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静静道：“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我们这儿就是一窝坏蛋。他们可能觉得，要是有人杀了他妻子，便会打电话给我：‘嗨，上尉，我这儿死了个人，前面的房间里一团糟。我手上呢，还有五百块闲着呢。’然后我回答：‘好说。啥都别动，我拿条毯子立马就来。’”
“没那么糟糕。”我说。
“你晚上去塔列家，找他有什么事？”
“他掌握了一些证据，跟弗洛伦斯·阿尔默的死有关。阿尔默太太的父母雇塔列追查此事，可他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得到了什么证据。”
“你认为他会告诉你？”他挖苦我。
“只能试试看呗。”
“还是说，只是因为德加莫太嚣张你才想还以颜色？”
“也是一部分原因吧。”
“塔列是个敲诈老手，”韦伯轻蔑道，“不止一次了。能不跟他打交道最好。我这就告诉你他手上有什么。他从弗洛伦斯脚上偷了一只鞋。”
“鞋？”
他淡淡一笑。“就是一只鞋。后来在他家里搜到的。是一只绿色的天鹅绒轻便舞鞋，跟上镶了点小水钻。是在好莱坞一个专做戏装鞋服的人那儿定做的。对了，你不问问我这只舞鞋有什么要紧的吗？”
“这只舞鞋有什么要紧的呢，上尉？”
“她有两双一模一样的舞鞋，一起定做的。好像那也没什么稀罕。备着，以防鞋子穿旧或者碰上某个醉酒的莽汉趴到女士的腿上来。”他顿了顿，浅浅一笑。“其中一双似乎从没穿过。”
“我好像有点懂了。”我说。
他往后一靠，笃笃敲着椅子扶手。他等我开口。
“从阿尔默家边门通向车库的是条粗糙的混凝土小路，”我说，“相当粗糙。假设她不是自己走的，而是被人抱进去的。假设那个抱她的人帮她穿上了舞鞋——其中一只拿的是新鞋子。”
“然后呢？”
“假设在莱弗瑞给出诊中的阿尔默医生打电话的当儿，塔列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拿了那只新鞋，觉得它是弗洛伦斯死于他杀的证据。”
韦伯点点头。“要是他不动那只鞋，等警察去发现，那确实是证据。他一旦拿了，那东西只能证明他是个小人。”
“给她的血液做过一氧化碳测试了吗？”
他把手掌平摊在桌上，低头看着。“做过了，”他说，“血里是有一氧化碳。而负责调查的警察认为，死者的体征也对得上。没有打斗的迹象。他们认定阿尔默医生没有杀害他妻子。他们也许弄错了。我觉得案子查得有点粗浅。”
“谁是负责人？”我问。
“我想你知道答案。”
“警察赶到后，没有发现少了只鞋吗？”
“警察赶到时，鞋子并没有少。你一定记得，在警方接到报警前，莱弗瑞先给阿尔默医生打了电话，他便连忙回家了。关于那只失踪的鞋子的事，都是塔列自己告诉我们的。他有可能把那只新鞋从屋里偷了出来。边门没锁。女佣睡了。问题是他不像是会知道有只新鞋可以拿。我不敢说他想不出这种鬼点子。他是个鬼鬼祟祟的小滑头。但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知道舞鞋的事儿。”
我们坐在那儿，看着对方，思索起来。
“除非，”韦伯缓缓说道，“我们可以假定这个阿尔默的护士是塔列的同伙，两人合谋敲阿尔默一笔。有可能的。有些迹象支持这种看法。更多的迹象则是反证。你断言山里淹死的姑娘就是这个护士，有什么具体原因吗？”
“原因有两个，分开来看都不够有说服力，可放在一起，就很像回事了。一个礼拜前，有个模样举止都挺像德加莫的粗鲁家伙去过山里，拿了张照片给别人看。照片上是米尔德里德·哈维兰，跟缪丽尔·切斯颇有几分相似。头发、眉毛等等都不一样，可就是挺像。大家都没怎么帮他。他自称‘德·索托’，说是洛杉矶的警察。话传到缪丽尔·切斯耳朵里，她显得很害怕。如果那人真是德加莫，这点就很容易站住脚了。另一个原因是在切斯家的糖罐里藏了根有心形吊坠的金脚链。脚链是在她死后才发现的，那时她丈夫也已被捕。那颗心的背面刻着：艾尔给米尔德里德。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八日。献上我全部的爱。”
“那可能是另一个艾尔和另一个米尔德里德啊。”韦伯说。
“别骗自己啦，上尉。”
他身子往前一探，伸出食指，仿佛把空气戳出了一个窟窿。“你究竟想得出什么结论？”
“我想得出的结论是金斯利的妻子没有枪杀莱弗瑞。他的死跟阿尔默太太的案子有关。跟米尔德里德·哈维兰有关。可能跟阿尔默医生也有关。我想得出的结论是金斯利太太之所以失踪，是因为有什么事把她吓坏了，而她知错也好不知错也罢，她并没有杀害任何人。要是我能查明真相，就能挣到五百块。理所应当得试一下。”
他点点头。“当然。如果我能看到充分的理由，我是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的。我们还没找到那个女人，但时间还短。不过我没法帮你算计我的手下。”
我说：“我听到你叫德加莫‘艾尔’。但我想的其实是阿尔默医生。他名叫艾伯特。”
韦伯看着大拇指。“可他又没跟那姑娘结过婚，”他静静说道，“德加莫结过。我敢说她把德加莫折腾惨了。他身上的很多缺点都是这么来的。”
我一动不动呆坐着。过了片刻，我说：“真是头一回听说，我开始有新的发现了。她是个什么样的姑娘？”
“精明、圆滑，不是善茬儿。对付男人有一套。让他们都拜倒在她的裙下。你要是敢说她不好，那个大笨蛋当下就能把你脑袋拧掉。她要跟他离婚的，但德加莫对她念念不忘。”
“德加莫知道她死了吗？”
韦伯默然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完全没听他提起。可如果确实是同一个人，他怎么忍得住呢？”
“他始终没在山里找到她——据我们所知。”
我起身靠在桌子上。“嗨，上尉，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是。句句属实。有些男人是那样的，而有些女人就是有本事把男人变成那样。如果你认为德加莫去找她是要伤害她，那真是喝醉酒在说胡话了。”
“我从来就没真的那么想，”我说，“只是一种可能，因为德加莫对那边的乡下很熟。杀害那姑娘的凶手也很熟。”
“这些话都只有你知我知，”他说，“还望不要外传。”
我点点头，但没有向他保证。我又说了句晚安，便离开了。他目送我一点点走出房间。他的神情落寞又伤心。
我的克莱斯勒停在大楼旁的警局停车场里，钥匙插在点火器上，挡泥板也都好端端的。库内撂了狠话，却食言了。我驱车回到好莱坞，走上布里斯托尔的公寓楼。已经很晚，将近午夜了。
绿色和乳白色相间的走廊里没有一点声响，除了某间房里隐隐传来电话铃。铃声响个不停，我走得离家门口越近，它就越发响亮。我打开房门。是我的电话在响。
我在黑暗中穿过房间，走到贴着一侧墙壁摆放的橡木桌子前。电话就在桌子的搁架上。在这之前，准已经响了至少十次了。
我拿起听筒，说了声“喂”。那头是德雷斯·金斯利。
他的声音又紧张又尖利又不自然。“老天爷啊，你究竟去哪儿了？”他怒喝道。“我都整整找了你四个钟头了！”
“好吧。这会儿我在了，”我说，“出什么事了？”
“我有她的消息了。”
我紧紧握着听筒，缓缓吸了口气，再把气缓缓呼出去。“接着说。”我说。
“我就在附近。五六分钟后到你那儿。准备好动身。”
他挂了电话。
我站在那儿，听筒半悬在我的耳朵和基座间。随后我慢慢挂了电话，看着刚才握听筒的那只手。它半张着，僵硬地握着空拳，仿佛还捏着听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