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阵谨小慎微的夜半敲门声响了起来，我走过去打开门。金斯利人高马大，穿了一件米色的设得兰羊毛运动服，围着一条黄绿相间的围巾，塞在松垮翻起的领子里。一顶透着暗红的棕色翻檐帽拉得低过额头，帽檐下面，那双眼睛仿佛属于一头病恹恹的动物。
弗洛姆塞特小姐一起跟来了。她穿着便裤趿着拖鞋，上身是深绿色的外套，没戴帽子，头发泛出邪恶的光泽。她的耳坠是一对小小的人造栀子花，一上一下，一边耳畔花开两朵。随着她飘然而至的，还有“皇家吉勒雷恩，香水中的香槟”。
我关上门，示意他俩找位子坐，说道：“喝一杯也许有点用。”
弗洛姆塞特小姐坐在扶手椅上，腿交叠着，四下找起烟来。她找到了一支，随性地一挥手，点上烟，朝天花板一角露出冷冷的微笑。
金斯里站在地板中央，焦躁地虎着牙，恨不得吞掉自己的下巴。我走到外面的吃饭间，调了三杯酒，拿进屋来递给他们。我端着自己那杯坐到象棋桌旁的椅子上。
金斯利说：“你到底干吗去了？腿又是怎么了？”
我说：“一个警察踢了我。贝城警局送我的礼物。这是他们那儿的常规服务。至于我去了哪里——因为酒驾进了班房。看看你这副表情，好像我很快又要回去了似的。”
“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他说，“一句也听不懂。没时间开玩笑了。”
“行啊，不开就是了，”我说，“你听到了什么消息？她在哪儿？”
他一边拿着酒杯坐下，一边屈起右手手指，伸进外套。抽出来的是一只狭长的信封。
“你得把这个拿给她，”他说，“五百块。她想要更多，但我只能筹到这些了。我在一家夜总会套现了一张支票。不容易办。她必须出城。”
我说：“出什么城？”
“她就在贝城的某处。我不知道具体位置。她会在第八街阿奎罗大道的孔雀酒吧见你，或者那附近。”
我看了一眼弗洛姆塞特。她仍旧盯着天花板一角，好像就是出来兜风的。
金斯利摆手一掷，信封落在象棋桌上。我看了看信封里面。确实是钱。他的这部分话至少不假。我把信封搁在那张嵌有咖啡色和浅色镀金方块图案的精美小桌上。
我说：“她为什么不能取自己的钱呢？随便哪家酒店都可以用支票结账。大多数还能帮她兑现。她的银行账户被关了还是咋的？”
“没法详说，”他说，“她有麻烦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自己有麻烦的。除非广播里已经放出逮捕令了。有吗？”
我说不知道。我没什么空听警方发布命令。听活生生的警察说话都来不及。
金斯利道：“嗯，她现在不能冒险去兑现。之前没问题。可现在不行了。”他缓缓抬起眼睛，用我见过的最空洞的眼神盯着我。
“行吧，确实讲不通的时候也不能硬来，”我说，“那么她就在贝城。你跟她通过话了吗？”
“没有。弗洛姆塞特小姐跟她通的话。她打了电话到办公室。当时刚下班，可海滨来的那个警察——韦伯上尉，跟我在一起。弗洛姆塞特小姐自然一句话也不想让她说。她叫她再打来。她不愿留下电话让我们打过去。”
我看了看弗洛姆塞特小姐。她的眼睛不再盯着天花板了，而是对准了我的头顶。她的眼神里空无一物，如同垂下的帘幕。
金斯利继续道：“我不想同她说话。她也不想同我说话。我不想见到她。我想莱弗瑞就是她杀的。韦伯看起来对此非常确定。”
“这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我说，“他说的跟他想的都不一定在同一个层面。我觉得你妻子并不知道警察在找她。现在早没人听警方的短波电台解闷了。说来她后来回电了。然后呢？”
“当时都快六点半了，”金斯利说，“我们只好坐在办公室里等她的电话。你来跟他说吧。”他转头看着那姑娘。
弗洛姆塞特小姐道：“我在金斯利先生的办公室里接了电话。他就坐在我旁边，但没说话。她要求把钱送到孔雀酒吧，还问由谁来送。”
“她听起来害怕吗？”
“一点儿也不。完全冷静。要我说，冷静得像块冰。她讲得很清楚。她明白一定会有个她不见得认识的人拿钱去。她好像知道德里——金斯利先生不会亲自去。”
“叫他德里就行，”我说，“我猜得到你在说谁。”
她淡淡一笑。“每小时过十五分左右，她都会去孔雀酒吧。我——我想你去应该合适。我把你的样子跟她说了。你会戴着德里的围巾。这点我也说了。他在办公室放了几件衣服，这条围巾就是从里面拿的。够显眼的了。”
她讲完了。那围巾的颜色就像是往一摊蛋黄上扔了几只绿色的肥腰子，戴着它进酒吧，好比推了辆红白蓝三色手推车，确实显眼。
“她那木鱼脑袋能想出这招不容易啊。”我说。
“没时间开玩笑了。”
“这话你说过了，”我告诉他，“想当然认为我会去那儿把逃逸用的钱送给一个我明知警察在追捕的人，你脸皮也是真够厚的。”
他一只手在膝盖上扭动，脸也变了形，龇牙咧嘴笑着。
“我承认这是有点过分，”他说，“那么，行不行？”
“这么一来，我们仨都成了事后从犯。她的丈夫和她丈夫的秘书开脱起来也许不会太难，可到时我可是要吃不了兜着走啊。”
“跑这么一趟，我不会亏待你的，”他说，“而且我们也成不了从犯，如果她啥都没干。”
“我愿意那样想，”我说，“不然我也不会在这里跟你说话了。另外，要是我断定她是凶手，我会向警方告发的。”
“她不会跟你说话的。”他说道。
我伸手拿了信封放进口袋。“她会的，如果还想要这个。”我看了眼腕表。“立马动身的话，也许能赶上一点十五。一小时接一小时下来，店里的人准已经把她记得很牢了。这也是好事。”
“她头发染成了深棕色，”弗洛姆塞特小姐说，“这多少能帮你认出她来。”
我说：“但没法让我认为她就是个无辜的旅行者。”我喝完酒，站起来。金斯利一口吞下他那杯，起身，解下围巾递给我。
“警察怎么会来找你麻烦的？”他问道。
“当时我正在利用弗洛姆塞特小姐好心提供的某些情报。我开始寻找一个之前调查阿尔默案、名叫塔列的人。后来我便进了班房。塔列家受到了监控。塔列就是格雷森夫妇雇的侦探，”我补充道，一边看着那肤色略深的高挑女孩，“你应该可以把来龙去脉告诉他。我现在没工夫细说了。你俩想在这儿等我？”
金斯利摇摇头：“去我那儿，等你电话。”
弗洛姆塞特小姐站起来，打了个哈欠。“不了。我累了，德里。我准备回家睡觉。”
“你陪着我，”他急促地说，“你在，我还不至于发疯。”
“你住哪儿，弗洛姆塞特小姐？”我问。
“日落广场布莱森大楼。716室。怎么了？”她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以后可能有事来找你。”
金斯利一脸严峻，带着怒气，可眼睛还是一头病了的动物的眼睛。我戴好他的围巾，去吃饭间关灯。回来时他俩已经站到了门口。金斯利的手臂勾着她的肩膀。她看起来非常疲倦，无聊透了。
“好了，我当然希望——”他话说一半，匆匆迈开一步，伸出手来，“你是个诚实可靠的人，马洛。”
“走吧，赶紧的，”我说，“走远点。走得远远的。”
他怪异地看了我一眼。他俩出去了。
我等着，直到听见电梯上来、停住，门开了又关，电梯往下走了才回屋。随后我也出门了，走楼梯去了车库，再次叫醒我的克莱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