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此刻阅读的篇章，探讨的是你脸上的文字。
——埃及的尼亚齐
要进入《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一书的第三部之前，卡利普先给自己煮了一些浓咖啡。为了让自己保持清醒，他走进浴室用冷水洗了把脸，但刻意避免看镜子。他端着咖啡回到耶拉的书桌前坐下，兴致昂扬，颇像一个高中生准备动手破解一个长久以来无人能解的数学难题。
乌申绪认为，由于拯救全东方的救世主将要降临在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土耳其的领土上，那么，重新发掘失落之谜的第一步，便是研究人脸上的线条，以及1928年改革后土耳其语的二十九个拉丁字母，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套对照关系。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根据暧昧不明的胡儒非著作、拜塔胥地区的诗文、安纳托利亚的民间艺术、原始胡儒非村落的遗迹、托钵僧小屋和帕夏宅邸内所画的图案，以及上万幅书法碑文，得出推论，他并且举例解释，有些字的发音在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转换为土耳其文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价值”。接着，他以一种令人敬畏的自信，在人们的照片上一个一个指明并标示出这些字母。不过作者也指出，一个人就算看不出这些拉丁字母，也能正确地读出其中的意义。卡利普看着照片中的脸，打了一个哆嗦，很像他刚才翻看耶拉柜子里的照片时的感觉。他翻过一页页印得很糟的图片——下方说明他们是法兹拉勒、法兹拉勒的两位继承人、“鲁米的肖像，复制自一幅细密画”，以及我国的奥运摔跤金牌选手哈密·卡普兰——接着他赫然发现一张耶拉在1950年代所拍的照片，让他大吃一惊。和书中别的图一样，这张照片也被标上了字母，用箭头指出对应的位置。在这张耶拉年约三十五岁的照片中，乌申绪注意到鼻子上有个U，眼睛周围有个Z，整张脸上有个歪斜的 N。卡利普匆匆浏览过整本书，发现书后还附了几张照片，分别是一些胡儒非大师、有名的阿訇、几个曾有过濒死经验的人，以及一些“面孔充满深邃意义”的美国电影明星，像葛丽泰·嘉宝、亨佛莱·鲍嘉、爱德华·罗宾逊，和贝蒂·戴维斯，还有几个著名的刽子手，和耶拉年轻时代曾追踪报道过的某些贝尤鲁地头蛇。作者接下来表示，脸孔上标示出的每一个字母，都透露着两层独立的意义：一层是字母本身的单纯意义，一层是从面孔衍生出的隐含意义。
一旦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一张脸中的每个字母都有其隐含意义，指向某种概念，乌申绪认为，接下来毋庸置疑地，由这些字母所组成的每个词汇，也都一定含有一个隐藏的第二层意义。如果一个人能把这第二层意义用不同的句子和不同的字眼来表达——也就是，用不同的字母来组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次“阐释”，将会产生出由第二层意义所衍伸的第三层意义，然后再由第三层衍生出第四层，绵延不绝，无穷无尽，呈现一段无限延伸的隐含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对应到彼此相通的街道网络——人的脸和地图非常相似。读者用他自己的方式，利用他自己的量尺，试图解开人脸上的字母之谜，他其实和一个旅人没什么两样。一个旅人漫游于他从地图上所见的街道，将会慢慢发掘到城市之谜（这个谜，当它被发掘后反而变得更为广泛，当它变得更为广泛之后又显得更为昭然），无论在他所选择行走的大街小巷里，或在他所攀登的阶梯上，他都能察觉到谜的踪迹。逐渐深陷于谜中的读者——殷切期盼的读者、隐忍受迫的读者、贪恋故事的读者——将会发现，在那个让他们流连忘我的地方，“他”，等待已久的救世主，是如此地显而易见。在生命和文本之间的某处，也就是在脸孔与地图交会的那一点，配备着钥匙和解密表的旅人，将会从城市里和符号中接收到救世主的信息（如同苏菲神秘之道的信徒），从此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就像路标替旅人指路，乌申绪像孩子般兴高采烈地比喻道。因此，依照乌申绪的说法，问题在于，一个人必须能够看出救世主置放在生命和文本中的符号。据他所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自己摆在救世主的位置，预料他会如何行动。我们得像是在下棋一般，猜测他会走的步数。接下来乌申绪说他要与读者一起来预测，因此他先要求读者设想，什么样的一个人，有能力随时随地吸引一大群读者。“比如说，”他立刻补充，“一位专栏作家。”不管是在渡轮、公交车、共乘小巴上，还是咖啡馆和理发店里，专栏作家的文章随时被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人阅读。若说什么人有渠道可以散布救世主的秘密讯息，指引我们方向，那么专栏作家正是极佳人选。对于那些没兴趣探索神秘的人而言，这位专栏作家的文章只有一层意义：表面的明显意义。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等待着救世主的人而言，他们很清楚解码的公式，所以也能够借字母的第二层意义，读出文章的隐藏含意。这么说吧，假设救世主在文中置入了这么一个句子：“我从外头审视着自己，心中一边想着这些事情。”普通读者会觉得它的字面意思有点奇怪，但那些知晓文字之谜的人，立刻就会猜到，这句话或许正是他们期盼中的特殊讯息。在随身携带的解密表的帮助下，他们即将展开一场冒险，迈向一个全新的旅程，进入一段全新的生命。
乌申绪著作中的第三部分是“谜之发现”，这个标题透露出，这部分并不只重新发掘对于谜的“概念”——当初就是因为失去了这个“概念”，迫使东方相对地臣服于西方——此篇也教导世人如何找出救世主置放在文本中的话语。
接下来，乌申绪分析爱伦坡的“关于秘密写作的二三事”，并讨论文章里提出的解码公式。他指出，把字母重新排列组合的方式，最接近苏菲神秘大师哈拉智所使用的密码通信，也最接近救世主将会采用的形态。接着，在书的最后，他突然发表了一项重要的结论：所有解码公式的起点，都必然是每个旅人自己脸上所找到的字母。任何人若想走上这条道路，建立起一个新的宇宙，他的第一步必须从发现自己脸上的文字开始。读者手中的这本小书，便是一本指南，教人如何找寻那些文字，但对于开启奥秘的解码公式之研究，终究只算得上一篇导论而已。把文字放入文本中的工作，想当然，是保留给将如太阳般升起的救世主。
不，卡利普心想，这里的“太阳”指的是鲁米被杀害的挚爱，大不里士的贤姆士，因为贤姆士在阿拉伯文的意思是“太阳”。他扔下书，准备起身到浴室里好好看一看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念头从他心里闪过，却顿时转化为清晰的恐惧：“耶拉不知道几百年前就已经看出我脸上的意义了！”小时候和青春期时偶尔会出现的宿命感涌上他心头，一种一切都已结束、终了、永远无法挽回的觉悟——当他做错了什么事、变成了别人、受到了某种神秘所污染的时候，这种感觉便会油然而生。“从现在起，我是另一个人！”此刻卡利普告诉自己，仿佛是一个小孩在玩一场熟悉的游戏，也好似一个人踏上了不归路。
凌晨三点十二分，公寓和城市笼罩在惟有这种时间才会有的寂静中——不只是静，而是静的感觉，因为附近的暖气炉或远方船只上的发电机，传来一阵微弱的呼呼声，隐隐刺入他耳中。虽然他决定时机已经成熟，该要踏上新的路途了，但他仍希望能在动身之前，再多流连一会儿。
然后他猛然想起一件事，过去三天来他一直刻意忘掉它：如果耶拉再不想办法寄出一篇新文章，他的专栏马上就要开天窗了。多年来报纸第二版的专栏从不曾缺席，卡利普不愿意去想像那里出现一片空白的样子——空白似乎意味着如梦和耶拉再也不可能藏匿在城市的某处，谈笑等待着他。他一边读一篇随手从柜子里抽出来的专栏，一边想：“这我也写得出来！”毕竟，他手中就握有配方。不，不是三天前编辑室里的老专栏作家们给他的配方，而是别的。“我熟悉你所有的作品和你的一切。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最后一句话他几乎要脱口而出。他又随便抽出另一篇文章往下读，然而也称不上是阅读，他在心里默念文中的字句，专注于某些字词的第二层意义上。他意识到，越是仔细地阅读，他就越接近耶拉。毕竟，阅读一个人的作品，难道不就是在一点一滴地撷取作家的记忆吗？
现在他已准备去照镜子，察看自己脸上的文字。他走进浴室，看了一眼。接下来，事情发生得飞快。
很久之后，过了好几个月，每当卡利普在书桌前坐下来写作时，置身于满屋子三十年前景象的物品之中，他总会想起自己第一眼看到镜子的剎那，然后心头便会浮现那个词：恐惧。不过，他第一次照镜子是带着好玩的兴奋，当时还没有感受到这个词带给人的毛骨悚然。那时，他感受到的是茫然、空虚和麻木。那时，借着一颗灯泡的光线，他看见镜子里的自己的脸，就像看见三天两头就出现在报纸上的总理或明星的脸一样。他端详自己的脸，但并不是刻意要解开什么秘密，或是要破解多天来绞尽脑汁无法拆解的暗语密码。相反，他把它看作是一件穿了很久习以为常的外套，或是一个平凡乏味的冬季清晨，或是一把他视而不见的旧伞。“以前我是那么地习惯自己，以至于从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脸。”事后，他这么想。然而漠然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太久。一旦他能够用观看乌申绪书里的脸同样的方法，观看镜子里的自己时，他立刻察觉到文字的影子。
他注意到的第一件怪事是，在他眼中，自己的脸竟然就像一张写了字的纸——像一块碑文，刻意把符号呈现在他人面前。关于这点，一开始他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好不容易才分辨出眼睛和眉毛之间几个明显的字母。很快地，这些字变得如此清晰，使他不禁怀疑过去为什么从没意识到。当然，他也想过，眼前所见其实只是刚才看了太久标着文字的照片所留下的残影——是一种视觉的幻象，或某个幻术游戏的一部分。但每一次他撇过头，再转回面对镜子，都能看见那些字仍在同样的位置。这些字母不会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像是儿童杂志里的“形象与背景”图片，第一眼看见树的枝叶，再看一眼则发现枝叶间躲着贼。他们就躲在他每天早晨心不在焉地刮胡子的脸部地形中，在眼睛、眉毛里，在胡儒非信徒坚持称放置alif的鼻子处，在他们称之为面部范围的球形表面上。如今要读出这些文字似乎不再是件难事。难的是不去注意它们。卡利普试图忽视它们，想要摆脱这附着在脸上的可怕面具。刚才在翻阅胡儒非艺术和文学作品时，他谨慎地把鄙夷的态度藏在心中一角，现在他努力唤醒它，希望能再度点燃怀疑的心态，重新质疑所有与脸上文字有关的事情；希望能斥之为无稽之谈、幼稚把戏。然而，他脸上的线条和弯曲却是如此清晰地勾勒出这些字母，让他没办法从镜子前掉头就走。
就在这个时候，日后他称之为恐惧的感觉猛然袭来。但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他是那么不设防地瞥见脸上的字母，以及字母所组成的文字，以至于他始终无法清楚解释，究竟自己突然被恐惧所攫，是因为自己的脸变成了一张标满符号的面具，还是因为他察觉到这个字的寓意有多么骇人。这些字母所显露的秘密，卡利普将会通过其他全然不同的词汇来记住，用它们写出真相——那些他心知肚明却力求遗忘、牢记在心却自以为不记得、曾经钻研过却没有背下来的真相。而如今他在自己脸上确切地读到它们，不含半点怀疑的阴影，他才意识到一切其实都很简单易懂。他所看见的，他早就知道了，无须惊诧。或许他之所以会有日后称之为恐惧的感觉，是由于真相太过于简单明了。在某方面，就像是人类心灵中与生俱来的双重视觉，一个人在看见桌上一只高脚水杯时，能以超自然的眼光将之视为一项不可思议的奇迹，同时又把它当作平常可见的普通杯子。
等卡利普确认了自己脸上的文字并非不知所云，而是一针见血后，他离开镜子，走进走廊里。现在他明白自己的恐惧来自文字本身的意义——放在那里的路标指向何方——而不是因为他的脸变成了一张面具、变成了别人的脸，或者变成了一个路标。毕竟，依照这场精巧游戏的规则，每个人脸上都有文字。在走廊的柜子前，他弯下腰朝柜子里望去，忽然体内一阵剧痛，他是如此想念如梦和耶拉，痛得几乎直不起身。仿佛他的身体和灵魂听任他为自己不曾犯下的罪行受苦；仿佛他的记忆里只存有失败和毁灭的秘密；仿佛所有过往的悲伤回忆，纵使每个人都已经快乐地遗忘，仍留伫在他的记忆中，压在他的肩头。
日后，当他试图回想在照了镜子后的三到五分钟里，自己做了些什么时——由于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他将会记起那一刻，自己站在走廊的柜子前，旁边的窗户敞开通往黑暗的通风井。刚才在浴室里，当他第一次感觉到“恐惧”时，他呼吸困难。他关掉电灯，摸黑离开镜子，冷汗在额前结成水珠。有一剎那，在走廊里，他想像自己可以再回去立在镜子前，打开灯，然后扯下那张薄薄的面具，像是掀开伤口的结痂；这么一来，他想自己将不再有能力从面具下的脸上，读出任何文字的隐藏意义，同样地，他也不再能够从普通街道、寻常广告牌和塑料袋上的文字和符号中，找到任何秘密信息。但是接着，他从柜子里抽出一篇耶拉的文章，集中精神阅读，想借此压过心底的疼痛。可他早已熟知内容了，他熟知耶拉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就如同是他自己写的一样。他试图想像自己瞎了，或者他的瞳孔变成挖空的大理石洞，嘴巴变成一扇炉门，而鼻孔是生锈的螺丝洞。往后他也常这么想像自己的脸，但每次想起，他就明白耶拉也见过那出现在他心中、眼中的文字，耶拉知道有一天卡利普也会看见它们，他们其实一直互相勾结着在玩这场游戏。但他将永远无法肯定，当时的自己，是否曾有能力把一切想个透彻。他觉得自己无法呼吸，也哭不出来，即使他很想。一声痛苦的呻吟从他的喉咙里窜出，他的手不知不觉地伸向窗户拉柄，他想看看外头，看看黑暗的通风井，看看曾经是天井的空洞。他觉得自己像个孩子，扮演着某个人，一个不认识的角色。
他打开窗户，身体探入黑夜中，用手臂支着窗架，把头伸进无底洞似的通风井里：一股恶臭升起，气味来自堆积了半世纪的鸽子粪、人们倾倒的各种垃圾、建筑的污垢、煤烟、泥巴、焦油和绝望。人们把所有想要忘记的东西全丢了进来。他很想冲动之下跳进这团永劫不复的虚空，跳进这段已从旧房客的记忆中彻底磨灭的往事，跳进这片耶拉长年来以文字耐心建立的黑暗——耶拉把井、奥秘、害怕等主题，全部编织到文字中，恰似在填写华丽的宫廷古诗。但卡利普只是瞪着这一团黑暗，像个醉汉似的回想。他与如梦共度的童年，与这股气味密不可分。这股气味也塑造了他的过去，那个天真无邪的孩童、那个善良的年轻人、那个对妻子心满意足的丈夫，和那个居住在奥秘边缘的平凡市民。他的心底深处，升起了想与如梦和耶拉在一起的渴望，如此强烈，他几乎要失声大叫。他的身体像是被撕开了一半，被带到某个遥远而黑暗的地方，像是在梦里，而只要他能够放声大喊，大哭大叫，就有办法逃离这个圈套。但他只是瞪着无底的黑暗深渊，任凭雪夜的潮湿冰冷刺着脸。就这样过了很久，他感觉这些日子以来他独自背负的痛苦得到了分担，可怕的事情逐渐可以理解，而这一连串挫败、悲惨和毁灭，其中的秘密，也变得有如耶拉的一生一样清晰——过程中的细节耶拉早已安排好了，只为引诱卡利普掉入陷阱。在那儿，挂在窗口，他面对着底下的无底深渊，凝视良久。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陡然意识到自己的脸颊、脖子和额头已冷得快冻僵了，于是他缩回身子，关上窗户。
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极为自然、简明、顺畅。从走廊回到客厅后，他在一张安乐椅上躺下，休息片刻。接着他把耶拉的书桌收拾整齐，把文件、剪报、照片放回原本的箱子里，再把箱子放回柜子中。他不仅把过去几天来弄乱的东西打扫整洁，也整理了耶拉满屋子到处乱丢的杂物。他倒空烟灰缸，清洗杯盘，推开紧闭的窗户，让公寓里的空气流通。他把脸洗干净，替自己再煮了一杯浓咖啡，把耶拉的沉重旧雷明顿打字机放在整理擦拭过的书桌上，然后坐了下来。耶拉平常用的草稿纸收在书桌抽屉里，他拿出一张白纸，塞进打字机里，二话不说便开始写作。
事后，当卡利普审视自己在天亮前完成的作品时，他会发现，不但写得相当恰当、必要、合乎逻辑，而且他也记得自己在下笔时的明快利落。他坐着连续写了将近两个小时。感觉到如今一切都步上轨道，面对干净空白的纸张，他热切而兴奋地写着。打字机的声响，与他脑中一首古老熟悉的旋律融合共舞。每按一个键，他就越发明白，现在所写的其实是自己早已知道且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偶尔，他得慢下来，略为思考用字遣词，尽管如此，他下笔仍如行云流水，字句随着思想奔流——正如耶拉所说：“没有半点勉强。”
第一篇文章他这么起头：“我对着镜子阅读自己的脸。”第二篇文章则是：“我梦见我终于变成自己多年来渴望成为的人物。”在第三篇文章里，他则叙述了几则贝尤鲁的老故事。写完第一篇后，他下笔极为顺畅，甚至带着一丝深沉的哀伤与希望。他有信心将他的文章安插入耶拉的专栏。他把三篇文章都签上耶拉的名字。耶拉的签名，高中时他曾在笔记本背后模仿过不下千万次。
天亮了，垃圾车驶过街道，垃圾筒敲撞在人行道上发出匡啷声响。卡利普翻开乌申绪的书，再次审视耶拉的照片。另一页某处有张模糊退色的照片，底下并没有标出人名，卡利普猜测这一定就是作者本人。他仔细阅读作者写在书前的自传，计算出他被牵扯进1962年的流产军事政变时的年纪。考虑到他是以中尉的身份前往安纳托利亚，并且有机会目睹哈密·卡普兰出道头几年的摔跤比赛，因此乌申绪必然和耶拉年龄相仿。卡利普再一次翻出1944年和1945年的军事学校毕业纪念册，从头开始搜寻。他遇到好几张照片，都可以是《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中那张不知名面孔在年轻时候的样貌，但是那张退色照片中最显眼的特征，光头，却被毕业纪念册中年轻军校生的军帽给藏住了。
八点三十分，卡利普穿上外套，把三篇专栏折起来放进口袋里，然后像一个赶着上班的父亲，匆忙走出“城市之心”公寓，越过马路走向对街的人行道。没有半个人看见他，就算有，大概也懒得叫住他。空气清新，天空是冬日的蓝，人行道上覆着积雪、冰片和污泥。来到骑楼后，他停了下来，那儿有一家名叫“维纳斯”的理发店，就是以前每天早上到家里来替爷爷修面的理发师开的，后来他和耶拉也经常光顾。骑楼底有一家锁店，他把耶拉的公寓钥匙留在店里请人备份。他向转角的书报摊买了一份《民族日报》，然后走进耶拉平常吃早餐的“牛奶公司”布丁店，点了蛋、奶油、蜂蜜和一杯茶。他边吃早餐边读耶拉的专栏，心里却想着，当如梦的推理小说中的侦探终于从一堆线索中归纳出一条重要的假设时，他们的心情一定就如同此刻的他。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发现了破案关键的侦探，满心期待要用这个线索来开启更多新的门。
耶拉的专栏是他星期六在《民族日报》办公室的档案夹中所看到的最后一篇存稿，和其他几篇一样，之前也已经刊登过了。卡利普甚至不打算去解析文中的第二层意义。吃完早餐后，站在等待共乘小巴的队伍中，他想起了从前的自己，以及那个人一直到最近之前所过的生活：每天早晨，他会在共乘小巴上看报纸，想着傍晚就可以回家，并幻想着自己的妻子正在家里的床上熟睡。泪水溢满他的眼眶。
“到头来，”当共乘小巴行经多尔马巴赫切皇宫时，他心里想，“要领悟到一个人变成了另一个人，其实就是必须要相信，这个世界彻头彻尾变了样。”共乘小巴车窗外，他所见到的，并不是他习以为常的伊斯坦布尔，而是另一个伊斯坦布尔，其中的神秘他不久前已经知晓了，也将会纪录在纸上。
报社里，编辑与各部门长官正在开会。卡利普敲敲门，稍候片刻，然后走进耶拉的办公室。自从上次来过后，房间里的书桌或任何地方，都没有丝毫变化。他在桌子前坐下来，随便翻了翻抽屉，看到过期的开幕酒会邀请函、各式各样左翼或右翼政治组织寄来的报刊、上一次看过的新闻剪报、纽扣、领带、手表、空墨水瓶、药丸和一副他之前没注意到的墨镜……他戴上墨镜，离开耶拉的办公室。走进编辑室，他看见那位好辩的老涅撒提正在桌前工作。他隔壁的椅子是空的，上一次综艺作家就坐在那个位子。卡利普走上前，坐下来。“你记得我吗？”过了一会儿，他开口问老人。
“我记得！”涅撒提头也不抬地回答。“你是我记忆花园中的一朵花。‘记忆是一座花园。’这句话是谁写的？”
“耶拉·撒力克。”
“不对，是波特佛里欧写的，”老专栏作家抬起头说，“由伊本·佐哈尼翻译，收录在他的经典版本中。耶拉·撒力克从里面偷来的，一如往常。就好像你偷了他的墨镜。”
“这是我的墨镜。”卡利普说。
“这说明墨镜就像人一样，是在彼此的形象中创造出来的。把它交出来！”
卡利普摘下墨镜，递过去。老人略为检查了一下后，戴上墨镜，看起来就像耶拉在专栏中描写的五十位贝尤鲁传奇老大之一：那位和他的凯迪拉克一起消失的赌场兼妓院兼夜总会老板。他神秘地微微一笑，转头面对卡利普。
“难怪有人说，你应该偶尔透过别人的眼睛来看世界。惟有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明白世界和人类的秘密。你猜出这是谁的话了吗？”
“乌申绪。”
“差得远了，”老人说，“他笨得要死，他是那些蠢蛋之一。你是在哪里听到他的名字的？”
“耶拉有一次告诉我，那是他用了很多年的化名之一。”
“这说明当一个人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他不只会否认自己的过去和作品，还会宣称是另一个人。不过，我无法想像我们精明的耶拉先生会变得如此精神错乱。他一定有什么计谋，才会这样大剌剌地撒谎。乌申绪恰巧是一位真实存在的人物，有血有肉。他是一位军官，二十年前曾用信件轰炸过我们报社。我们好心地在读者来信专栏里刊登了一两封他的信之后，没想到他竟跑到报社来，大摇大摆地好像他是这里的员工似的。然后，突然之间，他又不来了。接下来的二十年中，再也没有人看过他的踪影。就在一个星期之前，他又现身了，脑袋秃得像颗瓜。他说他是一个仰慕者，大老远来到报社只为见我一面。可悲的家伙，满口都是即将出现的预兆。”
“什么预兆？”
“少来了，你很清楚是什么预兆。难不成耶拉没向你透露过？时机已经成熟了，你要知道！一大堆什么预兆出现的屁话。就在外头大街上：审判之日、革命、东方的解放，诸如此类。”
“前几天耶拉跟我聊到你，也有关于那个主题。”
“他躲在哪里？”
“一时想不起来。”
“他们关在编辑室里密谈，”老专栏作家说，“要是你那耶拉大叔再不赶快交篇新作品来，他们就准备叫他滚蛋。告诉他是我说的：他们打算把第二页中他的版面给我，不过我会拒绝。”
“前几天耶拉提到你的名字，语气中充满了感情。他讲到关于你们两人在1960年代初期被牵扯上的军事政变。”
“谎话连篇。他背叛了政变，这是为什么他恨我、恨我们其他人的原因。”戴着墨镜的老专栏作家说，墨镜在他脸上丝毫没有不搭调，此刻他看起来更像个“大师”，而不是个贝尤鲁大哥。“他出卖了政变行动。当然，他不会告诉你事实如何，反而会宣称是自己把一切组织了起来。不过，老样子，你的耶拉叔叔总是等到每个人都已经相信事情会成功后，他才加入。在那之前，当安纳托利亚从南到北的读者群逐渐被组织起来时，当到处都在传递金字塔、宣礼塔、共济会的符号、独眼巨人、神秘罗盘、蜥蜴、塞尔柱圆顶的照片、做了标记的白俄罗斯纸钞、野狼的头等等时，耶拉却是在搜集读者的照片，像个小孩搜集电影明星照片似的。今天他发明了假人屋，明天他又开始滔滔不绝讲什么半夜的窄巷里有只‘眼睛’在窥视他。我们猜他大概是想加入我们，所以我们同意了。我们想他会利用自己的专栏为理念服务，说不定他还能吸引到一些官员，发挥一点吸引力！当时有许多狂热分子和游手好闲的人，像你的乌申绪那一类的人，而耶拉首先做的事情就是紧箍住他们的脑袋。接着，他运用密码程序、文字游戏，与另一群可疑人士建立起联系。等玩够了这些联系之后，他便自认为取得了胜利，开始争夺革命结束后自己想要的内阁职位。为了增加谈判的本钱，他坚持说自己与许多人保持密切接触，比如托钵僧教派的余党、等待着救世主的群众，以及自称得到那些流亡葡萄牙或法国的奥斯曼王子们口信的人。他宣称收到一些神秘人士的来信，还保证要拿给我们看。他表示有多位帕夏和教长的继承人到他住处拜访，留给他写满秘密的手稿和遗嘱，甚至三更半夜会有奇特人物到报社来找他。这些人全是他捏造出来的。与此同时，我企图戳破这家伙的谎言。他大放厥词，说自己已被内定担任革命结束后的外交部长职位，可是他连半句法文都不会讲。那段时间，他发表了一篇评论，内容是几则关于他证明了某位争议性传奇人物存在的故事，满纸荒唐，充满了先知、救世主、天启，最后总结出有一项阴谋正在酝酿，而它将会揭发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我坐下来，写了一篇专栏披露事实，内容引述了伊本·佐哈尼和波特佛里欧。好个孬种！他马上脱离我们，加入别的组织。传言指出他会在天黑后变妆易容，假扮成他编造的故事角色，以向他的新朋友们证明这些人物真的存在。有天晚上，他出现在贝尤鲁某家电影院门口，装扮得既像救世主又像征服者穆罕默德苏丹，对着等看电影的群众布道，宣扬说全国人民都必须换上别的装束，过另一种生活：眼看美国电影已经变得和本国电影一样无药可救，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去模仿他们，也不会有任何出路。很明显地，他企图煽动看电影的群众反对叶西坎电影街上的电影制作人，从而跟随他的领导。那个时候，就和今天一样，等待救赎的，并不是只有耶拉在专栏里常常提到的‘悲惨的小布尔乔亚’——那些贫民窟里的居民，以及住在伊斯坦布尔暗巷里的破烂木头房子的人——而是土耳其全国上下全都在等待一个‘救主’的到来。人们也一如往常诚挚和乐观地相信着，倘若发生一场军事政变，想必面包将会便宜些；如果把罪人全送上绞架，那么通往乐园的大门就会开启。然而，多亏了耶拉先生对于支配群众的狂热和贪婪，不同派系的政变策划者彼此起了内讧，这场军事政变于是夭折。那天夜里动员的坦克车并没有驶向广播电台，反而调头返回了兵营。结论：你自己也看得出来，我们仍旧茫然不知下一步在哪儿。在欧洲人的羞辱下，我们只好设法偶尔投投票，这么一来我们才能面无愧色地告诉来访的外国记者，现在的我们就跟他们一样。但这也并不表示人民从此不再企盼救赎。我们的确另有出路。假使英国电视台当初没有找你的那个耶拉，而是希望和我聊聊的话，我可以告诉他们东方如何在未来千万年后依然幸福长存的秘诀。卡利普先生，孩子，你的堂哥耶拉是一个可悲的、有缺陷的人。为了要做自己，我们不需要像他那样，在衣柜里装满假发、假胡子、传统服饰和奇装异服。马哈茂德一世每天晚上都微服出巡，但猜猜看他穿些什么？他只是把苏丹的包头巾换成了毡帽，再拿一根拐杖，就这样！没有必要每天晚上花个把钟头化妆易容，穿上奇怪而俗丽的服装，或是乞丐的破衫。我们的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而不是一个零零散散拼凑的世界。在这个领域里，确实存在着另一个领域，但它并不是隐藏在表象和布景之后，像是西方世界那样。所以，我们不需要拉开布幕，胜利地展现隐藏的真相。我们这个含蓄的宇宙无所不在，它没有中心，也没有标明在地图上。但那正是我们的奥秘，毕竟，要理解它是无比地困难。必须经历一次严峻的考验。我问你，我们之中，能有几个具备真胆识的人，知道他们自己便是整个宇宙，而自己所寻找的谜就存在于这个宇宙中？整个宇宙便是正在寻找谜底的自我？只有当你有此等领悟后，才够资格变妆成另一个人。我和你那耶拉大叔惟一共同的情感在于：我和他一样都很怜悯我们可怜的电影明星，他们既不能做自己，也当不了别人。不仅如此，我更怜悯我们的国家，竟然去认同这些明星！土耳其原本可以得到救赎的，甚至全东方本来都可以。然而，是你那位大叔、你的堂哥耶拉，为了个人的私利把我们出卖了。如今，他被自己亲手造就的结果给吓坏了，躲起来，带着他的一柜子衣服。他干吗要躲起来？”
“你很清楚，”卡利普说，“街上平均每天发生十到十五起政治煽动的谋杀案。”
“那些不是政治煽动而是心灵促成的暗杀。此外，就算假苏菲教徒、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假法西斯分子互相残杀，又关耶拉什么事？已经没有人对他感兴趣了。他这样躲起来，等于是发出了死亡的邀请，引导我们相信他是一个重要到值得被暗杀的人物。在民主党的全盛时期，我们曾经有一位温和有礼、专写耸动故事的作家，后来过世了，他以前每天用化名写信给检察官，控告自己，为了让自己可以被起诉，而吸引大众注意。这还不够，他甚至还宣称写那些控诉状的人就是我们。你懂了吗？耶拉先生通过自己的记忆，窃取了自己的过去——他和这个国家惟一仅有的联系。难怪他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来了。”
“是他派我到这里来的，”卡利普说着从口袋里拿出文章，“他请我帮他交新的专栏。”
“我们来看看。”
老专栏作家连墨镜都没有摘下就直接读起了三篇专栏，一旁的卡利普注意到桌上摊着一大本阿拉伯文书，是夏多布里帛的《墓中回忆录》。老作家朝一个刚从编辑办公室走出来的高个子挥挥手，召他过来。
“耶拉先生的新专栏，”他告诉对方，“老样子，就是喜欢出风头，老样子……”
“我们马上送去排版，”高个子说，“我们才在考虑要重登一篇旧文章。”
“往后一阵子都会由我来替他送新稿子。”卡利普说。
“搞失踪的用意何在？”高个子男人说，“这几天有一大堆人在找他。”
“显然，他们两个人夜里会假扮成别人出门。”老作家说，用鼻子指了指卡利普。等高个子男人微笑着离开后，他转身面对卡利普。“你将返回鬼影重重的街道，对不对？回到宣礼塔倾圮的清真寺、废墟、空屋、废弃的托钵僧修院，穿上奇装异服，戴上面具、这副墨镜，找寻肮脏的勾当、诡谲的秘密，在骗子和毒枭之中搜寻鬼魅，对吗？卡利普先生，孩子啊，自从我上次见到你后，你变了很多。你的脸色苍白，眼窝凹陷。你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伊斯坦布尔的夜晚无止无尽……罪恶的幽魂让人难以成眠……你说呢？”
“我只想拿回那副墨镜，先生，然后离开这里。”