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6)

  有关共产主义,也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教科书上说,到了那时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数都不用数。根据这个道理,那时候的人就该都是数盲。假如不是从小数钱、数冰棍,谁会识数。但是到那时都不识数了,谁来算题?假如没人算题,就没有科学技术,又怎能各取所需?对这个问题我有个天才的答案:到了共产主义也会有人犯错误。对于有错误的人,就不让他各取所需。然后他就会识数。然后就可以让他算题。这只是个笑话,不能当真。因为不识数的人不可能犯错误,错误就是识数,由此堕入了循环定义。

  我做梦都想患数盲症,就像我哥哥当年下乡时做梦都想患一种重病一样。假如我成了数盲,就能躲开柴油机,重新获得我的雕刻刀、画室、彩色毛线等等,要知道我天生就是这么一块料。我哥哥当年想得一种病,则是因为他在乡下吃不饱——要知道他天生是一个饭桶,粗茶淡饭吃多少都不饱,非吃肉不可。我现在就落到了他当年的困境里。我们哥俩都只有一种方法来脱困,就是真的得上这种病。他的病是夏天睡潮地、大冬天只穿运动短裤得上的,虽然有往龟头上抹蛋清等等绝妙的手段,他却不敢尝试。所以他就得了风湿性关节炎,一辈子都好不了,现在住在得克萨斯的沙漠里。而我则只能朝数盲的方向努力改造自己。凭良心说,我一点儿不想争当数盲,只要能做原来的工作就完全满意了。这一点数盲一定能知道。我个人以为,一个人设计的公共汽车是一口老母猪,足以说明他已经无可救药,不一定非要让他完全不识数。但是我也知道,什么人是无可救药,什么人不是,只有数盲才知道。

  我说我做梦都想得数盲症,但是梦醒后会为这些梦感到羞愧。假如我们都得了数盲症,一切都要完蛋。老人们怎么办?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要饿饭了。至于我们自己,也就是中年男人们,倒是不值得同情。因为我们都有数盲症,没饭吃,可以吃鸡鸭鱼肉毒蛇王八。女人们又怎么办?假如所有的男人都浑浑噩噩,世界上就会没有爱情,她们怎么活呀。但是我们自己又没问题——我们按组织上的安排和家属过家庭生活就够了。

  我和我前妻是在速校认识的,速校是一片雪地上三座小楼房。其实那不是雪,而是一片盐碱地。当时的土地盐碱化已经很严重了。楼房前面有几棵杨树,所有的叶子全都卷着。当时的污染也已经很严重了。我在班上又是老大哥(班长),上课时坐在第一排。第一课是扫盲课,我们都是科盲。老师进来我喊起立,发现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女孩子,但是穿了一件极难看的列宁服。所以坐下之后就举手发言道:报告老师,你的衣服很难看——我给你打件毛衣吧。那时候她工学院还没毕业,在速校实习,一看学生都有胡子,心里已经发慌,我的发言又有调戏之嫌,登时面红耳赤。后来她就专拣我来提问,比方说,在黑板上画个根号,问道:老大哥,你看它像个什么?我看了半天,它像个有电的警告符号,故而答道:伸手就死,老师!她又画个积分号,这回不用她问,我就说:这像一泡屎!在她看来,我像个存心捣蛋的浑蛋(其实我不是的,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很真诚),同时我又是她生命里的第一个男人。她决心迎接这种挑战。

  礼拜一早上,接到我前妻的电话。她先问老左床上如何——这话一早上听了十遍了,我听了着实恼火,吼了起来:你们不要这样墙倒众人推!老左怎么了?再怎么她还有点同情心!(其实她是没有的,否则就不会让我摸她那干瘪的乳房,那东西像抹布一样,能够摸透,握在手里呈一束,虎口以上溢出的部分还算有点模样)……我前妻听了以后,叹口气说:是嘛,我没同情心——告诉你,你的事有希望了。这几天你自己当点心。我听了面红耳赤,因为我一直在托她给我办出国手续。这件事难于上青天,但她居然办出了眉目。我覥着脸问,是怎么个情形?她说,电话里不能讲,下班她过来。但是下了班她过来,我既不在家,也不在部里。我坐在个小黑屋里,脑袋上满是血。

  2

  对于一个识数的人来说,自己存在是唯一确定无疑的事。这可以叫做实事求是,也可以叫做无可奈何。假如肯定了有自己,就能肯定还有一个叫做世界的东西,你得和它打交道。承认了这些事,就承认了有所谓无可奈何。你识数,这就是无可奈何。有的声音好听,有的声音不好听;有的东西好看,有的东西不好看;这些都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你是如此的明白,只好无可奈何地去上班干你该干的事。但假如你不明白的话,就可以随心所欲。一般人到了这种境地,就能想到当个领导,但我有另外的主意。我想去美国,和我哥哥、嫂子、我年过八旬的母亲生活在一起。除此之外,还想弄个画室重操旧业。我哥哥隔段时间就托人带一份文件,让我办出国手续。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技术人员出国,因公因私都不可能。我哥哥在电话里说:你干吗非识数不可?这是一种暗示——他一定记得好多年前给我讲过知青装病的事,所以知道我能听懂。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数盲这种病不能装,只能真的去得。而真的去得这种病,我还下不了决心。

  有关不准技术人员出国的事,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前几年还是让我们出国的,但是大家出去了就不回来,简直无一例外。现在的规定是出国前要体检,没有数盲症的男性一概禁止出国。但这是内部规定,明明是没得数盲症,体检证上偏写成三期梅毒,不但出不了国,还要被关进医院打青霉素。那种青霉素是进口的,却是兽用药,杂质很多,打在屁股上浑身都疼,而且发高烧。自从打过了那种针,我就老有点黄疽。因为这个缘故,我再也不敢打这种主意。患了数盲症的领导可以出国访问,这方面大家都服气,人家没有不回来的。这也说明数盲在外国也治不好,得吃救济——外国人抠得很,不肯救济我们的人。女人可以出国,内部也有掌握——年轻漂亮的不成。洋鬼子精着哪,见了年轻漂亮的就娶去做老婆。老左就出过国,但是大家都服气,因为她回来了,并且在床上对我说:还是祖国好。这个女人觉悟高,明明是我对她好,她却记在祖国账上,让人没话讲。我前妻也可以出国,但是要到六十岁以后。不管怎么说,她总是有个盼头,我却是一点盼头也没有。

  我前妻说,我有张卑鄙的嘴,这是全身上下最恶劣的东西。好在还有一件好东西,那就是二等兵王二。她帮我的忙z全是看它的面子。但这话打击不了我。别人有困难都去求傍肩,傍肩也帮助,你说是看谁的面子?只是没有求帮出国的,这事太难。我前妻办出了眉目,不知是怎么办的。这件事她始终不告诉我,后来这事失败了,她也不说当初的眉目是什么。

  现在可以说说“眉目”是怎么没的。接完了这个电话,我就去听报告。要是推个事不去,就好了。“数盲症可不是装的”——报告人又一次引起哄堂大笑时,小徐对我说:装得真像!我就这样回答他。假如不理他就好了。就在这时,在我们身后巡逻的保安员用警棍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引起了短暂的昏迷。这些农村来的小伙子工作很认真,但是下手不知轻重。他们看到我们老笑,已经很气愤了——会场秩序不好要扣他们薪水。小徐也挨了一下,不肯吃哑巴亏,回头就和他们打了起来,登时演成群殴的场面。他们手里有警棍,我们身上也有东西,有的是铁链子,有的是半截水管子,有的是发射橡皮棍的气动手枪,有的是喷射阿摩尼亚的气罐——听大报告时大家都有准备,而且我们的人也不少,除了各机关的技术人员,大企业的人都来了。坐在我们边上的是玻璃公司,那帮家伙对打群架兴趣极大,早就把板凳腿拆下来了。一动手就有人递给我一根板凳腿,我也瞎挥了几下,打倒了几个保安员,自己也挨了几下警棍—年纪大了,身手不灵活——而会计部的小姑娘则是假装劝架时朝保安员的裆下施以偷袭。转瞬之间,就把保安员打得落花流水,大家溃退而出,一哄而散。当然,也得有几条好汉留下来顶缸,否则会有大麻烦。今天的事是因我而起,我留下来。等保安的大队人马来了后,我就带头扔下板凳腿,举手投降。人家看我血流满面,也不好意思再打我。别的投降者,不是真伤员,就是体质单薄者,还在脸上涂了红药水。这正是我们的狡猾处,你要是审问,就说:什么都没干,只是挨了打。所以人家问都不问,直接押去关小号,半平方米的地方塞两个人,是聊大天的好地方。我和一个穿黑夹克的小伙子塞在一起,我看他很面熟。进去以后才知道,是那个穿蓝毛衣的姑娘。等我前妻来放我时,她正坐在我腿上,但这是因为没地方坐。那孩子连忙解释说:大姐,我们是清白的,信不信由你。而我前妻摸了她脸一把说:当然是清白的,可怜的小家伙——快点回去睡觉吧!

  考虑到礼拜一的群架里有人伤得很重,还破了相,想让保安把我放了可不容易。这件事要劳动市长亲自打电话:“你们那里有个王二,是我家属的前夫,如果没什么严重问题就放了吧。”除此之外还有好多治安方面的指示,把保安的头烦得要死。他来开锁时还念念叨叨:什么叫“家属的前夫”。我要承认,这种关系实在古怪。但这还是直截了当的说法,还有人是某数盲的“家属的前小叔子的哥哥”,有人是“小姨子的前姐夫”,不得数盲也搞不清楚。不过这无关紧要,数盲只要知道是和自己有关系就够了。具体是什么,人家并不想弄清楚。对我们来说,这种关系很明白,我们是绿帽子的发放者,他们是绿帽子的接受者。好多人认为这种暧昧的关系,有助于和傍肩间性生活的和谐。我个人不这样想。因为这个缘故,我前妻说我笨。

  我前妻把我放出后,就朝我冷笑。她看我愣愣怔怔的样子,就递给我一面小镜子——那样子很难看,我早知道头破了,但不知流了那么多血。但我还能挺住。她说,你那件事吹了。我听了就晃起来,幸亏她从我兜里摸出了救心丹,塞在我嘴里。后来她带我到医院去处理伤口,出来时更难看了——剃了个阴阳头。我一直觉得昏昏沉沉,回到家就睡了。躺下时,我前妻睡在我身边,醒来时天已大亮,我身上有张纸条,上面写着:1.接着睡;2.今后少惹事,还有希望。希望是指出国的事,我知道原来的希望是打架打没的。我就接着睡了。

  有关保安的情况,需要补充如下:那些人在现在这样的天气里穿着蓝色的棉大衣,戴着藤帽,手持木棍,戴红色袖标,在街上维持秩序。上级说,现在城市治安混乱,警力不够用了,从农村征调保安员进城,是个好办法。但是这帮人来了以后,秩序就更加糟糕,因为他们上了班什么都不管,下班以后什么都偷。除此之外,他们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揍我们——当然,我们也不那么无辜。你要以为北戴河是新兴科技城市,大家都是知识分子,故而只有挨打的份,那就太天真了。我们挨揍多年,早就懂得怎么还手了。

  而我和蓝毛衣的事是这样的:小号里面像个电话亭,架着一块木板,可以坐一个人,另一个只能站着。保安的头头问我,要不要单间。我说,你给我个人做伴吧。这时候黑皮夹克就钻了过来,站在我身边。保安把我们塞了进去,隔着门和我说了会儿话,先说他很公道,是他的人先动手打了我,这是他们的不对,明天就打发那小子回家种地。我说你用不着和那孩子为难,等等。他说这事你不用管,打了别人我不管,可不能打你,什么时候都得敬老——我没理他,知道自己在外人看来已经老了,没有什么好感觉。后来他又说,你们的人用了手扣子,把我的人脸打坏了,你看怎么办。——这是真的,我看见他们的人有脸上受伤的。回去以后要说说:打架不准用利器。但是不能嘴软——我说你公事公办呗,我们都在你手里。送我们去砸碱好了,我们又不是没砸过。——我知道他想让我帮他把使手扣子的找出来,但是我不能这么干。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人交出来。我还说:我脑袋也被打破了,这也得有个说法。他说,送你们砸碱是公安的事,但是告诉你的人小心点,别再落到我们手里吧。这就是说,谁要是落了单被他们逮住,就会被打得稀烂。我说,我会告诉大家的,不过你们也要小心点,有人知道你们都住在承德棒糙山,全村出来干保安,家里只有老人孩子,别以为我们找不到——我这是唬人,其实我们远没有那么坏。他就悻悻地走了。

  这时我才觉得头疼,还有骑在我腿上的这家伙不对劲。那里像地狱一样黑,但是气味不大对。他拉着我的手往皮夹克底下伸时,我以为他是个homo。知道他光板穿着皮夹克时,我说了一句:你不冷吗?后来手伸到胸前,摸着两个圆滚滚的东西,我才大吃一惊:这是什么?你怎么长了这种东西?她哧哧地笑,我听出是蓝毛衣,马上关照她不要高声。一个女孩子到了这里是很危险的。保安员可不是些太监。后来她又拿一个冷冰冰的东西让我摸——是个带锯齿的手扣子。原来就是她用了手扣子!这下把我气坏了,骂道:混账!谁叫你使这东西!她轻描淡写地说:怕啥。我说:你是不怕,今后谁落到保安手里,怕也没用了。她说:哪个乡巴佬敢犯坏,咱们就到村里去抄他的老窝,烧他的房子,这不是你的主意吗。——听着真可怕。这一位可不像红毛衣,不是纯情少女,伸手就拉我的裤子拉锁。我说:学校里就教了你这个?她就说:老生常谈。老大哥,你太老派。后来她又说,有一种传闻,说我是个gay,看来是真的。我说放屁,我要不是后脑勺正在流血,准能表现出男儿本色。后来她拿手绢给我捂着伤口,就这样聊起天来,直到我前妻知道了消息,赶来把我们都放出来。她把我腿都坐麻了,半天不能走路。要是个男的,还可以轮轮班。下回关小号可不能挑女的。昨天的事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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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和保安员打架的事,还有些可以补充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和保安员都是诚实的人,都在尽自己的本分。我们在诚实地劳动:设计各种东西;他们也在诚实地劳动——监视我们。我们觉得他们的监视十足可恨,他们觉得我们不老实十足可恨,所以就经常打架。结果是双方都常有人受伤住院。数盲十分公允地决定:不管谁受了伤,不能报销医药费,不能上班算旷工,结果是越打越厉害。这一回保安有好几个人被打断了鼻梁,他们肯定不甘心,想要从我们身上捞回来。作为老大哥,我要时时刻刻提防在心。假如蓝毛衣是男的,我会毫不客气地揍他一顿。但是对女孩子不能这样办。再说,她不归我管。她在我们这里是客人。

  在聊天的时候,有人说假如没有保安就好了。世界上只剩下了三种人:我们、数盲、傍肩,生活会愉快得多—我们干我们的工作,数盲发他们的昏,傍肩居间调和。这种建议当然是居心叵测——没有保安,我们会把数盲都吃下去,连骨头渣都不剩。如果把傍肩们画掉,那就不成个世界。如果世界上没有数盲,我们就会和保安爆发战争——要知道他们恨的就是我们。这场战争胜负难以预料,我们狡猾,会制造各种武器,保安人多,他们在村里有大量的预备队。就算我们获胜,中国人口也是百不存一。算来算去,只有我们可以画去。钩去我们,顶多中国倒回中世纪。那时的技术水平可以养活三亿人——这也不可怕,饿死一些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