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好莱坞，上楼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楼里空空荡荡，走廊寂静无声。一扇扇门敞开着，里面是拿着吸尘器、干拖把和抹布的保洁女工。
我用钥匙打开办公室的门，顺手拿起投信口前的信封，看都不看就往桌上一扔。我掀起窗户，探出头去，看着早早亮起的霓虹灯，闻着小巷通风管里飘上来的隔壁咖啡馆温暖、诱人的香气。
我脱掉外套，坐到桌前，从很深的抽屉里拿出常备在办公室的酒，给自己倒了一杯。不见起色。我又倒了一杯，还是一样。
这会儿韦伯应该见到金斯利了。双方应该已经表达过对他妻子的忧虑，至少就快聊到那点了。事情对他们来说已有定论。两个龌龊下流坯的下流风月债，爱得太深，醉得太多，走得太近，最后以狂暴的恨意、残杀的冲动和一方的死亡而告终。
我觉得这有点过于简单了。
我伸手拿起信封，撕开封口。没有贴邮票。内容是：“马洛先生：弗洛伦斯·阿尔默的父母是尤斯塔斯·格雷森夫妇，现居南牛津街640号罗斯摩尔·阿姆斯公寓。我照电话簿上的号码打过去核实过了。你的艾德丽安·弗洛姆塞特。”
一笔优雅的字，正如写下它们的那只优雅的手。我把信推到一旁，又喝了一杯。我开始有点没那么暴躁了。我把桌上的东西推来推去。我感到手掌又黏又烫又笨拙。我用一根手指划拉过桌角，看着扬起的那道尘埃。我看看指尖，抹掉了沾在上面的灰。我看看手表。我看看墙壁。我什么也不看了。
我收好酒瓶，走到台盆前冲洗杯子。弄好后，我洗了洗手，放冷水冲了把脸，照起镜子来。左脸颊不红了，但看着有点肿。不严重，但足以令我再度心生憋闷。我梳了梳头发，看着其中夹杂的丝丝灰白。已经有不少白头发了。头发下面是张病恹恹的脸。我一点也不喜欢这张脸。
我回到桌前，重读了一遍弗洛姆塞特小姐的纸条。我把纸条在玻璃台面上抹平，闻了闻，又抹了几下，折好，放进外衣口袋。
我纹丝不动坐在那儿，听着夜晚在敞开的窗户外静静生长。逐渐逐渐，我与这夜一道，沉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