前面的人看上去像个善良的商人，他在说话之前把安娜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我可以把他们带到瑟里宰。”
我不知道瑟里宰在哪儿。他们跟我解释说就在去布雷叙尔的路上。我本来打算克服一些困难，证明我和妻子会合的勇气，要沿着马路走好几天，还要冒着被德国人骚扰的危险。
然而一切进展得这么顺利，我几乎有点失望。
我们在他们讨论结束后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好几次站起来握手，但又重新坐下来，又续上咖啡。
要送我们的司机脸红了。他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让安娜坐在他旁边，而我被安置在后面的长排凳子上。我突然感觉到整夜无眠后的疲惫。我眼皮很重，嘴唇滚烫，好像就要发烧了。难道我中暑了？
过了一会儿，我好像睡着了。我模糊地看到牧场、树林，一两个冬眠了一样的村庄。我们穿过一座桥（桥下面的河流几乎干涸），最后停在一个广场上。
我很感激司机。安娜也是。我们走了两三百米之后发现一个面包店前面停着一辆卡车，卡车上面装着面粉，车斗上漆着布雷叙尔面粉厂老板的名字。
我和安娜根本不需要走路。我们一整天都不是单独两个人。
天还没有黑。我们在人行道上，在一家咖啡-香烟店的露台旁边。我的袋子和行李箱放在脚边。我从钱包里拿出几张纸币。安娜明白了，我把纸币塞到她手提包里时她没有反对。
空了，四周都空了。我从来没有觉得哪里有这么空过。我叫住一个路过的儿童。
“请告诉我，孩子……妇产医院在哪儿？”
“左边第二条街，在最上面。你们不会走错的。”
安娜猜我可能会跟她在这里道别，她低声说：“让我陪你一直到门口吧。”
她的语气那么谦恭，我没有勇气拒绝她。广场上，德国士兵在十二辆大型坦克周围忙碌着，几个军官在大声下命令。
妇产医院所在街道是斜的，两边有一些资产阶级风格的房子。最尽头矗立着一座砖房。
我又把包和行李箱放在地上。我不敢看安娜。一个女人把臂肘支在窗台上，一个孩子坐在门槛上，落日只照得到屋顶。
“那么……我要走了。”
我的声音卡在喉咙里，我抓住她的双手。
我看了她最后一眼，我看到她的脸似乎已经模糊了。
“再见！”
“马赛，一定要幸福！”
我抓紧她的双手，然后松开。我拿起行李，几乎是蹒跚地往妇产医院的门口走。她从后面跑过来，喘着气对我说：“和你在一起我很幸福。”
我穿过玻璃门，看到大厅里有几个护士，一个带轮子的担架，接待员在打电话。我朝接待台走去。我回过头，她还站在人行道上。
“你好，我是费龙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