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变化最先在1947年的冬天，那年弗朗西斯九岁。
她不再与弗朗西斯在她的卧室里用餐了。他们到厨房里公用的桌子上吃饭，在那里她曾照应她的老年房客们用餐。
外婆在娘家被培养成一个魅力十足的主妇。而现在她翻箱倒柜地找出原来的物品，把银摇铃擦干净，放在她的盘子旁。
安排上一道道菜，调节用餐服务的节奏，参与谈话，把容易的话题留给害羞的人，让他们得以发挥，把握好题目的最佳的方面，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这些可需要不平常的技巧，而这些技巧正在社会上消退。
外婆在年轻的时候可是一把好手。她的技巧确实让她的只有简单会话能力的两三个房客觉得餐桌的气氛焕然一新。弗朗西斯坐在餐桌的另一端主人的位子上，与外婆相对，他的前面是一列频频点头的老人在听外婆把这些还没有失去记忆的人的往事勾起来。她对弗罗德太太去堪萨斯城度过的蜜月表示了浓厚的兴趣，与伊顿先生共同回顾了一会害黄热病的经历，还兴致勃勃地听着其他人零散的、难以理解的发言。
“这多么有趣啊沸朗西斯。”她一边说，一边用摇铃提示上下一道菜。午餐是各式各样的蔬菜和炖成糊糊的炖肉，可是她却把它们分成好几道菜，让厨房的雇工更加忙活。
在餐桌上的不雅观的举动从来不被提及。外婆摇一下铃或是话说到半截时的一个突然的手势就能应付各种情况，不论是汤洒了，某人睡着了，还是有人忘了自己为什么来到餐桌旁。外婆总是在有限的预算里雇用尽可能多的帮手。
外婆的身体状况下降了，她开始消瘦了，开始能穿很早以前就搁置起来的衣服，其中有一些很优雅。她的脸形和发型与纸币上印的乔治·华盛顿的画像惊人地相似。
她待人接物的能力到了来年开春便开始下降了。她维持着餐桌的秩序而且不许别人插嘴，她讲述自己在圣查尔斯的深闺故事，甚至为了教化和启迪弗朗西斯和其他人，她透露了自己的隐私。
妙龄少女时的外婆在1907年确实有过一段好时间。当时她在圣路易斯河的沿岸被高层次的舞会争相邀请。
这段故事里有一个“客观的经验”可以让每个人借鉴，她说着有意地看了弗朗西斯一眼，他正在桌下跷着二郎腿。
“我生在一个小小的天生的瑕疵很少用医疗手段来克服的时代，”她说，“我天生有很好的皮肤和头发，而我就充分利用这个优势。我用坚强的个性和乐观的心态克服了我牙齿的缺陷，而且非常成功，简直可以说它们成为了我美貌的一个标志。我觉得你们甚至可以把它们称为我的迷人的‘商标’，如果用整个世界来跟我交换我也不会出卖它们。”
她不相信医生，她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切入正题，但是当她越来越明显地发现她牙龈的毛病可能会影响牙齿时，她请教了当时在中西部最享有盛名的一位牙科医生，菲利克斯·伯尔特医生，是个瑞士人。伯尔特医生的“瑞士牙齿”在某个特定的阶层特别受欢迎，外婆说，而且他经手的病例也非常可观。
害怕口腔里新的组合会影响他们音调的歌剧演员，从圣弗朗西斯科远道赶来的演员和其他公众人物都来他这里就诊。
伯尔特医生可以一模一样地复制一个人的天生的整套牙齿，他用多种材料做过实验，也了解它们对和声的效果。
伯尔特医生为外婆做完假牙以后，她的牙齿看起来和原来没有任何差别。她用性格克服了先天的障碍，而且没有丢失任何她独有的魅力，她说这话的时候会露出尖刻的微笑。
如果这个故事里面有个“客观的经验”的话，弗朗西斯最多在以后才领略到了。直到自己有足够的财力而付账，他没有做过任何外科手术。
弗朗西斯能在这样的晚餐中坐定是因为之后他还有一件非常乐意做的事情等着他。
贝莉的丈夫每天傍晚都赶着拖劈柴的骡车来接她。如果外婆在楼上有事的话，弗朗西斯可以和他们一起坐着车从巷子口走到大路上。
他过每一天似乎就为了等待傍晚的坐车：与贝莉坐在马车的座位上，她的又高又瘦的丈夫一声不响地坐在黑暗里，马车带铁箍的轮子在沙石路上发出很响的声音，还有玎玲玲的铃铛声。两匹棕色的骡子，有时候沾满了泥浆，修剪的棕毛竖在脊背上像把毛刷；它们在臀部间嗖嗖地甩着尾巴。空气里有汗味和煮过的棉布味，骡子的喷鼻声和暖和的马具味。要是贝莉的丈夫白天去开荒了，他身上就会有柴火烟的味道，而且有时候他带着短筒枪去荒地，马车的车厢里就会躺着一些兔子或是松鼠，它们被拉直了放在那里，仿佛正在赛跑。
他们在巷子里驾车时从不相互说话；贝莉的丈夫只和骡子讲话。颠簸的骡车让这孩子快活地左摇右晃。他在巷子尽头下了骡车，向夫妇俩保证他会径直地沿巷子走回家，然后他一直看着骡车的灯笼消失在大路上。他可以听到他们在车上聊天。有时候贝莉让她丈夫开怀大笑，她自己也跟着笑。弗朗西斯独自站在黑暗里，愉快地听着他们的笑声，而且知道他们不是在笑他。
不过后来发生的事就让他不这么看了……
弗朗西斯·多拉德偶尔的玩伴是个住在三块田以外的小佃农的女儿。外婆愿意让她来玩，因为让她穿上玛丽安小时候的衣服而且打扮她能让外婆很高兴。
她是个红色头发、很容易倦怠的小女孩，她的体质很多时候让她玩不了多一会儿就累了。
6月的一个伏天的下午，他们在鸡舍里玩腻了用麻秆捉蚁蛉，她请他撩开下身给他看。
在鸡舍和一段篱笆之间的一个拐角，他让她看了。她也回报似的给他看了她的，站在那里把棉短裤脱到脚踝处。正当他蹲在地上想要看的时候，一只没有脑袋的鸡飞到这个拐角，扇得尘土飞扬。女孩吓得往后退，又被绊着走不稳，鸡身上的血溅到了她的腿和脚上。
弗朗西斯跳了起来，裤子还没提上。这时贝莉到拐角处来找鸡，撞到了他们。
“听着，孩子，”她镇定地说，“你想把它看个究竟，你也看到了。现在去找点别的事情去做。去干小孩子们该做的事情，把衣服穿好。你和那孩子帮我捉这只公鸡。”
孩子们的尴尬很快就被淡忘了，因为抓那只公鸡费了不少事。可是外婆从楼上窗户里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外婆看着贝莉走进厨房，孩子们也走到鸡舍里。她等了五分钟，然后默默地走到鸡舍边。她砰的一声破门而入，发现他们正在收集鸡毛做头饰。
她让女孩回家，然后把弗朗西斯带进房间。她告诉他，在她惩罚他以后就把他送回“巴迪”教士的孤儿院。“上楼去，回到你的屋里脱掉裤子，等我拿剪刀。”
他在房间里等了好几个小时，脱了裤子躺在床上，攥着床单等着挨绞。在楼下用晚餐的声音里他等待着，在马车的轧轧声和马蹄声里，在骡子的响鼻声里等待着。贝莉的丈夫来接她了。
将近清晨时分他睡着了，却在恐惧中惊醒，接着等待。
外婆没有来。也许她把事情忘了。他在随后的日常的忙忙碌碌中等待着，在一天当中的许多时候，那突然袭来的恐惧让他刻骨铭心。他永远也逃脱不了这等待。
他尽量躲避贝莉，不愿意和她讲话也不告诉她为什么：他错以为是贝莉告诉了他外婆她在鸡舍所看见的一幕。现在他明明白白地知道，在看骡车消失在大路上时听到的笑声就是在笑他呢。很显然，他谁也不能相信了。
当你躺着要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很难笔直地躺着而且进入梦乡。在一个明亮的夜晚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是很难的。
弗朗西斯知道外婆是对的。他那么深地伤了她的心。他让她蒙羞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了——甚至远在圣查尔斯的人都会知道了。他并不怨恨外婆，他深深地爱着外婆。他希望自己能有机会正确地做人做事。
他想像着有贼闯到家里来了，而他保护了外婆，她也因此收回了她的话。“你原来并不是个鬼迷心窍的坏孩子，弗朗西斯。你是我的好乖乖。”
他想着一个窃贼破门而人了，闯进房子要让外婆看他的下身。弗朗西斯应该怎样保护外婆呢？他要与一个成年的窃贼搏斗显得太小了。
他思索着。食品室有贝莉的斧子。她杀完鸡以后总拿报纸擦干净。应该去查看那斧子，这是他的责任，应该战胜对黑暗的恐惧。要是他真的爱外婆的话，就应该成为别人在黑暗中害怕的对象，成为窃贼害怕的对手。
他悄悄地走下楼，找到在钉子上挂着的斧头。它上面有一股奇怪的味道，就像他们在池子里拔鸡毛时的气味。斧头的刃很锋利，在手上沉甸甸的，让人放心。
他抱着斧头去了外婆的房间，去检查确实没有窃贼闯进来。外婆睡着了。房间里非常暗，可他清楚地知道外婆在哪里。要是有窃贼的话他一定能听到他的呼吸声，就像他现在听到外婆的一样。他能很有把握地知道他的脖子在哪里，就像他现在知道外婆的脖子在哪里一样。就在呼气的下面。
要是有窃贼，他就慢慢地走近，就像现在一样。他会双手把斧子举过头顶，就像现在一样。
弗朗西斯在床边踩在了外婆的一只拖鞋上。斧头在令人头昏的黑暗中摇晃着，砰的碰到了台灯的金属罩上。
外婆翻了个身，嘴里发出含糊的声音。弗朗西斯站着一动不动。他的胳膊因为用力举斧头而颤抖。外婆开始打鼾了。
弗朗西斯心里感觉到的爱几乎要把他炸裂开。他偷偷地走出了外婆的房间。他近乎狂乱地想做好保护她的准备。必须做点什么。他现在不再害怕黑暗的大房子了，可是它几乎要淹没了他。
他从房子的后门出去，站在月朗星稀的夜空下，仰头看着天，大口喘着气，仿佛他能把月光吸进呼出似的。天上的月亮在他的眼白上变成了一个非常小的亮点，随着眼睛转下来的时候慢慢变圆，最后终于在眼眸的中央变成一个小圆盘。
深深的爱在他身体里膨胀，他的身体仿佛要爆裂开来了，他无法把它呼出去。他匆匆忙忙地向鸡舍走去，光着的脚踩在冰凉的地上，斧头冰冷地贴在腿边。他不得不在自己要爆裂之前奔跑……
弗朗西斯，在鸡舍边的抽水管旁擦洗着自己，他从没有感到这样的甜蜜和平静。他走进去的时候很谨慎，发现无尽的平和笼罩在他周围。
好心的外婆没有剪断的那个部位还在那里像一个奖赏。他洗净腹部和腿上的血迹。他的大脑觉得轻快而又镇静。
他得把睡衣处理掉，最好把它藏在熏制室的袋子底下。那只被砍死的鸡让外婆感到很困惑，她说那不像是狐狸干的。
一个月以后贝莉去拾蛋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只，这一回它的脑袋被拧掉了。
外婆在餐桌上说，这肯定是她某个她拒绝帮忙的人出于怨恨干的，她说她已经把这事告诉警察局了。
弗朗西斯静静地坐在他的位子上，想着有只眼睛在他手心里眨，他握紧又松开拳头。有时候他在床上通过自慰来确定他真的没有被剪了一刀。有时候，他自慰的时候，觉得那地方在眨眼睛。外婆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她总是为一点小事就争吵，而且干不了家务活了。尽管她需要女管家，她自己却待在厨房里亲自指挥一切，把贝莉搞得团团转，饭菜的质量也降低了。贝莉一辈子都在多拉德家干活，是家里惟一的一个常年的用人。
被厨房的热气蒸得脸通红的外婆，经常是一件活没有做完就开始忙另一件，经常菜做了一半就搁下，而最后忘了上桌。她用剩菜做砂锅菜，而让新鲜的蔬菜在食品室里枯黄。
同时她越来越不能容忍浪费。她缩减了洗衣房正常的肥皂和洗涤剂的用量，结果床单变成脏兮兮的灰色。
在11月一个月当中她换了五个黑人女工帮着料理家务，可是最后她们一个也不愿意干。
她们中的最后一个离开的那天晚上，外婆气极了，她在房子里大喊大叫。她走进厨房时发现贝莉和完面团以后在案板上剩了一小勺的面粉。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开饭了，在像蒸笼一样热的厨房里，她走近贝莉，打了她一记耳光。
贝莉手中的勺子掉在了地上，她惊呆了，眼里满是泪水。外婆又伸出手来还准备要打，一个结实的粉红手掌把她推到了一边。“不许你再打人。你已经不是你自己了，多拉德太太，但是你不要再这样做。”
外婆破口大骂，用另一只手弄翻了炉子上的一锅汤，让滚烫的汤嗞嗞地泼了整个灶台。她走回自己的房间把门摔上。弗朗西斯听见她在房间里骂人，还听见东西砸在墙上的声音。她整个晚上都没有再出来。
贝莉把灶台清理干净，帮老人们吃过晚餐。她把自己的几件东西收进一只篮子，然后穿上她的旧毛衣，戴上绒线帽。她到处找弗朗西斯，可是没有找到。
在马车上她看到了弗朗西斯坐在门廊的拐角。他看着她从车上费力地下来走到他身边。
“小猫咪，我要离开这里了，不会再来了。在供给社的塞罗尼娅会帮我给你外婆打电话说明的。在你妈妈来之前你需要人照看。到我家来吧。”
他的脸蛋被她碰着的时候他扭过身子跑掉了。
贝莉的丈夫吆喝着赶骡车走了。弗朗西斯看着骡车上的灯笼慢慢消失了。他也这么注视过，现在悲伤的心里空落落的，因为他觉得贝莉背叛了他。现在他一点也不在乎了，他反而很快活。骡车的光线微弱的灯笼在路边消失了，它比起满月来差远了。
他在想，杀死一匹骡子该是什么感觉。
贝莉打电话给玛丽安·多拉德以后，玛丽安没有马上去。
两个星期后在接到圣查尔斯地区警察的电话后她终于去了。她自己开着二战前那种老款式的派克德车在下午三点来到母亲家。她戴着手套和帽子。
一位副警长在巷子口遇到了她，并探身到她的车窗口：“瓦格特太太，您母亲在中午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办公室，说有用人偷东西。当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我发现，请原谅我的无礼，我发现您的母亲在无中生有，而且我看这里好像缺乏料理。警长觉得他应该向您先打声招呼，您明白我的意思吗？瓦格特先生目前是公众人物，所以……”
玛丽安明白他说的意思，瓦格特先生现在是圣路易斯公共工程处的处长，在他的党派里他已不是最吃香的人了。
“据我所知，还没有人看到过这地方。”副警长说。
玛丽安发现母亲正在睡觉，还有两个老年人在桌子旁坐着等着开饭，一个妇人穿着衬裙站在后院里。
玛丽安给他丈夫打电话。“他们多长时间检查一次这种场所？……我还不知道目前有没有房客的家属去投诉过。我估计这些人也不会有什么家属……不，你别介入进来。我需要几个黑奴。给我找几个黑人……还有沃特斯大夫。我处理好的。”
四十五分钟后医生带着一名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到了，还有一辆专车带来玛丽安的女仆和五个其他的家务仆人。
弗朗西斯放学回来的时候，玛丽安、大夫和护理员正在外婆的房间里。弗朗西斯听到外婆的咒骂声。当他们把她用疗养院的大轮椅推出来的时候，她变得目光呆滞，胳膊上有一小块棉球。她没戴假牙，脸显得凹陷而与往日不同。玛丽安的胳膊上也贴了胶布：她被她咬了一口。
外婆和护理员坐在车后排，被医生带走了。弗朗西斯目送着她。他想挥挥手，可是手臂垂到了身边。
玛丽安的清洗队在房子里面又刷又洗，清理了很多东西，又把房子通了通风，帮所有老人洗了澡。玛丽安和他们一起干，而且指挥她们做了一顿简单的饭菜。
她只在问东西在哪里的时候才和弗朗西斯说话。
后来她把仆人们打发走，给县政府打了个电话。多拉德太太中风了，她向他们解释。
当福利处的工人们开着学校的班车来接这些老年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弗朗西斯觉得他们也会把他带走。可是他没有被列入讨论的对象。
房子里只剩下他和玛丽安两个人了。她坐在厨房里，双手捂着脸；他出去爬上了一棵酸苹果树。
终于，玛丽安叫他了。她已经把他的衣物收拾到了一个小皮箱里。
“你得跟我走，”她边说边向车的方向走，“上车，别把脚放在座位上。”
他们开着派克德离开了，那辆轮椅还在院子里放着。
这回没有丑闻曝光。县政府的官员说这对于多拉德太太虽然是个遗憾，但她直到最后都把疗养院料理得很好。瓦格特一家保全了体面。
外婆被关进一家私人开的精神疗养院。直到十四年后弗朗西斯·多拉德才接她一起回家。
“弗朗西斯，这是你的姐妹和兄弟。”他妈妈说。他们在瓦格特的书房里。
耐德·瓦格特十二岁，维多利亚十三岁，玛格丽特九岁。耐德和维多利亚互相看了一眼，玛格丽特则盯着地板。
弗朗西斯的房间在仆人们房间的顶上。自从1944年大选惨败以后，瓦格特家就不再雇仆人了。
弗朗西斯在波特·施罗德小学念书，徒步就可以到，而且离瓦格特家其他的小孩上的主教教会学校很远。
最初的几天里瓦格特家的孩子们尽可能地不理他，可是到了第一个星期的周末，耐德和维多利亚到仆人房间这一层来找他。弗朗西斯听到他们在门外嘀咕了几分钟，然后他的房门的把手动了动。看到房门锁着，他们并没有敲门。
耐德说：“开开门。”
弗朗西斯打开了门。他们没理他而是径直到他的衣橱里翻看。耐德打开小柜子的一个抽屉，两个手指夹出他发现的东西：生日时得到的绣着弗朗西斯名字缩写F.D.的手帕，一个吉他的弦枕，一只装着漂亮的甲壳虫标本的药瓶，一本表面有水痕的《棒球乔在世界联赛上》，还有一张签着“你的同学萨拉·黑尔”的纪念卡。
“这是什么？”耐德问。
“弦枕。”
“干什么用的？”
“吉他上的。”
“你有吉他吗？”
“没有。”
“那你要它干什么？”维多利亚问。
“我爸爸曾经用过它。”
“我听不懂他说的话。你说什么？让他再说一遍，耐德。”
“他说那是他爸爸的东西。”耐德拿起弗朗西斯的一块手帕，在里面擤了鼻涕后又扔回抽屉。
“他们今天把小马带走了。”维多利亚说。她在弗朗西斯的小而窄的床上坐下，耐德坐在她身边，背靠着墙，脚踩着被子。
“没有小马了，”耐德说，“没有夏天的湖滨别墅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什么吗？你说呀，你这个小混蛋？”
“爸爸现在老是得病，挣不到那么多钱了。”维多利亚说。“有时候他根本就不去上班了。”
“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舒服吗？你这个小混蛋？”耐德问。“你回答我啊！”
“奶奶说他现在是酒鬼。你明白吗？”
“他不舒服就因为你这张丑巴巴的脸。”耐德说。
“别人不投他的选票也是因为你。”维多利亚说。
“出去。”弗朗西斯说。他转身去开门的时候，耐德朝他背后踹了一脚。弗朗西斯用双手捂住腰。耐德又踢他的腹部。
“噢，耐德，”维多利亚说，“噢，耐德。”
耐德扭住弗朗西斯的耳朵把他拎到梳妆台的镜子前面。
“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耐德拽着他的头发往镜子上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一下猛撞。“这就是他为什么不舒服的原因！”又一下。镜子被撞碎了，沾满了血迹和黏液。耐德松了手，弗朗西斯坐到地板上。维多利亚看着他，眼睛睁得大大的，咬着下嘴唇。他们把他扔在那里走了。他的脸被血和唾沫沾湿了。他的眼睛因为疼痛而流出眼泪，但他没有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