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点左右，我到了圣贝纳迪诺。我开到坡底，停在普里斯科特酒店旁一个画对角线的停车位上。我从后备厢里扛出行李箱，刚走了三步路，一个下身镶边裤子，上身白衬衫，打着黑领结的服务生就从我手里一把拉走了箱子。
值班的接待员是个圆脑袋的秃子，对我、对任何事都不感兴趣。他半披着一套白色亚麻衣服，一边打哈欠一边递给我笔。他望着远处，仿佛在追忆童年。
我和服务生坐四轮电梯来到二楼，转了几个弯走过几排房间。越走越热。服务生打开房门，那房间小得像是给孩子住的，只有通风井上开了一扇窗户。空调的进风口在天花板一角，跟一块女式手绢差不多大。上面系的一小段丝带有气无力地飘动着，不过是为了表示还是有风的。
那服务生高高瘦瘦、面色蜡黄、年纪不小，态度冷得就像肉冻里的一片鸡肉。他把嘴里的口香糖盘了一圈，将我的箱子放到椅子上，抬头瞧瞧窗户的铁栅，立定看着我。他的眼睛水汪汪的。
“也许我应该要一美元的房间，”我说，“这间好像有点太紧巴巴了。”
“我看能弄到一间就算你走运了。这时节镇子都快挤爆啦。”
“给我俩拿点干姜水、杯子和冰块来。”我说。
“我俩？”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正好也是爱喝两口的。”
“这么晚了，我想可以冒个险。”
他出去了。我脱下外套、领带、衬衣和汗衫，门敞着，我在温热的穿堂风里走来走去。风里有炽热的铁腥味。我侧身挤进卫生间——那种卫生间就是这个样子——往身上浇不太凉的凉水。我的呼吸顺畅了一点，这时候那懒洋洋的高个服务生端着托盘回来了。他关上门，我拿出一瓶黑麦威士忌。他调了两杯酒，我们看着酒杯照例虚伪地笑笑，喝起来。我脖子后面沁出的汗珠沿脊柱流着，等我放下杯子，已经快沾湿袜子了。但我还是觉得好多了。我坐在床上，看着那服务生。
“你能待多久？”
“待着干吗呢？”
“回忆。”
“我记性烂透了。”他说。
“我想用我自己那套办法，”我说，“花掉点钱。”我从屁股口袋里抽出钱包，把皱巴巴的钞票在床上一字排开。
“失礼了，”服务生说道，“我还以为你是警探呢。”
“别傻了，”我说，“哪里见过警探用自己的钱独自打牌玩儿的？你可以叫我‘查事儿的’。”
“有意思，”他说，“喝了酒脑筋就清楚了。”
我给了他一美元。“好好想。我能叫你休斯敦来的得州大块头吗？”
“阿马里洛来的，”他说，“无所谓。你觉得我的得州拖腔怎么样？我自己听了犯恶心，但发现大家挺喜欢的。”
“拖你的呗，”我说，“别人又不会损失一块钱。”
他咧嘴一笑，利落地把折叠的钞票放进裤腰上的表袋里。
“六月十二日那个星期五，你在干吗？”我问他，“傍晚和晚上。那天是星期五。”
他啜了一口酒，思索起来，一边轻轻摇晃酒杯里的冰块，含着口香糖咽下酒精。“就在酒店里，六点到十二点的班头。”
“那天有个苗条漂亮的金发女人入住，一直待到赶去坐埃尔帕索的晚班火车。我想她一定坐了那列车，因为星期天早上她已在埃尔帕索。来时她开一辆帕卡德快马，车主是比弗利山庄卡尔森大道965号的克丽斯特尔·格蕾丝·金斯利。她也许就是用这名字登记入住的，或者其他名字，也可能压根没登记。她的车还停在酒店车库里。我想跟为她办入住和离店手续的服务员谈谈。行的话再给你一美元——考虑下吧。”
我从那堆陈列品里又拿出一美元。随着一阵毛毛虫打架的声音，钱进了他的口袋。
“办得到。”他平静地说。
他放下杯子，离开房间，关上门。我喝完杯中酒，又倒了一杯。我走进卫生间，又用温水擦起身来。正擦着身，墙上的电话响了，我侧身挤进卫生间和床之间的逼仄空隙，接起听筒。
那个得州腔说道：“给她办入住的是索尼。上个礼拜参军了。另一个我们管他叫莱斯的服务员给她办的离店。他在。”
“好的。叫他赶紧上来，行吗？”
我手上正摆弄着第二杯酒，在考虑喝第三杯，敲门声来了。开门一看，是个绿眼睛的小个子，贼头贼脑，一张姑娘似的小嘴紧绷着。
他几乎是跳着舞进来的，站定了看我，隐隐冷笑了一声。
“喝酒吗？”
“当然。”他冷冷道。他满上一大杯，加了点干姜水，一口气将兑好的酒缓缓喝尽，在光滑、小巧的嘴唇间塞进一支烟，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火柴，一边“啪”地点上火。他吐一口烟，继续盯着我。他并不直视床上的钱，眼角余光却已然扫到。他衬衫上方绣的不是数字，而是“领班”二字。
“你是莱斯？”我问他。
“不是，”他说。“我们这儿不欢迎侦探，”他又说道，“我们不雇用侦探，也不想同为别人办事的侦探纠缠不清。”
“谢谢，”我说，“那就没事儿了。”
“嗯？”那只小嘴不快地撇了撇。
“走人吧。”我说。
“我以为你想见我。”他嗤笑道。
“你是服务生的领班？”
“正是。”
“我想请你喝一杯。我想给你一块钱。给。”我把钱递出去，“谢谢你上来。”
他收下钱放进口袋里，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他原地不动，鼻孔里缓缓袅出青烟，眯着眼，目露凶光。
“这儿我说了算。”
“你能说多少取决于你有多少分量，”我说，“所以你说不了太多。酒也喝了，钱也拿了，现在你可以滚了。”
他轻快而紧张地一耸肩，转过身去，无声无息走出了房间。
四分钟后，又传来一阵敲门声，非常轻。那个高个服务生咧嘴笑着进来了。我从他身边走开，坐回床上。
“我想，你不喜欢莱斯吧？”
“不大喜欢。他满意吗？”
“我想是的。你知道领班都是什么样的。非得分一杯羹才罢休。也许你可以叫我莱斯，马洛先生。”
“所以是你经手她离店的。”
“不，都是骗人的。她从来就没办入住手续。但我记得那辆帕卡德。她给了我一美元叫我帮她停好车，在她出发去坐火车前照管她的东西。她在这儿吃的晚饭。在这镇子上，给一块钱就能让人家记住你。大家也在说呢，这车怎么停了这么久。”
“她什么模样？”
“一身衣服有黑有白，主要是白的，戴一顶巴拿马草帽，上面系着黑白相间的带子。像你说的那样，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人。后来她叫了辆出租车去了车站。她的包是我提上车的。包上有姓名缩写，可抱歉我记不得了。”
“我很高兴你记不得，”我说，“那是大好事。喝一杯吧。她多大年纪？”
他洗了洗另一个杯子，给自己调了一小杯。
“这年头，女人的岁数可太难看出来了，”他说，“我想她大概三十，可能超过一点也可能不到一点。”
我从外套里掏出克丽斯特尔和莱弗瑞在海滩上的照片，递给他。
他定定地看了看相片，又把它从眼前拿开，闭上了眼。
“你不用上法庭作证。”我说。
他点点头。“我也不想去。这些金发小女人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换一换衣服、光线或者化妆，就全一样或者说全不一样了。”他迟疑片刻，盯着照片。
“你在想什么？”我问道。
“在想照片里的男人。他到底来没来过呢？”
“继续。”我说。
“我想这男的在大厅里同她说过话，还一起吃饭了。是个人高马大的英俊家伙，身材好得像敏捷的轻重量级拳击手。他俩一块儿上的出租车。”
“你确定？”
他看了一眼床上的钱。
“行，什么价你才肯说？”我不耐烦地问。
他僵住了，放下照片，拿出口袋里的那两张钞票扔在床上。
“谢谢你的酒，”他说，“你去死吧。”他向门口走去。
“噢坐下吧，别一碰就跳！”我大吼。
他坐下，怔怔地看着我。
“别他妈一股子南方人脾气，”我说，“我跟酒店服务生打了多年交道了。要是碰上个不耍花招的，当然好。但你不能指望我非要指望碰上个不耍花招的。”
他慢慢咧开嘴笑了，轻快地点点头。他重新拿起照片，从照片上方朝我看过来。
“这男的照片拍得好，”他说，“比那位夫人清楚多了。但还有另一件事也让我记住了他。我有印象那位夫人不太乐意他在大厅里明目张胆走近她身边。”
我想了想，最后觉得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他也许迟到了，或者早前哪次约会他没来。我说道：
“总有理由的。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戴了什么首饰？戒指、耳坠，随便什么显眼或者贵重的东西？”
他没注意到，他说。
“她头发是长是短，是直发是波浪还是拳曲，天生的金发还是漂白的？”
他大笑。“嗬，这最后一点你看不出来，马洛先生。就算是天生金发她们也想让颜色更浅些。至于其他的，我记得头发相当长，是时兴的款式，发梢微微往里弯，笔直笔直的。但我有可能记错，”他又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上她把头发向后扎起来了。啥也看不清。”
“这就对了，”我说，“我问你那些只是要确定你没有观察过度。看到太多细节的人就跟什么也没看到的人一样，都是不可靠的目击者。差不多总有一半是编造的。目前看来，你没有纰漏。非常感谢。”
我把那两块钱还给他，还加了五美元当添头。他谢过我，喝完酒，轻声走了。我喝完我那杯，又洗了把身子，决定与其睡在这狗窝里还不如开车回家。我穿好衬衣和外套，拎包下楼。
那贼眉鼠眼的红脑门领班是大厅里唯一的服务员。我把包拿到前台，他却没有起身接过去。那圆脑袋秃头侍者拿了我的两美元，连瞧都不瞧我一眼。
“花两块钱在这阴沟洞里住一晚，”我说，“真还不如免费睡垃圾桶呢，又好又通风。”
那侍者打了个哈欠，半天才有反应，灵机一动道：“早上三点这儿就很凉快啦。从那时起到八点，甚至九点，是相当舒服的。”
我擦了擦脖子上的汗，踉踉跄跄向车子走去。大半夜的，竟连车座都是热的。
我回到家是两点四十五，好莱坞简直是冰箱。连帕萨迪纳都感受到了凉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