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日期，官方在书本上有其标注。但我猜每个人会根据自己当时所处的地方，家庭的状况，个人的得失，会有自己的一些记忆。而我的记忆全都与接待中心有关。简单来说，与一辆货车的到达，一间新木板屋的建造，还有其他看上去很平常的事有关。
我们并不知道，火车卸下比利时难民两天后，我们就到了，当时中心还不是很完善。我们是最早抵达的难民了。
几星期之前建造的木板屋还很新，他们早就料到会有大批难民？我不想向别人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的，在德国进攻法国之前很久，当局已经就疏散了一些阿尔萨斯人。
不管怎么样，没有人预料到局势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局势如今瞬息万变。
我们到的那天早上，报纸报道了蒙泰梅和瑟穆瓦河的战斗。第二天，德国人在迪南建造了过装甲车的桥。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五月十五日，在法国政府宣布撤退的同时，那些日报再次用粗体字列出一些地名，蒙梅迪、罗库尔、雷特尔，我们离这些地方很远。
我和其他人的感觉一样，这些事情存在，但是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图上的世界中，我与那个世界是分离的。
我很想试着描述我在中心最初几日的精神状态。
战争日益真实。我们在火车上被机枪扫射时就经历过战争了。后来我们变得麻木，穿过一片乱七八糟的区域，那里当时还没有战争，但现在已经有了。
那些地方现在正在交火。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些城市和村庄的名字，如今以黑色字体出现在报纸的头版，暴露在阳光下。
听到中心之外传来弥撒结束曲，我们很惊讶。我们发现城市洋溢着节日气氛。中心日渐扩展，火车沿着我们的道路走，汽车在马路上颤动着，车头碰着车尾，车顶上放着床垫，车内还有童车、残疾老人和玩具娃娃。
毛毛虫一样的车队从拉罗谢勒延伸到波尔多方向。
有些男人、女人和小孩就像我们死去的机修工一样死了，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蓝色的天空。还有些人就像那个在脸前面拿着被血染红的手帕的老人一样在流血，像那个被炸掉肩膀的女人一样在呻吟。
我应该羞愧地承认：这场悲剧与我无关。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我个人觉得，这与我们无关。
我肯定会发现一个我在出发时就觉得自己将会发现的事情：一个适合我的小圈子，它将变成我的掩蔽所，我会长期赖在里面。
接待中心针对的是比利时难民，安娜和我出现在那里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们尽量不惹人注意，因为担心被人注意，我们一开始不去领分配下来的汤。
他们在木屋外面搭建了一个矮矮的炉子，然后又搭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炊具是大盆和农场喂猪食的那种桶子。
后来他们搭建了一个新的预制木板屋，里面有固定的桌子，我们能坐下来吃饭了。
安娜一直跟着我，我观察着旁人来回奔走。我很快就明白了营地的性质，实际上，这是一个长期临时住所。
一个比利时人负责管这个营地，就是我刚到时和我攀谈的那个人，我尽可能躲着他。他周围有一些年轻女孩和童子军，其中来自奥斯坦德的童子军来得最早，他们差不多是大人了。
他们马马虎虎地在难民中挑了一些有用的和没用的人，也就是说那些能工作的人，老人、女人和孩子只能被收容。
理论上来讲，营地只是个临时安置地，只能在里面待几小时或住一晚。
在艾特雷、帕利斯和其他地方，工厂日夜生产战争物资，那里需要劳动力。为了给烧柴的面包店供柴，附近的森林需要伐木工。
大轿车把专家和他们的家人带到这些地方，当地政府部门会把他们安顿好。
他们会把单身女人、没有丈夫的家庭和无用之人送到没有工业的城市，如桑特和鲁瓦扬。
我和安娜两人的目标是长久地待在营地，并让他们接受我们。
昨天晚上坐汽车过来给我们送食物的那个护士叫博歇夫人，在我眼里，她是一个重要人物，所以我就像小学生讨取老师欢心一样，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到她身上。
她不高，体态丰满，可以说肥胖，年纪也不小了，就像我之前说的，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可以用那样好的脾气为别人投入那么多的精力。
我不知道她是否有护士证。她属于拉罗谢勒上层社会，丈夫是医生或建筑师，我记不清了。有四五个人和她在一起，我也记不清她们的丈夫是干什么的。
火车一到站，她便立刻出现在站台上。她不像许多其他戴着袖章的人那样说漂亮话，分发糖果，而是在人群中寻找最需要帮助的人。
战事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下车。我们看到他们把残疾人、婴儿和情况最糟的老人安置在木板屋内。她穿着白色罩衫跪在地上帮他们洗青肿的脚，包扎伤口，去被子窗帘后面看望那些需要特殊照顾的女性。
她经常凌晨时分还在那儿，拿着手电筒安静地巡逻，安慰哭泣的女人，严斥喧闹的男人。
匆匆忙忙安装好的电线线路不好用，我提议重新安装一下时，博歇夫人问我：“您知道怎么装？”
“这差不多是我的职业。我只需要一把梯子。”
“请您去找一把。”
我在火车站对面一片新楼房的一座正在建的建筑物里找到了。我去了工地，但找不到人问能不能拿走，所以在安娜的帮助下直接把梯子拿走了。这把梯子和我在营地里待的时间一样长，没有人来找梯子。
我还把玻璃换掉了，修理了水龙头和暴露在地面上的水管。博歇夫人不知道我的姓氏，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她叫我马赛，每次有什么东西坏了，她都叫我去处理。
三四天之后，我变成了什么都做的人。勒鲁瓦和第一批人一起走了，他们被派往波尔多或图卢兹。我们的车厢里只有老朱尔一个人留在营地，他们之所以能容忍他，是因为他成了一个小丑。
我在城里遇到了那个叼烟斗的我称之为门房的男人。他在忙着手中的事情，在我经过时告诉我，他跑到警察局去询问关于他妻子的消息。我后来没有再看到他。
这发生在第二天或第三天。昨天安娜洗了她的短裤和胸罩，然后挂在太阳底下晒。我们在营地里漫步时，用一种默契的神情互相看着，我想到她的黑色裙子下面什么都没有。
一座巨大的塔楼矗立在站台尽头，那是一座钟楼，比水道两边的塔楼还要粗大。人们从下面走过，去往主街。
我们应该会慢慢熟悉这个拱门，因为拱形街道那儿特别热闹。那里除了居民和难民，还有士兵和船员。
我对安娜说想给她买一套换洗的内衣，她没有反对。这是必需品。我们在货摊上看到了满满当当的裙子，我想为她买一条灰色的。她应该猜到了，她能猜到我的所有想法。
我对她说：“你知道我很想送你一条裙子……”
她不认为应该像很多其他人那样礼貌地拒绝，那样太形式化了。她微笑地看着我。
“然后呢？你还想说什么？”
“我自私地犹豫了。对于我来说，黑色裙子就像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明白吗？我在想，也许我看到你穿其他的衣服之后会失望。”
“我很开心。”她一边抓紧我的指尖一边低声说道。
我觉得她这句话是真的。我也很开心。我们走到一个香水店前，我停下来。
“你不用粉和口红吗？”
“以前用。”
她不想说在那慕尔之前。
“你还想用吗？”
“这要看你喽。如果你想要我化妆的话。”
“不。”
“那么，我不想要。”
她也不想剪头发，她的头发不长也不短。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不仅因为我不愿意想）：我们俩的生活没有未来。
我无视可能会发生的事。其实也没有人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活在两个世界的中间地带，我贪婪地吞咽着日日夜夜。
我喜爱目前拥有的一切，港口，大海变幻的风景，涨潮时鱼贯而出的各色渔船，倒在篮子和平底货物箱里的鱼儿，满街的人流，营地和火车站。
我更渴求安娜，我人生中第一次没有为自己的性欲感到羞耻。
和她在一起时，那似乎是一种能让我变得更纯洁的游戏。我们谈论它时有一种单纯的愉悦，我们创造出一种代码，我们接受一些符号。我们在公共场所有时看到一些标志时，会产生一些私密的想法。
在这个新世界里，远远就能看到的那个暗绿色的马戏团帐篷是中心，帐篷俯瞰木板屋。帐篷里厚厚稻草里的一个角落就是我们马厩一样的家。
我们把东西放在那里，那些从行李里拿出来的东西和在外面买的东西（在木板屋之间和码头对面买的），比如装汤的军用饭盒和早上煮咖啡用的小酒精炉。
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只在这里住一晚的人，惊讶地看着我们的装置，我很肯定他们心里非常羡慕。
以前我看到过真正的马厩，马儿趴在温暖的草垫上。
我们也有草垫，为了让它充满我们熟悉的气味，我们并不经常更换草垫。
我们不仅在草垫上做爱，也经常在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做。开始时是在船上，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一艘小渔船在码头边摇晃着，滑轮发出的吱嘎吱嘎好似海鸥的鸣叫。
我以前从未到过海边，我看到桥下的一艘船的舱口是开着的，鱼筐里满满都是鱼儿。我将目光投向安娜，又看了一下船上。她大笑起来，那种笑声也是我们的私密语言。
“你想要吗？”
“你呢？”
“你难道不怕别人把我们当作小偷或是来打断我们？”
已经是凌晨了。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所有的灯光被伪装起来。我们听到很远处传来脚步声。从嵌入石头里的铁梯子上走下去很艰难。最后几级梯子黏糊糊的。
我们还是到了，我们通过舱口溜进去。我们到达下面时在黑暗中碰到一些篮筐、桶子，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闻起来像鱼、海藻和石油。安娜最后说：“到这里来……”
她牵着我的手，我们一起倒在一张狭窄但坚固的小床上，我们拿掉铺在床上的一张阻碍我们的防水布。
潮水缓缓地摇着我们。我们透过舱口可以看到一小片天空和几颗星星，还有火车站那里呼啸的火车。那不是终点站。车厢往前走或往后退，井然有序的样子。
营地周围还没有树立屏障。我们可以随意进出。没有人站岗。我们只要不吵醒邻居就行。
后来他们竖起屏障，不是为了把我们关起来，而是怕那些偷农作物的人混到难民当中来行窃，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
我们晚上也经常在火车站闲逛，一天晚上那里没有一列火车，我们睡在离主建筑最远的长凳上。
我们觉得这样很好玩。这是一种挑战，有一次我们在离博歇夫人只有几步之遥的一捆稻草后面做爱，她当时正在一边照顾病人的病腿一边和我们说话。
我每天都会花一点时间用尽各种办法找我的妻子和女儿。
我没有任何办法找到她们。也许是在奥塞尔或索米尔，可能是在图尔，他们告诉我一些名单已经公示出来。他们把名单贴在办公室门口，每天早上都有一群人在那里咨询。
不过那是比利时难民的名单。许多人在波尔多、桑特、科尼亚克和安古莱姆。还有些人一直到了图卢兹，一大批居民住在我从没听到过的村庄里。
但我还是会浏览一遍名单。我每天还去找火车站一个副站长，他跟我保证会告诉我们火车的命运。他担心如果找不到那辆火车的踪迹，他自己会丢掉面子，他对此很恼火。
他咕哝道：“一列火车不会凭空消失，哪怕是在战争期间。我得知道它经过了哪些地方。”
多亏了连接各个火车站的专线，他联系了同事们，大家开始说这是一列幽灵火车。
安娜和我去了市政府。所有办公室门前都聚满人群，每个人都需要信息，需要许可证和盖着公章的文件。
他们也贴出了名单，上面有部分法国人，但是我妻子一直不在其中。
“您如果想找人，最好去警察局。”
我们去了警察局。院子明亮，走廊和办公室沐浴在阳光下，一些职员只穿着衬衣，许多年轻女孩穿着浅色裙子。我让安娜待在街道上，我不想让她在我问关于妻子的消息时被人当成我妻子。
我透过窗户看着她，她待在人行道边上，昂着头，眉头紧锁，好像陷入了沉思，她在那儿踱来踱去。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她会合，责怪自己离开了她，尽管只有那么一小会儿。
他们给司机发放汽油票。四面八方来的几百辆汽车把阿梅斯广场、站台以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车主在警察局前面排的队最长，汽油票能让他们继续逃亡。
昨天我在开往罗什福尔的汽车长龙中看到一辆沙勒罗瓦来的柩车，柩车里坐了一大家子人，他们的行李放在原本放棺材的地方。
“您要找人吗？”
“我想知道我妻子在哪儿……”
似乎有上千人，很快会有上万人和我的情况一样。不仅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在撤退，政府撤离后，巴黎市民已经慌了。流言说除了车辆，现在步行大军正在马路上蔓延开来。
在靠近国道的村庄里，面包店已经被抢购一空，医院里一张空床都没有了。
“请填一下这张表格。告诉我您的名字和地址。”
由于粗心，我忘了提及接待中心，我写的是留局自取。在营地里，老朱尔和我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法国人了。
在一个美好下午最热的时候，我看到一列非常丑陋的火车，我还看到一队小学女生从人行道上走过，她们是要去参加联欢会。
我们称那些在路上多灾多难的火车为丑陋的火车，那些火车上有人死掉了，有女人在没有看护的情况下生下了孩子。
还有一列疯子火车，十节车厢的人都是从一个收容所撤离的疯子。尽管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但还是有两个疯子跑到了大钟那儿。
我不知道我说的那列非常丑陋的火车来自杜埃还是拉昂，我搞不清。车上只有几个伤员，有人在路上给他们包扎过了，但是所有的乘客，无论男人、女人还是小孩，他们的眼睛里都充满恐惧。
一位女士痉挛性地颤抖着，她整晚都在发抖。她推开被子，牙齿格格作响。
还有些人在说些乱七八糟的话，还有些人用千篇一律的语调没完没了地重复同一个故事。
杜埃或者拉昂有接待站，离火车站两百米的地方挤满了人。一些人在等迟到的人，一些父母去餐厅买点吃的，一些飞机没有发出警报就闯入天空中。
“先生，炸弹就像这样落下来了……横着……我们看到炸弹落在火车站和对面的房子上，所有的一切都开始颤抖，开始爆炸，屋顶、石头、人、还有停在我们不远处的车厢……我看到一条腿被炸飞在空中，尽管我们离得挺远，我自己还是被压在我儿子身上的土掀翻了……”
警报终于叫了起来，消防车、石头、砖头、扭曲的废铁、尸体、被打穿的家具重现天日，但有些物品竟然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报纸公布了新内阁和敦刻尔克撤退，有些铁路线被破坏。安娜和我继续我们的小日子，好像这种日子能永远持续下去。
但安娜和我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都没有多想。她认识我之前有过别的生活，与现在不一样的生活。我不愿意想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我通过警察局的窗户看到她一个人在人行道上，这让我很揪心，好像我们已经分离。我立刻失魂落魄的。我走到她面前时立刻抓住她的手臂，好像已经和她分开了几天。
我记得我在营地期间只下过一次暴雨，此外再也没下过雨，我还记得那场暴雨在我们帐篷的顶上形成一个个水洼。天气似乎好得不真实，我想象不到拉罗谢勒除了艳阳还会有什么天气。
渔民给了我们一些鱼。每天早上童子军都会去绕着市场走一圈，渔民会往他们的篮子里塞蔬菜和水果。他们推着一辆车，和我当初在菲迈的院子里丢弃的那辆手推车一样。我陪他们去了好几次，为了好玩，我坐在手推车的纵梁上，安娜在人行道上跟着我们。
收音机宣布比利时投降时，大家在营地和在火车站差一点吵起来。那时，这里法国人差不多和比利时人一样多，好多工厂撤离到了这里。我看到一些弗拉芒人和瓦隆人像小孩一样大哭，有些人终于打了起来，但又被另外一些人拉开了。
幸福的日子似乎过一天少一天了。幸福这个词不准确，但我找不到其他词。人们经常用这个词，我也只能用它。
不久后的某一天，在市政府、警察局或在留局信件领取处，我将会得到让娜和我女儿的消息。快到预产期了，我不希望动荡不安让她早产。
巴黎的报纸公布了一些读者名单，这些读者通过此方式向家人传递信息，我也想用这种方法。只是我们在菲迈时从不读巴黎的报纸。选择哪一家呢？我们之前并没有商量过。让娜决不可能每天去买所有的日报。
德国人进攻得那么快，很多人都在说叛国和第五纵队之类的事情。据说他们在其中一个木板屋里逮捕了一个荷兰人，在他的行李中发现了一台便携式发报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跟博歇夫人谈起这事，她也不能确定，但是她看到便衣警察在营地里转来转去。
安娜很害怕，库普弗这个姓氏听上去非常像日耳曼人。我们在土堤上，在营地和火车站之间时会想到这个，我们还看到了尽情绽放的天竺葵。
是这个城市的园丁种的，天竺葵是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开花的。我在一天清早光线还很暗淡时看到园丁正在那儿安心地工作。难民的火车不断到达火车站，报刊亭里的报纸上充斥各种灾难。
大概两小时之后，那个园丁还在那儿。一个德国电台用法语广播，大致在说：“维埃尔热先生，您为了向我们表示祝贺在您的火车站周围种上花，这真是太好了。我们几天之后再来。”
我从未见过维埃尔热先生，他是拉罗谢勒市的市长。德国电台不断讽刺他，这也说明德国人对这个城市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
间谍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人们互看时目光越来越不信任。
“你在人们面前最好尽可能少说话。”
“我也想到了。”
她不是那种话多的人。我也不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有那么多禁忌，我们几乎没什么话可说。
我们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有一个脆弱的现在。我们两个人贪婪地挥霍和享受着现在。
我们之间有许多小乐趣，可供回忆的画面和想象。我们知道我们只能过这一种生活。我们在伤害我们的肉体，但因为我们想不顾一切地把它们融为一个整体。
我一点也不羞愧地说，我是幸福的，每天都幸福。我的生活如同一把小提琴，琴马坏了，但拉出来的音乐清晰、优美，动听得令人难受。
说起我们强烈的性欲，我差不多可以肯定我们不是特例。马戏团的帐篷里没有牲口车厢里那么多人，但至少也有百来号人，男男女女同睡在一块棚子下。我每天晚上都能听到身体小心翼翼运动的声音，加速的呼吸声和做爱时才有的呻吟。
不止我一个人觉得现在的生活处于正常生活和正常习惯之外。飞机随时都会出现在头顶，丢下几颗炸弹。两到三个星期之后，德国军队将会到达这里，谁都不知道到时候会发生什么。
第一次警报期间，他们叫我们趴倒在水池边的地上，因为刚修好的地下掩体实在太远了，那个掩体在货车火车站附近。
对空防御警报拉响。火车站对空连续射击。他们随后告诉我们搞错了，出现在天空的是几架没能给出规定信号的法国轰炸机。
但有敌方飞机俯冲下来，在一艘船旁边布了一些地雷，那艘船叫“尚普兰”号，就停在拉帕利斯锚地里。早上船爆炸了。我们听到爆炸声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后来离城区三四公里的几座储油库起火了，黑色烟雾在天空停留了几天。
我已经说过，但我还是想重复一遍，日子过得既快又慢。时间的概念已经变了。德国人进攻巴黎，安娜和我完全没有改变我们的小习惯。火车站的气氛日渐不同，更混乱，更失控。
就像在菲迈时一样，我总是第一个起床，去外面准备咖啡，同时在挂在帐篷布上的一面镜子前刮胡子。人们终于在木板屋里留出一个角落作女厕所，安娜总会在拥挤的人群到来之前早早地赶到那儿。
我们朝火车站的方向散步，那里的人已经熟悉我们了，他们会对我们说一声熟悉的“早上好”。
“怎么有这么多火车？”
“这些火车在等国营雷诺汽车公司的职员。”
我们看到地道、铁轨和长凳。我们看到铺着稻草的牲口车厢时，很难不产生温情。我们的车厢现在在哪里，里面应该还残存着我们的一点气味吧？
博歇夫人经常叫我做点工作，比如修修门或窗户，为药品或储备物资安装搁架。
我们吃大锅饭。但有时我们自己加点餐。我们可以穿过街道，去一家比较隐蔽的酒吧。我知道安娜喜欢喝那里的开胃酒，为了陪她，我会点一杯汽水。
下午我们去城里，我先去看看名单，然后去留局信件领取处。
如果生产时间提前一点点，我们的孩子已经生了。我不知道妻子生育后谁照顾索菲。
很奇怪，我想象不起她们的样子。她们的容貌模糊不清。
我不是很担心索菲，营地里有两个孩子与母亲在路上走散了，独自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了，一点也没受苦。他们和其他孩子一起玩，和他们一样无忧无虑。妈妈最终来找他们时，他们在她面前一动不动地站了很长时间，局促不安，好像逃学的孩子。
六月十六日是我记得的几个日子中的一个。贝当在奥尔良要求停战，一些士兵不顾军官反对，突然离开火车站，武器都没带走。
三天后德国人来到南特。我们原本以为他们会行进得很快，以为第二天就会看到他们。
然而，在六月二十二，一个星期六，一些汽车司机经过这里时对我们喊道：“他们在拉罗什！”
“你们看到他们了吗？”
他们做了一个表示“是”的手势，飞快地向罗什福尔前进。
接下来的那天晚上非常热。安娜第一个睡下了，我站在那儿，看着她在稻草堆里找一个睡的地方。我感觉自己的眼泪涌上来。我说道：“不！过来。”
她从来不问我在哪里或者为什么。我觉得她以前就是这样跟某个男人一起生活的，她天生就这样。
我们一边听着大海的声音以及船帆的嘎吱嘎吱声一边散着步。她也许以为我在寻找一艘船的隐蔽处。
我拉着她一直走到港口尽头，那里有一些工地。然后我又和她走上通往沙滩的巡查道。
我们听不到一点声音，也看不到城里的灯光，看得到海堤尽头一个暗暗的绿色信号灯。
我们俩睡在沙滩上，旁边卷起一些细小的浪花，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做，仅仅是倾听着我们心脏的跳动。
“安娜！我希望你能一直感到……”
“嘘！”
她不需要那些词。她不喜欢。我觉得那些话会让她害怕。
我笨拙地抓住她，渐渐急躁，这种急躁似乎是一种恶意。这一次她没有帮我，她一动不动，眼睛盯着我的脸，我在她的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
她似乎并不在这里，我再次像个迷路的傻瓜一样思念她。
“安娜！”我用一种类似于呼救的声音叫她的名字，“请你理解我啊！”
她把我的头放到双手之间，忍住啜泣声低声说道：“很好！”
她说的不是我们精神上的痛苦，而是我们，处在短暂现在的我们。我们一边做爱，一边为对方哭泣。海水快要涨到我们脚边。
我需要做点事情，我不知道做什么。我扯下她的裙子和自己的衣服。我又说了一次：“过来！”
天空有点亮光，她的身体里在昏暗中若隐若现，但是我看不到她的面容。她害怕吗？她觉得我想淹死她，或者和她一起死？她的身体被一种本能的恐慌占领，她全身收缩着。
“来吧，大怪兽！”
我在水里奔跑，她马上赶上我。她会游泳。但是我不会。她在水里走了很远，然后在我周围绕圈圈。
我如今想她当时并不感到害怕。她知道当时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尝试在水里做一个游戏，就像度假的学生那样玩耍，但是我们没做成。
“你冷吗？”
“不冷。”
“我们跑步吧，这样可以暖和起来。”
我们在沙滩上奔跑，沙子粘到我们的脚和小腿肚上。
一个巡逻兵出现，我们不得不躲在一个墙角，在那儿待了十五分钟。
帐篷里充满人体产生的热量，我们蜷缩到角落，整晚都没睡着。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些难民穿上礼服去做弥撒。我们在城里碰到身着盛装的年轻女孩，穿着节日服装的孩子走在父母前面。一切都和我在菲迈时一样。糕点店开门了，我买了一个还热着的蛋糕。
午饭之后，我们到水池前面吃东西。我们坐在石头上，一边把腿悬在水面上。
五点时，德国摩托车出现在市政府前面，一位德国军官要求和维埃尔热先生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