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文兄
我望着你走下楼梯、转过走廊拐角，然后就回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剩下一个职员，而且他也穿好大衣了。“社长，再见。”——他向我打了声招呼，我也说了声“再见”。然而，这声告别并不是仅仅对他一个人说的。
我来到桌前，因为我必须给你写封信。虽然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这样显得有些恋恋不舍，不过，我还是拿起了笔。这次的事件，若有其他人被怀疑成凶手，我也将寝食难安。虽不知你会否答应，但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倘若没人被怀疑成是凶手，希望你尽量不要公开这封信。
你方才佯作不知的样子相当有趣，还说“只交谈了不到两分钟”。
我起初并未在意，竟相信了你的这番话，但说着说着，我就逐渐明白了——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真正身份。
即便如此，在提笔之前，我也曾无数次想过—一“等等，说不定陶展文并不知道呢？”当然，这不过是我心存幻想的猜测罢了。你的话令我不得不彻底觉悟。无论我多少次重复自问自答，幻想成真的可能性都是微乎其微的—一切都崩毁了。
你说你同乔玉只交谈了不到两分钟，那是不可能的。你一定趁她心情不佳之际，花了很多时间，将想问的事情打听清楚。你布下了一个陷阱，那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精致的陷阱，或许连你自己看着它都会感到沉醉。不过，我并不想恬不知耻地跳进你的陷阱，你可能也不期望如此。你的话语中曾多次不经意地流露出这样的想法，而我当时看你的目光也的确颇带感激。
我们只是泛泛之交——不，或许连交情都谈不上。可是，你却将我视为朋友，对我心怀怜悯。又或者，只因我们同为中国人，你不忍看我踏上那个满是冷酷锋刃的陷阱。也许是我想太多了，可能你只是太讨厌我，害怕我丑恶的血液玷污了你那闪亮的陷阱。但即便当真如此，也没关系，我喜欢你。在仅存的这几个小时里，除你之外，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不知为何，我能从你身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包容。虽然这样会给你添麻烦，但我希望能在你宽广胸怀的包容之下死去。
我想，你已从乔玉口中问明了我的事情。曾经的上海兴祥隆银行董事长李源良——并不是我，我只是他的秘书，本名李东昌。现在，这个名字让我觉得无比眷恋。
兴祥隆银行是李源良之父所创，家父则辅佐其父，功绩卓著。我和李源良自小便在一起长大。虽然我们的父亲结成了同志般的关系，但或许是周围人有意为之，两个儿子之间却近似于主仆的关系。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都是同班。虽然不值一提，但我的成绩—直比他好。他经常将作业之类的推给我做。不过，他一直极为稳重，并非暴君之流。只是，当他说“作业就拜托你了”时，他坚信自己不会遭到拒绝，而我也无法拒绝他的要求。说句不好听的，若非和我在一起，他恐怕连大学都无法毕业。
步入社会以后，我们仍在一起。李源良注定是会坐上银行董事长的宝座的。虽说是银行，但并没有推行近代化体制，董事更换还是一如既往地实行世袭制。我的未来注定也要和父亲一样，成为银行的干部。踏入社会伊始，李源良便是董事长实习生，我则被安排在背后辅佐他。说到辅佐，那自小便是我的职责。
提到操纵李源良，那是我的拿手好戏。在很小的时候，我还时常觉得难以应付，但随着长大，就逐渐变得轻松起来了。长大之后，他也清楚自己才能有限，便干脆决定——将所有事都交给李东昌，肯定没错。他也曾多次贸然独力而为，均以失败告终。等到大学毕业，他就不再那样冒险了。结束学业后，他立刻成了董事之一，需要出席会议。不过，他在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都是我事先告诉他的。听了他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大家都很钦佩，纷纷称赞“少爷真有见识”，他的父亲自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人们将他大夸特夸，说李源良很快就会超过其父亲，成为一个大人物。表面上，受到称赞的是李源良，但实际上却是我李东昌。由于李源良被视作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负责经济方面的报刊记者便前来找他做访谈，他却这样说道：“访谈这种形式太过松散，不如我写下来给你吧！控制在多少字内为宜？”——如此一来大大节省了时间，记者不禁大喜过望。李源良也很聪明，这样做就不必担心因说错话而露出马脚。而且，他根本无须绞尽脑汁写文章，这些一直都是我的工作。
你也许会想——这个可怜的人竟会被资质不如自己的同年人使唤。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同情我。表面上是他在使唤我，但换个角度来看，可以说他才是被使唤的人。因为若没有我，他什么都做不了。相反我甚至很满意自己的地位。我的满腹经纶——这样说有些夸张——总之，我的一些想法通过李源良渐渐得到实现。对青年时代的我而言，已经心满意足。为了我的名誉，我先声明——我对地位之类的渴求并不强烈。
当时我和中国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也是个热血的爱国青年。
要想唤醒濒临衰亡的祖国，首先便应该增强国家的实力和财富。于是，凭借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我描绘了一个提高国家经济实力的美梦。在学生时代，我曾偷偷地以《中国经济发展纲要》为题，制订了一个惊人的庞大计划。按照我的计划，天津会成为拥有十五个防波堤的不冻港，扬子江河口处将建设一个取代上海的大都市。
就这样，学生时代的我整日沉浸在浮躁的幻想中，编织着可笑的春秋大梦。然而，步入社会之后，我却得到了一个基础牢同的真实舞台，足以让我大展身手—那便是兴祥隆银行。虽然实现我梦想的舞台规模变小了，但它却让我为梦想所画的每一笔都变得清晰明了。若是境遇平凡的青年，只怕会因此而经历一次挫折，以致于理想破灭，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如淡淡白雪般在现实面前消融无踪。摊开在他面前的是枯燥的账簿，眼中充斥着灰色的数字，耳畔回响的都是无聊的算盘声。但幸运的是，我是辅佐李源良。他并不是一个境遇平凡的青年，而是从几十万人中被选出来的唯一一个幸运儿。可是，偏偏正是这样的家伙经常却无法利用其境遇的恩宠，李源良也不例外。因此，我就代他好好利用了一番。
李源良本质上是享乐主义者。他喜欢悠闲度日，比如拉小提琴或是画画。但音乐也好、美术也罢，他都不会一门心思地深入钻研，只是出于娱乐而已。此外，他对当时逐渐兴起的话剧也很有兴趣，便与同好一道组建了业余剧团，并以演员的身份登台表演。尽管只是同学校演出差不多的水准，但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高明的演员。小提琴和画具对他的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帮助，但唯独演技，在某种程度上给他带来了正面影响。当他在会议上陈述我教给他的意见时，他总是能成功地表现出与该意见持有人相符的态度。
我的意见通过李源良之口说出，并非总能得到认可。因为精打细算之下，相较于不稳定的民族工业家，向那些囤积棉花的投机业者们融资要有利得多。但慢慢地，银行干部们开始清楚继任董事长所持态度为何了。李源良是即将支配整个银行的大人物，任何人都不会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所谓的“大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我。就这样，我慢慢地替银行的干部洗脑，静待时机。
李源良的父亲死后，我的时代便到来了。我得到了银行的完全控制权，但我并未谋取董事长的职位，而是成了李源良的秘书——这样就足够了。如今，李源良就是我，我就是李源良。
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长后，兴祥隆银行的性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世人都认为这是因新董事长的性格所决定的。我还记得，某家报纸刊登了这样一则评论——“年轻的董事长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似乎已决意率领兴祥隆银行成为民族产业的支柱。然而，这位年轻的董事长恐怕很快便会醒悟到自己选择了一条多么困难重重的危险之路。”另外一家报纸则这样写道——“年轻的独裁者李源良莽撞地冲上了一条荆棘密布的道路，很快，他就将变得浑身鲜血淋漓。”自然，被这些评论激起发奋之心的并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当时只是一边将烟灰弹在报纸上，一边若无其事地说笑道：“呵呵，这帮家伙尽散布些陈词滥调来攻击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过这个面具，我成了银行的独裁者。其中既有过失败，也有过成功。当失败时——比如贷款的工厂破产，人们就会冷笑—一“看吧，活该！”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罢，李源良一概置若罔闻。因此，人们愈发将他视做境界极高的大人物，却并来看见真正的统治者在后台咬牙切齿地流下懊悔的泪水。当成功时，那些人就会纷纷称赞——“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怀大度的俊杰之才，比他老爸还要厉害！”李源良则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在董事长室里打开速写本，聚精会神地为桌上的墨水瓶写生。那些人并不知道，满脸喜色的木偶师为了不让观众听到，正在极力忍住喜悦的呼声。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说这些，是想让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为其实全部都属于我李东昌。
当南洋的席有仁面临事业危机，被所有银行拒之门外，最后不得不来向兴祥隆银行寻求援助时，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当时，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并非在游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则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资申请书（或许应该称作恳求书），并且仔细审查了关于新加坡瑞和企业的调查资料。兴祥隆银行的地盘仅限于上海一带，我当时刚好在想，是时候与南洋建立关系了。但为了在南洋华侨中间拥有立足之地，就向当前生意兴隆的企业低头，这种做法太过愚蠢，也不会有太大的发展。虽然会走弯路，但我们必须抱有慢慢培养的决心不可，我从很早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因此便觉得席有仁的申请是一个绝佳的机会。那是一种赌博，而且是极其危险的赌博。
我自言自语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边，但我并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拿主意——“好，搏一把！”
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啬，只能维持一时的金额是不行的，必须超过席有仁申请的金额——必须要保证能从根本上令瑞和企业重新站起来，以谋图更大的发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开口说道：“又要赌了？”他的话中既无嘲讽，也无抗议，“如若失败，人们会说什么呢？希望他们能发明些有趣的新词汇。”——他只关心这些。我将盖有董事长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给了银行，就是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长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写的。到了后来，甚至连银行职员也将我的字当作是李源良的笔迹。
席有仁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资的认同书后，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专心致志地开始着手企业重建。一年后，他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为了还钱，他亲自来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当时正在欧洲旅行，视察业务。准确地说，李源良是去各个美术馆、剧场和音乐会，我则是去视察各地银行。
席有仁得到融资后，每月都要对其事业状况做两次详细的报告，简直殷勤得过度，而且每次都会说些感谢的话。可以说，只要是这个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谢的表现方法，皆已被他收罗殆尽。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写一封回信，内容不过是叫他加油而已。当然，李源良是不会写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义来写。旅行中，我也给席有仁寄过几封信和明信片。当时曾计划顺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联系了席有仁。
不过，后来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来，战争便爆发了。至于关闭银行在上海的业务转而移至重庆，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义做出的决定。战争中，我与席有仁的联系一时中断。后来我听他说，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放弃事业开始四处逃亡。等战争结束，兴祥隆银行又重返上海。同样，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开始收复以前的企业。双方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
关于战后上海经济界的状况，想必你也知道，简直无以名状。官僚资本掌握了所有生杀予夺之大权，我每每想起就会肝肠寸断。民族产业无法逃离棍棒的扑杀，尽数被灭。兴祥隆银行融资的民族产业全部破产，银行也因而倒闭。我甚至远渡美国，企图寻找救亡之策，却均失败而回。就这样，长年的梦想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一朝破灭。
我们放弃上海，流落到了香港。我和李源良均无妻子。李源良的妻子在重庆去世，并无孩子；我虽然并非独身主义者，但忙于工作，也未成家。我们都无牵无挂。因此，我们计划在香港重新开始。然而，对外来人而言，香港的风潮并非那样温暖，而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基础。
我们花光了身上仅有的钱，却连一个像样的事业的衣角都没摸到，仅剩一身皮骨。南国的太阳实在酷烈得无情。应该北返吗？不，此时中原早已战火密布，解放军已如波涛般跨越了长江。
我们从一流公寓迁至二流公寓，这样做自然是为了节约经费。
后来，我们更是搬到了三流公寓，而且是二人同住一间小屋，沦落之感愈发痛彻心扉。就在那时，我偶然间遇到了一位以前在上海结识的日本实业家。那位名叫矢团的日本老人刚好前往东南亚旅行，归途顺路就来了香港。矢田是工业家，拥有一家生产塑料的工厂。在他眼中，旅行所到之处都是他产品的市场。而且，他当时正在考虑产品的直接出口，恰巧就遇见了我们。性急的矢田老人立刻热情地劝说我们——来日本吧，帮我负责工厂的出口部门，我的产品的客户都是南洋的华侨。
“去吧！”李源良说，“我也很想去看看日本，以前旅行时，从没在那里逗留过两天以上。”
我同意了。反正当时进退维谷，如此可谓正中下怀。
在香港穷困的底层生活，让我对李源良有了新的认识。我当时大受打击，心中充满了落魄的感慨，可李源良却并非如此。若论落魄的严重程度，他才是真正从极高的地方狠狠摔下来的一位——顶级的大资本家一下子便沦落到了近乎于无业游民的境地。而我原来只能算是中产阶级，如此境遇本不足以令我一蹶不振。但即便如此，我仍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可是，你猜李源良怎样？他失去了小提琴，却在湾仔买了一把便宜的胡琴，整日开心地弹奏，毫无像我一般山穷水尽的悲壮感。他的舌头本应习惯了美食，但在吃路边摊的荞麦面时，他也会十分满足地吧嗒嘴巴。至于衣着打扮，反倒是我更加在意。
我说服他换了名字。我虽有李东昌这一名字，但当时那般落魄，实在羞于使用。李源良虽然并不执著于此，却也按我说的起了一个假名，用在了身份证上。
我们来到日本，负责矢田公司——也就是朝日产业的出口部门，但一切却与此前并无不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工作还是全部由我处理。相较于塑料，李源良对美术展览会和音乐会更感兴趣。他似乎很喜欢东京，称赞那里文化气息浓厚。我也很喜欢日本，因为这里有真正的工业，令我获益颇多——我觉得青年时代的梦想仿佛又重新复苏了。
在矢田老人的关照下，我们在朝日产业的地位也还稳固，但公司的干部们却对如何对待出口部门抱有很大的疑问。这样说，是因为当时有一家提供原料的财阀商社要求获得出口的代理权。若将代理权转让，购买原料的资金周转应该会变得轻松许多。如此一来，朝日产业的直接出口部门的存在不但变得可有可无，反而撤掉更好。
我十分担心，李源良则依旧逍遥度日。不过，唯独一件事令我感到颇为欣慰——席有仁在南洋的事业发展迅速，势如破竹。对席有仁而言，战后的混乱或许正好为他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他转眼间便填补了战时的空白，眼看着壮大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
这样的席有仁依然时常来信。有一次，李源良带着事不关己的表情，开心地说道：“呵呵，那家伙也做得不错嘛！”我心下惊愕，直直地盯着他幸福的笑容。对我们而言，席有仁的惊人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他在信中曾表示，他迟早会涉足外贸，叫我们再忍耐一阵—一这对我们而言拥有何等重要的意义，难道李源良不明白吗？对他而言，似乎得到外国著名音乐家所办演奏会的门票更为重要。不过，没关系，因为他是木偶，而我是木偶师。不用说，给席有仁写回信是我的工作。于是，我频繁地与席有仁联系，静待时机。
然而，李源良却突然死于交通事故。为了准时赶去听音乐会，他急匆匆地横穿马路，却被一辆出租车撞飞。李源良之死令我觉得浑身都失去了力量。没错，他或许的确是我随意操纵的木偶，但观众一直以来看见的都是这个木偶，没有任何人知道藏在幕后的木偶师是什么模样。面对破碎的木偶，我茫然呆立，不知如何是好。
这个木偶曾在兴祥隆银行的董事会上发表创新性的意见。战后重回上海后，他的银行又绝望且奋不顾身地支援民族产业。然而，身为银行主人的这个木偶，却连纺织中最简单的原价计算都不懂，只知热衷于从扬子江公司的朋友手中得到外国唱片。被海量的资料和数字掩埋、拼命与官僚资本做斗争，以及过去那些创新意见的来源，都是我李东昌。流亡香港、饱经风霜、忧愤度日的又是谁？还是我。而李源良只知抱着胡琴，享受南国的和风徐徐！
即便如此，但人们会怎么想呢？既是具有创新性的银行家，又是火热的爱国者，并且为了民族产业废寝忘食、不懈奋斗，最终光荣败北的硬汉……这些头衔都加在了那个木偶身上，实际上却都是从我身上剥夺走的。
木偶碎了，一切便都结束了吗？不，一切都与以前一模一样，碎掉的不过是形骸罢了。
这很重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席有仁已经完成了外贸部门的准备工作，很快便要开展业务。而且，朝日产业的老东家去世后，新董事会经过内部商议，已经决定关闭出口部门——碎掉的木偶恐怕从未想过这些事。在李源良死去的一刹那，他脑中浮现的只会是幻想交响乐队即将开始的华丽演奏，并为自己错过这一机会而感到悔恨。也就是说，我那亲爱的木偶根本不需要席有仁，需要席有仁的不是别人，正是我这个木偶师。
席有仁总在信中提及昔日的恩义，他之所以联系李源良并打算提供工作，也完全是因为那件往事。而李源良一死，席有仁此生似乎便再也无法报恩了。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决定救济瑞和企业的人究竟是谁？
我虽是木偶师，但如今木偶已碎，难道我不能出面成为新的木偶吗？此前给予木偶那么多的东西，如今不正是收回的时候吗？
我成了李源良。这绝不是一件可耻的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被人们认为属于李源良的东西，其实全都属于我。我所做的并非夺取，而是收回。
我和李源良都没见过席有仁，总是擦肩而过，也不曾互赠照片。
确认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互相知道救济席有仁的原委，以及二人通信的内容。说到李源良和席有仁之间的通信，我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加熟悉。对于席有仁的一部分来信，李源良甚至从未读过，而往南洋写信的人一直是我。
我并未将李源良的死讯通知席有仁。席有仁认识的李源良是救他脱离困境的李源良，而这个李源良其实并未死去，还好端端地活着。我彻底变成了李源良，并且对此毫无罪恶感。我只是收回给予那个已死男人的东西而已，顺便也包括名字——当时，我羞于没落，便在香港使用了假名。来到日本后，在外国人入境登记中也使用了那个假名。但实际中，我们使用的自然还是真名。中国人大多拥有两三个名字，诸如字、号。从这一点上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只不过在东京，虽然只限于与朝日产业有关的极小范围内，但毕竟有人知道我并不是李源良。因此，我觉得不能留在东京。
席有仁终于进军外贸行业，并将昔日的恩人李源良指定为驻日总代理。于是李源良离开朝日产业，创办了一家新店。为了令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兼且考虑到关西是日本产业的重要中心之一，李源良便决定将根据地迁至神户——对于这一决定，南洋的席有仁丝毫未觉奇怪。
不愧是瑞和企业，有它作为后盾，那些生意的交易数额都异常巨大，与此前专门出口塑料的小家子气的生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由于往事之故，在商定价格时，席有仁也给我留出了非常大的利润空间。转眼之间，我就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我的梦想开始再次膨胀起来。成为海外民族产业的旗手——这一梦想变得不再模糊。我的可用资金逐渐增多。此前的华侨主要都活跃于商业部门，但我认为今后必须扩展到生产领域。在从事了好几年、已经颇为熟悉的塑料工业方面，我积累了不少知识，规模上也恰好合适。可以先建设塑料工厂作为起步，然后再扩大规模——或许我的年纪有些大了，但我会尽力而为！我之所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完成这一事业。
或许你会认为我是在狡辩，但我还是想说——我从未想过要赚钱来过上奢侈的生活。我的生活一向俭朴，只要你去一趟我家就会明白。在产业界留下足迹才是我唯一的生存价值。不是我夸海口，我的个人生活毫无问题。我一门心思地埋头事业，甚至懒于成家。名声？那也非我所欲。只要想想我一直满足于木偶师这一身份的事实，自然就会明白。
后来，席有仁来了日本。我并未感到慌张，因为我是比李源良更真实的李源良。无论谈到什么，我都能应对得比真正的李源良更好。
在信中，我也时常写下一些身为实业家的哲学观念，而真正的李源良与这些可说是毫无瓜葛。因此，席有仁若与真正的李源良讨论实业哲学，只怕席有仁反会感到疑惑。
席有仁乘船抵达了。由于是初次见面，我们约定在帽子上插上黄色假花作为标记。当我们的手第一次握在一起时，他几乎快要流出泪来。我丝毫没有感到心虚愧疚，因为将这个男人从毁灭边缘拯救回来的人就是我。
我做梦都没想到，在神户竟会有知道我不是李源良这一真相的人存在。可是，我却还是与以前在银行任职的徐铭义相遇了，而且，他还曾带领席有仁游玩上海。我当时吓了一跳，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无须担心。席有仁很忙，他计划只在神户待两三周的时间。在此期间，我应该会与他形影不离。徐铭义说他在东亚大街附近经营一幢公寓，要在这两三周内避开他，实在是轻而易举之事。
我对徐铭义自然只字未提席有仁。可是，他还是知道席有仁来了神户，告诉他的人便是你。有一天，徐铭义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既然席有仁来了，就要我让他们见上一见。他说：“是在这幢大楼的地下室开食堂的陶先生告诉我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幸好席有仁当时并没来我的办公室。不知为何，徐铭义对与席有仁的会面表现得十分热切，绝不仅止于希望见到老朋友的程度。我若不加以引见，他或许便会自行去找席有仁。我看他两眼放光，可能有非办不可的要事。
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联系席有仁。事态开始变得出乎我的意料了。
我静下心来思考，想到了三个办法。第一，跪在席有仁面前，坦承我不是李源良。然而，唯独这个办法是万万不行的。真正帮助席有仁的究竟是谁？我怀着明确的信念，继承了李源良这个名字。我觉得，这是我和李源良之间早已签订好的契约——将借出的东西收回，“名字”就算是利息。不过，这种事已经无所谓了。若是此刻向席有仁坦白，那我的梦想怎么办？很遗憾，就目前而言，若无席有仁的援助（当然我有接受的权利），我的梦想终究只能是梦想。对我而言，这无异于夺走我的生命。
第二个办法便是向徐铭义毫不隐瞒地说明一切缘由，将其收买。
可是，我想到徐铭义以前的性格，就不由得对这一办法感到怀疑。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不仅如此，还完全不知变通，病态地执著于弄清所有事情。纵然用钱，恐怕也无法改变他的这种本性——不，或许可以。可是，我并不想对任何人说出真相。或许我也是偏执狂的一种吧一一不，并非或许，而是的确如此。事已至此，我无法否认。
既然第一种和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便只能采取剩下的第三种办法。也是能阻止徐铭义和席有仁见面的最稳妥的办法——除掉徐铭义！
星期日中午，我去了徐铭义的公寓，收发室里并没有人。挂钟响了一声，我看看手表，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五分。我的手表很准。我向管理员的房间里望去，只见挂钟的指针指向十一点三十分，慢了五分钟。老实说，我当时尚无具体计划，但我隐约感到，必须借此机会制订一个作案计划。因此，我觉得应该将手表的时间与那个挂钟的时间调成一致。于是，我将手表调慢了五分钟。
徐铭义一边大发牢骚，说自己有些伤风，不得不窝在家里，一边将我带入客厅坐下。我告诉他已经联系了席有仁，“过后我会通知你具体时间，总之，他对你们的会面十分期待。”
我对他说，此番前来就是为了通知这件事，他听后极为惶恐，表示并不着急。然后，他就去查看墙上的一览表，给名叫“白宫”的咖啡馆打去电话，要了一杯咖啡。
我若无其事地观察徐铭义，只见他面戴口罩，只有说话时才稍稍将口罩掀起。他穿着鲜红的套衫，头上夸张地缠着绷带，与先前遇见时的打扮一模一样。他取出咖啡杯和汤匙，放在桌上。过了不久，咖啡馆的女招待便端着咖啡壶走进来，向早已备好的咖啡杯中倒入黑色液体，并从围裙口袋中掏出一块纸包的方糖，放入杯中。然后，她便走出了房间。咖啡店只提供咖啡和方糖，并无需要回收的容器。徐铭义有洁癖，自然不想使用咖啡馆那些来历不明的容器。然而，最重要的是——“白宫”的女招待之后便不用再来了……徐铭义邀我下象棋，说是久别重逢，应该来一盘。我们走进后面的卧室，下起了象棋。他以前就是一个高明的棋手，我一败涂地。我称赞道：“你还是那么厉害。”
“是啊，平均下来，我一直都赢。我还做了记录。”说着，他从套衫的口袋中掏出一串钥匙，打开桌上的手提保险箱，从中拿出一本黑色皮面的账簿，将对战记录展示给我看。他得意洋洋地说道：“每局赌一百日元，自今年以来，输赢相抵，我已经净赚七千日元了。”
在开始下一局的较量前，我们闲聊了起来。我问他平时访客是否很多，他回答说客人很少，一周至多不过三人而已——“基本都是来下象棋的朋友。”我又问他：“今天是星期日，会有朋友来下象棋吧？”他答道：“应该会来，但通常都是吃完晚饭后才溜达过来，差不多八点就会回去。他们很关心我的健康，而且夜里实在是太冷了。”听了他的回答，我开始在心中算计起来。
随后，我称赞他的公寓道：“这么大的公寓，只有正门能够进出吗？”
“还有后门。”他答道，“走廊往正门相反的方向，走到尽头向左转便是，只不过很少有人使用。”
离开时，我从后门出了公寓。那时，我已经大概制订出了作案计划。从后门出去便是一条狭窄的小巷，我看了看手表，然后快步绕了一圈，重新回到“鸥庄”的正门，随后再次确认了时间一—正好用时两分钟。
拜访完徐铭义，我便去了商店，购买了旅行提包、雨衣和海绵胶底运动鞋，回家时又在三之宫买了墨镜、口罩和绷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