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八点左右，我再次前往“鸥庄”。先前我便发现，在巷子一角有一大堆锯末，如同一座小山。眼见四下无人，我顺手就将旅行提包藏入其中。
徐铭义的房间里还有人在下象棋，也就是你和安记公司的朱先生。你们走后，我告诉徐铭义，席有仁明天下午会空出时间来等他。
他十分高兴，说自己有件事希望席先生帮帮忙。我并没问是什么事，因为就算问了也没用。这一次，送咖啡来的女孩子并不是中午的那个女招待。我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在卧室里与徐铭义热烈地谈论上海时代的往事。
我无数次望向手表，每次徐铭义都会问我：“您有急事吗？”我反复回答：“是的，有点儿事儿。”火盆里的木炭烧得正旺，卧室里十分暖和。他还特意将我的大衣塞进了衣柜，即便我说很快就会告辞，他也不同意，反而一把抓起桌上的大衣走开了。
当手表指针指向八点二十分时，我站起身来，说道：“我该告辞了。”
“再待一会儿多好啊，不过，既然您有急事，我也不便挽留。”说着，他打开衣柜，取出了我的大衣。我向他道谢，穿上大衣，然后将手插入了大衣的口袋。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有奇迹发生，让事先放在口袋里的铁丝消失不见该有多好。然而，奇迹是不会发生的。铁丝就稳稳当当地躺在口袋里，而且，我的手指已牢牢将其握紧。
“我送你到门口吧！”说着，他抢先起身，向外走去。他或许觉得自己是个重病患者，故而步履蹒跚。一步、两步——到第五步时，我便结束了他行走的动作……当然还有他的生命。
想不到竟然如此简单。时间还不到二十五分，下手太早了。本来，一切都应在重新回来时再做，但当时时间还有富余，倘若什么也不做，只是静待时间流逝，哪怕只是两三分钟，我也无法忍受。按照我的计划，要将桌上的手提保险箱打开翻乱，伪装成是小偷所为——现在就做吧！我知道钥匙放在徐铭义那件红色套衫的口袋里，最小的那个便是手提保险箱的钥匙。我戴上手套去开保险箱，但过程有点不顺，等到终于打开箱盖时，我看了看手表，已经到该离开的时间了。
我并未在保险箱里乱翻一气，只是先将箱盖打开，就那样放着。
出门时，我看见了电话。电话铃若是响个不停，一定会被人怀疑。于是，我便摘下了听筒。
虽然心中焦急，但我必须慢步走出公寓的走廊，因为管理室的挂钟尚未报时。一步、两步——倘若走出五步后，挂钟仍未报时，我就要以手表罢工为借口，向管理员询问时间。总之，我必须让他清楚地知道我从这里离开，以及离开的时间。幸运的是，在我计算到第五步时，挂钟终于报时了。我向自己的手表望去，时间完全一致。我停了下来，装作疑惑不解。然后，身后响起了管理员的声音一一“这个挂钟慢了五分钟。”
我宛如得救一般转过身去，管理员确切无误地看清了我的模样。
我又说道：“这块手表已经买了六年，一向很准，我还在想怎么会突然慢了五分钟呢？不禁吓了一跳。”管理员恍然大悟般地笑了笑——做完这些便足够了。
绕行一圈需要两分钟。至于从巷子角落里的锯末堆中挖出旅行提包、脱下大衣、换上雨衣、再将鞋换成海绵胶底的运动鞋，我准备了一分钟的时间。共计三分钟。
我走出“鸥庄”的正门后大步前行，进入狭窄的巷子后便开始奔跑。不知为何，仅仅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那堆锯末堆成的小山竟然消失不见了！附近澡堂的烟囱正向夜空吐着浓烟，锯末堆或许已被搬到了澡堂的燃料放置点，连带那个旅行提包。是因为天黑而没看清？
还是已经交给警察了？我脑中不禁一阵眩晕。
不过，我很快便恢复神智。化装道具本就并不重要。我打算确认走廊无人后，再悄悄潜入，因此，化装只是为了以防万一。雨衣和帽子都不是必需的，我可以竖起大衣的衣领，墨镜和口罩也都在西服里面的口袋里，有这些就足够了。鞋子可以直接脱掉——不，似乎连这个也没有必要。
只有一件事比较棘手，那就是绷带。若要扮成徐铭义，绷带必不可少。倘若借用尸体身上的，用完后再归还，这样做既花费时间，也会令人心生寒意。于是，我只能前往东亚大街的药店购买。
我跑进巷子，向药店奔去。但来到大街上后，就不能再奔跑了，因为我觉得路上的行人似乎都在看我。药店里，一个孩子正在看店。我开口说道：“来卷绷带。”正在看漫画的少年猛地抬起头来，一瞬间，我在他的脸上看到了一丝近乎于惊惧的表情，而我比他更加害怕。不过，我很快便恢复了冷静。悠闲地看着漫画时突然被客人叫住，只怕谁都会大吃一惊。
那孩子慢吞吞地将放绷带的地方指给我看。交钱时，光是找零钱就核算了两次，焦虑不安的我不禁恶语相向。我说的是中文，那孩子应该听不懂，但我很清楚，在这种地方说中文实在过于引人注目。
我似乎给那少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蠢事，但当时情绪激动，也由不得我。
一对情侣正在“鸥庄”的后门附近缓缓漫步，我不得不超过他们。
我竖起大衣的衣领，戴上墨镜和口罩，一动不动地躲在电线杆后面—一那时的时间慢得真是令人难熬啊！
在确认左右无人后，我便偷偷溜进了后门。幸运的是，走廊里空无一人。自我离开后，已经过了十多分钟，或许已经有人进入徐铭义的房间，发现了尸体，并立即报了警。不不，不会的——我对自己如此说道。倘若果真如此，附近应该早已变得一片混乱。
我偷偷溜进五号房间，从里面悄悄将门反锁。钥匙串上一共挂了六把不同的钥匙，我只用第一把便顺利地锁上了门。看来这是个好兆头。我脱下大衣，放在客厅的圆桌上，然后摘下了墨镜。我走进卧室，任凭钥匙插在锁孔里。徐铭义仰面朝天地躺在床上，似乎一切都毫无变化。我站在衣柜镜子面前，开始往头上缠绷带。然后，我又强忍不快，从尸体身上剥下红色套衫，套在了西服外面。
我和徐铭义都很瘦，只是我比他稍高一些。不过，只要弯腰曲背地坐在椅子里，应该就不会被识破。只要装作在下象棋就行了。头上夸张的绷带、遮住半张脸的口罩，以及极其惹眼的红色套衫——只要有这三样，想必任何人都不会发现破绽。我特意挑了与徐铭义极为相似的裤子穿着，但不可能完全相同。若是徐铭义没有这三个显著的特征，我肯定不会想到要假扮他。总之，我先前扮作李源良，此番又装成了徐铭义。
装有象棋棋盘和棋子的盒子放在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我取出盒子，放在低矮的方桌上，然后将桌子的位置尽量摆偏。必须让其他人进入“客厅”，那人将会成为目睹徐铭义活着的有力证人。按照计划，那个证人将端着咖啡壶，来到客厅的圆桌旁。
我将咖啡杯洗净，放在圆桌上，然后向里屋望去。里屋——也就是卧室，摆在那里的方桌一端被墙挡住，站在圆桌旁无论如何都是无法瞧见的。也就是说，“白宫”的女招待是不可能看到同徐铭义下象棋的人是谁。总之，她所能确认的就只有背对着她的徐铭义正在和人下象棋这一事实。
准备完毕。墙上的电话号码一览表中记有“白宫”的号码。我模仿徐铭义的做法，稍稍掀起口罩，故意将声音弄得含混不清，要了咖啡。
我转动门上的钥匙，将门打开。在“白宫”的女招待来之前，若有其他人进来，我就完了。不过，一切都是赌博，只能碰运气了。下象棋的客人已经回去了，徐铭义不是说很少会有客人来吗——找明显感觉到浑身冒汗。我一边用颤抖的手摆弄象棋棋子，发出“啪啪”的声音，一边等待。我觉得已经等了很久，但手表指针显示，其实只过了不到五分钟。“白宫”就在公寓旁边，所以女招待很快便送来了咖啡。
“白宫”的女招待进入房间后，我终于安心了。女招待倒完咖啡离开后不久，外面便响起了九点的报时声。这也在我的计算之中。该做的都已做了。我将红色套衫重新穿回尸体身上，这费了我不少时间——看来我果然还是很惊慌的。然后，我摘下头上的绷带塞进口袋，拿起客厅圆桌上的大衣搭在臂上。我将门悄悄地打开一条细缝，—边脱鞋一边窥视走廊——空无一人。于是，我蹿出门去，从走廊拼命跑到后门，一头冲进了巷子。来到大街上后，我才想起应该穿鞋，大衣也还被我抱在怀中。我又穿上了大衣。
终于结束了——我将手伸入口袋，碰到了那根铁丝。还没结束，必须把铁丝扔掉。而立交桥下的垃圾箱便是它的归属。
除旅行提包遗失外，计划大体已经完成，我也松了口气……不对！我想我当时一定脸色大变。我突然想起，我忘记在手提保险箱里乱翻一气，好装作是小偷所为。不，这个并不重要。但是，在我离开时，那个手提保险箱的箱盖应该是开着的，而当我过了十分钟左右回去后，看到箱盖已经合上了——我当时果然太过惊慌了，竟然没有在意。直到我踏上明亮的街道、长舒一口气时，才终于想了起来。箱盖的确是合上的！我的双腿突然颤抖起来。箱盖不可能自动合上，也不可能有风吹进那个房间。是因为门的开闭吗？不会，我应该已尽量做到悄无声息。自然，也没有地震发生。很明显，在那十分钟里，有人进入了徐铭义的房间。不用说，那人肯定已经发现了徐铭义的尸体。
那个夜晚十分寒冷，我却一边走，一边用手帕擦汗。我当时走路的姿势必定十分难看。我心跳得厉害，简直像要蹦出胸口，为了平息心跳，我本欲放缓脚步，却突然觉得难以忍受，不由自主地迈开大步，匆匆前行。我在心中不停地责备自己……尸体在遇害之后立刻便被发现了，凶手就是在发现者来之前离开的人。我一味地耍小聪明，却反受其害，故意让管理员看到我的模样更是决定性的失败之举。没错，这就是弄巧成拙！
然而，我走着走着，心中开始生出一丝希望。根据我的手表显示，我回到五号房间是八点四十一分。而在我乔装打扮、叫来“白宫”的女招待，然后收拾好绷带和套衫，最后离开五号房间时，我那慢了五分钟的手表显示的是九点整。就算我第一次离开时前脚刚走，那位不明人士X后脚便到，从尸体被发现到我第二次离开的时间，无论如何都不会超过二十分钟。那么，从我离开到现在又过了多久呢？我看了看手表—一九点十五分。虽然比实际时间慢了五分钟，但我的计算与几点几分无关，而与时间的量有关。也就是说，从尸体被发现到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但我却没有听见任何警车或救护车刺耳的警笛声。说不定那个不明人士X是个小偷。倘若果真如此，他就不可能去通知警察。我总觉得这个猜测是正确的。我在心中祈祷，希望X存在这方面的弱点，如此一来，他就会保持沉默。
当晚，我一直开着收音机，新闻中始终没有出现关于杀人事件的报道。翌日，到了新闻时段，我带着半导体收音机出了门，边走边认真地听新闻。我愈发确信X是一个梁上君子，因此便逐渐冷静了下来。
前一天我便已经将徐铭义的请求告知了住在酒店的席有仁，他和我约定三点在我的办公室会面。到了三点，席有仁准时抵达，我给徐铭义打了无数次电话，始终无法接通。最后，我拨通了“鸥庄”的电话。接电话的是管理员，我就托他带话。管理员一口答应下来，这也说明，徐铭义的尸体尚未被正式发现。
以上便是我第一次杀人的经过，第二次则更为简单，因为我已有过切身体会——不能太玩花样，最好做得干净利落。
田村曾是朝日产业的员工，与我一同在出口部门工作过。因此，他知道我并不是银行的原董事长，而是董事长的秘书。对我而言，他也是一个不能和席有仁见面的人。孰料，我们却再次相遇了。他遵从政治家叔父的命令，带来了邀请席有仁的请柬。据说，他也会出席招待席有仁的宴会。事情很棘手。他以前曾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因此会说一些中文。其人为人轻浮，又习惯用十分拙劣的中文与中国人交谈，而且极为健谈，特别是在饮酒之后……既然杀了徐铭义，我已经是骑虎难下。起初，我也考虑过收买团村的可能性。他不停地跟我哕唆，说他正被女债主讨债，被追得焦头烂额—一“我现在在帮叔父做特殊工作，很快就能赚到五十万（日元）。不过，一开始还是得老老实实的，所以很无奈。”于是，我提议以三个月为限，借给他五十万日元。他当然欢天喜地地乖乖上钩了。我指定了地点和时间，约好给他现金，当然又另外叮嘱，叫他绝对不能外传，他表示会写好借据再去。
收买田村是很危险的。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一旦抓住别人的弱点，恐怕就会纠缠不休。我手头有一瓶未喝的威士忌，大约一年前别人送的。我在其中加入氰酸钾，并带到了约定的地点。田村是一个好酒之徒。
在约定地点，我将五十万日元和那瓶威士忌一同交给了田村。
他那般好酒，或许在回去的计程车中就会喝下掺有毒药的威士忌，升天而去。但出人意料的是，当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抗拒住了威士忌的诱惑。回去后，田村将五十万日元还给了等候良久的女债主。处理完身边琐事后，他才踏上了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这对他而言，委实不易。
我虽然除掉了两个知道我不是李源良、并且意图接近席有仁的人，但没想到，又有一个人出现了——便是李源良的侄女，乔玉。她在美国留学时，曾见过正在视察旅行的席有仁。多年以前，乔玉在信中曾向她的伯父汇报过此事。我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了乔玉一人，因为她说结婚后打算一直留在美国，却没想到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而且，在见我之前，她已经和你见过面了，我想她应该已将我的真正身份告诉了你。从你方才的目光中，我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又或者，你在问她之前便已知道，因为你带来了那个象棋棋子。
你给了我宽裕的时间，我要谢谢你的厚意。而且，你还给予了我信任。我想，对你而言，要告诉我乔玉住在哪家旅馆，是需要做出相当大的决断的。因为我很有可能会带着铁丝或氰酸钾前去那家旅馆……然而，你却凝视我的眼睛，说出了旅馆的名字……或许你从未放松警惕，但请放心，我这次要解决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
正如开头所言，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希望在将来有人被冤枉时能够起到作用。承你厚意，希望在那之前不要将此信公开。请原谅我屡次厚颜无耻地提出请求，但我希望能以李源良的名义举办我的葬礼，因为那些人们一直以为属于李源良的业绩和性格，事实上，都是属于我的。我不知道你是会否同意，总之，一切就拜托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